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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着奶骂娘”的华为人，为何高薪却并不幸福，＜华为四张脸＞暴光之五
张贯京新著＜华为四张脸＞绝密敏感内容大暴光之五
9．4“吃着奶骂娘”，为何高薪却并不幸福
如果你对华为人做一个幸福感测试和调查的话，也许你会发现所获得的数值未必比对照组普通企业的高，甚至可能更低。
外界“断定”的最幸福人群
很多人都认为，“华为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一群人”，因为，明摆着的嘛：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华为人是国家的佼佼者，看你们多幸运！
其次，电信、IT行业在中国是发展最快、收入最高的行业，而华为人从事的就是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业！
再次，华为是中国电信IT行业中最好的企业，在全国电子百强评选中已连续八年蝉联全国利税冠军，经济效益不仅称冠全国，而且是世界上其他跨国通信巨头近几年无法比拟的，可见经济效益之好，能成为华为的一员是多少人的梦想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华为老板不怕员工赚钱，员工的综合待遇之高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家企业！这还不够吸引人吗？
然而，了解华为内情的人也许会告诉你事情的另一面。
如果你是研究企业组织行为学的专家或者教授，建议你对华为的这种现象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如果你对华为人做一个幸福感测试和调查的话，也许你会发现所获得的数值未必比对照组普通企业的高，甚至可能更低。你很可能会发现一些让一般人（华为的局外人）大跌眼镜的现象或者事实，你也可作出进一步的专业诊断、分析与研究，条件许可的话，你还可以给华为开一个“药方”。我相信，华为老板会非常欢迎你的这项科研成果，没准真的能把这个困扰华为老板多年的难题给解决了！
我写这些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世人了解华为人的痛苦与无奈。如果老板有工夫和耐心把本书读完的话，特别是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话，也许能让老板反思并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相信他们这些世界上少有的精英吧，也许他们自己就能够找到改进的答案，而无须花重金去聘请顾问和专家了。
又爱又恨的“金手铐”
华为独创的全员持股制度对持股员工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这个制度给持股员工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
不可否认，股票分红和增值是华为人（特别是中高层）的主要收入来源，基本工资在他们的收入总和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对他们来说，就算是月工资几万元，也往往被当成公司发的生活费而已。他们真正在意的是每年三四月份评定，九十月份发放的上一年度的奖金和股票分红。每个员工分配到的股票额度的大小是公司评价一个员工价值高低的量化指标。
然而，这个让局外人眼红和让局内人争抢的股票，其实对华为人来说就是一副“金手铐”，让人又爱又恨！
每年酝酿和宣布新股分配方案的时候，就会让很多华为人紧张，也会因为分配方案不公平而引起不和谐，甚至让一些人郁闷和生气。方案的决定是由上级相关部门领导组成的所谓“人力资源委员会”，根据公司总体政策和“盘子”，再根据员工的业绩和考评结果加以确定的。
评审过程是严格保密的，但是，员工总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了解到一些和自己相关的情况，也总是喜欢和同部门以及协作部门相同级别或者相近岗位的同事作横向比较。有不少人对方案并不满意，因为无法投诉，结果很无奈和失意。对于有很多股票的华为人来说，股票就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负担。股票越多，这种感觉越明显。你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否则公司效益下滑的话，股票不就损失了吗？你必须兢兢业业，处处小心，不能出错，如果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话，你的股票就是抵押！你必须接受华为所有的规章制度和全盘企业文化，不管它们是否合理，或者是否人道，否则，你就会丢掉这份工作，从而失去了股份可能带给你的长期高额收益。因此，一些华为人感觉自己就像被股票这副“金手铐”套牢的“人质”。那么，就算再高的待遇，你也不会轻松和开心。
责任“无限”，谁能轻松
