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导向中道德与法的观念冲突--《声屏世界》2002年08期
舆论导向中道德与法的观念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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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22【正文快照】：
前不久，《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都相继报道了发生在四川省的一宗民事案件———一位与他人非法同居的男性公民在去世之前立下遗嘱：将自己价值约４万元的财产赠送给与其同居多年的一位女性，并将这份遗嘱作了公证。而他去世后，其妻没有执行遗嘱。这件事引发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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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中道”观念及其思想渊源
本文对佛教哲学中的重要观念——“中道”进行了专门研究。重点考察了这一观念在早期佛教和大乘佛教中的表现形态。认为早期佛教虽讲“中道”，但在实际处理许多问题时往往不能把其作为原则较彻底地执行；大乘佛教的“中道”观念在早期大乘经、中观派、瑜伽行派中都有表现，但在理论上的发展高峰是在中观派中，“中道”在中观派中真正成为佛教学说中的核心观念。文章重点要表明的是：佛教的“中道”观念虽然是在否定或批驳与该教并行发展的其他派别的不同观点的过程中形成的，但这一观念在思想渊源上又与其他派别(特别是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有关联。佛教在吸收吠陀及奥义书中婆罗门教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把与“中道”有关的思想材料加以归纳、提炼，使之成为一种引入注目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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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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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形成富有活力韧性的“改革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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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张记合&
　　话题嘉宾&
　　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张爱军：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孙成尧：浙江省委党校研究人员&
　　当前，如何凝聚共识深化改革是社会舆论的焦点&
　　主持人：当前，关于改革的舆论很多，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改革舆论场”。那么，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其途径主要有哪些？&
　　孙成尧：舆论的定义非常多样化，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一种定义是：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也有的学者认为：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
　　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来源于有目的引导。或先从群众中来，然后经权威方面传播到群众中去；或经过权威方面的组织和动员，然后再传播到群众中去。&
　　舆论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舆论主体、客体及意见本身，还包括舆论的数量、强烈程度，舆论的韧性，舆论的功能表现以及舆论的质量等等。韧性是舆论的一大特征。所谓舆论的韧性就是舆论的持续性，它一旦形成，总要存在一段时间，即使舆论客体消失了，人们还会有所议论，因为舆论的发生总是滞后于舆论客体。&
　　主持人：什么是舆论场？“改革舆论场”如何形成？&
　　孙成尧：目前，关于舆论场的区分较为多元。有学者以载体为视角，将舆论场分为传统媒体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有以传播介质为视角，将舆论场分为媒体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有以支撑群体为视角，将舆论场分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有以时序为视角，将舆论场分为旧舆论场和新舆论场。也有学者以具体舆论场为对象，提出网上政治舆论场概念，并将其分为意见场、关系场和思维场。&
　　当下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凝聚共识深化改革是社会舆论的焦点。近几年出现了“改革舆论场”的用语。有学者将“改革舆论场”概括为一定区域内的高密度人群，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在多种媒介的推动下，就有关改革的话题进行高频率讨论所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在“场”的作用下，同一空间的个人所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经过引导、交流、协调等，比在普通环境中更容易形成“改革舆论场”，并能迅速传播。&
　　当前的改革舆论具有新的特征&
　　主持人：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改革舆论相比，当前的改革舆论有哪些新的特征？&
　　孙成尧：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和问题突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深化改革的迫切性，从中央政府到普通大众，从官方媒体到民间舆论，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期盼深化改革成为舆论场上的主流声音。&
　　十八大闭幕不久，“深化改革”的议题就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目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藩篱，调整利益预期。近几年，我国政府通过各种传播媒体以及新闻记者招待会、新闻记者见面会等方式主动宣传和公开阐释深化改革的理由，促使深化改革成为主流声音。&
　　在当下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要引领中国民众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仅要全面深化改革，更重要的是激发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改革的热情，得到群众的支持。比如，户籍制度、信访工作、司法权力公开透明等改革常常是社会大众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张爱军：改革的舆论准备是极为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提供了思想准备。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如果说这两个方面舆论造势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那么在互联网时代，舆论造势则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其中自媒体舆论的介入，使中国改革舆论生态进入了新阶段。&
