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心理危机及其社会干预――关于地震灾后人群焦虑情绪的社会学研究_论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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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心理危机及其社会干预――关于地震灾后人群焦虑情绪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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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安全是一种本体性安全,心理和精神安全则是其中的首要因素。地震后的焦虑情绪已严重影响民众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使民众产生了紧张、恐惧等焦虑情绪和身体不适、行为反常等焦虑反应。这类焦虑情绪将在人群中蔓延、复制,并成为影响四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次生灾害,因而必须从社区、学校、家庭、群体等途径对其实施干预,以保证民众幸福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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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心理救助社会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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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灾后心理援助
自然灾害是难以预料的事件，尽管是当时事先制定并采取了干预方案的美国，当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时，仍使美国政府的机能失控、社会陷入危机之中，灾难后2个月，当大多数基本生活需要被满足后，精神卫生问题凸现。路易斯安那州约有380000名居民(包括大量儿童)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极端的案例直到自杀才被人发现。
诚然我国当前抗震救灾形势远远强于美国政府当年应对飓风、洪水的情况，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获得重大成功，使世界震惊，这是短期抢救生命给我们带来的欢欣鼓舞。但我们应以美国无力全面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为前车之鉴，继续关注当幸存者得到食物、水、衣物及暂时住所后的其它需要，如精神心理症状(失眠、焦虑、惊恐和抑郁等)，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失去了财产，这一切将导致他们出现持久、甚至终身的社会心理反应。
自然灾害尤如无准备、无退路的战争，椐以往研究表明灾害2-3个月后将有50%-80%经历者出现各种精神心理障碍，其中包括本身是受害者的救灾人员，甚至少数非受害者。精神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创伤后应激反应、焦虑、抑郁、恐怖、躯体化障碍、自杀行为和药物、酒精等物质滥用。
除常规的灾后心理干预技术和方法外，震后心理救援提出以下几点宏观的思考，供社会人士参考：
1、快速缓解普遍焦虑。据报道，地震灾区有30%的人都患有地震的后遗症“地震醉”，即使在没有发生地震的情况下，人们也会感到左右摇晃。而对未来生存环境安全性的不确定性则成为当地受灾群众的另外一种担忧。在这样的巨大灾难面前，尽管当地民众隐忍、守纪，但悲观情绪和焦虑心理依然渗入冷静的外表之下，这种紧绷心态不可避免地干扰日常生活，使人时时、处处处于紧张状态之中，难以释怀。所以快速地应用科学的技术缓解受灾群众的普遍焦虑是心理救援的首要环节之一。
2、致力于提升地域社会的自救能力。人们意识到，要想真正地走出灾难，实现社会重建，必须提升地域社会的自救能力。“地域力”是一种蕴含在社会内部的力量，恢复、激活地域力成为社会重建最为关键的环节。应该通过心理学的技术致力于社会基层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进一步提升，使民众更加注重邻里扶持、社区协助、地域团结和社会资源，希望通过地域力和社会力实现自救，而不是仅仅指望政府。应该通过心理救援，使此次地震为基层社会的精神凝聚和组织动员再次提供契机，促使我国传统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进一步复兴，在多难兴邦时代进行人性的彻底反思，实现人心的社会回归。
