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往哪个方向走?德文翻译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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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一个笨笨的问题:为什么国外的方向盘在右侧而我们在左侧?
我们国家选在左侧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还是什么呢?左和右各有什么优缺点?个人认为在左侧如果对面相撞司机受到伤害更大,但是在左侧却可以更好的做出PAN断,防止两车相撞。
引用 polooloq
23:33:20 发表于 主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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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的问题,我们是靠右行驶,他们是靠左行驶。
引用 憨鼠社区
23:38:13 发表于 1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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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YZP551
23:40:04 发表于 2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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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看你是学米国还是学英国了&
以前的注册名忘了
引用 恩恩恩
23:42:00 发表于 3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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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恩恩恩 于
23:42 发表在 3 楼 这个要看你是学米国还是学英国了 只有英国、日本、和香港吧
23:54:16 发表于 4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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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polooloq 于
23:33 发表 我们国家选在左侧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还是什么呢?左和右各有什么优缺点?个人认为在左侧如果对面相撞司机受到伤害更大,但是在左侧却可以更好的做出PAN断,防止两车相撞。 左舵右舵是取决与行车靠左还是右,司机都位置都是靠路内侧的
引用 yizhi819
23:59:32 发表于 5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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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 和 我们 是一样的,现在只有曾经的 英联邦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是车辆靠左行驶,所以方向盘在 右边。香港因为曾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也这样。
引用 楚老残
00:00:37 发表于 6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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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楚老残 于
00:00 发表在 6 楼 日本可 和 我们 是一样的,现在只有曾经的 英联邦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是车辆靠左行驶,所以方向盘在 右边。香港因为曾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也这样。 晕,你再仔细想想日本是左还是右~~
引用 maimaty
00:05:04 发表于 7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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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qs89 于
23:54 发表在 4 楼 只有英国、日本、和香港吧 索性百度一下,太长我也没细看哈,对错不知,申明是转来的&&& 经常看电影的人也许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各国的道路行驶还分为左右派。&& 也许是中国的道路行驶是靠右边的缘故吧,总觉着就像英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道路行驶怎么看怎么就是别扭。&& 嘿嘿,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世界各国道路行驶的不同之处的资料,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资料:据统计全世界60亿人口中,靠右行的“右派”约40亿,靠左行的“左派”20亿。 “右派”,多是典型大陆国家,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巴西等;“左派”,多是典型岛国和半岛、次大陆国家:英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印尼、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分“左右”,来由各不同。 “左派”曾经风靡世界 靠右行还是靠左行,并非一开始就固定,而是长期演变的结果。在古时,无论中外,道路行走的规范都是相当地方化的,但道路延长,交往扩大,地方性习惯区域化,区域化习惯变全国性规范。 这一时期,世界上较多被采用的,恰是与现在完全相反的靠左行。 按照英国人的说法,他们靠左行可上溯到古罗马帝国。而在中****的欧洲,到底靠左还是靠右,最先根据的是骑士们的习惯。一则,人们骑马,习惯是左脚先上镫,右脚再跨上,自然得是在路左上马;再则,骑士的任务是经常为面子、美人策马持矛决斗,而骑士的标准战斗姿势是右手持武器,左手挽盾持缰,要方便地刺杀对手,自然得靠在路左。