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辩证法对苏联研究成果的继承及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论文_学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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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辩证法对苏联研究成果的继承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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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党学习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性.在这篇着作中他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当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论对我们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充分掌握马列主义才能更好地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发展.在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中,对于其思想中的辩证法理论的研究,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毛泽东辩证法对苏联研究成果的继承
　　毛泽东于 1937 年 8 月写作的《矛盾论》集中表现了其关于辩证法研究的基本思想.《矛盾论》的写作是毛泽东在苏联教科书体系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化.有研究资料表明,毛泽东研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时间应该在1936 年 8 月 14 日前,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研读苏联教科书,通过对米丁等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时所留批注的内容推断,研读时间应该在写作《矛盾论》之前.所以,对这两本教科书的研读和批注是后来写作《矛盾论》的直接理论准备[1].《矛盾论》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出版时作了大量的修改,《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关于矛盾问题的论述有将近 2.5 万字,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版本有 2.4 万字左右(删去了 7000 字,增加了近 6000 字).修改后的《矛盾论》与原稿在基本观点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许多修改的部分都是对原有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与补充,是之前的观点更加的系统化,更加完善起来.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在开篇就直接指出:矛盾统一法则是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而关于这一点,西洛可夫等合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节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辩证法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斗争.毛泽东在读到西氏《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时在旁边空白处引用了列宁的表述:&所以列宁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2]
　　把矛盾统一法作为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是毛泽东理论研究的新的成果,是教科书体系研究中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对于毛泽东把矛盾统一作为辩证法根本原则的缘由,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模糊不清而又复杂的特征--国内矛盾的复杂性,并力图把这种洞见在其革命策略中具体化&[3].对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毛泽东的研究较之前的研究更加系统和全面.毛泽东认为:&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4]
　　也就是: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关于矛盾特殊性论述中,他对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解还指矛盾之间的共性存在,他说:&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5].在关于&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他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
　　在日常的实践生活中,人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这些问题和矛盾中,其各自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有的矛盾处于主要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到决定的作用,有的是次要地位对事物的发展不起到决定作用.这就要我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要抓主要矛盾.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所决定的.&[7]在苏联的教科书体系中,主要强调的是:矛盾主要方面总是同一个方面,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总是经济基础.[8]
　　毛泽东则认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并不是总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有时也会反过来变成主导或决定因素.&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9]
　　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的发展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作用虽然在社会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理论和上层建筑等也会对经济发展有能动的反作用.如果只是看到经济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那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了.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确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其思想是在对苏联教科书的研读基础上所做地进一步探究.任何无视或者否认苏联教科书对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影响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不利于正确厘清毛泽东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化与苏联教科书内在真实的关系,也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脉络.
　　二、毛泽东的辩证法的现实指向性
　　在黑格尔哲学中,他把哲学当作反思的活动,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即&对思想的思想&(孙正聿语),&黑格尔哲学最突出和最重大的价值,就在于它实现了辩证法从自发到自觉的理论形态的根本性转换,把辩证法体现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10]
　　辩证法在黑格尔这里是指对理念从自身出发又重新回复到自身这一过程本身的描述.也就是说,黑格尔的理论是以&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去展现&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内容&和&真实意义&.&概念的自我认识以概念系统为前提,哲学在对思维的反思中把思维和存在同一性转化为自在自为的同一性,就以理论的形态表达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这就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11]
　　不难看出,黑格尔关于辩证法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是在用概念去描述概念,辩证法在这里成为了概念的游戏.相对于黑格尔把关于辩证法的认识仅认为是思维领域中的活动,当作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毛泽东关于辩证法的认识就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毛泽东对于辩证法的解释,经常是用一些生活化的语言以及生活中的小例子来说明.1958 年 5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 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他还曾说过:&又怕又不怕,又高兴又不高兴,问题解决又不解决,这就是辩证法.比如打仗,开始提心吊胆,越打下去越大胆,没有几次路线错误,就不会现在这么好.&(《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并未像黑格尔那样从概念自身的演化进行论述,但通过他的例子,关于辩证法的图景和内涵就很自然的表达出来了.当然他关于辩证法的解释还远远不止这些,结合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说:&有红白喜事& 中国人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白喜事& 中国人是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新事物的发生,变化,死亡,百姓们叫喜事.如果有人死了,会举行一个追悼会.
