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首次公开系统阐述“克强经济学”
日 03:21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江玮 观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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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公开系统地阐述“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讲话中强调，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和开放，并且改革和开放都必须坚持市场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
在谈到宏观调控时，李克强披露了经济调控的上下限。他表示，总量经济调控的下限是“就业和稳增长”，上限是“通货膨胀”。
谈到对外开放以及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李克强总理引用一句中国古话，“君子成人之美”，只有成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他表示，中国已经从对外开放中分享到了红利；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应当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也会相应的增大。
“我们愿意更多参与国际治理，尽可能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减排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分担应有的责任。”
当天在现场听完演讲的芬兰环境部部长维利o尼尼斯托表示，李克强的发言表现出了开放和坦诚的态度，传递了积极的信号，“他的演讲和政策都找到了问题关键所在，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得以执行。”
在现场聆听李克强演讲的企业家也对总理表现出来的清晰思路表示赞赏。“从演讲中你能看出李克强总理是一个非常有主见、非常有决心的人，对于自己的目标和方向非常明确。”法国Microcred公司首席执行官Arnaud VENTURA说，相对于精彩的演讲内容，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表现出来的个人风格给他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
稳增长新解
往届政府也强调稳增长，但“克强经济学”的稳增长有了不一样的含义。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从去年四季度的7.9%下行到了7.7%，二季度持续下行到7.5%。
对此，李克强总理解释说，中国经济总量比过去明显增大，目前又进入了转型发展的阶段，潜在增长力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他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7.5%左右的增速与过去中国两位数增长相比是慢了一些，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的高速度。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李克强表示，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措施，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保证了经济的平稳运行。
李克强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详细阐述了这些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他强调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下行的时候，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推高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权衡利弊，我们认为这样无助于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因而，选择了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策略，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这本身就不容易。”
在财政政策方面，则将坚持不扩大赤字，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压缩行政开支，加快支出进度，尤其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结构调整和保障民生的支持，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李克强也强调了货币政策的定力。“即使是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我们也沉着应对，不畏艰险，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重点是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我们还通过加强监管和规范发展，积极防范与化解财政领域存在的潜在风险。”李克强说。
泛美开发银行行长路易斯o莫(Luis Moreno)对本报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从过去高度依赖投资转向消费驱动，会在一些地方放松管制，但也会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莫雷诺此前一天也出席了李克强与企业家的对话，他认为李克强对改革需要做些什么有非常清晰的想法。
“他的讲话解释了中国想做的事情，其中包括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软着陆、避免增长的硬着陆。我想这是正确的路径。问题在于你如何进行这些改革，如何成功地执行。”莫雷诺认为，“克强经济学”的成功对于拉丁美洲也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li_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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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析李克强经济12个重要理念：有道有术
