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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刘秉忠1 绪论
1.1 题目背景
宋末赵氏王朝岌岌可危，国家局势动荡不安，礼乐崩坏，文教不彰。蒙古族 统治者凭借兵马之力入主中原， 由于对中原农耕文化初无接触，又一直被金朝隔 离封闭于漠北草原，再加之元太祖、太宗、宪宗三朝中除一两个爱好中原文化的 臣子外，没有一个能了解中原文化的重臣。因此，一方面，他们认为“汉人无补 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1，主张保留其本民族旧有的统治方式和利益追求 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坚决抵制汉文化，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大量屠杀和奴役汉 族知识分子，焚毁文化典籍，推行民族等级制度。但随着疆域的扩大，为巩固其 统治，元统治者又必须利用汉文化来笼络汉人，因此对汉地适当的采用汉法，尊 孔崇儒，兴办教育，恢复汉文化，解除元初汉文化危机就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刘秉忠()，原名侃，字仲晦，号藏春散人。曾出家为僧，法名子 聪，后元世祖赐名秉忠。因海云禅师被召入见，成为忽必烈的主要谋士，在元初 政治体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思想兼采儒释道三家，博览群书，对天文、 地理、律例、术数无不精通。自进入忽必烈幕府始，刘秉忠参与立朝仪、建礼乐、 兴儒学、荐良吏、建城邑等，减缓统治者实施民族歧视、掠夺汉族及其他民族的 暴政，对推进元朝吸收汉文化，恢复社会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刘秉忠自幼好学，虽位极人臣，每以吟咏自适，“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 之曲”，对其“皆为余事”。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今存《藏春集》六卷， 散曲十二首，也许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那么声光煊赫，但在元初 “天纲折， 地维绝” 的特殊时期， 他的作品在北方诗坛上无疑是令人注目的和极具号召力的， 可谓“元初北方诗坛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2。
1230 年，蒙元大臣别迭等人建议窝阔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杨镰.元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2 研究现状
有关刘秉忠， 20 世纪 20 年代在陈垣的 《元西域人华化考》 中就已有所关注， 直至 50 年代，台湾学者袁冀首次对其生平进行考证，港台地区才真正开始对刘 秉忠的研究；90 年代起，大陆方面相继开始了以刘秉忠为具体对象的研究。纵 观前代学者对刘秉忠的探讨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其生平履历、作品的考证和对其 诗文词曲的赏析三方面。其一，生平考证方面。关于刘秉忠的生平考证最早见于袁冀的专著《元太保 藏春散人刘秉忠评述》（1953 年出版），其后又有杨曾文《元初禅僧子聪刘秉 忠的历史贡献》、魏琛《刘秉忠其人其事》等对刘秉忠生平履历进行详尽细致的 论述。此外，2003 年,尹红霞《论刘秉忠的学术和文学》一文后更是附有刘秉忠 的年谱。这些都对后辈关于刘秉忠生平思想方面的探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二，作品考证方面。刘秉忠诗词著作多有佚失，研究其诗词曲首先要对其 现存的文本进行考证。赵永源《关于刘秉忠&藏春集&及其佚诗》一文，对刘秉忠 的《藏春集》做了比较全面的考证，并从《永乐大典》残卷中找出了刘秉忠的诗 论 28 首。此外，李向军《&全金元词·刘秉忠&校正补遗》一文对刘秉忠词中的 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证，查洪德《刘秉忠文学文献留存情况之考查》一文，全面详 审的考察和论述了刘秉忠的文学文献。其三，诗词曲的鉴赏方面。郑靖时《金源“一代坡仙”——刘秉忠》、尹红 霞《刘秉忠诗歌艺术论》、李向军《刘秉忠&藏春词&研究》、谢真元《刘秉忠散 曲的价值呈现》等论文以刘秉忠的诗词曲的内容为对象，对其诗词思想、风格， 散曲意蕴及内容特征进行了宏观而深入的论述。
1.3 研究意义
从整体上来说，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学界有关刘秉忠各方面的研究虽然 日渐繁盛，但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其的生平履历、文学成就及其作品考证上， 对于其在元初恢复和保存汉文化所作的贡献方面研究较少， 仅在考证其生平履历 时简单的加以概括， 至今尚且没有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入
