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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潮】反别人的智，却忘武装自己
时间： 07:46
　　半个月内，两起刺医事件深深戳痛社会。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医生王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邢志敏成为无辜受害者。但更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又肆意发生着的另一个残酷现实是，喧嚣于网络上的冷血。
　　医患关系只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望过去，四处弥漫的不信任感恰恰暗合了中国当下反智情绪的集体爆发――主观、冲动地打到权威、反对知识、怀疑一切。
　　我是流氓我怕谁
　　“反智”二字，对很多人来说是个熟悉的陌生人。在“韩方之战”中，伴随着韩寒被批判为80后反智主义的代表，“反智”被无数次的@和转发。“反智主义”一词，则因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而走红。反智主义的三个重要观点是：一是对知识本身的仇视，二是对知识分子的痛恨，三是对精英文化的颠覆。
　　在刺医案件中，患者将医患矛盾的所有责任推给医生，反对专业性甚至仇视医生，就是典型的反智情绪的爆发。对于患者而言，在专业知识缺乏的情况下，信任医生是治愈病患的唯一途径。然而，频频发生的医疗事故、无处不在的医疗黑幕带来了患者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催生了对针对医生的反抗。
　　反智情绪的爆发还体现在整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浅显易懂的表达是“知识无用”、“反对权威”，最集中的表现是，网络环境中“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拥而上，一堆口水淹没那些故作清高的专家、学者和公知。”这种“我是大老粗我怕谁”的情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王朔的“痞子文学”中显露无遗。在王朔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透露出对知识的不懈，放浪形骸，蔑视伦理纲常，正如王朔喊出的口：“我是流氓我怕谁”。
　　反智的历史脉络
　　其实，反智的思想一直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道家和法家具有明确的反智主义主张。“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治邦，邦之贼也；以不知治邦，邦之德也。”这是道家反智主义的典型言论，然而，老子是从政治权术的立场主张反智的，以愚民政策巩固统治基础。
　　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庄子发展了道家另一个方向的反智主义，即对僵化理念和教条的质疑，认为经典是“古人之糟魄“，主张超越有限知性去感悟、体验个体与世界的无限统一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逆于万物”）。余英时称之为“超越的反智论”，而这对于警惕和反对经典崇拜和权威专制，具有必要而积极的意义。
　　然而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认为，此时，中国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这带来了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精英对大众的背离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的破裂。于是，反知识、反精英、反权威的反智情绪一路高涨。
　　警惕“病态反智”
　　美国作为先进国家的代表，在其历史中同样有不少反智的暗流，只不过它是软性的，愿者上钩而非强迫中奖，它借助的是人们不善于思考的习惯和盲点，美国式的反智担心的是专家背后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中国当下的反智情绪存在着某种病态――只负责恶搞与讥讽，不负责创造与建设的弊端，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
　　评论家张天潘称，中国式反智虽然反智力上的权威，却没有塑造出一种底层大众的独立性与个体理性。也就是说，反别人的智了，却没有用自己的智把自己武装起来，还很容易在反完之后，陷入一种虚无状态，然后迅速聚集到另一尊他们自己创造的神的脚下，膜拜不已。这方面的例子近在眼前的有：当人们不再轻信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研人员时，却对“张神医”和“李神仙”敞开了心扉。
　　理性的反智思维可以理解为一种批判理性，对于以知识为包装的专权和不法利益，反智主义是一针解毒剂。但学者吴稼祥指出，“然而，当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开放到可以随机吸纳各种社会思潮。这种情况下的反智主义会把个别事件和零散的不满情绪汇聚为社会群体意识，这对于处于脆弱平衡状态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是抱薪救火，而不是普降甘霖。”
　　佛山日报记者 文倩（责任编辑：愚公）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网络媒体中的反智主义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2012年第7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城市的发展必然导致媒体的繁荣，媒体的触角已遍布城市的角落，其中网络媒体更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但网络的发展伴随着各种问题，"反智主义"的倾向对城市文化更是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叙述反智主义的理论渊源以及其在网络中的表现，旨在指导网络发展趋利避害，促进网络对城市文化正面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国论文网 /3/view-3427219.htm　　关键词:城市文化 媒体 互联网 反智主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翻越茹毛饮血、钻木取火的原始记忆，城市越来越成为文明的滋生点和集散地。　　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过城市即是"文化容器"，他在其著作《城市文化》中指出"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久的青藤上的一朵花。城市这个演戏场内包括的人物的多样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至最终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对话。不止一座历史名城在一次次决定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对话中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极顶"。