　　自媒体如博客、微博、微信等在观念传播上起到了传统媒体难以发挥的作用。自媒体通过汇集、传播、共享、造势等方式，让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思想观念、利益诉求等以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改革、推动改革。&
　　深入认识改革与舆论的辩证关系&
　　主持人：改革与舆论相伴相随，改革需要舆论支持，舆论影响改革进程，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顾骏：改革与舆论密切相关。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渐进式调整。改革需要最大限度凝聚最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样才能尽可能减轻改革的阻力。共识达成越不容易，舆论准备越需充分。&
　　陶文昭：改革需要舆论支持，这是毫无疑义的。其一，改革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这些是宏观的、战略性的、基础性的，应是基本的舆论场。其二，具体的改革，都是针对问题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舆论要揭露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探讨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其三，对积极改革者，要宣传鼓励。同时还要对改革者予以一定的宽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任何改革者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完人。舆论要看总的方面、看大的趋势。如果过于苛求，则束缚了手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还是要坚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改。&
　　舆论归根到底是改革客观效果的反映。改革是本，舆论是末。改革成果大，舆论支持声音就大，力度就大。反之，改革成果不显著，以致衍生许多负面效应，那么舆论的纷议就是必然的。舆论不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是改革效果的晴雨表。在改革与舆论的辩证关系上，舆论为改革提供宽松正面环境是一方面，改革效果对舆论产生直接影响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应努力追求舆论与改革的一致&
　　主持人：舆论总是复杂的、多元的，既有支持改革的舆论，亦有对改革的抱怨，我们该如何面对多元并存的舆论？&
　　陶文昭：客观地说，对任何一件事，舆论都会既有支持，也有反对，或是既支持又反对的。要求舆论完全一致是一厢情愿。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何况中国是超级复杂的国家，社会群体不同，看法就不相同。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改革举措，产生的效果不一样，社会评价当然不一样。但作为一种目标，还是应努力追求舆论与改革的配合与一致。还要看到，传媒本身也是复杂的，既有传统媒体，还有新兴媒体，行政调控的手段和力度不一样，舆论取向也不尽相同。&
　　顾骏：改革最流畅的时候有舆论，改革最迟滞的时候也有舆论，区别只是改革借舆论而风生水起，还是改革在舆论中徘徊不前。&
　　其实，最接近改革临界点的时候，舆论反而会进入某种“静默期”，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改革几无出路，何须再费时间讨论？干就是了。&
　　从舆论看中外历史上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
　　主持人：从历史上看，改革者是如何处理改革与舆论关系的，处理的好坏与改革结果有何关联性？&
　　孙成尧：任何改革都会遇到社会舆论问题。如果把改革比做船，舆论就是风。舆论与改革一致，就是开顺风船；不重视舆论，就是开无风船或顶风船。北宋王安石改革中社会舆论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是其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安石变法之初就主张变风俗，改变因循守旧的保守风俗和舆论，可惜的是，宋神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社会舆论不重视，而且急于求成，想快速推进改革措施进而富国强兵。正是由于没有营造出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围，改革措施的推进遇到了层层阻碍，以致失败。庆历新政的例子更能说明改革与舆论的重要关系。有学者提出“庆历新政是成也台谏，败也台谏”。台谏为新政派上台广造舆论，开辟了道路，但好景不长，依然有大部分台谏代表着强大的保守舆论，站在了新政派的对立面，刚刚推出一年多的改革措施就随即被废止。&
　　与此相反，俄国农奴制改革借助了舆论力量，化解了一部分阻力，成功推进了改革。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布诏书，调整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事实上，这个诏书就是政府初步的改革纲领，除使农民得到人身自由外，没有触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该诏书先在报纸上公布了。诏书的公布使农奴制问题的讨论公开化了，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就借助舆论力量化解了来自封建地主的阻力。由于各社会阶层、各政治集团所处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不同，他们对诏书、对改革的态度以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各异。此后，经过旷日持久的征询意见、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至日，国务会议批准改革方案。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名后生效。同时，沙皇又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
　　个案事件背后的舆论会推动改革&
　　主持人：近些年，社会突发事件通过网络和自媒体不断发酵和扩散，以点带动面，辐射全国，其影响巨大，有些事件甚至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改革。这些个案是如何影响改革实践的？&
　　张爱军：从逻辑和事实上说，个案与体制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博弈的。但是在网络时代就完全不同，量会转化为质，个案会转化为普案，特殊性会转化为普遍性。原子化的个案会通过自媒体形成蝴蝶效应式的舆论，从而推动由宏观改革变为微观改革，由激进性改革变为渐进性改革。&
　　这种渐进改革往往是由个案形成的社会舆论推动的，进而逐渐影响改革的局部，甚至影响全局。一个生态维权事件，一个环境破坏引发的保护环境事件，一个刑讯逼供事件，甚至一个官员在不恰当场合的微笑，一个官员说的不恰当的话，都会成为网络舆论的引爆点，进而成为舆论，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制度的微调与改革。当然，事件自身不会推动改革，事件背后的观念大讨论才会推动改革。一个事件就是一个观念的反思，一个观念的反思如果具备了合理性、正当性，时机又合适，那么改革就不可避免。&