3、重视培养民众心理承受力。尤其对于地震灾害多发的区域，群众应该对地震有着更加充分的承受力和适应力，能够在小规模灾害发生时做到处变不惊。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加强灾难教育和体系的建设，帮助民众提高对灾害的思想免疫力和受挫力，最终形成应对地震的自动自发行为，心理承受力得到锻炼，受灾之后的心理抗击打能力普遍比较强，整个社会能够沉着冷静、安然有序应对灾难，汇成一股异常强大的民心力量，为抗震救灾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4、重视灾难心理研究，充分发挥灾后心理救助功能。灾难心理学是介于灾害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临床心理学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作用在于探索灾难心理的规律，以便帮助人们走出困境，更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灾难。我国近年来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救援与重建实践启发我们，必须重视灾难心理研究，充分发挥灾后心理救助功能，将社会心理重建作为灾后重建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其一，要掌握灾难心理学相关知识，特别是学习灾难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范式、程序和技术，以及常用的心理诊断和干预技术。
其二，根据灾难心理学要求，积极开展灾害预防教育，建立健全灾难的社会预警系统。
其三，要明确灾难救援中政府、军队和救援人员的胜任特征要求和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在他人救援与自救方法的整体基础上，要准确把握灾难早期人们的心理行为，特别针对地震孤儿、孤寡老人、地震伤残者的开展心理救援，加强对救援官兵、灾区干部、后勤保障人员、新闻记者和志愿者等救援群体的压力管理。
其四，要重视灾区重建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加强对医院伤病员的心理关爱，关注灾区学校的心理教育以及灾区企业的心理重建。统筹考虑个人压力源及创伤后成长、工作家庭冲突及平衡、灾后组织再设计与工作调整、组织文化的重塑和人力资源开发等社会问题。
正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所断言的，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我们需要通过及时的救援，让幸存者不死，更重要的是，我们更需要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让经过大灾的人民不会孤独，不会害怕，不逃避，也不沉溺，让生还者拥有安宁，让幸存者可以静好。
尊敬的医护天使们、可爱救灾将士们和社会各界人士，你们冒着余震危险从死亡线上把成千上万的灾民解救出来，这是生与死较量的成功。但要使每个灾民彻底摆脱震灾的的阴影，在阳光下生活是一件极其艰辛和漫长的工作，但只要我们重视、坚持上述方法，努力实践、持之以恒，一定能创造出又一个人间奇迹。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社会评估让灾后重建更科学
来源：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访中国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教授　　专家简介李小云，博士、教授，农村发展领域研究专家。其工作领域主要涉及农村发展、参与式研究与发展、可持续资源管理、扶贫等方面。主要论著有：《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性别与发展导论》、《技术发展与农民参与》等。
　　实习生 邓也本报记者 许小念　　近日，在由中国农大、省社科院共同举办的“灾害及灾后重建社会评估研讨会”上，关于“社会评估”、“灾后贫困和缓贫需求评估”的相关话题引人关注。什么是社会评估？其包括哪些内容？灾区贫困状况和缓贫需求的评估意义何在？能为灾区群众提供哪些切实帮助？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教授。　　社会系统的恢复运行依赖于科学的社会评估　　记者：你在研讨会上指出，“灾害所造成的社会系统的紊乱是隐性的，往往不易被看见”。那么，这些“不易被看见”具体指什么？　　李小云：地震灾害对灾区的破坏十分严重，造成了大面积房屋损毁、大量人员伤亡、灾区社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遭到破坏。因此，灾后重建工作不仅面临生产发展的困境，同时还面临着整个灾区社会公共系统的重建和恢复，涉及到社会系统的恢复、家庭的重建、社会组织的重建、救助人口的确定和救助等一系列的社会工作，而这些社会系统的恢复运行都依赖于科学的社会评估。但过去，我们往往比较重视灾后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等技术性影响评估，对灾后的社会评估较为忽视。　　记者：这就要求我们对灾后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那么，什么是社会评估？　　李小云：社会评估是指采用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进行项目的评估工作。作为一种评估手段和方法，社会评估是政府或社会机构指导和评价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法之一，主要由政府或社会组织、金融机构等组织实施。　　记者：与经济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不同，社会影响评估的重点在哪儿？　　李小云：社会影响评估注重于对社会系统在灾害发生后的破坏、恢复和重建需求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强调社会要素的评估。