华为人担负着难以承受的责任，特别是中高层主管。主管为企业分担责任并不奇怪，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华为人担负的这种责任都是用股票和身家来“抵押”的。你在公司拥有那么多股票，而这些股票几乎是你全部的身家。因为自从你进入华为公司之后，每年的分红和奖金都将用来购买新分配的股票，而且可能还不够，那么公司会借钱给你，补足股票款的不足部分，因此你可能还欠了公司很多钱。仔细一盘算，除了每月领走的基本工资之外，你不但没有从公司领走其他钱，而且还欠了公司的钱！这样下去，你的股票会越积越多，而你滚进去的钱也会越来越多，你的“金手铐”则越扣越紧！
以我为例，我在华为工作9年，在市场战线做过高级主管，我所经历的其他主管也可能会碰到，因为这是华为的规章制度，不是针对哪个人的。
1998年，我在华为内蒙古办事处挂职锻炼，一次成功地为公司回收了一笔高达500万元的煤矿专网项目历史遗留的呆账，但是，客户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预先给他们指定的一家关联公司支付一笔10%的工程费，由这家公司分包工程安装和维护业务。尽管为公司要回了陈年呆账很是高兴，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却非常紧张。因为按照公司规定，这笔50万元的工程费要挂在我的备用金账户上，就是说是我个人先借了公司50万元，以保证收回那笔呆账。更让我不解的是这个项目本来不属于我的职责，我只是按照公司领导的要求帮忙要的。因为办事处已经催了几年都没有成效，这次见我挂职在这里，就作为“公司领导”这种资源去支持一下，没想到经过我的策划和努力真的就要回来了，但是，我却被要求向公司借50万元以帮助公司回收那笔呆账。
我当时很生气，真的有些不想管了，于是打电话请示领导，才得知公司的制度和惯例历来如此。最后我不得不向公司借了备用金，并且亲自督促对方履行了合同，但是这个过程用了一个多月，尤其是要我个人承担全部风险的时候，感觉时间更加漫长。月底，当我例行核对我的备用金账目时，更是吓了一跳，因为我的备用金不仅仅是“欠工程款50万元”，而且还有“欠账500万元”。我找到当时的市场财经部总监，她淡淡地解释说：“因为你已经支付了50万元工程款，这500万元货款的回款责任就由你本人完全承担了。”这笔巨额备用金直到公司收到那笔500万元货款后才被核销。
这件事过后，我就对类似的事情慢慢习以为常了。
年，我担任北非地区部总经理期间，由于当时地区部和代表处处于创建阶段，组织结构还不够健全，地区部和代表处的经费都是打到我在当地开立的私人存折上或者信用卡上，每月10多万美元，当然也是记我的备用金账。也就是说，我私人每月要从公司借10多万美元作为项目运作经费。
而报销单据是要邮寄到中国深圳华为公司总部的，报销周期很长，有时会拖上5~6个月，这样我借公司的备用金就会累计高达50万~60万美元。那段时间我真是提心吊胆，既担心信用卡被盗，也担心邮寄的报销单据在路上或者在公司里遗失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就必须自己掏腰包埋单。如果数目大的话，全部股票甚至房子都要搭上去。
2001年，我担任华为北美地区部总经理兼墨西哥代表处代表。因为刚刚进入墨西哥，公司还没有账户，在筹备墨西哥通信展时，为了支付展览会的巨额开销，公司一下子就往我的信用卡打进20万美元。当时墨西哥的治安状况很差，劫匪特别多，而且都带着手枪（在这个国家枪支是可以被任何人合法购买和持有的）。中国人习惯带现金和信用卡，因此成为匪徒抢劫的主要目标。直到两个月后展览会工作全部结束，我的备用金才被核销。感谢上帝，期间没有发生不测。
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其他企业也像华为的老板一样，让中高层主管替公司承担这样高的风险，担负这样大的责任？读者朋友，看到这里，你还会怀疑华为人高薪却并不幸福吗？
有时候需要冒生命危险
华为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有时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也许你觉得我夸大其词，或者危言耸听，其实，只要你能够亲身体验一下，或者至少你看完这段文字，那么你就会说：“和冒生命危险比起来，上面提到的问题都算不上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失去了就无法挽回，而且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它还关系到全家人的幸福。”
然而，你能理解吗，我们这群理想主义者在老板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去欧洲，去非洲
……”战歌的号召下，心甘情愿地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去为华为打江山。
华为公司是按照“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从发展中国家切入国际市场的，因此，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是华为早期开拓海外市场的重点目标地区。这样我们就经常有机会到发展中国家出差公干，甚至被派遣长驻。发展中国家往往经济比较落后，治安状况不够好，有些国家甚至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有些还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恐怖国家。