　　当人们为痛失亲人而哭泣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也是一件喜事,实际上,确实如此.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妙.&(《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对于辩证法的认识,毛泽东能够超越黑格尔仅仅把辩证法当作思维领域的认识活动,能够从现实生活出发,对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背后的辩证法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向性.
　　三、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毛泽东关于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是从马克思和列宁等导师那里学来的,当然也参考过许多古籍的.但绝不是像鹦鹉学舌似地,从前辈或祖先那里搬过来就算数的.而是学来了精神实质,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通过在实践中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再当先生,再当学生& 这样一种螺旋式的循环上升的长期过程,才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这个泉源之中,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中国特色的,亦即里里外外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一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花.毛泽东关于辩证法理论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概念、规律的研究来检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服务于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辩证法理论中的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出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将具体革命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分析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寻求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活动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与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解释可谓是一脉相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矢&去射中国具体革命的&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不是概念哲学,不同于教科书体系有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而是面向具体革命实践活动的实践哲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具体的实践经验,过滤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将二者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结晶.总而言之,毛泽东所开启了将辩证法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通过对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提升到理论高度,进一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开展.毛泽东的辩证法是服务于中国具体革命的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脉相承的.今天我们党提出要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是由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精神生活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何去认识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如何分析当前社会的矛盾形势,抓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学习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理论,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社会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金羽,等.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3][8]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 田松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5][6][7] 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 [日]竹内实.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M]. 日本:苍苍社,1984.
　　[10][11] 孙正聿. 辩证法研究下[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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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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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悦听】“如何理解唯物史观中的‘决定’？”《思维的法则》当代回响之五
如何理解唯物史观中的“决定”？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凡对唯物史观有所了解的人，均可以脱口而出。但如何深层次理解它，并不容易。其中，最难理解的，应是“决定”二字。如何来理解这个“决定”呢？
常见的错误理解：“决定”，那就是没办法，一切都看生产力的，看经济基础的。必须时时刻刻以解决生产力问题、以抓经济工作为基础，为核心，为重点。
其实，这是机械地、僵化地理解“决定”的表现，是没有深刻领会“决定”意义的表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
“决定”不是永恒的，“决定”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换的。不是生产力永恒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永恒决定经济基础。不是要永恒把工作重点放在生产力上，放在经济基础上。
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决定”，一个是静态的，一种是动态的。
静态地理解，就是要在最归根结底的层面上，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这层意义上的“决定”就像一个原理，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动态地理解，就是要在具体的社会阶段中，要认识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可能成为主导的因素。这层意义上的“决定”是一个方法，体现的是灵活性。