其评估的重点在于社会组织系统、家庭社会关系系统、生计系统、公共服务系统、食物安全系统及社会心理和安全系统等方面，强调性别的视角，关注社会困难群体，其目的在于为灾后社会重建提供具体的行动建议，以促使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快速的社会评估有助于提高救灾效率　　记者：事实上，如印尼海啸发生后，世界银行及众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对大量的灾害和灾后重建的社会评估工作给予了支持。你认为，这些成功的社会评估经验发挥着哪些重要的作用？　　李小云：社会评估工作是贯穿在灾害应对和灾后重建全过程中的系统工程。社会评估一方面可以提供灾后损失的基线数据，同时可以提供对救灾应对和灾后重建过程进行检测的信息反馈，也可以对救灾应对和灾后重建进行评价。具体讲。一方面可以为灾后的恢复重建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系统的评估形成灾后社会评估的学科体系，为以后进行其他灾害或项目的社会评估提供科学储备。社会评估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过程，也可以是一个快速的评估过程，对于灾害及灾后重建来说，快速社会评估往往可以对提高救灾效率和改善灾后重建的社会效果方面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　　记者：灾后社会评估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方面？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李小云：包括灾后社会组织系统运行状况评估、家庭及社会支持系统损失状况评估、灾后贫困与缓贫评估、社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影响评估、灾后社会性别影响评估、灾后食物安全影响评估和灾后社会心理与社会安全评估。灾害和灾后重建社会评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快速系统全面地了解灾害对灾区的社会影响和重建需求，保证灾区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能够尽快规范有序地开展；二是重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看法，特别要维护困难群体的利益。三是充分重视文化内及文化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多样性。　　记者：汶川大地震救灾工作已全面转向灾后重建。结合灾区实际，请谈谈现阶段社会评估工作开展的情况和效果？　　李小云：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毫无疑问，政府和社会在应急应对方面显示出了高度的责任和效率，赢得了灾区、全社会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结合社会评估的内容，我们发现有些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诸如，从物资分发的不同群体的需求等方面进行评价的话，仍存在相当多改进的余地。如，救灾物品中大量的牛奶、饮料等物品的分发造成了一定的浪费，一方面牛奶的储存需要冰冷的条件，灾区电力的破坏无法提供储藏的条件；另一方面灾区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也没有大量饮用牛奶的习惯。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能够以一个快速的社会评估来指导灾区的救灾工作，那么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都会极大地改善救灾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灾后贫困和缓贫需求评估　　记者：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一些家庭因灾陷入了生活困难，受灾群众都十分关心政府的扶贫干预行动计划。而在社会评估中有一项“灾后的贫困状况和缓贫需求”的评估，这一评估现实意义何在？　　李小云：中国政府有组织的扶贫干预计划通常都是年度计划，尤其是现在实行的整村推进扶贫方式，各地区的扶贫资金的使用、扶贫资源的配置以及扶贫区域和人群的瞄准都是根据一定的扶贫开发规划进行了制度性的安排。因此，如何在现在的资源配置框架下对突发自然灾害导致的贫困问题进行扶持，需要对灾后贫困状况和因灾致贫或返贫的贫困人口的生计发展需求进行有效的快速评估。　　记者：这个项目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哪些依据？为了实现这些评估目标，灾后的贫困状况和缓贫需求评估包括哪几方面的内容？　　李小云：比如，可以提供自然灾害对贫困人口数量、群体特征、家庭资产结构的影响与数据分析，为政府灾后贫困救助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具体讲，这项灾后贫困与缓贫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4个内容：其一，因灾致贫或返贫贫困农户数量；其二，自然灾害对因灾致贫农户的资产影响；其三，不同群体目前采取的自我发展的措施；其四，不同贫困群体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和发展需求，包括社区遇到的共同问题和不同类型农户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行动和措施。　　记者：由于灾区人口分散和人员基数较大，灾后的贫困状况和缓贫需求评估工作应该会有相当难度，具体应如何操作？　　