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文在彼得·盖伊关于弗洛伊德的鸿篇巨制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又来了一本《弗洛伊德传》？可能这是看到这本书的人最先想到的一个问题。而这个话题的另一本新书就显得巧妙得多，亚当·菲利普斯把他的《成为弗洛伊德》写成了一本精神分析的史前史，通过这个方法他躲过了彼得·盖伊的经典名著。但事实上厄内斯特·琼斯（）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没得选，因为当彼得·盖伊那本书出版的时候（1988年），他已经死了很久了。那么既然厄内斯特·琼斯的作品比彼得·盖伊的要早，而彼得·盖伊的作品又在这个领域内拥有难以撼动的地位，为什么我们还要看这一本，而不是去把彼得·盖伊的名著读完呢？厄内斯特·琼斯是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是精神分析学说引起的运动的参与者，他作品中关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彼得·盖伊超越了，因为彼得·盖伊是站在包括他在内的众多巨人的肩膀上。但至少有一点厄内斯特·琼斯是不容被忽视的，那就是他和弗洛伊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的视角：虽然他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但他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个住在山巷街19号的心理医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活正在被他的学术成就掩盖，就像他曾经侧身其间的那个老维也纳正在被历史湮灭一样。弗洛伊德并不是横空出世，他生活在两个世纪交替之时的维也纳，感受到了让整个社会为之焦虑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被弗洛伊德的生活和职业赋予了他自己的科学色彩，从而形成了“精神分析学说”。也只有透过弗洛伊德同时代人的文字，才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弗洛伊德的时代，认识到作为一个维也纳人的弗洛伊德。布尔乔亚道德与伪善之罪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其实是十九世纪欧洲的一个漫长尾声和余响。十九世纪的后三十年和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几年，整个欧洲都在剧烈而急促的工业化，经济从1873年的危机以后就在保护政策扶持下不断高歌猛进，新式的大学体制和职业教育带来了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把老欧洲在生活方式上推进二十世纪。在这个新式公寓取代旧式宅邸、电灯取代煤气灯、宫殿里新式取暖设备、盥洗室取代传统暖炉和马桶的年代，老欧洲的君主政体、教会体系、君王和贵族、王子和公主又如同白昼梦幻一般贯穿了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生活的便捷性这个时代指向未来，而在社会制度上它又是过去的延续。在社会伦理方面也是如此。比如“性”的问题，所谈论的“女性”不能从性别意义上的女性来理解。世纪初性焦虑里的女性是从社会地位上定义的——也就是专指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女士。那时的欧洲社会，下层阶级女性在绝大部分问题上直接被忽略不计，只有体面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女士才算是女性。这一点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的开篇《婚姻统计学》里就说的非常清楚了：按年间法国社会的标准，全法国能够算得上是“女士”的女性总计不过几千人。而巴尔扎克同时还指出，上流社会的风流绅士则有接近一万人，这将近一万个青年才俊每个都自称有过不止一个情人。于是复辟时期和奥尔良王朝时期，上流社会婚姻的真相，就被巴尔扎克用简单的统计学方法指明了。从1848年到世纪之交的半个多世纪里，工业进步令先生和夫人这个等级都得到了巨大的扩充。工业化导致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市民，经济增长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上层市民。年间那个以贵族为主的城市上层阶级里的贵族正在退潮。这种退潮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其中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贵族退潮最为严重，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就让皇帝把军队交给考试选拔出的平民军官，1866年普奥战争的战败在制度上带来征兵制，剥夺了贵族免试担任军官和优先晋升的特权。选举权的扩大让贵族政治家逐渐被平民鼓动家取代。贵族在政治上退潮的同时，经济上的影响力也在衰退。轮船的发明让殖民地粮食涌入欧洲，俄国废除农奴制和铁路的建设让俄国农产品直接冲击了中欧的粮价。