手， 在汉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对有关刘秉忠在汉文化保存和恢复方面所作的贡献进 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富足的物质供给与贫乏的精神需求之间形成的 强烈反差，促使人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新寻找精神指导。因此，中华传统文 化的意义和价值逐渐得到当下人们的认可， 在信息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给予人们 以精神的陶冶。笔者在研究刘秉忠对保存汉文化所作贡献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 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不能仅仅将前人视作研究的对象，在研究的过程中， 更不能忽视他们对后人的嘱托， 而这就恰恰凸显了本研究课题的现实意义：珍视 并传承传统文化。
2 汉文化的危机
蒙古族崛起于漠北草原， 凭借强劲的武力， 结束了唐末藩镇割据以来中国南 北对峙、几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战乱局面，在空前辽阔的地域内建立了 统一政权。蒙古族本是北亚诸多的游牧民族之一，逐水草而居，历代从事游牧生 活，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可言。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蒙古族受西域等地乃至国 外文化的影响较深，大部分人信奉萨满教，可以说宗教信仰是他们主要的精神活 动,因此， 成吉思汗对西域文化颇为爱好。加之一直被金朝隔离封闭在漠北草原， 对中原、对汉文化初无接触，毫无认识。虽然成吉思汗接触过一些“汉地”的文 人，或是佛道两教的代表人物，但除了耶律楚材、失吉忽秃忽一两个爱好中原文 化的臣子外，其余来自蒙古、西域的重臣没有一个能了解中原文化。即使窝阔台 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建议， 采取了一些保护汉文化的措施，但是由于蒙古统治集团 内部的反对， 未能得到很好的推行。甚至中使别迭等蒙古人提出了尽去汉人空其 地以为牧场的荒谬建议。宪宗蒙哥继汗位后，又奉行“尊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 所为” [1]，对汉地、对儒学很是不感兴趣。“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入主中原后， 在政治地位上，按照法律形式把人民化成四个等级：蒙古3、色目4、汉人5、南人
，“上至中书省，下逮郡县亲民之吏，必以蒙古人为之长，汉人南人贰焉。”
（《新元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法律政令上，汉人南人也得不到平等的待遇， 如汉官犯法，可由蒙古人审讯，但蒙古官吏犯法时，则必须由蒙古人审判。到了 世祖二十三年，仍有蒙古大臣认为诗书无用 。总的来说，蒙古族统治者强调的 是“武功”，擅长的是征战抢掠。相较于汉地儒家经典中玄妙的哲理，重物质、 好自由的习性决定了他们更喜欢汉地的能工巧匠们锻造的精美器物。因此，当时 有“十儒九丐”之说。忽必烈时期， 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 巩固和发展统一政权逐渐成为首要任务， 如何统治管理如此大的疆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
蒙古指草原上的蒙古族 色目泛指蒙古族以外的我国西北各族和其以西的各个民族，既不是民族也不是地域的名称 5 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以及契丹、女真、渤海的民族和四川、云南两地的居民（不同与汉 族） 6 南人指原南宋境内除四川以外的居民，又称蛮子 4
