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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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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2总第170期目&录&&&南通——体育冠军的摇篮&/&沙锦程宋生发在联抗的战斗足迹&/&周金国夫妻合力掩护地下党&/&王茂华通城印迹之西大街&/&王宇明刘桥镇的两座古寺&/&吉春发20世纪上半叶海安发生的两起社会纷争&/&夏俊山黄逸峰的跌宕人生&/&张树林&&贲柠华南通籍现代藏书家——瞿光熙&/&倪怡中血海中新生&&&&——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黄彤光/黄波情系梅庵梦萦古琴&&&&——记梅庵琴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邵大苏&/&吴&莹张謇在农垦事业中显现的儒商精神/陈有明德耀江海(一)&/&单志浩金钱有价&&大爱无垠&&&&——记南通修车老人胡汉生/杨梦奎如海方言几例/王其银一张民国时期的南通中学毕业证书&/&季建林对《江淮银行纸币与收藏》几个问题的商榷&/&王兴圣浅谈流氓无产者对红十四军的危害&/&邱贵平南通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开展富民强企奔小康“走帮服”活动&文&/&张邢建&&图&/&单志浩&(封三)晨练&/&单志浩(封面)&&南通民间体育活动源远流长。南通解放后，政府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体育全面快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被誉为“体育之乡”和“世界冠军摇篮”。体育，已经成为南通亮丽的城市名片。&竞技体育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日至8月12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在出征的运动员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南通人的名字，他就是南通籍击剑运动员储石生。他参加了该届奥运会的男子花剑比赛，获得花剑团体第7名和花剑个人第15名。这份成绩现在看来并不冒尖，但当时却是中国男子击剑在国际赛场上的最好成绩。是年，南通籍羽毛球运动员吴健秋及队友在尤伯杯赛中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第四届世界杯赛中获得女子双打第二。1987年，南通籍羽毛球运动员赵剑华获第七届世界杯赛男子单打冠军。“金花”林莉参加了1988年双城、1992年巴塞罗那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唯一连续参加3届奥运会的中国游泳选手，也是南通市第一个获得奥运冠军的运动员。林莉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均获得女子200米和400米个人混合泳的第七名。4年后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打破保持了11年之久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世界纪录，获得冠军；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虽未获得冠军，但打破了该项目的奥运会纪录；她以2分2秒85的成绩打破了女子200米蛙泳的亚洲纪录，创单个运动员连夺1金2银的纪录。功成名就的林莉没有急流勇退，为了给“如何延长运动员的运动生命”课题寻找答案、提供例证，1996年，26岁的林莉以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的女运动员身份参加了亚特兰大奥运会。虽然这次她仅得了一块铜牌，但向世人昭示了南通人超越自我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一届奥运会上，南通籍羽毛球运动员葛菲，与无锡姑娘顾俊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羽毛球队夺得了首枚羽毛球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葛菲与顾俊蝉联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冠军，成为中国羽坛首次蝉联奥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南通籍运动员李菊与队友王楠合作，又夺得了乒乓球女子双打冠军。南通籍体操运动员黄旭，摘取了体操男团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南通籍选手陈玘及队友在乒乓球男子双打上夺金。日，体操老将黄旭、跳水新秀陈若琳、剑客仲满3名南通籍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一日摘三金”的优异成绩，创下奇迹。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此后每年的8月12日被定为“南通体育日”。2012年伦敦奥运会，陈若琳获得女子单人10米跳台和双人10米跳台两块金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陈若琳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并与搭档获得双人10米跳台冠军，陈若琳成为首位在奥运会、世界游泳锦标赛、跳水世界杯中成功实现“大满贯”的跳水运动员，也是中国跳水队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选手之一，更是获得跳台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自林莉成为首名南通籍奥运冠军至今，南通连续7届奥运会“届届获金牌”，6届奥运会“届届出新人”，共涌现出7名奥运冠军以及18名世界冠军，他们分别在游泳、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排球、技巧等项目上获得多项世界大赛金牌。原国家体委领导称：南通市是“世界冠军的摇篮”，南通体育成为该市的“拳头产品”，也成为中国的“名牌产品”。&体教结合是南通籍冠军不断涌现的奥秘&南通既是“体育之乡”，又是“教育之乡”，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学校将体育视为素质教育一大重点，体育部门则将培养优秀后备人才当作首要任务，体教结合优势互补，大力推动了南通市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也正是南通能成为“世界冠军的摇篮”的重要因素。1981年，创办南通市体育中学（后改名为健雄学校），招收有竞技体育发展潜力的学生入学。学员上午参加文化课程学习，下午两节课后进行分项训练。1986年，创办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为全日制中专，对学员进行正规的竞技体育分项训练。为贯彻“从娃娃抓起”，南通市还建有市儿童体校、市少年体校，对少年儿童进行竞技体育基础训练。20世纪80年代后期，南通市打破由体委独家办业余训练的格局，在有条件的重点中小学试办体育班。南通县中、金沙中学、如东县中、启东县中、海安县中、通师一附等学校先后开办体育班。1990年，南通市对体育教育业余训练体制进行改革，将各级业余体校（体育班）纳入普教序列，实行以教育部门管理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是年，继海门县恢复“三集中”（学生集中学习、集中训练、集中生活）业余体校后，如皋县又开办初一“三集中”体育班，海安县筹办田径少年业余体校。年，南通市中小学达标施行面为100%，占应测适龄学生数的92.4%。1991年后，南通市教育、体育部门坚持体教结合，促进学校体育的全面发展。学校“两课、两操、两活动”（每周两堂体育课、每天一次早操一次课间操、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得以长期坚持，学生喜爱的足球、排球、篮球、乒乓球等传统项目在中小学中广泛开展。1992年，教育、体育结合的业余训练网进一步发展，中小学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重新验收命名。经验收，南通市获命名的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达12所。1993年，江苏省南通中学被评选为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1994年，南通市学校体育达标工作进行改革，对具体目标进行分解。全市达标施行面继续保持100%，达标人数647661人，达标率上升到95.92%，优秀率上升到19.2%，上升幅度均较明显。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运用评估杠杆，重点抓实田径和排球传统校。县级传统项目学校如东县岔河小学在江苏省小学生男排比赛中勇夺冠军。在江苏省中学生排球比赛中，南通市有4校5队进入前6名，其中2校3队进入前3名。南通市选送的基层创编的三套少儿广播体操中，一套韵律操获省一等奖和全国三等奖。市体委群众体育科被评选为省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先进集体。启东中学被评为全国先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997年，实施《南通市体育传统校考核奖励办法》，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业余训练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市参加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乒乓球比赛的队数和运动员人数均超过历届。1999年，南通市有7所学校被评为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南通中学获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一等奖，南通中学和通州中学还被命名为省优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2000年，南通市举办NTTV（南通电视台）可口可乐杯中小学生足球比赛，共有122支队伍1220名中小学生参赛，本次比赛，历时之长、规模之大创下南通体育竞赛史之最，被中小学生誉为“我们的世界杯”。2001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的施行面达100%。2005年，市体育局与教育部门联合举办中小学生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航模比赛。2010年，南通市把体育运动学校建成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基地；通州开沙岛国际乒乓球学校正式成立。2013年，海安县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日，作为“南通体育日”系列活动之一，首届青少年校园足球节开幕，至年底，南通市有足球传统学校30所，开展校园足球运动的中小学达250所。多年来，南通市以体育运动学校和各县（市）少儿体校作为全市业余训练的龙头，各自开设了包括乒乓球、体操、游泳、羽毛球、跳水等17项业余训练项目的特色专业。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以全日制“三集中”的训练模式培养田径、排球、足球、篮球、击剑、网球、举重、射击、摔跤、柔道10个项目方面的优秀运动员，专门向省和国家输送优秀体育人才。南通市儿童业余体校则以“走读”的训练模式，开设了游泳、体操、蹦技、乒乓球、羽毛球、跳水6个项目。南通市的业余训练工作始终围绕培养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这一中心，坚持“选好苗子、打好基础、着眼输送、跟踪服务”，无论是向省优秀运动队或国家队输送人才的数量，还是所输送人才在国际、国内大赛上所做的贡献，始终保持全省领先地位。竞技体育成绩优异得益于南通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南通市一直把群众体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6个县（市、区）有5个进入“全国体育县（市）”行列，全市体育人口达到45%以上。