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传我的文档
 下载
 收藏
该文档贡献者很忙，什么也没留下。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金融安全比金融自由更重要辩论赛资料
下载积分：300
内容提示：金融安全比金融自由更重要辩论赛资料
文档格式：DOC|
浏览次数：13|
上传日期： 19:59:53|
文档星级：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金融安全比金融自由更重要辩论赛资料
官方公共微信金融安全比金融自由更重要(辩论赛准备材料)-五星文库
免费文档下载
金融安全比金融自由更重要(辩论赛准备材料)
导读：已无法适应其巨额商品生产、商品贸易和巨额金融流通的需要，受到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所确定的美元与产量、储备均有限的黄金挂钩和各国货币，冲破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框架束缚，建立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需要的新型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金融货币体系摇摇欲坠之时，研究、讨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降低黄金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牙买加协定”的产生奠定了
生的世界石油危机，触发了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资本主义世界长达10年之久的“低增长、低就业和高通胀”的所谓“滞胀”。这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局限性，已无法适应其巨额商品生产、商品贸易和巨额金融流通的需要，它迫使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冲破国界的限制，寻求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进行生产、投资、贸易和资源配置，亦即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资本的垄断与扩张。但是，实现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的扩张，受到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所确定的美元与产量、储备均有限的黄金挂钩和各国货币同美元相联系的固定汇价的制约。因而，冲破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框架束缚，建立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需要的新型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成为美国国际垄断资本及其看门人美国当局的必然选择的制度安排。
1972年7月，就在“美元危机”频发，布雷顿森林金融货币体系摇摇欲坠之时，由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成立一个由美、英等11个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和有关问题专门委员会”（又称“20国委员会”），研究、讨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并在于1976年1月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的“20国委员会”会议上，建议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某些条款；日修改《建议》正式生效，被称为“牙买加协定”。主要内容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基金份额；承认浮动汇率合法化；降低黄金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将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牙买加协定”的产生奠定了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基本框架，对稳定布雷顿森林金融货币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货币的动荡和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该协定虽然写进了“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的条款，但最大的赢家仍然是美国的金融寡头。因为：第一，美元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的中心地位、霸权地位毫发未损。第二，承认浮动汇率合法化，即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有利于货币资本也即国际垄断资本流动。第三，降低黄金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的地位，意味着美国国际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黄金制约得以解除。所有这些均表明，“牙买加协定”所构建的现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基本框架，为美国金融寡头乃至整个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向全球扩张扫清了在金融货币体系方面的障碍。
如果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历史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扫除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的障碍，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为控制全球市场而开发的诸多战场中的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生产力获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和扩张力，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金融寡头的经济实力和扩张能力急剧膨胀。以美国的金融寡头为例：美国封闭型基金的资产规模1980年为80亿美元，1996年为1200亿美元；开放型基金的资产规模1980年为600亿美元，1996年上升为35400亿美元，增长了59倍多。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国际投机资本仅占国际短期流动资本的10%，截至1999年，国际投机资本已占国际短期流动资本的90％。如此巨额资本，除了在国内进行投资外，必然要到国外寻找投资目标。