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之问----中国两千年走不出的怪圈
公元前八十一年，大汉的朝堂上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大汉第一经济学家兼农业部部长】桑弘羊及农业部官员，另一方是全国顶尖的贤能多学之士。辩题是国企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贤士们首先发难，指出国家办企业有三大缺陷：
第一，与民争利，国家办垄断了盐铁，实际上没有对gdp做很大贡献，只是变相的争夺了人民的利益；
第二，国企生产的东西，质量差，成本高，而且存在强买强卖的现象；
第三，最致命的问题，权贵经济。国家搞企业，用的还是人啊，广大官员们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必然会用一些自己的亲戚碰哟，做很多有利于自己的决定，生产一些或者巨大的灰色收入。长此以往，贫富差距必然拉大，国家阶级分化必然严重，贫富差距必然拉大。
桑弘羊先生说：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存在的。可是，如果不搞国营经济，那么一旦外族入侵，我们那什么钱去保卫国家？一旦地震水灾旱灾，我们拿什么钱去赈济灾民？？？
& 广大贤士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也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历史课本欺骗了很多人，官员致富，真的真的不是靠横征暴敛，唐宋元明清，赋税都不高。。。。。。。。。
桑弘羊之问的本质是国营经济与必然产生的权贵经济之间的矛盾，历史上有两次伟大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一次是王莽改制，要求富人无偿将财富送给穷人；另一次离现在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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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年前，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财经人士吴晓波认为历代经济变革有一个周期律，即当国穷民贫时，国家容易放权，而当民众富起来后，又习惯与民争利。本书撷取的十次重大历史变革，在作者看来正是历史经济周期发展的十次轮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周期律？这一周期律是否有解？随着阅读的深入，眼前不可避免地浮现出这样一系列疑问。破解这种周期律，首先必然重点关注中央政府和有产者，作为权力和资源集散地，他们的认识和态度必定对变革产生深重影响。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推手”桑弘羊的态度颇具代表性，这便是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美国“中国通”费正清透过《美国与中国》一书提出了著名的“费正清之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桑弘羊之问和费正清之问就像穿越时空的对话。桑弘羊从国家也即中央政府层面解读了国有垄断经济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实现国家强大，确保中央威权的根本路径；费正清则从个体角度阐释了民资无奈的背后，是权力对经济的坚硬垄断。二者的交点共同指向政经不分：当权力与经济不能实现自然分割时，就难免“社会分层结构建筑在官本位的等级秩序上，而不是建筑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阶级秩序上”；当权力与经济密切相关，既得利益者就不可能挥刀割断市场的“脐带”。而按照现代国家理念，政府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即税收。1993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首次提出分税制想法，仅仅一年后，中央财政收入便猛增200%，至2012年底，中央财政收入达到11.7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而地方财政收入为6.1万亿元。中央财政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地方财政在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先是杂费四起，接着大兴“土地财政”，再后来四处举债。好不容易杂费问题得到遏制，房价却又犹如脱缰猛兽，孤骑狂飚，地方债务也疯狂增长。国务院新一轮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虽未公布，但社会对数据的隐忧却早已显现。若以满足“桑弘羊之问”为逻辑，当国家将大把资源紧紧攥在手里时，国家是富足了，但地方政府特别是民营经济难免陷入即便发展，也会愈加艰难甚至是危机四伏的尴尬境地。这也是分税制改革施行20年后，社会各界改革呼声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必要指出的是，社会上的这些呼声，并不是对先前改革的全盘否定，而是认为现行分税制比例有必要重新分析和适当调整，对转移支付等政策有必要重新研究，确保支付效率效果。归根结蒂，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机制朝向更加公开、透明、科学方向的变革重建。其实，无论是“桑弘羊之问”还是“费正清之问”，本质上还是中央与地方、有产和无产阶层四个方面如何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即围绕权力和经济两大命题，明晰二者边界，携手建立各方充分博弈的科学机制。一叶可以知秋，一叶可以障目。作为长期浸淫在经济学界的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文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历史与经济的缠绕交织，这历来就是一个不易纾解的宏大命题，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反思、实践、总结、提高，特别是从历史经济变革发展得失中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便我们未能“知秋”，也不能因此“障目”，多次跌入同一条河流。禾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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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是谁桑弘羊简介 桑弘羊之问是什么桑弘羊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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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桑弘羊这个人，其实很有头脑，特别是在经济上。他是西汉政治家、财政大臣，事汉武帝、汉昭帝两朝，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因功赐爵左庶长。当过的官也不少，身居要职算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吧，就是人品差了一点点，如果当初要是站对位置跟霍光一起好好地辅佐下汉昭帝，说不定就名垂千古、万古流芳了，只可惜他把经济上的算盘，拨弄到政治上来了，不幸被他猪一样的队友上官桀给坑死了，因而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不高，落得个臭名，真是不值得。　　