　　中新网7月23日电 香港《成报》今日刊发该报亚洲智库高级研究员的文章《李克强的“道”与“术”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格式分析》一文，文章说，李克强的经济施政有12个重要理念，其中有道有术，值得格外留意。李克强不下理想化的“猛药”，不搞“休克疗法”。他使用的更多的是“缓释剂”。改革贵在行动，看准一项，推出一项；干一个，成一个，不间断地推进。“不怕慢，只怕站”。
　　文章摘编如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推手，他驾驭宏观经济的理念和手法备受中外关注。巴克莱银行将其概括为“克强经济学”，外间视角令人耳目一新。
　　笔者仔细寻绎李克强总理的经济施政，对其作为舵手操控中国经济巨轮的心法有所会心。依笔者管见，李克强的经济施政有12个重要理念，其中有道有术，值得格外留意。笔者对李克强深厚的经济学养毫不怀疑，只是鉴于他当下的作为实乃中国经济新征程中的开卷之作，笔者期之来日者尤多，职是之故，且将李克强时下已经出手的举措称为“转型升级之道”。
　　改革红利论
　　李克强提出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是最令中国人感到鼓舞的“热点金句”之一。关于改革，他有系统精辟的论述，关于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法等，“改革当中既要先行先试，还得依法办事。”李克强可谓政经兼顾，纲举目张。
　　合理区间论
　　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实现华丽转身，政府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要保持经济运行平稳并处在合理的区间。李克强深知GDP的真义，他不片面追求GDP。“合理区间论”体现了李克强在经济发展上务实进取的特性。李克强的“经济转型升级”之道，应当属于“质量经济学”的范畴。
　　核心指标论
　　所谓合理区间，就是有一个“下限”和一个“上限”。李克强强调的“上限”有一个核心指标：防通胀，控制物价涨幅，尤其是CPI。“下限”有两个核心指标：稳增长和保就业。当然，“下限”不是“底线”。中国政府过往的经济调控被人视为典型的模糊控制。调控水平和力度取决于领导人的感觉和判断，其具体举措也经常受企业反弹和社会公众情绪的挤压。李克强为宏观调控建立了清晰的数量模型，其经济转型升级之道因此进入“数量经济学”的畛域。
　　科学框架论
　　李克强强调，要形成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采取的措施要一举多得，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李克强为宏观调控注入了学理和哲思，这一理念既体现了中国领导层的主流观念，更带有李氏个人风格。如果以游戏为比方，中国经济调控已从“桌面游戏”进入了“网络系统游戏”的时代。
　　统筹举措论
　　李克强主张，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眼长远，要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
　　李克强找到了一套能够应对中国经济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兼顾当前和长远，找准政府定位，认清市场规律，不再头疼医头，不再做刺激-反应式的决策。
　　转型主导论
　　李克强始终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紧紧扭住不放。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在合理区间内，他要力解决的是发展不可持续、难以为继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亦即官方所言的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能否成功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李克强面对许多“两难选择”。他必须推动转型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对稳增长、增后劲具有双重作用，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积极主动的升级，发展难以为继。李克强此举对中国应对未来的产业革命尤为重要。他的经济转型升级术之道，或者外间所谓的“克强经济学”实为“克难经济学”。
　　结构调整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李克强把工夫下在调整结构上。结构调整要从全局眼，从大处眼。
　　首先要调整区域结构：缩小东西差距，重发展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其次要调整城乡结构，要缩小城乡差距，逐步解决两亿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其三，调整需求结构，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和拓展外需；其四，调整产业结构，消化制造业产能过剩，补齐服务业短板，像“抓工业，上项目”那样对发展服务业下工夫、出实招。发展服务业，既稳增长，也调结构。
　　创新驱动论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李克强十分清楚，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活力。依靠创新驱动能够带来更有质量、更有竞争力的发展。把创新与改革更好结合，中国就能赢得未来的发展。
　　李克强力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李克强十分重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李克强的经济转型升级之道在此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创新经济学”。
　　开放促进论
　　年初，李克强在上海考察时明确提出，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目前，中国的学界和政界已经发出一股清醒的声音：加入WTO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发达国家正在加紧构建新的贸易框架。中国必须积极审慎应对，进一步开放，通过建立自贸区、签署贸易投资保障协议，让渡一些空间，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适应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李克强力推上海进行自贸区实验、与瑞士签定自贸协定，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职能转换论
