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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正确思维方法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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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正确思维方法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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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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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错的？来源：&&&&关键词：
　　　周舵：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修改稿） --------------------------------------------------------------------------------《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不客气地说，我们中国各界精英目前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于当代主流科学的无知，连基本概念都一塌糊涂；而无知的原因，是那套极左思想理论的严重误导，“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近来争论得很激烈的XZ问题（据说那两个字现在也要屏蔽，只好用字头代替，诸位自己去了），反对的一方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一个三段式：1，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最高真理；2所以，检验理论对错的标准唯一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凡是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更别说是反对）的思想理论，就是错误理论；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些错误理论不仅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意图上无一例外，全都是敌对势力教唆的，处心积虑想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这套极左推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在文革中实在是太熟悉、太熟悉了，胡耀邦主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是要破除这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神学迷信的教条主义垃圾，遗憾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仅限于否定文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极左教条主义的核心，以至于改革派费尽千辛万苦，刚刚把改革搞出一点眉目，只要稍有闪失，极左们就一拥而上，把改革打个稀巴烂。可见，我们现在要想深化改革、推进全面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就是一个绕不开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可以从内在逻辑，和外部比较两个角度进行。内在逻辑，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逻辑自洽，解释力，预测力等等对理论本身的一套公认的评价标准。本文先谈外部比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它竞争性理论互相比较，看看哪一个更有科学性，更逻辑自洽，更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用工具来比方，我暂且不谈工具本身的硬度、可靠性、生产成本等等，我只谈马克思主义和其它思想理论比较，哪一种更像是好用的工具。这又得从科学哲学谈起，不谈就没法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1 科学理论与“范式”（Paradigm）“科学”与“民主”是当代的两大主神。当代的所有政府，如果不以民主和科学相标榜，就无从获取合法性基础。但是，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却人言言殊，歧义纷繁。为了解答“科学究竟是什么”，自十九世纪中后期逐渐发展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科学哲学。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科学哲学不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且成为哲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居于哲学研究的核　　心领域。笔者的导师于光远先生是我国最早看到科学哲学重要性的党内思想领袖，六十年代就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和“科学方法论”的名目下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这门学科至今仍然“锁在深闺人未识”，仍然是极少数专家从事的哲学冷门。除了极个别的极端国粹派之外，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今天恐怕没有中国人会反对。按理说，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应当是每个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然而事实上，作为基础教育的反倒是十足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反科学，理由请看后文）；这个可悲的现实不改变，“创办一流大学”之类的宏愿只能是痴人说梦。科学哲学发展到今天，成果极为丰硕，哪怕只是作最粗浅的介绍，也要写一大本书。但它如此重要，完全不谈又不可能。本文只能选择其中和主题关系最紧密的一小部分——“划界”问题，作为本文论述逻辑的方法论基础。所谓“划界”，是要回答科学和非科学、伪科学以及反科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因为，“科学”或科学理论就是科学家这个群体，这个科学共同体的劳动成果；“科学方法”就是他们创造这些成果所使用的工具。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实事求是”的立场和态度——从客观存在的科研活动这一事实出发，和概括出其中的普遍规律。相反的是唯理主义（理性主义）的方法：从“科学”的定义出发，作纯逻辑的演绎推理，建构出一个自洽（无逻辑矛盾）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科学方法就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加上（归纳和演绎）逻辑-数学方法和观察-试验方法的运用，也就是说，从“问题”出发（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是理论自身的“内部问题”，还是理论和研究主体、或者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有目的地通过观察和试验搜集相关的经验事实、数据资料，然后，根据前人积累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运用归纳法和科学想象力大胆推测，提出理论假设；接下来，运用逻辑演绎和数学演算建构理论体系；最后，根据从理论中推导出的可观察现象和事实作检验，从而得出初步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判定不是一锤定音的，要通过对理论的反复修改、反复检验，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公开发表在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上，供一切有兴趣的科学家严加批判。如果所有这些检验都通过了，那么这个理论就可暂时称之为科学真理——“暂时”的意思是，这个检验工作永无尽头，再高明的理论也随时可能被新事实、新发现、新理论所纠正甚至推翻。人世间没有百分之　　百，永不会错的科学真理，“真理”永远是概率性的，永远只是“在多大的可能性上”为真。这一套科学家共同遵循的工作方法、程式、规则和职业规范，就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范式之有无，库恩认为，就是科学和哲学、宗教、前科学以及其它种种（比如我们的中医、诸子百家）非科学学说、理论、主义之关键区别，划界的标准。反科学根本反对科学及其范式；伪科学则不遵循该范式，却自我标榜为科学。方舟子之辈只知道科学和伪科学对立二分，不知道还有非科学，才会犯下把中医指为伪科学的可笑错误。波普尔提出“证伪”作为划界标准，以取代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对波普尔“证伪”标准又做出一个重大改进，从理论自身（理论是否逻辑自洽？是否“符合”事实或可证实可证伪？等等）转向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运用不同方法（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固然会得出不同的学说理论，即使运用同一套科学方法（范式），也完全可以得出多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究竟哪种更“真”或更“好”，就要看它们相互竞争和比较之下，哪个更简洁优美，更方便好用，更有解释力，更有预测力，等等。有了这样一个极粗略的科学方法论基础，我们才可能从事第二步工作：比较非马克思主义“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范式”之优劣。下面介绍政治学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主流范式。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从来是一个支流的极左门派。2