我就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长驻过一年半，对此深有体会。阿尔及利亚原是法国的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经过艰苦而血腥的游击战争获得了独立。90年代初期，由于伊斯兰阵线在一次总统选举中怀疑军政府作弊而发动了长达10多年的武装抗争，直到今天治安形势也没有根本好转。更严重的时候，每年有多达上万人死于恐怖袭击。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指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我就在这样的国家工作了一年半，那时几乎每天都有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的事件发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出纳老蓝采购办公用品，在回公司的路上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只见在我们前面不到100米的地方，一辆汽车正冒着黑烟，鲜血流了一大片，警察很快过来抢救伤员和维护秩序，而老百姓眼神呆滞地在一旁看热闹，好像和自己无关，因为这样的爆炸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仿佛成了他们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会把两只手一摊，无奈地对我们说：“This
life.（这就是生活）”他们既无力改变现状，也无法逃避（不管是作为难民还是移民，没有国家接受他们）。可是我们这群来自国泰民安、高歌猛进的中国的所谓精英，又为什么要忍受这种生活？
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这么多，只知道拼命工作。渐渐地我们身处其中也习惯了，我们甚至也会调侃地说：“This
life.”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真有些后怕呢！仔细想想我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钱还是为了老板的信念，就这样拿我们的生命作代价去为一家公司拼命吗？原华为副总裁李玉琢先生在《我与商界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中写道：“工作是为了家庭幸福，如果工作危害了自己或者家庭的幸福，那么挣再多的钱还有什么用？”然而，当时我不仅自己没有这个觉悟，而且还从国内带了那么多“子弟兵”来到这个危险和恐怖的国家工作，来为华为淘金。上帝保佑，我和我的几十个部下在我任职期间都平安无事，否则，我将无法像现在这样平静地回忆这些往事。
我的同事兼朋友梁国世先生是华为海外市场的元老——也是第一位被公司派遣的长驻外国的首席代表。2004年，他撰写的《土狼突围》出版了，书中记述了华为在我们这一批创始人的带领下如何冲锋陷阵，走出国门，奔向海外，从而变成一家真正意义的跨国公司的历史转变过程。老梁在俄罗斯期间曾多次被警察或者黑社会勒索，有一次甚至被勒索他的警察关到了拘留所，直到其他同事赶来交了罚款（赎金）才被释放。
我的同事老邓，一次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出差，一出机场就被劫匪跟踪上了，老邓的出租车刚到代表处，劫匪就手持美式冲锋枪把他们控制住了，我们的员工只能乖乖地把全部财物交给匪徒挑选。事后中国大使馆商务处的官员告诉我们，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如果遇到没有人性的歹徒，会在获得钱财后残忍地把当事人杀掉。
还有一件事在华为曾经广为流传，当事人（这里不便透露具体姓名）被公司树为英雄。事情发生在我曾经担任首任总经理的华为北非地区部所属的突尼斯代表处。当时，公司的一名工程师按照公司总部的指令，从埃及代表处到突尼斯进行技术支持，因为他属于产品部的技术推广专家。飞机从开罗国际机场起飞，经过一段时间的正常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突尼斯的领空，这时飞机的一台发动机突然停止了工作，机长在没有办法排除故障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就近迫降。就在飞机落地的一刹那，不幸发生了，飞机撞到了丘陵上，并且发生了爆炸。负责接机的代表处当地员工很快获知了空难消息，立即报告了代表处代表毛天华。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灾难的代表处主管，一方面立即报告地区部和公司总部领导，一方面着手准备料理后事。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毛天华的手机响了起来：“毛总，我是来出差的×××，赶紧派车来接我一下。”毛天华一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问：“你没有上这班飞机吗？”“上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被挂在树上了。”这位老兄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只是受了点轻伤，成为世界航空史上不多见的空难幸存者。
