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梁思成落户大同&反思后重续文明--文化--人民网
梁衡：梁思成落户大同&反思后重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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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北京正在为拆掉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而弄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时，山西大同却悄悄地落成一座梁思成纪念馆。这是我知道的国内第一座关于他的纪念馆，没有出现在他拼死保护的古都北京，也没有出现在他的祖籍广东，却坐落在塞外古城大同。我当时听到这件事不觉大奇。主持城建的耿彦波市长却静静地回答说：“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上世纪30年代梁先生即来大同考察，为古城留下许多宝贵资料，这次古城重建全赖他当年的文字和图录；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梁先生提出将北京新旧城分开建设以保护古都的方案，惜未能实现。60多年后，大同重建正是用的这个思路。”大同人厚道，古城重建工程还未完工，便先在城墙下为先生安了一座住宅。
　　梁思成是古建专家，但更不如说他是古城专家、古城墙专家。他后半生的命运是与古城、古城墙连在一起的。1949年初解放军攻城的炮声传到了清华园，他不为食忧，不为命忧，却为身边的这座古城北平担忧。一夜有两位神秘人物来访，是解放军派来的，手持一张北平城区图，诚意相求，请他将城内的文物古迹标出，以免为炮火所伤。从来改朝换代一把火啊，项羽烧阿房，黄巢烧长安，哪有未攻城先保城的？仁者之师啊。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标图的手在颤抖。这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幕。
　　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房子却没有留下怎么盖房的文字。一代一代，匠人们口手相传地盖着宏伟的宫殿和辉煌的庙宇，诗人们笔墨相续，歌颂着雕栏玉砌，却不知道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贝是怎么样造就的。梁思成说：“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这个同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建筑情形相似。这些无名匠师，虽在实物上为世界留下许多伟大奇迹，在理论上却未为自己或其创造留下解析或夸耀。”“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国内发现了一本宋版的《营造法式》，但人们不懂它在说些什么。大学者梁启超隐约觉得这是一把开启古建之门的钥匙，便把它寄给在美国学建筑的儿子梁思成，希望他能在洪荒中开出一片新天地。梁思成像读天书、破密码一样，终于弄懂这是一本古代讲建筑结构和方法的图书。纸上得来终觉浅，他在欧美留学回来即一头扎进实地考察之中。那时的中国兵荒马乱，梁带着他美丽的妻子林徽因和几个助手跑遍了河北、山西的古城和古庙。山西的北部为佛教西来传入中原时的驻足之地，庙宇建筑、雕塑壁画等保存丰富；又是北方游牧民族定居、建都之地，城建规模宏大。上世纪30年代，西方科学研究的“田野调查”之法刚刚引进，这里就成为中国第一代古建研究人的理想实验田。日，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来到大同，下午即开始调查测量华严寺，接着又对云冈、善化寺进行详细考察，17日后又往附近的应县木塔、恒山悬空寺调查。再后来，梁、林又专门去了一次五台山，直到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他们才撤回北平。因为有梁思成的到来，这些上千年的殿堂才首次有现代照相机、经纬仪等设备为其量身造影。在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了梁思成满面风尘爬到大梁上的情景，也看到了秀发披肩，系着一条大工作围裙的林徽因正双手叉腰，专注地仰望着一尊有她三倍之高的彩塑大佛。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工作。幸亏抢在日本人占领之前，这次测量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以后许多文物即毁在侵略者的炮火下。抗战八年，他们到处流浪，丢钱丢物也不肯丢掉这批宝贵资料，终于在四川长江边一个叫李庄的小镇上完成了中国古建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成就了梁、林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
　　现在纪念馆的墙上和橱窗里还有梁、林当年为大同所绘的古建图，严格的尺寸、详尽的数据、漂亮的线条，还有石窟中那许多婀娜灵动的飞天。真不知道当时在蛛网如织、蝙蝠横飞、积土盈寸的大殿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在简陋的旅舍里，他们是怎样完成这些开山之作的。这些资料不只是为大同留下了记录，也为研究中国建筑艺术提供了依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饱受战乱之苦又饱览古建之学的梁思成极为兴奋。他想得很远，9月开国前夕，他即上书北平市长聂荣臻将军，说自己“对于整个北平建设及其对于今后数十百年影响之极度关心”。“人民的首都在开始建设时必须‘慎始’”，要严格规划，不要“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他头脑里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保存北京这座古城。当时保护文物的概念已有，但是，把整座城完好保存，不破坏它的结构布局，不损失城墙、城楼、民居这些基本元素，这却是梁思成首次提出。他曾经设想为完整保留北京古城，在其西边再另辟新城以应首都的工作和生活之需。他又设想在城墙上开辟遗址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你看，这是他的论文和建议，也这样富有文采，可知其人是多么纯真浪漫，这就是民国一代学人的遗风。现在我们在纪念馆里还可以看到他当年手绘的城头公园效果图。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太超前了，不但与新中国翻身后建设的狂热格格不入，就是当时比较发达，正亟待从战火中复苏的伦敦、莫斯科、华沙等都市也无法接受。其时世界各国都在忙于清理战争垃圾，重建新城。刚解放的北京竟清理出34.9万吨垃圾，61万吨大粪。人们恨不能将这座旧城一锹挖去。他的这些理想也就只能是停留在建议中和图纸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0多年间，北京今天拆一座城楼，明天拆一段城墙。每当他听到轰然倒塌的声响，或者锹镐拆墙的咔嚓声，他就痛苦得无处可逃。他说拆一座门楼是挖他的心，拆一层城墙是剥他的皮。诚如他在给聂荣臻的信里所言，他想的是“今后数十百年”的事啊。向来，知识分子的工作就不是处置现实，而是探寻规律，预示未来。他们是先知先觉，先人之忧，先国之忧。所以也就有了超出众人，超出时代的孤独，有了心忧天下而不为人识的悲伤。
　　1965年，他率中国建筑代表团赴巴黎出席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时许多名城如伦敦、莫斯科、罗马在战后重建中都有了拆毁古迹的教训，法国也正在热烈争论巴黎古城的毁与存。会议期间，法国终于通过了保护巴黎古城另建新区的方案。而这时比巴黎更古老的北京却开始大规模地拆毁城墙。消息传来，他当即病倒。回国途中他神志恍惚，如有所失，过莫斯科时在中国大使馆小住，他找到一本《矛盾论》，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苦读数遍，在字里行间寻找着，希望能排解心中的矛盾。一年后，“文革”爆发，北京开始修地铁，而地铁选线就正在古城墙之下，好像专门要矫枉过正，要惩罚保护，要给梁思成这些“城墙保皇派”一点颜色看，硬是推其墙、毁其城、刨其根，再入地百米，铺上铁轨，拉进机车，终日让隆隆的火车去震扰那千年的古城之根。这正合了“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革命口号：“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算是挖了古城北京的祖坟。记得那几年我正在北京西郊读书，每次进出城都是在西直门城楼下的公交车站换车，总要不由自主地仰望一会儿那巍峨的城楼和翘起的飞檐。如果赶在黄昏时刻那夕阳中的剪影，总叫你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感动。但到毕业那年，楼去墙毁，沟壑纵横，黄土漫天。而这时梁思成早已被赶出清华园，经过无数次的批斗，然后被塞进旧城一个胡同的阴暗小屋里，忍受着冬日的寒风和疾病的折磨，直到1972年去世。这是他在这个生活、工作，并拼命为之保护的城市里的最后一个住所，就是这样一间旧房也还是租来的。我们伟大的建筑学家，研究了中国古往今来所有的房子，终生以他的智慧和生命来保护整座北京城，但是他一生从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今天我站在新落成的大同古城墙上，想起林徽因当年劝北京市领导人的一句话：你们现在可以拆毁古城，将来觉悟了也可以重修古城，但真城永去，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件人造古董。我们现在就正处在这种无奈和尴尬之中。但是重修总是比抛弃好，毕竟我们还没有忘记历史，在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后又重续文明。现在的城市早已没有城墙，有城墙的城市是古代社会的缩影，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信息和文化的基因。每一个有文化的民族都懂得爱护自己的古城犹如爱护自己身上的皮肤。我看过南京的明城墙，墙缝里长着百年老树，城砖上刻有当年制砖人名字，而缘砖缝生长的小树根竟将这个我们不相识的古人拓印下来，他生命的信息融入了这棵绿树，就这样一直伴随着改朝换代的风雨走到我们的面前。我想当初如果听了梁先生的话，北京那40公里长的古城墙，还有10多座巍峨的城楼，至今还会完好保存。我们爬上北京的城楼能从中读出多少感人的故事，听到多少历史的回声。现在我只能在大同城头发思古之幽情和表示对梁先生的敬意了。我手抚城墙，城内的华严寺、善化寺近在咫尺，那不是假古董，而是真正的辽、宋古建文物，是《营造法式》书中的实物。寺内的佛像至今还保存完整，栩栩如生。他们见证了当年梁先生的考察，也见证了近年来这座古城的新生。抚着大同的城墙，我又想起在日本参观过的奈良古城，梁思成是随父流亡时在日本出生的，日本人民也世代不忘他的大恩。二战后期盟国开始对日本本土大规模轰炸，有199座城市被毁，九成建筑物被夷为平地，这时梁先生以古建专家的身份挺身而出，劝阻美军轰炸机机下留情，终于保住了最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奈良古城。30年后，这座城市被联合国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她保有了全日本1/10的文物。梁思成是为全人类的文化而生的，他超越民族、超越时空。这样想来，他的纪念馆无论是在古都北京，还是在塞外大同都是一样的，人们对他的爱、对他的纪念，也是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