歧，一方面，大多数蒙古贵族以“实用”的眼光看待“汉地”和“汉文化”成果， 主张因其旧俗， 对汉文化坚决抵制，在攻城略地过程中大量屠杀和奴役汉族知识 分子，焚毁文化典籍。推行民族等级制度就是最直接的体现。另一方面,蒙古统 治集团想要巩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就必须逐渐改变屠城、杀掠的征服政策，推 行汉法，尊孔崇儒，以便利用汉文化赢得汉人的支持，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汉民族遭受劫难，儒生没而为奴的社会现实强烈的冲击着汉族文人或是已 “汉化”的非汉族文人，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有史以来延续和继承的“治国” 思想观念崩坏，甚至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信仰危机。因此，“稽列圣之洪规，讲前 代之定制”[2]，实行二元混合“蒙汉分治”的政权结构和组织形式就成为必然； 因此，恢复、保存汉文化，解除元初的汉文化危机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在这种 历史条件下，道教庇护士人，使得儒士生活得到保障；北方汉军礼敬士人，重视 文教；更有一批文人硕儒忍辱负重，为了维护汉文化，发扬汉文化而奋斗。他们 以本身的学术修养引导蒙古统治者认识汉文化的优点，进而提高儒生的地位，使 得文人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有闲情逸致从事创作。刘秉忠作为一个既深受蒙 古统治者信任，又熟识汉文化经典的“化外之人”，在推动元朝的大一统，联结 南北两大民族，恢复、保存并发展汉文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刘秉忠保存汉文化所作的贡献
3.1 刘秉忠其人
刘秉忠（），初名侃，字仲晦，自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 邢台县）人。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是忽必烈身边的重臣并长期保留着僧人的 身份。刘秉忠生来风骨秀异，博学多才艺，“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诸 掌”[3]，“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为元初 “成一代之宪”7的政治家。至元元年（1264 年），忽必烈令其还俗，并赐名秉忠，赐婚窦默次女，官历光 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等，成为忽必烈的佐命之臣。自 1242 年进入忽必 烈幕府始， 在忽必烈身边二十多年， 一直以僧人的身份谋划军机要务， 上万言策， 替忽必烈广罗人才，组织“金莲川幕府”，“会古酌今”，仿效汉法革新旧政、 制定典章礼仪制度，为元朝统治秩序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刘秉忠出生于官宦世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年轻曾放弃刀笔小吏之职， 和全真道士一起习道，在武安山中隐居修行，后来应虚照禅师之邀皈依佛门，法 号子聪。亦僧亦道，取僧之外形，道之法术，儒之礼教，思想兼采儒释道三家， 并以僧人的身份长期伴随在忽必烈左右，同时延续了耶律楚材“以佛治心，以儒 治国”的思想，在元初的禅宗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扩大了禅宗的传播 和影响。刘秉忠现存的作品有《藏春集》六卷，前五卷收录诗词，附录一卷收录刘氏 神道碑、行状及墓志铭等。另有风水术数著作《平沙玉尺》四卷、《平沙新境》 二卷。共存诗五百余首（在《永乐大典》残本中有其佚诗），词八十多首，曲十 二首，虽据史料记载，他有文集数十卷，但现今仅存三篇。除了他的创作独特， 多元继承之外， 单是在元初那个动乱的时代，如此大量的创作在元代文学史上本 身就是一种贡献。终其一生， 刘秉忠在制定实施朝廷大纲以及保存汉文化方面功业卓著非常值 得后人敬仰的。明代传奇僧人姚广孝就曾作 《春日谒刘太保墓作》 以表敬佩之情：
宋濂.元史.（卷 157《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
“芳时登垅谒藏春，兵后松楸化断薪。云暗平原眠石兽，雨荒深隧泣山神。残碑 藓蚀文章旧，异代人传姓氏新。华表不存归鹤怨，几多行客泪沾巾。”[4]
3.2 宗教方面
宋金以来儒释道三教并行， 刘秉忠深受影响。刘秉忠的祖先在辽朝做官时即 为望族，世代居住在瑞州的刘李村，“一门之内居显列者甚众”，后来其曾祖父 仕金，“累迁邢州节度副使，丁母忧，复还瑞州，但留一子（即刘秉忠的祖父） 于邢”，于是家居邢州（今河北邢州）。刘秉忠的祖父“为人倜傥有大志”，乡 里都很敬畏尊重他。其父亲刘润精通音律，为人慈祥。元太祖十五年（1220）， 刘润被推荐为副都统，后迁顺德路长官录事，为政宽简。世代官宦家庭环境的熏 陶使刘秉忠思想上落下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烙印。“丈夫不得志于 世间，当求出世间事尔”[5]，戊戌春（即公元 1238 年），23 岁的刘秉忠毅然放 弃刀笔小吏之职， “遁居于武安之清化，迁滴水涧。苦行骸，甘淡泊，宅心物外， 与全真道者居8。复欲西游，关陕天宁虚照禅师闻之，爱其才而不能舍，遣弟子 辈诣清化，就为披剃。”[6]自此，刘秉忠在受儒家思想熏陶之外，又接触到佛道 思想，并终其一生为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发展繁盛做出突出贡献。徐世隆《祭文》 云：“岩岩刘公，首出襄国。