粮价低迷让地产贵族在经济上变得日益窘迫，而新兴的奢侈品和风雅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从英国式礼服，到新发明的留声机、电影院、汽车和豪华游艇的价格又一个比一个高。于是在二十世纪初，贵族阶级在城市生活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边缘化，其直接结果就是社会伦理的布尔乔亚化。二十世纪初社会伦理的布尔乔亚化是中欧君主国的一个奇妙之处，亦如它所属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介于贵族的“婚姻是一种财产关系”，和二十世纪下半叶形成的“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之间的中间状态。这个时代的道德观开始越来越反对婚外恋，但同时他们又坚持把财产作为婚姻的前提。这个时代依然把婚姻看作是一桩生意，尤其对需要出嫁妆的女性来说就更是如此，为了规避风险，人们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还在做生意的男性，因为这样的人很容易连累女性一起破产。所以很多新城市中产阶级要等到退休以后，纯靠财产生活时才可以娶跟自己身份对等的妻子。比如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祖父就是四十多岁退休时才娶妻，生了未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罗伯斯庇尔”约瑟夫·张伯伦。一方面强调婚姻的神圣、谴责婚外恋，一方面又继续捍卫财产第一的婚姻方式，结果就是世纪交替时的“道德”变得前所未有的机械和刻板，甚至变成了比法律还严厉的“律法”。任何挑衅“道德”的行为都可能招致社会的谴责和报复，而另一方面掌握权力的男性对“道德”却阳奉阴违，这种“伪善之罪”成了世纪交替时中欧城市上层阶级生活的一大特色。在维也纳生活里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最大报纸《新自由报》，就成了“伪善之罪”的典型。这份捍卫“道德”的严肃报纸前几版通常都是连篇累牍的道德说教，尤其以对“同性恋”的抨击文章为多，但是正文版面之后的收费广告栏里通常连着几版都是“男按摩师”广告，这些“男按摩师”到底提供什么服务的，报纸编辑和读者都心知肚明。这种“伪善之罪”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抨击，最猛烈的批评者无疑是卡尔·克劳斯。如果说这位愤怒的批评家对维也纳人的抨击可以概括为，“你们脑袋里除了性还有没有点别的？”那么弗洛伊德以一种科学家的姿态、科学式的语言晦涩地宣布，“其实所有人脑袋里装的说到底都是性！”这就彻底颠覆了维也纳人的道德体系。但维也纳人除了去找弗洛伊德看病之外，在大部分场合都假装不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沉默给这位“精神分析学”的上帝带来了深刻的伤害。弗洛伊德抱怨说，唯一承认他学术地位的官方机构是维也纳税务局，他们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为什么您已经举世知名了，申报的个人收入却这么少？”面对伪善之恶的战斗在世纪初的维也纳是一场全面斗争，评论家要摧毁伪善，建筑师要摧毁装饰，而心理学家宣布人其实是欲望的奴隶、而不是理性的工具。20世纪初的性焦虑伪善之罪的盛行和对其的猛烈抨击，虽是世纪初欧洲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说到底它只是弥漫在整个中欧城市中上阶层的“性”焦虑的一种体现。这些争论的深层原因，就是所有这些争论的参与者们对性问题的不安。这种不安没有因为“伪善之罪”而在男性中间得以缓解，因为普鲁士刑法典第143条和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175条的相关规定，同性恋在世纪交替时并不属于道德犯罪，相反它属于刑事犯罪。同性恋是一个上流社会男人能够最快捷有效的毁掉自己整个生活的方法之一。在这个时代，一个男人被证明为同性恋，在社会生活上基本就被判了死刑。1908年，奥伊伦堡丑闻让威廉二世和同性恋扯上了不清不楚的关系，几乎发展到威胁皇位的地步，丑闻的主角奥伊伦堡亲王再也没机会见到他的“小宝贝”威廉皇帝，但他幸运的活到了1921年。跟德皇这位亲密的朋友相比，1904年的柏林，一个奥地利留学生的死就显得无足轻重多了，他在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牛奶和一首歌，在音乐高潮时用这杯牛奶服氰化物自杀。如今，后者的死比名噪一时的奥伊伦堡丑闻要著名的多，自杀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弟弟——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鲁道夫·维特根斯坦选择自杀的原因也是对同性恋丑闻的恐惧，他是维也纳的钢铁大王卡尔·维特根斯坦的儿子，一个典型的维也纳中产阶级。他的自杀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可见同性恋对中产阶级男性的威胁之深刻。而这种威胁本身，就成了世纪之交的中产阶级男性对同性恋的焦虑和恐惧的根源。在这种恐惧和焦虑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维也纳德语文学产生了对性问题偏执般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体现在文学中，也体现在作家的日记里。所有这些日记，以及相关的行动、其他人的评价（比如穆齐尔在战争期间就被长官认为是“色情狂”），事实上都是他们对同性恋恐惧的一种反应，在面临同性恋指控时的自辨证据。