　　孙成尧：其实，不少网络舆情事件，背后都是社会大众的情绪沉淀所引发的，网络舆情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但却倒逼着社会改革。如“孙志刚案”，推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及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重庆最牛钉子户唐福珍因拆迁被逼“自焚”事件，引发民众对拆迁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关注，间接推动我国《物权法》的出台；“湖北佘祥林案”、“张高平叔侄杀人案”等，随后的网络舆论推动了司法改革；河南“开胸验肺”事件，推动了卫生部新《尘肺病诊断标准》的发布与实施。&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舆论的多元化，进而推动或拖延改革的步伐&
　　主持人：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人员结构更多元，各社会主体为自身利益都想推出对己有利的方案、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会通过社会舆论反映出来。这会对当前的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乔新生：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会导致思想的多元化和舆论的多元化。&
　　中国目前有众多的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职业、身份、利益、偏好、文化背景、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很不相同。各阶层成员之间有相容互补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矛盾性的一面。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代言人，试图影响国家的政策、改革措施等。&
　　主持人：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方向非常明确，改革进程或快或慢一直在推进，但有一些人是“不改不满，改了也不满”，改革共识的达成为什么这么难？&
　　唐亚林：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社会主体价值认知偏好的侧重点不同以及排序不一。正因为对不同的价值存在认知偏好不一，排序不一，以及价值选择组合不一，导致各社会主体力量对以问题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当下中国发展路径以及制度建设方向的认同冲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价值观分化等转型困境一时难以消除。&
　　主持人：中国各地发展程度不一，人员结构多样，关注点和期待值相差较大，想各方满意一致前行也不太现实，这就需要有效寻求改革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地照顾各方利益。目前的情况下，该如何着手？&
　　唐亚林：寻求当代中国改革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需要以问题解决方案为导向，以底线思维为基础，以获得感、满意度和认同度为评判标准，在利益分配、制度建设、价值维护三大领域做到三个“有机结合”：第一个“有机结合”，就是把民众对物质利益为核心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实现人的人身安全、法治保障等制度建设有机结合。第二个“有机结合”，就是把每个人的“安身立命需求”与民众的群体需求、社会的和谐需求、国家的繁荣需求有机结合。第三个“有机结合”，就是把执政党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情怀与知识界的忧国忧民情怀、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怀有机结合，让冷嘲热讽的心态、冷眼旁观的心态、事不关己的心态、只看重眼前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心态少之又少，共同营造为全面深化改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优良政治生态环境。&
　　改革者要主动研判舆论，化解矛盾，推进改革&
　　主持人：为了一致前行，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当前的改革者应该如何对待社会舆论？&
　　乔新生：构建中国的社会舆论环境，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不仅要在理论上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要在行动上有充分的准备。&
　　改革者应当有广阔的胸怀，不断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于来自国内外的明枪暗箭，应当勇敢地迎接挑战，对于国内出现的各种声音，应当积极地加以引导。对于批评中国的声音特别是批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不能充耳不闻，而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详细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系统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从而使改革成为全民共识。&
　　只有努力营造生动活泼的改革舆论氛围，让每一个公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改正错误，从而使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成就。近一段时间，围绕着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说明，如果只是有正确的发展目标，而没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在民主协商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发展规划和改革措施，那么，“出力不讨好”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只有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在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原则指引下达成共识，全面深化改革才不会激化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推动形成活力韧性的“改革舆论场”,必须处理好“动”、“导”、“控”的关系
　　主持人：怎样引导舆论进而形成有利于促进改革的“改革舆论场”？&
　　孙成尧：今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有学者将改革的舆论导向比作一部汽车，一是有发动机和轮子，是管速度、管能量、管起动的，没有发动机，汽车的能量就无法释放，没有轮子就不能起动、前进；二是有方向盘，是管路线、管导向的，没有方向盘，汽车就会左右偏向，就达不到目标；三是有刹车，是管调控的，没有刹车，汽车缺少自制，就有可能翻入悬崖危路。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和贴切。确实如此，改革的舆论导向，必须处理好“动”、“导”、“控”的关系。&