李小云：应注意四点：第一，进入社区后要找社区主要知情人；第二，评估对象主要是因为自然灾害的直接影响而成为贫困的群体，或者是受到灾害影响贫困程度加深的人群；第三，农户评估问卷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第四，由于是灾后，评估对象在心理上还有很多压力，在评估过程中要注意语言和语调。具体到评估上，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在对贫困农户进行识别后，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工具来获取资料；对于贫困农户的生计状况则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从中分析出因灾致贫或返贫的农户的生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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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灾害事件群体创伤心理障碍与救助研究
2011年第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探通过分析重大灾害情景下群体心理症候群的急性应激心理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心理障碍形成途径与作用机理的网络结构关系，提出了基于群体创伤心理障碍特点的分阶段、分层次重大灾害事件的心理救助对策建议。 中国论文网 /4/view-14646.htm　　关键词：重大灾害事件；群体创伤心理；应激心理障碍；心理救助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1.06.005 　　 　　 非常规重大灾害事件不仅给受害区域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还会带来整个受灾区域人们精神上的巨大伤害，通常会引发相当多数的人群出现一系列的应激心理障碍。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群体性的灾害应激心理障碍可以说是重大灾害的自然产物和必然后果。当遇到这种突然强烈的刺激，容易出现不同于个体创伤心理特征的群体性心理防御机制的破坏，导致群体性的心理支柱无法支撑如此大的压力与哀伤，从而失去常态下的社会控制能力，造成群体性的心理失衡、心灵创伤等问题，极端的情况可能会出现社会秩序遭受破坏的现象。在突发重大灾害事件，如地震、海啸等发生之后，如何有效防止重大灾害造成的群体心理障碍，实施有效及时的心理救助，成为灾害应急管理与重建管理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重点探讨重大灾害情境下群体创伤心理障碍的形成机理与心理救助问题。 　　一、灾害事件心理伤害的相关研究 　　通常，在一些灾害发生初期，大多数作为个体的人会产生一些心理与行为反应，如恐惧、悲伤、焦虑等负面情绪，以及一些不良躯体症状，如疲倦、失眠、发抖、噩梦、心跳加快等。这些属于不正常情境下的正常反应。在重大灾难事件后，即刻发生的严重的心理障碍多为急性应激障碍。长期遭受心理创伤又没有接受及时干预和治疗，将可能导致人们的心理行为失衡，出现重度抑郁、焦虑症，有自杀的想法或行为等。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理伤害不仅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甚至会波及与他相关的人，最终影响个人的社会关系和集体生活的正常社会功能的发挥。因此，灾害心理明显不同于人们的常态心理，主要反映在从心理反应倾向、反应节奏、情绪表露与传染及其对心理行为的规范约束等方面，都可见到异于一般的变化。据研究表明，受害者创伤体验所表现出的创伤反应各不相同。大灾后两个月，心理出现应激相关症状的人占18.6％；在灾难之后一年内，大部分人都能够慢慢恢复，但仍有一部分人恢复较慢，而有约5％的人将持续终身[1]。许多人经历了创伤性和应激性事件后，会在接下来几天或几周内表现出一些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有研究表明，8%的男性和20%的女性会持续发展PTSD，而大约有30%的这些个体会表现出持续整个后半生的慢性症状[2]。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灾害事件发生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30%~50%的人会出现中度至重度的心理失调，而在灾害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3]。 　　重大灾害、灾难研究在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大多集中在救灾组织、小区准备、灾民的反应、社会调适与安置问题、灾难危机管理等[4]。到了1980年代末期，灾难研究转向关注受灾者与救灾者个别或集体的灾害创伤经验，也就是创伤后压力疾患的问题。既往的研究表明，灾害作为一种集体性大规模的应激处境对心理健康会产生持久而明显的影响。灾害受难者应激障碍的主要表现是调适障碍、急性应激障碍、极度应激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5]，其中PTSD因其对人的心理危害性更大而尤其值得关注。应激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医学领域，其创始人是加拿大著名的生理学家Hans Selye。