　　呜呼，大同之城，天下大同。哲人大爱，无复西东。古城巍巍，朔风阵阵。先生安矣！在天之魂。
（责任编辑：温璐、许心怡)
24小时排行|梁思成（1901年—1972年），男，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城市规划师、清华大学建筑系创立者。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徽。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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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梁思成民族：汉族出生日期：日政治党派：中国民主联盟、中国共产党国籍：中国出生地：日本东京逝世日期：日星座：白羊座毕业院校：美国母亲：李蕙仙父亲：儿子：妻子：林徽因（1928年结婚-1955年逝世）；林洙（1962年结婚-1972年寡居）女儿：梁再冰子女：梁从诫、梁再冰职业：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主要成就：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思成（日-日），新会人，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梁思成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年，梁思成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后赴美学习建筑学。回国后，梁思成创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成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先驱。日，梁思成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发展方向，认为母校清华有立即添设建筑系之必要。1946年7月，清华大学正式组建建筑工程学系，聘请梁思成为系主任。随后招收了第一届共15名学生，学制4年。梁思成先生决心要创办一个国际第一流的建筑系，梁思成广揽人才，组建了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梁思成聘请的第一位教师就是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先生。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梁思成的英文专著《图像中国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是林徽因，1919年相识，1928年成婚，育有一女（梁再冰）一子（梁从诫）；第二任妻子是，1948年相识，1962年再婚。
梁思成、泰戈尔、林徽因日出生于东京，祖籍广东省。年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幼稚园和神户同文学校初小读书。1912年随父梁启超、母李蕙仙回国。年在北京汇文学校和崇德学校高小读书。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在校期间任校军乐队队长、校刊美术编辑，并在学校运动会上获跳高第一名。“五四”运动中为清华学校“爱国十人团”成员之一。1920年在父亲梁启超指导下与徐宗漱、弟合作翻译英国威尔逊著《世界史纲》，经梁启超修改后于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22年6月抵，探望于是年3月至此养病的母亲李蕙仙及随丈夫在此常驻的大姐梁思顺，是时姐夫周希哲任马尼拉总领事。日与梁思永同赴天安门参加“国耻日”纪念活动，途中被军阀的汽车撞伤，急送协和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腿股骨复合性骨折，三次手术后始康复，从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休学一年。休学期间，在父亲教导下研读《论语》、《左传》、《孟子》、《战国策》、《荀子》等。1924年4月参加接待诗人访华讲学活动，与、、陈西滢、张欣海、丁西林等结识。6月赴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学习，选修建筑系课程。梁思成选修了佛来德·古米尔为二年级学生开设的建筑史课，上了几堂课后他找到古米尔教授表示他非常喜欢建筑史，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有意思的学问。当古米尔问及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时，他回答说，据他所知，中国还没有建筑史专著。9月13日母亲李蕙仙患癌症病逝1925年在美国收到梁启超寄来的国内重新出版的[宋]李诫著《营造法式》。梁启超在该书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莘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当时，梁思成虽看不懂书中宋代建筑术语和内容，但产生了要研究和掌握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强烈愿望。1927年2月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学士学位。6月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在校学习期间，曾任建筑学助教，并获彭省大学建筑设计金质奖章、南北美洲市政建筑设计联合展览会特等奖章。任英美市政建筑荣誉学会会员，任美国费城市政设计技术委员。6月—8月任保罗·克瑞特（PaulCret）事务所副设计师。7月在美国研究生院城市设计专业读研究生。1928年2月在哈佛大学准备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导师为兰登·华尔纳(L.Warner)。在哈佛大学阅读完当时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后，发现靠这些资料不可能完成博士论文，与导师商定回国作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两年后提交博士论文。3月31日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3—9月与林徽因同赴、瑞典、挪威、德国、、、西班牙、法国参观考察建筑，然后横穿西伯利亚回国。9月创办建筑系，任系主任。林徽因是当时唯一可以找到的另一位建筑学教师。是年，邀请陈植、童寯、蔡方荫等赴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敦。成立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日父梁启超因医疗事故逝世。8月，女梁再冰出生。11月，梁思成设计并监修的梁启超墓在香山卧佛寺东建成。是年设计王国维纪念碑。1930车林徽因结核病复发，到北京香山养病。完成《中国雕塑史》讲课提纲，并在东北大学初次讲授。与陈植、童寯、蔡方荫合作设计吉林省立大学校舍并与林徽因共同设计辽宁锦州交通大学分校（毁于战争）。1931年6月离开东北大学到北京，在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安家。9月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该年徐志摩向梁家引见了，从此金与梁氏夫妇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直至逝世。梁思成1932年梁思成在杨文起、祖鹤州两位老匠人的帮助下，读懂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又深入研究整理了学社收集的大量民间做法抄本，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并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著作。调查河北蓟县独乐寺，并发表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蓟县观音寺白塔记）》。论证独乐寺建于辽代，这是当时所知道最古的一座木构殿堂，也是我国第一次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调查测绘古建筑的调查报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6月调查河北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并发表调查报告。这是继蓟县独乐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辽代建筑。应聘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通讯研究员并兼任研究员。结识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费正清夫妇，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直至1949年中美断交后失去联系。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收到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来信，请梁思成协助他们申请访华，不幸在费氏夫妇到达北京前几个月，梁思成去世，最终未能见面。与蔡方荫、刘敦桢台写《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与林徽因合写《平郊建筑杂录》。年任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史。1933年3月调查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及正定古建筑。9月调查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等。发表《正定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云冈石窟中表现的北魏建筑》等论文。对以上二处的古建筑做了详尽的分析鉴定。9月调查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浑源县悬空寺。鉴定应县佛宫寺木塔为我国古代乃至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11月调查河北赵县隋代赵州桥（安济桥）并发表《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鉴定赵州桥为隋朝李春所造，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桥。