也就是说，由国家垄断资本构造的世界经济旧格局已不适应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此期间多次发生的所谓“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及以此为导火线而酿成的长达近10年的“经济滞胀”，均是由国际垄断资本推动的对“旧格局”的一种批判及其必然带来的混乱。在这种“批判”中，首当其冲的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70年代初曾主导西方官方和经济学界将近40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而取而代之的是以哈耶克为鼻祖的鼓吹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国内和国外的发展鸣锣开道。90年代初，美国又炮制了“华盛顿共识”，并强制向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兜售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开辟理想的国际市场和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意味着美国所鼓吹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政治化、范式化、 国家意识形态化。这是美国加速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又一重要举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英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加大了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力度和步伐，其显著特征之一是，推行金融自由化。其主要内容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市场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1990年出笼的“华盛顿共识”明确规定：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等等。90年代初中期的这些规定，是1978年的“牙买加协定”所没有或者没有明确的。金融自由化的强制推行，标志着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现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形成。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
下，金融自由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通过金融“扼制”，国际垄断资本可以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股掌之中。这便是现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实质！
二、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垄断资本积极诱导甚至以贷款和援助的附加条件等手段，强制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与此并行的是，在一些国家，先后出现被新自由主义所引导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潮。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国家，在引进和利用外资、建立和完善市场化金融运行体系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在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国际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套利套汇收益的操作平台，其结果，导致了八九十年代世界性金融危机不断发生。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全球共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108次，其中，80年代45次，90年代63次，90年代比80年代多40%。这些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发生在新兴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经济弱势国家。这说明，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对于经济弱势国家来说，决非福音而是祸水。
1、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告诫世人：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泰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推动经济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年均增长近10%，并因此被誉为亚洲的“第五只小老虎”。出乎大多数人士的预料，事隔不久，也即1997年7月，金融货币危机降临到了这只“小老虎”头上！原因何在？
祸水源自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连续组织大型国会和专家代表团游说东亚各国，鼓吹在该地区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他们描绘的美妙前景是：该地区将因此产生7000亿美元左右的巨大利益，各国均将从中受益。正是在美国提出实现东亚金融、贸易自由化建议的影响下，泰国开始推行激进的金融改革：1991年，准许企业家和一般居民买卖外汇，允许商业银行自由吸收外币存款和发放外汇贷款，实际上实行了经常项目自由化；次年，泰国又准许出口商从非居民的泰铢存款账户支付国外债务。同时，扩大离岸金融业务，实施曼谷国际银行业务便利，设立“曼谷国际银行实施”（BIBF）。紧接着，1993年，泰国还批准47家泰国和国外商业银行按“BIBF”规定标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不仅如此，泰国实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后，除对15家商业银行有监管外，对另外91家金融财务公司几乎无任何监管。至此，泰国实现了完全金融自由化。这导致如下严重后果：第一，金融机构无视职业道德，一心向钱看。第二，解除了国际金融投机者对泰铢进行投机炒作的限制。第三，导致以套利为惟一目的的国际游资大量进出泰国金融市场。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尚且把规避国际游资大举进出本国金融市场作为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而泰国却使国际游资不受监管地自由流动，对冲基金则趁虚大举进攻泰铢，泰国当局毫无自卫之力，金融货币危机当然不可避免。