――《圣战骑士》里的骑士决斗统统靠右行,因为那是美国好莱坞的杰作。 日本靠左行的历史缘由与此类似,武士虽不为美人决斗,但和欧洲的骑士一样经常面临决斗。武士长刀在左侧,便于右手拔剑,身体左边是脆弱的空当,自然靠左行才能掩护空当便于攻击防守,武士靠左走,老百姓不敢右行迎头冒犯,遂举国“咸于左派”。 说来有趣,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靠右行驶的缘由还得扯上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前,法国贵族的马车同样也是习惯左行。在受尽压迫的底层人民看来,“靠左行”意味着贵族与特权,而“靠右行”则带有“革命”的意义。于是,法国大革命了,车辆右行了。 拿破仑上台后,发动了征服欧洲的战争。法国占领了哪里,就把靠右行规则带到哪里。德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等。正是,自从有了拿破仑,欧洲不再集体搞“左倾”。同样,英国也把自己靠左行的规范一一带到它广阔的殖民地。像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等等就坚定不移地走“左”的****。 顺带说一句,拿破仑的革命靠“右行”,到了“文革”时期,要红卫兵小将们觉出味道不对:革命得靠左才对,怎么可以靠右?改!不过工程浩大,小将们又太忙,所以没顾得上。 在英国众多的殖民地里,美国是个例外。由于美国经过与英国长年战争才有国家独立,而法国在其中多少给予了一定帮助,为彻底与英国划清界限,美国在建国伊始便由道路交通的“左派”转为“右派”。 由战争原因改变“左右阵营”的不仅仅是美国,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就是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才改为靠右行驶的。 当美国加入到“右倾”阵营后,“左右”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明显改变。众所周知,由于汽车驾驶观察路况的需要,靠右行驶和靠左行驶决定了“左驾车”和“右驾车”之别。美国是现代汽车工业的发祥地,美国的“左驾车”源源不断地倾销世界各地,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很多国家靠左走还是靠右走的问题。 中国便是典型,1945年以前,中国一律是靠左行驶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主要是英国势力范围。抗战胜利后,美国汽车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左驾车”一举占了数量优势,由是之故,国民****下令从日开始,汽车一律靠右行。另外,美国也顺便“左右”了加拿大。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左右****”改变都如加拿大和中国这般顺利。在改变“左右****”时,习俗给变革带来很大阻力。例如瑞典,起初属于“左派阵营”,但由于周围的国家,如挪威、芬兰等都是“右派”,这给瑞典的跨国交通带来诸多的不便。 于是,瑞典为“左右”问题进行了公民****。结果超过80%的国民不同意改革。不过,瑞典国会铁了心要解决和邻国之间的交通问题,甚至动用了军队来维持交通秩序。在这样的强力推行下,瑞典终于改革成功。 巴基斯坦就没这么幸运了。20****60年代,巴基斯坦****终于下决心改革。但****的想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最大反对声音居然是因为骆驼。 ――在巴基斯坦,有很多的骆驼车,而骆驼都有走老路的习惯,指望这些倔强的家伙改变行路习惯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巴基斯坦****只好向骆驼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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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恩恩恩
00:05:49 发表于 8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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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恩恩恩 于
00:05 发表在 8 楼 索性百度一下,太长我也没细看哈,对错不知,申明是转来的 经常看电影的人也许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各国的道路行驶还分为左右派。 也许是中国的道路行驶是靠右边的缘故吧,总觉着就像英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道路行驶怎么看怎么就是别扭。 嘿嘿,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今天还专… 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火车为什么会靠道路的左边行驶的原因这个问题现在是众说纷酝,不过大致有以下几个答案: 1.北半球的关系,物体向前运动时会受地球的一个向右的力,朝左行,可以2力相抵。好象以前物理课学过的。人们知道,地球近似球体,自西向东转,周期为9.64×10.4秒,赤道附近的线速度约每秒460米,南北两极的轴心的速度几乎为零。我国地处北半球,当两列火车相遇时,火车靠左行,西边轨道上的火车受的力向西,东边轨道上的火车受的力向东,由于它们受的力都向外侧,火车才不会相撞。反之,如果火车靠右行,火车受的力都向内侧,当两列火车相遇时,很可能有相撞的危险,双轨火车靠左行的道理就在这里。2.是遗留习惯, 清朝的时候,在中国铁路的修建权中最大的殖民者是大英帝国,所以诸如轨距、行车方向等都依照英国的制度。 同样,靠左行车的还有美国、印度、澳大利亚。 没有什么物理因素在其中 。。3. 因为信号灯都设在左测在铁路上,对于火车靠左侧行使是这样解释的:火车靠左行使首先是个习惯问题,英国人发明火车时就是靠左行驶.根本原因在于科氏力,左行使得科氏力造成的挤压都施于内侧,而不是向外,这样路基就不至于坍踏.另外,两车相遇对开时, 科氏力可以抵销由于空气速度不同所造成的压力差.在北半球,运动的物体要受到一种方向朝右的力,后来称这种力为科蒂奥地力.南半球正好相反,科蒂奥地力方向向左,科蒂奥地力因地球自转而产生.地球自转时,使得行驶中的火车,顶部往左倾斜,如果火车靠右行驶,错车的时候,顶部有可能擦到,甚至会导致列车相撞.不仅如此,你再留心观察一下,火车在超车的时候都是从右侧超车.科学告诉人们,地球是一个两极部位略扁的不规则的球体,并且自西向东转,赤道附近的线速度约每秒460米,南北两极的轴心的速度几乎等于零。我国地处北半球,当两列火车相遇时,火车靠左行,西边轨道上的火车受的力向西,东边轨道上的火车受的力向东,由于它们受的力都向外侧,火车不会相撞。相反的话,如果火车靠右行,西边轨道上的火车受的力向东,东边轨道上火车受的力向西,火车受的力都向内侧,当两列火车相遇时相撞的危险性会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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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恩恩恩
