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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可能有一天会形成其特有的药品发明和开发途径，与西方模式同台竞争
2011年夏天，当欧洲科学家急需了解一种在德国蔓延的新型大肠杆菌病毒的基因结构时，他们略带害羞地求助于一家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
华大基因研究院的前身为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目前已悄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基因遗传结构测序机构之一。基因结构的测序工作有助于诊断疾病和绘制基因组图谱。成功绘制的基因组图谱可以令药物研发取得重大突破。在短短3天时间，华大基因研究院不仅帮助欧洲卫生部门破解了这种神秘细菌的基因结构，还分析得出结论：这一导致17人死亡、1,000多人感染的病毒是一种具有高致病性的新型病毒。
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位于深圳的盐田区，离香港大约需要1个小时车程。目前该研究机构拥有一整套世界上最强大的基因测序仪，并立志成为全球制药公司和研究疾病治疗办法的各类机构的“首选基因测序仪”。它还大力推动开发一个自主产权的软件平台，全球的基因科学家都可以访问这个平台，解决疑难的基因问题，加速新药开发。“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全世界科学家都可以使用的平台。”华大基因的创始人之一杨焕明院士说，“我们的目标是测序全球一切生物。”
目前西方生命科学行业正面临专利悬崖、监管加强、研发效率低下的困境，中国作为药品发明和开发领域未来创新者的出现，会迫使很多西方公司不得不重新调整原有的思考方式。
中国的生命科学行业已经悄然聚集了大量富有经验的技术人才，在吸引着风险投资者的目光同时，中国政府对该产业的支持力度也逐年加大。杨焕明坦陈，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华大基因研究院不会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同时也认识到，生命科学产业将为民族药物的开发和创新赢得突破性的机遇。
事实上，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一系列务实合作以及在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的大量新投资，中国很可能有一天会形成其特有的药品发明和开发途径，与西方模式同台竞争。
一些关键趋势，再次证明了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新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迅速发展和中国政府做出提高全民医疗保障的承诺，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药品市场；并有望在2015年，超出欧洲最大五个药品市场的销量总和；在10年后，中国药品市场的规模将与美国药品市场规模相当。中国政府不仅承诺彻底改革中国的医疗体制，在过去3年内已拨款1,600 亿美元用于新建医院和诊所，而且还在生命科学实验室、生物技术园和孵化中心建设上大量投资，希望能够将中国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大国转变为拥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业强国。据估计，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至少会拨款15亿美元用于促进尖端的生物技术研究。全国各地也在积极出台激励措施，促进全国范围内现已落成的十多个生命产业园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投入研制一种创新的、应用在临床研究的电子病历管理系统，以创建一个来源广泛的临床数据库。
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表明中国对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投资的政策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2003年时，中国由于没能通报这种神秘病毒的存在受到了隔离和进出口限制。当2009年出现H1N1型病毒时，中国官员已经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合作来抗击这一病毒，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生命科学为中国发展新的重要全球性产业带来了重大机遇。
如今，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公司像华大基因研究院一样，得到中国科学技术部的资助，甚至与国内外顶尖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上海的生命科学园现在挤满了国外的药品实验室，包括辉瑞（Pfizer）、诺华（Novartis）、罗氏（Roche）和礼来（Eli Lilly）等公司的实验室。
去年9月，华大基因研究院与默克公司宣布，将在生物标记和基因组技术的发明与开发领域进行合作。根据协议，默克与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科学家将密切合作，确定生物标记并了解其特征，重点关注一系列疾病治疗中的药品发明、药品研发及诊断应用。此前几个月，华大基因研究院刚刚宣布了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的决定。
除了新建医院和为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政府还利用“千人计划”积极吸引那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中国顶级科学家和商业人士回国。中国政府鼓励海外科学家回国的举措，正发生在许多西方制药企业为节省成本而被迫削减研发费用的时期。2010年秋天，美国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估计至少有8万名在中国出生、留学欧美的博士在跨国制药公司参与研究工作后选择回国。这些“海归”获得风险资本和在西方企业工作的经验后，利用中国的人才和具有成本效益优势的实验室，快速开发和测试有前途的生物分子。