他认为，应激是指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生物学反应现象，由加在机体上的许多不同需要而引起，并且是非特异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应激的传统学说，即“一般适应综合征”。它分为三个阶段：警觉期、阻抗期和耗竭期[6]。 　　与通常的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相比，重大灾害事件对财产与生命的损害往往是大面积的和非常严重的，明显不同于一般性灾害事件对个体心理的创伤，它的形成对相当范围的人群的心理造成极其巨大的伤害。重大突发灾害事件的群体心理行为，也属于应激反应的范畴。由于重大突发灾害具有发生突然，难以预料，危害大且影响广泛等特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形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心理障碍应激反应，它给事件的亲历者们造成的心理反应非常强烈，神经系统遭受强烈刺激，导致集体生活的社会秩序与群体心理行为的混乱无序，高度的惊慌失措和无助感。因此，群体性创伤心理障碍不止限于个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还会导致个体性的忧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外的症状，如：群体智力偏差、集体焦虑障碍、群体身心障碍等。这种持续的状态(尤其是超过灾难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可以称为“重大创伤后群体心理障碍症候群”。 　　二、重大灾害事件群体创伤心理特征 　　国外有关研究表明，灾害造成的重大创伤后群体心理障碍症候群的重要表现特征之一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包括多种不同程度的心理伤害所造成的应激障碍反应的复合体，因此，形成了多种临床表现的症状。 　　(一)重大灾害事件群体创伤心理应激障碍的类型 　　依据临床表现可以将创伤后群体心理应激障碍区分为四种类型。见表1。 　　国内吴华[7]等人对松花江洪水受灾人群心理健康状态分析发现，受灾组焦虑症状检出率达到63.93％，抑郁症状检出率达到57．52％，明显高于对照组(P<0．0I)。李洁、林杰[8]等采用SCL-90对遭受洪灾的中专学生与一般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考察，发现受灾学生抑郁与焦虑因子得分显著高于一般学生。 　　（二）重大灾害事件群体创伤心理过程的三阶段模型 　　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心理－生物现代医学模式建立带来医学领域的观念改变，应激概念的应用正在从心理学领域进入到预防、康复等医学领域。近年来，应激的研究也已从疾病范畴扩大到健康范畴，并逐步扩展到创伤心理障碍的救助研究领域。现代应激理论认为，应激是个体面临或觉察(认知、评价)到环境变化(应激源)对机体有威胁或挑战时做出的适应和应对的过程。研究表明，应激的产生包括应激源、中介变量和心理生理应激反应三部分，从而使应激研究具有了整体性与明确性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将重大灾害事件的群体心理应激反应过程理解为从疾病产生到心理恢复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心理影响也表现出相应不同的特征。 　　第一阶段为警觉期，即受伤害群体对重大灾害形成的创伤和灾难的感知觉、情绪、认知等心理过程的压力反应期。受伤害者甚至失去行动能力，事情过后往往对此不能回忆。此时，个体机体尚未产生适应性，这段时间里，生存是第一要务，人们联合起来对抗灾难，心理问题表现并不明显。 　　第二阶段为对抗期，一般是从灾后几天到几周内。此阶段机体动员了全身的防御机制，阻抗能力高于正常水平，是适应的最佳时期；出现重大创伤后群体心理障碍症候群，急性应激心理反应成为群体心理伤害的常见疾病症状。在此时期，绝大多数灾难幸存者、搜救者及照顾者都会经历相当大的压力，其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情绪影响，如震惊、恐惧、悲伤、生气、罪恶、羞耻、无力、无助、无望、麻木、空虚，以及丧失快乐及爱的能力；二是认知影响，如困惑，犹豫，无法集中注意，记忆力丧失，不想要的回忆，自责；三是身体影响，如疲倦，失眠，身体疼痛，身体紧张，心悸，恶心，食欲改变，性欲改变；四是行为影响，如无法信任，无法亲密，失控，觉得被拒绝，被放弃，群体失范。严重者会出现避免接触与高度警觉的心理症状。
　　第三阶段是康复期。经过自身调整和(或)外界帮助，受伤害群体心理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大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后可以自己恢复心理平衡和功能，也有部分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需要有效的心理救助干预才能恢复。这一阶段是群体心理伤害救助的关键时期。 　　重大突发灾害的群体障碍心理过程的实际进展会呈现出波动的特征，它是人们对外部刺激的情感性反映，并涉及受伤害人群的多方面反应状态，包括躯体反应、集体心理反应及社会行为反应等几个不同的方面。在警觉期反应趋于上升，并达到顶峰状态；对抗期出现反复，平静平和与无助恐惧会交替出现；恢复期则趋于稳定。重大灾害的群体心理障碍机制与心理救助，理论上讲要依据群体创伤心理过程的不同阶段特征而采取一定的差异性措施。 　　