00:06:23 发表于 9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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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英联邦国家都是靠左行驶滴。驾驶起来没什么区别。习惯就好。
爱护自己车子的人、必定是高素质滴!
引用 hawkshthawk
00:20:49 发表于 10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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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楚老残 于
00:00 发表在 6 楼 日本可 和 我们 是一样的,现在只有曾经的 英联邦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是车辆靠左行驶,所以方向盘在 右边。香港因为曾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也这样。 呵呵,日本也是右舵的同学。
引用 开个破车你得瑟啊
00:26:40 发表于 11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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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左,还是右行,是习惯问题。方向盘左置还是右置,由行驶方向决定。&通常下,车道内侧比外侧路况更好、障碍物更少,因此速度较快的车辆,靠道路内侧行驶。全世界的法律,都规定必须从道路内侧超车。为便于观察前方,方向盘所以置于道路内侧这边。&绝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右手更灵活、更有力、触觉更敏锐。左肽车,由右手控制的范围和内容都更多、更广泛、更重要。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看,左肽无疑比右肽合理,使用的国家也更多。&&
人爱车车爱人人不爱车车不爱人
01:24:11 发表于 12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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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是靠左的,从日本的车上可以判断出来,他们的方向盘都是在右侧的!
善待自己,善待破罗!
引用 内蒙帅牛牛
01:49:29 发表于 13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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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之家公益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抵制安全带卡扣!汽车之家呼吁大家一起来响应抵制危害安全用品的公益
汽车之家五周年“我是传奇”活动,参与网友,无论是参与表演,还是卖力鼓掌的网友,只要到场均可获得。
为庆祝汽车之家口碑上线,填写真实汽车口碑,分享对汽车的真知灼见,即可获得口碑达人勋章。
参加2012年汽车之家北京年会--10月27日卡丁车专场,特颁发北京年会勋章。
辞旧鞭炮催新年,迎新锣鼓闹元宵。汽车之家邀您一起闹元宵猜灯谜
引用:原帖由 yizhi819 于
23:59 发表在 5 楼 左舵右舵是取决与行车靠左还是右,司机都位置都是靠路内侧的 就是,司机都是在内侧,只不过咱们的内侧是左,人家的内侧是右
我参加汽车之家五周年庆典了,欧
引用 chinafrv
06:58:53 发表于 14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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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到了香港,我开不了车。坐公交车上,看司机开车,怎么看怎么别扭。
引用 qshpcd
08:17:19 发表于 15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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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polooloq 于
23:33 发表 我们国家选在左侧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还是什么呢?左和右各有什么优缺点?个人认为在左侧如果对面相撞司机受到伤害更大,但是在左侧却可以更好的做出PAN断,防止两车相撞。 英国及其殖民地多是靠左走的&
引用 ihaveacar
08:54:00 发表于 16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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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之家公益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抵制安全带卡扣!汽车之家呼吁大家一起来响应抵制危害安全用品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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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汽车之家论坛内部测试的网友,在测试中找出隐存的问题,为正式上线的时候,能保证无问题,无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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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是什么,是什么行我就怎么行
平安是福!