主流范式：共和主义的混合均衡年少时，笔者和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许唯有顾准是个了不起的例外），也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唯新是尚，以为越新的东西越好，越旧的越糟糕。直到真正精研了经典——传之久远的，堪称不朽的典范之作——之后，才深深体会到这个法国流派的浅薄可笑，和英国式保守主义的睿智高明。我尤其要大力推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部不朽名作——从研究方法到具体结论。我甚至以为，不读此书便没有资格妄谈民主；主张谈民主不需要资格（此处的“资格”是指必要的学习和训练，不是什么家世血统、社会地位之类），无须知识和技能准备的反智民粹派，不但理论上荒谬绝伦，付诸实践，则更是一条通往地狱之路。亚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系统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分析考察了多达156种希腊政体（政体即政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下同），在这个实证研究的丰富经验资料基础上，用一个两维框架，建构起他的政体六分理论体系。这两维之一，是“谁统　　治”：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另一维，是“如何统治”：为城邦中每一个人的利益（即“公益”）而统治，还是为统治者（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自身的私利而统治？凡是为公益而治的政体，是正统的、良性的、合法的政体；同时，为公益而治的政体必然是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政体；其中一人统治的是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是贵族制，多数人统治的是共和制。相反，凡是为统治者自身私利而治的，是变质的、恶性的、不合法的政体；其中一人统治的是暴君制（僭主制，独裁制），少数人统治的是寡头制，多数人统治的是民主制（平民政体，大众政体）。由是可知，为何直到美国立国之前，“民主”的名声很坏——那时人们所用的“民主”概念，根本不是如今人们习焉不察的英美式自由民主、亦即共和制，而是多数人为自身私利，任意、专断地运用不受约束的至上性统治权力，压迫剥夺少数人的那种放纵不法的多数暴政、多数人的专制。整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民主”，不折不扣，就是这样一套货色。在马克思的中，只有“谁统治”，只要是穷人统治就是好的，富人统治就是坏的，而根本没有“如何统治”的问题，“如何统治”全都是虚伪的“形式”，而一切统治的“实质”就是“谁统治”，就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而按照自由民主的主流见解，阶级斗争不但不是“实质”，不是常态，相反，正是社会严重病态的表征。西方主流文明如何从古代希腊城邦末期阶级斗争的劣质民主，一步步演进为当今的自由主义的主流民主，这是对于我们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极其关键、极其重要的一课，可惜本文无法详述。在此，我只能限于强调一条至关紧要的经验：先自由、后民主；也就是说，必须先建立起能够有效制衡一切政治权力，切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法治和宪政（自由、法治、宪政和人权保障是一回事），然后实现全民普选、全民参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仅有亚氏这一套六分法的政体类型理论，没有操作性内容，仍然不足以指导实践。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在实际政治的层面上落实共和制，避免多数暴政式的民主？限于当时的政治经验，亚氏的解答有些已经过时，其中对于当代还有启发意义的，第一是“混合均衡政体”——亚氏认为，现实可行的最优良政体，是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温和民主制）三种正统政体优点的混合政体，后世就把它称为“共和制”。第二，这个“共和制”最优政体必须由中产阶级居优势（“枣核型”社会分层），这样，君主和贵族、贵族和平民之间才　　可能获至力量（权力）均衡。第三，仅有共和主义的制度还不够，因为制度是由人来创立、实施和维护的，还必须使大多数公民具备起码的“公民美德”，这“公民美德”首先意味着私利服从公益，而不是将个人或阶级的（即部分人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政治文明的主流范式——共和主义的混合均衡政体”的理论源头（实际上亚氏并不是该范式的首创者，而是晚年的柏拉图）。这一主流范式经由波利比乌斯、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等伟大思想家的不断发展完善，终于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美国结出近代自由民主的伟大果实。3 近代自由民主与古代共和近代自由民主是古代共和传统的发展与完善。我们可以把近代自由民主，亦即现代共和的混合均衡最优政体的要点，与古代共和一一对比列举如下：（一）从“混合均衡政体”转向“分权制衡政体”。混合均衡是指各种社会力量、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得到其应得”，即古人所理解的“正义”）的力量（权力）平衡；分权制衡则是政治权力（三权、五权或别的几权，皆无不可）的适度分离和相互制约平衡。古代共和的“三种正统政体的混合”在当代英美政制中依然清晰可辨：女王或总统是君主制因素，上议院和参议院是贵族制因素，下议院和众议院是温和民主制因素。共和政体权力制衡的核心原则，第一是“人性恶”假设——世间没有全无私心和兽性（动物性）、永不会犯错的人间神，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权力就有滥用权力的天然（必然）倾向，因此优良政体的首要之务就是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请注意：这个“人性恶”假设，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一样，只是对于现实世界无限复杂的因果关系之网的简化概括，只是这个因果之网当中的一条主脉络，而绝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孙子兵法》讲“立于不败之地”,令我一直大惑不解：战争是风险最大的事情，近乎赌博，怎么可能“立于不败之地”？细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孙子讲的是，决策要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只有当你对于这些最坏的情况都已经准备好应对方法之后，作出的决策（行动）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功把握；把防守做到无懈可击，出击才可能获胜——这就是“先求（已之）不可胜，再求（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即立于不败之地。西方主流政治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创建者或许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却是与孙子的智慧如出一撤：任何一种关乎“人”的理论，都　　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去考虑问题，这样，在最坏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制度和机制都能有效运作，那么，在不那么坏的情况下，它们岂不是运作得更好么！这样的制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长治久安。反观我们的儒家学说，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犯的都是同样的错误：人性是善的，人可以是圣贤，世道不好，只是因为“善”被种种外在因素扭曲、遮蔽了，去除这些因素，就有了太平盛世，甚至人间天堂。这是传统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不了法治宪政的思想根源。（二）从集体自由走向个体自由（个人自由）。古代希腊人崇尚自由，这是西方人颇以其自傲的由头之一。但是，长时期以来，他们却不知道，古希腊人的“古代人的自由”根本不是当代自由民主的“现代人的自由”。更严重的是，西方人似乎至今也没有意识到，希腊人的自由是以奴隶制为必要条件的。希腊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两个意思：对外免于异国、异民族的压迫，相当于当今之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自治；对内免于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的专制，主要是指建立起共和政体。这个共和政体之下却没有“个人自由”之说，个人必须绝对服从集体，为群体和城邦的公共利益无条件地奉献牺牲。这个“集体自由”、集体主义的自由实际上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自由人公民的专利品，居人口多数的奴隶没有份。奴隶不但没有份，“自由”的涵义恰恰是用奴隶的不自由、被奴役作为对比来界定的，自由人的全部身分、地位、尊严和骄傲，就意味着和奴隶处处不同、截然相反——这可不是什么抽象原则和概念，是每日每时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无比生动的事实：你看到奴隶，就立刻知道了什么叫做“自由”。我猜想，这大概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古代版本——自由人的自由，和奴隶的被奴役、被专政并行不悖，混合成一个现实的政治制度。反过来说当然也同样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当代的奴隶制，只不过是把旧的统治\被统治地位颠倒一下而已。我们历史书上大肆赞美的斯巴达克思起义，其实斯巴达克思原本就是奴隶主，战败被俘成了奴隶，他如果“起义”成功，照样会再成为奴隶主。