年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讲授建筑学。1934年任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与林徽因共同设计北京大学地质馆。8月调查山西晋中地区13个县古建筑。与林徽因合作发表《晋汾古建预查纪略》，对晋汾地区13个县的古建筑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10月调查浙江省6个县古建筑。此行先赴杭州对六和塔进行调查，又对灵隐寺双石塔及闸口白塔进行调查，鉴定此三塔建于宋代。刘致平亦赴杭州并对三塔做了测绘。工作完毕后又赴宣平县调查延福寿，确定延福寺建于元泰定三年，同时又在金华天宁寺发现了一座元代大殿。回程中路过江苏吴县、南京顺便调查了甪直保圣寺，南京栖霞寺石塔及梁萧璟墓等。调查后写成《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1935年发表)和《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是年，中国营造学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开始详细测绘北平故宫，并接受其为此支付的5000元工作费。这项工作由梁思成负责，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其间共测绘建筑60余处，还测绘了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处北平古建筑。是年，应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邀，拟定蓟县独乐寺、应县佛宫寺木塔修葺计划。是年，与刘敦桢合作拟定景山五亭修葺计划大纲，该工程于1935年12月竣工。1935年2月考察曲阜孔庙建筑，并做修葺计划。发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对孔庙40座建筑进行了调查，部分做了详细测绘。在修葺计划中较全面地阐述了对古建筑维修的观点。设计北京大学女生宿台。是年，受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委托，主持中央博物馆及中央图书馆的建筑设计竞赛。是年，参加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担任顾问。1935年-1936年发表梁思成主编，刘致平编纂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10集，前5集简说由梁思成执笔，后5集简说由刘致平执笔。1936年与莫宗江、麦俨增同赴晋中对《晋汾古建预查纪略》中所述古建作了详细的测绘调查。调查河南龙门石窟等及山东中部l9个县古建筑。调查的重要古建筑有河南开封宋代繁塔、佑国寺铁塔及龙亭，山东历城神通寺隋代的四门塔、泰安岱庙及济宁北宋建的铁塔寺铁塔等。4月在北平接待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o斯坦因及夫人，通过与斯坦因的交往促使梁思成开始注意和思考城市规划问题。10月由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人士发起的《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发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提出抗日救亡八项要求。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宣言》上签名。是年冬调查山西和陕西l9个县古建筑，主要调查测绘西安市的大雁塔、小雁塔、香积寺塔、咸阳周文王陵、武王陵、唐代顺陵，及兴平县汉武帝陵及霍去病墓等。1937年6月调查陕西西安和耀县古建筑。梁思成、林徽因应顾祝同之邀赴西安做小雁塔的维修计划，顺便为西安碑林工程做了设计。对上次遗漏的西安化觉巷及大学习巷清真寺做了详细测绘。对玄奘塔、秦始皇陵等又都补作调查，并赴耀县调查药王庙。6月赴山西调查，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及宋代永寿寺雨花宫。梁思成从陕西西安返平后即与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奔赴山西五台山。在五台山豆村找到了佛光寺，通过详尽的测绘调查，论证佛光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梁思成一向所抱着的国内必有唐代殿宇的信念在此得到证实。在赴太原途经榆次时发现了永寿寺雨花宫，经调查证实雨花宫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为唐宋两代木结构过渡形式的重要实例。7月佛光寺工作完毕后，他们又到台怀、繁峙、代县调查了十几处建筑，工作两天之后才听说芦沟桥战争爆发已经五天了，立即赶回北平。抗日战争爆发，北平营造学社停止工作。与朱启钤、刘敦桢协商将学社的重要资料全部存入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北平营造学社暂时解散。9月，梁思成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和林徽因的母亲离开北平，经湖南、贵州等地，历时4个月，于1938年1月到达云南昆明。途中林徽因患肺炎，从此，林徽困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一直没有恢复。梁思成和家人及友人在一起1938年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先后来到昆明，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恢复工作。学社社址最初设在昆明循津街“止园”。困敌机对昆明的轰炸日益加剧，又因研究工作必须依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书籍资料，因此随历史所迁往昆明郊区龙头村，租用了一处尼姑庵（兴国庵）作工作室。美国建筑杂志《PencilPoint》1938年1月号3月号，分两期刊出梁思成学术论文《OpenSpandrelBridgesofAncientChina,I.TheAn-chiChiaoatChao-chou,Hopei,Ⅱ.TheYung-t’ungCh'iaoChao-chou,Hopei》。1939年梁思成因患脊椎软组织硬化卧床休息近半年。8月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赴四川调研考察古建筑。他们往返于岷江和嘉陵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历时半年调查了大半个四川。四川省现存古代木建筑多建于1646年以后，因此他们调查重点是汉阙、崖墓、摩崖石刻。是年，国立中央博物院聘请梁思成担任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是年，担任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1940年在龙头村建成了他们为自己设计的简易住房。11月，日机对后方的轰炸越来越凶，中央研究院被迫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学社因必须依靠研究院的图书，也不得不随之迁李庄。在重庆中央大学作“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及特点”系列讲座。1941年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宋]《营造法式》，并陆续完成法式大部分图解工作。1942年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1943年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李约瑟由重庆赴李庄访问中央研究院，同时访问了营造学社。梁思成的研究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中国科学与文化》一书中，称梁思成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年完成《中国建筑史》及英文版中国建筑史图录（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1944年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为政府及盟军（美军）编制敌占区文物建筑名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位置。同时建议美军在战争中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和奈良。梁思成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创立建筑系。1945年10月在《大公报》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提出“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的社会思想；希望今后各大学增设建筑系与市镇计划系；指出“安居乐业”是城市规划的最高目的。194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梁思成任系主任直至1972年逝世。10月赴美国考察战后美国现代建筑教育。应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讲授“中国艺术史”，包括建筑与雕塑两部分。梁思成作为第一位中国人将自己民族的优秀建筑文化系统地展示于世界学术界。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1947年2月，中国政府派梁思成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担任“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他作了两个学术报告，在这次学术报告中将四川大足的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7月，参观匡溪学院（Cranbrook），访问建筑大师沙里宁（Saarinen）及其子，讨论建筑教育问题。参观Taliesen，访问弗兰克o劳埃德o赖特（F.L.Wright）讨论建筑理论。7月，由美国回国。从美国带回了大量有关建筑及城市规划的新书，如《SpaceTimeandArchitecture》、《Canourcitysurvive》及抽象图案的教学挂图《ElementsofDesign》等，将当时国际上建筑的新理论和建统教育的新观点有选择地引入清华建筑系的教学中，决心要办一个国际第一流的建筑系。12月，与陈梦家、邓以蜇联名致信梅贻琦校长，题为“设立艺术史研究室计划书”，建议清华大学设立艺术史系及研究室。是年，著《大美百科全书》“中国建筑与艺术”条目。