引用 JP1-03-09 09:05:46 发表于 17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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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的帖让我想起一个说韩复渠的笑话,韩说,对蒋先生(就是蒋介石)的决策我都赞同,就是有一点,行人靠右走,我不是很能理解,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走呢?!
引用 chjh341
09:14:24 发表于 18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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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扫盲看来没有什么结果啊,不要告诉我你未成年。
引用 我是乌鸦
09:20:00 发表于 19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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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前,中国一律是靠左行驶的。那从夏朝开始也是左行?
引用 myyzy
09:25:07 发表于 20楼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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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被楼主屏蔽,不能回复该帖子魏育青:一位德语博导的翻译人生
魏育青:一位德语博导的翻译人生
魏育青,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在教学科研之余,他潜心文学和社科类的翻译研究工作,译介了包括巴特《罗马书释义》、格拉斯《母鼠》、耶里内克《死神与少女》、里尔克《布里格随笔》、茨威格《人文之光》、西尔伯曼《文学社会学引论》、霍尔特胡森《里尔克》、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等一批名家名作,并参与主编侧重译介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8卷)。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之际,中国网对魏育青进行了专访。他以自己丰富的经验与实例讲解了翻译中的难点和问题,并对翻译界的发展表达了个人的担忧和希望。
魏老师,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最初是怎样走上翻译道路的?
我是在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一批考上了大学,学的就是德语专业。毕业之后,有几个同学分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那时候,像《外国文艺》这样的杂志在上海滩乃至全国十分风靡,介绍了众多海外作家及文学作品。藉由这样的关系,我时常为杂志翻译些小东西,一些短篇小说等。还有就是,我走上翻译道路和当时老师对我的鼓励也是分不开的。 在80年代中期,当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刘小枫、甘阳等人组织翻译一些丛书,介绍国外经典,我开始翻译一些长篇的作品,如传记《里尔克》、小说《布里格随笔》(即《马尔特手记》)等。在80年代后期,我出国留学,一度中止了翻译。 94年回国之后,我在教学科研之余,也做一些翻译。影响较大的有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罗马书释义》,当时学界也比较认可,还得了奖。另外我也翻了一点尼采的东西,还有一些美学、哲学的文集;在文学方面翻了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和茨威格(Stefan Zweig)等人的作品。现在,我有时间的话,还是愿意做一些翻译,因为接受的工作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那么困难一点也愿意做下去。
您翻译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在80年代中期,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做老师,那时候条件比较差,调研信息都非常困难:去图书馆查资料要凭工作证,还要有相应的职称,否则某些阅览室是不能进的。就比如说书中提到了一幅世界名画,今天你在网上一搜就可以找到,再不行还可以发Email问外国朋友;当时要查,很困难。所以现在回头看那时的翻译,可能会有一些硬伤。但是,当时翻译界的风气比较好,翻译者的认真与投入绝不输于今天。那时候,大家都把文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当做重要的事情来做,能发表一部译作也觉得很光荣,因此肯下功夫。还有那时候人比较单纯,不像如今,社会价值多元化。
说起翻译的困难,文字处理和内容表达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首先是中德文语法的差异,常常会让译者有种穿着紧身衣的感觉。我之前翻过尼采的一本书,出版方转达的意见中认为复数一定要体现出来。就比如说V?lker这个词,就要翻译成“诸民族”。这样本来译成“民族与文化”的地方,就得改成“诸民族与诸文化”,这样的情况多了或许就显得生硬了。
反之,中翻外亦然。六十年代初有部中国电影叫《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里的“父亲”暗指达吉有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中文的语法并不体现“数”的变化,这给解读题目留下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可是翻译成德语避免不了要碰到这个问题:翻成Vater吧,不符合故事情节;翻成V?ter吧,就剧透了!
