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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后最苦恼科研时间被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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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4年的诺奖获得者，莫泽夫妇仍炙手可热，诸多的活动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困扰，他们觉得去参加活动也同样是为了科学，但是，这对于他们进行的项目研究是没有帮助的，他们只能通过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他们的研究。
原标题：获奖后最苦恼科研时间被占用莫泽夫妇。颁奖典礼当天，会场外的“诺贝尔公交专列”在排队等待接送各国嘉宾。本报记者张丹与迈-布里特·莫泽在瑞典合影。对话与屠呦呦获同一奖项的爱德华·莫泽、迈-布里特·莫泽夫妇获得诺贝尔奖究竟意味着什么？荣誉？金钱？或者你想象不到的好处？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举行之际，记者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对话诺贝尔奖不同领域的获得者，聆听他们眼中的诺贝尔奖、眼中的中国。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既有今年新晋的“新生”，诺奖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兴奋；也有去年获得诺奖的“二年级生”，从“过来人”的角度看待诺奖及其带来的效应。这些诺奖获得者有：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莫泽夫妇、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林达尔、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瑟·麦克唐纳等。诺奖得主系列报道①飞鸽传书，老马识途。人类很早就意识到，很多动物，包括人类都具有出色的方向识别能力，他们的脑海中似乎嵌入了一张地图，怎样都不会迷路。201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解释了这个现象。迈-布里特·莫泽及其丈夫二人与约翰·奥基夫因“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共同获得该奖。日前，莫泽夫妇在瑞典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在获得诺奖一年后，他们仍不得不再花时间用于工作之外的事情，如主旨发言、小组讨论等，而他们最需要的恰恰就是时间。而对于今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屠呦呦，他们夫妻二人都表示出了极大的赞赏，称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文／图 本报特派斯德哥尔摩记者 张丹 在瑞典哥德堡的博物馆小会议室中，爱德华·莫泽穿着笔挺的西装，红色圆白点的领带，还有一双红色的布鞋。他的妻子迈-布里特·莫泽则穿着比较休闲，右手戴着一串手链，脸上总是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谈获奖太忙只能挤时间做科研作为2014年的诺奖获得者，莫泽夫妇仍炙手可热，诸多的活动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困扰，他们觉得去参加活动也同样是为了科学，但是，这对于他们进行的项目研究是没有帮助的，他们只能通过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他们的研究。广州日报记者：获得诺奖是否改变你们的生活和工作？获奖后你们都在进行哪些方面的研究？爱德华·莫泽：请让我们先回答后一个问题，我们所做的研究仍然在同一个领域继续进行，获得诺贝尔奖并没有改变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想要理解人们大脑中的定位系统，不同的位置细胞被发现，它们是怎么协同工作的？一种细胞产生的信息如何被另一种细胞读取，而这些信息到底是如何决定行为（导航）的？我想这个发现获得诺贝尔奖会让人们开始感兴趣，更加关注我们的工作，当然，即便没获诺贝尔奖，我们也会做我们该做的研究。迈-布里特·莫泽：我们对研究科学、加深理解感到十分兴奋，这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得到诺贝尔奖的确是极好的，因为这说明了我们研究的内容很好、我们小组的研究人员很好。爱德华·莫泽：说起改变，有一件事很明显，就是我们的时间被大量地占用了。有如此多人请我们去会议上作主旨发言、参加小组讨论，我们不得不非常谨慎对待，明白我们工作的重点在何处。迈-布里特·莫泽：时间是主要的挑战。我们当然愿意和人们见面，和他们谈论科学和其他一些事，但是我们只是2个人（精力有限）。谈屠呦呦非常了不起的女科学家今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在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出现过转氨酶升高等现象。屠呦呦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那段时间她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自己亲自服药试验，导致肝中毒。对于屠呦呦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莫泽夫妇都表示了极高的崇敬之情，并认为，屠呦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科学家。广州日报记者：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屠呦呦今年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你怎样评价屠呦呦获奖？迈-布里特·莫泽：非常棒！恭喜她！她是一个勇敢的、了不起的女科学家，她在条件简陋、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科研工作，她甚至在她自己身上测试药品，所以她是非常了不起的。爱德华·莫泽：令人钦佩！谈中国神经科学会进入一个新时代莫泽夫妇曾经到过中国两次，他们告诉记者，在那里受到友善的对待，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中国近年来出产的科学研究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莫泽夫妇特别提及科学家蒲慕明夫妇，强调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认为“他们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迈-布里特·莫泽表示，他们自己的实验室一直都有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而他们也都非常的出色。