1948年3月，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4月，发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由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印发。7月，在清华、北大、燕京、师院等校教授抗议枪杀东北学生宣言上签名。是年7月5日，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举行要求读书、反对编入国民党军队当内战炮灰的请愿，结果在东交民巷遭北平“剿总”总部的机枪扫射，当场打死9人，重伤37人，轻伤100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七五”惨案。9月，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创建20周年庆典和第一次全体院士会议。9月，通过清华大学函呈教育部，恳准将建筑系改称营建学系，并将新设之市镇计划学、建筑学两组课程表备案。12月，应解放军之邀，绘制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是年，建筑系与社会系、哲学系合办了清华文物馆，任馆长。1949年2月至3月，应解放军之邀，组织营建系教师莫宗江、罗哲文、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等编制《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以备南下作战时保护文物之用。6月，《全国建筑文物简目》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印行，册后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编制的《古建筑保护须知》，发给各路解放军。5月，正式参加首都规划工作。担任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怀仁堂建筑师、中直修建处顾问等职。在筹建中直修建处过程中函请多位知名建筑师来京工作，如吴景祥、陈占祥、张镈、戴念慈、严星华、沈奎绪、刘江仲等。这些专家后来都成为各建设部门的骨干，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8月，当选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8月，被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8月，组织营建系师生设计国徽方案。9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9月21日至30日，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根据政协对原国旗方案修改的意见，修订绘制国旗标准图样。12月，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月，与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将中心区设在北京古城的西郊，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审阅。4月，就中南海新建宿舍问题，致信朱德。5月，在《新建设》》杂志第二卷第六期发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6月，组织并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设计国徽。6月，著《苏联百科全书》“中国建筑与建筑师”条目。6月20日，全国政协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确定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国徽方案中选，并送政协大会表决。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国徽图案。10月，病中致信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薛子正，呼吁早日确定中央政府行政区方位，防止建设中的散乱现象，并就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职能等提出建议。1951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伟大祖国建筑传统与遗产》。4月，在《新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七、第八期发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7月，与林徽因为《城市计划大纲》作序。8月，与林徽因合写《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之《译者的体会》。8月，就长安街规划问题和建设工作的计划性问题致信周恩来。8月，就人民英雄纪念碑没计问题，致信彭真。10月，倡议成立中国建筑工程学会筹备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夏，在梁思成大力提倡下，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与清华大学营建系合作，创办了我国高等教育中第一个园林专业。1952年是年春设计任弼时墓。5月，龙门联合书局出版林徽因、梁思成译《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9月，在《新观察》杂志第十六期发表《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12月，科普出版社出版梁思成著《人民首都的市政建设》。12月，审议文化部文物局罗哲文等提出的八达岭长城修缮方案，提出：一、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部换成新砖新石，不要用洋灰。有些残的地方，只要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修齐，“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二、长城脚下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雄姿，树术近了、高了对长城的保护也不利。是年，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设计主持人。1953年年初，与陈占祥提出保留北京团城方案。2月至5月，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3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按照政府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原则，组织草拟甲、乙两个规划方案。7月，致信有关领导，反对拆除东四、西四牌楼。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并作《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专题报告。是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1954年3月，任中国人民慰问志愿军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朝鲜。6月，直接找周恩来呼吁保护北海团城，周恩来考察北海团城，决定在北海大桥的改建工程中，道路拐弯，保留团城。6月，创办新中国建筑学科的第一个学术性刊物——《建筑学报》，任主编。在《建筑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9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月，应苏联专家之请，扶病作中国古建筑系列报告。是年，梁思成《祖国的建筑》一书由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出版。是年，《中国建筑史》油印本内部发行，署名“梁思成旧稿”。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全国建筑工作者设计及施工会议，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和“铺张浪费”的设计思想。之后，各地建筑学会分会都进行了建筑思想学习，各报陆续“揭发”近几年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和建筑设计中导致浪费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梁思成被指为“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代表，受到批判。2月，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4月1日，妻林徽因病逝。6月，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是年，担任国家科委建筑组副组长。梁思成与林徽因1956年2月，就“复古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检讨，题为《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3月，参加中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工作。3月，出席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会议。6月至7月，任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波兰。9月至10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民主国家建协主席、书记、秘书长会议，并访问苏联莫斯科，参观苏联建筑科学院等机构。10月，中国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任研究室主任。1958年研究室并入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室主任。1957年2月，在中国建筑学会第二状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副理事长。与郑振铎、罗哲文同赴明十三陵长陵查看祾恩殿被雷击起火情况，建议为古建筑加设避雷针。此提议经周恩来批准，通报全国执行。7月，出席上海建筑学会成立大会，应邀作学术报告。是年，在报刊上发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1958年3月上旬，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建协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报告人会议，承担草拟亚洲各国城市规划情况报告的任务。6月下旬，参加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和中国建筑学会在青岛市举行的“城市规划与建筑”会议，作《青岛市生活居住区规划与建筑》学术报告。