还有你在翻译中的取向问题,你如果希望表达得“顺”一点,可以走“归化”的路线,一般国内读者比较认可,出版社也会比较欢迎;但是你也可以走异化的路线,引进异域的表达方式,这就可能有一些风险,别人会觉得不顺畅。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汉语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一些早先不能被人接受的,现在已经成为了汉语的语汇,所以说,翻译是对祖国语言的丰富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起点,你的表达可能会遭到拒绝和引起反感。
所以,您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更应该归化还是异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归化”好还是“异化”好,因为各有利弊。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江妃采苹全唐诗(卷五)《谢赐珍珠》,你看原文是这样,下面分别是歌德和卫礼贤的译文。歌德不懂中文,他可能是通过别人的讲述或者其他语种的译文了解到这首诗,从德文的表达来看,无疑是歌德翻得更传神,但是对比原文,却似乎有很大的偏离;而卫礼贤是个汉学家,他的译文几乎逐词逐句都能对上,从表达来看却显然没有那么顺畅。在外译中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信”与“美”是很难平衡的两个标准。有个学生在研究德国十四行诗汉译的特点,发现比如“ABBA”这种韵式,中国人读起来可能不舒服,我们更习惯于“ABAB”或者是“AABA”,那这时候译者该怎么处理?如果你保留原文的韵式,读者会觉得拗口;有的译者会换用中国人喜欢的韵式,或者干脆不用韵脚,彻底放弃形式移植的努力。
我们再来看社科方面的翻译,这时会出现新的困境。比如一部书中有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一种处理方法是,在不同的段落中选择根据上下文含义选择不同的词汇,这时候从局部来看,这个词的处理很贴切,但是这种“一贯性”就不存在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孔子的“仁”的观念的翻译。西文中的处理方式非常多,如“Humanit?t”,“Menschenliebe“, ?Güte“, “Zwischenmenschliche Beziehungen“ 等等,某一种译法放在特定的位置是合适的,但是贯穿全文就未必;也有人干脆把这种概念引进,用拼音翻译,让读者自己体会“仁”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那怎么说哪种译法更好呢?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采取了不同翻译策略。比如电影《Speed》被翻成了《生死时速》,就很有画面感,如果翻成“速度”,观众说不定以为是科教片;《David Copperfield》译为《大卫·科波菲尔》,早期也有译本叫《块肉余生记》;《Uncle Tom's Cabin》有翻成《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也有翻成《黑奴吁天录》的。这也体现了翻译的多元化倾向,所以对于翻译而言,唯一的答案是不存在的。
那您认为怎么评价译本的好坏?