由于西方公司深受在本国进行临床实验费用高和新药研制失败率高的困扰，很多人发现在对新药进行临床实验方面，中国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作为中国临床研究机构的一种新形式，以总部设在上海的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公司正在与西方公司紧密合作，加快临床实验的进度,降低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成本。直至最近，在中国取得药品上市许可所花的时间要比在欧洲或美国长很多，这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中国过去专注于筛选已确定的基因药品。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为了鼓励创新，审批政策在基于风险控制和管理的基础上，鼓励新药尽早进入临床研究，让中国患者更多参与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从新药的治疗中获益。
中国临床CRO公司通过承接跨国制药公司的外包项目，帮助国内临床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迅速学习更深入的药物开发经验，同时提高自身CRO的信誉。“更便宜、更快”的理念，令临床试验的投资热潮更看重中国丰富的人才储备。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正迅速转移至中国，这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执行。
华大基因研究院希望其投资理念能够与带有创新理念的基础研究的“纯科学”结合在一起，同时通过与更多的企业合作获得更多资金。杨焕明认为，这是大科学，它要求以工业化的方式检测基因序列，只有具备了大规模研发能力，中国才可保持成本优势。杨焕明1988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法国完成博士后研究。
此外，华大基因研究院也积极投资开发能更好处理从基因测序得到的原始数据软件。为此，该研究机构聘请了几十个年轻的软件和计算机工程师，建立一个先进的平台，分析基因测序仪器输出的数据流。其中许多工程师原来是电脑“黑客”，缺乏正统教育，但能高度熟练地理解和编写复杂的计算机代码。
“这个领域如此新，需要聘请优秀的、愿意接受挑战和尝试新领域的计算机专家，以寻找新的突破。”杨焕明说。
正如很多在中国研究机构工作的人一样，杨博士认为，用不了多久，来自中国实验室的重大科学突破，将会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疾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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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优秀生命科学家的回归
尽管尚处于早期，但华领医药和信达生物制药等企业代表着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的希望。他们的创始人生于中国、在西方接受教育，代表着中国最优秀生命科学家的回归。
这些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毕业，那时只有顶尖的毕业生进入了中国为数不多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项目。他们出国接受教育，并做到了世界顶级制药企业的高层职位。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试图让他们回国，但他们不愿意回到与世隔绝的政治化科学环境中。在中国能否获得研究资金和晋升往往取决于人际关系。
2008年的和中国政府的鼓励让他们选择回国创业，政府的支持包括高水平的研究实验室、补助金、贷款和政府风险投资等。
“为了在中国获得大规模资金，与有权势的官员和他们喜欢的专家建立关系，比搞好研究更重要，这是个公开的秘密。”从海外归来的和在《科学》杂志()2010年的一期中写道。
“如果海归想搞创新，学术界存在传统阻力和过时的做法，”主任说道。“民间行业才真正吸引大家创业。”
在最新的中，中国承诺向科学和技术领域投入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的生物科技是七大支柱产业之一。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14年的一项数据，中国在年间生物制药研究的投资增加超过四倍，但与欧美相比仍相形见绌。
海归们创立的企业在和上市，与大型制药企业密切合作，吸引着美国风险资本和跨国企业的投资。
“中国正在迎头赶上，特别是海归们的回归。他们将带来创新。” 创新副总裁Jimmy Zhang说道。强生去年秋季在上海建立地区研发中心。
“我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回国’，我在美国过得非常好，我的家人仍在那里，”信达生物制药创始人兼俞德超说道。“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心底总……想着回国做点事。生物科技在中国刚起步，因此你能对整个行业、整个国家产生很大影响。”俞德超在获得博士后学位，之后在美国生物科技行业工作了十年，2006年回国共创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出中国首例单克隆抗体新药，并获得中国批准。他随后凭借中国和美国投资者的资金创立信达生物制药。也是投资者之一，向信达生物制药92,903平方米的试验和生产设施投入了1.4亿美元。
海归陈力曾担任 中国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官，2009年美国ARCH Venture Partners邀请他参加晚宴，并鼓励他单干。“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事，”陈力说道。他2011年使用中美投资者5,000万美元的资金创立了华领医药。上个月，华领医药完成了2,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海归创业者们正在权衡全球研发领域中的各种变数。金融危机、重大药品专利的到期、强强联合迫使大型药企重新排位，这些都给后来者研发有潜力的新药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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