而由于媒体所具有的传播功能，无疑成为"对话"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媒体的触角已深入到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有着媒体的烙印。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至今持续发挥余热并且仍锐意进取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各种新媒体的不断兴起和发展无疑又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剂猛药，让城市中的交流与传播处于一种更为五光十色的状态之中。网络、手机、移动电视、触摸媒体等等都为交流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其中网络传播更是具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对城市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网络传播依托计算机通信技术，具有许多独有的优势，顷刻掀起了新一代传播发展的浪潮。在传统媒体面前，网络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潮中，尤其是在Web2.0时代，前进中几度激起"浪花"，而被称之为"反智主义"的这一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语源美国思想家霍夫斯塔特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虽然反智主义还只是一种存在于文化和思想中的态度，未曾形成一套思想理论，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浪潮的裹挟下，以及随着民粹主义的逐渐渗透，反智主义虽由来已久却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互联网这一广阔肥沃的温床之上，上演着一次又一次对于理性智慧和精英文化的狙击，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1）网络"审丑"文化背后的病态反智：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春运帝国"，从木子美的"身体写作"到芙蓉姐姐凭借"S身材"大行其道，再到凤姐小月月犀利哥红遍整个中国，每一次都为反智主义在互联网上的发展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欣赏唱功最好的民乐家的网民寥寥无几，追捧关注上述"明星"的网民铺天盖地，关于他们的讨论更是不计其数。最近，芙蓉姐姐都出唱片了，凤姐也频频登上商演的舞台，当真成了超级大明星。网民的"口味"也越来越偏向病态反智。　　2）"贴标签"背后的盲目对抗："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标签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而面对这些名词时人们的态度往往是消极的。今年4月13日在南加州大学被枪杀的两位大学生尸骨未寒，祖国的网络早已一片沸腾，然而很多网民不管真相是什么，便断定这是宝马车里的"富二代"们的罪有应得，更有好事者饶有兴味地在论坛上讨论在美国花1万美元能不能买到二手的宝马车。这些网民更像是一群暴民，无视事件真相，不做理性分析，而只会预设立场，盲目泄愤，无疑都是反智的外化行为表现。　　3）社会现实激化下的反智自嘲：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盛传的新闻标题即是"月嫂月薪1.5万超医学博士"，虽然高薪月嫂毕竟是少数，但还是无法抵挡网民们内心的不平衡，一时间又掀起了关于脑体倒挂、读书无用的讨论；"屌丝"文化的流行也带有反智的色彩，"他们身份卑微、生活平庸、未来渺茫、感情空虚，不被社会认同……不满于无聊的生活但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大家不管在现实中是不是真正的"屌丝"，都来竞相认领这一身份，大有王朔当年"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在这样一种集体认同中寻求心理安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中寻找微妙的沉默与平衡，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和他那特别的"精神胜利法"。　　网络媒体中体现反智主义倾向的事件不胜枚举。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很难对"反智主义"抱有一种积极的好感。当年霍夫斯塔特提到这一名词的时候也不无贬义。正是20世纪50年代，代表大企业利益的艾森豪威尔的粗鲁统治，以及麦卡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得霍夫斯塔特试图从美国历史传统来反省这种政治现象的渊源。而在中国，姑且不论古代老子的"愚民"思想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单单提及十年文化大革命时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迫害，已然将国内的反智之风推向顶峰。　　然而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历史上相当罕见："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实则由来已久。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美国是一个高度开放、教育普及率和受教育程度都远远高于现在的中国，在那样的环境下，反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陪审团制度在美国的存在就是反智的例子。陪审员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知识文化不论，与美国庞大的律师队伍相比，这些陪审员在很多方面都是远远落后的，然而这却又是美国民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印刷术统治下的世界里，由于印刷品的数量限制和其对于文化水平的要求，知识常常处于被社会精英垄断的位置，平民百姓很难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电子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为更多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了平台，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信息的传播，打破了精英对知识的垄断。这也受到了一批人的追捧。网名为"反智的书生"的旅美学者薛涌成为推崇反智风潮的"最鲜明的倡导者"，他在《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精神》中说到："当初我在网上开博客，是由编辑代劳。他们给我的博客起的名字，叫'新启蒙主义'。背后的基本理念，还是士大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来教育老百姓的。后来我坚持把名字改成'反智的书生'，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反智主义作为对抗那些所谓的"精英"有着积极的作用，也在另一个侧面很大程度上担当起促进学术进步、防止学术堕落的责任。