结论很清楚：仅仅“颠倒”统治、被统治的地位，丝毫解决不了公平正义问题。（三）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古代共和，除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不到一百年的雅典城邦，和中世纪末期的佛罗伦萨等极少数例外，基本上都是贵族共和，即贵族和平民共享统治权，但贵族更占优势的非君主制。理想和原则完全实　　现的现实个案难得见到，现实中的共和政体总是免不了要么偏向贵族和富人，要么偏向平民和穷人。但无论如何，古代的民主或“纯民主”、“不带修饰词的民主”不是共和，是如前所说的多数人的专制，而民主共和则是平民势力占优却仍然依良法而治、兼顾贵族的权益的混合平衡政体。从历史经验看，贵族共和要稳定得多，民主共和则易于滑向纯民主，纯民主则又常常从无政府、半无政府的混乱演变为“群众领袖”的独裁专制（所谓“僭主制”）。只是到了1776年之后的美国，和1832年之后的英国，才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民主共和，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主流自由民主。对民主共和即自由民主，与纯民主即民粹民主这两者作出清晰的区分至关重要，这里再多说几句：自由民主或民主共和一定是精英和民众的合作互补，是富人和穷人各得其所，社会上、中、下各阶层各司其职、各得其利，是人权即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法治和宪政的切实保障，是选贤任能、民众授权，少数精英在民众的授权与监督之下治理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是政治权力分散配置、相互制衡、任何人不得握有绝对的权力。纯民主或民粹民主则正相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削平尖子、向下看齐，是穷人仅仅为穷人自己的私利而压迫剥夺富人，是社会底层享有一切，是根本否认人权、只知有下层阶级的阶级之权，是不问智愚贤不肖，抽签当官、轮流坐庄式的直接民主，是底层民众即穷人（当代左派美其名曰“工农大众”、“劳动人民”、“人民群众”）掌握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约束的绝对权力；等等。（四）从等级制到人人平等。古代共和中的公民不是自由独立的个体，是按森严等级制排列的各种共同体当中受束缚的成员，不同的等级享有大为不同的权力和权利。现代共和则是法律和基本自由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其中的自由主义左翼则更进一步主张机会平等和社会保障，同时认可对社会有益的不平等（罗尔斯）。民粹民主则不满足于这种“形式平等”（似乎法律和基本自由权都是没有“实质”、没有内容的！），一定要弄到人人都像同一个车间制造出的机器零件一样才肯罢休——所谓“永不生锈的螺旋钉”。以上是对混合均衡（分权制衡）的共和主流范式极粗略的概述。请读者特别注意“混合”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所于其中，对于我们人类意义最为切近的这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人类个体到人类社会，毫无例外，一概是混合物。混合物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它们是不能用逻辑—数　　学工具完满描述的。而自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理主义哲学开其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科学（包括伟大的爱因斯坦在内），都深深地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世界万物的本质就是一整套逻辑—数学规律，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万千现象归结、化约为用逻辑—数学形式所表达的规律和公式，因此，愈是成熟、发达的科学分支学科，就愈是接近于成为一个首尾一贯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最好是成为一个几何式的公理化形式系统。但是，随着量子力学、概率和统计，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协同学、混沌理论、自组织演化理论……等等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论的发现，这种古老的泛逻辑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粗陋片面和过度简化等等局限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家的批判。这种“泛逻辑主义”方法论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各种自成体系的“主义”之间互不相容的敌对和冲突，似乎好的社会、优良的政体，只能是某种一元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是对人类社会这个极其复杂的大混合物之“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严重误判。我们现在的左右之争，宪政派内部的派别之争，就有这一个思想根源。泛逻辑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被引入价值领域，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各种价值（即人们认为是好的、值得向往和拥有的东西）最终一定可以在一个理想状态或理想社会中完全和谐地完满实现。然而，这根本是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梦想，注定了永世无法实现。价值问题的根本性质之一恰恰是，我们要实现任何一种价值，都必定要以牺牲其它价值作为代价，也就是说，各种“好”东西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和冲突——效率和平等，秩序（安全）和自由，自由和平等，自由和民主，社会稳定和创新活力，真和善和美……等等，相互之间莫不如此。这也就是说，当你把任何一种价值目标（“好”东西）推向极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把其它价值（好东西）彻底牺牲掉。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内的一切极端主义之所以不可取，一切极端主义诉求一定是自毁性的，首先就是由“价值”问题的这个根本性质所决定的。现实世界、人间俗世不可能有天堂，不可能有理想完全彻底实现这回事，天堂、绝对、完全彻底……只存在于天国彼岸，和不切实际的纯逻辑推理的抽象观念世界之中。对这个共和主义主流范式充满敌意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辩护要想站得住脚，唯一的出路是：1，论证确有比自由民主更优的政体；还得2，证明自己比自由民主更具有全面的综合竞争力，而不是仅限于按照某种理性主义的绝　　对标准挑自由民主的毛病。迄今为止，我们却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4 马克思主义既不科学，又不人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些话语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人，如果深陷于他的自我封闭的处境之中的话，是谈不到有什么见识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死抱住中华文明优越论不放，一次又一次地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被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之后，很不幸地，又一头掉进了另一个自我封闭的片面处境之中，这回，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叫做“马列主义”的来自西方的封闭处境。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吃亏最大的，就是“封闭”这两个字，这是我们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最为沉重的负面遗产。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也有可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从神那里借一只眼睛”，不但跳出新老马克思主义的封闭体系，而且跳出其它种种一元性“主义”的封闭体系，甚至，跳出整个西方文明或中华文明的封闭体系，站在全人类各种文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高度，来设定我们未来的目标和路径。没有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境界和眼光，我们就既不可能了解从自身的文明当中应该继承什么、抛弃什么，也不可能懂得从西方文明当中应该学习什么、拒斥什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当然也就只能是“盲人骑瞎马”，撞到哪里算哪里。所谓的“西方”，或“西方文明”，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的等价物、同一体，相反，它一定是一个大混合物、混合体；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其中既有许多最好的东西，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根本没有的，比如自由民主和科学方法；同时，其中也有许多最坏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所没有的，比如——我个人这样认为——二分性、民粹性和幻想性。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三大病症的一个典型病例。（1）二分性，或两分法、二元性，是指一种截然二分、黑白判然、势不两立、激烈斗争冲突的零和博弈世界观方法论。