全民健身活动在城乡广泛开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市、县（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农村体育独具特色。南通市农村有开展体育活动的传统。1957年，南通市举办首届农民运动会，250人参加比赛。从中选拔40人参加南通专区农民运动会。1963年，海安县北凌公社召开首届农民体育运动会，一直延续至今。1974年，南通市通过篮球赛推动农村体育运动的开展。20世纪80年代初，全市开展争创体育先进公社（镇）、县活动，推动农村体育的广泛开展。1984年，南通市农民篮球队参加省丰收杯篮球比赛，男女队分获团体第五、第四名。1985年，南通市组队参加省青年农民文化杯乒乓球赛，女队获团体冠军，单打冠、亚军。在全国农民青年文化杯乒乓球赛中，又获女子团体和单打冠军。1988年，南通市政府批准15个乡（镇）为第二批市级体育先进乡（镇）。7个乡（镇）被评为江苏省体育先进乡（镇）。52名农民运动员参加江苏省首届农民运动会田径、乒乓、自行车、射击、武术5个项目的比赛和表演，获得女子乒乓球团体冠军，田径团体总分第三名和男子自行车比赛个人第二、第三名。2名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和3名田径选手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农民运动会。1989年11月，南通市建立市农民体育协会。1990年，全市12个乡（镇）为省级体育先进乡（镇），13个乡（镇）为市级体育先进乡（镇）。是年，南通县石港镇被评为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并在授奖大会上介绍经验。1993年，启东市寅阳乡成为南通市第二个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1994年，港闸区闸东乡风筝队在全省首届风筝比赛中，以7项冠军和5项亚军的成绩获得团体总分冠军。是年，海门市召开首届全民运动会。如皋市被国家体委批准为全国开展第七套广播体操先进县，被江苏省体委授予江苏省田径之乡称号。1995年，海门市、如皋市成为江苏省体育先进县（市）；启东市汇龙镇等35个乡（镇）被命名为南通市体育先进乡（镇）。通州市观音山镇召开第二届运动会，通州市召开第三届农民运动会。1997年，南通市增加21个省体育先进乡(镇)。启东市获全民健身宣传周活动先进集体称号。1998年，通州市石港镇、海安县角斜镇获评省级体育示范乡（镇）；海门市悦来镇、如皋市林梓镇、如东县潮桥镇被评为省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1999年，南通市66个乡（镇）被省体委命名为体育先进乡（镇）。2000年，南通市近300名运动员参加江苏省第四届农运会，取得3金7银12铜的成绩。10月，部分运动员参加全国第四届农运会。是年，各县(市、区)举办的小型多样比赛不断：启东市举办鹤城杯桥牌等级赛和电信杯桥牌赛；如皋市举办友好城市长跑邀请赛和足球比赛；通州市举办太太杯乒乓球赛、老年人门球比赛和象棋比赛；崇川区、海门市、启东市联合举办乒乓球赛。2002年，通州、海门、如皋、海安等县(市)先后举办综合性运动会。全市共投入170万元资金，兴建4个省级健身工程和68个健身点，20个健身路径，为全面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奠定了基础。各县(市、区)在健身周期间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据统计，全市共有255万多人次参加健身周活动，开展群众性健身活动和体育竞赛2554次。2003年，南通市继续把全民健身工程（点）建设作为重点，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投入360万元，建设全民健身工程和健身点101个。2004年，南通市体育局、如皋市政府在如皋白蒲镇举办全民健身周暨体育“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2008年，海安县举行迎奥运倒计时100天暨第45届北凌农民体育运动会。如皋市举办首届中国小康村篮球赛。启东市举行第十届全民健身节暨全市农民运动会。2013年，南通市组队参加江苏省第四届农民体育节，获特色项目竞赛（跳绳、踢毽、滚铁环）第一名、农民体育项目展示金奖，并获优秀组织奖。2015年，各县（市、区）组织广场舞、健身秧歌、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职工体育蓬勃发展。南通解放后，各级工会加强体育工作的领导。1951年，组建职工篮球队，组队参加南通专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工厂、企业开展广播操、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等活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南通体育工作趋于停顿瘫痪状态。1971年，各工厂、企业体协逐步恢复活动。月，南通市举办第七届职工体育运动大会。是年，组队参加江苏省第二届工人运动会，获田径比赛团体总分第二名，足球冠军，男排第三名，女子40公里自行车赛团体冠军。随后，女子40公里自行车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第二届工人运动会，获团体第四名。是年，南通无线电厂、通棉二厂、启东县供电局、南通市百货大楼等单位因积极组织职工开展体育活动，受到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的表彰。20世纪80年代，天生港发电厂工人王汉杰参加第六、第七届新蓉城金奖富血康杯马拉松赛，均获冠军；1987年，通棉二厂工人王其保获全国第五届力士杯健美比赛和全国健美冠军赛身体造型第一名、80公斤以上级第五名，并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员。1990年，市总工会牵头制定《关于加强职工体育的意见》和《职工体育先进单位评比细则》，推动全市职工体育进一步蓬勃开展。1991年，市链罩厂承办第四届金狮杯职工乒乓球比赛。1993年，交通系统业余桥牌选手任军、顾晓华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八强队比赛，取得冠军，并获得中国桥牌大师称号。1994年，市妇联举办迎接世界妇女大会长跑活动，全市5000名妇女参加。1995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8月，南通市召开动员大会。9月，举行职工室内五人制足球比赛。如东县化肥厂举办的第15届文明杯综合性比赛，1000人参赛。市级机关体协举办第四届机关干部运动会，设置乒乓球、羽毛球、桥牌等5个项目。1996年，南通市各行业体协、单项体育协会积极开展活动。供电系统举办的乒乓球邀请赛、邮电系统举办的首届职工排球赛、通州市兴东镇举办的万名职工眼保健操、通棉二厂开展的太极拳、健身操培训等，都各具特色。在江苏省全民健身活动周评比表彰中，南通市获全民健身周优秀奖。1998年，南通市派出75名职工运动员参加江苏省第14届运动会8个项目的比赛，获得15枚金牌，金牌数列全省地级市第一，创全市职工参加省运会比赛历史最好成绩。1999年，全民健身宣传周期间，全市共组织371万多名职工参加长跑、拳、功、剑、棋牌、体育游戏等活动。活动既推广了科学文明的健身方法，又引导广大职工对“法轮功”邪教活动进行抵制。南通市获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的全民健身宣传周优秀组织奖。2000年，职工体育活动以全民健身责任书签字单位为抓手，以提高职工身体素质为目标，先后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市电信局举办职工健身操培训班，并于8月份参加江苏省系统比赛；南通港务局广泛开展职工篮球赛，在组队参加口岸杯篮球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市交通系统举行趣味性运动会，并组队参加江苏省龙舟比赛。2005年，结合十运会火炬传递，组织3000人参加长跑活动。社区体育红红火火。20世纪90年代开始，南通市社区体育日渐重视。1990年，崇川区建立区体委，组织社区开展体育活动为其重要工作内容。1994年，在争创群众体育先进活动中，崇川区西公园街道被评为江苏省体育先进街道、江苏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港闸区召开第二届全民运动会，设27个比赛项目，3000多人参加。1997年，虹桥街道社区体育在全国第八届运动会上受到表彰，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社区。1998年11月，崇川区以街道为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体育活动。新城桥街道举办第三届社区运动会，384人参加。人民西路街道举办首届社区消防运动会。城东街道举办首届门球邀请赛。进入21世纪后，南通市6个辖县（市）城区所在地的社区体育取得新进展。社区体育突出科学健身主题，吸引普通市民自觉参与。2000年，海门市、启东市举办社区运动会；海门市与如东县举办社区科学健身演示大会，宣传科学锻炼方法，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1年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实施的第一年，南通市体育局以建立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为重点，扎实推进社区体育工作，一手抓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一手抓全民健身工程(点)建设。全年共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720人，在城市社区建成全民健身工程3个，并建成26个健身点，群众健身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是年，崇川区被列为省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实验区。到年底，全市体育先进社区占社区总数的50%以上。2002年，南通市完成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八个一工程”（建立健全一个健身网络；每年开展一次全民健身周活动；建设一个全民健身工程；建设一批晨〈晚〉锻炼点；建设一支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立一个国民体质测试站；每年举办一次科学健身系列讲座；形成一个特色体育项目）在崇川区的试点工作。3月，全省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以现场会的形式在南通、南京两地举行，南通市各试点单位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市体育局与市文明办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体育进社区”活动的实施意见》，当年，全市举行社区体育活动百余次，参加活动市民近万人。2004年，海安健身花鼓参加全国汇演，获全国“四进社区”体育健身项目优秀节目奖，受到中央文明办、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的联合表彰。2005年，崇川区虹桥、学田、城东等街道举办社区运动会。2010年，如皋市如城镇举办红星杯社区文体节暨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4个街道16个社区192人参加了弯道超越、跳绳跑、袋鼠跳、四人拔河、踢毽射靶、投篮积分、三石渡河和同舟共济8个项目的比赛。2014年，组织南通市国民体质监测活动，1.8万名群众免费体质测试。2015年，南通市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1500余人。开放社区活动室50个。残疾人体育丰富多彩。1980年7月，南通市举办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设有田径、游泳、乒乓球等项目，106人参加。残疾人体育运动的开展，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参加体育活动，增强体质，树立起参加社会活动的信心和勇气。1984年7月，南通市组队参加江苏省第一届伤残人运动会，盲人陈辉获盲A1级标枪金牌，破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纪录；聋哑人张菊云获4枚金牌；戴菊芳获3枚金牌。15名运动员共获奖牌35枚，其中金牌15枚，居全省第二。10月，参加全国首届伤残人运动会，张菊云获聋哑组女子100米和200米金牌，跳远银牌，400米铜牌。1985年7月，江苏省聋哑学生游泳赛上，褚国凤获100米蛙泳第一名，男、女队分获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第五名和第三名。