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姚劲波|58同城|贫穷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王培霖
　　制度保障财富创造，制度决定财富分配。从经济学原理上说，法权完善可以生长出财富，社会组织丰富可以维护财富分配公平。在现实中看，在财富创造方面，企业是弱势群体，经常被权力碾压；在财富分配方面，劳动力是弱势群体，经常被资本碾压。
58同城式的劳资纠纷案例，将来会充斥于中国经济，而社会显然还没有应对和良性博弈机制。
　　一则爆料让58同城上了头条，因为口头传达的一则全员强制实行996制度（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周六正常上班，且没有额外补贴）的通知，引发了员工们的强烈不满。在58同城CEO姚劲波的一则微博下面，大量58同城的员工和家属留言抗议，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58方面向媒体回应称，“996”是常规性动员，原因是9月和10月业务流量大，“996”并非强制性要求。但随即，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地的58员工表示公司说法与事实不符。
　　58同城不是孤例。中国已经进入劳资纠纷多发的时代。只是各地劳资纠纷虽然多发，唯有58同城树大风高，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劳资纠纷这个偏冷门的话题。
　　58同城式的劳资纠纷案例，将来会充斥于中国经济，而社会显然还没有应对和良性博弈机制。
　　本来，互联网企业竞争惨烈，加班加点方能生存壮大，可以理解。华为、阿里等公司，都以加班文化而闻名，仍不失为好企业的典范。但是为什么这些公司的员工对加班文化欣然接受，而58同城的员工却如此愤慨呢？
　　因为此加班不同于彼加班。一个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企业，人们本可以期许它内部阳光照耀。但58同城的加班规定，不是公平交易，而只是赤裸裸的欺压和剥削——虽然我很不情愿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词汇（有人猜测它还有更深的用意，即变相裁员，自然，这也不是不可能）。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才造成了此次风波。
　　反观小米、华为等企业，都以加班闻名，但都是事先说明，华为更是事先签署“奋斗者协议”。华为推行“工者有其股”的激励机制，员工和企业共同奋斗、共同受惠，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辛苦有回报，奋斗者得到的分红很可观。
　　多劳则多得，事先有契约，这都是公正的市场经济伦理。58同城则不然，在这一轮风波中，它所奉行的损人肥己的恶性理念暴露无疑。从这个角度说，这家美国上市公司的文化，并不比那些土皇帝式的小企业更优质。
　　58同城式的劳资纠纷案例，将来会充斥于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净减少（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345万人）。这就有了劳动力和资本平等博弈的基本前提。之前在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条件之下，其实劳动力根本没有跟资本博弈的条件可言，也没有动力可言。
　　从这个角度来说，58同城的事件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上市的大公司，而且因为它是代表了一个时代，或者开启了一个时代。
　　58同城的当事人该如何应对呢？
　　有人说，中国有《劳动法》，你可以打官司、仲裁啊。
　　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官司成本高昂，诉讼期漫长，结果不确定，孤零零的打工仔，想胜诉美国上市公司，谈何容易？大部分人只能忍气吞声，要么卷铺盖走人，如此而已。
　　所以虽然目前有一部偏袒劳动力的《劳动法》，但全社会资方对劳动力的欺压却屡见不鲜。
　　进一步说，仲裁和诉讼是以公权力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可能真的什么纠纷都要靠公权力来解决，那样成本太高，是一个社会不可承受之重。正如两个国家间，并非一切都要靠战争来解决，而是有大量的谈判协调机制在，战争只是终极解决方式，它的成本太高昂。现代社会如此复杂、动态，要想生活幸福，必须摸索出一种低成本的可协调的高效率的纠纷调解机制，或曰矛盾调解方式，把劳资纠纷就地解决。
　　我想到了58同城的工会。理论上说，我国法律赋予了工会相当大的权力。但在此次纠纷中，却见不到工会挺身而出——可见工会这一类社会组织的发育，直接关乎个人的冷暖，在弱势劳动者面临碾压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一个组织为你防守、回击。
　　尝一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在更深层次上，58同城的案例映射出中国人为什么聪明、勤劳而不富裕的原因。
　　制度保障财富创造，制度决定财富分配。从经济学原理上说，法权完善可以生长出财富，社会组织丰富可以维护财富分配公平。在现实中看，在财富创造方面，企业是弱势群体，经常被权力碾压；在财富分配方面，劳动力是弱势群体，经常被资本碾压。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渠道如此坎坷，中国人为什么聪明、勤劳而不富裕，原因须向此中寻。
　　具体到58同城式的案例来说，十分缺乏一个社会中间组织来协调劳资双方，形成一个正常的博弈机制。中国劳动力工资提升缓慢，与此类社会中间组织极度缺乏有关（近些年一直在推行的“集体工资谈判”，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并非真正有效的谈判）。
　　当然我并不主张把工会的权力扩大到极端，任何权力都会滥用。底特律汽车城的产业衰败，很大程度上就是拜工会之所赐。当然，中国处于另外一个极端。总之，只有均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可以有效达到遏制资方的侵权行为。
　　中国社会的劳动力价格，就如同针对农民手中的土地的价格，是长期被人为压低的。社会组织的发育，关乎中国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悲惨还是幸福。随着58同城式的案例越来越多发，这一需求日益迫切。
　　(本文作者介绍：知名财经评论人。)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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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庄佩璋
　　来源：搜狐教育
　　聪明人应该富有，异常聪明应异常富有，才符合逻辑，当然，如果聪明人懒惰，肯定不富有，但是中国人不仅异常聪明，而且异常勤劳，却不富有，为何？中国人的聪明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美国，你去商场买东西，事后不论任何理由，都可去退货。因此，有一些中国人假如过几天要出席重要宴会，就去“买”一套名牌衣服，穿去赴宴之后，再去商场退货。