中华文明里面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们的阴阳五行说当中虽然有阴阳二元，却还有五行相克相生，阴阳之间也根本不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地斗争冲突，而是相反相成、既相异又互补，“和而不同”——看一眼太极图就可以一目了然，那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间的界线是圆弧、不是直线，意思是，这界线和区分是灵活的、弹性的、变化多端的、审美性艺术性的，而不是僵硬、固定、无可通融的敌我二分。西方文明的这种二分性，有其悠久的宗教、哲学和　　逻辑根源。宗教根源，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波斯宗教的影响，它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是善、恶两大主神殊死搏斗、最后决战的一个大战场，历史终将以善神的完全胜利、恶神被彻底消灭而告终。哲学根源，来自于希腊哲学根深蒂固的本质—现象、理性—感性、物质—精神、灵魂—肉体、永恒—变化、天国—人间……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逻辑根源，可归之于形式逻辑要么是、要么否（真或假，全或无）的二肢判断。二分法当然有其功用，尤其有助于构建一套条分缕析、明确清晰的概念体系，但是，它终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世界观。这种“好人，还是坏人？”式的幼童世界图景，竟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之内，左右了相当大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几乎全部）西方人的头脑，实在有点不可思议。（2）民粹性，也可以叫作“人民崇拜”、“底层优越论”，是简单地把鄙视民众、贬低体力劳动的封建贵族等级制观念来个大颠倒，把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美丽光环都套到“劳动人民”、“人民群众”头上，而这里的“劳动人民”和“人民群众”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直到19世纪工人运动兴起之前，西方社会从来都是等级森严，缺乏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性，每个人都被固定在某个社会等级之中，祖祖辈辈只能从事一种职业，财富、权力、权利和社会荣誉都按照社会等级高低分配。很自然地，这种极度不平等必然会在底层社会的精英分子和其他阶层有平等意识的成员当中引发激烈的反感和愤恨，民粹主义就是他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极度简单化、情绪化的反应。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正是死抱住等级特权不放、拒绝改良的旧贵族自己制造出的死敌，一个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越是不平等，等级制越是后果严重，社会主义闹得越凶、越激烈。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美国没有旧贵族。中国的传统社会却和西欧大为不同，自西周末年、春秋时代以来，中国的贵族社会就开始瓦解，平民的地位急速上升，尤其是科举制带来的垂直流动，以及大一统秩序下全国范围、甚至远及万里之外的商业贸易的发达所造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水平流动，是同时代的西欧完全不能想象的。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是中世纪欧洲的图景，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也因此，中国从来没有和民粹相类似的东西，中国人从底层社会到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都是向上看，都是“力争上游”的，上进心极强——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经济发展成绩巨大？中国人的这种极为强烈的上进心是决定性因素——　　相应地，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原则和理想必然就是尚智、尚贤，即精英主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句中国人的传统信念不能作欧洲贵族式的解释，它不是一个事实判定句，不是说在上统治领导者一定聪明、在下被统治被领导者一定愚蠢，是说聪慧者应当居上、愚笨者应当在下——它是一句价值判断，讲的是“应当”如何。这当然不错,难道反过来倒是对的不成？你见过哪个家庭、企业或国家让愚笨无知者居上会有好下场的？我们看看外国那些成功的大企业（比如韦尔奇主管的GE，乔布斯的苹果），最优秀的大学，没有一家不是把选才、用才、给一流人才创造最优越条件放在第一位的。“第一流的人才在哪里，光明和希望就在哪里”，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偏偏，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宣扬的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也就是穷人有福、愚昧无知者才能上天堂，彻底颠倒黑白的一套。“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等等仇富话语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知识越多越反动”之间的同构性，基督再临、千禧年的千年至福和“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之间的同构性，无需多大智慧便可一眼看穿。请记住：中华传统文明里从来没有这种理直气壮、打着“社会正义”漂亮旗号，强行把每个人往下拉的反文明蒙昧主义。中国的底层造反，所谓的“农民起义”，杀富、仇富绝不少见，“为富不仁”、“杀富济贫”的旗号对民众的鼓动性也很强，但那只是在表达“凭什么你们富、我们穷”，是说“我们也应该富”，绝没有半点“当穷人好”的意思。这才是底层民众的健全理性，正常社会的健康常态，而西方式的民粹主义则不过是僵化等级制下毫无改善机会的底层民众自欺欺人的自我夸大、自我抚慰罢了。而民粹最有害的后果，是它一旦和民主相结合，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坏的坏民主——民粹民主，变成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精英、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的专制压迫和无情剥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居多数的国家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因所在。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是民粹民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今天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们那样真心信奉这个民主。他们对于民主，哪怕是民粹民主，从来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从举世公认的科学方法的角度看，马克思，和出色地继承了马克思学说“革命精髓”的列宁的民主观是十足混乱、自相矛盾的，但这在“辩证法”家的眼里却不但不是问题，相反，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　　最“高级”的科学方法的表现——因为矛盾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以，自相矛盾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明之处。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人民大众最完全、最彻底的民主，和对资产阶级等等阶级敌人的暴力专政”，所以这个“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6）。民主就是专政，专政就是民主 （同理，黑即白、白即黑，是即非、非即是，依此类推，可以推出一切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命题，直到当今“后现代”们的“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至于“资产阶级虚伪的自由民主”，不过是少数剥削压迫阶级对多数人民的专政，所以，民主还是专政。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放眼看去，无论何时何地，民主永远就是专政而已——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别无其它。理由呢？简单之极，因为民主是一种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国家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统治即专政。必须等到共产主义彻底实现，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政治消亡、任何“统治”和“专政”一律消亡，当然，民主也就一起消亡了，毫无必要了。到那时，作为专政的民主也好，作为民主的民主也好，全都“消亡”了。总结一下：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史观，共产主义之前的政治通通是专政，民主不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当然毫无例外，通通是专政：“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列宁）；共产主义之后则专政和民主都毫无意义了。所以，在一切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们眼中的那个好东西，在马克思学说当中实在难说是个什么好东西。它要么就是专政，要么毫无意义。作为非辩证法家，你如果坚持“低级”的形式逻辑，非要把民主和专政区分开，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还剩下什么呢？当然，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亦即多数穷人的统治，并且是多数穷人绝对的、“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列宁）。