人们经常用“战争”来描写现代商业竞争的残酷，而在华为，你要是去海外市场征战的话，你还真得做好“牺牲”的准备！
更多的人牺牲了身体健康
在偏僻、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开拓市场，不仅要担心治安问题，而且健康问题更令人担忧。因为那里的卫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如果是地处热带的非洲，还有可怕的热带病、地区病和艾滋病。在南部非洲、东部非洲、西部非洲，换句话说就是黑非洲地区，妇女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高达50%~60%。这个问题在黑非洲地区是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科学家预言，如果国际社会不马上采取有效救助措施的话，有些国家和民族20年后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和灭绝了。当然，也有人说，非洲黑人因为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因此产生了某种抗体，这些国家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没有科学家预测的那么多。然而即便这个说法勉强成立，那么那些还没有发病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照样也会传染给外国人的，因为艾滋病主要是通过性传播的。
为了防止员工因为购买性服务而染上艾滋病，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因为生活不检点而感染性病，公司不仅不给予报销治疗费用，还要进行处罚，因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损害了公司的声誉。”然而，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员工，大部分正值青壮年，长期远离家庭和配偶，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而性欲是不可能完全用理性去压抑的，因此，还会有相当一些人去冒险找妓女，或者找当地的情人，尽管可能采取了安全措施，也无法根本避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可悲的是，要是这样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话，不仅不能够获得公司的谅解或者同情，而且还会受到纪律的处罚。然而，你要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你是否会质问：“是谁让我们来这里的？”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感觉不公平，那么，下面的情况就会让你冤枉死了。
因为艾滋病还会通过其他方式传播，比如输血、洗牙、手术等。一次我去东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出差，是做一个大型投标项目。在那里我待了三个多月，倒霉的是我的臀部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脂肪瘤，非常疼痛，而且化脓了。而我担任了项目组组长和首席谈判代表，因此，无法提前回国治疗，只好在项目组同事袁仰东的搀扶下，去了据说是当地医疗设施最好的俄罗斯医院做手术。
当时，埃塞俄比亚刚刚结束了持续多年的内战，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即使按照落后非洲的标准来看，埃塞俄比亚在当时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家俄罗斯医院是前苏联20年前援建的，因为前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独立之初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加上埃塞俄比亚的连年内战，这家医院已经多年没有获得任何经费援助了，只能靠微薄的医疗收费勉强维持。当我走进这家号称当地最好的医院后才发现，其规模充其量相当于我国的一个贫困县的乡卫生院。
最让我恶心的是，我发现一个黑人女护士正在用手做卫生球，本来漆黑的手指就分不清是否在工作之前按照医学规范清洗过，正在这时却偏偏让我亲眼看见女护士表情自然地用洁白的棉球去擦鼻涕。气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我还非常担心手术刀是否经过严格消毒，还特别担心手术刀上有艾滋病病毒，因为，这里的手术刀和注射器只是用开水煮一下，然后反复使用的，交叉感染的机会很大。艾滋病病毒在空气中几十秒便会死亡，照理说用开水消毒手术器械的话，应该很容易杀死。然而，那时我只有一种悲壮的豪情，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想起了老板经常说的那句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在华为培养起来的“使命感”和“敬业精神”不容许我患得患失。就这样我上了手术台，两个小时以后手术结束，我非常高兴，因为手术中没有输血，减少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三个月后，我们项目小组完成了既定的工作任务，回到了祖国。为了激励和教育其他员工，我应公司要求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个案例，发表在华为公司生活协会（相当于工会）的周刊《24小时》上。