除了泰国以外，韩国发生金融货币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也是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1993年2月，韩国政府提出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政府对国内各类金融机构在国外乱借贷不加控制，放任自流，使韩国已经形成的经常项目的合理结构遭到彻底破坏。在外汇储备相对较少、增加缓慢的情况下，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成倍增加。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分别发生45亿、90亿、230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1993年外债总额为439亿美元，而到1996年变为1045亿美元，1997年则达1530亿美元，一年之内短期外债攀升到占外债总额的52.5%，达到802亿美元，埋下了诱发金融危机的重大隐患。
与此同时，韩国各类金融机构乘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之际，大搞投机生意，把借入的1个月至1年的短期低息外汇的很大一部分，以3－5年的长期贷款的形式高息贷给国内大企业集团，并用剩余的短期外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证券投机。大企业集团也乘监管缺失之机，采取过度负债经营和外延扩张式发展模式，以至于不少企业因有大量到期债务无法偿还而倒闭。韩宝、三美、真露、大农、起亚、海泰、汉拿等11家大企业集团于1997年先后陷入经营危机乃至破产，原因盖出于此。这些公司的倒闭，殃及了一系列金融机构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2、拉美地区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警示世人：不能搞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拉美地区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以来，导致拉美地区成为发生金融货币危机最频繁的地区。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货币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的债务危机等等，都是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特别是2001年阿根廷发生债务危机，极具典型意义，值得研究。
GDP曾居于世界第9位的阿根廷，由于大刀阔斧地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特别是推行金融自由化，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誉为“改革典范”。当1998年俄罗斯陷入金融危机狼狈不堪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向俄官员建议：“你们为何不效仿阿根廷的金融改革呢？阿根廷金融完全向跨国银行开放，跨国银行通过收购占有很高份额，这样就能稳定金融解决银行坏账问题。”尽管奥尼尔关于阿根廷金融自由化改革堪称样版的说法在不到3年之后即沦为笑谈，但他关于金融自由化就是放弃监管、放任国际垄断资本进入购并本国金融企业的解读还是非常准确的。阿根廷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就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私有化、放弃金融监管、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和私营银行的过程。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占压倒优势，为全部银行资产的88%，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了48%，在短短的5年中，外资银行所占比重增长了3倍多。但阿根廷政府对此仍丝毫不加戒备，继续鼓励所谓的“扩大开放”，居民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在年间，阿根廷本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所占比重进一步从48%萎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从52%进一步增至67%。截至2001年，阿根廷10家最大的银行，有8家由外资控股；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的货币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阿根廷的金融主权被削弱，政府失去了对金融的调控能力。至此，金融安全己无任何保障，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一个好端端的准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人均GDP I万美元左右），沦为靠向国际财团乞讨才能维持国家运转的国家！据最近的一个统计资料，阿根廷2004年人均GDP下降到3000多美元，不足90年代初的1／3。所以，阿根廷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就是不能搞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
近20年来，世界各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货币危机，给当事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各当事国的经济学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发达国家的部分经济学家，以及我国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在此，我们看一看韩国学者的见解。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韩国三星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了一次中韩金融论坛。在此次论坛上，韩国财政部金融情报研究院边阳浩院长就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治理过程发表了主题演讲。边阳浩直接参与了1998年治理韩国金融危机的工作。他在分析了韩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后，提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五条措施：第一，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放贷，加强放贷审批等防风险管理能力，国家应设置对金融机构的错误及时纠正和处理的监管当局；第二，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不能急促收回贷款，必要时需要监管当局介入；第三，营造金融机构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基础环境：第四，切实加强监管金融机构的健全性机制，特别是需要建立政治上客观中立的独立监管机构；第五，金融机构自律、负责任地经营。