“色情狂”属于道德缺陷，而同性恋是刑事犯罪，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他们这种偏执的最好解释。歇斯底里相比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寻欢作乐、但内心深处却被对同性恋的恐惧所折磨的男性，女性的处境要差的多。这一时期的布尔乔亚伦理真正约束住的实际上只有中上层的女性。畸形的婚姻观导致老夫少妻的情况非常普遍，而女性结婚之后就被看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这项工作一旦完成就成了家里的摆设。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有阿尔玛·辛德勒这样的女性人生赢家的存在，但更多的女性是被“中产阶级道德”束缚了。妻子在一个严厉的世纪末家庭里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教育让她们几乎形成了完全顺从男权社会的观念。前边提到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母亲，在家庭里就受到钢铁大王的压制，即使丈夫死了也完全没有表现出人格的独立性。当这些客观上处于被遗弃状态的女性，因为长期的性压抑而变得神经质、情绪化、精神抑郁、易怒甚至出现生理疾病时，二十世纪初的男性并不愿意从最显而易见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症状。相反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去解释她们的异常，然后统称为“歇斯底里症”。当时的医学对歇斯底里症做出了各种解释，但都出于“伪善之罪”而不愿意把明摆着的理由拿出来说，人们只是拿出来做！医生只是采用“按摩疗法”来治疗歇斯底里症。当时这是一种公开的治疗手段，一般都是私下进行。人们用一切可以找到的借口来掩盖歇斯底里症的真相。当女性的不正常状态愈演愈烈时，整个中欧社会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期间最有趣的是三个人：首先是1903年自杀的“天才”奥托·魏宁格。魏宁格认为并不存在绝对的男性和女性，只有男性性格和女性性格。他把被性欲支配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性格视为女性性格；把理性的、创造性的性格视为男性性格。男人可以有女性性格，女人也可以有男性性格。他的观点在1902年著作《性与性格》出版后引起了轰动，但他实际上最引起轰动的是1903年在贝多芬逝世的房间里自杀。相比只有23岁的魏宁格，弗洛伊德是一个正常的维也纳中产阶级，恋爱、结婚、生子，过着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所以，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比魏宁格要成熟客观的多。弗洛伊德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或者纯然女性性格的女性才是被性欲支配的，相反所有人无论男女都是被性欲支配的，从性欲得到满足、或者得不到满足当中形成了情绪，而情绪支配了人的行为。这种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都归结于情绪、非理性和无意识，甚至于直接归结于性欲的观点，比魏宁格更有颠覆性。在魏宁格看来，至少存在着一种理性的“男性性格”，而弗洛伊德则宣布根本没有什么理性的男性性格，所有人都被欲望支配。这就颠覆了整个道德观的基础，所以维也纳人选择假装没看见。但在这个问题上见解最高明的，其实是画家克利姆特。克利姆特一辈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环城大道时期、分离派时期和金灿灿时期。第一个时期的克利姆特是一个典型的布尔乔亚，从主题到风格都是“环城大道风格”，而第三个时期的克利姆特被他发表的一系列充满哲学、思想色彩的作品引发的轩然大波吓坏，退回了手艺人的角色，转而以一副技巧高超的艺术家形象示人。但他跟魏宁格、弗洛伊德都不同，魏宁格从哲学角度、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所不断思考和讨论的性——对克利姆特来说，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他一辈子没结婚，但死后维也纳法院替他认定的私生子就有十几个。在克利姆特喜欢用绘画表达自己思想的年代，他的作品表现了在性关系里男性的苍白无力和女性无限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带给男性的恐惧和焦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利姆特很像魏宁格。但克利姆特指出这种恐惧和焦虑感，以及男性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和嫉妒，构成了男性对理性的推崇和对创造执着追求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很像弗洛伊德。只可惜，克利姆特是在包括维也纳大学天顶画在内的一系列公共绘画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也正因为如此让克利姆特成了弗洛伊德事业上的救星和贵人。