　　李克强多次强调，政府要转换职能，简政放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管好。李克强总理为中国政府划定了权力的边界，责任的边界，在有限和无限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是理乱致治的关键。
　　内生动力论
　　从李克强的施政中不难看出，他清醒地认识到，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正处于“四化”同步推进的阶段，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培育内生动力。中国政府过去的强势作为人所共见，而现在，李克强在适度“有为”和“无为”之间找到了均衡点。
　　利力迭加论
　　李克强在当选国务院总理后的首场记者会上提出，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迭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三者都是中国高层广泛认同的重要理念。而将三者以明晰的语言、简洁的逻辑联结起来则是李克强的新阐发。由此可以看出，李克强建构新的有力论述、创制引领观念的能力。
　　笔者认为，还有一个贯穿12论的“持续释放论”。李克强主张，要把握好、运用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各项改革举措要持续释放。他要持续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城镇化、区域一体化，新的增长极、自贸区等建设，蓄势待发，成熟一项推出一项。李克强不下理想化的“猛药”，不搞“休克疗法”。他使用的更多的是“缓释剂”。改革贵在行动，看准一项，推出一项；干一个，成一个，不间断地推进。“不怕慢，只怕站”。 (范京平)
(原标题：港媒析李克强经济12个重要理念 有道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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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证券时报
　　过去30年，我国通过改革实现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束缚，对外开放国策成功融入全球网络分工体系，并且加入世界贸易体系，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主导大规模投资，长期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出口需求，为世界市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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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成功之道。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至今，世界经济仍处在生产网络重组、过剩产业的去产能化、金融投资的去杠杆化等漫长的再平衡调整过程。后危机时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目前，这种典型的东亚模式亟需一个政策转向。反映市场良好意愿和万众期待的“克强经济学”，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同时面临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两大问题。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持续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这说明经济体系内的资源过度集中到出口部门，资源与环境成本高昂，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部市场。在金融海啸造成的外需冲击下，经济增长和就业波动较大。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储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不合理；在实体经济的投资结构中，资金过度集中到国有企业、央企和地方债务平台，以及那些低效率的“三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另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严重脱节，金融资源过度集业和虚拟金融经济，资产价格泡沫严重。　　李总理曾表示，“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原有的资本、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红利已基本释放完毕，相反，长期积累的矛盾严重束缚了经济活力的释放，亟待通过结构性改革，包括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和各方利益关系调整，以释放制度红利。　　当前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这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改革，管好政府自身，向市场放权；重点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重点调整国内消费与储蓄、投资、出口的比例关系；通过调整包括资本、人力资本、科技研发、劳务、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及各方面利益格局，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毫无疑问，“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在保中国经济“上限”和“下限”的“李克强防线”内，进行结构性调整，或推进经济改革。这也是李总理所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的真正内涵。　　“克强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应该可以克服“中国经济病”，但“标本兼治”需要时间。根据最近几个月李总理和新任政府出台的政策，我们可以尝试地勾勒出“克强经济学”的政策框架，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李克强防线”，即力保中国经济“上限”与“下限”。