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初冠章甫，潜心孔氏。又学 保真9，复参临济。其藏无尽，其境无涯。凿开三室，混为一家。”[7] 据史料记载，蒙哥汗时，佛道两教凭借蒙古统治者的礼遇，争夺寺庙观宇、 财产田地，矛盾尖锐。刘秉忠用佛门教义影响蒙古统治者，以维护佛教利益，扩 大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如：1257 年，刘秉忠作为佛教代表与雪庭福裕、华严至 温、 国师八思巴等三百人和以张志敬为首的道教代表二百人，一起参加了由忽必 烈在开平主持的佛道两教第二次大辩论，另外有官员儒士二百人出席作证（其中 张文谦、窦默、廉希宪、姚枢等人，或与刘秉忠志趣相投，或与其是好友、同僚， 名为作证，实则拥佛抑道），结果佛教大胜，忽必烈下令命道教焚毁所持《道藏》 伪经 54 部，归还所占道观 200 多处，从此佛教居于各宗教之首。刘秉忠利用忽 必烈对他的宠信，极力维护佛教的利益，对元初禅宗的保护和传播影响深远。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保真即全真教所以提倡的修养方法全性保真 7
刘秉忠以僧人的身份，长期伴随在忽必烈左右，推行儒家的安邦治国之道， 虽位极人臣，但“以佛治心”，“斋居蔬食”，淡泊名利。其淡泊名利、普济众 生是对“以出世法易为住世法门，法谛世谛，易地皆然”10的解悟，是对 佛法 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的佛教思想的实践。虽然作为僧人他在佛教禅学方面没有留 下任何著作，但《山居晓起》“禅客生涯贵寂寥，幸居山寺远尘嚣。情难断处千 年在，心肯闲来万事消。新月看残还旧月，今朝过了任明朝。”11一类的禅元诗 体现了他在修佛参禅方面的高深境界。刘秉忠还作有《禅颂》十首，“镜中影像 原非我，石上精神却是谁；落尽桃花春不管，枝头青子自累累。”12 真切自然， 无丝毫造作，到处充溢着一种随遇而安、悠然幽然的趣味，相对集中地表达了他 自然、恬淡、随遇而安的禅学观，流露的是诗人的清幽之心，给人一种世外高人 在万物俱静中彻悟人生的心灵享受的感觉。
3.3 辅政方面
蒙古民族长期被隔离在漠北草原，对中原文化知之甚少，从成吉思汗入主中 原起， 重利益的民族特性决定着随后几位大汗都坚持在中原地区实行其本民族旧 有的统治制度，即不断索取或直接抢掠。虽有耶律楚材推行汉法，但“自壬寅以 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13 ，“虐政所加，无从控告”，百 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困弊至极。究其原因， 无外乎统治者用人、 用法的不当。作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刘秉忠博览群书，论天下事了如指掌，伴随忽必烈 二十余年，“会古酌今”，“创定朝仪，立官制，改元建号，一切所当施设，时 务之宜，皆公所草定”14 ，亲自监造元二都，献策劝谏与忽必烈“若合符契”15， 辅助忽必烈“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16，为元朝统治秩序的创建立下了汗马 功劳。
天宁寺虚照禅师公塔铭. 明万历版.顺德府志(卷四) 刘秉忠.山居晓起.藏春集（卷 1） .藏春集（卷 6 附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 年刻本. 12 刘秉忠.山居晓起.藏春集（卷 1） .藏春集（卷 6 附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 年刻本. 13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王磐.文贞刘公神道碑.见：刘秉忠.藏春集（卷 6 附录）.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15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3.3.1 会古酌今
蒙元初期， 从成吉思汗起， 蒙古族汗位的传承主要是依照蒙古贵族大会推举 的方式来进行的，自窝阔台汗死后，蒙古贵族为争夺汗位矛盾很深，蒙古国政局 混乱。鉴于这种种现象，1249 年，刘秉忠“陈时事所宜者数十条，凡万余言”17， 上书万言策，对当时局势作了全面而准确地分析，并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 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18，建议忽必烈仿效周公辅佐 武王，整顿政治纲要，修复典章礼乐、三纲五常，并修建孔庙，兴建学校，重视 农业生产，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上改革时弊。世异法异，刘秉忠并非照 搬汉族旧制， 而是时刻注意考虑到蒙古贵族统治者的心理需求和文化素质，并与 蒙古贵族的利益相结合,“上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19，沟通南北 制度文化， 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制度；还提议在中央设 立大司农司，督察农业生产及水利兴修，造福百姓。另外元朝建立之初，“朝会 燕飨之礼，多从本俗”，每逢朝会晚宴，诸官员无论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 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刘秉忠 “颁章服，举朝仪，给俸 禄，定官制”20， 制定供节日、庆典所用的朝仪及章服制度， “礼文乐节，悉 无遗失”，深得忽必烈之意。