这不但在民主理论的类型学上就是不折不扣的极端民主即民粹民主，更妙的是，列宁还毫不隐讳地道出了民粹民主的凶残本相——对少数人“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请务必注意：马克思，列宁都根本没有“歪曲”或“篡改”民主——当然是指民粹民主——的本质，也根本没有生造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新概念。许多（说不定是全部）西方学者对此理解有误。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民主不但源远流　　长，而且曾经长期占据过民主的主流位置（7）。后发现代化国家民主化最大的困境，恰恰就在于此！在当时那个科学落后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和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背景中成长、接受教育的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惯于翱翔在人间天国幻想的云端，让诗人的浪漫思絮漫天飞舞。他哪怕是稍稍脚踏实地一点，也应该想到，他那个“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有什么保证，不至于演变成对于任意划定的随便什么人的专政，甚至演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不错，马克思有一个区分敌我的客观标准，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且不说何为多、何为少的界限如何划（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有过规定，雇工七人以下为合法，以上即“剥削”——试问理由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已经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已经成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还要被专政？因为“拼死反抗”？因为“思想反动”？因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那么，思想反动或不反动就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了！但划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思想反动”？由谁来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证明，阶级斗争以及“专政”永远会“扩大化”，以致斯大林把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杀光，毛泽东把他的老战友们整得死去活来，都绝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正是马克思学说的逻辑必然；而马克思本人的“科学预见”却恰恰与此相反，他认定他那个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架直接通向彻底和谐人间天堂的天梯——这是太无知，太天真，还是过分沉迷于完全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幻，把美梦当了真？或者，是因为他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某种哲学比科学更科学（一个科学欠发育时代的德国人所犯下的低级错误）？西方人至今仍然普遍认定，无论如何，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民主。大错特错！无论如何，那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民粹民主，多数暴政式的极权民主。只不过，无论如何，那绝不可能是自由民主！共产党人并没有故意行骗，他们只不过是选错了民主类型，受骗上当了。他们的民主观其来有自，甚至，你说那曾经就是民主的主流，搞不好，未来说不定还会成为主流，也毫不为过。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遍布全球，极为“雄厚”的民主思想理论和社会文化的基础，我们才格外忧虑，一旦贸然开启中国民主化的大门，十之八九，就会是民粹民主的漫天狂潮席卷天下！（3）幻想性，很类似心理异常中的“幻觉”和“妄想”，但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也许可以这么说：幻想是介于心理病态的“幻觉妄想”和健全人的创造性“想象”之　　间的心理现象。无人能够否认，科学大大地造福于人类；但是科学如果被坏人和半通不通的人滥用，其为祸也是不可估量，而这个滥用随时随地都在发生。限于篇幅，本文只谈科学和幻想的关系。前面已经讲到，“科学方法”简而言之就是逻辑—数学方法，加上一头一尾的经验主义的观察和实验：从可观察的现象资料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建构理论，然后再以可观察的现象和事实加以检验。大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科学哲学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这中间的“逻辑—数学方法”其实应该叫做“假说—演绎方法”，意思是，逻辑和数学只是一套思维工具（纯形式），本身无所谓真假（锯子、刨子有什么真假？只有好用不好用），有真假的只是理论的经验内容，即理论和其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真”、“真理”全都是建立在“假说”（或“假设”“设想”“猜测”“猜想”）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什么明确无误、无可置疑、不言自明的前提之上。永真、不可能错、“无可置疑”的只能是纯形式，任何带有经验内容（“现实”内容）的理论都只是假说而已，所有的“因为……所以……”都只是“如果……那么……”而已。所谓“真理”，只是一再地通过了检验，没有被推翻，“非常可能正确”的东西。好的假说的提出，是科学创新的关键环节，是对科学家天才洞见和创造力最大的考验，这其中就必须运用高超的想象力。高超的想象力——问题就出在这儿。首先，好的假说，必须是两种因素（还有其它因素，姑置不论）的紧密配合：一方面是超越常规、天马行空般的丰富想象力；另一方面，是对科学规范的长期学习、遵循和熟练运用。只有后者，只能当教书匠，不可能有创新；只有前者，那就是我所说的“幻想”。许多“自学成才”的门外汉自认为的天才发现，其实都是幻想而已。在科学的初创期，这类还有用武之地，放到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今天，就只是笑柄而已。可悲的是，受毛泽东民粹主义（“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等等）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是不断看到这种悲剧性人物的表演。还需要说明：错误的假说和“幻想”不是一回事。“正确”的假说是一再通过了检验的（然而，由于归纳法的性质，再多次的检验也不可能保证它将来永不会错），“错误”的假说则只要是有一次通不过内行的严格检验，就可判定为错，一票否决。而幻想（特别典型的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幻想）是根本不懂、或根本拒绝“检验”等等这一套科学规范的。特别要注意的是，西方文明当中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大流派　　，是和当代科学方法必不可少的一头一尾这个经验主义程序（毛泽东的说法叫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完全对立的。这个流派，就是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经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传到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唯理主义（理性主义）哲学，被称为“欧陆理性主义”。这是近代西方哲学两大流派之一；另一派是“英国经验主义”。这套唯理主义哲学和方法论，认为通过观察、感官感知的“现象”、“经验事实”毫不重要；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虚假的、骗人的、不“真实”的，只有通过理性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知识，才是真实的“本质”；而逻辑推理，就是以欧氏几何为范本，从无可置疑、理性上不言自明的前提（公理和基本概念）出发作严密的演绎逻辑的推演，最后建构出一个无逻辑谬误的理论体系。这其中，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逻辑”（和数学）的本质，而这个不了解的原因又是由于不了解欧氏几何的性质。欧氏几何的直线、圆、弧……等等虽然已经是高度抽象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内容的，仍然是对现实世界经验现象的抽象概括。希腊人由此误把理论的“纯形式”（逻辑和数学）和“经验内容”混为一谈，进而把两者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从经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纯形式成了永不会错的“本质”，经验内容本身反倒成了虚假骗人的“现象”。这个错误可就犯得太大了，从中导致了波及人类知识每个重要领域的巨大谬误，以至于帕斯卡老早就讽刺说，“没有任何一种荒谬绝伦的理论，是没有被历来的（西方）思想家提出来过的”——括号中的“西方”两字是我加的，加上这两字才符合事实。简而言之，这等于是把思维主体、思维对象和思惟产品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全部都归结为逻辑了！把这三者都等同于一个逻辑结构，就是我所说的泛逻辑主义，其中一个最荒唐的范例是黑格尔哲学。我们拿波普尔的“世界1，2，3”，和黑格尔的“辩证理性”作个对比，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科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和玄想（幻想！）