诚然,不同的译本可能会有优劣之分,但是评价译本的“尺子”应该是多元的。简单地把几篇译文放在一起,我很难说哪一篇是最好的。用不同的标准去判断,会有不同的结果。翻译批评家应该先去了解译者主观追求的标准,然后再去评判译者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有的译者选择了某种策略,没有达到某个标准,其实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但是也有的翻译则是能力所限,犯了错误。比如说人名的翻译,就像刚才提到的“Richard Wilhelm”,有人翻成了理查德·威廉,那显然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知之甚少。还有翻译界常提的那几次笑话,把“Mencius”翻成“门修斯”,殊不知那是孟子的拉丁文译法;还有人把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的。这些是比较常识性的问题,有一定公论。在翻译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名从不同的源语译入,就会有不同的译法。Chlodwig译作“克洛维”还是“路德维希”,这和名字在不同语言中的前后变异有关。再比如Karl der Gro?e,有的书中翻成卡尔大帝,有的书则翻成查理大帝,可能是分别来自于德语和英语。我个人主张是文从主人,是哪国人就按照那国语言翻译,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最好再加注原文,否则读者就会搞不清谁是谁。
你认为文学和社科翻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中国人以前说“诗无达诂”,正是说明文学作品没有唯一的解读。而翻译就是一个阐释的过程。你可以说你的翻译尽量客观忠实,但无论如何终究是一种阐释。假定一个作品有若干种阐释的可能性,译者不可把全部的可能性表达出来。只要尽可能反映出作品的精神气质,我认为这样的翻译就是成功的。在风格上,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不同,里尔克和茨威格也各有特色。但是你如果看同一个翻译家的译文,你会发现这些作家竟然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因为译文无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表达习惯。翻译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却让不懂德文的人以为是海涅早期的爱情诗,这种情况绝不是不可能。读过原文的人知道,两个作家的特点迥然不同。
那么,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为了体现风格的差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对文字做一些改动,我觉得是可以的。上海翻译家协会每年举办“金秋诗会”,以一首诗为原文,征集不同的译稿,然后进行评奖。我们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的译文像汉乐府诗,有的则似元曲,有的则是半文半白,还有的就是现代诗的风格,可谓百花齐放。而评委之间也是观点各异,有的很欣赏用中文格律翻译的诗歌,有的则表示反对。我觉得这恰好说明翻译的多元化问题。再说社科的翻译:在这方面,译者应该更注重学理和逻辑的关系,不能为了译文的优美而曲解文意。当然这个原则也给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知道,德语的结构像一棵树,主句是树干,旁边会生出从句、分词结构等枝桠。但是汉语是像流水一般,一句一句向前推进,前后的关系非常重要;同时汉语的句子又不能很长,否则就会有过于西化的感觉。那么原文中位于从句中的部分,可不可以放在前面的位置?这就是个问题。于是,要将一个复杂的Satzgefüge(句式结构)翻译得清楚明白又不失通顺,并不那么容易。还有就是概念造成的麻烦:我最近翻译一个德国人的书,他讲到福柯对于古希腊的言论。古希腊语中的一个概念,福柯在他的法文中有一个表达,德国人转述又有一个德语的表达,要翻译成汉语,怎样保持一致,就有一定困难。然而仅仅关注概念逻辑的清晰性还是不够的,社科的著作同样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尼采和康德就各有特点,尼采之文风汪洋恣肆,也体现了很多美学的价值,那译文就应该更潇洒一些;康德的文笔则比较古板,你自然不能将他的文章翻出尼采的特色。
那您怎么看待文学翻译中“创作”?
翻译不可能像复印机一样把原文一成不变地反映给读者,无可避免地会有创作的成分在。就如作者在原文中玩的文字游戏,翻译成译文往往已不可见。西文中不仅有尾韵,还有头韵和中间韵等,那这怎么有效再现呢?的确,翻译界常会称颂一些又贴切又优美的“神来之笔”,那往往是灵光乍现偶得之。我们在欣赏之余,也常常会想,这样的处理结果是不是有些“可遇而不可求”呢?