维也纳双子星施尼茨勒和弗洛伊德今天被看作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在有生之年不仅都是维也纳的名人，而且还互相欣赏，施尼茨勒被叫做文学界的弗洛伊德，而弗洛依德也公开宣称施尼茨勒是最能理解他的人。这两个人互相吹捧，互相开玩笑寻开心。但这两个人又一直互相回避、避免见面。因为他们的共同点太多，很可能当他们发现对方没有选择自己的行业时都松了一口气。实际上最应该松一口气的是弗洛伊德教授。因为施尼茨勒并不是没有选择心理学，作为维也纳大学医学教授的儿子，一个从小就生活在维也纳中产阶级社会里的犹太人，施尼茨勒的职业道路是他父亲决定的——成为一个大夫，学的也是最热门的心理学。作为一个具备开业资格的心理医生，施尼茨勒的兴趣却主要在文学领域，可以看作是一个没有患上哮喘症的直男版普鲁斯特。大施尼茨勒六岁的弗洛依德则是一个凤凰男般的外省犹太人，他的家从莫拉维亚迁往维也纳，是一大家子人里成才的那个宝贝儿子，所以他可没有施尼茨勒那样的自由，他的职业就是心理学，所以兴趣也必须是心理学。这两个人都敏锐的观察到了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也意识到了其他人拒绝直接回答的病根。施尼茨勒的作品里写的最多的就是性，女性因为被男人欺凌导致的精神崩溃和自杀，女性对丑闻的恐惧而精神崩溃，施尼茨勒用文学回答了“歇斯底里”问题的根源，那就是女性的从属地位和被遗弃状态，还有“伪善之罪”所造成的在性问题上的不平等。而弗洛依德就没这么颠覆了，他是一个勤劳的开业医生，必须遵循医学领域的游戏规则，而科学领域对心理医生的最高荣誉，就是成为维也纳医科大学的教授，得到这个头衔才能算是成功。所以弗洛依德也不能直接说“歇斯底里的根源就是你们把老婆当家具”，也不能像人生赢家克利姆特那样直接指出性焦虑的根本。弗洛依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迂回路线，宣称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都是性欲和对性欲的焦虑，所以他先树立了一个理论基础，然后再把歇斯底里的性根源，作为这个规律的必然结论推导出来，这样一来就显得温和多了。弗洛依德用精神分析方法成功治好了好几位上层阶级女病人，考虑其他医生用的是“按摩治疗”，而弗洛依德博士用的是心理咨询，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依德确实有两下子。弗洛依德博士因为治好了很多人的歇斯底里症，所以有了很多上层阶级的女病人作保护人，但他在维也纳的同行眼中依然是离经叛道或是江湖骗子，再或者是一个打扮成科学家的思想家，把弗洛伊德的成就归入思想或者哲学领域，而否定其科学地位。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从1897年开始就推荐弗洛伊德为医学教授，但是文化部在整整四年里不置可否，弗洛伊德为此一直愤愤不平。但事实上教育大臣是基于另一个理由不愿授予弗洛伊德教授职位，因为维也纳大学医学教授一直都是文化和教育部用来奖赏那些在公立医院里长期行医，因此收入受损的名医的一种补偿手段，而弗洛伊德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收入丰厚的开业医生，文化大臣并不愿意把有限的教授名额浪费在弗洛依德身上。但对于饱受争议的弗洛伊德，维也纳大学医学教授的职位是他得到官方认可的最好标志。所以，他又志在必得，于是1902年克利姆特拉了弗洛伊德一把。1900年前后，随着克利姆特的第一幅天顶画《哲学》的公开展出，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就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78位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联名致信教育大臣抗议克利姆特的作品。教育大臣哈尔特男爵坚定的站在克利姆特一边，所以克利姆特不为所动，并在1901年和1903年分别展出了他为维也纳大学创作的另外两幅天顶画《医学》和《法学》。这两幅画引起了比《哲学》还要猛烈的批评，甚至连当时已经成为议会重要党派的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维也纳市长卡尔·鲁格也站出来批评克利姆特。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呼声，哈尔特男爵只能放弃自己支持克利姆特的强硬立场，转而把这个问题冷处理。但教育大臣不想因此损害和克利姆特的关系，所以想通过为即将开放的分离派美术馆捐献一副名画作为补偿。大臣当然不会自己出画钱，所以就需要有人帮忙。而弗洛伊德的女保护人慷慨表示可以帮大臣弄到画，条件是弗洛伊德必须成为教授。于是在1902年，当克利姆特即将从思想阵地缩回到画家的角色时，弗洛伊德激动地在日记上写到“法令通过了，弗洛伊德被任命为教授”。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创造者，但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不能脱离他的时代，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者刚好往往忽略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被看作是剑桥学者群体中的一个特立独行者，一个罗素的“有点怪癖”的学生，而弗洛伊德则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伟人。