式的、完全不顾现实内容的纯粹抽象概念的游戏（也就是那套唯理主义哲学），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不是从经验事实（现实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出发，而是从某个或某些任意选择的纯概念的定义出发，做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有耐心的读者不妨读一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大逻辑》），由于初始（基本）概念选取的无限多样性，和概念定义的多义性、含混性和任意性，以及概念和概念之间意义关联的多义、含混和任意性，于是，表面上看这种逻辑推演是　　合逻辑的，实际上却不存在任何客观的、学术的或专业的逻辑标准；又由于它们和现实世界完全脱节，当然也就不具有经验的（“实践的”）可检验性。于是，检验科学理论之真伪对错的两套标准：理论自身的逻辑自洽性、简洁性……等等“内在标准”，理论与外在现实、经验事实的关系（相关性、解释力、预测力……等等）“外在标准”，对这些“理论”就统统不起作用，而这就意味着它们根本就不是科学理论，而是非科学；如果它们还自称为“科学”，那它们就是伪科学。举例说，黑格尔哲学是非科学，其“逻辑学”处处违反逻辑；马克思主义则一部分是伪科学（不可检验、拒绝检验的部分），一部分是已被否证的错误理论（其预言被事实批驳了的部分，如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越来越成为两大阶级的斗争、冲突和总决战，无产阶级专政是向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过渡，……等等）。西方近代欧陆唯理主义哲学当中，其反经验主义、脱离现实的程度也很不相同，康德就是其中最“亲经验主义”，最富于科学精神的一位，而黑格尔却恰恰是在“科学性”这个方面对康德的大反动、大倒退——向空疏无意义的经院哲学的回归和倒退。实在可悲，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大厦，就建立在黑格尔的经院哲学式的玄想（幻想）式“方法”之上，这从马克思的成长背景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马克思受教育的环境对于培养科学思惟十分不利——欧陆哲学是反经验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则不但反经验主义，其“辩证法”还从根基上破坏科学方法的逻辑核心，公然主张矛盾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天大的好事——矛盾是宇宙的“本质”、运动变化的根源！马克思求学的柏林大学所在的东普鲁士，当时又是整个欧洲文化最落后、科学最不发达的部分。塑造了马克思整个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妨说就是黑格尔加法国大革命（德国头脑加法国心）——反科学、激进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当时弥漫在德国学术界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那种既自卑又傲慢，对英国发源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异已、疏离、批判和敌意。马克思的早年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方法全然不是前面所说的科学方法，而是“头足颠倒”之后的黑格尔主义——不论如何“颠倒”，其方法论的本质丝毫不变——把黑格尔“辩证法”绝对理念演进三段式直接套在历史演化上，搞出一套阶级矛盾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推动“社会基本形态”革命变动的进步主义“历史必然规律”，然后，再用后半生的“经济学研究”往这个黑格尔式理　　论骨架中填充血肉。这套黑格尔式研究路径，和科学方法相去也未免过于遥远了！我们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套假说看待，从而使其变得贴近科学一些呢？据我看没什么希望。一则马克思本人没有半点认为他的学说只是假说、假设，其真理性有待事实检验的意思，他不但以为他那套东西是科学，顶尖科学，而科学是绝不会错的真理——这是19世纪西方盛行的一种新迷信，所谓“科学主义”信念——更致命的是，他还用许多典型的伪科学手法来拒绝、逃避科学检验，其中最有害的一种手法，就是“阶级性”——凡是批评、反对他的理论的，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马克思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可以检验或束缚他的“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相反，他是自觉地选择作为一个极端激进的学术边缘人，自外于整个科学共同体，拒绝来自这个共同体的任何批评检验。照他妄自尊大的自我定义，他的理论由于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目标”、和“历史必然规律”、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和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最高真理……根本是一个东西，他马克思又怎么可能错，怎么可能不是最高的真、善和美的体现，即人间俗世的活上帝？和这个人间上帝作对的——不管是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行动上——所有人，又怎么可能不是全人类的凶恶敌人？其实，早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参见庞巴维克），马克思早在经济学“边际革命”刚刚出现时，就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理论站不住脚，为此大受打击，以至于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直到死，整整16年间再也没有继续以后的写作。真正可耻的是，他和恩格斯居然把这件事实完全隐瞒了。不错，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为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世俗宗教。马克思和他的忠实信徒列宁虽然都是无神论者，但是，十足吊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学说体系，都是对基督教的一个崎型、扭曲、颠倒的翻版：上帝=历史必然规律，先知或救世主基督=马克思，《圣经》=《资本论》，教皇=总书记，教士=共产党员，上帝的选民=无产阶级，魔鬼和异教徒=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原罪=私有制，末日审判=无产阶级专政，宗教裁判所=克格勃加古拉格，消灭异教徒=阶级斗争，圣战=世界革命，耶路撒冷=莫斯科，天堂=共产主义，地狱=资本主义……每一样要素，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嘿，如此剽窃照搬，也太缺乏创造性了吧！这套惟妙惟肖的照抄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尽管马克　　思本人是养育了他的文明的一个自觉的、激烈的、极端的批判者和叛逆，但是，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他仍然从内心深处浸透着那个文明的精神和本质。可别小看了这套俗世宗教的伟力。毛泽东（和林彪）都高度重视“精神原子弹”的作用，这正是对共产党成功经验的精彩总结。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夺取政权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中共的历史经验不支持经济决定论。毛泽东的错误不是什么“唯意志论”，相反，正是由于他在进城之后越来越深地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之中，越来越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会一错再错。马克思主义大大有助于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功，这丝毫不能说明它是科学，或它是善的、合乎道德的。宗教可以和科学毫不相干，而实践的成功与科学检验根本不能等同。这些重大的认知误区都应当仔细地加以澄清，但本文不能再多谈了，只能就“马克思主义是种坏宗教”简要谈几句，就此离开马克思主义这摊混水。首先，好宗教是劝善的，慈悲为怀的，教世人相爱、互助、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完全相反，大肆鼓吹和煽动仇恨（“阶级仇，民族恨”）、斗争，教人相互为敌，专门制造不和谐——直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完全实现之前，仇恨和斗争都是天经地义的最高尚神圣之事，而且，斗得越凶越狠，共产主义来得越快——因为矛盾和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和源泉！其次，好宗教的天堂、天国是完全超越性的，与人的生物性、物质性生命，与现实、现世的俗世生活完全隔开、迥然不同。好宗教根本否认任何“人间天堂”的可能性。你可以坚持说，这无法证明；然而，它也无法否证！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正相反，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间天堂，断言说那是由“历史必然规律”打了百分之百保票的、历史未来的终点——马克思倒是没用过“历史终结”这个词，但共产主义之后还能有什么新鲜事（除科技进步之外），相信连全能的上帝也想象不出来——至少，马克思上帝自己就从来未置一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第三，好宗教的神与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无比深广的鸿沟，尽管人的灵魂（精神世界）分享了神性，但是，人仍然永远是认知、道德、行为……每一种能力都极其有限的、速朽的生物，因此，把人尊崇为全知全能的神，乃是人类所犯下的种种大罪中一等一的渎神不敬之罪；而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恰恰就是如此——把上帝推倒，把人类推上神座；而这恰恰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思想理论根源。第四，　　好宗教是神权—俗权（教权—政权）二元分离的，也是信仰—科学二元分离的，不主张用世俗政权的强制力一统人们的信仰和思想，维护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反倒是世俗政权的重要职责。