（三）群体创伤心理伤害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对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群体心理障碍研究显示，有些人群容易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如：曾有其它创伤，长期贫穷、失业、无家，群体性重大生活压力等。重大突发灾害会诱发出每个人之前存在记忆中的创伤经验，更可能会强化容易受影响群体的心理、身体与行为反应方面的各种障碍问题。但是否出现群体创伤后心理障碍症候群，取决于不同的影响因素。 　　第一，事件因素，也可以称为应激源因素，是重大灾害及后续灾害事件本身的影响强度与持续性特征。应激源往往具有异常惊恐或灾难性质，因而可能对患者导致深度的悲伤或忧伤，如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这类事件称为应激源。 　　第二，群体因素。不同于个体受人格特征、教育程度、智力水平、信念和生活态度等形成个体易患性的影响特点，群体遭受重大灾害会出现心理与行为反应的复杂性特征。这取决于群体社会心理认知与心理行为的独特机理，以及群体结构的特征与演化规律。群体重大灾害的社会心理动力学特征明显不同于个体的灾害心理行为影响因素。就个体而言，个体因素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生物免疫系统，通常会通过性格或人格的状态发挥作用，不同性格的人抵抗力会存在差异。外向人格对各种社会精神刺激、焦虑和抑郁情绪有一定抵抗力，而内向人格则相反[9]。据研究，群体智力与群体平均及最高个体智力无关[10]。 　　第三，中介变量，如物质性帮助的可获得性、社会文化背景等。此类中介变量因素影响着当事者对于应激源因素的解读方式与参照对象。该因素影响了对精神性创伤经历的反应强度，包括控制力、预见性和觉察威胁的程度。中介变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支持系统，它提供着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补偿机制，是否能够获得及时的物质帮助，是灾害受伤害人群能否重获安全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极大地决定着心理障碍形成的可能程度。社会支持系统构成重大灾害后心理重建恢复的先决条件，包括生命线的恢复，安置点及过渡房等的建设和经济支援等。群体因素与中介变量的交互作用可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新的解释变量，如安全感的获得，新的人际社会关系等，对重大灾害的群体心理症候群会产生重大影响。群体因素与中介变量二者的交互作用可以形成灾害事件条件下的群体认知系统，它尝试提供对群体最小心理伤害的感受能力以及缓解现实的困惑。群体认知系统发挥作用机制的实际效果，将极大地决定着对灾害应激源因素的危害程度。 　　重大灾害事件是出现群体创伤后心理伤害症候群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大多数人在经历重大灾害事件后都会出现程度不等的症状。以上相关影响因素对于受害人群的实际影响程度以及心理救助干预的效果都存在关联性，关联性的大小与作用方向会因影响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由此构成复杂的网络结构关系。重大灾害群体创伤心理症候群的急性应激心理过程、影响因素、心理障碍形成途径与作用机理及其心理救助的网络结构关系，见图1。 　　三、重大灾害事件群体创伤心理救助的关键问题 　　重大灾害事件群体创伤心理救助是指由政府或其它社会力量组织以心理专家、医学专家为骨干的专业心理救助队伍，针对受灾区域群体障碍心理症候群症状，运用心理学、医学等相关知识，对存在心理危机的群体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缓解因灾难带来的心理压力，并对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者进行心理救助工作的总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曾对张北地震心理危机干预所做的调查显示[11]，震后9个月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的发病率为24.4％，受灾程度重，但灾后得到救援和支持的发病率可以显著下降。重大突发灾害事件发生后的心理重建要求建立长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对高危人群进行密切跟踪，同时普及心理干预知识，巩固和加强受灾区域的经济与社会领域的重建效果。群体障碍心理救助的实施过程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 　　（一）明确政府责任，正确识别目标群体 　　政府要在重大突发灾害事件重建过程中通过受灾区域的广大群众进行及时有效的良性互动，疏导与稳定社会公众在危机状态中的不正常心理，奠定灾后心理重建的良好基础。特别要区分灾后心理重建的目标人群，明确群体救助的对象与任务。灾后群体心理救助按照心理损伤严重程度从高到低排列，可分为五类：一是灾难亲历的幸存者，如伤员、幸存者和居丧者；二是灾难现场的目击者，如灾民、现场指挥、救护人员；三是与前两种人群有密切关系的人，如幸存者和目击者的亲人等；四是灾难发生后在灾区和后方开展救援服务的人员， 特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人员；五是媒体新闻覆盖的人群。研究表明，可以针对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救援人员和一般公众四个不同群体，进行有区别的心理援助效果会更好[12]。 　　