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与考据学的纠结
日 10: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尤小立
内容摘要：在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的序言中，蔡元培将该书的方法定位于“汉学”，之后胡适又借势推动“汉学”，言乾嘉考据之学最接近于科学。自此，中国现代哲学的考据一派形成。但考据学并非哲学，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今仍在争议的问题，即考据学之于中国哲学及其研究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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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的序言中，蔡元培将该书的方法定位于“汉学”，之后胡适又借势推动“汉学”，言乾嘉考据之学最接近于科学。自此，中国现代哲学的考据一派形成。但考据学并非哲学，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今仍在争议的问题，即考据学之于中国哲学及其研究的意义何在？　　中国现代哲学两大重镇之一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以考据著称，北大的哲学研究倾向于哲学史研究。但依贺麟的意见，北大哲学系真正具备现代标准，是在1923年张颐出任系主任时。这个观点也为北大哲学系编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和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所采用。但贺先生此说的立足点显然不是以考据为基础的哲学史，而是玄学，具体地说，是将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引进作为哲学学科形成的标志。　　不仅是贺麟，清华哲学系在1925年创办之初即是偏重义理的。无论是金岳霖，还是冯友兰，都不满足于考据，而将义理和体系化的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学科建构的方向。从发展的角度说，这也让中国现代哲学走入了更深和更为哲学化的层面。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考据的地位就显得相当尴尬。　　冯友兰不以考据见长，却以中国哲学史研究著称。但就在促其成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序言里，他已经在批评哲学研究过分拘泥于史实了。金岳霖20世纪30年代即有哲学乃“概念的游戏”一说，冯友兰不仅晚年念念于此说，彼时亦有专业化哲学的追求。　　冯友兰晚年曾谈到，在美国大学哲学系中，唯拥有“技术性高的哲学专家”才算真正的哲学系。此说是在纪念金岳霖的时候说的。他以为，金先生即是“技术性高”的那一类哲学专家。以此意类推，清华哲学系也可以称为“真正的哲学系”。这里的“技术”主要指的是逻辑和数理，以及抽象的思辨，并不包括考据。　　学科一旦形成，必然产生排他性的一面，特别是在学科形成的初期，由于本身的边界并不清晰，如何处理与其他学科以及研究方法的关系往往显得生涩。结果，在谈论哲学的义理或思辨的同时，往往表现出对考据的轻视，即便撰写的是哲学史，也不能幸免。比如，在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被视为“诸子杂考”，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也“不算成功之作”，他自己的“哲学史”则只写到乾嘉之前。其实，从理念上看，劳思光也部分地承继了冯友兰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见解，即重义理或以义理取胜，才可谓“哲学史”。　　判断考据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发生史上的作用，必须先厘清胡适、蔡元培等人为何要以“汉学”为基础来建构中国哲学史。这是解开考据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之间纠结的前提。　　简言之，一些深受西学影响的学人以科学为主导，强调实证主义，主张必须先辨析材料真伪，然后才谈得上诠释和推演。不可否认，他们的努力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其意义在于思想层面的研究，如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或者基本的学术共识，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这是对只问学派、不讲是非的传统观点一种矫正。　　由此可知，中国哲学研究的考据学进路不仅着重于思想层面和社会文化的层面，也包含了学科的建构。考据学并未过时，不仅因为了解基本史实是任何学科的基本要求，也因为在当下新史料发掘呈爆发趋势的情况下，辨识真伪、确定学术价值的高下，仍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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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编者：史家说史系列，是要用易懂好玩的方式介绍著名学者的观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大名鼎鼎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总要更靠谱一些。我们只是历史的搬运工。冯友兰（），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曾任清