7月，担任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建协第五次大会，代表亚洲作《关于东亚各国1945年至1957年城市的建设和改建》报告。8月至9月，担任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捷克斯洛伐克。1959年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5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5月至6月，参加中国建筑学会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在杭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及建筑工程部与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的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组织《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梁思成参加了编委会领导。1960年4月，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科学理论研究规划问题。8月，当选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61年7月，在《建筑学报》第7期发表《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7月，存《人民日报》发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一文。7月，在《新清华》报发表《谈“博”而“精”》一文。7月，随文化部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考察。10月，赴蓟县考察独乐寺。12月，参加在广东湛江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当选学会副理事长。1962年1月，在广西南宁作学术报告，题为《从小处着手》。1月，调查广西容县真武阁。2月至3月，参加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听周恩来、陈毅报告。周恩来、陈毅鼓励梁思成继续进行《营造法式》研究工作。会议期间，梁思成撰写调查报告《广西容县真武阁的“杠杆结构”》。广州会议后，梁思成重新开始进行《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5月至9月，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拙匠随笔》系列科普文章。6月17日，与林洙结婚。1963年3月，赴河北赵县考察赵州桥修缮工程，在文化部古建所专家座谈会上，呼吁保护赵县陀罗尼经幢，维修正定开元寺钟楼。6月，考察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建设地址，设计“鉴真纪念堂”。为扬州市政协作古建筑维修报告，提出“整旧如旧”的观点。7月，担任全国科技普及协会北京分会副会长。9月至11月，任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国际建协第七次大会，世界青年建筑师会见大会及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建协第八次代表会议。应巴西建协邀请访问巴西。1964年4月，与林洙赴蓟县联系重新测绘独乐寺事宜，并考察独乐寺建筑。6月，在《人民中国》杂志第6期著文回忆幼年在日本的生活。是年12月至1965年1月，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65年主持审定《中囝古代建筑史》最后稿。7月，担任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建协第八次大会和第九次代表会议。1966年春，与莫宗江赴蓟县，与有关部门研讨独乐寺观音阁的保护问题。3月，在陕西延安举行的中国建筑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副理事长。3月，完成《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和《营造法式》大小木作以外部分的文字注释。4月，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1966年6月-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冲击。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混进党内的右派”，“彭真死党”等等游行示众。1968年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11月17日，住入北京医院。1969年全年在北京医院治病并写检查。10月，被安排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接受韩素音采访。12月，得知天安门城楼改造消息，认为“不能拆也不能改变样子”。1970年全年在北京医院治病并写检查。1971年全年在北京医院治病并写检查。12月，病重期间，鼓励前来医院探望的陈占祥向前看，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年底，北京医院发出了梁思成病危的通知，妻子林洙和女儿梁再冰陪伴身边日夜护理。1972年元旦，当梁思成听完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匆忘告乃翁’，等到了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在他呼吸十分困难，与死亡作最后的搏斗时对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日，梁思成离开人世。1978年梁思成的冤案得到平反。1984年梁思成生前设计的“扬州鉴真纪念堂”荣获建设部全国优秀设计一等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梁思成40年代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在学术界得到很高的评价。1985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宋营造法式注释》（卷上）。1986年梁思成诞辰85周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齐了《梁思成文集》四卷，收录了他生前的主要著作。1987年梁思成和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由于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与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而被授予国家科研的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出身梁思成日在出生时，是梁思成父亲因“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第三年。梁思成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梁思成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是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梁启超曾经送给长子梁思成这样一副对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这是一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勇往直前。1925年，梁启超得到一本重新出版的800多年前宋朝颁布的一部建筑书《营造法式》，当即托人带交给梁思成与林徽因，并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先宠也，遂以寄思成、徽因永宝之。”梁思成与林徽因尽管当时还看不懂书中的宋代建筑术语和内容，但父亲激励的话促使他们产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愿望。求学梁思成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梁思成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梁思成爱好美术和音乐，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梁思成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梁思成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梁思成也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梁思成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梁思成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获学士学位。梁思成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工作1928年， 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参观了希腊、、、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梁思成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梁思成认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建筑物表面上的赞扬和发思古之幽情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剖析这份遗产，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因此，一开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梁思成说：中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而终不得建筑物的真正印象。他生动地比喻，犹如古人熟诵《史记》对刘邦的记载，“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遇到刘邦仍不认识。