事隔多年，我一直非常害怕体检，害怕查出艾滋病来，因为医生说，艾滋病病毒可以潜伏多年而不发病。其实除了艾滋病的威胁，还有其他热带流行病和传染疾病，同样可以致命。比如，在中国绝迹几十年的疟疾，在热带地区特别是黑非洲地区就非常流行。
驻尼日利亚的一位主管、副代表老吴，就非常容易感染疟疾，他在尼日利亚的两年时间里，得了五六次疟疾。好笑的是，本来老板任命我兼任尼日利亚的首席代表，但是后来因为公司把我派遣到北部非洲担任地区部主管，我一次也没有到过尼日利亚，可怜的老吴却因为我一直“占着茅坑不拉屎”，直到离任也只是个副代表（也许公司那时膨胀太快，直到若干年后我辞职的时候，也没看到公司免去我这个职务的文件）。
然而，我还是没有躲开疟疾病毒的魔爪。2000年春季，我和董事长孙亚芳一起作为随访的企业家代表团成员，陪同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访非洲五个国家。在到达加纳的时候，一下飞机我就开始发高烧，一会儿冷得要命，盖上几床被子也不管用，一会儿又热得受不了。大使馆的官员告诉我这就是疟疾，可能是在上一站科特迪瓦访问时被蚊子咬了。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孙总和华为的颜副总裁一起把我送到了一家当地华人开办的诊所。
这家诊所专治疟疾，在当地很有名。来自北京市中医药大学的江医生，利用中国生产的青蒿素（最有效的抗疟疾药物），在5天内就治好了我的病。事后我才知道，疟疾死亡率为3%，如果得了脑疟则更危险。显然，我逃过了一劫。出院后我发现体重轻了10多斤，而且身体非常虚弱，直到两年后，才感觉完全恢复过来。
因此，我在心里更加佩服老吴，也暗自庆幸自己没去尼日利亚。我的战友袁仰东，一次去越南出差时感染了登革热，病得非常厉害，最后只好提前回国治疗，不得不从此告别了国际市场。
华为市场部有一位资深员工，曾在华为济南办事处担任副主任，因为山东客户喜欢喝白酒，他又需要经常应酬，工作多年之后发现患了严重的脂肪肝，虽然公司给予了很多照顾和补贴，最后还是转成了肝硬化，于2003年在广州去世了。我代表公司和华为党委书记陈老师一起去帮助料理后事，当我念悼词的时候，心中一片凄凉，我为所有为华为的事业作出牺牲的人们感到悲哀！
被迫牺牲家庭幸福
我们这些做海外市场的人，常年在外奔波，有时一年才回国一次。尽管华为公司有政策，主管级以上的员工可以携带家属在代表处长住，但往往因为那些国家条件比较艰苦，而且不能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因此，很少有家属陪同前往。
当朋友们非常羡慕我到过40多个国家时，我告诉他们，这根本不值得羡慕和嫉妒，这种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和轻松。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是去旅游的话，你可以用轻松和休闲的心情寻访那些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而我们则完全不同，我们是带着任务去的，根本没有心情和闲情逸致去旅游。我们除了必须克服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之外，有时为了做市场，为了和客户拉关系，表明我们尊重当地人的习俗，我们还必须和客户一起去吃那些难以下咽的当地饭菜，不停地对热情而好客的当地主人说：“Delicious!
Delicious!(好吃，真好吃！)”脸上还不能露出丝毫的违心与勉强。当地客户回请时，我们会经常闻到一股当地人称为“上好香料”的刺鼻子的怪味道，我们还必须不住地称赞：“真好闻，真香！”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诚和做作。
但是，更困难的是难耐的寂寞和内心的孤独——电视是阿拉伯语的，街上的女人全身上下都被黑袍包裹，只露出一双眼睛。即使这样，你也不能多看她们几眼，因为那是违反宗教禁忌的。常年远离老婆，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而我们都年轻力壮，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出问题。老婆在家里压力也很大，本来应该两个人承担的家务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都落到老婆一个人身上。孩子长期接触不到父亲，缺少正常的父爱，心理发育也容易出现问题，加上没有爸爸辅导功课，学业也可能会退步。
夫妻常年不在一起生活，缺乏必要的感情交流，关系容易变得淡薄而脆弱。如果这个时候出现第三者，那么，家庭就会出现危机，严重的甚至会解体。我的一位同事，曾担任俄罗斯市场的主管，在他长驻莫斯科几年后，老婆就和他离婚了。还有一位曾担任华为驻塔什干的市场主管，在该地区长驻几年后，和在中国的原配夫人离了婚，放弃了在中国的房产和孩子，重新和一位当地的犹太族姑娘结了婚。