边阳浩先生提出的防止金融危机的五条措施之中，有三条直接同金融监管有关。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韩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长期处于经济实力大大占优势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扼杀社会主义中国，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既定目标。在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仅要面对来自我国内部经济运作、金融运作出现的失误，而且还面临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各种对冲基金等的蓄意冲击。可以肯定地说，来自后者的威胁更大。因此，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金融安全，以致经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搞什么金融自由化！
三、美国自己从不实行金融自由化的真相警示：我国金融改革必须坚守四原则
金融行业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第一，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是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的血液和命脉。第二，金融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作为商品一般，金融产品的流动，要求以市场为基础并自由流动；但作为一般等价物，也即作为商品交换结算工具的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作为资产储备或转移资金、安排资产风险结构等的资本市场工具，它必须在国家计划的调控下，在国家有关法律的框架内，在国家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流动，以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第三，随着现代金融衍生产品的增多和金融产品的虚拟化，其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尤其是现代金融产品同当代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结合之后，其流动之迅速、流动量之大，从而形成的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力之大，常常出乎人们的想象。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行金融自
由化的金融体制，而未遭受金融货币危机打击的成功范例！
对于这一点，美国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金融寡头们，以及其守门人――美国执政当局心里十分清楚。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大力鼓吹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仅适用于美国的国际垄断资本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如果其他国家的资本进入美国市场，这“三化”将会大打折扣，将会遇到法律的甚至行政的种种壁垒；受到严格的限制、审查甚至被拒于国门之外。据有关调查研究，在这方面，美国通常有如下做法：
（1）不断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对外资的监管和限制。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与敌国贸易法》，授权总统没收敌国在美所有财产。1950年，美国国会出台《国防生产法》，授权总统对国防及其相关部门的外资进行管制；甚至将广播、电视、电信、空运、水运、核能等部门，都列为与国防相关的部门，对外资进入这些部门予以严格限制。1957年，美国政府颁布行政命令，组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资特别是来自中东国家的企业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1979年出台的《出口管理和武器出口控制法》规定，对外资在与政府合同业务相关领域的投资实行管制。1988年，国会出台了《埃克森一佛洛里奥法》，限制外资对美国资产进行并购，授权总统及CFIUS对外资投资或收购美国企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1992年，国会又通过《埃克森――佛洛里奥修正法》，增加了对外国政府控制的企业在美并购进行安全审查的条文。现行法律给予总统及CFIUS对安全审查和决策的充分授权，但实际上这一审查过程还往往受到国会、利益集团方面的干扰，使审查过程没完没了，最终导致并购夭折。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管理。CFIUS提高了外资在美并购的门槛，要求收购美企业的外资与美国签署《国际安全协议》。2003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加入 CFIUS，并出台《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和资产的国家战略》，确定12个重点保护的重要基础设施部门，包括农业、水资源、公共卫生、应急服务、国防工业、电信、能源、运输、银行金融、化工、邮电、信息技术等，几乎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部门。近年来，美国国会增加了对审查过程的干预，并提出了不少修改《埃克森一佛洛里奥修正法》的提案。主要有：由联邦参议员谢尔比提出的《2006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由联邦参议员布伦特提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改革法案》。两提案提出的修改内容主要有：包括对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收购美企业必须进行调查；对涉及重要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必须进行调查；延长审查过程的时间；CFIUS须向国会提供有关外国并购的详细报告；改革CFIUS管理体制，由主管国家安全的政府部门发挥更大作用。上述两提案如获参众两院通过，有可能成为新法律。