所以梁思成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梁思成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从1931年起，梁思成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一开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梁思成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选择北京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着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一一逐个辨识、测量、记录。他求教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对独乐寺辽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在以后的几年里，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阅史料、翻看县志，找出何省、何县曾有古代寺庙及塔刹；深入地方，访问老者寻找古建的线索。梁思成在蓟县时遇见一位中学教员，言谈中得知这位教员的家乡河北省宝坻县（现属天津市）有一座类似独乐寺的大庙，梁思成闻之大喜，回北京后又立即带人去宝坻县调查，找到了已有900余年历史的广济寺三大士殿。民间谚语中说：“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梁思成就据此调查了民间传说的四件宝贝中的三件。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赵县大石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10余篇论文和报告，将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式的古建筑珍宝展现在人们面前。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严格，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地区，百姓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1932年梁思成去宝坻县，如今只需3小时的汽车行程，那时却要经历8、9小时。途中过箭杆河土桥，乘客都要下车涉水过河，让汽车空车过桥；一路在泥泞中颠簸，左右摇晃，倾斜几达30度；下车还要换乘骡车到县城，然后身带几十斤重的仪器、用品，步行几十里才能到达山中寺庙。当时的不少县城，也十分破旧与贫困，找不到一家干净的旅店可以住宿，在贫穷的雁北地区，甚至于买不到白面做的主食。有时住在庙中，白天随着和尚吃素斋，晚间与蚊子、虱子为伍，有一次住在正定隆兴寺附近的小学校内，晚上冻得只好把报纸压在薄被上以御寒冷。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梁思成对测绘工作的要求都坚持一丝不苟。对建筑从整体到细部，都要详细绘图测量；对各种构造、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要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抄录无误。他和助手们经常爬上梁架，手按几十年的积尘，佝偻身体，俯仰细量，惟恐探测不周。那时室内摄影还靠在现场点燃镁粉闪光，每当镁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间的成群蝙蝠见光振翼惊飞，扬出难耐的秽气。他们有时心中还惦记着时局的变幻，耽心着日寇会随时侵占华北，为了抢时间，往往一天坚持连续工作十几小时。1934年，在调查应县木塔时，为了摄取塔顶照片，梁思成登上60多米高的塔顶，手抱铁链，两脚悬空地攀登塔刹，去丈量尺寸；又退到塔顶边缘去拍摄塔刹的全景，助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终于摄取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当时也忘了害怕，要是再后退几步，真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他对自己对助手都要求严格，力求研究成果达到高水平。有一次，他把当时还只十几岁的莫宗江叫到房中，拿出几本当时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国外建筑书刊，指着上面的图对莫宗江说：“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我们的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你画的图也要达到这个水平”。莫宗江教授回忆说：当时梁思成就培养大家要有一股志气，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的东西当然应该达到世界水平。正是凭着这种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志气，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虽然工作艰苦，但却乐在其中。当他们借着老工匠的指点弄清楚了古建筑的某一处构造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们不顾污秽，爬梁攀架，在昏暗中发现一组宏大的斗拱时，会顿时忘却疲劳而欣喜若狂；当他们在古建筑上见到一个宋代《营造法式》上刊之有名的构件时，真像突然遇见久别的故人一样，引起长久的兴奋。他们不仅调查名刹古寺，同时还有意识地到山沟荒野里去发掘那些不见经传的民间遗迹。为此，梁思成、林徽因曾专程到晋汾一带调查，途经8县，还两次到北京四郊访古寻迹。1932年，他们夫妇二人在京郊八大处到香山的途中，发现在马路旁边，微偻的山坡上有3座小小的石佛龛，佛龛由几块青石板合成，貌不惊人，但都已经历了七百多年的风霜，龛上的石雕呈现出南宋的遗风。梁思成赞赏这3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平郊建筑杂录》）。巍峨的长城，嶙峋的古城楼，晨曦中的塔影，这些记录着中华民族不朽历史的胜迹都会给予人们以无尽的诗情画意，但是在建筑师眼里，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触，梁思成把这称之为：“建筑意”。他们在调查中，就经常因为领悟到这种“建筑意”而兴奋。梁思成深深感到正是通过这些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培养了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由衷深情和对劳动创造的无比尊敬。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仁先后到过50余座城市，调查了建筑、崖墓、汉阙、石刻等古迹800余处。乡间的民房是他们的工作室，晚上靠小油灯照明，只能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资料作参考，出版的刊物不能用照片，也无钱用铅印，完全靠用毛笔手抄文字，用钢笔画线条图，用石板一张张印刷，依靠连家属在内的全体人员用手工装订成册。尽管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写出报告的内容到绘制的图纸仍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平。梁思成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从1932年到1941年的10年期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共调查了2700多处古建筑，足迹遍及190县市，自宫殿、寺庙、石窟到园林、民居，从唐代古建到清代建筑，它们给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的资料，于1942年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穿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四出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代替照片的不足。在多病的妻子林徽因和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后方的小山庄里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特征的详细分析，他按中国建筑结构方法及其发展列举了中国古建筑的7大特征，并且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观念，建筑的传统体制等几方面论述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接着梁思成为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建筑文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图象中国建筑史》。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的这一时期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美国讲学，梁思成携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敬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赠授梁思成以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当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大规模建设活动开始时，作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全身心地投入到首都建设工作之中。他根据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性质，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建设的经验，预见到古都北京与新首都之间的矛盾，于1950年初，与都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尽可能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她的传统风格。梁思成还专门写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建议把北京城的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方面她们代表着古老北京的传统特征，构成了北京特有的体形环境与城市空间轮廓；另方面又可以加以改造，古为今用，为新社会服务。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厅供群众活动；城墙上加以绿化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梁思成还为此专门画了设想图。