“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二是在“上限”与“下限”框架内，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深化改革，重点在于向市场放权；三是在财政和货币信贷资金上，“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四是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权衡取舍的政策框架，如果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通胀率均处于目标区域内的话，侧重于结构性改革，如果上述两项经济指标处于目标区域外的话，则侧重于调整总需求；五、“克强经济学”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六是“管好政府自己”，“向市场放权”，出台新政策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李总理强调，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将呈现乘数效应；七是以上海自贸区为平台探索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路径，围绕“外汇管理创新、服务贸易开放、区域便利化”，国家将出台一系列政策细则，将涉及贸易、航运和金融各个方面。其中，以上海自贸区为平台，重点探索金融领域的开放改革，将成为市场的焦点。金融领域的改革探索实践涉及利率市场化、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对人民币跨境使用先行先试，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的政策点。　　“中国经济病”的治疗不仅是为了重新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有待“标本兼治”，因此，必须重点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中西医结合的辨证医治。这是“克强经济学”付诸实践的逻辑起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作者：钟表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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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标本兼治是“克强经济学”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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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克强经济学”与信息消费能否化解中国式金融危机
[缅怀小凯]系列思想报道经济热点讨论：“克强经济学”与信息消费能否化解“中国式金融危机”编者按：日，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召集，在北京举办了“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近40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共聚一堂，纪念9年前英年早逝的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和伟大的宪政主义者杨小凯先生。腾讯文化获得授权，发布全程讨论实录。在主题为“当下热点”的谈话板块中，《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张剑荆认为，我们要提防后发劣势，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系统对于增长速度的调整和适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子衡认为，我国当下银行业系统造成了明暗两套信贷系统的问题，他还提出人民币要搞国际化而不是自由化。著名经济学家乌家培认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对于“克强经济学”中结构调整和改革理念的贯彻有关键意义。云华时代董事长郭昕认为，信息化是否会步金融化之后尘，是当下需关注的问题。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何霞以2009年的3G出台为例，提出以信息消费带动经济的构想。以下为谈话实录：张剑荆（《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下一次危机震源在什么地方我和小凯没有直接接触过，我在港大做访问的时候，看过他的一些东西。他宪政的观点，我看得还是比较仔细的。时至今日，小凯的思想仍然是新鲜的，对大家来讲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最近有一个思考，经济学家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记得当时看西方经济学就感觉经济学家是一个启蒙的角色，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明确推动社会的进步就是市场化的转型，必须完成这样的转型。过去30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化的转型，经济学家扮演的角色是很明确的。杨小凯、吴敬琏和樊纲等以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群体，实际上是起了启蒙的作用，对于蓝色文明也好彩色文明也好，经济学家有明确的方向感。30年之后再看今天，可能有一点失望，经济学家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不是那么明确了。我做经济报道和经济媒体的时间不长，但也接触过很多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能否提出时代的命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3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好，需要一个新的方向。经济学家能否指出未来？还是话语权更多被律师和法学家、社会学家们所代替？参加小凯这个纪念会让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方面，也谈一点现实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曾经考虑过，从石油危机以来，70年代冲击以后，几乎每十年可以说有一次巨大的危机：八十年代的危机导致整个东欧体系和苏联体系的瓦解，九十年代是97年日本试图建立的东亚体系的瓦解，2008年是欧美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再一个十年呢？