但如果我们把剑桥的维特根斯坦和流亡伦敦的弗洛伊德，放回他们形成自己思想和观点的舞台维也纳，那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还是他们的打扮，甚至弗洛伊德的胡子，就都不再是古怪和特立独行的了。弗洛伊德在他的城市里登上历史舞台，他是焦虑不安的被歇斯底里和虚伪之罪所折磨的中欧中产阶级的一份子。他感受到了普遍的焦虑，观察到了导致焦虑的问题，并从自己的学术领域里，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这个回答就是精神分析学说的起点。而如果我们能够把目光放回到弗洛伊德生活过的那个社会里去，就会看到包括弗洛伊德、卡尔·克劳斯、施尼茨勒、克利姆特、魏宁格甚至阿道夫·路斯等等一系列维也纳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伦理和虚伪之罪的愤怒和抨击，以及他们对性本身的焦虑和思考。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活着的弗洛伊德，而不是作为神灵的弗洛伊德。而厄内斯特·琼斯的这本书就是我们和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之间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山巷街19号的那个维也纳人弗洛伊德教授。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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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rawl.nosdn.127.net/004c8a4dd0d8ff777dcf604aa64ce690.jpg她们曾这样说“不”
女人的声音，很长一段时间是淹没在时间和男人的世界里的。
尽管我们常常用“历史潮流”来形容变革和发展，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勇敢说不的人，那么即使潮流终将到来，未必会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景象。
对这个世界，她们曾经这样说“不”。
最开始，这一切是从男人开始的
女权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因为那时候开始出现“人人平等”的观念。
人人平等＝男女平等
推导出这个公式并不需要太复杂的逻辑和常识。最早，是比特拉克、薄伽丘、蒙田等一批人文主义者在婚姻家庭领域呼吁“男女平等”。
▲ 女权主义者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同时也是美国第二任第一夫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女性首先提出了平等的要求。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Abigail Smith Adams)被认为是第一位为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而奋斗的美国女性，她在1776年说，“我们不会遵守我们没有参与的法律，也不会遵守不代表我们利益的政府”。那正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那年。而阿比盖尔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她要求丈夫将妇女权益也包括在新体制当中：“如果不能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肯定要酝酿一场暴动。”
在欧洲，1790年，法国哲学家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发表了《关于承认女性公民权》的小册子，声称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天赋人权。他的小册子直接影响到女性作家奥林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
▲ 法国《人权宣言》是德古热写作《女权和女公民权利宣言》的模本
1791年9月，德古热发表了《女权和女公民权利宣言》，宣言以一个问句开始，
“Man, are you capable of being just? ”
（男人，你能公平吗？）
这是世界上第一份要求妇女权利的宣言，其中的14个要求基本采用的是法国《人权宣言》的内容，只不过将《人权宣言》中的“男人”和“公民”替换成“女人”和“女公民”。
▲德·古热和其他两位争取女性权利的女性被处死
日，德·古热与其她两位争取女性权利的女性被处死。有关她们的评论被刊登在《导报》上，德·古日则被评价为“幻想成为一个社会知名人士，而法律认为她是一个忘记了女性美德的阴谋家，因而要惩罚她。”
此后的一百余年，法国女权运动一蹶不振，1826年，她们甚至被剥夺了离婚权。巴尔扎克的小说《婚姻生理学》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对女性的态度：女人只不过是一份动产，是男人的附属品。法国女性得到选举权，要到1944年了。
首先，她们对没有选举权说“不”
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女性不参与社会生活被视为理所当然，她们意识到，必须首先获得政治权力，才能带来变革，这是第一次点燃女权主义战火的原因。女权主义的政治议程随之扩大到有关性、生殖和经济问题。妇女选举权运动就这样诞生了。