　　“动”，就是舆论宣传的先导作用。改革的舆论宣传，必须走在改革潮流的前头。先导，就是当改革的趋势正在形成，改革的客观要求已经具备，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把握住这种趋势，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要求的时候，作为舆论先导的报纸等媒体，应当有“敢为天下先”的见识和勇气，揭示这种趋向，回答这种要求，做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引导社会舆论，推动改革前行。“导”，就是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正确的舆论导向，说到底，就是全面、科学、准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决反对错误倾向。“控”，就是舆论宣传的调控作用。舆论的调控，就是要增强宣传的科学性，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要把问题搞清楚，防止分析不当，造成误解。&
　　改革有成效，舆论就会好，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有切身的获得感&
　　主持人：舆论对于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清楚了。下一步我们需要着重向何处发力？&
　　陶文昭：一方面，我们要在舆论导向上下功夫，要主动引导+善于引导。改革的关键时期，气可鼓不可泄。要强化正面宣传，凝聚改革共识，聚集改革正能量。还要抑制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舆论。当然，无论是强化正面，还是抑制负面，都要立足于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公正。舆论引导不是拔高，不是掩盖问题。抹黑不行，涂粉也会贻笑大方。&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打铁还需自身硬，改革有成效，舆论就会好。现今改革出台的措施很多，取得了许多效果。还要更加注重改革的效果，尤其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有切身的获得感。是否支持改革，最终都是从利益出发的。改革中人民群众是否得利、得利多少是硬标准。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方案要吸引人，更要以成效说服人。
　　乔新生：中国的道路自信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上，中国的理论自信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的政治信念之中，中国的制度自信体现在中国宪法和法律之上，中国的文化自信体现在中国数千年文化传承之中。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局良好的基础上，各方面改革继续呈现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下一步，我们就应该按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改革者要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加强思想引导，注重研究改革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锲而不舍、坚韧不拔，提高改革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能力，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上一篇：已是第一篇
已是最后一篇
责任编辑：张 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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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寒竹、赵鼎新、萧功秦、杨光斌：不靠谱的言论是如何；――超越社会变革中的观念陷阱；【临近岁末，回首2014年的中国，治理网络舆论无；知识分子，如果是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就能避免左；――要从浮躁的“口号学术”或“政治学术”走向具有；寒竹（旅美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三十多年时间中跨过了西方发达；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过
寒竹、赵鼎新、萧功秦、杨光斌：不靠谱的言论是如何产生的
――超越社会变革中的观念陷阱
【临近岁末，回首2014年的中国，治理网络舆论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共知识分子”在舆论场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力，但许多“不靠谱”的言论，甚至谣言，也往往出自他们。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再次成为学者们思辨的主题。】
知识分子，如果是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就能避免左与右各种激进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思潮对思想的支配，避免陷入观念陷阱。
――要从浮躁的“口号学术”或“政治学术”走向具有学理的思考和探究
寒竹（旅美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观念和社会构想在社会变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建，即使在现实中问题重重，社会变革也难以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社会没有追求的未来目标。但是，如果人的理性过度膨胀，把观念之间的自洽和逻辑推演当作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社会变革则可能掉入观念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三十多年时间中跨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社会高速发展使得原本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矛盾在短时期内集中涌现。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地区差别等成为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社会急剧变化和矛盾集中涌现的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竞相而出，都希望用自己的观念或一揽子计划来改造社会。但是，由观念构成的主义都是抽象的，而社会存在的问题却是具体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缺乏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自我圣化，也不缺乏对未来世界的诗意描绘，但是否具有现代社会应当有的专业主义精神？是否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专业知识？