编者：史家说史系列，是要用易懂好玩的方式介绍著名学者的观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大名鼎鼎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总要更靠谱一些。我们只是历史的搬运工。冯友兰（），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经典，被誉为“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像）《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完成于抗战时期，成为当时的大学教材，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基本框架。韩国总统朴槿惠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本文摘录冯友兰先生的部分精彩观点，以飨大家。1、什么是哲学一提起哲学，大家觉得好像很高深，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有排斥心理。其实大可不必。哲学不过是对世界，对人生，有系统的看法。我们对世界人生也有看法，也有自己的逻辑，如果逻辑更严密点，系统化了，就成哲学家了。哲学这个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以前是没有的。因此讲中国哲学，其实是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中，挑出大致符合西方“哲学”的学问。这样，多少有些生搬硬套，有些格格不入也在所难免。西方对哲学的定义，也是各不相同。但哲学的范畴基本是定的，包括三个方面：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宇宙论主要探寻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发生、历史和归宿等。人生论主要探寻人是什么，人要怎么做等。知识论主要探寻知识是什么，知识的逻辑规范是什么等。这三个论里，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关系紧密。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列子·杨朱篇》认为宇宙是物质的、盲目的、机械的，所以人生就没有希望，只能追求眼前快乐。西方享乐主义没有跟列子商量，得到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对于中国哲学，一般能想到的就是孔孟、老庄，还有佛教等。给人的感觉，是直觉、顿悟、神秘主义，好像是不讲逻辑，不理智，不科学的。其实不然。虽然佛家的“不可说，不可说”的最高境界，需要顿悟，但这不是佛学；只有经过严密推理讲出的道理，才是佛学。直觉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个体验，但不能成为一个道理。体验无所谓对错，而道理是一个判断，必须要有逻辑。各种哲学学说，都不是简单说说体验，而是要讲出道理来，因此一定是有逻辑的，是讲究科学方法的。一个观点包含两部分，一个是最终的结论，另一个是得到结论的过程和依据。普通人直接拿到最终结论就好了，不用管证明过程。但对于一个学说而言，是不行的，必须要弄清楚得到结论的过程和依据。有句话说，普通人是跳进结论里，而哲学家必须走进结论里。哲学的观点，要成为一个学说，必须要论证其成立，而不能只做不说。创业，可以不说话，实际干起来就行；哲学不行，道理必须要用逻辑的方法说明。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是不得已呀。不过，中国的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有所不足。（清华大学向朴槿惠赠送冯友兰先生的书法）2、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的哲学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称为子学时代，一个是从汉朝董仲舒到清朝康有为，称为经学时代。诸子百家中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等，以及魏晋的玄学，宋明的道学，清朝的义理之学等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相当，可视为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明显的不同，首先研究对象就有些不一样。《论语》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天道之说就相当于宇宙论，性命之说就相当于人生论，但没有知识论。中国也有做学问的方法，不过不是探寻知识的方法，而是个人修养的方法。也就是，中国的求学之法不注重求真，而注重求善。中国哲学在论证和说明方面，比起西方和印度的哲学，也逊色很多。大概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更为务实，追求思想的实现，不愿为知识而知识，空言讨论。中国哲学家不太重视写书。“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是排在最后的。最高的理想是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立德，外王就是立功。要么实际拥有圣人的道德，要么实际帮助帝王功业。两个都做不到，这才不得已写书。因此，中国的哲学书，大多是自己或后人杂凑平日语录而成，水准自然要差不少。