还有一位来自东欧的同事，他是保加利亚人，曾经留学清华大学，娶了一位中国姑娘，生了一个可爱而漂亮的混血男孩。在加盟华为后被公司派遣到了独联体地区部，担任技术推广经理。由于孩子太小，不能将老婆孩子接到身边。常年的寂寞生活，缺乏交流和排解渠道，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和内向，最后竟突然失踪了，公司的同事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两年后，公司才得到消息，原来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去秘密治疗了两年才基本康复。
华为一位常务副总裁的故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老板重视海外市场，公司就把具有国内市场经验的几个常务副总裁和高级副总裁派遣到了海外，担任地区部总裁（我做地区部主管的时候，主管的职务叫做“地区部总经理”，他们到海外后，这个职务被老板升级为“地区部总裁”）。这位老兄就这样被派遣到海外，先到了欧洲地区部，后又到了中东北非地区部。由于语言不通，公司给他配了秘书担任翻译工作。时间久了，双方产生了感情。然而双方在国内都有配偶。事情最终传到了国内，家里人找到公司领导，公司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处罚。结果双方很快离婚并且辞掉了华为的工作。
华为亚太地区部有一位女经理，孩子刚刚几岁，她就被公司派到马来西亚去工作。2006年，她的孩子在阳台上玩耍，因为家人照顾不周，失足掉了下去，送医院后不久便身亡了。女经理非常后悔。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不是每一个海外市场人员都会遇到这样的悲剧，但是，在海外工作确实比在国内带给我们的家庭更多的不便甚至风险。而我们的家人也因此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奉献。
最后说一下我自己。2001年，我被公司派遣到亚太地区部，长驻马来西亚。考虑到已经在国外长驻多年，就准备把老婆和女儿接到吉隆坡，因为那里的条件比我前几年呆的地方强多了，英语和汉语的学校都有。就在签证刚刚办好的时候，一直担任我女儿保姆的大姨子提出出国前去苏州和上海玩几天。
日，在从苏州去上海机场的路上，她们遭遇了车祸。受伤最为严重的是我的女儿，因为脑干受损，昏迷了三个月成为植物人，虽然后来苏醒了，但住院5年花费了将近400万元，而且还不知道要治疗到什么时候才能好转。更让我和家人痛心的是，孩子可能终身残疾，一辈子生活都不能自理。
我太太有时候会对我抱怨说：“如果你不被华为派遣到国外长驻，也就不会带我和孩去陪同，我们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去苏州旅游，孩子也不会成为植物人而终身残废！”这也许是妇人之见，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虽然无法让华为为这件事担负法律责任，但是，我的心里很清楚，我的家庭幸福就这样被我的工作牺牲了。虽然华为尽了最大的努力，提供了很大帮助，如派人联系医院，帮我们垫支住院费用，但是，这一切已无法挽回我女儿一生的幸福。
正如歌曲里唱的那样，“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2008年，华为成立20周年，建议老板准备一些军功章，授予华为海外市场创始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人性化不足是华为人心中的痛
2003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读书期间，有幸到一些美国知名企业参观考察，对那些世界级的IT公司印象特别深刻。它们对员工的人格的尊重，对员工的背景文化、族群、个性等的包容程度，让我这位来自华为“半军事化”管理的老员工真是非常羡慕和钦佩。
在这里，华为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被一种非常和谐与自然的平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称呼不像我们这样，这个总那个总的，而是直接称呼名字。员工不会因为性别受到歧视，不会因为年龄受到歧视，更不用担心老板“卸磨杀驴”，一切都有规则和法律保障，谁也没有对你生杀予夺的权力。
华为老板这些年每年一半的时间都在满世界跑，已经访问过很多国家，参观过很多公司，仅我担任公司海外市场主管期间就陪同他去过好几个国家，在国外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因此，老板是见多识广的，并不像发了横财却没有开过洋荤的“土财主”那样。然而，老板创办和管理的这家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和欧美的公司相比，怎么存在那么大的差距呢？