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需要的不是口号式的政治动员，而是知识界的自我启蒙，社会需要的是更多勤于思考的学者和实干家，而不是空喊主义和口号的“革命”知识分子。胡适说，“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胡适以一些高谈“无政府主义”的人为例：“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发表）胡适讲的这种现象很像是在谈今天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胡适的批评竟仍适用于当今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索维尔在2010年出版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索维尔看来，玩弄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几个严重的缺点：
其一，缺乏专业知识。索维尔引述了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说法：许多在公众中知名度很高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同行中却声誉平平。“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知名度与其学术声誉正好呈相反趋势。”（《公共知识分子》，2010年出版）索维尔甚至认为，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
其二，“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圣化自己的观念。“公共知识分子”善于创造抽象概念或制造观念，并倾向于把自己创造的抽象概念神圣化。索维尔用了“构想的圣化”（thevision of the anointed）这个说法。“公共知识分子”常认为只要按照“圣化构想”去改造整个社会，就可以一揽子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其三，“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从圣化自己的观念到圣化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社会本质，能解决常人所不能解决的社会根本问题，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把自己看成是精英，而且还是圣人般的精英，他们自诩为社会良心，负有
国族的使命，可以启蒙大众来改造社会，最终建立一个理想王国。
索维尔的一些批评有些偏激，但对“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现代文明得以形成的一个基础是细化劳动分工，而分工体现在科技领域就是分科目、分专业。文艺复兴以来，各门具体科学开始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中独立出来，这是现代文明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文科领域，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都已成为具体的专门学科，而这些学科内部又分为若干个不同分支和专业。经济活动的分工和知识的分科是现代文明区别于古代文明的一个本质特征。 在当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严重缺乏专业性已经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水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热衷的主义和口号虽然听起来调子很高，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却并无多大功效。胡适对这种侈谈抽象观念的危害性揭露得很深刻：“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从浮躁的“口号学术”或“政治学术”走向具有学理的思考和探究，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言论有无边界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大众会盲从？
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者。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先前，要解决社会问题要么求助宗教（上帝），要么求助传统。随着近代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知识分子信心暴涨，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可以通过理性来改变世界。 我在美国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比较中西方知识分子，我认为，当代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会有这么几个特征：一是年轻时很聪明，语言能力强，但是数学能力差，小时往往不太合群；二是喜欢放大个人遭遇和体验，希望改变社会来适应自己；三是对不愿意处理具体事务，或者说对系院的琐事不感兴趣；四是对社会问题往往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并认为如果被采用，社会将变得更好。这类知识分子声音变多往往是社会危机的前兆。
为什么从社会层面来看，知识分子声音在中国变成了主导，而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声音却显得边缘化？
社会越保守，主流教育越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作用就越小。或者说一个社会主流文化霸权越强大，“公共知识分子”影响就越小。“公共知识分子”发达的地方就说明那里的文化霸权还没有完全被建立起来，所以中国的“公知”比法国厉害，法国的“公知”又比美国厉害。中国完全没有主流文化霸权，而美国是主流文化具有很强霸权的国家，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乔姆斯基，影响力在美国国内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引起广泛大众的注意。
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使社会走向成熟、负责任。与中国相比，西方知识分子更加专业化，专业化一旦形成，知识分子就很难跨界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发言。从中国当前社会看，社会对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制衡都不够。比较而言，社会对官员的约束大于知识分子。对于官员，群众可以通过投诉、来信来访，甚至群体事件来发声，另一方面，中央也自上而下进行监督，此外，还有舆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而知识分子自认为掌握着“道德制高点”，因此感受不到来自社会的压力。
现在我们学术界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国家软实力也不够，这两个原因导致，第一，我们的知识分子喜欢跨领域放话，第二，对于不靠谱的反体制言论，其他人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愿、甚至是不敢提出反对，而反对声音也往往会被认为是维护政府的“五毛”。因为国家软实力不够强，所以维护国家的言论也往往不被认为具有“正当性”，所以不靠谱和盲从的情况仍然会存在。