有的“创作”比较“大”的著作可能更多地选用“归化”的做法,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比如林琴南等人的翻译。在当时,国人对外国的事物还存在偏见,普遍接受程度不高,所以他必须翻得雅致一点,让人便于接受。对于“信达雅”的翻译准则,“雅”字历来是争议最大的。如果原文粗俗的话,那么“雅”更应体现在译文的“Angemessenheit”(相宜性)上;再者,“雅”也与读者的“接受视域”有关。就比如原作中说一个人“geht, geht, und geht”,如果你翻成“他走啊走啊走”,读者会觉得你的词汇怎么如此匮乏,于是译文中会跑出“徜徉”、“徘徊”、“漫步”这样的字眼。可是如果原文作者是想表现一种异化社会中的Monotonie(单调)、人在丧失了丰富性的之后一种状态。那译文中诗意的表达让读者完全产生了另一番联想,这是好还是不好呢?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注意到,您也翻过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格拉斯、耶利内克等,您是否和这些作者本人有关译文进行过交流?这样的交流是否会对翻译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本人比较异类,不太和作家本人进行交流。根据接收美学的观念,一个作家写完一部作品后,只是完成了一个半成品,剩下的是读者对它的阐释。这里涉及到“视域融合”的问题。一个人有其局限性,在不同的时代读同一部作品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更何况是不同的读者。正如鲁迅当年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要追求一个客观的,超越时代、文化局限的《红楼梦》客体是不存在的。所以我翻译的格拉斯就是我理解的格拉斯。
格拉斯作为一个大作家,很多国家的出版社争相购买他作品的版权,他好像自? Der Butt?(《比目鱼》,1977年出版)之后,就要求出版社让译者参加研讨会,由他解释书中的难点。那么,这种做法潜台词就是,作者是最后的权威。可是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者并不是最后的权威,其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读者可能在作品中寻找到更大的阐释空间。作品中的确可能存在一些不易理解的暗喻。但即使译者读懂了,那么他就一定要反映给读者吗?这又是一个问题。有的翻译会不厌其烦地加注,告诉读者作者在暗指什么或者用了哪个典故。好的一面是,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深意;但是反过来,读者本人对作品的阐释空间就被剥夺了。再说耶利内克,她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如果你仅是向读者反映情节,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她文中的深意,要转达得贴切,就并不那么简单。有的句子,看似平常,其实背后可能是另有所指,如果不是一个文化圈的读者就未必能读懂她的意思。例如她在剧本《托特瑙山》(Totenauberg)中让主人公绑在一个Gestell(架子)上亮相,熟悉海德格尔的人就会想到Gestell是其哲学理论中的一个独特概念,剧本主人公之一“老者”(der Alte)恰恰是在暗指海德格尔,那么他就会深思文本之后的含义;而不了解的读者就会忽略掉这个细节。翻译界常常说,翻译应该是个杂家,涉猎广泛,犯错的机会就少。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不犯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翻译的时候,你有个词没读懂,你可以去请教别人包括原作者,可问题是,你可能自以为读懂了,根本没有意识到背后隐藏的问题,那么你怎么提问呢?
中国翻译研究院于近期成立了,其任务既包括研究翻译领域和翻译行业发展的重大课题,也包括打造对外话语体系。主要工作还是侧重于中译外的研究,请问您对这项工作有怎样的看法?
对于这个工作我想谈几点认识。
第一,中译外的难度无疑比外译中难度更大,这方面对于译者的外语水平要求更高,国内的人才储备也有限,所以还是建议通过深度合作的方式。在解释和定稿方面,中方人员可以更多地参与,以避免Verzerrung(失真)的出现。但是完全依靠中方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中国的话语体系其实是断裂的。仅一二百年来,中国的语言发生了全面的西化,中国所运用的概念系统基本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写一篇学术论文,从概念到句式,几乎都是在用西方的体系,用古汉语是无法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创造真正富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如果有的话,即使我们不输出,别人也会来“拿”,就像我们老祖宗的那些东西。
说到老祖宗的东西,国外在译介的过程中,可能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会出现一些误解。而目前翻译研究院任务也包括中国经典的翻译,您认为怎样做可以帮助海外的受众消弭这些误解?