爱德华·莫泽则表示，这些中国的研究人员迟早会回归祖国，希望他们的前途顺利，“中国的科学研究潜力是如此的巨大，我会非常期待看到十年之后，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广州日报记者：你们去过中国，对中国的科学家印象如何？中国在该领域处于世界的哪个层次？迈-布里特·莫泽：我们可以谈论我们认识的中国科学家。就拿蒲慕明来说吧，蒲慕明在上海建立了一个非常美的研究机构，现在我们看到他辛勤劳动做出来的一些成果。我们看到这些成果质量非常高。中国人非常聪明，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回到中国来建设中国，因此在科学方面，我想中国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爱德华·莫泽：我认为中国在神经科学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宏伟的前途，因为第一你们有这么多的人才，此外中国的学生和博士后正在接受非常高效的训练，因此在未来十年中国的神经科学领域令人期待。迈-布里特·莫泽：我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我们去了中国两次，并发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发表演讲后，当时只有一个学生提问；然而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噢，有好多好多问题，他们想了解这个、知道那个，这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进步。迈-布里特·莫泽：他们改变了，变得勇敢了，他们想知道得更多。谈未来用大脑GPS为阿兹海默症找路迈-布里特·莫泽告诉记者，这项研究关乎大脑本身，大脑如何运作的知识对人类来说是极度重要的。他们现在所做的是试图去了解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而这项工作长远看来，会对与人脑相关联的一系列领域产生贡献，例如神经学、心理学等等。阿兹海默症是目前看来与这项工作连接最紧密的，然而长期来说，这项工作会持续促进对于大脑的认知，人们曾经计算过有多少疾病是与大脑相关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所以未来应用将会非常广泛。广州日报记者：在你们研究的领域，发现人的内在GPS细胞与发现位置细胞等，帮助人们解决如阿兹海默这样的疾病。对于这些细胞的发现，将会对未来甚至现在，起到怎样的重要作用？爱德华·莫泽：阿兹海默还远远没有被解决，但是我想我们所研究的细胞和我们关注的大脑区域是重要的，这个区域是罹患阿兹海默症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所以我们的研究使对于阿兹海默症的研究步入正轨，从而发现引发阿兹海默症的机制，我对此表示乐观。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从事的是基础性研究，我们希望发现大脑工作的原理，这会有助于我们解决所有神经的和精神病学的疾病。迈-布里特·莫泽：想要理解疾病，你不得不去理解一个正常的大脑和它的运转机理是怎样的。阿兹海默症的第一个症状就是：找不到路。你说的这种细胞就像是一种在我们大脑里的GPS，所以应该在这些细胞全部凋亡之前尽早诊断疾病。谈“蓝脑计划”离完全模拟出大脑还很遥远“蓝脑计划”是由瑞士科学家设想的一个复制人类大脑的计划。以达到治疗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的目的。但网络上对其褒贬不一。日，负责蓝脑计划的科学家宣称，他们有望在2020年左右制造出科学史上第一台会“思考”的机器，它将可能拥有感觉、痛苦、愿望甚至恐惧感。网络上对“蓝脑”的反应也是高潮迭起。一个汇集了很多博士的论坛网站对这项工程提出了褒贬不一的看法，包括这一工程的可行性、道德标准等等，也有不少人给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广州日报记者：“蓝脑计划”的研究方向与你们不同，他们想要通过计算机模拟人脑，来解决人脑神经学碰到的问题，你如何评价这个项目？它的观点与做法是否受到领域内专家的认同？迈-布里特·莫泽：我们应该评论那个项目。爱德华·莫泽：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这个研究得出很多关于大脑的信息。但是与此同时，想要完全模拟人类的大脑，是相当地为时甚早了。我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离完全模拟出大脑还很远，或许这个项目的目标有一点太过遥远。迈-布里特·莫泽：你知道这种操作就像操作一台计算机，你只能取出你放进去的东西。因此，你需要去（模拟）大脑，你就要知道应该把哪种信息输入到“大脑”里的结构，这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爱德华·莫泽：你还需要模拟大脑对这些信息的处理过程。所以，我对 “蓝脑计划”的理解就是他们把数据输入，来模拟大脑。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做的项目，我们至少会提出一个相当明确的问题，然后通过实验来检测它，而绝不仅仅是收集很多数据。 广州日报记者：如果人们持续使用他们手机上的GPS软件，他们会不会失去大脑内相关的功能？迈-布里特·莫泽：我不认为这会使人们失去大脑定位的功能。但是……爱德华·莫泽：它们改变了我们，我们的行为发生了改变。诺奖获得者简介迈-布里特·莫泽（May-Britt Moser，日出生），挪威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挪威科技大学卡夫利系统神经科学研究所和记忆生物学中心创始主任。莫泽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莫泽在过去数十年中领导了一系列脑机理的前沿研究。2013年，夫妻二人与约翰·奥基夫共同获得霍维茨奖；2014年，三人又因“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迈-布里特与爱德华也成为诺贝尔奖史上第五对获奖的夫妻。另外迈-布里特·莫泽也是继1928年的西格丽德·温塞特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挪威籍女性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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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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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