8月，南通市队参加江苏省聋哑学生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奖牌36枚，张菊云获女子100米、200米、400米3枚金牌，并打破女子400米的纪录。1987年7月，南通市组队参加省第二届伤残人运动会，17名运动员共夺奖牌51枚，其中金牌16枚、银牌7枚、铜牌12枚，取得“满堂红”的佳绩。12月，参加全国第二届伤残人运动会，张菊云获100米、200米、400米、跳远4枚金牌，均破全国纪录，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员。盲人陈辉获铁饼金牌（破全国纪录）和标枪、跳远铜牌。1989年7月，在省第二届聋哑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朱海蓉获女子跳高第一名，被省队选拔后，在全国伤残人田径、游泳、举重、射击锦标赛上，又获跳高第二名、400米第三名、100米第四名、跳远第五名。1990年，南通市组队参加省第二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获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4枚。徐海祥、崔美根被选拔参加全国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夺得金牌4枚、银牌1枚。1991年9月，在省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南通市团体总分名列第四，获金牌10枚、银牌3枚、铜牌5枚。张菊云、陈辉、阎建国被选拔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张菊云获聋哑组女子100米、200米、跳远3枚金牌，陈辉获铁饼第三名，阎建国获肢残组男子乒乓球第五名。1995年，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共获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1枚。1996年5月，全国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上，低视力运动员徐红艳，获女子铅球、铁饼金牌、标枪银牌；8月，第十届残疾人奥运会上，徐红艳获铅球金牌、铁饼银牌。1999年1月，第七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上，徐红艳获铅球、铁饼2枚金牌。2000年5月，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徐红艳获铅球、铁饼、标枪3枚金牌；10月，徐红艳又在第11届残奥会上获得铁饼金牌、铅球银牌。2002年5月，第六届全省残疾人运动会上，南通市获团体总分第四名，共获得金牌9枚、银牌4枚。2004年8月，江苏省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南通市获团体总分第八名，金牌3枚、银牌7枚、铜牌2枚；9月，徐红艳获第12届残奥会铁饼金牌、铅球银牌。2005年5月，由南通市组建的江苏省男子盲人足球队参加首届全国男子盲人足球锦标赛，获得冠军。2008年，在北京残奥会中，南通籍残疾运动员陈山勇和夏征在盲人足球比赛中发挥出色，为国家队赢得银牌做出贡献；8月，选拔10名运动员组队参加省残疾人青少年游泳锦标赛，获13枚金牌、5枚银牌、5枚铜牌和团体总分第二的成绩。2015年9月，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南通残疾人运动员不负众望，夺得3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的佳绩。2016年9月，南通籍残疾运动员顾小飞摘得里约残奥会卧式举重80公斤银牌，成为南通历史上首个蝉联残奥会银牌获得者。10月，南通市代表队在江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2016年聋人篮球锦标赛中获第二名，创南通市参加全省聋人篮球比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南通体育，承载了江海文化的源远流长，伴随着江风海韵的产生和发展，演绎着精彩与辉煌。（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宋生发在联抗的战斗足迹&周金国&日至1944年10月,在苏中地区活跃着一支形似中立,实为执行特殊任务的抗日部队。这支部队是由黄逸峰出面组建的，是新四军与国民党部队合作的桥梁，是党在苏中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该部队全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日下午，春雨蒙蒙，位于海安县墩头镇的新四军联抗纪念馆接待了两位特殊游客——联抗的中高层指挥员之一宋生发的三女儿宋一卫、三女婿陆军。宋一卫是江苏省烟草专卖局退休干部，陆军是省政协原副主席。他们此行目的是到联抗活动中心地区寻访宋生发当年的战斗足迹。几名联抗战士的后代和海安县有关领导、专家一同参加了寻访活动。宋生发，1940年10月任联抗四大队大队长，1942年任联抗泰北支队支队长，1943年10月任联抗一团团长，参与领导了联抗部队的创建、改造，为联抗部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联抗上升为主力后，他先后任团长、扬中军分区副司令员、胶州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授大校军衔，20世纪60年代获行政九级待遇。1970年9月在江西宜春遭迫害去世。寻访人员先后参谒了新四军联抗纪念馆、海安人民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明理堂）、书画馆、新四军联抗烈士纪念碑，祭扫了联抗烈士之墓、黄逸峰同志骨灰安葬处，并召开座谈会。通过交流、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宋生发对联抗有两大突出的贡献。其一，宋生发给联抗部队带来了“梅岭星火”。经协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出一个连，国民党军保安一旅薛承宗派出一个连，李明扬部派出一个连，作为联抗部队的基础。日，联抗司令部在海安曲塘成立（1941年迁至墩头南部地区），黄逸峰任司令，李俊民任副司令。联抗建立后，动员上海、南通、泰县、泰兴、东台等地的爱国青年报名参军，收编东部沿海及曲塘附近的一些地方武装，计800余人，组建4个大队。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二连改编为联抗四大队二中队。这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红军连队，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该连队担任陈毅、粟裕部司令部的警卫任务。原特务营副营长兼二连连长宋生发曾是陈毅的贴身卫士，电影《梅岭星火》中陈老总身边那个警卫员的原型就是他。调入联抗后，宋生发任四大队大队长，原二连是宋生发带给联抗部队的“梅岭星火”，是联抗部队的核心战斗连队，大部分时段在宋生发直接指挥下战斗。当时联抗部队刚成立，部队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只有二连是唯一一支正规连队，对联抗部队其他连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对联抗的改造、成长贡献较大,在1941年初的讨李（李长江伪部）战斗、～22日的鹿汪战斗、日的曹庄战斗、1944年春的夜袭墩头镇等战斗中屡建奇功。在曹庄战斗中，二连抗击10倍于己的日伪精锐部队，毙敌200余人，打出了气势，使联抗威名远扬。其二，宋生发在联抗部队中起到了传帮带作用。宋生发在联抗四年战斗中，参与指挥大小战斗百余次，几乎每战必胜。日夜袭伪军（李长江部）王效礼团部，宋生发指挥四大队担任主攻，将王部击溃，又在兄弟部队的策应下聚歼了王效礼整团。次日，宋生发率四大队回防曲塘，在东部黄自量一带阻击来自如皋、海安方向的日军，毙敌10余人。7月中旬，联抗部队北上整训途中，在盐城、阜宁一带，抗击日伪1.7万余人的“扫荡”，毙伤日军100余人，伪军700余人。宋生发始终率四大队冲杀在部队的最前沿，为部队打开生存通道，突出重围。日驱逐野三旅战斗中，宋生发率四大队一中队主攻墩头镇东岳庙据点，歼敌一个排。日在粉碎日伪“八路围攻”的突围战斗中，宋生发率一团主力掩护司令部转移，在陆家窑串场河和日伪血战，突出重围，到达李堡休整。5月初，宋生发率一团主力突袭胡集傅家庙伪军主力，全歼陈才福伪二十六师的便衣大队200余人。1944年9月，宋生发率一团围攻章郭庄税警团据点，歼灭税警团一个加强连。10月初，宋生发率一团主力在兴化八卦河围歼侵入我方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歼敌300余人。宋生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长期跟随陈毅等将领，耳濡目染，再加上他机敏、悟性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作战时身先士卒、不怕牺牲，逐步形成了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作战风格，很受首长的赏识和下级官兵的敬佩。下级官兵都说：“跟着大老宋（下级官兵对他的爱称）打仗不吃亏！”有一个典型战例充分说明宋生发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1944年10月的八卦河(现属兴化茅山)战斗中，联抗司令员黄逸峰、一团团长宋生发共同带队指挥，宋生发率队担任前锋，黄逸峰殿后。深秋时节，水乡早晚雾多，能见度不大。透过蒙蒙水雾，敌人发现了我方船队，还以为是自己人，一齐迎上来，向我方船队招手喊话。有的喊：“喂！怎么也退下来啦？”有的喊：“喂！后面有没有尾巴（有无新四军追赶）？”关键时刻，宋生发镇定自若，将计就计，带头喊：“别没良心，我们是打阻击的，负责断后。”并让战士们喊：“没有啊，尾巴被我们甩得远远的！”等靠近敌人后，宋生发命令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四处溃逃。随后黄逸峰率部赶到，毙敌300余人。丰富的实战经验，高超的指挥艺术，再加上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风格，宋生发成了联抗部队中下级官兵的良师益友。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袁捷，就是在宋生发的传帮带下，从联抗走出的一代儒将。他在联抗三年，从一名下级军官（中队指导员）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中层指挥员（团教导员，即政委），为以后的职业军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人民的忠诚战士》一文中写道：“当时（刚到“联抗”时）我刚20出头，入伍时间也不长，虽然在抗大五分校当过一段中队指导员，部队的工作经验是不足的，我诚心诚意地抱着向大老宋学习的愿望。”“我们俩如影相随，结成了亲密的伙伴。”“我感到这样的搭档太难得了。”（作者单位：海安县墩头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夫妻合力掩护地下党&王茂华&在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陆扶桥村6组有这么一位老人，她叫陶莲英。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有一个比她小四个月的“亲妹妹”葛惠兰。为什么这个“亲妹妹”，不姓陶，而姓葛呢？这里有一段夫妻合力掩护我地下党员的故事。&葛惠兰何许人&葛惠兰，1925年出身于通州区兴东镇陆扶桥村一个开小百货店的商人家庭。1943年9月参加革命，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初，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北兴桥成立后，区乡民主政权也相继建立，陆扶桥村属新建的建设乡管辖，归通西行署四安区领导。这一地区有一条东至海防、遥望港，西至九圩港东西方向的大河，后经开挖扩宽，取名为团结河。在时任中共四安区区委委员、副区长杨明的领导下，以大河为界，建立了两支武工队，一支是大河南武工队，由洪建中（陶莲英的丈夫）任队长；一支是大河北武工队，由朱宝珊（此人后来叛变投敌）任队长。葛惠兰是大河以南人，对有关情况比较熟悉。1943年9月的一天，杨明找葛惠兰谈话，将她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让她当“政治交通员”，为我党地下工作者送信。直到1945年9月，葛惠兰到四安区工作队工作。据葛惠兰后来回忆：“在此期间，我与洪建中、陶莲英夫妇的联系较多，关系也比较密切。”随着武工队队伍逐渐扩大，区委、区政府决定将武工队上升为区队。这样，葛惠兰同洪建中的联系就更方便了。