国外对于中国经典的一些误读,一方面有可能是故意的曲解,符合他们本身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kreatives Missreading(创造性误读)。如果中方要解释好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完全靠对外翻译能做到的。古汉语是十分精简的,逻辑关系都是隐藏在语言表层结构之下,而不是显性的,这样就留下了非常大的阐释空间。我们知道,如《道德经》、《论语》、《易经》之类的古籍在外国可能有几十种译本,各种版本之间,差别也是非常大。如果中国现在要做一个译本,潜在的意味可能是,我们的译本是正统的、权威的,因为这是母语国家译释的。但是要想国外接受我们的译本,我们首先需要是背后的学术支撑。这里并不是一句话如何翻译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我们的经典。我们要避免误读,就要把这些逻辑关系表层化,把文字背后的含义说透。要想我们的译本站得住脚,就要证明为什么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
魏老师,您从事翻译工作几十年,据您对这一行业的观察,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我们回头看,老一辈有一批很杰出的翻译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相继谢世;我辈中相比于前辈可能出类拔萃者就少了很多;再看下一辈,单从翻译的量来看,大了很多,能完成些一般翻译工作的人并不少,但是能够和愿意完成高难度翻译任务的顶尖人才却不是到处都有。我们并不否认,有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崭露头角?如果没有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翻译事业怎么发展?这一方面可能与大环境有关。我们知道,翻译工作一方面有外文局这样的机构在做,而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依靠高校的外语教师。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重论著而轻翻译。很多人还把翻译视作一种简单的技能,懂外语的,谁都能做。青年教师要想晋升,就要写论文、出“成果”。但是要出一些好的译著可是要“十年磨一剑”的,听说北大罗炜教授翻译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前后耗费近十年时间。抓住一本著作中几个点阐释发挥,和将几十万字的一部名作翻译出来,哪个投入更大,“收效”更大?面对目前的评价机制,不少人自然是更愿意写论文。另一方面,青年面临的生活压力也很大,没有具体的措施去保护翻译的热情。比如说,有一个青年,中外文功底俱佳,他却不肯去做笔译。为什么?一本社科著作,要翻译,是吃亏太多的事情。出版社逐利固然无可厚非,可是我们算一下,千字稿酬不过80元左右,一本很有难度的、一二十万字的书认真翻译出来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才不过几千元的稿酬,和一场同传口译的收入差不多。我记得在80年代中期翻的一篇不长的小说,稿酬是当时月工资的好几倍。钱春绮先生在50年代所翻译的《海涅诗集》稿酬,能使他有买房的能力,还以此贴补后来文革十年的家用。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机制,能够给今天的青年翻译合理的收入,让他们至少觉得做笔译不是件太吃亏的事?再说机制问题,国内固然有一些翻译的奖项,但是获奖的往往是成名的译家,对青年吸引力有限。像我们上海翻译家协会“金秋诗社”所做的一些推动翻译的工作,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还有就是翻译界的学术之争,应该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翻译界中的“理论派”和“实践派”、“科学派”和“艺术派”之间应该多有宽容和沟通,克服翻译中的形而上学,促进多元化的发展,让“学”与“术”更好的结合起来。好的,谢谢魏老师。
人物介绍:
魏育青,上海人,1982年华师大学士毕业,1984年上外硕士毕业,年在华师大担任讲师、教研室副主任,1992年赴科隆大学攻读博士,1995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2001年后任教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副院长。担任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德语组副组长,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外文学会常务理事。曾获“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翻译成就奖”。从事德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科研项目。魏育青曾发表、出版过许多论文、专著和译著,如《素质教育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世纪末的前瞻性思考》、《里尔克》、《人文之光》、《文学社会学引论》等。另有Beziehungen als Lebensformen等德文专著两部,巴特《罗马书释义》、格拉斯《母鼠》、耶里内克《死神与少女》、里尔克《布里格随笔》、茨威格《人文之光》、西尔伯曼《文学社会学引论》、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等十余部,教参《基础阶段德语考试模拟试题》一部,尼采、布洛赫、霍夫曼斯塔尔、舍勒、托马斯·曼、盖奥尔格、特拉克尔、埃森赖希、卡施尼茨、贝恩哈德等的文学、美学和哲学译作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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