（2）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有完备的机制、程序和标准。第一，CFIUS由财长（任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行政与预算办公室主任、贸易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经济政策助理等12名内阁级成员组成。第二，对外资的安全审查一般需要90天，包括CFIUS对有关投资或收购案例进行30天的评估和45天的调查，并将评估报告呈总统；总统在接到CFIUS报告的15天内作出是否阻止外国并购的最终决定。第三，有关法规确定了外资是否影响国家安全的参考标准：投资或并购是否直接涉及国防生产；是否与国防需要的国内产能和设施相关；是否属于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内工商业活动及其产能和设施；是否涉及向受美国出口控制的国家出售军用品、设备和技术；是否对美国的技术国际领先地位有潜在影响（美国对外资的并购，从来不搞“靓女先嫁”）。
（3）美国在对外国投资和并购进行国家安全管理时，声称实行对等、互惠的原则，强调美对外资开放一些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应以外资来源国对美企业开放相应领域为条件。第一，对外资实行对等互惠政策的领域主要包括：金融、海运、空运、海上光电缆的“登陆权”、油气管道经过联邦土地的“路权”、用于矿物开采的联邦土地租赁权等。美国在这些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对等互惠”只会对它有利。第二，对参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技术研发计划的外资，实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规定参与此类计划的外国公司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其母国须向美国公司提供参与类似计划的机会；二是向美国公司提供相应的当地投资机会：三是采取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有效措施。第三，美国可援引美贸易法301条款或超级301条款，对阻碍或歧视美国投资的国家进行调查、警告甚至采取有效的报复措施，以保证其获得的“对等互惠”条款的落实。
包含总结汇报、IT计算机、办公文档、外语学习、专业文献、文档下载、考试资料、应用文书、计划方案以及金融安全比金融自由更重要(辩论赛准备材料)等内容。本文共5页
相关内容搜索“个人优秀与团队优秀哪个更重要” 辩论 谁能给我有关资料
“个人优秀与团队优秀哪个更重要” 辩论谁可以给我有关正反方的资料
09-11-25 &匿名提问
有一句俗话：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而一群人呢，就变成一堆虫了。诚然。我校每个辩手都是很优秀的，但在自由辩论中我们队多次出现两位辩手同时起立的失误，成为辩论赛的扣分的重要一项。因为主持人在比赛开始前就提醒过不要出现辩手们同时起立同时坐下的状况。我校代表队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准备，只是随机站起来就发言。四辩多次与一辩、二辩同时站起，凸显出的是队伍的磨合不够充分。而正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辩手们显然事先商量好了发言的次序，看起来井然有序，各个辩手都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他们在比赛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与配合，是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和学习。这就是团队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现。   新科海职业素质讲座中有一个著名的“集中营游戏”：要求4人一组站成一排的战俘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猜自己所戴帽子的颜色，帽子的颜色两红两白，第一个人如果猜错了，整个小组就被枪毙；如果第一个人猜对但说不出原因，整个小组继续关押；如果第一个人猜对并说出原因，整个小组被释放。在这个生命游戏中，如果要使大家都活命，有三个人必须选择沉默，而另一个人则必须根据现有条件通过逻辑推理判断出自己所戴帽子的颜色才能拯救大家的命运。通过这个游戏，我们能切身体会到了在团队合作中默契意味着生存、领导意味着责任。NIIT培训中都有一门课程的考核，它的英文为Information Search and Analysis Skills（简称为：ISAS），它是一门以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主要的课程，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完成，它是由一组五人完成的，考核方法就是五个人一起向听众介绍、讲述一个课题。学员在接到老师的课题之后，就分组五个人分别搜集资料，并且提取资料的精华，集成一篇完整的论文，成文后把论文分成五个部分，由五个组员分别给听众讲解。这就要求学员在讲述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整体的统一性，内容的联贯性和团队的协调性。有此可以看出，团队合作在社会生存中的重要意义。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看不到团队合作精神的重要性，中远就不会抛出“团队制胜论”以避免出现成绩下滑现象，青岛啤酒总经理金志国也不会反复强调团队精神。金志国给他的部属作的第一场培训，是一个爬山游戏。2002年夏天，青啤中层管理人员都集结在青岛崂山脚下。然后蒙上双眼，只有金志国一人作为例外在前面领路，后面的人手拉着手向上爬。山路陡峭崎岖，金志国作为引路者深感责任重大：“无论前面的路多么艰难，我都要一个不落的带到山顶。”艰难到达山顶时，很多人身上被划破，很多人都流泪了。这一刻，成为了所有参与者一生不会忘怀的深刻印象。爬山行动通俗地阐释了现代公司“团队精神”的重要性，以及决策者的每一项决策都关乎员工的命运，所以不得不慎重。金志国相信一个新型公司“只有完美的团队，没有完美的个人”。正因为这样，金上任两年，青啤完成了和全球最大啤酒商AB的合作，发行了可转换债券，2003年是青岛啤酒100周年，营业额首次突破100亿，H股股价超过A股。中国古代的“木桶理论”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决定木桶持水量的是最短的一块木板的长度。同样，在团队合作中，如果配合不好，有可能连“ 最短的木板持水量”也达不到。   就像我方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在逐渐缩小。我们更需要加强团队合作，以适应走向全球化的现代社会。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资本市场部面经，群面经历，进行辩论
　　我们组一共六个人，先是轮流自我介绍，谁先准备好谁开始，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印象最深的实习，自己哪些特点适合资本市场部。　　然后hr给了一个题目双方辩论，我们组的辩题是创业板股票市盈率很高是否合理。双方轮流发言，然后各推选一人总结。　　再之后是每人向HR提问。　　另，二面有人收到通知了么
大概面试了多久啊？明天有华泰联合投行部面的吗？
下页更精彩：1
本文已影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