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正相反，它是政教合一的；它自命为唯一的最高真理和绝不可能错误的顶尖科学，凡是不相信的人，只能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必须统统消灭干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美好前景才不至于被阻挠和破坏。——我不禁要问，既然有“历史必然规律”作担保，谁又能干得成这种破坏捣乱的事，又有什么必要去消灭他呢？假如有人要破坏万有引力定律的实现，你去消灭他岂不是很愚蠢？而且，既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实现，也就是说，大家成天吃喝玩乐、睡大觉它也会实现，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去奋斗牺牲？第五，好宗教尽管贬低、轻视人的现世生存，但这只是相对于那个只能用超越性的精神才能体悟到的死后的天国相比较而言，好宗教丝毫也不轻视和贬低现实生存中人应尽的职责，和必守的道德诫命，因为那都是神的旨意和律令。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相反，它在“共产主义”之前与之后划下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共产主义之前的全部人类文明史，统统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有历史相对性的价值，从根本上、本质上全都是不合理、不正确、不道德的，一切真正的价值都只能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找，到那时人类的历史才真正开始。这就意味着把整个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踩在脚下！如果真有一个共产主义，那还好说，要是根本没有呢？要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马克思本人黑格尔式的玄想、幻想，凭空虚构的白日梦呢？那我们整个文明、整个人类不是一无所有，惨到底了吗？萨特等人居然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怎么可能？这样一种把全部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连人性（凡人皆有的、人的本质属性）都根本否认，主张可以用一切暴力血腥的手段，把他（和其他共产党领袖）所界定的整个“敌对阶级”（其数量之庞大，无人知道其界线应当定在何处）彻底消灭的，空前绝后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学说，竟然可以美其名曰“人道主义”，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思，促人警醒，认认真真地通过剖析西方极左派们的信仰和知识体系、个人和阶级私利乃至深层人格，去寻找西方文明深藏的致命病毒吗？那位竭尽全力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精髓”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公然无忌地说，“共产党人唯一的道德，就是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意思是，首先，由他列　　宁等一小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什么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以及，什么是促进这一利益的适当手段，然后，凡是“服从”这一利益和手段的人及其行为，就统统是最“道德”不过的！这岂止是“个人崇拜”？这根本就是“领袖即神”！布尔什维克们就是这样彻底解脱了一切人类文明的道德束缚和良心谴责，走向了毫无顾忌的野蛮和残忍，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一定会导致的必然结果。最后，我把17年前写的一篇旧文章“促成中派的联盟”当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照转如下，待有机会时再详谈。5 简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明分出的一个支脉。西方文明是一个多元综合体，马克思主义是从十九世纪中、末期的西方环境中，由一个德国犹太人马克思选择、综合了其中的若干因素发展出的一个庞杂体系。这个体系，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部分：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老年马克思的科学主义。人道主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之中应保留和发扬的成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关怀，要求社会公正，对不合理、不人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等等。科学主义部分，即被共产党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列宁所归纳的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来源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则基本上“都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末句引号中是伯特兰?罗素的原话，只不过他是指马克思主义中来自黑格尔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部分，有的在当年就不是好的理论，有的是根本错误的，有的则是过于偏执和片面，而几乎它们的全部，在今天看来都是粗陋、原始和陈旧过时的。很遗憾，我们在这里无法详尽讨论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只能简述其要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点，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危机论。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但马克思为其提供的逻辑论证却是学术史上拙劣逻辑思维的一个典范（庞巴维克）。他论证说，使用价值各不相同，不可比较，但不同的使用价值却可以按一定的比例交换。这说明它们当中一定包含某一种共同的东西，这东西不能是别的，只能是生产时耗费的劳动。——这里包含太多的武断和逻辑错误。首先，使用价值并非不可比较，边际效用学派已大体解决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断言使用价值不可比较，便一刀切去了需求理论，等于砍掉了经济学的一半。其次，为什么是包含“某一种”东西而不能是　　包含“某几种”共同的东西？实际上谁都知道，使用价值中通常都包含至少三种共同的东西：自然资源（原材料）、资本（工具设备）和劳动。对于劳动能断言的一切，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大体都可以适用，因此，劳动获得工资，自然资源获得租金，资本获得利息或利润，道理基本相同。更重要的是，以三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决定价格，高效率的生产决策才有合理依据，资源（生产要素）才能得到合理配置。苏式经济中对资源的极大浪费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反证，而其理论源头就是马克思。马克思的“经济学”实际上是反经济学，它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主张计划经济即无效率的经济管制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则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绕了无数伪逻辑的弯子之后，其实说的就是一句最空洞的话：资本家没有付足工资。然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报酬是按其边际产出决定的，这又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求价格。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劳动力大量过剩而需求有限，其价格不可能太高——除非加上非市场的人为干预。这与剥削全然无关。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其崩溃，现在世界上几乎人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大笑话，相反，倒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遭到彻底破产。一个“科学理论”，其预言力低劣到如此地步，除去表明其充分地不科学之外，还能说明别的什么吗？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所谓“唯物辩证法”，据说是科学方法的顶峰。如按照当代科学哲学的看法，哲学与科学是两码事，哲学不是具有可检验性的知识，却可以包含一套准信仰和价值观，与陈述、解释、预言经验事实的科学迥异。更糟糕的是，唯物辩证法不但不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倒适足以成为科学思维的反面，是一套败坏逻辑思维的反逻辑，一套“黑也对白也对”、“这也好那也好”的空话大全，一套貌似全面实则毫无可操作性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废话集锦。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论”则更是漏洞百出，这一“理论”断言，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而矛盾无处不在。这是怎么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有可遵循的操作程序和可判别的依据吗？且不说，“矛盾”这个关键词在辩证法里的定义多么的芜杂混乱，以至于它可以涵盖一切“差别”“不同”因此宽泛到无法有意义地使用，依据常识与科学，要判定一样事物运动的“动力”，要象判定一辆汽车的“动力”一样，依靠某种可判别的根据，某种可观察的差别状态：当有A时，汽车动，没有A时汽车不动，则A为汽车运动的“动力”。