侍奉过两代君王的桑弘羊，按理在汉昭帝这一代应该也有经验知道怎么辅佐皇帝了，不过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他又和上官桀勾搭上，谋害霍光为自己找不痛快，这个中原因，我们但要从桑弘羊的个人经历说起。　　天赋过人的桑弘羊　　桑弘羊，出生年月不详，出生于洛阳的一户富商家庭，标准的富二代公子，当时洛阳是个商业大都市，城里很多都是经商的大户，从小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中的桑弘羊自然对经商之道是早已明晓的，家乡独特的社会环境对桑弘羊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家庭中父亲有意将他往成功商人之路上领，似乎桑弘羊也继承了祖辈们经商的天赋，桑弘羊自幼对数学及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深谙算术和经商之道，还帮助进行一些理财。　　十三岁的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闻洛阳，少年天才桑弘羊凭借自己惊人的心算能力，成为西汉时期的特招人才，年仅十三岁任为侍中，侍奉汉武帝兼陪读。将经商之路与政治彻底结合起来，不一样的是他的主业再也不是发家致富，而是帮助国君治国理政。　　成为陪读的桑弘羊，自然接受了其他少年不能得到的教育，首先他和汉武帝都有着一群高学历的老师，这些老师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在这样的环境下，桑弘羊的涉猎也相当广泛，不仅精通儒学，还兼修法学和工商管理类学科，果然是少年天才，并且在皇家伴读能够接触到一些珍贵的书籍，这都大大增长了桑弘羊的见识。　　武帝好大喜功，又爱四处征伐，虽然国家有钱但是也经不起这样折腾，上任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汉武帝也曾下令举行了一些措施，这些方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还造成了吏治败坏等弊端。　　桑弘羊舌战群儒　　元狩三年，实施盐铁官营政策，以此来应付财政严重亏空的局面，桑弘羊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也参与到盐铁官营规划，负责&计算&和&言利&之事。很快桑弘羊就在这方面展示出国人的能力，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也就是当时财政部部长的副手，他掌握一国的资金流动和去向，为汉武帝的江山把好财政大关。　　桑弘羊向武帝建议，仿照春秋时期齐相管仲的办法，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于是，公元前119年，武帝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在鼓励平民从事食盐生产，官府供给他们主要的生产工具，平民生产出来的食盐由政府统一收购，不得私自买卖。盐铁专卖政策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巨额的收入，尤其是耗费巨大的抗击匈奴、开通西域以及开发西南等，一直都是依靠盐铁的收入来支撑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兼并，延缓了平民贫困化的过程，但是在一定基础上触犯了贵族的利益，桑弘羊又提出了均输法，进一步发展官营商业，限制私商。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开始代理大农令，后来又正式升任大司农，主持全国的财政工作达22年之久。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是政府利用各地的贡赋做底本，进行一些大宗的商品贩运贸易，以此调节物资。　　但是&盐铁&专卖的做法却引起过儒生们的反对，为此特意开了一场辩论会，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支持变革的正方，和儒生代表的反对变革的反方。反方一上来就抛出儒学的一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推广道德，提倡仁义。&等等的话，又说自从国家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后，简直就是与民争利，财富都到国家口袋了没人民怎么富得起来？反方话音刚落，为国有经济辩护的桑弘羊提出的疑问：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现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儒生被问得哑口无言，时至今日仍亟待回答，这场比赛桑弘羊赢了。　　桑弘羊在武帝时期继续独掌财权的十年，为皇帝精打细算了十年，在财政上有突出作为，因而在汉武帝临终时嘱咐自己的孩子汉昭帝要好好重视桑弘羊，他本来也想认真辅佐幼帝，没想到霍光的出现让他的梦彻底醒了。　　桑弘羊和霍光的经济理念不同，自从桑弘羊推行一系列官营政策以来，由于国家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市场，官僚、贵族和商贾，对这些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宽松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加之桑弘羊本人自矜功伐，以此为家族牟权，因而桑弘羊与霍光矛盾也慢慢激化。　　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发生了燕王旦与昭帝争夺皇位的斗争，即历史上的&燕王之变&，桑弘羊也被牵连到这一事变中，结果桑弘羊一家都被霍光处死了。 &&&&免费订阅精彩鬼故事，微信号：guida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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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古代中国经济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经济。前有管仲超现代的管理方法：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其征税技巧：拔最多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官控（国家）盐铁价格，铁矿盐矿国家所有，形成富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后面西汉中央控制力下降。带来弱干强支诸侯四起的局面。
中国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一个历史死循环：民穷时-中央放权搞
活经济，民富时-地方分权对峙中央；中央不得不收权、资源国有化，
集权后又造成民不聊生，民间再造反-中央集权再放…收，放，再收，再放--死循环。
两千多年前，由于盐铁酒等垄断的国营企业与民争利，价高质次，滋生权贵，国富民穷等原因，中国经济史上有了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汉武帝的治国重臣，桑弘羊在辩论会中可谓“舌战群儒”，提出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那么，
1、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
2、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3、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千百年来，国人对政治权利分配、经济发展制度等众多治国难题进
行一次次飞蛾扑火循环往复的试验，但时至今日未曾找到解决《桑弘羊之问》的答案。
（摘自《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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