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当时都没有被采纳，北京的城墙、城楼被拆毁了，城内的牌楼被拆除了，梁思成为此痛心疾首，四处奔走呼号，有一次遇到拆除北海团城的争议，梁思成在会上详细地陈述了团城是国内仅有的几座古代高台建筑之一，他不仅在建筑史上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北海整体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方坚持说因妨碍交通而必须拆除，梁思成生气地说：“照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到周总理，总理亲自到现场勘察，最后采纳了现行的改建方案，既畅通了交通又保住了团城。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各部门都想在北京长安街新建办公大楼，梁思成为了保证这条市中心主要干道的质量，保护北京城的民族传统风格，特写信给周总理，要求这条干道的建设必须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要求各部大楼设计应具有民族形式，注意相互协调，而且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有权修改这些设计。中南海要兴建楼房梁思成设计出方案，特别采用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比例和门窗形式，以取得新建筑与周围古建筑的和谐，探索民族形式新建筑的创作道路。梁思成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北京这一座世界上仅存的，规模宏大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古城，即使在整体上难以保住，也力争在局部保住古城的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建筑，以求古都北京不致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梁思成还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磨难遭受迫害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梁思成没有想到他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师长们。“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造反派们就贴出攻击梁思成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没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实，因此所写材料都不通过，只能一步一步加重他的“罪行”。1966年7月，梁思成被造反派们从建筑系馆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直不起腰。之后，只要梁思成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了，住处被勒令一搬再搬，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反派们肆意查抄、勒索梁思成的家，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的稿子，林洙将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后使这些珍贵的稿子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林洙说：“在文革中他遭到了批判，但是他说，宁愿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也要死在祖国大地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觉得他有点儿迂，因为很多人都跑了，但是他就是这样坦然。”“梁先生说北京城是封建社会的博物馆，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味道了。”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主张“从整体上对老北京进行保护”。然而方案没有被采纳。半个多世纪后，当北京城里许多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已经在推土机前灰飞烟灭，当人们为出行和堵车问题怨声载道时，当初的保护主张再次被提起，被热议。感情梁思成与林徽因日，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按照其父梁启超的安排，赴欧洲参观古建筑，于1928年8月18日回京。1929年8月，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在协和医院生下其女儿，取名再冰，意为纪念已故父亲梁启超“饮冰室”书房雅号。婚后夫妻二人致力于建筑事业，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1932年夏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告诉梁思成，她爱上了，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梁思成想了一晚上，第二天跟林微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微因感动万分，对梁思成说，“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此事过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此后金岳霖终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梁思成与林洙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跟林洙说过，作为徽因的丈夫，确实有点累。梁思成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林洙问他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据林洙说，梁思成笑了笑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梁思成这样评价过林徽因之后，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在他们之间，是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关肇邺《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回忆说：“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岗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培养人才1928年，1928年刚一回国就到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新型的建设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又想着战后和平建设需要人才，于是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中国的教育上。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他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1928年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他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象和记住它们的建造时期。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写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建筑理论在梁思成的一生中，虽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但始终不忘他从事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创造出新的建筑。梁思成早在青年时期就到过欧美许多国家，参观过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筑。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也多具有自己的传统风格。人类进入20世纪，物质文明大大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新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问题长久地在他脑海中思考着。早在30年代，他总结了近代国外建筑的发展和近百年中国建筑的状况，他提出既反对全盘 西化，将洋式建筑照搬进来，也反对那种完全仿古的做法，认为这决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他向往着一种既能用新技术、新材料，又具有民族传统的新建筑形式的出现。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各国都在准备着战后的和平建设，讨论着新城市的理想规划，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种形式。梁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国在胜利后的建设，他在四川乡下读着国外新出版的书刊，研究城市规划，住宅建筑新的理论；他著书写文，探讨中国新时期的建筑设想；但是，在旧中国，他的这种向往和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向往已久的新建设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人民政府给予梁思成以极大的信任，委任他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开始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日夜操劳。他四处写信，邀集国内建筑专家来北京筹建国家建筑设计机构，以担负起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他参加制定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提出不要只着眼于个别工程的兴建而必须着手制定一个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体规划。1950年初，他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1年，他又组织教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担任纪念碑设计委员会的领导，在他主持下确定了碑形的式样。