社会出现问题时，知识分子的言论应当有边界吗？我认为言论有无边界不是一个问题，言论可以无边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大众会盲从？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爱说什么就可以
说什么，但是人们却应当具有辨别言论质量的能力。但是，辨别言论质量的能力是在开放社会中练就的，而不是在一个封闭世界中获得的。因此，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长期坚持言论开放才是边缘化不靠谱言论最好的法宝。
――知识分子应该用经验主义来避免“建构理性主义”的缺陷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面对中国今天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挑战，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观念上的障碍，如何真实理解中国现实当中发生的真实问题是很重要的。
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比一般人能讲出道理来；知识分子也很自信，因为他们觉得读了书就有知识，对自己往往有很高估计。事实上，正如历史上所表明的，知识分子也会造成时代的灾难，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进行思考与思想创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往往却有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一般说来，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的理性是通过抽象思维，把复杂事物予以简化，抽象与简化对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简化的结果往往忽略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义性。运用简化的理性思维来作出判断与历史选择，其结果往往是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简单地把西方历史上演变过来的体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旧的传统体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体制却由于缺乏西方社会的各种条件，而无法有效运行，“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社会脱序，会产生各方面的整合危机，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造成的弱政府化，党争、军阀混战与国家碎片化，也是中国20世纪灾难的起源。 其次，个人理性的缺陷还表现在，一个社会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全面的，当人们根据这种片面的信息来决定历史性的行动选择时，就会导致历史选择与判断的失误。
第三，主体自身的信仰、激情、人性中的幽暗的心理，以及浪漫心态，如同海面下的冰山，会不自觉地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支配着显露在海面上的理性，主体的理性受感情与其他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就会发生判断的扭曲与错误。
更具体地说，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是根据理性原则来进行判断与推理的，但支配人的理性的，往往是混杂着潜意识中非理性的东西。人们总是把自己希望的东西视为当然的、可以实现的，然后用“理性”的、逻辑的语言，把内心浪漫主义的意愿，论证为“社会规律”或什么“普世性”的第一原理，论证为“客观”的实在法则。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东西，经过华丽的理性外壳的包装，被误认为是真理。
当主体把浪漫主义的东西论证为真理来追求，把浪漫主义付诸社会实践，就会造成乌托邦的灾难。这种把浪漫主义的心灵投影，自圆其说地论证为“科学”，是建构理性陷阱。这种“建构理性”是被浪漫主义包装起来的“类理性”，它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并不是一回事，它只是看上去仿佛与科学理性是一样的，但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衍生物。
社会上左与右的激进主义者所推崇的愿景，都是在浪漫的“类理性”基础上形成的观念的陷阱。左右激进主义是20世纪人类“理性灾难”的最重要路径。受左右激进思潮支配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作茧自缚的“观念人”。知识分子一旦变成“观念人”，他们就会造成社会的灾难。
知识分子要避免成为“观念人”，就必须回到经验主义，用经验主义来制衡理性的“类理性化”，知识分子应该用经验主义来避免“建构理性主义”的缺陷。一个真正能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尊重事物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的、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这种方向感就是追求更美好的价值，这个美好价值是与人类共同的价值相通的。
为了超越观念陷阱，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点，知识分子最重要特点就是思想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权贵，不依附于利益集团，而是用良心和社会责任做标准，进行评说和议论。
第二点，知识分子对任何事物都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态度。知识分子做一个批判者并
不难，难的是，还要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人类现实生活永远是“神魔混杂”的，所谓同情的理解，就是不要根据自己的价值喜好，对所看到的事物随便贴用一些标签，来进行简单判断，而要有一种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义性、两难性。只有具备了这种理性的客观态度，才能更客观地切入事物，才能更务实地、更有效地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议与办法。
第三点，要保持思想的开放性。要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不受左右教条意识形态的干扰，用常识理性作为思考工具。这种开放性让人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状态，不会固化，也不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事物变化的解释力，始终从该思想主义的历史渊源中，从它们产生的背景与面对的疑难矛盾中，去理解对方，并从中找到其内在的有意义的东西。
知识分子，如果是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就能避免左与右各种激进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思潮对思想的支配，避免陷入观念陷阱。正因为如此，他就是一个中道理性主义者，而只有以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中道理性，才能客观认识世界。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摆脱主观主义，为社会进步作出真正的贡献。