2018年左右，危机的震源会在什么地方呢？是否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这次危机是他们的危机，我们错过了，我们在后面，应该说可以吸取他们的教训，但是我们是否能吸取呢？小凯有一个后发劣势理论，我们是否恰恰陷入后发劣势当中呢？他们的教训我们有没有吸取，这是一个问题，没有答案。中国的经济现实从长期来看，每次处于方向性转变、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速或者低速增长的时候，经济肯定在下落，这是经济学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进入中速或者低速增长的经济时代，也就是说增长速度可能在7%或者8%之间，这个阶段是中国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系统需要适应增长速度的时候。过去30年的增长是高速的，那么进入低速的方式我们能否转变呢？我在云南、浙江走了半个月，很多官员在饭桌上大骂政府没有钱，像杭州这样很好的政府现在也面临着财政危机，怎么办呢？过去习惯的发展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比如建大马路和楼堂馆所，以后要面临着转变。应该把教师的工资让中央政府承担，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是公务员水平，占地方财政收入相当大一部分，中央政府应该把这部分钱承担，不能让地方政府都担起来。财政上的困难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在低速、中速增长时代严峻的斗争中，比如旧的发展集团和新增长的现实之间的斗争，能否转变过来呢？没有一个政府新上来的时候感觉到如此的尴尬和被动，现在面临如此大的问题，问题是现实的，如果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转变是现实的，那么就必须回应这些问题。多重的危机会赶在一块，比如说经济的低速增长、中速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冲突，社会治理方式现在已经呈现出冲突，还有就是文化上的冲突。危机并不是远方的一片乌云，很可能是我们头上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周子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式金融危机所有经济理论碰到危机就休止了。没有一套完善的危机理论。什么是金融危机呢？没有一个确切说法。歌德哥尼斯说，金融危机像中西方美女，无法描述，但是一出现就知道了，很正点，就是她。我在社科院讲这方面的课，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之前的危机是两类危机，一类是农业时代的危机，基本上是大规模的减产，那是供给上的问题，但是能够造成大规模减产的都不是经济事件，比如说气候、战争、疫病，像哥伦布交流这种情况，都是经济外的原因导致的。那么到工业时代，挣脱出季节性开始能够大规模的生产。工业时代的危机最主要是大规模生产本身带来的，或者说可以无限制地生产。工业时代生产是肯定要受到限制的，所以就产生了需求管理，产生了宏观经济学。到危机时代讨论问题的时候就要回到大萧条时代当中找灵感，大萧条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圣杯。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都过去了，到了资本时代，这个危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喜欢讨论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工业农业方面的危机不同，既不是供给方面的，也不是需求方面的。这个危机说起来就很困难了，金融不稳定是一个假说，到底什么是资本时代危机呢？我以前是学法律的，我沿着那个思路产生了一点想法。金融危机是一个事件，很难抽象化或形象化。它是一组事件，事件当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系列的违约和破产，如果只有违约没有破产问题也不大，事情还可以转，只不过转得难受一点，不过还在转。但是到了破产就麻烦了，有些机构死掉了，这件事就不好说了。中国是否发生过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一件都没有发生，只有海南银行。海南银行其实不算破产，是被行政关闭。行政关闭和破产差别在哪里，中农信行政关闭，还有一个办公室要留下来，就像土葬，墓还留在这儿，有一个守墓人。如果是破产就等于是火葬，没了，成灰了，不需要守墓人了，立一个牌位算了，哪年哪月哪日止。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破产，在法律上是死掉的，所以我们是没有发生过危机的。这是一个情况。有两种金融危机可以看，一种是喜剧的，一种是悲剧的。比如说国企转换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几千万人下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的股市跌到一千点，百分之百是危机，但也没有什么事。危机当然是要调整，事件要调整和转换一下，也就是说不出事就OK了。谁都说它不好，出了事再改，美国这个历程也是非常明确的历程，最主要的事件是金融事件。眼前这一段危机怎么样看呢？国外的危机，从美国这一块来看，这些年做的最主要的东西是所谓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这次危机就是腐蚀性的危机、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什么意思呢？像雷曼这种，把一种产品切得足够小，足够小了之后是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雷曼说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垃圾我也吃了，于是像粉末一样的东西每一张桌子上每一个报表就进去了，跟三聚氰氨是一样的。金融工程干的是什么活呢？把大石块粉碎成粉末。所有大石块从山坡上滚下来的风险都可以不考虑，因为是粉末。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躲无所躲，藏无所藏，像雾霾一样，所有的报表都要吃进去。制造这些东西时会说，只要我把它转出去就可以了，我有没关系，转到其他人就可以了。金融工程从70年代开始，做的是自由化、衍生品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到99年美国人做的功能监管，因为银行不是银行，保险不是保险，都在做。