但矛盾论一则断言矛盾是“动力”，同时又断言矛盾无处不　　在，即矛盾不可能没有，亦即不可能发生“没有矛盾该事物则不动”的状态。马克思是根据什么科学原理知道矛盾是运动的动力的，只能说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如果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导致计划经济的大失败，马克思“最高级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唯物辩证法导致共产党国家科学的落后，逻辑思维的武断、混乱、无成效，学术研究的无成果的话，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说则导致（通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中介和传递）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人类空前大灾难，生命、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大浩劫。这主要应归咎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阶级斗争固然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但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却在于，它不是仅仅满足于陈述和解释事实，它是赋予阶级斗争极高的价值评估，把阶级斗争武断地判定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大加赞扬并大肆煽动。本来，即便赞成历史进步论（这是大可质疑的，共产党人一贯推崇的卢梭便是一位著名的唱反调者），不怀偏见的历史研究者也不难看出，历史进步多半来自知识（包括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和积累，而阶级斗争虽说有时会促进创新，但更经常的则是导致知识的大破坏，文明的大毁灭。二十世纪的革命、暴力、屠杀、残酷迫害政治反对派，直至对整个阶级的人为灭绝，不能不说与马克思“矛盾是动力”、“阶级斗争是火车头”的暴力煽动紧密相关。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公正地说，马克思的解说与列宁的区别极大。马克思从未想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可以蜕变为党的专政、领袖的专政，他主张的是巴黎公社式的，雅各宾专政式的即古希腊城邦小国寡民、直接民主、公民人人参政、轮流当官式的古代民主，其“专政”的含义也与古代民主多数暴政对少数持异议者的残酷迫害同出一源，而绝对不是列宁主义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极权主义。然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多半会演变为要么无政府状态，要么一个独裁领袖操控下的多数暴政、群众专政式的极权主义，则殆无疑义。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是西方政治理论中极左的一支，大体上是源自卢梭的近代法国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浪漫乌托邦主义传统的延续，其间混杂着大陆理性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泛逻辑、伪逻辑思维方法，和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混乱不堪的歪曲改造。在哲学、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说等诸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明中的英美传统都格格不入。不幸的是，这些不良因子被一位东方的策略（或阴谋）大师所继承，使之与帝俄的专制、愚味、落后的传统相　　结合而发扬光大。这位大师就是列宁。马克思、思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很快分裂成两支：以第二国际所代表的一支，和以第三国际所代表的一支。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中更多地继承了其人道主义成分，日益靠拢和回归西方主流文明的一支，逐步演变成今天的第五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其成员为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为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更多地继承其科学主义成份，日益背离西方主流文明的东方化的一支；它由列宁所创立，被斯大林制度化，毛泽东则将其民粹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最富于民粹主义色彩的一个变种。不论列宁所表述的动机和意图多么良好（这完全可能是十分真诚的），这种劣-劣综合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不会是别的，必定是斯大林主义的极权制度。斯大林主义是成功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要成功，只有斯大林化。斯大林主义是制度化的列宁主义，极权化的列宁主义。极权主义是人类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一大悲惨发明，其危害之烈，堪称前无古人（尚不知是否后无来者）。它是工业文明、现代科技、宣传媒体、意识形态、组织技术、政党政治、群众运动等等现代因素有了足够的发展之后，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严重危机，才可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译“整体主义”，“全能主义”）不同于古代的和近现代的一般型态的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译“威权主义”、“权威主义”，或despotism），它是一种调动了前述的全部二十世纪现代因素，真正做到了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到人的思想深处）都实行强有力的控制的超强型的专制主义。它有两个变种：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套蛊惑人心的迎合大众的意识形态；一个超级强人式的“全知全能”的独裁领袖；一个具有超强组织力的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党；这个政党垄断几乎全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和宣传媒介；不允许任何不在其控制下的社会力量、团体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它依靠手中掌握的意识形态、组织资源和舆论工具对群众进行大规模动员，有效地发动多数暴政式的群众运动、群众恐怖，并以此作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等等。尽管通常把列宁主义界定为极左的极权主义，把纳粹主义界定为极右的极权主义（有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如哈耶克），但二者在本质上极为近似，都是自由开放社会最凶恶的敌人。特别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多数暴政式的极权民主，由于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多数底层民众的真正拥护（掺杂着内心恐惧和自我洗脑），对大批浪漫气质的文人型左倾知识分子具有难以抗拒的魅惑力。二战使极右的极权主义声名扫地，但直到九十年代苏联的崩溃，才使人类对极左的极权主义有了大体一致的评价。据布热津斯基，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仅对本国人民（不包括对外侵略），就欠下了史无前例的至少八千万条人命的血债：“有四个人，各有一套信条，按其信条，不仅对反对者个人，而且对以种族或阶级所界定的整个一类人进行肉体消灭，而这种做法被认定是对社会有益的”，由此“被蓄意杀害的令人心寒的总数高达八千万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内部发行版）。中国体制内外反改革、反XZ的保守派要保守的，就是这样一个“从文化的观点看，无论纳粹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主义的现代变种”（见布热津斯基）的，极左的极权主义传统。极左在今日中国仍有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旦社会失序，数量巨大的各种失意社会群体、“边缘人群”都会集合在打着“社会公正”旗号的新毛派、新左派的旗下，再掀起新一轮底层造反的民粹暴力浪潮，将所有改革开放和自由民主的脆弱基础一扫而光。本文的结论是：不彻底破除这个极左的“心中贼”，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富强也许勉强能达到，但民主、文明、和谐则根本无望。当然，我不是说一夜之间，自上而下宣布废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思想解放、思想理论的启蒙更新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同样不能搞革命。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第一步彻底批判斯大林和列宁，第二步，仿照第二国际到第五国际（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社会党国际）的发展过程，逐步剥离马克思主义；同时，把毛泽东仅仅作为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高高供起，像祖先牌位一样，让他不起实际作用就行了。批毛会把一个庞大的社会势力推到对立面去，既不可行，也犯不上。@舵爷第一旧作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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