&组织派其打埋伏&1946年9月，葛惠兰被调至新建立的西亭区担任区妇联主任（内部称妇联干事）。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军主力部队北撤，南通县全境被敌人占领。南通县委决定撤销西亭区，新建兴仁区。同时任命李晏复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先派了两名大河南的乡级干部迁入，待他们找到建乡之地，再与后来的同志联系，谁知刚进入兴仁区就被敌人杀害了，其他人员更无法进入。当时，县委、县政府撤退到如东县境内，葛惠兰等人只好跟随李晏复在如东县的周家店一带打游击。可因人数多、目标大，大家只能各自分散打游击。一天，李晏复代表县委向葛惠兰宣布决定，让葛惠兰打埋伏，地点自己找，发3个月的粮（粮票），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区委。&深夜奔向开荒地&听完李晏复的这一决定，葛惠兰目瞪口呆。按她的回忆说：“天哪，我往什么地方走呀！当时虽然已经21岁了，可是参加工作前除南通城、兴仁、西亭、金沙等地外，其他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在外地更无亲友，这可怎么办？可是共产党员必须要服从组织的决定。”正在她焦急无措时，巧遇打游击的洪建中。洪建中安慰葛惠兰说：“不要哭，跟我走！”当时快要过年了，往哪里走呢？洪建中说：“到石港南边的新生乡去，我父亲在那里开荒种地。”这开荒种地的地方，当地人称为“荡田”。洪建中穿着用草编织的雨衣，葛惠兰头戴一顶挡雨的大草帽，身扎一条围裙，深夜冒雨从如东向“荡田”赶路。二人一路奔走，天快要亮时，走到了洪建中父亲洪文金开荒种地的“荡田”。&草船藏人闯敌哨&四安镇上的敌人天天下乡寻找共产党，“围剿”村干部的枪声不停。过了几天，洪建中认为“荡田”不是久留之地。他装扮成开荒种地的农民用木船装着稻草，让葛惠兰藏在船底的一层稻草下，打算把她送到敌占区打埋伏。当船行至西亭太平桥时，遇到镇上敌人的岗哨，站岗的敌人问船上装的什么，洪建中镇定地答道：“装的是稻草，回家给牛吃的。”敌人不相信，硬是要让船靠岸，把稻草搬上岸检查。洪建中认为不到关键时候，不能同敌人硬拼，所以他装着没事的样子搬稻草。当搬到还有最下面一层稻草时，敌人没有发现什么，也就放行了。船行至陆扶桥洪荣寿家门口的河边，葛惠兰下船时，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在河边等候的陶莲英见状急忙回家拿了干净衣服让她换上，还给他们做了饭菜。饭后，洪建中安排他父亲撑船把葛惠兰送到土山洪建中的大弟家打埋伏。在洪建中的大弟家，葛惠兰不小心被邻居看到了。洪建中又将葛惠兰转移到姜灶港洪建中大弟的岳父家。可是，洪建中的父亲嘴不严，泄露了一些情况。密藏披屋打埋伏&洪建中得知后，带着他二弟洪炳清深夜赶到姜灶港，把葛惠兰接到自己家中。返回途中，他们化了装，洪建中让洪炳清走在前面探路，发现情况迅速后传，葛惠兰走在中间，洪建中随后掩护，最终安全到达洪建中家。洪建中和陶莲英在厨房的灶台旁搭建了一个披屋，里面放置了一张小床，让葛惠兰住在里面。又在灶台边的墙下开了一个小洞，白天由陶莲英从这个小洞口将饭菜递给葛惠兰，到了晚上再掩护葛惠兰出来。平常在洞口堆放一些做饭用的柴草作掩护。为了配合葛惠兰开展好地下工作，陶莲英经常到不足200米远的陆扶桥街上，葛惠兰的父亲葛金福开的小百货店去买纸、笔等用品，让葛惠兰写宣传标语。陆扶桥虽说是只有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但这里是兴仁通往西亭的通道，驻兴仁的敌人经常路过这里下乡搜查、抓人。洪建中同妻子商定，葛惠兰打埋伏之事要绝对保密。所以，连葛金福都不知道敌人要追杀的女儿就藏在附近，更不知道陶莲英从自己的店里买回的东西就是给自己的女儿用的。&遇敌搜查巧周旋&由于家里要藏两个地下党，目标太大，为了掩护好葛惠兰，洪建中只好在外面打游击。洪建中带人到土山剪断了敌人安装的南通至金沙的电话线，张贴由葛惠兰在披屋里写的宣传标语。有一次，洪建中和洪炳清化装成上街卖柴草的人，在夜里把宣传标语从陆扶桥一直贴到西亭镇。时间长了，敌人多少听到一些风声。一天夜里，洪建中回家取标语，准备和洪炳清在夜里张贴。才刚到家，外面的狗就叫了起来。不一会儿，外面有人敲门，洪建中判断肯定是敌人。说时迟那时快，洪建中对陶莲英做了个手势，让她开门，他则躲在门后，门一打开，3个持枪的敌人便闯了进来，对陶莲英说：“听说你们家藏有共产党，快把他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我们就要了你的命。”年轻的陶莲英不仅很沉着，而且很机智，她说：“什么‘公田广’，我没有听说过。”乘敌人去里屋搜查时，洪建中轻轻一跃出了家门，迅速游过房子后面的小河到河北的坟地，向空中打了一枪。敌人听到枪声，都吓得跑了出去。洪建中利用坟地作掩护，将这3个敌人一一击毙，避免了葛惠兰的暴露。&用船护至解放区&1947年8月，洪建中得知石港镇及骑岸镇等地已解放，又听说有人见到过李晏复，就让葛惠兰用密码写信，请人转送到李晏复手上。李晏复当即回信，指示葛惠兰速回解放区。葛惠兰回解放区仍是由洪建中让洪炳清用小木船送的。当时金沙镇、西亭镇仍被顽敌占领，要去解放区，必须从五总渡（即金沙至南通的运河一个摆渡处）摆渡过去。按约定时间，由时任骑岸镇区委委员刘光到五总渡接葛惠兰，经过八总洋桥到骑石区驻地。当时，张学成任骑石区区委书记，李晏复任骑石区区长。葛惠兰因长时间打埋伏，连续住了长达6个月的灶洞，虽然有陶莲英的掩护和生活上的关照，但长时间见不到阳光，身体很虚弱。张学成发现葛惠兰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便让她休息了几天。随后她就参加了骑石区区委工作组的工作。1948年秋，南通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均解放，恢复了西亭区，葛惠兰被调回到西亭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葛惠兰一直在杭州工作，1982年12月离休。在70多年岁月里，葛惠兰和陶莲英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之情一直延续着。葛惠兰在日的回忆中说：“我常常地想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许多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如今我们都老了，但要永远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永远记住，在我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帮助我的洪建中、陶莲英，是他们夫妻俩合力掩护了我，救了我。陶莲英姐姐她是我的‘亲姐姐’，是我在老家陆扶桥唯一的亲人。”（作者单位：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通城印迹之西大街&王宇明&20世纪50年代的南通西大街，是从十字街向西，穿过西城门，走上西吊桥，经过祭坛巷、地步湾、端平桥，穿过孩儿巷，一直到西门望江楼为止的这一段（也就是从现在的十字街到南通市第一中学这段），大概3里路。从西吊桥到西门望江楼的一段叫西门外大街，南通解放后才统一叫西大街。西城门原名朝京门，后改名来恩门，因为当年的西大街是一条朝向北京、连接外界的主要通道，所以逐渐形成了西门官商聚居，纱庄、布庄、当铺、酒楼、京货店、广货店多的格局，“富西门”一说由此而来。&南通解放前，西大街上的标志性建筑是西门外大街的交通银行大楼，南通有名的一人巷，就是指它东边的一条巷子。交通银行大楼建于民国26年（1937），为钢骨水泥立体式大厦，地面层高4层，地下室1层。南通沦陷后，该楼成为日军的宪兵司令部，地下室成了关押中国人的水牢。南通解放后，这里做过百货商店。1958年拓宽人民路时，为了避开这幢楼，向南转了个弯后一直向西修路，所以，从大楼往西一直到端平桥这段还是原来的乱石铺的老街。20世纪60年代，大楼地下室还做过战备播音室。1965年，南通广播电台从人民公园搬进此楼。广播电台的对面有条马路较宽，能够行驶汽车，一直向南通往跃龙桥。这条路西边是曹昇老虎灶，东边是修补套鞋、汽车轮胎的店，都在1985年建造电视塔时拆除。2003年交通银行大楼被拆除。20世纪50年代，西大街从端平桥向东，先是保家野大门，然后是许家巷、地步湾、大小马厂巷、江家园、祭坛巷、彭家巷、曹家巷、蔡家巷，与人民路交接的地方是板车工会，劳动模范马富曾在这里工作。1988年因建造华联商厦，拆除了祭坛巷东边的房子和人民路小学，只留下善应庵里的两棵银杏树，并保留至今。1990年建万象新村时，拆掉了人民商场后面的一大片民居；后来建万象东园时，又把西大街拆分成几块，街也就连不起来了。现在路边只竖立了两块“西大街”的路牌，西边的一块路牌立在许家巷口；东边的一块路牌在新亚商场向北的路和万象东园的交叉路口上。只有从西大街87号到156号这段基本保留了地步湾到保家野大门的原样，老街上的店面已经没有了，仅剩住家。只有地步湾幼儿园用的老地名，许是留给后人回忆吧。西大街从十字街到西吊桥这一段是比较热闹的，最东边坐南朝北的是天寿堂中药店，一大间门面中间开门，上半截装的是花玻璃；东边是用的玻璃窗子。西边有景福斋和介福堂，景福斋是卖糕饼点心的店；介福堂是清道光年间浙江慈溪的一个姓孙的商人开的百年老中药店。两家店三间门面，合用一个店堂，景福斋的柜台在西，介福堂的柜台在东，中间有一大块空地。介福堂的后堂还布置了一个雅室，主要卖人参、鹿茸等高档的药材。南通解放后，景福斋一度经营不善，后在政府和工会的支持下，组织工人生产自救才挽救了企业。景福斋也是食品厂的前身。旁边的余昌钟表店虽然只有一间门面，不过它店大，还有楼上。隔壁还有一家叫中英大药房的西药房。景福斋的东隔壁是一个姓傅的苏州人开的冠康帽庄，其实是苏州冠康的老板送给女儿的陪嫁。店面是四层楼，每层三间房的砖木结构的西式洋楼，是当时西大街上最高的店铺（交通银行大楼除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冠康帽庄一直生意不错。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冠康帽庄与制帽厂合并，并保留了“冠康”品牌。西大街坐北朝南，靠近十字街有一家瓷器店。西边有家文具书店，叫导文社，据说店招牌是黄炎培题写的。再往西是条巷子。巷子西边临街的是木结构的二层楼店面房，有几家大户人家就在店面房的后面。最东边的一家大户姓陆。从临街的店面穿堂而过有一大块露天空地，二门堂外有一对石狮子，进去是三进正屋。正屋的东边有条窄的火巷。火巷的东边是个花园，有假山，还有幢小点的二层楼。屋子后的院子较大，用石头铺成的地面，院子南边是假山花圃，北边是L型的花厅。后来这里用做人民银行的和平路办事处。西大街的北边，大家熟知的有三条南北巷子，从东往西分别是寺街、柳家巷和官地街。其实原来是四条，还有一条叫市桥北。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城隍图上显示，在横桥和平政桥之间有座“市桥”，相当于南通饭店的位置。市桥往北，穿过西大街和大巷相交的巷子叫市桥北。在1925年的南通市地图上，除了有市桥北，还有市桥南，市桥南的巷子和西牛肉巷是相通的，后来也就没有了。现在的三条巷子，只有柳家巷不临街。西大街南边的巷子除了市桥南之外，还有惠民坊和展龙桥。展龙桥是跨市河主干的一座桥，也是市河从西水关出来南支流上的第一座桥，连接惠民坊和西南营。从展龙桥到田家巷之间的巷子原来就叫展龙桥，1966年改称展望巷。展龙桥向南还有玉带桥和凤凰桥。惠民坊巷口有一家坐南朝北的店叫王顺记水果店。对面有一家规模较小的水果店，柜台上摆着一盆用煤渣堆起来的盆景，还有只“仙鹤”立在上面喷水。东隔壁是一家卖水烟、皮烟丝和旱烟的店叫益林风。在益林风的东边，是一家专卖银盾、奖杯之类的店，店名好像叫源茂，虽然只有一间门面，但装潢新潮，特别引人注目。再往东隔两家是福记布庄，它和景福斋正好一个街南一个街北，因为老板姓朱，大家都习惯称为朱福记布庄。再往东就没有大的店面了，除了一家三层楼的西药房，店名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这家店是在日军占领南通时开的，店里只有一个老板和一个伙计。原来住在这里的老人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时，西大街上曾着过火，从介福堂向西，沿着吴大生家烧过了巷子口。重建时，界址一律向后退二尺半，所以后来的西大街就只有这一段街面最宽。据说，介福堂重建后，门口的金字招牌下有于右任的题字，店里“术媲神农”四个金字的匾额是陈布雷写的。介福堂应该是南通市第二医药商店的前身。惠民坊巷子与西大街的连接处有座跨市河主干的桥叫横桥，老百姓习惯称这个地方为横桥子。这里有间有名的南货店叫吴大生，清顺治八年（1651）开业。惠民坊的东西两边都是店面。巷子西边有德兴和衡兴两家五金铜锡店，德兴朝南，衡兴朝北。德兴是南通城里经营铜锡五金的第一家五金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办，专门做脚炉、脸盆等。德兴西隔壁是金城银行，银行对街是一家有两间街面房，做水烟袋的店，叫徐双成。他家做的烟袋，在烟缸盖子里刻有“漢口徐雙成”的标记。在展龙桥还有电镀和抛光的作坊，是集产、销于一身的小工厂，也是后来红星五金生产合作社的主体。银行的隔壁是旭利和皮栈，专卖兰州水烟。那时的水烟分甘字和肃字两种。旭利和向西隔两家就是紧邻西关帝庙的陆竹明毛笔店。再向西的德兴华记铜锡店老板，与德兴的是亲兄弟，德兴是老大，德兴华记是老三。