　　美国商店还有一桩好事：买贵了，可退差价。于是有些中国人就趁平时不打折，但尺寸、颜色较齐全的时候，把货品买回来，等到大减价的时候，再把收据拿去退差价。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还到处宣扬自己的聪明，甚至纳闷为何别人都那么“愚蠢”，不会利用这个“漏洞”。
　　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能力强”，把挑拨族群看成“和解共生”，真的是价值错乱。许多股友在讨论巴菲特的选股标准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一再强调的：他非常重视一家公司CEO的诚信，不够正派的公司他绝不考虑。
　　今天你会钻法律的漏洞，明天你掌权了，就会去修改法律，让自己的违法变合法。这几年来，我们看了太多这种例子。
　　10年前，我带3岁多的儿子到美国旅行，寄宿亲戚家。亲戚拿出一个全新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给我，说：“这里规定，儿童一定要坐汽车安全座椅。这个给你用，因为是借来的，请尽量不要弄脏，我还要还给人家。”
　　两周后，我不再开车，他拿着半新不旧的安全座椅到量贩店办理退货。店员一声不吭，将钱全数奉还。
　　亲戚得意地对我说：“美国的商店，两周内都可凭发票退货，所以我们常来这里‘借’东西。有些中国人甚至连电视机都‘借’呢！你说，美国人笨不笨？无条件退货机制的漏洞这么大，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来年，我到日本，在当地做事的台湾朋友招待我，出入都开车。我问：“东京地狭人稠，不是很难停车吗？”“没那么严重啦！政府规定要有停车位才准买车，所以车子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多。”他说。
　　“哇！那你有停车位喽？一定贵得吓死人对不对？”“你怎么跟日本人一样笨！先租个停车位，等车子挂牌后，再把停车位退掉，不就解决了？”
　　几天后，换成日本朋友招待我，待遇沦为两条腿加地铁。他客气地说：“东京养车容易，养停车位难，所以只好委屈你挤地铁了。”我马上向他传授“破解之道”。
　　没想到他没有“悟道”后的狂喜，只淡然地说：“真要钻漏洞，其实到处都是，比如家母住在乡下，我把户籍迁过去再买车就可以了。但是，我实际上就住东京，没停车位却买车，左邻右舍会怎么看我？开车上班，我怎么面对同事？正派的人都不会这样做。”
　　美国商店无条件退货的机制与日本到处存在漏洞的法规，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当信任瓦解，社会也会崩溃。因此，他们可以容忍政客做错事，却不容许政客说谎。
　　我们则是“假到真时真亦假”，每个人都虚虚实实。思维影响行为，而个人行为又可扩及影响企业服务、社会运作。
　　记得去罗马搭乘地铁时，发现有售票机却没有验票机。我当场起了疑心，到底要如何确认乘客有没有买票？如果有很多人逃票，那地铁不就铁定亏钱吗？这是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想要替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或贪小便宜的心理寻求应对之道。
　　对意大利人而言，我们会问这种问题才奇怪。搭车为啥不买票？乘车怎么可以不买票呢？两方的想法当下有了差异。
　　如果你真想知道不买票是不是也可以搭车？可以，的确可以入站搭车，但是你要确保不会被富有正义感的意大利人发现，因为他八成会去告发你。到时候罚款可就是票价的数倍，而且丢脸还丢到国外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纽约，有一次参观有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付了钱，柜台员工给我们一个约10元台币大小的金属片门票，上面附有有两条夹子，方便我们别在衣领上。友人告诉我，参观中途可以随时出来，如果还要再进去，门票就不用缴回，可以凭原本的门票再进入。确定不再进去参观，就把门票丢入门口的玻璃柜中。
　　我问：“门票的形式、颜色每天换吗？”朋友回答：“不换。”“那会不会有人把门票带回家，过几天再来呢？或是10人进去只买5张门票，其中一人再把门票带出来给其他人？”
　　朋友大笑：“只有中国人会这么想！美国人的想法单纯多了，进去就是要买门票，不再进去，就缴回门票。基本上美国人相信大家都是守法的好人，所以门口的工作人员很少。”
　　刹那间让我觉得很惭愧，防弊多于兴利的观念、钻漏洞的念头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最近给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上课，发现台积电的餐厅跟科学园区的其他厂商一样，采用外包模式，一样干净整洁明亮。所不同的是，餐厅没有人帮你打菜，要吃什么一切自便，发水果的地方贴了一张纸条――每人限拿一袋（洗好切好的）。连入口处也很少有人在管，进餐厅时自己用识别证刷卡，餐费月底自动从薪水中扣除。
　　一位台积电副经理告诉我：“一位员工被抓到吃饭没刷卡，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开除。”
　　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成本自然下降，工作也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不但降低生产力，工作也被动，不愉快。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将心胸打开，用开放的心胸、信任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伙伴。
　　建立信任，不容易，却非常重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你不再过份的“聪明”了，朋友就多了，你不再过份“聪明”了，幸福就离你越来越近了，真正聪明的你，明白吗？
　　本号招聘网络才艺主播、脱口秀主持人、搞笑段子手，简历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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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陈志武/新财富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我们谈到&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在这期与下期的专栏中，我们不妨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附图中，我们把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
&&最后修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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