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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号 京公网安备14号.你是归人，不是匆匆过客——给龙应台的E-mail
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只好以您来代替。我不知道您能否在离开西安之前看到我的这封E-mail。在某种意义上，西安其实并不大，仅此一“城”而已。在媒体无限发达的今日，知晓一个人的行踪和消息容易，但是具体到对话也许会更难。拜读您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只有两篇，分别是最近《南方周末》刊登的那两篇文字，还有一篇对您的专访，这样如此小的阅读量好像是不成体统。尽管如此，我仍从这两篇文字里面体会到一种“笔底波澜”的文字力量、领略到一种内心砉然明朗的感觉。如果历史长卷是由一部部巨著，那么一篇篇随时间而产生的文字，则是这部巨著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构筑部分，因为它有一种“俯瞰人间”的高度，犀利地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像严谨医生手中那把手术刀，剖析着事情表面下所掩藏的种种微妙元素。通过媒体的采访，我认为，在您三年台北文化局政务官的任职中，“让文化走进巷子”应该是您最满意、或者说是最费心去做、去实现的活动，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您认为的“文化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您的一篇文字中，您对台北的广场文化活动进行了一些生动的描述，你文字下的广场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公共演出热火朝天，一派歌舞平、喜气洋洋的气象。但是，在最后您尖刻的提到：除非广场上有市民们自己组织的文艺活动、有自由参与的活动时，才能算是真正属于人们的广场文化，广场的意义才能突破现任行政长官们政绩意识。而且，对于南方周末的记者这样的提问：“相对于北京、西安等中国古都来说，台北的文化好像更中国你怎么看待，你怎么看待”。而您的回答就是：对于在传统文化的保留上，台北做更出色。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认为，我相信别人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答案，因为我认为一个仅相当于内地中等省份大小的台湾，有柏杨、李敖、龙应台等一批激荡人心、祛除旧习、秉性率真的大家；有余光中、林清玄、三毛、琼瑶、刘墉、古龙等等给无数人以心灵遐想、慰籍的作家；有张惠妹、周华健、罗大佑、齐豫、F4等等红遍亚洲的歌手和演员；还有诸如ACER、积电、大霸、统一、康师傅等等巨型企业。当然，还有议员当众打架、选举会上暴露的种种丑闻和一些虚妄的各种主义；还有据说是世界上密度最高的书店城市 …….我一直都未想透过，这片土地，它究竟拥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这多元文化的集合。比起西安来说，我更喜欢台北这样的城市，尽管它经历多次战乱和历史事件，所能标榜它形象的具体物件（譬如历史建筑）已经少之又少。“比北京、西安更中国味的现象”出现在台北，我认为就是台湾一直以来的文化延续性，以及您提到“文化进巷子”中所具有的强烈象征意义的：文化的市民性、文化的融合性。城市的诞生、发展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使然。西方建筑史中，曾讲到建筑发展一个理论就是“自己自发自为地建造房屋”和“社会成熟法律健全时在制度下自主地建造”两条线索。城市也是这样，但如果城市的发展具有了浓烈的长官意识，那么这就将是城市一个灾难的序曲。前段时间据说因为您刚卸任的缘故，台湾当局可能会限制您的出行，看来这种说法目前看来好像站不住脚。您现在西安，不知道您要在什么时候离开西安。我猜测有一点可以肯定，依您的性格、爱好和秉性所致，西安一些著名的景点您是不可不去的，比如城墙、钟鼓楼、城墙；同时，您肯定会去那些巷子里去看一看、走一走，那里没有现代城市“兵营式”等级分明的规划思路，因为那才是文化真正浓厚、聚集和鲜活的地方，是人类城市无限制发展中的背影和岁月的痕迹。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相信您也体会到了西安城墙内的热岛效应、无休止的堵车、人口的过度集中，加上你看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古院落、百年巷子时，您会有什么感慨？据说您已经前后三次来到了西安，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见到你关于西安的只言片语，而更多的则是上海的建设以及上海的文化，是因为上海这两年的经济突飞猛进、以及与台湾牵丝万缕的关系么？西安，可以说是内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无论他的市民文化和巷子文化，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之一。它的一度的“废都”地位、东西经济和文化的差异，让它和它的人们陷入了一种你接受西安媒体采访所说的“双重标准”。以你的直觉和敏锐的观察力，西安的情况和面临的困境，我想更值得你关注，因为像它这样的城市还可以举出一串名单。“强势经济带来强势文化”，这也许是您偏重于台北和上海的角度来讲文化、讲城市的主要缘故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全球华文少年美文写作大赛”会一直举办下去，而您作为嘉宾，也将不定期地回于西安——台北两地。这两地，在同一基础上有着属于自己不同文化，两个都是与古老和现代挂上钩的城市。沈定平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这样说：“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通过横向的扩展和传播、冲撞与融合，给原有传统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表现出文化系统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西安的情形我有些担心，旧城内过度的破坏和建设、人文精神仿佛是在一步步的丧失、文化的表面化和不实际越来越明显、“双重标准”可能会继续盛行甚至有扩大的可能。我希望作为拥有高度视角者的您，在这方面更应仗义执言，有话直说，而不仅仅是为了这座城市，而是“盛世长安”那种最美好的期盼。古代有这样的诗句：“心安之处即吾家，何分长安与洛阳。”台湾现代诗人郑愁予有这样两句诗：“我达达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是过客，而不是归人。”龙应台，希望您在西安能找到一种“家”的感觉，不当过客，要当归人。
文章写得很好，支持一下，虽然我并不支持你的观点。
谢谢！不过我不希望她这样寂静无声
文物和文化有区别
我认为文物是文化的一个载体,如果没有没有文物作为后盾那么,我觉得谈文化也枉然.这不仅仅是文物的问题
以前在上海《文汇报》有龙先生的专栏，后来也出过她的书。
对于西安，龙应台当然是个过客。提及文化，无论在哪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龙应台不是三毛。每个人爱所表达的方式是不同的。所谓亲者恨愁者快也是这个道理吧？建议楼主多看几本龙应台的书。另外，我很喜欢西安以及小吃。龙应台：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长的老房子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陈云、王震、邓力群有无可能以‘六-四’平反作为争权筹码。”走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可能。当我指着一栋建筑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诞生,是德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北京人正预测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后的政坛变动。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蜕变》的老家和他当年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扫视一番,继续他刚才的话题：“何东昌下台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很可能从此不会再来,但是他对眼前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视若无睹,而且,因为他根本不感觉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与眼前多种异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压根儿不觉得遗憾。他象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会忿忿指责到中国观光的外国人,陡然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毫无思古的联想,缺少历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说,在走过逐鹿古战场时,会感情澎湃而致热泪盈框。 他看不见自己的矛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这样只有吊儿郎当半满的瓶难免就觉得看不顺眼。 最近,我挨过两次骂。 一位对农村研究相当有成就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否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极少。 “是吗？”访客用怀疑的眼光探询着,沉吟片刻,然后还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满：“自己的国家弱,人家会平等看待你吗？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认你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洋人的世界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看待,怎么知道人家也这么看你呢？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虚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觉……” 劈头一顿义正辞严的教训,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因为我找不到可以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共同词汇。 当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矛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受本地人攻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后,发现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歧视,印度人在英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别人歧视同时歧视别人；我因此并不随身携带一个“被害者情结”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被歧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乏民族自觉,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觉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一流以中国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去取悦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出卖民族的片子。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欣赏。 “什么？”戴晴声音高起来,用流利好听的京片子追问,“你倒说说看,你欣赏它什么？” 我欣赏电影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自然欲望间的张力,喜欢其中各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电影暴露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执,表达了“人”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里发生,重要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命运的澎湃冲突……这电影简直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几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我也佩服她对北京当权者的挑战。可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之后,我侧头说：“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权决定谁是中国人。” 我恼火的是,怎么大陆知识分子老有那么一个自我满足的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当然承认这是大大地以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这个尺度??