这似乎是一个反智的悖论，却又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正如学者吴稼祥在《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一文中对"反智的书生"薛涌做出的反驳所说的，"……主智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往往天下治平，反智主义成为主流时，不是天下大乱，就是暴政虐制。"在目前中国还有8亿农民的社会现实和"文革"惨痛的历史教训面前，我们始终要对反智主义保持理性的警惕。　　近年来，随着新兴的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图像泛滥，回归"视觉"意味着整个社会重新回到了一种感性的审美意识中，生活变得更加平面化，理性的深邃与结构的规范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层面，网络更是这种倾向无限生长的温床。然而，我们需要的"反智"是对于知识精英垄断地位的反抗，是对绝对权威的挑战，是对粗制滥造的学术的警惕，是对自己说话权利的捍卫。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媒体是我们有力的武器。健康而有活力的网络生态必将促进城市文化的向前发展。　　参考资料：　　[1]薛涌：《网络文化中的反智主义精神》　　[2]吴稼祥：《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致死》　　[4]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5]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　　[6]周可：《反智主义与林语堂文化理想的人文偏至》　　[7]郭庆光：《传播学概论》　　作者简介：陈欣欣（1989-），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新闻一班本科生;孙 阗（1990-），男，汉族，江苏靖江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新闻二班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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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文链接：
○　张海涛 殷振文
反智主义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现代与传统、大众与精英的冲突的又一显现，或者从文化层面说是世俗理性精神与审美批判精神的“诸神之争”。在当下，我们不得不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社会历程与现代性思想状况整体氛围与境域，分析一系列问题：反智主义的发生、反智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反智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确立。
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国外语境中，反智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思想潮流，这里暂不作分析。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反智主义
点评：欢迎铁友们对号入座。我提示一下主要的表现形式：知识越多越反对；打倒知识分子，中华才能崛起；俄罗斯永远是正确的，美国和西方永远是错误的；反对民主的，就是好的，要民主的，都是汉奸美狗日杂；越SB，越光荣。。。还有很多，自己发现吧。哈哈○ 张海涛 殷振文反智主义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现代与传统、大众与精英的冲突的又一显现，或者从文化层面说是世俗理性精神与审美批判精神的“诸神之争”。在当下，我们不得不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社会历程与现代性思想状况整体氛围与境域，分析一系列问题：反智主义的发生、反智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反智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确立。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国外语境中，反智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思想潮流，这里暂不作分析。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反智主义很明显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泛滥。而民粹主义在后发现代性国家表现得异常突出，当然我们也不例外。一、民粹主义与现代性民粹主义伴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而产生，并不间断地成为一种有力的社会力量和理论思潮。民粹主义是启蒙现代性确立过程中无法摆脱的阴影，它最突出而集中体现在典型的后发型现代性国家。作为后发型现代性国家，现代性更多时候是异己性与外发型的，或者说被动性的；同时，由于这些国家传统体制力量的强大，现代与传统之争在这些国家表现得尤为激烈。“古今之争”从现代性原发型国家的时间之争，诡异地转换成现代性后发型国家的“东西之争”。我们需要更正一个观点，“东西之争”绝非仅仅在中国，其实很多西方学者将东西之争直接推延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例如，在自命神圣罗马帝国传统继承者的中欧国家德国（普鲁士），对西方现代性的质疑从莱辛就已经开始了。随后就有了德国的第一次对现代性的持续质疑和准民粹思想的兴起。德国著名浪漫主义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施莱格尔兄弟，从民族主义立场上，对启蒙理性以及启蒙精神带来的现代哲学与文化持抵制态度，他们站在大众立场上，对以英、法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都持批判态度。他们诅咒着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商业文明，他们无比推崇原始的民间的大众的朴素与纯正。他们反对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精英，更多坚持从德国落后的民间、民俗和风习中寻找他们的理想中的文明。这样的民粹思潮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从中欧发展到面临同样改革与现代性抉择的俄国。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从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开始，就进行着典型的后发型现代性国家的现代性事业。俄国的早期现代性历程，是现代性后发型国家的典型，虽然在物质与技术层面、经济方面都学习效仿西方，但是俄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却牢固不可撼动。所以在19世纪俄国国内形成三种相互对立竞争的思潮：西化派与保守正统国家派。前者是现代化派，而后者则是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在当时盛极一时并且影响巨大的却是第三种思潮：斯拉夫派。斯拉夫主义与上述德国的反启蒙理性的浪漫主义者有很多联系和继承关系。斯拉夫主义者建立了系统而且彻底的反现代性与反启蒙理论思想。