毛泽东的批示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张爱萍在向中央报告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让新中国有能力抵御外来武力威胁，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在最困难的时期，一批批杰出的科学家站出来，勇挑重担，用双手托起了中国人自己的“两弹一星”。
　　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两年后，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射成功。此后又不满四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着“东方红”飞向太空。
　　苏联专家全撤了
　　1958年年底，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代表索洛维也夫通知我二机部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苏方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不日就要抵达中苏边境满洲里了，请他赶快前去接收。
　　对于这颗原子弹教学模型，中方期盼已久。一年前，中国与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两国正当蜜月期，苏方慷慨地承诺将向中国提供导弹样品和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还答应派专家帮中国设计试验靶场、进行技术培训。
　　《协议》签署不久，苏制P-2型导弹倒是来了，可原子弹教学模型却迟迟不见踪影。苏联专家说，虽然只是个教学模型，不是真正的原子弹，但也非常敏感，中方一定要建一个保密级别高的库房。
　　为了让原子弹教学模型不进城就直接送入库房，二机部选中了离西直门火车站不远的花园路盖库房。很快，库房建好了，苏联专家也审核通过了，可教学模型还是迟迟不来。苏联专家总说快了快了，一拖又是半年。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终于就要到了，姜涛和同事兴冲冲地买好火车票打算前往满洲里。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索洛维也夫却对姜涛说，先别去啦！现在西伯利亚太冷，不能发货，暖和点再说吧。
　　一等又是两三个月。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总算来信儿了。他说，莫斯科准备发货了，你们准备去接收吧！当姜涛他们即将启程时，苏方又变卦了。索洛维也夫说，没发检验证明，暂时不能发运。
　　又过了两个月，索洛维也夫来电话说，模型已经到边境了，让二机部赶紧派人去接收。二机部的人觉得，这次总靠谱了吧！可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又来电话了：别接了，部长感冒了没人签字，这货还是不能发。
　　一连三次都没接到原子弹教学模型，二机部的工作人员们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了。
　　1959年6月下旬，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打算亲自去趟莫斯科协调此事。在他临行前，坏消息来了。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向周恩来总理转交了一封苏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中说：苏联正在跟美、英首脑进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这个当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不太合适，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做出的努力。
　　其实，早在一年前，二机部的人就从苏联专家不冷不热的态度中读出了一些信息。
　　1958年7月，在中方的反复要求下，苏方派来三名专家，就原子弹制造的一般原理给中方做报告。当时担任翻译的朱少华记得，听报告的除了已就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外，其他都是行政人员。
　　朱少华回忆，当时天气非常热。三位苏联专家一边讲，一边擦汗。原子弹的原理极其复杂，让三个人在一天内讲完，几乎不可能。他们讲得非常快，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然后又飞快地擦掉。朱少华又得翻译，又得做笔记，忙得晕头转向。苏联专家一个劲地提醒：不要记，不要记！等原子弹教学模型来了，自然会有专家来指导你们。钱三强他们不管，还是一个劲地埋头苦记。课后，苏联专家提出要收回笔记，在座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高兴了，他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
　　其实苏联专家讲得飞快，就连钱三强也没记下来多少。而且这次讲座多是原理，没有数据，参考意义不大。几个人把笔记凑了凑，钱三强看过说，跟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
　　1959年初，这三名专家奉调回国，又来了个不说话的专家列捷涅夫。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这个“洋和尚”来了之后却一言不发。为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
　　此时，中苏短暂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苏方虽然还没有正式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但种种迹象表明，那只是个时间问题。为了尽可能地从“哑巴和尚”嘴里抠出有用的信息，二机部的科研人员轮番问他各种问题。“哑巴和尚”被问急了，便开了个书单让他们去研究。中方技术人员一看，书单中竟然还有关于养花的。列捷涅夫却振振有词地说，难道不应该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中研究原子弹吗？