金融产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金融产品和农业产品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物理属性。搬家公司有物理属性，没办法退货，服务有物理属性，金融产品没有物理属性，围绕它可以做无限次交易。有物理属性的交易一定是有限的，一个西红柿倒两百次手，在网上倒两万次手，还得吃掉；烂了以后大家还在倒的，长没了还在交易，那就是金融产品。资本时代创造了无数次的交易，加上这几十年创新工程使金融交易自娱自乐到这种地步，就要萎缩了，这是发达世界大调整的时代，跟大萧条不一样，主要的特点还是工业化的时代特点。欧洲的特点是劳资关系的问题，欧洲出的毛病是公债的问题；美国到了30年代是大萧条的情况，美国人出的问题是私债的问题。两个债都在缩，从全球来看，这个过程要多久呢？外伤三五年，内伤七八年，心灵创伤得十多年，欧洲人心灵创伤很普遍了，游行、换总理，这一代人看不到未来，新一代人闹得一塌糊涂，法国、英国要收学费，推迟退休年龄，骚乱是挺可怕的，那是很深的心灵创伤，美国人稍微好一点，但是心灵创伤也是比较难除的。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现在说得最多的还是工业的视角，有钱人往回缩了，工人干活做的那些东西卖不出去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中国遭受的压力还是工业时代的压力，不是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不大，不再是讨论的重心了。回过头来，中国的事出在哪儿？工行说，央行踩了一个刹车，后车就追尾了。为什么踩刹车？FT的主笔马丁沃尔夫说，中国不要一味再开一辆车，把油门松开车就慢下来。但这是飞机，不给油门就会掉下来。6月份央行突然收紧资金，商行就顶上了，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呢？流动性很多，一方面闹钱荒是怎么回事？说到底跟金融管制关系密切。名义利率是很低的，实际利率水平很高，中国整个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不高，赶上快速工业化和产业化，尤其是长期的资金需要大，长期的资金需求大就得投资，把投资压下来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可能完全靠短的赚，现在已经把短的赚到极致了，这种情况下利率是管制的。经济要靠投资、靠信贷，信贷要运行，银行家又不行，最终要依靠抵押品，在经济体系当中的抵押品少，如果足够多就不需要抵押，售票员就可以解决了，数人头就行了。抵押品不够，整个信贷会有扭曲，这几年发生的变化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结果就是提供大量的抵押，包括家庭部门的抵押，一套房子拿出去三五百万，不想贷款，整天发短信骚扰你，而且当天就可以贷，这种局面促成另外一个信贷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占用的资金比较多，下来家庭部门的资金占用得多了，当有雄厚的抵押品，新的信贷市场就会形成，新的信贷市场又跟既有的管制下的合法市场即地上市场又是两个市场，两个市场是勾着的，银行在大规模地参与地下资金市场。两个市场在运行，我们也给它一个名字，只不过那是野鸡店，这是官营店，仅此而已。两个店开席，下面开了八桌，你们也点鱼，我也点鱼，后厨上不来了。从管制的角度来讲，十家店贴牌，大家都合法化不就无所谓了，像温州的情况一样，温州被大家说得一团漆黑，我看还没有农行的副行长黑，一个人搞掉了几千万。温州搞贴牌就没事了，搞到桌上就没事，在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没问题，本身是桌子的问题。那些关于鄂尔多斯和温州的讨论基本上没什么价值，还不如追一追现有的银行有哪些问题更有价值。现在叫利率市场化，市场化本身不是目标，核心是要把利率水平降下来，利率水平降不下来就出问题。这个环节可能会出一些问题，但我不认为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整个经济的问题不是说分成两桌还是十桌，还是这两桌放在桌面上、另外两桌放在外头，经济的问题在于后厨原来管一桌，现在管十桌。前面几桌打得一塌糊涂，但后厨还在运营，后厨不受影响就可以。另外一个问题是汇率的问题，我个人比较担心汇率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这部分可能是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的货币问题必然要过的坎。前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货币崩溃掉了。导致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弗里德曼说的，白银的货币向纸币转化过程中失败了，整个货币崩掉了，必然把权力放进来，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区分计划的体制和市场的体制，说到核心的环节就是货币，离开货币，计划和市场有没有无所谓，因为没有货币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也没有市场。问题是在汇率上，中国货币基础是美元，因为人民币要升值基本上是盯住美元的，大家愿意持有人民币，这件事没破掉，在中国的市场上人民币和美元的待遇是一样的，存款的利率水平是一样的，可以做相应投资的交易。现在一个人一年可以买五万美元，当然要按照收入水平。我的一个炒股的朋友身上最多带了两千多个身份证，一个人可以买一个多亿美元，商业银行现在柜台有多少头寸呢，大家去到商业银行柜台买，现钞肯定出不来，会给你划款，划到另外一张卡上，再转的话，当然转不出去，提了以后再用的时候，直接牵扯到商业银行头寸。商业银行外汇头寸是很有限的，不用多少个人带着两千多个身份证就会击穿，人民币和美元关系就掉了。所以现在的升值肯定是政治性升值，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牵扯到国际化和自由化的问题，国际化是对的，自由化是有问题的。国际化的核心是要培育人民币的境外需求，自由化的本质是外币的自由化，你到我家进出吃喝都可以的，理论上我也可以去你们家吃喝，你不邀请我也没有用，就跟46年王世杰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一样，就是说中国船可以在美国内河航行，法律上是对等，结果被骂得一塌糊涂，等我们的船去了再签，现在签的话美国船等于在我这儿自由航行，人民币自由化等于美元自由化，我们又不差钱，我要美元自由化干什么呢？如果决策思路是人民币自由化的思路，美元是自由的，人民币肯定守不住，要垮。搞国际化要培育通过货币直接兑换，或者是给出一个额度，直兑、互换。互换的使用情况不错，很多国家都在用，好比事先把贴子押在我这儿，我随时去你家都可以。我们有三万多亿的外汇存，直兑、货币互换量足够大了。