譬如“满涨的民族意识”,他就赐给你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否则你就是洋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化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重的谴责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个刻度标准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匍匐在地,敬领圣旨。台湾属于“祖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尺一旦决定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极尊敬的作家曾经说：“应台,你若赞成什么公民自决的话,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意见不同都不行吗？不行！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道德,不爱民族是没有道德。就这么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会模棱两可。 这样一把尺有个名字??“文化沙文主义”。凡是沙文主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因为自我极度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以外的世界则毫无兴趣。自我膨胀有时候以极傲慢的姿态出现。譬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赞美,称“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候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现,譬如碰到任何冲突都不经考虑地以种族歧视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诠释；然后以这种诠释来指责他人,武装自己。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象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没给他们什么物质和心灵的享受,只给了他们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头的世界。 然后,当然也觉得些微不安。对中国远大的未来,我实在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光,但是 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点空间,时时注入新鲜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吊儿郎当半瓶满的中国人吧！
阿苏歌老兄 从哪里转来这篇文章的？佳作！
谢谢阿苏歌的提携　不才甚愈，还请阿苏歌推荐几本关于龙先生的书在漫如烟海的书堆里，能找到一些好书实属不易。
个人觉得96以后,台湾政治乱象迭生,各种迷思悖论纷纭,民众国格人格分裂,倒是给龙的文章带来更多思考的美.
南方周末所刊登的《当大权在握》这篇文字，严谨的思维、有力的笔锋，我想应该就是楼上兄弟所说的“思考的美”了。
《这个动荡的世界》
极爱龙女士的文章
确实很喜爱龙应台女士的文章，尤其是她九九年前的作品。出于角度的不同，我更喜欢她的那篇演讲：政治人的人文素养——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送给这位朋友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你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25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105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25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样去看？25年后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跟大陆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25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的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没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的预备。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我说的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 ,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小孩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着人砍头的父亲和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祥林嫂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粗鄙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谁能够完整地背出一阙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的。谁今天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能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学生忘词，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你说这总共不过五十个字吧，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忽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但是他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始终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现实，两者必须相互映照、同时存在，没有一个孤立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个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我们如果只知道岸上的白杨，而不知道有水里的白杨树，那么做出来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一个片面的、单层次的，简化了的价值判断。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哲学？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斯尼乐园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以后，足足有半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动物的本能，不知怎么地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天所何沓
列星安陈何阗而晦
曜星安藏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呢？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呢？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些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身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发展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中白杨的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象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已经说烂了。我不大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枯萎、干掉、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象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好，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的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型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个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道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的、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疯狂地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开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一个政治人，你又有什么资格来领导我们？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了解这一层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统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之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另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里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地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时候正好是二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好，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多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利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夫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后，我在想，两千多年之后 ，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了，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前人走过的所有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评判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无疑是很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它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座，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会弹钢琴的刽子手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知识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那么“知”与“行”是不是两回事呢？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知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就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一切价值的重估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秘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我们所面临的决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都必须重估的”巨大的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独立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后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朝闻道，夕可死。
楼上的文章好象也是在南方周末上发过的吧,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龙应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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