在具体社会进程中，不能拘泥于一定要分清谁决定谁的问题，而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定位应当解决的中心矛盾。
对执政党来说，不仅要遵守“决定”的原理，还有学会“决定”的方法。而且，要知道，重要的不是“决定”的原理，应该是“决定”的方法。
当前中国的改革，就其哲学深意来说，就是要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让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对中国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也因而理应成为执政党工作重点领域的，应该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工作重点放在政治体制的民主法治上，放在人与人之间公平关系的构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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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先经”与“后政”的关系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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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论证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使用“经济”这一概念的，这里的“经济”是指生产方式（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总和）；而两岸经济互动中所使用的“经济”概念指具体经济交流活动，这里的“经济”同政治一样属于人的社会实践的范畴，而不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从唯物史观上讲，经济交流活动与生产方式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就在于经济交流活动是人们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属于主观能动性的范畴；而生产方式则是客观的经济结构，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因此，作为生产方式的“经济”和作为人们生产或营利活动的“经济”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我们在讲“经济决定政治”时，经常把两个不同的“经济”概念混为一谈。
　　（2）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的论断是从哲学层面上来讲的[6]，是“形而上”的宏观论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规律的抽象概括，如同“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个结论，其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若简单套用，就会犯“机械论”的错误，因为实践中并不排除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停滞或倒退的情形。我们在论述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时，仅仅是从发展两岸关系的具体经济工作之角度来使用“经济”概念的，而非从哲学层面（即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来使用“经济”概念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而推导出两岸经济互动必然带来两岸政治对话与协商之论断。
　　第二，忽视了政治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虽然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但政治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机械地、简单地受经济的制约。在一定条件下，政治也会对经济产生非常巨大的反作用。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明确提出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7]“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8]列宁的这些论断既说明了政治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以经济为基础，又说明了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曾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9]人类社会实践也证明，虽然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但政治并没有简单地被决定而失去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就当下两岸关系来说，经济互动是推动政治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仅仅是较其他因素更为关键、更具基础性而已。两岸经济互动并非必然带来政治对话与协商，因为两岸政治关系是相对独立于两岸经济关系的另一“领域”，其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简单地由“经济决定政治”而误认为两岸“先经后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能动过程。
　　德国处理“经济—政治”关系的作法与启示
　　在现实工作层面上，尽管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单地推出具体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的结论；但也不能否认经济互动对于政治互动的基础性作用和重要影响。德国统一案例表明，两德统一之前，尽管两德经济关系不能完全决定两德政治关系发展的走向，但却为两德政治关系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条件。
　　两德之间的经贸往来始于双方在1951年所签订的《柏林条约》，该条约对两德间的货物、服务业往来，以及付款方式都做了明确的规范，使两德之间的经贸往来能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经贸形式。西德将这种特殊的经贸形式视为德国内部的交易行为，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凸显出不同于国际社会其他经贸往来的特殊安排。两德这种特殊的经贸方式，亦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1951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多奎瑞议定书”，以及1957年西德在参与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所签署的《罗马条约》，其中“两德贸易与相关问题协定书”中若干条约，即授予西德联邦政府制定对东德贸易政策的权限，使两德经贸往来不至于脱离国际经济组织的相关规范。两德之间这种特殊的经贸交易方式，受惠最大的还是东德。就东德而言，西德是它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两德贸易中，东德不但享有西德所提供的各项优惠条件，其产品也可在德国的名义下进入欧洲市场的其他成员国。