梁思成就是这样，怀着满腔热情，以一个技术专家的极大责任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他自己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在繁忙的工作中， 梁思成始终没有忘掉为新中国创造新建筑的理想，始终没有停止对建筑创作理论的探索。他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新中国文化的论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写文章，作报告，连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等，热情地介绍中国建筑传统，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他十分注意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的应用了大屋顶和古代建筑装饰的建筑，梁思成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发现有些地区、有些农村的住宅采用了中国建筑的横向开间比例，用普通砖砌出少许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他十分高兴地认为这可能是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途径。可以说，在建筑创作这样复杂的学术问题上，几十年来，梁思成始终在进行着思考和探索。1963年，他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项设计中，梁思成根据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兴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实，特地采用了中国唐代建筑的式样和风格，以象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扬州市建设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这一组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1962年，梁思成带着助手又开始了对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营造法式》是中国宋朝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的法规的书，是中国历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筑经验总结。但是由于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筑很少，名称与后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难读懂。梁思成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研究此书，从30年代开始就决心将难于理解的论述和名称加以注释，用现代科学制图方法画出宋代建筑的图样，这样做对深入研究中国建筑的传统技艺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此项研究由于难度大始终没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上卷的工作。这时，他虽然已经60多岁了，身体又多病，他们仍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干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位学者被迫终止了一切工作。保护奈良1944年，为了取得对日本作战的最后胜利，美军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空前规模的大轰炸，到1945年，日本已有199座城市遭到轰炸，城市建筑被毁平均在40%以上，最高达90%。但是惟有日本古都奈良是个例外，好几次，飞机飞到奈良上空，没扔炸弹就飞走了。30多年后，奈良因其完好地保持有众多的古代建筑以及占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国宝”级文物，而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使京都奈良免遭轰炸的，则是位对东方古建筑有特殊感情的人——梁思成。梁思成面对布朗森上校的不解，恳切地说：“上校先生，要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想到四万万中国人蒙受的深重灾难，我是恨不得马上炸沉日本四岛的。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的责任感，让我马上冷静了下来。上校先生，您大概知道，“建筑”这一词在英语里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艺”的意思。所谓“巨大”并非指它面积与体积，而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发展的综合体。因而，建筑又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法隆寺，那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就像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只剩下一些短柱了，它辉煌壮伟的原样，现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外行人往往误以为完全可以重修再建。然而，在巴特农神庙的残址上，再竖起几根石柱，补上精美雕塑，那就像给维纳斯补上断臂，那还能是巴特农？还能是维纳斯吗？以一个东方古代建筑著名专家，以一个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学者呼吁保留建立在日本的人类文明的古代建筑，这本来就使人感动而可信。布朗森上校是个懂得艺术的人，他被说动了。不过他告诉梁思成，计划还要最后上级将军批准，“他是位西点出身的“三星将军””。听了这话，梁思成抽出一只红笔，在两处打了三个星的地方，又各加了一颗星，说：在两处，京都和奈良，可是东方古代建筑艺术上的“四星将军”啊！——当年，也正是梁思成根据考证确认，唐代鉴真大师去日本后主导设计的唐招提寺，完全是根据中国五台山佛光寺建造的，一模一样。当梁思成的报告和地图送到将军处时，将军长时间沉默了。他说，有人也向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但统统都没有梁思成的报告那样使他震撼，令人叹服。正是因为梁思成的努力，才使得宏伟的奈良地区的建筑得以保留。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三十周年纪念日时，《朝日新闻》特刊一文——奉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
梁思成著作梁思成．《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年梁思成．《蓟县独乐寺山门考》．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年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年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年梁思成．《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年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年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一期，1934年梁思成．《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4年梁思成．《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与刘敦桢、鲍鼎合写）．营造学社四卷，1934年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单行本）．1934年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三期，1935年梁思成．《治故宫文渊阁实测图说》（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年梁思成．《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与蔡方荫、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年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一期，1935年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叙述》．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二期，1935年梁思成．《建筑设参考图集简说及（一）台基，（一）台栏杆．（三）店面．（四）斗棋（汉一宋）．（五）斗拱（元明清）》．营造学社特刊．1935年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单行本）．1945年梁思成．《中国建筑和艺术》（英文稿）．为美国百科全书作．1946年梁思成．《城市计划大纲序》（单行本）．1951年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文物二卷五期，1952年梁思成．《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文物，1953年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建筑学报，1954年梁思成．《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林徽因、莫宗汇合写）．建筑学报．1954年梁思成．《东亚城市建设与改造》．在国际建筑协会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梁思成．《建筑创造的几个重要问题》．建筑学报，1961年
梁思成建筑奖是为了激励中国建筑师的创新精神、繁荣建筑设计创作、提高中国设计水平而设立的，是授予中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并被定位为中国建筑师的终生成就奖。经国务院批准，原建设部于2000年设立了梁思成建筑奖，由中国建筑学会承办，以表彰和奖励在设计创作中作出重大成绩和突出贡献的杰出建筑师。
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在抗战时期的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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