面向群体层面的心理重建工作是实施重大灾害群体心理救助的直接目的。归纳四川汶川地震灾害的群体心理重建经验可以发现，有效的群体障碍心理救助取决于一系列有效的社会行动过程。第一是在第一时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重灾区，指挥救援工作。他们所展示的关注，坚定的态度和必胜的信心，通过媒体传递到中国每个角落，对灾民和全国人们是巨大的心理安定剂，让人民在灾难面前，鼓起信心，战胜因地震而产生的强烈无助感。第二是媒体全天候关注灾区救援进展，随时通告信息，让人们有定期、固定途径，及时了解权威信息，从而增加对灾难的可控制感，恢复心理平衡。第三是迅速组织多种渠道，给民众创造方便快捷的多种爱心表达方式。这些方式包括捐款、捐物、献血、志愿者培训、哀悼仪式等。处在灾难带来的巨大痛苦中的人，能够参与到有效的行动中来，帮助灾区人民，会让行动者体验到成就感、自信心，驱除掉无助无望的心情。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全国哀悼日，除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思外，主要是让民众有充分的理由宣泄压抑的情感，从而降低抑郁情绪。第四是尽快恢复灾区民众的正常生活。媒体对灾区重建的报道，对未来生活规划进度的介绍，让灾民及早“安居”，帮助群众重建生活信心和希望，较快摆脱心理阴影，恢复良好心理状态，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来。 　　（二）确定适当的群体心理障碍救助方式 　　以汶川地震后群体创伤心理救助为例，灾区心理志愿者队伍一度无序扩张，国内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志愿者蜂拥而至，各种心理调查问卷也使灾民对心理干预有所疑虑。由于部分心理咨询机构只是发放了调查问卷，对调查结果并未处置，导致当地受灾居民对心理咨询不信任，对进一步开展心理干预工作带来阻力。我国地震灾后群体心理救助干预早在对唐山大地震进行总结和反思的研究中，就有学者呼吁对地震后人们的心理受损状况建立评估体系和指标，并且呼吁进行灾后心理救助的研究，如用沟通技术对群体应激反应进行紧急救助[13]。群体心理障碍救助的目的是预防疾病，缓解症状，减少共病，阻止迁延，重点是预防疾病和缓解症状。主要措施包括：
　　1. 心理疏泄。干预方式包括各种形式的情绪处理，鼓励回忆或情绪反应正常化等。有研究表明，单次会谈的疏泄既不能减轻心理痛苦也不能预防PTSD发生，即一次性疏泄不能降低焦虑或抑郁、心理障碍的患病率。 　　2. 严重事件集体减压（CISD）。在重大突发灾难中，对于幸存者、灾害救援人员、急性应激障碍的病人，可以按不同的人群分组进行CISD。CISD 是一种心理服务的方式，并不是正式的心理治疗，面对的大部分是正常人。实践表明，CISD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干预方式[14]。 　　3. 药物治疗。PTSD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是选择药物治疗。理想的药物治疗是能够针对特定的生理心理系统状态来选择特殊类别的抗抑郁剂和抗焦虑剂。实际使用中应以抑郁、焦虑量表作为临床检测。 　　4. 认知重建法。认知重建法是一种可靠的治疗方法，特别对于PTSD的特殊人群具有很好的疗效，其焦点是注重对病人的思维、推理和信念以及在认知中包含的态度等进行矫正。尽管各种认知重建法都关心病人的认知，不同的认知治疗学派在治疗技术上各有差异，如，Ellis的合理情绪疗法认为病人的情绪障碍和不适应行为是由于存在不合理信念造成的，所以在治疗时通过与不合理信念辩论来重建信念系统，以改变症状[15]。 　　群体心理救助的方式在实践中可以多种多样，但无论何种心理救助方式，都需要遵守一些共性的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是团队合作，需要尊重配合指挥系统，并且融入基本物质救助系统去帮助幸存者及工作人员。第二，做最务实的接触及沟通。先聆听而后给建议，要询问目前状况，协助提供必要环境条件，如食物、饮料、衣物、防晒物品、杂志报纸、通信工具等。第三，问一些普通的问题。如：你目前需要什么样的安置环境？我可以帮你和什么人联络吗？等等。第四，评估危险因素，仔细评估其危险因素及症状，给与适当帮助。 　　（三）合理规划群体心理救助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和实施途径 　　群体心理救助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与实施途径是指具体心理救助方式的实现路径与作用平台。最为重要的实施途径是获得物质帮助的状况，通过物质帮助可以有效缓解受伤害群体的最初恐惧感，它是心理重建的基本前提。其次是一般安全感的回归。通过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使灾害中受伤害的群体重新获得普遍的社会支持，正确认知灾害造成的财产生命危害与心理伤害，增强心理抵抗力。再次，针对群体症候群症状反应实施直接心理救助措施，以获得心理的平复与校正。据调查，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虽然逐渐进入尾声，但开展最早的灾民心理重建工作的普及率仅10%，专家估计还需要10年时间完成灾民的心理重建工作。汶川大地震使4%的灾民出现了心理障碍，而选择主动就医的为数不多，还不到10%[16]。因此，就汶川地震灾区群体心理重建而言，需要着重考虑建立灾区心理卫生长效机制，组建一支基层心理卫生工作队伍，承担培训地震灾区乡镇、社区卫生医务人员基本精神卫生技能，为灾区群众建立连续、完整的心理健康档案，形成动态的数据资源库，推动灾民心理重建工程有序发展。 　　四、结 语 　　重大灾害事件的群体创伤心理不同于个体创伤的心理影响，群体重大灾害事件的创伤心理呈现出复合型的群体性伤害特征。