还有一个说法是，由于中国古代用竹简来写书。竹简很重，因此写书时，尽量力求简短，往往就只写个结论完事。等到后来用纸了，虽然不再有限制，但大家已成习惯，也改不过来了。这也算半个牵强的理由吧。中国哲学多注意人的品性，而不注意人的能力。你是个圣人，没有知识，也是圣人；你是个恶人，再厉害，依旧是个恶人。王阳明用金子来比喻圣人，只要成色精纯就是圣人，至于知识才能，不过是半斤重还是一斤重，只是份量不同，金子还是金子。这也是中国有科学萌芽，而不能大为发展的原因之一吧。另外，中国哲学没有显著地将个人和宇宙区分开来。相反，西方近代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自我的觉醒。自我的觉醒后，“我”的世界就一分为二，“我”和“非我”。“我”是主观的，“非我”是客观世界。于是，主观的“我”如何认识客观的“非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问题。因此，知识论成了西方哲学的重要部分，而没能成为中国哲学的大问题。还有，哲学必须要辩论，辩论就要依据逻辑。由于中国哲学家并不重视立言，因此除了昙花一现的名家外，没有人意识到需要就辩论的程序方法自身进行研究。因此中国的逻辑也不太发达。有的人认为，哲学微言大义，必须要有悟才行，文字中虽包含了道理，而道理却在文字之外，要那么些啰嗦论证干嘛，这本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观点我是不认同的，道在文字之外，只是一种体验，不能成学问，哲学必须体现文字之中。（河南唐河县的冯友兰纪念馆）3、中国哲学与历史哲学是哲学家的主观思考后，有逻辑有系统的见解。不同于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哲学只能是一家之言。要了解一门学问，就必须要了解做学问的人，以及他所处时代，也就是历史。孟子说：“咏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成语知人论世的本意。反过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哲学就是时代精神的结晶。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就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的哲学。如不了解哲学，就好比是画龙不点睛，了解得不够透彻。说到历史，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事情本身，是客观的历史，另一个是写的历史，是主观的历史，如《史记》。这两个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客观的历史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永不改变。而写的历史，却在各个时代不断重写。客观的历史只有一个，写的历史却有千千万。写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永远也不能完全一致。有几个理由，首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对史书和史料的意思难以完全领会。即使能领会，也不可全信。其次，拿到片段的史料，需要运用想象力才能连成一串，掺入了主观因素，难免会有偏差。第三，历史无法假设，无法实验，即使说对了，也无法验证。写历史时，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必须注重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件事情，之前有很多事，之后也有很多事，哪些是不可或缺的前因，哪些是必然发生的后果，不同历史学家的见解不同，写出的历史就会不同。因此，前人写出“战事之前见彗星；皇帝无道有日蚀”，今人则视为笑谈。写历史的人，只能尽心去写，尽量去逼近客观的历史。如此而已。中国哲学史还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很多作者自己不要署名权，把署名权让给了古人。这种借古人名义写书的风气，弄得后人不知道书里究竟说的是哪朝话，很是困惑。这种书说白了就是伪书。中国的伪书很多。现存的所有孔子之前的个人著作都是伪书，比如《老子》就是后人写的。在秦始皇焚书后，到西汉董仲舒的一套学说，将孔子捧为神，儒家变儒教。再到西汉末期，出现古文经学，再将孔子重新回归为人，儒教回归为儒家。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古文经学伪造了许多经典，并流传下来。如果我们不分辨真书伪书，那就会被混淆视听，无法看到时代的真面目。然而，伪书也不是全无价值，虽不能代表其假冒时代的思想，但可以代表其产生时代的思想，正是其产生时代的重要史料。如《列子·杨朱篇》虽然不是杨朱的学说，却是魏晋间一种流行思想的反映，成为魏晋时代的史料。还有，从董仲舒、朱熹开始讲孔子，到王阳明、康有为还在讲孔子，好像中国自孔子以后就没别人了。其实只要理解，董仲舒讲的是董仲舒的哲学，王阳明讲的是王阳明的哲学，而不再是孔子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就相当清晰了。虽然历史总是迷雾重重让人难以看清，但我们将什么时代的材料，归到什么时代，将什么人说的话，归到什么人，就能拨开迷雾，更加接近历史的真正面目。限于篇幅，更多真知灼见，请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毛主席接见冯友兰）本文主要观点来自：《中国哲学史》，冯友兰，重庆出版社，2009。由于本人水平不足，如理解有误，请各位指出赐教。请评论，请转发，请关注！！！价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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