▲ 描绘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上代表女权主义的演讲者谴责男性的漫画
1848年7月，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在美国塞内卡福尔斯（Seneca Falls Convention）举行，当时起草并签署了一项宣言，宣言呼吁投票权、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法律规定的其他合法权益。
▲ 被誉为19世纪女性普选权和女权主义运动“三驾马车”之一的美国女权主义者露西·斯通
1869年，被誉为19世纪女性普选权和女权主义运动“三驾马车”之一的美国女权主义者露西·斯通（Lucy Stone）与亨利·布莱克威尔（Henry Blackwell）成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并创立了一家针对选举权的女权杂志——《妇女之刊》。协会领导女权主义者在一切可能的场所进行抗议。
▲ 美国女权主义者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
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san Brownnell Anthony）在19世纪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873年她发表了著名演说《论妇女选举权》。她这样说道，
“投票权是这个民主共和政府保障公民自由的唯一手段，要是妇女不得运用投票权，那么，向妇女奢谈自由的赐福就是莫大的讽刺。”
这场演说的背景是在此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苏珊带领一群妇女前往投票所参加投票，她于两周后因此被逮捕并遭到起诉，法庭最终判决苏珊有罪，并处以100美元罚金。在后来的申诉中她声称“我一美元也不会赔。”并借此宣传女性选举权。
▲ 为纪念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所做的贡献，美国发行了一枚印有她头像的硬币
▲ 约1900年，美国女性在纽约举行普选游行
日，超过15,000 个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以及获得选举权。这一天后来成为了“国际劳动妇女节”。
▲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女权运动
露西·斯通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举行的全国妇女权利大会上的即席演讲中说到，“就让妇女去寻找她们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吧。不要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吩咐我们说，我们的领域就是烧饭、补袜和钉钮扣。”
▲ 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
▲ 日，女性参政权论者在庆祝胜利
到1920年，美国妇女被赋予通过第19修正案的投票权。8年后，英国女性也争取到了选举权。独立的、有别于男女合作方式的女权主义运动出现了。
▲ 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的海报
在这之外，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的《玩偶之家》与《海达·高布乐》提高了人们对于妇女地位的认识。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1879年，正是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易卜生先后结识了两位女权运动活动家——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前者激发了他写《玩偶之家》的热情。
他在信中写到：“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而是在追求普遍的人的自由，“除非女性同样是自由的，否则男人也不能成为自由的人。”
北欧诸国给予妇女选举权要早于西方其它大部分国家，芬兰女性更是早在1906年就获得了选举权。
▲ 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维吉尼亚·伍尔芙
在英国女性取得选举权的第二年，维吉尼亚·伍尔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发表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在文中宣称，
“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笔属于自己的薪金，才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