西南营巷口的大隆茶食店向西有卖油的店、修钟表兼拔牙齿的店、朱家布庄、王家香烛店、朱家帽子店、许家糖果店、香烟店、小百货店、张家兄弟俩合开的帽子店、瘸子的馄饨面店、小百货店。西大街上有家赵家账簿店，是父子两个合开的。在账簿店东边有家云程阁，是赵家爷爷开的；西边韩开文笔店旁边的云程阁西号，是赵父在民国28年（1939）所开。与东城门外的转转儿街一样，西城门外也有个转转儿街，都是拆了瓮城后改建的街。20世纪50年代的西大街从西城门口开始向东店铺林立。朝南的店面大概有钟表店、修车子的店、官地街口，接下来是布店、帽子店、门堂、新生书店、红木家具修理店、陆竹明毛笔店、德兴华记铜锡店、牙医诊所、西关帝庙。过了旭利和皮栈，往东是冠康鞋帽店、王家珍笔店、玻璃店、金城银行办事处，这里只是门堂，银行凹在里面。过了银行是德兴铜锡店、韩开文笔店、赵家账簿店、温宝宸瓷器店、寺街口。过了寺街有布店、久达五洋店、唐裕泰卤菜店、贾应奎笔店、赵怀玉画像室、倪家瓷器店、铜锡店。再经过大兴绸布庄、大巷口、达家大门堂、西药店和瓷器店，就到了十字街。西大街门面朝北的店有点心店、茶叶店、鼎龙茶食店、益林风水烟店、帽子店、余昌钟表店、蒋记糖果店、徐双成烟袋店和专门裱红白对子的陈正顺裱画店。过了衡兴铜锡店，就是惠民坊巷子口的王顺记水果店。再往东是梳子店、中英大药房、景福斋茶食店、介福堂中药店、王星记扇子店、广货店，广货店在南通解放后还做过模范书店。再往东有水烟店、酒店、源源书店和天寿堂中药店。（作者单位：南通电视台）刘桥镇的两座古寺&吉春发&刘桥镇隶属于通州区，位于南通市港闸区北郊、通州区北隅。刘桥镇形成于唐代，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镇上有两座古寺：三圣寺和普缘寺。三圣寺原名舍基三官殿。位于刘桥镇南首约5里处的慎修村（原测震村）境内，通刘公路东侧。据考，寺庙初建于南宋高宗丁未年（1127），至今已有890年的悠远历史。旧时，寺庙四面河流环抱，东南面筑有一条土坝进出。庙殿庄严，一正两厢，供奉着三官帝等菩萨像。庙中高耸粗壮的银杏树上，鸟儿盘旋栖息。当年这里的确是一座佛殿清幽、香烟缭绕远近闻名的庙宇。后因历经沧桑，风雨侵蚀，趋之萧条。据残存碑文见证，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大户陈氏修女出钱买地，独资修缮整建庙宇，供奉着目慈面善的三官大帝像，招徕八方信士，进寺烧香者络绎不绝，因而香火不断，红烛生辉。其后，人们尊称为“舍基三官殿”。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庙宇与神像全部被砸毁，变成废墟。1995年，全国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批准复建寺庙，时称念佛堂，成为刘桥镇南首佛教活动的场所之一。1997年6月中旬，建成大雄宝殿、西厢房、财神殿、文昌殿。1998年建成天王殿，至此，基本建成古寺翻新四合院型的道场。2000年后，佛像装金，改造东厢房、斋堂楼和厨房，建造放生池与西岸200余米的休闲长廊。嗣后，新造了双座菩提桥与飞檐观心亭，新建了雄伟壮观的净土道场念佛堂。2006年，更名为三圣寺。2014年5月，在放生池南端建造普渡桥，向西新建了阎王殿和地藏殿。观览殿堂中巧夺天工的塑像，让人受益匪浅。那铁面严厉的阎罗王判处地狱罪犯，看后令人心惊胆战，虽属封建迷信，但可警醒世人，活着就要积德行善、诚实清廉、孝老重义，不能偷偷摸摸干坏事，务必堂堂正正做好人。如今，寺庙占地面积约28亩，建筑面积达2980平方米。在扩建的地藏殿后面的广场上新栽了一棵银杏树。长在大雄宝殿后的那棵银杏树，依然苍劲挺拔，春夏冠如华盖，金秋硕果盈枝。三圣寺宗教和睦，环境幽雅，寺景独秀，实乃是旅游观光、净化心灵的好去处。普缘寺原名白荡三官殿庙。位于刘桥镇东北约8里处的渔场村。据寺内保留至今的7块石碑记载，普缘寺原名白荡三官殿庙，始建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重建，其时有门堂、大殿、厢房、都天堂、百子堂、斋堂等百余间，江南淮北的香客坐船沿古运河来寺院礼佛敬香。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碑记载，自明以来，殿堂巍峨，四方信士庇佑，福泽也然，为崇川之古刹也，尔时有徐氏一家，善心创建百子堂。清咸丰四年（1854）州府立碑，告示四邻，寺有土地为前人功德捐助，由僧遂元和其徒桂岭耕植，以防不肖僧变卖。后来，三官殿久经风雨，“文化大革命”时期，僧人离庙，殿堂被毁，经当地信众的极力保护，最终保存门堂3间、西厢房5间、残碑7块和一棵600多年的银杏树。2002年9月，经通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原址上恢复佛教寺院，更名为普缘寺，意为普度天下有缘众生。古白荡三官殿庙最大的遗存是“都天信仰”。“都天信仰”源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唐肃宗追封护城抗乱的名将张巡为“都天菩萨”，下令各地立庙祭祀。民间传说，都天既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亦是护佑百姓的神圣，当百姓有病灾时，便去都天庙烧香许愿，从而得以消病除灾。因此，都天菩萨与观音、关公一样，为佛道教所同供。从碑记来看，古白荡三官殿庙在始建之初就建有都天堂，一直流传至今。在“文化大革命”时，也未曾有人胆敢拆除古白荡三官殿庙供有都天菩萨的西厢房。现普缘寺西厢房中的都天堂与原西厢房的都天堂位置未变，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日，信众从四面八方云集普缘寺举行都天大法会，祈愿国泰民安、众生吉祥。如今的普缘寺，寺景壮丽生态幽，庙姿雄伟香火旺。（作者单位：如东县利群小学）20世纪上半叶&&海安发生的两起社会纷争&夏俊山&20世纪上半叶，海安境内曾爆发过两起规模较大的社会纷争。&第一起发生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旧时，海安一带的群众新建桥梁时，会有“祭桥桩”的风俗，就是扎一个草人拖着，一边拖行一边问话：“你是哪一个？”如果有人回应“是我”或“是某某”，那么，就会认为这个人要被祭“桥神”了，会很快死去。新桥竣工后，人不能先过桥，要先赶条狗过桥后，人才能通过，否则也会被认为不吉利。这个旧俗本来就是封建迷信，不讲科学，只讲惯例，但谁若违反，众怒难犯。而在20世纪初的海安，旧俗的力量相当强大。西场爆发的社会纷争就跟“祭桥桩”的旧俗密切相关。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廷颁布了一道诏令：“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寥寥几语,宣告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整整1300年的科举制度的终结。当时，“以功名任西场镇董事”的魏慰农当即与李承标、仲统伊等商量，兴办新式学校。在魏慰农等人的努力下，当年，就以西场镇后街的玉皇宫四合式庙宇为校舍，创立了海安最早、规模最大的玉成初等小学校（俗称“玉成公小学”），魏慰农为堂董，在他的组织下，学校成立了校董会，聘陆耀如任校长。魏慰农是西场镇的董事，有负责当地调查户口、登记人丁册的职责。那时的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对登记姓名、生日等人口资料大惑不解，不知道登记了有什么用处。一些谣言便开始蔓延，有人说：“登记人的姓名、生日是为了卖给外人，摄取魂灵祭桥桩。”“做这买卖的，就是办学堂里的人。”以讹传讹，很多人对登记人丁是为了“祭桥桩”的谣言深信不疑，一旦祭了桥桩，就会丢了性命。这还了得！于是，为了自己能活下去，民众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新成立的学校以及创办学校的人成了众矢之的。在一个冬日，集合的大锣敲响了，数以百计的农民手拿扁担、锄头、铁锹……他们以农具为武器，冲破学校人员的阻拦，蜂拥着闯进校园，打砸的打砸，放火的放火，转眼间，校园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乒乒乓乓打砸桌凳的声音。修葺一新的校舍在熊熊火光中，很快化成灰烬。纵火焚毁学校后，这些愤怒的人群又涌向魏慰农的私宅。他们见什么砸什么，书画、瓷器、木器一样都不放过。多年后，魏慰农外孙、海安书画名家仲贞子曾这样记述这次事件：“古镇西场，文化之邦。清废科举，教育大昌。建玉成校，宫废玉皇。慰农魏董，擘画周详。新政多阻，火起荒唐。校舍骤毁，权借民房……”魏慰农孙子、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在《独后来堂十年诗存》一书的跋记中写道：“慰农公回籍应高淳县试，为增广生员，任西场镇董事三十年，热心公益。清光绪乙巳年捐资倡建西场玉成公小学，旋以讹言为乡民毁，公家亦同遭火焚。公复集资，益奋勉，学复成而制益备。新学之兴，众咸推公为首事之善也。”&第二起发生在民国18年（1929）&民国16年（1927），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击溃了吴佩孚，打败了孙传芳，席卷半个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定都南京之后，国民党政权开始推进党务活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反封建迷信”。当时，海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江苏省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1928年秋，泰县县党部派一名陈姓委员负责领导捣毁泰县、姜埝、海安的城隍神庙，以“破除封建迷信”。泰县县党部先在城区召开秘密会议，当夜便捣毁了当地的城隍庙。第三天，陈某来到海安，会同海安直属区分部袁侃，召集国民党党员陈子贞、孔宪国等以及海安区行政局长徐海搂、海安商会会长刘蔚、海安公安分局局长周锡峰，召开废祀城隍神庙并取缔反动道会门的秘密会议。为防止消息泄露，所有与会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会后，在陈某的率领下，与会的国民党党员及部分群众共三四十人奔赴位于海安中大街的城隍庙，大家一起动手，用绳子拖、木棍打，庙内的大小塑像全被拖翻在地，城隍菩萨像也身首分离。城隍庙的大小神像被捣毁后，经过一番清理，改为中山堂。当时，曾流行一首童谣：“天黄黄，地黄黄，海安街，七里长，城隍庙改了个中山堂……”城隍庙改成中山堂后，中间大厅为“中国国民党江苏省泰县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办公厅（审事厅），东厢房开设了文化书店，西厢房开了家茶馆。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事前没有做好破除迷信的宣传，城隍庙被捣毁，老百姓一时间难以接受，再加上1929年夏天，天气久旱无雨，民间传言四起，很多人认为：天气干旱，是因为捣毁了城隍庙，触犯了神灵造成的。一时间，海安四乡（主要为东乡）的农民纷纷进城，手举着点燃的香，在街上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恢复城隍庙，并恳请城隍老爷息怒，消除干旱保庄稼，早降雨水安民心。对民众的请愿，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迷信”，是“瞎胡闹”。由于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农民的愤怒进一步升级，他们涌进了县党部海安直属区分部，大肆打砸，接着又冲击商铺，砸了陈斯记南货店、张万生八鲜行、保泰恒米行、崔柳三医院、震泰恒布店等。因为袁侃是捣毁城隍庙的指挥者之一，农民没抓到他，就逼着他的父亲一步一跪，焚香磕头，求神保佑。袁侃急忙向泰县县党部汇报了海安农民骚乱情况，县长张烽立即打电话至公安分局局长，要求镇压海安农民闹事，以稳定社会秩序。绰号“饭桶”的分局长范俊祥随即率警察上街，驱散农民。在冲突中，范俊祥鸣枪示警，更加激化矛盾，结果海安东乡贲波庄的张长友和李光寿被枪弹击中，当场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据说，原先进城的农民加上得到消息前来声援的，多达数万人。县长得知农民闹事的消息后，急忙让县清乡营营长陈鹤龄带来一连人马，帮助平息骚乱。老省长韩紫石此时恰好退居在家，得此消息后，不顾年事已高，主动劝导农民回乡，不要受人鼓动，并及时派人处理了被打死的两个农民，给予其家属经济上的补偿。同时，韩紫石还向农民保证撤换公安分局局长、恢复城隍庙的庙祀等条件，才平息了这次社会纷争。（作者单位：海安高级中学）&&黄逸峰的跌宕人生&张树林&&贲柠华&他是书生，先后执教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泰国曼谷新民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和广西大学。他是军人，先后出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中将设计委员；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苏中一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员。