斯拉夫主义认为彼得大帝的向西方学习的改革是俄国社会与文化的灾难根源。斯拉夫主义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影响力。因为当时的俄国虽然在物质科技方面已经接近西方现代文明，但是作为地域广阔的东方帝国，它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像18世纪的德国一样，俄国广大的地方，除去彼得堡和莫斯科，很多还是极度落后的农奴时代，还继续着落后的农业生产。俄国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农业国。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国农业的落后与俄国农奴的悲惨处境以及农民的贫穷的原因归结为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剥削与入侵。他们于是强化东西的差异，并将西方文明视为一个他者，充满罪恶与暴力的他者。同时他们将一切现代化的思想视为俄国精神的堕落。他们认为西方启蒙理性是导致俄国灾难的根源。非宗教、商业化、官僚化、都市化和非人化都是启蒙理性的必然结果。此刻，俄国的民粹主义代表：斯拉夫主义者就建立起自己的理想世界，即俄国公社制度。他们认为农民，俄国的底层，是俄国的化身，他们极度厌恶都市化的、西化的知识精英。他们对俄国的专制统治的憎恨转化为对现代性启蒙理性的仇恨，对现代资产者和现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唾弃。很明显，斯拉夫主义者的民粹主义依二分法的逻辑，以民粹的方式对现代性作出反应。现代性强调法律，他们就反对法律；现代性追求社会秩序，他们就反对他们认为的机械秩序，进而推崇传统习俗和道德；现代性强调科学文明，他们则将文明寄托于原始农耕；现代性发展现代知识阶层，他们则极力推崇广大民众。俄国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其内在思想基础、其开展途径与民粹主义是密切相关的。在文化与思想上，共产主义革命更加表现出对知识精英的怀疑与敌视，并且最终给予消灭。国内学者吴稼祥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本质，他认为民粹主义在政治上反对上层政治权力精英，与无政府主义相近；民粹主义在经济上反对上层资本精英，与空想社会主义相近；而在文化上，民粹主义反对上层知识精英，就表现为反智主义[1]。二、现代性与中国的民粹主义以及反智主义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性国家，具有上述国家在现代性确立过程中的共同点，并且也显现出其独特性。这集中体现在现代性与民粹主义的膨胀、反智主义的盛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启蒙现代性工程远远没有完成，并且一再被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干扰阻挠，并且给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带来了空前灾难与挫折；而反智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带来极其消极的影响。民粹主义在中国20世纪初早就发展为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中国民粹主义的膨胀，就可以说是一个后发型现代性国家对现代性反应的一种典型病症表现。所有的民粹主义都表现出几个共同点：反现代性、反现代文明、反知识精英。中国的民粹主义与俄国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的民粹主义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有区别的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影响之大，影响之久，破坏之大却是其他后发型现代性国家所不能比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粹主义就潜伏在各种社会运动与文化思潮内部。五四运动主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就喊出打倒贵族文学等口号，周作人倡导平民文学，很多学者提倡民歌，发起过采集民歌活动，并发起乡土文学运动等。当然不可将此等归于民粹主义，但是非常明显，这些活动对中国文化与中国革命运动导向民粹主义倾向有促进作用。而且从“五四”以来形成的激进主义革命传统，虽然表面都打着各种革命口号，但内在地，都无比带着民粹主义的影子。20世纪的前半叶，在20－40年代的革命时期，民粹主义在革命活动表现非常明显。革命时期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与改造活动，践踏了知识分子的尊严、消灭了现代民主习惯，并毁掉了启蒙的理性精神。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一次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反复的民众集体狂热，无不是民粹主义作祟；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荒唐举动，也是民粹主义的集中显现。民粹主义给中国的现代革命、现代化过程带来了巨大灾难。而反智主义也在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过程中或明或暗、持续不断地毒害启蒙精神与现代文明。1942年的“延安讲话”，就体现出作为革命的政党组织的反智主义倾向。对知识分子的贬斥，对“五四”以后成长的启蒙精神的打压，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改造，在这段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智主义思潮。随着现代性过程与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达到极点，这就导致中国这个后发型现代性国家，举国发动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反智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全社会重新走向启蒙现代性的道路，反思并努力将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消除。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年，我们的国家与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的一系列问题：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官商勾结等等；今日的中国，民粹主义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他们“控诉知识精英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利益集团收编”[3]，这势必会给未来社会发展与文化成长带来梦魇般的恐怖效应。虽然民粹主义尚未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功，但是民粹主义的反智主义，却在国内形成一股潮流。吴稼祥在其批评文章中提出，目前国内的新左派、偏执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僵而不死的老左派在思想上渐渐合流，反智主义的文化力量蓬勃生长[2]。现代社会文化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快捷的互联网络，互联网本来被视为民主推动的最有力工具，但是今天网络空间却成为反智主义的主要活动场所。