她也是较早提出“社会性别”概念的人之一，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同样的，她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较为极端的身份立场，“任何阶级或者任何性别，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责备都是荒诞的。巨大的人群从不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们被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本能所驱使。”伍尔芙被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尊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奠基人。
▲ 电影《时时刻刻》中妮可·基德曼饰演伍尔芙
她本人也成为文学和艺术创作领域的主题之一，作家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的《时时刻刻》（The Hours）就是关于伍尔芙及其小说代表作《达洛维夫人》的一本实验性小说，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成为探讨女性问题的代表性电影之一。
而进入老年的露西·斯通没有停止争取女性权利的脚步，1855年她再度抛出重要的观点，“如果我不能彻底拥有自己的身体，拥有对自己身体自主支配的权利，那么拥有选举权、财产权或是其他任何权利，对于我而言，意义都非常有限”。
后来，她们对性别规范说“不”
一战和二战期间，各参战国以“爱国”和“男女平等”的名义号召女性参加社会劳动。二战结束后，从战场回来的男人需要工作，国家以做贤妻良母为由要求女性让出工作岗位，出现了宣扬“女性气质”的言论，“女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性被动，受男性支配，培育母爱才能实现。”
▲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广告中，美国女性看上去是完美的家庭主妇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的广告把女人描绘成完美的家庭主妇，她们穿着高跟鞋、连衣裙和化妆品，做饭、打扫卫生、抚养孩子，看上去光彩照人。
▲ 贝蒂·弗里丹（左一）领导的女权运动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就是二战后回归家庭的一大批美国妇女中的一个。然而，她没有在家务中感受到喜悦，而是繁琐和悲哀。1963年，她在广泛的调查后写作和发表了《女性奥秘论》。她明确地说明了一个观点，
女性不应因其性别而指望优待，亦不应迁就偏见。
贝蒂·弗里丹首先在知识女性阶层引起了共鸣，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开端，她本人成为了“解放所有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
▲ 日，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机械师参加妇女平等权利会议
▲日，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来自全国妇女解放运动协会的女性参与示威
▲ 日，贝蒂·弗里丹(左四)和女权主义者在家中聚会。在这场聚会被描述为国际女权主义会议中包括了艺术家小野洋子(第二排中)
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者争取的主要是在工作场所、性、家庭和生育权利方面的平等。有趣的是，在这次女权主义浪潮中，许多女性是从黑人民权运动、反越南战争运动、奇卡诺权利运动、亚裔美国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和许多为其他人争取平等的团体中转移过来的。这些团体的女性支持者认为她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首先争取性别平等。
▲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和多萝西·皮特曼-休斯在1972 和2014的合照
▲ 《女性》杂志编辑部在1972年6月开会，左起:Letty Cottin Pogrebin, Gloria Steinem, Margaret Sloan-Hunter, Suzanne Levine, Mary Thom, Harriet Lyons, Patricia Carbine, and Ruth Sullivan
▲ 《女性》杂志每年都会评选出“年度女性”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很可能是继贝蒂·弗里丹之后，第二次浪潮中最受欢迎和尊重的女性主义人物了，她是那时候为数不多的承认第一批女权主义者中包括黑人女性的白人女性人物之一，“如果你看看这些数字和第一次关于女性在女性问题上的反应的民意调查，非裔美国女性支持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可能性是白人女性的两倍。”她与非裔女性多萝西·皮特曼-休斯（ Dorothy Pitman-Hughes ）在1971年共同创办了《女性》杂志（Ms. Magazine ），这本杂志发行至今。
▲ 《女性》杂志以女性话题为主
包括《女性》杂志的撰稿人在内，一大批女性写作者为这次浪潮推波助澜。玛丽·埃尔曼的《思考女性》、凯特·米力特 《性政治》、 舒沃尔特 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她们对侵犯女性权利说“不”