　　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决定撤走所有援华苏联专家。此时，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的30个核工程项目，有23项没有完成，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临走时，苏联人撂下话说：离开我们，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身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倔强地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我们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作为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最清楚新中国对于原子弹的渴慕。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临走前，钱三强向党组织表示，想借此机会通过老师约里奥-居里购买一些与原子能有关的仪器和书籍。当被问到需要多少钱时，钱三强说，大概20万美金。
　　事后，钱三强颇为自己的书生气感到后悔，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哪儿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仪器呢？
　　可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到钱三强，递给他5万美金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
　　后来钱三强回忆：“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持有的外汇总额只有30万美元。
　　最终，钱三强因为签证原因没有去成巴黎，没能给中国买到仪器，但后来约里奥―居里托人捎来话说：“告诉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央领导人们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把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几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嚣，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措施来应付军事局势。1953年，一颗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被运上了冲绳岛。不久，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短短几年内，中国被笼罩在了巨大的核阴影下。
　　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自己拥有核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
　　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带着一块刚刚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场。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李四光和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把铀矿石放在桌子上，打开自制的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当仪器靠近铀矿石时，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在座的领导同志感到很新奇，纷纷上来试验。
　　为了能讲清楚铀与原子弹的关系，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特意画了两张示意图。简而言之，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就是把两块包裹着中子反射体的半球形浓缩铀―235或钚―239，隔开一定距离，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铀球在百分之一秒内骤然结合，从而发生快速链式反应。铀，是制造原子弹的先决条件。现在中国找到铀矿了，先决条件已经有了！
　　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记得，听完钱三强的介绍后，领导同志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讨论到晚上七点多。最后，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会后，毛泽东开了两桌饭招待大家。刘杰记得，平素很少喝酒的毛主席，那天为中国的核事业干了一杯。
　　第二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苏联专家走了，负责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九所只有一个中国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虽是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但名气并不大。当初，钱三强选择邓稼先作为第一个进入原子弹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家，自有一番考虑。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意思是说，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主要靠苏联专家，中国科学家的任务是学习。钱三强考虑，成名的科学家恐怕不太好跟苏联专家打交道，于是就相中了邓稼先。
　　邓稼先早年跟杨振宁是同学，26岁就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他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每天背个布包步行上班，从不多说话。杨振宁曾回忆：“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虽然钱三强说得隐晦，但邓稼先马上明白他指的是原子弹。“我能行吗？”对于突如其来的使命，邓稼先一时还没回过味来。不过，此时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为这项事业奉献终生。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对那个改变命运的一天，记忆犹新。平时，邓稼先晚饭时爱喝点酒，但那天却没有喝。那一夜，邓稼先辗转难眠。许鹿希忍不住问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呀？邓稼先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问：“调到哪儿去？”他说，不能说。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说。