他就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社会科学家黄逸峰同志。黄逸峰，又名黄承镜，1906年7月出生于江苏东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逸峰一生追求信仰，初心不变，留下许多跌宕起伏、曲折惊险的传奇故事。&三次被迫脱党&黄逸峰18岁考入上海公学，后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其间经常聆听瞿秋白、恽代英等的宣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知识，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给黄逸峰强烈震撼，他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资本家暴行，积极声援工人运动，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黄逸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还兼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是学生运动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9年春，黄逸峰经组织同意，化名黄世雄，到南通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一面养病，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0月，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分别找他谈话，批评他在南通特委的工作没有做好，要他根据“六大”会议的精神做检查，他先后写了五六次检查才勉强通过。1930年，在党内“左”倾错误影响下，黄逸峰被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被迫断绝与组织的关系，流亡国外。这期间，黄逸峰意志没有消沉，在异国他乡继续传播革命思想。一·二八事变后，黄逸峰毅然回归祖国，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然而，热血与激情遇到的是黑暗和冷漠，他没有找到组织，又悄然离开。几经周折，他与周恩来、叶剑英取得联系。1940年，已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黄逸峰，到苏北敌后战区工作。回到泰州后，他一方面周旋于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之间，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遵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总指挥的要求，组建联合抗日部队。联抗成立后，黄逸峰担任司令，在他的带领下，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一师惩日、除奸、反顽，与日伪军进行了四年的顽强拼杀。刘少奇曾表扬说“北方有牺盟，南方有联抗”。黄逸峰在敌后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得到新四军及苏中区党委的高度肯定。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重新加入党组织。黄逸峰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经历坎坷，性格倔强。新中国成立后，黄逸峰因《人民日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于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撤销所任各职。1956年，毛泽东又记起了黄逸峰，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华东有个黄逸峰，人家要革命，你们为什么不让他革命，只有假洋鬼子才不允许阿Q革命。”日，黄逸峰终于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黄逸峰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第三次被清除出党，直到1980年，才恢复了黄逸峰的党籍。1987年，中央为黄逸峰全面平反，同意恢复黄逸峰1941年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10月起计算。&营救周恩来&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黄逸峰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是总指挥，黄逸峰负责带领闸北区工人纠察队进攻第五警察署。黄逸峰刚完成攻击战斗任务，就被交通员领到总指挥部接受新任务。周恩来询问了情况后，跟黄逸峰说：“在你们那里建立一个前线指挥所，担任前线和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系，这件事由你负责！”黄逸峰在起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时，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捕杀。4月12日早晨，正在闸北区委守护机关的黄逸峰接到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电话，周恩来被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师长斯烈“请去”，告知情况不明，要求黄逸峰立即赶到26军找党代表赵舒，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周恩来。黄逸峰火速找到赵舒，一起赶到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只见周恩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斯烈大声训斥，曾是周恩来学生的斯烈十分难堪，狡辩着：“我是奉命的……”黄逸峰见状，立马跑到周恩来旁边警卫。赵舒趁机拉走了斯烈，对其晓之大义、动之旧情。在赵舒的及时劝阻和黄逸峰的机警护卫下，周恩来化险为夷。这次营救，黄逸峰受到党中央的嘉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曾为此专门接见了黄逸峰，表扬了他的勇敢和机智。&七次被捕&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少人都坐过反动政府的牢狱，遭受过非人的刑罚。像黄逸峰这样七次被捕的比较罕见。第一次被捕在上海。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年轻的黄逸峰担任分管宣传和军事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主席。起义中，他带领工人纠察队围攻闸北区第五警察署，在他的组织指挥下，纠察队佯攻正门，智破侧门，一举攻克伪警署，活捉反动军警30多人，为起义胜利做出了贡献。然而，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4月2日，黄逸峰正以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公开身份，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国民党二师师长刘峙派出的短枪排冲进会场，将黄逸峰逮捕押至二师司令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得到消息后，发动工人群众包围二师司令部，要求释放黄逸峰。鉴于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公开破裂，刘峙只得下令放人。第二次被捕在南京。1927年，南京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停滞不前，恢复党组织工作迫在眉睫，再加上当时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刚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派年仅21岁的黄逸峰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黄逸峰化名黄国材赶赴南京。到任后，他立即着手重建中共南京市委，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和记洋行、造币厂、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党团组织，集中登记党员200多人，还拟定了武装起义计划，配合武汉东征军行动计划等。不料，工作开展一个多月，黄逸峰再次被捕了。直到10月，黄逸峰才被保释出狱。第三次被捕在东台。1928年初，黄逸峰以南通特委书记的身份到南通组建南通特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黄逸峰到南通后，立即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了解各地准备武装起义情况，并在泰兴刁家网发展党员、健全基层党组织、帮助农民赤卫队做好编组训练等工作，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后来创建红十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月，黄逸峰回家乡东台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分析研究了敌情，并拟定武装暴动计划。在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的一次大搜捕中，黄逸峰不幸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被判处9个月徒刑。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直到服刑期满，才被释放出来。在泰国曼谷遭三次被捕。1932年冬，黄逸峰辗转来到曼谷。受一位在暹罗华侨总会工作的同学之邀，筹办华侨中学。当时暹罗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对华侨实施压迫政策，限制华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黄逸峰奋起反击，组织召开全暹罗华侨会馆、学校负责人会议，到会代表数百人，黄逸峰在会上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主张，迫使暹罗政府就“限制政策”做出让步。然而华侨上层个别人出于一己私利告发了黄逸峰，致使其被捕。因审讯无果，翌日，由中华总商会出面将黄逸峰保释出来。黄逸峰不屈不挠地在异国奋斗，得到广大华人华侨的尊敬和支持。1933年，他担任新办的华侨中学副校长，延聘进步教员，科学设置课程，在华侨中产生广泛影响。较短时间内，学校就招纳新生600多人。黄逸峰的革新举措，使反动政府惊慌失措，他们以黄逸峰有“共党嫌疑”为借口，又一次将他逮捕。黄逸峰在遭受了暹罗警察的毒打后，被关了四五天，由华侨江浙会馆花钱保释出来。黄逸峰为爱国华侨谋利益的想法并没有因为被捕而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他联合进步华侨和教员，重新创办了南洋中学和工人夜校，并担任校长，继续从事爱国宣传，反对暹罗政府对华侨学校的压制。或许是黄逸峰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太大，又或许是暹罗政府对黄逸峰的组织能力太惧怕，南洋中学办了不到半年，暹罗警察厅以进行抗日活动的罪名封闭了学校，逮捕了黄逸峰和其他两名进步教员。这是其革命生涯的第六次被捕，虽经华侨江浙会馆的疏通保释，暹罗当局还是向黄逸峰发出了“限期自由离境”的通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黄逸峰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宣传进步思想，传播抗日火种，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三次被捕，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不屈服，不妥协，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和培育了一批进步华侨青年，不少学生回国后参加革命，走上了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位。