三、对反智主义的反思以及文化现代性的呼唤虽然民粹主义面貌复杂，民粹主义的反智主义也难以对付，但是他们及其鲜明的立场与态度，却暴露了他们的本质：现代性过程中的精神症状。在吴稼祥先生的文章中，将他们的统一立场归纳为：“六反、三仇、三热爱”。六反即是反现代性、反西方、发改革、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即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即爱毛、爱苏、爱文革[4]。面对新的民粹主义的滋长和反智主义的再生，我们必须对其加以批判。在过去的中国百年里，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的盛行，现代性发展过程异常艰难。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极端落后。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家，小农自然经济一直是国家经济主体，农民是社会人口的主体。农民是民粹主义的最广泛群众基础。现代社会经济主体是工业经济，现代文明的主体是与工业经济相应的城市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处于不断衰落中，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情绪往往会变得极度强烈。所以，在整个过去的世纪中，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落后与农民的巨大群体是民粹主义的基础。第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文化中的反智色彩。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大多是草莽出身的统治阶层，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压制和打压的，在整个封建社会是没有改变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而在传统文化中，老子表现的反智思想最为强烈。例如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强调无知的好处；老子还认为知识与文化是虚伪的表现，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即是典型。以上两点就是传统农业经济与传统专制文化导致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盛行的根源。但是本文还是要揭示：中国的现代性的自身缺失也是导致中国的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的原因。现代性包括启蒙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主要是指物质科技层面与社会制度层面；而文化现代性则更多体现在文化思想层面与精神信仰领域。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更多的是前者，即启蒙现代性的诉求。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总是把追求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变成了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经济建设工业化，以及在社会层面建立现代化民主国家。从前现代跨入现代阶段，人类高举启蒙理性精神，发展现代科技，对世界进行改造与扩张。但是，就在整个现代性过程中，从神义论转入人义论，人类面临着精神空虚，面临着上帝已死的信仰危机。伴随而来的还有世俗化的精神过程，这势必导致了道德与价值的虚无，面对现代性这个巨大工程或者“历史巨兽”，每个个体更多地会产生畏惧与排斥。西方现代性是启蒙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二重张力结构的发展。当启蒙现代性完成了社会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要求的同时，文化现代性作为一种反思力量，对现代性保持着文化层面与精神领域的反思、批判。文化现代性为西方解决了现代性本身带来的精神领域与信仰世界的危机，提供了艺术、宗教、哲学等途径，文化现代性也引导启蒙现代性走出了可怕的无灵魂的现代性的困境。文化现代性完成了自身的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与批判作用，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安置与意义重建。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基本忽略了文化现代性的诉求，忽略了文化现代性肩负的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忽略了文化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灵魂”安置、意义重建。既然已经跨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每个中国人也必然体会到西方人同样的精神领域的危机，当然还有道德价值沦落的忧虑。可以说，中国人彻底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这就为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反智主义的盛行敞开了大门。今天，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的卷土重来，原因不仅仅在于改革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深层原因也在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发展诉求的不自觉导致的国人精神的危机和人生价值意义虚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现代性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虽然启蒙现代性带来社会物质层面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文化现代性还没有得到相应充分的发展。启蒙现代性导致了精神危机与意义空虚，信仰空白，这在当下国内表现极其明显，人们虽然解决了物质生计问题，但是社会怨恨情绪不断、仇富心态流行、社会道德却不断沦丧，社会文明程度下滑，每个人都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或附庸。为了克服反智主义，我们需要充分满足文化现代性的诉求，强化文化现代性的反思性和批判功能，促进现代社会、每个个体的人性的全面健康发展，唤起人们对于知识的尊重，对文化神圣地位的认同。文化现代性需要充分发展，并肩负起人生救赎意义。各种文化形式：艺术、宗教与哲学都可以承担起世俗救赎功能，提供一种从现代生活的刻板空虚中解脱出来的救赎，提供一种超越现代商业逻辑造成的人性单向度的途径，重新赋予每个个体生存的尊严与意义。所以，要警惕民粹主义，消除反智主义，首先需要人们从社会物质层面和理论思想层面重新认识现代性，在继续满足启蒙现代性诉求的同时，完成文化现代性的转型，实现现代性的合理完全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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