前面说过华为的企业文化是“军营加校园”的文化。老板曾经一再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将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老板还有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资源都可能枯竭，只有一种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就是文化。”我只是奇怪，像老板这样强调和注重企业文化的人，为什么没能为公司营造一种让大家人人开心、舒畅和轻松的文化氛围呢？相反，为什么有时候他老人家的言行举止却让人感觉非常没有文化，甚至缺乏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素养呢？
老板是个在媒体面前刻意低调的人，外界对老板的了解不多，甚至华为的基层员工也很少有机会接近老板。华为现在有几万人，且分布在50多个国家的几百个城市里，他们只能通过公司的局域网看到老板的那些颇具文采和观点独到的文章。老板的“本来面目”只有中高层主管才知道。
老板首先是位军人，是一个军事家、战略家，然后才是一个企业家。老板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很有个性，爱憎分明，但是脾气很大，甚至有些军阀作风。老板骂起人来很有名，但是从来不骂普通员工（普通员工看到的老板，就是每天中午在公司里带着计步器散步的一个和蔼而朴素的老头）。职务越高就越有机会和老板一起工作，也就越有机会享受到老板那种独特的批评和教导，不过实在是太难听了，让人感觉不到是工作上的指导和教诲，简直就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
我非常幸运，虽然职务等级还没有混到最高层，但是一直是公司海外市场最核心的主管之一，因此，经常有机会向老板汇报工作，陪同老板会见或者拜访客户，参加老板召集的工作会议，以及和老板一起研究工作，等等。因此，也经常有机会聆听老板的教诲。尽管老板的意见总是英明和伟大的，但是老板那种批评和教导人的方式实在难以令人苟同和称赞。
这里讲几个案例，当然不是为了诋毁老板，相反，希望老板以及读者中那些像老板一样有成就的企业家，还有那些将来有希望成为像老板一样伟大的企业家们，能够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
案例一，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加盟华为之后不久，陪同老板、董事长等公司领导到前南斯拉夫进行合资企业项目的谈判。华为准备将程控交换机C&C08的技术转让给前南斯拉夫的邮电部，和对方组建一个合资企业，在当地以SKD/CKD的方式组装生产华为的C&C08交换机。
当时我是华为进出口部总经理，并被老板指定为首席谈判代表，负责制定具体的谈判方案。头天晚上，我向老板汇报了第二天谈判的策划预案，老板在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批准了我的方案并且作了批示。因为老板和董事长将不参加第二天的谈判。第二天，我按照准备好的预案和前南斯拉夫邮电部进行了谈判。谈判进展得很顺利，对方提出要我们的SKD/CKD报价，我按照方案提供了数据。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老板听了汇报以后突然勃然大怒，他咆哮着对我们说：“你们有没有脱开裤子，让相亲的对象直接看一下，你们的××有多大，那样不是更快吗？”当时是整个华为代表团的全体汇报会议，在座的还有两位女同胞。
我因为刚到华为，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气得把文件一摔，离开了房间，真的不想在华为干下去了。然而，董事长找到了我，劝我说：“其实老板很器重你的才华，他就是有些脾气不好，但心地很好，对员工很好，其实他对我们也是这样，越是信任越会骂你，你慢慢就习惯了。”事后证明，董事长的话没错，但老板的话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案例二，我清华大学的校友，那时他是华为的副总裁，长期担任公司的宣传部长和首席新闻发言人，筹办展览会是他的一项本职工作。记得参加北京电信展期间，我和他陪同老板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去拜会一个参展的外国运营商。当我们和老板一行人到达酒店大堂时，老板发现资料袋（“华为人袋”）中缺少了一份技术资料，立刻发怒，对我的校友骂道：“你们都是白吃饭的吗？那么重要的资料怎么没有带？！”同时顺势狠狠踢了他一脚。
事后，他委屈地对我说：“事前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会知道！谁会和老板一样高水平。”他撩开裤脚给我看了看他紫青的腿。我真佩服他的修养，比我强多了，我挨句骂都受不了，他被踢青了腿都不吭声！怪不得他最后做了华为常务副总裁，而我却没有很大的进步，惭愧啊！
案例三，我在华为的搭档，一位略微发胖的中年女士，是华为的高级副总裁，非常能干，性格很好，人缘也不错。一次在项目汇报会上，老板认为她在决策上犯了错误，马上当众骂道：“你看你笨得像头猪，只会吃，什么都不会！”这位女士被羞辱得无地自容，气得非要辞职不干了，在家休息了一个月没有上班！
这些发生在我身边的案例，在华为,太平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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