第七次被捕在铁路局。1934年夏，黄逸峰从泰国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化名林敏考入了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进入铁路局后，黄逸峰的能力、水平得到了铁路局车务处处长肖卫国的赏识。利用这有利条件，黄逸峰倡议成立了车务学友会，并当选为会长。1935年春，车务学友会扩展成铁路青年社，在铁路局正式登记备案，成为合法的群众团体，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大多是青年骨干。在黄逸峰的组织下，铁路青年社创办了社刊《铁路青年》，建立了流动图书馆，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组织社友聚会，讨论时局，畅谈未来。特别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铁路青年社成员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铁路青年社引起了国民党的警惕，在拉拢、威胁、欺骗都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中统特务于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下关至上海的列车上逮捕了黄逸峰。由于审讯一无所获，在无理关押两天后才释放。军统头目陈立夫亲自出面干预，向铁路局施加压力，黄逸峰被迫离开了铁路局。他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了新的战斗。&“黄逸峰事件”&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预示着中国揭开了新的篇章。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的黄逸峰，正以满腔的热忱投身于交通事业时，因一篇文章惹祸。事情是这样的：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学校在设备、图书馆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和铺张浪费问题。看到这篇文章后，校方认为文中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听到校方汇报后，追查事实真相，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经查证，稿件的作者是福建学生薛承凤，校方对其作出处理，勒令其退学，薛承凤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再次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人民日报》将信转给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纪委调查组调查后，认为黄逸峰是有错误的，建议给黄逸峰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解放日报》上作公开检讨。这时候，黄逸峰的倔脾气上来了，他不承认错误，拒绝检讨。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在相关文件上做出严厉的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1953年1月，黄逸峰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行政职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出任上海社科院院长&1978年，在胡乔木的积极举荐下，黄逸峰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任后，这位“高龄院长”以军人的干练处理行政事务，新建办公设施，招纳研究人才，使社科院很快走上了健康运行的轨道。他身体力行，潜心于清朝洋务运动的研究，理论研究著述丰硕，独树一帜。他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的出版，在全国社科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不顾年老体弱，日夜操劳、忘我工作，总想补回失去的时间。日，他应邀到交通大学讲学，正当侃侃而论的时候，因情绪激动，突然中风，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日，黄逸峰与世长辞。（作者单位：张树林，海安县新四军研究会；贲柠华，中共海安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南通籍现代藏书家——瞿光熙&倪怡中&瞿光熙（），现代中国藏书家。先后收藏近、当代文学作品的报刊、图书逾10万册（件），其中有不少孤本、善本图书。业界有人把他和钱杏邨、郑振铎、唐弢誉为“现代中国四大藏书家”。&江苏师范学院在瞿光熙的悼词中这样描述：“瞿光熙同志，又名张振华，江苏南通人，生于1911年。1930年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任浙江绍兴共青团特委书记，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在陕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以后在武汉、桂林、上海等地参加进步文化活动。1944年和1945年在上海沦陷区协助党的工作。1946年白色恐怖时期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地下贸易工作，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家属为此遭受迫害。新中国成立后，瞿光熙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先后担任上海贸易信托公司副经理、华东贸易部秘书、辞海编辑所编辑等职务。1962年调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员，曾担任过现代文学史教研组组长和系资料室主任。工作负责，教学认真，勤勤恳恳，平易近人，关心青年教师业务上的成长。”瞿光熙在南通师范求学时就追求进步，加入青年团，经常以广畦为笔名，为《五山日报》撰文。1932年赴浙江任教，因为工作出色，受到组织信任，任绍兴共青团特委书记，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凭他革命工作的资历，完全可以找一个体面而又舒适的工作，但他却主动要求到上海商业局职工夜校教语文。他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大书店，搜集现代文学资料，研究、写作。他收藏、保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大量文学书刊，门类众多，版本齐全，在国内现代文学藏书家中独具特色。20世纪50年代中期，瞿光熙是全上海收藏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比较丰富、全面的人。他收藏为用，而且为大家所用。不但公开自己的收藏，欢迎人们利用他的藏书开展学术研究，还热心向文友们提供线索，推荐资料，检索文献，帮助查询。当年上海影印出版一批中国现代文艺刊物，瞿光熙向他们提供了历年来精心的收藏，一些影印本上还能看出他的藏书印章。现代藏书家，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研究的著名学者丁景唐等人编辑《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时，得到瞿光熙的无私帮助，瞿光熙提供了许多文献，充实了内容。瞿光熙和丁景唐合作编辑整理了《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因资料难得，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视，是研究左联的主要文献之一，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以“管一丁”的笔名在《图书馆》杂志上写文章推荐。上海鲁迅纪念馆布展陈列时，瞿光熙还捐赠了一幅鲁迅手迹，这是1932年时鲁迅书写李贺的两句诗：“金家香弄千轮鸣，杨雄秋室无俗声。”瞿光熙是藏书家，同时也是学者，读书、著书。很可惜，就在他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遭迫害致死，藏书也难逃厄运。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于1984年才予以出版。丁景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序》中说：瞿光熙“善于寓严肃细致的史实考订于平易亲切的文笔之中，从而使这些文章免于呆板、枯涩，既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又有较强的可读性。”“光熙同志的藏书中，不仅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报刊、图书资料，还有不少珍贵的革命文物典籍。他在认真搜集整理现代文学史资料的漫长岁月中，特别侧重于寻觅那些重要的革命书刊和文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将不少珍贵的史料捐献给国家机关，使这些史料经过他手而集腋成裘，并找到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文史研究工作的归宿。”“他一生中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考订和研究工作，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第一辑《作家与作品》有“鲁迅事迹丛考”“郭沫若的文学生活”“茅盾作品小札”“郑振铎文事”“许地山掇拾”“郁达夫两题”“蒋光慈事迹与作品”“瞿秋白文学活动”“左联时期烈士的文学事业”“革命家的文学著作和活动”“夏衍余闻”“六家琐记”等栏目；第二辑《文学运动、书刊与文学社团》有“史实考证”“林琴南剪影”“期刊一瞥”“文坛旧事琐闻”“文网史话”“杂忆数则”“文学团体述闻”等栏目；第三辑《戏剧运动及其他》有“戏剧漫话”“作家艺事”等栏目。每栏目下有文章多篇，研究面很宽泛，“涉及的项目，提供的资料，展示的门类，在二十多年前几乎都是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由于缺乏材料而感到困惑的课题”。有些考证现在大家可能都已知道，但在当时却是很新的资料。如《鲁迅评奖〈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是鲁迅早年为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写的评语，1915年教育部设“通俗教育研究会”，负责对小说、戏曲、讲演的审查，鲁迅作为社会教育司佥事、小说股主任，他起草的评语对周瘦鹃的这部译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种，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复核是书，搜讨之勤，选择之善，信如原评所云，足为近来译事之光。似宜给奖，以示模范。”鲁迅给这部译作定为乙种褒奖。瞿光熙在去苏州拜访周瘦鹃时，还看到过这份奖状。瞿光熙收藏的“左联”五烈士资料比较齐全，撰写了《和左联五烈士同时牺牲的恽雨棠烈士》《胡也频两部革命小说发表的周折》《关于胡也频、殷夫几件事迹的考评》等文章。他考证郑振铎文章中提到的洛生就是恽雨棠。郑振铎只知恽雨棠被杀害，却不知他是和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一起在龙华遇难。恽雨棠精通俄文，以洛生为笔名向《小说月报》投寄介绍苏联文学的译稿和《苏联文学概论》，文章发表后，杂志社还想请他多译些苏联小说和论文，却不知道他的地址。瞿光熙还考证了胡也频的出生年月、幼年时代和到烟台去的时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写作时间，殷夫的家庭出身、第一次入狱的叙事长诗、第三次被捕入狱的时间等，为左联牺牲作家的资料完善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丁景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序》中惋惜地说：“光熙同志一死，他耗费心力、南北奔走搜集（有些是抢救过来）的珍贵文史资料，在一场大浩劫中自然难逃厄运。譬如他收藏的李伟森、柔石、胡也频以及蒋光慈、应修人、潘漠华等作家的有关著作、译本和报刊资料，据我所知是国内最齐全的。