女权主义运动就像一波浪潮，在某些时候达到顶峰，在另一些时候消退。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可能缘起于1991年的安妮塔·希尔性骚扰案，以及20世纪90年代早期音乐舞台上出现的暴女(Riot Grrrl)团体。
▲ 日，安妮塔·希尔在国会山参议院办公大楼的会议室作证
1991年，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最高法院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曾在工作中性骚扰她。尽管国会决定不顾希尔的证词将托马斯送上最高法院，但希尔的证词引发了大量性骚扰投诉。这桩性骚扰案还引发了一场关于男性在国家领导角色中的比例过高的全国性讨论，1992年，有24位女性赢得了众议院的席位，还有3位女性赢得了参议院的席位。
▲ 暴女迅速推进了地下女权摇滚运动
Riot Grrrl产生于90年代初独立摇滚的背景下，大部分歌词都落在与性别有关的事情上 —— 强奸、家庭暴力、性（包括女同性恋）、社会等级中的男性优势、女性权益等，Riot Grrrl所激发的亚文化延续至今。
因为我们对这个告诉我们
的社会感到生气
（“BECAUSE we are angry at a society that tells us Girl = Dumb, Girl = Bad, Girl = Weak.”）
Bikini Kill
第二次浪潮的女性要求得到有尊严的对待，她们的方法之一是把自己穿得像个男人。“女孩”一词指出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现在，她们想要更有力量，甚至是威胁，与此同时她们接受化妆、高跟鞋等女性化的形象，而不是以“像男人一样”为目标——这是女性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girl ≠women≠man
流行文化中开始出现更强大、更有活力、但同样女性化特征明确的女性角色。新的女权主义者们宣称，
拒绝女性化本身就是对女性主义的厌恶。
▲ 《吸血鬼猎人巴菲》中的女主角看上去是标准的“美国甜心”，但并不柔弱
《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中，一个金发碧眼、身材凹凸有致的标准“美国甜心”，摇身一变成为了对抗妖魔的救世者。
▲ 《欲望都市》今年播出第20年，剧中女演员Cynthia Nixon今年参选了纽约市市长
美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全面展现了生活、工作在纽约的四个单身中年女性在身体、工作、情感等各个方面的经验，因对女性主题大胆的呈现，成为了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
▲ 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导演派蒂·杰金斯被认为重新定义了女性的形象
孕育于女权主义思想的神奇女侠（Wonder Woman）再次被拍成电影，2017年在全球上映，“重新定义了世界应该如何看待女性”的导演派蒂·杰金斯（ Patty Jenkins ）甚至被列入了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候选人名单。
▲ 《神奇女侠》漫画上市第一期封面
这个漫画形象的作者威廉·莫尔顿·马斯顿博士(William Moulton Marston)认为以后的世界将会“由女性主导”（rule the world），他决定创造一个新时代的非传统、具有自由解放意识的女性漫画形象。神奇女侠首次亮相是在1941年10月的全明星漫画第8期，那一年二战还在继续，法国女性甚至没有获得选举权。
今天与此前不同，“女权主义者”一词代表着不同的女权主义观点和立场，比如黑人女性争取与白人女性同等的女性权利。但她们都在共同努力，以消除男女薪酬和妇女生育权利之间的差距，制止对妇女的侵犯和暴力行为。
▲ 今年年初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2017年度人物，是加入“#MeToo”公开发声的“勇敢者们”
说“不”的阵地从书本、街道、电视、电影发展到了社交网络。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个主题标签
开始于是2017年10月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后，用于遣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这场从好莱坞开始的反性侵、反性骚扰、反滥权运动演变成了全球性的活动。哈维·韦恩斯坦没有克拉伦斯·托马斯那么幸运，美国制片人工会（PGA）宣布开除他，并终身禁止他成为工会成员。
▲ 受#MeToo影响，从1921年开始的美国小姐泳装展示环节将被取消
遍布世界各国的她们仍在争取大众接受和真正理解“女权主义”一词，因为这个词总是被不公平地与极端化的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跟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连在一起，跟女性对自身的退缩聚在一起。
而“女权主义”这个词在字典中的定义是“两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理论。”如果这就是女权主义者——谁不想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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