――由去历史的观念的链接来观察中国、对照中国，必然是南辕北辙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当下中国，基于他国历史特定经验形成的思想产品大行其道，并被作为观察、评判中国的“标准”。而依据这种异域经验基础上的观念作对照，中国似乎永远是错的。在这些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最有市场，如自由民主理论及与此相关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等理论命题等。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构成的社会中心主义，是典型的英国-美国的国家建设经验的思想产物，而且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思想产品。但这些经不起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检验的理论却在中国被不加质疑地接受。第二套流行的但次于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国家中心主义。这是典型的基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官僚制治国经验而形成的，其中黑格尔、康德以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定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概念基础。
为什么缺乏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经验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固然有中国百年社会科学的历史根源，更有当下中国学者研究路径的迷失以及进而导致的反思能力的退化及由此而来的建构能力的缺位。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几年前我在《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误区》中提出的观点，今天依然能立得住。（文章提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应弄清楚文本作者的“情境”，同时还要熟悉世界文明史的基本走向和脉络，更应该将中国的“情境”存放于心中。）不仅如此，我还要问的是，政治思想史到底是由思想而构成的历史，还是世界文明史中的思想？如果是前者，必然是永远的文本崇拜，永远的诠释学派而了无新意。中国学术界流行的两大版本即保守主义者斯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和自由主义者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由思想构成的历史。在这样的路径下研究政治思想史，中国人似乎只能当西方人的学生。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脉络下，具体而言从国家建设的维度下，对照、研读西方政治思想史，才能将很多所谓神圣的偶像请下神台。因此，希尔基于历史演进和文明互鉴的《欧洲思想史》远比前述两本教科书更有价值。
说到底，政治思想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面对重大危机和重大挑战的关键时刻关于怎么办的设计。那么，什么是政治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都是比较政治学者”，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应视为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也就是欧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有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
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
如果能认识到政治思想的语境性，沿着这样的路径，即使我们依然缺乏建构能力，但至少有反思、批判和选择理论的能力。不得不说，由政治思想而构成的历史，即目前中国流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去历史的观念的链接，由此而观察中国、对照中国，必然是南辕北辙。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关系到国家话语权和国家安全。在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这个自主性的社会科学需要研究者进行比较历史的、定位于本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实践的发现。这需要我辈同仁和下一代学人的理论自觉并自信。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各类资格考试、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专业论文、应用写作文书、高等教育、外语学习资料、中学教育、不靠谱的言论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变革中的观念陷阱)31等内容。　
　的确, 观念和社会构想在社会变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没有对未来社 会的...说得好听一点,都是在浪漫的“类理性”基础上 形成的观念的陷阱,根本不堪实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2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关于师生关系的观念,关于政府权威... 　社会变迁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变迁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变迁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不顾公平”, 导致了政策选择的工具理性化,造成了价值理性在政策选择中的失势。... 　生活的一部分,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要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行为规则,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养成的规 则意识直接影响着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 　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革,调整生产关系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据此回答:“重农抑商”的观念与政策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下列理解错误的是( )... 　下列观念中,造成中国文化中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义倾向的观念是( ) A.知行合一B.天人合一C.重义轻利D.文以载道正确答案及相关解析
正确答案 B
解析 暂无... 　下列观念中,造成中国文化中整体系统、辩证发展思维方式的观念是 A.中庸之道 B.天人合一C.知行合一 D.重义轻利正确答案及相关解析
正确答案 B
解析 暂无解析... 　会计计量变革中的会计观念变革_韩语学习_外语学习_...传统会计理论的支柱,包括 权责发生制、可靠性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需要披露的会计信息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