反过来，莫名其妙要搞自由化，汇率这一块会出大问题，汇率一旦出了问题，本币肯定要垮，至少垮三个月到六个月，垮三个月到六个月足够形成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有两套房子，怎么样算，按人民币价格算，价格还在涨；汇率发生变化，我肯定算房子的美元价格是多少，至少会卖掉一套，因为按美元计，人民币大跌，我不如在澳洲或者哪里再买或者我干脆把美元放在那儿，一定会是这样的。这个变化起来，国民财富会发生再调整，这个肯定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唯一就是看政府，看政府的决策关键在哪里，别的我觉得问题不太大。乌家培（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李克强经济学从全世界来看，金融危机还在继续。金融危机以后是主权债务的危机，不光是企业破产、银行破产，国家也破产了；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是什么危机呢？量化货币的政策，美元也不值钱了，中国也在大量印货币，人们对危机没有认识。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时代经济危机。问题是怎么样克服金融危机？什么古典理论、马克思主义，都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说伯南克新的经济理论起了作用，因为伯南克是用货币放水解决危机，Q1、Q2、Q3，日本也搞量化宽松，印钞票，钱不是流到实体经济，而是流到金融部门，然后慢慢复苏国家。伯南克马上要下台了，量化宽松要停了，将引起世界大振动，钱又往美国流了，也会影响中国钱荒。中国的危机也是很严重的，中国是准危机&#8212;&#8212;处于危机的边缘，比如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是产品过剩，产品过剩就是工业时代的典型的经济危机。金融部门出现钱荒，本来是流动宽松的，慢慢钱紧了，有人说这是准金融危机。股市跌那么多，两千以下，现在又慢慢爬起来了。日本有安倍经济学，GDP百分之两百多。中国是李克强经济学，对于克强经济学有人是有信心的，但怎么样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我们还守得住，顶得住，我就搞改革，经济保7.6%，今年的GDP保7.6就可以了。李克强还讲，6%就够了，我守得住，我要结构调整、要改革、要做中长期打算。下半年要开三中全会，要推出中长期改革，三中全会很关键。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工业时代有危机，信息时代也会有危机，危机并不可怕，因为危机正是大调整的时期，主要是能认识到、预测到。经济学的任务是认识和预测，认识不到，预测不到，来了惊慌无措，经济学就没什么作用了。危机之后能否挽救它？比如说4万亿，凯恩斯的路子，4万亿一出中国经济马上上去，上一届政府温家宝轻松得很。而李克强紧张得很，怎么样结构调整，怎么样经济转型，怎么样创新驱动。不要发生大的危机，而是小的危机。我们泡沫太多，比如房地产是泡沫，从香港学来的，当然它是经济体制本身的产物。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太多，大家需要抓住牛鼻子，要抓住关键问题，否则的话是研究不完的。一步步解决，我是乐观派，人类终究是向前进的，中国梦是一定能实现的。郭昕（云华时代董事长）：信息化之后，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住了刚才听周老师讲，我也在想一个问题：金融危机把一个石头打碎了，搁到所有企业的运营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叫金融化。金融化把所有的东西变成金融的数字，然后去卖。我联想到我们现在的信息化，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数字和信息了，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信息，最宝贵的资产是信息，然后组合起来卖，慢慢也像金融危机一样把石头打碎了，放到所有的链条里。信息化之后，可能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住了。2009年、2010年的时候，美国说中国是脱钩的。其实中国不存在脱钩的问题，中国不是脱钩，中国跟美国不是一类动物。你看着我们现在好像欣欣向荣，这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现在真是脱钩了，今天世界经济又回去了，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经济，结果我们现在不动了。人家的股市都往上，只有我们的股市是往下的。西方的就业、经济又走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欧洲除外。我同意乌老师的看法，要往前看，要乐观。我们现在手头拿了一大堆烫手的山芋，包括金融化、信息化的问题。旧的东西不行，新的东西没有把握，要研究的课题可能会更多。何霞（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信息消费带动经济我们国家目前遇到好多经济上的问题和困难，究竟怎么样走，大家在找一些药方。传统经济学想传统经济学的药方，政府也在想办法，李克强总理在最近一次会上谈到了现代服务经济是新的引擎，工信部要召开“扩大信息消费”。目前经济遇到的困难和下滑，究竟什么东西能够弥补这个缺口呢？高层也很关注，也很着急。继续发展高铁和铁路，问题会比较大，按照4万亿的办法也很危险。我们最近做信息消费的研究，把信息消费从狭义和广义进行定义，最后的结果用2012年数据，信息消费几万亿，大概占GDP的10%多一点，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占比。在此基础之上，又对技术网络和消费的类型做了进一步的分层，移动互联网所带动的消费业占很大的量。在这个产业链中关键是网络，什么时候发了3G？2008年底2009年初，那是中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3G带动了1万亿投资，没有政府一点投资，基本上来自于设备、网络、终端和国内外产业布局，同时把产业链带起来了，效果特别好。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瓶颈在网络，中国已经进入4G时代，中国移动现在的布局已经不是一个商用的布局，完全是拿牌照的布局。牌照肯定是要发，中国经济越不好，发的可能性越大，是我们考虑扩大信息经济中很重要的一块。宽带是两个宽，无线宽和固定宽，我们期待宽带中国早点实现，这两个宽带出来之后，上层带动设备制造业，再往上会带动信息消费和内容消费，包括微信等应用都可以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布局，按理来说是不存在4万亿政府投资问题。（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文化思想报道）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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