重大灾害群体创伤心理反应划分为三个阶段: 警觉期，即受伤害群体对创伤和灾难的感知觉、情绪、认知等心理过程的压力反应阶段；对抗期，即出现重大创伤后群体心理症候群的急性应激心理反应阶段；康复期，即群体创伤心理重新达到平衡状态的阶段。 　　首先，基于重大灾害群体心理症候群的心理过程、影响因素分析，重大灾害群体创伤心理症候群的形成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其社会支持系统、群体认知系统与生物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群体心理障碍形成的内部网络结构关系。其次，重大灾害群体心理救助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支持的基础上，提升灾区群体的安全感，恢复受灾群体的心理平衡和功能。建立和健全灾区群体安全感成为群体障碍心理援助的中心环节。“5&#8226;12”大地震后，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明确规定，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受灾群众的心理援助工作。这是灾后心理援助在我国首次被纳入制度化轨道。回顾汶川、玉树地震灾害重建中出现的群体心理伤害现象及其救助实践，使受灾群体最大程度上获得安全感是十分有效的心理救助及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坚实基础。再次，从政府危机管理的角度出发，政府实施群体心理救助要体现出分阶段、分层次、有选择的灾害心理救助的实施策略，提升群体心理救助能力。按照群体障碍心理过程内部结构关系与作用机制，围绕受灾区域群体幸福感形成的需要，进行具体的群体心理救助。 　　制定灾后心理援助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负责心理援助的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范围，建立灾后心理援助常备组织，只是做好心理援助的必要条件，灾区群体心理安全感的获得才是关键目标，它取决于专业人员保障（应包括心理伤害评估、识别与心理干预评价等）、组织协调保障以及长期的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等多方面的满足程度。这也意味着，非常规重大灾害的群体心理救助需要突出发挥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运用社会保障等国家公共政策工具，针对灾难中各个群体的心理伤害进行全过程干预，始终将加强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纳入到心理救助的制度保障体系之中，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实现强有力的干预作用，成为灾区心理救助的安全保障，使灾区群体在心理重建中快速获得安全感，恢复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 周介铭.关注灾后心理创伤[DB/OL].省略yl.省略/zhuanti/zyzzxd/xlmm/372.htm. 　　[2] 李雪英.PTSD的认知理论及认知行为治疗[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2)：35-40. 　　[3] 钟玉莲.地震后的心理应激与危机干预[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8(4)：34-37. 　　[4] Pamela Winston etl.Federalism after Hurricane Katrina:How Can Social Programs Respond to a Major Disaster?In Assessing the New Federalism.Washington DC.:The Urban Institute,2006. 　　[5] 王玉玲，姜丽萍.灾害事件对人群的心理行为影响及其干预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07(21)：86-93. 　　[6] Hans Selye.The Stress of Life[M].New York:McGraw-Hill,. 　　[7] 吴 华，朱志珍.松花江洪水受灾人群心理健康教育对策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1(7)：422-423. 　　[8] 李 洁，林 杰.特大洪灾对受灾医专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6-457. 　　[9] 张 本.经历大地震的开滦矿离退休干部心身健康状况调查[J].健康心理学杂志，1999（7）：51-54. 　　[10] Anita Williams Woolley, Christopher F.Chabris,Alex Pentland,Nada Hashmi,Thomas W.Malone.Evidence for a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Fact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Human Groups[J].Science，）：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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