还有一些革命书刊也是我在北京、上海的大图书馆里所未曾见到过的。近年来，一些同志向我查问郑振铎写的悼念胡也频、恽雨棠烈士、杨贤江同志的文章，这在我们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中有篇目记载，但却不知刊载这篇文章的清华大学《文学月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二卷第二期）现藏何处。这些刊物都是光熙同志曾经保存的。每当全国各地的同志到上海查阅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珍贵书刊而不得来找我时，我总是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光熙同志活着，他的图书资料不曾散失、毁弃，那就好了。当年我在他的藏书室里看到过的许多珍本，而今安在？”（作者单位：南通市图书馆）&&血&海&中&新&生&&&&——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黄彤光&黄&波&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曾播过两集纪录片《魔窟女杰》（“魔窟”，即贵州息烽集中营，“女杰”，即张露萍烈士），笔者一直深受震撼。2016年底，笔者前往贵州参观了息烽集中营旧址。在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展示厅内的幸存者名单上，看到了关于黄彤光的介绍：“黄彤光……建国后，在西南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江苏南通食品二厂等部门工作，现已离休。”笔者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集中营幸存者就在南通。日，黄彤光走完了她漫长的人生道路，在南通逝世。贵州省息烽县特地派代表赶到南通吊唁。黄彤光，1916年出身于福州市一个书香人家。9岁那年举家北迁，后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从此，黄彤光抛弃了富家小姐的身份，走上了革命道路。1942年，26岁的黄彤光由于宣传抗日、追求真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监禁在重庆望龙门拘留所。1943年4月，黄彤光与陆朵云、莫莉莎从重庆转押至息烽集中营。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设在西南大后方三座秘密监狱中规模最大、管理最严、关押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座。军统特务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监狱为“中学”，息烽集中营关押的则是从全国各地转来的“要犯”，被称为“大学”。案情重大的革命志士从“小学”转囚于“中学”，再进一步转囚于“大学”，被称为“升学”，被杀害则被称为“留学”。集中营里的监房不称“监”而称为“斋”，分别命名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特共9斋52间。除义斋专门关押女犯外，其余均是男监。息烽集中营原是刘姓地主的庄园，占地80余亩，军统强行征用后新修围墙，并在四周山坡上修建了石砌碉堡，内可监视营区、外可警戒方圆5公里地带。集中营位于距县城南6公里阳朗坝群山环抱的一座凹地内，地势险要，古树参天，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十分阴森隐蔽。集中营之所以设在息烽县，一是离贵阳较近，二是有“平息烽火”之意。这样一座秘密监狱，在军统内部称为“息烽新监”，对外公开挂牌却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集中营从1938年成立到1946年撤销，先后关押过共产党人、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120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宋振中（“小萝卜头”）、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许晓轩（小说《红岩》许云峰的原型）、马寅初、韩子栋（小说《红岩》华子良的原型）等。屠杀和折磨致死600多人，400多人下落不明（多数被杀害），幸存者为数不多。1941年春，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周养浩（小说《红岩》沈养斋的原型）接替了以“屠夫”著称的何子桢的职务，担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人称“笑面虎”“书生杀手”。他以“改革狱政”为幌子，提出要“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称囚犯为“修养人”，办工厂、农场，开煤窑、商店，让“修养人”参加劳动，以求改造集中营内犯人的“头脑”的目的。黄彤光转来后即被投入义斋关押。在黄彤光发表的《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里，对息烽集中营恶劣的环境作了详尽的描述：“被囚的人，都被折磨得残废、精神失常、浮肿、夜盲……‘修养人’终日劳动，所吃的饭，水分很大，但又不烂，沙石及稗子极多，因而饭色黑黄，大家讽称之为‘黄金饭’‘蛋炒饭’，有胃病的人吃后终日不得消化……集中营内‘修养人’所穿衣服均破烂不堪，因被逮捕后不得对外通讯，也不能取得自己的衣物，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在义斋，黄彤光、陆朵云、莫莉莎以及后来被关进来的周大全等女青年，常听张露萍讲革命道理和延安情况。黄彤光对这位比她小好几岁的共产党员十分钦佩，称张露萍为萍妹，张露萍称她为彤光姐。张露萍就义前就是黄彤光为她最后一次梳妆的。日早上，张露萍被女监管员通知准备释放，她意识到为党献身的时候到了，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黄色连衣裙，随后又请黄彤光替自己梳头化妆。黄彤光在给张露萍梳头时手一直在抖，张露萍从容地说：“彤光姐，我知道我要到那边去，我很坦然，别怕。”就这样，她走出义斋英勇就义。笔者在息烽县向当地群众打听张露萍等七烈士墓所在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终年不见阳光、既阴暗又潮湿的女牢里，黄彤光认识了一个瘦骨嶙峋、头大身细、被难友们称作“小萝卜头”的小男孩宋振中。黄彤光经常照顾“小萝卜头”，把每星期一次“改善生活”的水煮黄豆省给他吃，这是“小萝卜头”唯一的零食。而黄彤光因患有严重胃病，吃不下又冷又硬的粗糙米饭，“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就将早餐里的稀饭留给她。黄彤光在狱中对“小萝卜头”的照顾，以及出狱后想方设法接“小萝卜头”到狱外读书生活的恩情，让“小萝卜头”家人一直铭记于心。“小萝卜头”的哥哥宋振墉一直在寻找黄彤光，终于1996年在南通相见。1943年7月，周养浩从犯人中选出80多人进行生产劳动，称作“工作修养人”。黄彤光以前做过会计，便被安排在会计室“工作”，后来又兼第四组（即生产组）出纳。长期被关押在忠斋的黄显声将军被安排在总务组。黄显声常到会计室找黄彤光清债务，两人就这样认识了。当时黄彤光有心脏病、胃病，黄显声懂西医，经常为她寻找药品医治。一次，两人互相交谈了自己的遭遇，黄彤光这才知道，这位大个子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爱国将领黄显声。在以后的不断接触中，黄彤光越来越觉得黄显声不仅能指挥打仗，而且很有才学，人品极好，对其愈加敬重。1944年的除夕夜，黄显声挥毫写就“民国三十二年夏历除夕书于黔修养中。黄惊中（笔者注：黄显声的别号）”这十几个字作为与黄彤光的定情信物，并约定今后书信往来的落款时间都是“民国三十二年春”，表明他俩永志不忘定情这个日子。春节过后，黄显声找来两小块黄杨木，将它打磨得十分光滑后，请一名擅长雕刻的狱友给自己和黄彤光各刻了一枚印章。多年来，纸条和印章都被黄彤光珍藏着。1946年，息烽集中营撤销，大部分“犯人”被杀，黄彤光与少部分人获释，另有72人转押重庆，重庆白公馆升级为“大学”。这72人中，大部分于日遇难，黄显声就是其中之一。黄彤光为营救黄显声及难友们出狱四处奔波，在黄显声遇害后，黄彤光又寻尸安葬。从某种意义上说，息烽集中营是红岩英烈精神之根。重庆解放后，黄彤光先后在西南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来到丈夫徐陶的老家南通，便一直生活在南通。她从不以老革命自居，离休后成了一名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员，在南通关心下一代的活动中，她为青少年讲述革命传统故事，宣传英烈的精神。斯人已去，革命老人黄彤光的传奇经历将被世人所铭记。（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邵大苏﹙﹚名森，原字培林，后改为大樗、大苏，号樗庵。南通人，现代梅庵派琴家。师承梅庵琴派创始人王燕卿，为梅庵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曾提出“南音重韵，韵胜故清，北音重味，味胜故宏。极则同病，和则两美”的美学观点，为琴家所称道。邵大苏精通古文诗词，嗜古琴如命，与好友徐立孙编订了《梅庵琴谱》，共同创立梅庵琴社，在琴学方面卓有建树。徐立孙的儿子徐鹰这样回忆邵大苏：“先生之长在于超卓的悟性，在古琴曲的内涵和其所叙述的感情变化与意境里，先父实多得益于大苏先生的悟性与启示。”&故居风雨中&&家学绵延长&南通市区人民路上人声鼎沸，一至寺街即刻宁静似隔世。傍着千年古寺天宁寺，幽深的三衙敦巷内落英缤纷，巷子走到底，门牌6号处便是邵大苏的故居，也是邵大苏与古琴家徐立孙创办的梅庵琴社旧址，其内梅庵琴房现仍存。邵大苏家为两进六间带前后天井的青砖黛瓦平房，环境清幽，古意盎然。梅庵琴社创立之初，邵大苏就将自己书房东边的一个小亭子间辟为琴室，中间是一张可供两人相向而坐、双人对弹的琴桌，桌子的两边各置一张琴凳；后方置一小炕椅，两旁各置两椅，并有茶几；左边天井中，置有假山，种有红、黄天竹，深绿的万年青，整洁幽静。据其后人介绍，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梅庵琴房的雅室，曾是专供诸弟子学习的地方，也是南通雅好古琴文士聚会的场所。当时，徐立孙就住在邵大苏家的后宅，两家仅一墙之隔，故经常来此琴室操缦，交流琴艺。每到除夕，邵大苏必将请出王燕卿的照片供奉祭祀。当夜，邵大苏便在先生像前操缦，以琴抒情，告慰恩师在天之灵。邵大苏爱古琴，在他的用物中，处处都能看到古琴的身影：“扇套”是刺绣精细的古琴状套子；镇纸为一对小型的铜制的古琴。即便是在抗战期间，他仍与古琴不离不弃。邵大苏的6个子女都受他的耳濡目染，自幼学琴。三女儿邵平世、长子邵更世、次子邵开世、三子邵寿世，在琴学上皆有所造诣。其长子邵更世得邵大苏琴操神韵，曾任中国台湾地区梅庵琴社社长，传授学生遍布港澳台及海外，为梅庵琴派传承竭尽全力。邵更世的孙女邵心怡也从小学习古琴，如今人在美国亦琴不离手。梅庵一脉，邵大苏家学未断，就连现代古琴家查阜西也曾感慨：“则自琴人看来，大苏未死也。”&早年志于琴&&创梅庵琴派&邵大苏幼年丧父，母亲李宗兰含辛茹苦地抚养培育他，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学习、奋发向上、孝顺独立的个性，深得姑父孙支夏的喜爱。约于清末，邵大苏进入通海五属公立中学（1913年改为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就读，与徐立孙成为同学。邵大苏自幼喜好古诗文，15岁时便有志于古琴艺术，却难觅称心的老师，仅能与好友徐立孙共同摸索切磋。1920年夏，邵大苏、徐立孙先后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深造，邵大苏在文史系攻读诗词歌赋，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柳诒徵、王伯沆两位老师的器重。在南高师就读期间，邵大苏和徐立孙皆投于王燕卿门下学琴。经两人潜心钻研，数年内尽得王燕卿心传，成为其衣钵弟子。一年后，王燕卿病重，邵大苏每日放学后都去伺候老师，从未间断。王燕卿逝世后，也是邵大苏为其料理后事。邵大苏毕业后，先后在南通、扬州、安庆、徐州等中学任教。邵大苏国文底子扎实，学识广博，讲课结合实际，深受学生的爱戴与欢迎。而邵大苏在外任教职的这十年间，也正是梅庵琴派蓬勃发展的十年。邵大苏常利用寒暑假返回南通，与徐立孙一起重新编校王燕卿的遗著《龙吟观（馆）残谱》，至1923年夏编成二卷，易名为《梅庵琴谱》。邵大苏选择弟子非常严格，很看重他们的人文修养。在诸弟子中，他尤器重陈心园，曾言“心园未来定将为吾梅庵后继之传人也”。陈心园果不负所望，成了梅庵琴派第三代传人中的佼佼者。1929年暑假，邵大苏回通，看到了学琴者日益增多，即与徐立孙创立了梅庵琴社，“以古琴为主，琵琶副焉”，也以此纪念王燕卿、沈肇洲二师。邵大苏与徐立孙相比，各有千秋，邵大苏右手弹拨力度较轻，琴音也相对清洁，他在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