　　“那怎么联系，你给我一个信箱号吧。”
　　还是不行。
　　沉默了良久，邓稼先说：“这个工作如果干好了，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邓稼先的话，许鹿希急得哭了出来：“到底什么事，值得你下这样大的决心。”
　　面对妻子的追问，邓稼先始终没有回答。搞原子弹就意味着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随便跟人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邓稼先进入九所后，二机部又从各个高校挑选了28名大学生，人称二十八星宿。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物理学家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记得，刚进九所时他们管邓稼先叫邓先生，邓稼先说，叫老邓，叫老邓。
　　当时，苏联专家还没来，邓稼先就带着大学生们自学原子弹理论知识。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对于原子弹，邓稼先并不比年轻人们多知道多少。他跟年轻人一起看书，一起讨论。谁看明白了谁就讲，讲不下去了就换别人，从来没有老师的架子。
　　朱建士记得，盖原子弹教学模型库房时，邓稼先总是带头挑土。他没干过体力活，挑起土来摇摇晃晃。大学生们看他又白又胖，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熊。
　　即便是在工地，邓稼先也不放过任何讨论问题的机会。好几次他把饭碗放在地上跟别人讨论，工地养的小鸡就跑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
　　另一位当年的大学生竺家亨回忆，自从来了九所，老邓就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他住的北京医学院家属院每天10点半就关门了，他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传达室大爷，每天都钻铁丝网。
　　邓稼先是九所人缘最好，最平易近人的领导。每当有同志闹情绪不想干时，老邓都拍着肩膀劝大家。后来，九所同志都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他一拍肩膀，你就不好意思不干了。
　　可苏联专家一走，邓稼先也傻眼了。从“哑巴和尚”口中，他没套出任何有效信息，惟一掌握的关于制造原子弹原理的资料，就是钱三强那次记下的零零散散的笔记。
【编辑:蒲波】
----- 文化新闻精选 -----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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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核武人：不知自己参与其中 问哪家搞原子弹
　　资料图：由于保密需要，很多参与原子弹工程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最终目标，当得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还询问是哪家单位搞的这个项目，一生都不知自己就是其中的功勋一员。
　　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唯众传媒联合制作的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将迎来曾在国家秘密基地工作的“老科技”――魏世杰，他从事国防科研26年，经历两次爆炸，见证了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从著名的核研究科学家到平淡而艰难的父亲，命运似乎跟这个“倒霉老头儿”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儿子女儿妻子都患有慢性疾病，无法工作，甚至生活不能自理，20年照顾三个病人，他不离不弃，是打不倒压不垮的“父坚强”。参与过机密，经历过恐怖甚至死亡，再到如今坚强的父亲，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26年经历两次爆炸真正体会到“粉身碎骨”
　　核武器研究在六十年前是一份绝对保密的职业，“原子弹”三个字是坚决不能说，很多人在当时的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干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其实研究的是核武器。中国几次核试验成功，九院从来不庆祝，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在班车上，一个同事对魏世杰说：“原子弹是哪个单位搞出来的？真不简单啊。”其实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竟然也不知道，毫不夸张。这份工作不仅保密而且随时都有危险，魏老就在演讲中讲述了自己亲历爆炸的过程，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事被炸得粉碎。魏老说：“通过那次事故，我对粉身碎骨才有了亲身体会，也只有我们知道，‘两弹一星’光环背后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代价。”
　　七旬老人独撑患难之家鼓励年轻人“勇敢面对困难”
　　魏老的儿子是先天性的弱智，女儿是精神分裂症，老伴不堪压力晚年也患上精神分裂症。已年过七旬的魏老，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却每天还要辛劳地照顾家中三个病人。魏老的经历非常人能接受，父亲节他收不到儿女送的礼物，他也很难听到儿女说出一句贴心的话语，但是魏老却说：“要热爱幸福的生活，也要热爱苦难的生活!”主持人撒贝宁听完魏老的故事也感概颇多，对现场观众说：“趁我们还有机会说的时候，请大声地告诉他们，我爱你!”
　　魏世杰是一个特别乐观的老人，演讲中也不忘自嘲。他开场就说：“我是鼓捣过26年核武器的倒霉老头儿。”魏老的经历充满传奇与危险，但他说：“在当时那个年代，牺牲就是光荣的。你要走了，你就是可耻的逃兵;奉献，就是快乐。不管什么时候，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而面对他晚年时期遇到的困难，他也很坚强。他鼓励在场的年轻人：“再大的灾难如果降到你身上的话，你要正确地面对它，不要回避。它都是可以度过去的，世界上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只要勇敢面对，人生就会更加灿烂多彩。”
(责编：朱妮（实习生）、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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