概括起来，东德从西德的获利，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东德经常得到西德提供的数额巨大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其二，在“德意志内部”贸易方面，除了东、西马克按1:1官方比价（东、西马克按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的比价为100:12）结算之外，东德每年仅免除关税这一项就可得到价值数百万（东）马克的好处；其三，东德通过西德与欧共体各国进行贸易，同样也从免除关税中得到许多实惠；其四，东德每年可从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公路和铁路等交通方面得到过境费达数十亿西马克；其五，西德公民（包括西柏林人）每次进入东德须交入境费25西马克和手续费5西马克，这样，东德每年在数百万西德公民的入境费方面就能得到数千万西马克。此外，东德还从两德的科技合作等项目上得到西德的经济和技术援助。[10]在两德经济交往的基础上，西德为加强和推进双方社会、文化等相关领域里的互动与交流，从日起，还把发给每个到西德旅行、探亲的东德人的“欢迎金”由30马克提高到100马克，东德人在西德乘火车减价50%，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或进出文娱场所，或免费或优惠。回顾两德统一前的关系史可以发现，东德自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大力推动“划界政策”，企图从形式上与社会文化上切断其与西德或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连结。西德为克服两德间日益加深的疏离感，维持德意志民族的一体共识，不惜牺牲经济上的利益，以换取东德的合作与支持。东德虽也瞭解西德的真正意图，担心扩大人员往来会给它带来消极影响，但强大的经济诱因却使它无法拒绝与西德的各项交流，因此在双方互动交流问题上总是不断放松。[11]实践表明，两德的频密交流，增进了双方民众的瞭解，维护了双方民众对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情感，为日后德国统一奠定了最深层的基础。[12]
　　尽管两德分裂性质（完全分裂）与两岸分裂性质（不完全分裂）有所不同，但当年两德特别是西德处理双方“经济-政治”关系的实践，可以给我们处理两岸“经济-政治”关系提供以下启示：
　　第一，从“反独”的视角看，经济互动使得分离主义难以得逞。两德之间不断扩大和加深的交往，有助于实现西德所致力达到的目的－－维系民族同一性和民族感情，使之不致因相互隔离而削弱和消失。随着双方互相接触的增多，两德之间的敌视心理不断减弱，进而维系了德意志民族的同一性和凝聚力。具体说来，两德之间频密的经济互动对于维护和实现“一个德国”所产生的积极功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使东德分离主义的“划界政策”无法得逞。二是为两德的最终统一创造了基础和条件。[13]就当下大陆的“经济先行”政策而论，即便其不能有效地推进政治对话与协商，也拖住了“台独”势力的分离主义的脚步，使“台独”难以得逞。众所周知，当下两岸紧密的经济联系将两岸紧密地“绑”在一起，让台湾在经济上与生存发展上无法与大陆分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在根本上削弱了“台独”的经济基础。换言之，两岸经济关系越密切，相互依赖的程度就越强，“台独”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经济先行”虽不能保证两岸一定能走向政治对话与协商，但无疑能为两岸走向政治对话与协商创造基础和条件。因此，对“先经后政”政策必须予以肯定和坚持，不能因为暂时未正式开启两岸官方政治对话与协商的局面就对其产生动摇和怀疑。
　　第二，从“促统”的视角看，经济互动可为最终和平统一奠定基础。德国的最终统一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不能说两德统一是两德经济互动直接所致，但毋容置疑的是，两德经济互动为最终两德统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两德政府通过为双方居民往来提供便利和建立贸易关系，推动双方相互接近，加深双方相互瞭解，增进民族共属感和凝聚力，为最终实现统一目标创造条件，是德国统一的重要经验之一。西德这种以经济互动促进国家认同的策略之所以得以成功实施，一个重要原因是西德强大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表明，西德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坚实后盾。两德互动的经验对当下两岸的互动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启示：一是大陆应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合作，为最终和平统一奠定基础。为此，大陆方面应继续凭藉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以政治层面为主要考量，继续给予台湾各项优惠条件，通过双方频密的经济联系，维护和巩固“一个中国”框架。二是在政治争议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从国家统一的长远目标和两岸人民的现实利益考虑，海峡两岸应该暂时搁置政治争议，以非政治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去促进和带动政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早日实现“由经入政”。
　　第三，要用政治行动来化解经济互动的障碍。两德经济互动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已很频密，但两德所处的对抗格局，使两德的经贸往来受到很大影响，加之经贸互动所衍生的其他各种问题，迫切需要两德官方从政治层面上加以解决，这也成为两德于1972年签署《基础条约》的动因之一。按照《基础条约》，东德得到了西德的国家承认（但非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强调两德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关系，两德互不为外国），东德应允许在经济、交通、文化、体育等各领域内与西德展开合作。故该条约签订以后，两德之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人员互访都有了较快的增长。从西德（包括西柏林）前往东德和东柏林的人数，由1970年的250万人次增加到1978年的800万人次；而从东德到西德和西柏林的人数，1978年也达到138万人次，比1970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两德之间的贸易额，由1970年的45亿马克，增加到了1987年的140亿马克。[14]比较《基础条约》签订前后的两德互动数据可以发现，通过双方签署《基础条约》这一政治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德经济互动中的障碍，有力地促进和深化了两德经济和其他各项交流与互动。如前所述，尽管两德与两岸在分裂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其通过政治行动来化解经济互动障碍的作法，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就两岸来说，当前双方的经济互动已经受到“只经不政”的束缚，意欲两岸经济互动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双方应适时开启政治对话，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就有关问题进行积极协商，通过早日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结束敌对状态等政治举措来为两岸经济互动创造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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