3.3.2 建元二都
蒙古族世代逐水草而居，无房屋可言。忽必烈受封“漠南汉地”后，刘秉忠 亲自勘察地形地势，按照宫城、皇城、外城三重环套的都城建筑结构模式设计和 监督建造元上都，并在建筑位置的规划上，考虑到了统治者的民族特性，注重建 筑和周边环境的协调统一。元上都历时三年才完成， 是在蒙古地区统一规划建造 的设计独特，布局严整，功能齐全的第一座城市。元灭金后，中都城遭到很大的破坏。至元元年（1264 年），元世祖又命刘 秉忠在金中都设计建造新的都城。刘秉忠亲自带领属下走遍金中都地区各地，呕
王磐.文贞刘公神道碑.见：刘秉忠.藏春集（卷 6 附录）.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张文谦.刘公行状.见：刘秉忠.藏春集（卷 6 附录）.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9
心沥血，匠心独运，历时十年建成元大都。元大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按照 按照宫城、 皇城、 外城三重环套的都城建筑结构模式设计、 整体规划建造的都城， 其规划布局严整，建筑技术精湛，艺术水平高超，世所罕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规模宏大，主要以汉文化中道家“师法自然”为 设计理念核心， 并充分利用周边的自然景观来规划元王朝宫廷，分设十一个城门 另其呈不规则分布。另外，元大都的城市直接采用了《周礼·考工记》中“国中 九经九纬，经徒九轨，面朝背市，左祖右社”的布局思想，而且元大都十一座城 门及部分宫殿的的名字，也大都来源于《易经》，可见刘秉忠对汉文化的发扬。
3.2.3 征战谏不杀
蒙古多为骑兵，作战勇敢，但喜杀戮、好抢掠，行军中只要遭到抵抗或受到 损失，便屠城灭族。铁蹄过处，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对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破坏。刘秉忠等辅佐忽必烈，空闲时常跟其讲爱国怜民的故事,灌输“广施仁政，达济 众人，方可为天下主”的道理。刘秉忠随从忽必烈南征云南之时，更是常常“赞 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21，言“天地好生为德，佛氏以慈悲济物为心”
，劝诫忽必烈停止对攻陷城池后降兵平民的杀戮。如进攻大理国时，大理国宰相高祥杀死忽必烈派去的议和使者玉律术，大理
国首都被攻破后，蒙古将领要求屠城为玉律术等报仇。屠城在即，张文谦、刘秉 忠、姚枢闻讯，连夜进谏忽必烈：“杀死玉律术罪在高祥，而不在百姓。我们不 能随便屠杀这里的人民，兴兵在于义取天下，如果滥杀无辜，得到的不过是一座 空城，毫无用处。”忽必烈采纳了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的意见，下令禁止杀伐, 使大理免遭屠城之祸，数万计民众得以保全。
3.4 文学方面
刘秉忠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见于《藏春集》（又名《藏春散人集》、《藏 春诗集》）六卷，包括诗词五卷，附录一卷（志传状、碑铭、祭文等）。前四卷
宋濂.元史.（卷 157《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 王磐.文贞刘公神道碑铭，见：刘秉忠.藏春集（卷 6 附录）.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 刻本 10
收有他一生创作的大部分诗--七律二百三十九首， 七绝一百五十一首， 另外在 《永 乐大典》残卷中尚存有一部分刘秉忠的诗；评其词大致可以依据《藏春词》（即 《藏春集》卷五）和《全金元词》所收录的作品（其中《藏春词》收录其词七十 九首，《全金元词》在此基础上又补录二首，共八十一首）；有关刘秉忠的散曲 创作，《全元散曲》收其小令十二首，包括《干荷叶》八首，《蟾宫曲》四首。据史料记载，他一生创作大量文章，但现存的只有《全元文》卷一五五中所收的 《陈治要》（即《元史·刘秉忠传》所录的万言策）、《郝文忠公传》、《常氏 孝感碑》三篇；另有风水术数方面的著作《平沙玉尺》四卷、 《平沙新境》二卷， 恐为伪书。其文学成就在碑铭、墓志、祭文中得到了中肯的评价：张文谦赞誉他 的 “诗章乐府， 又皆脍炙人口”23， 元好问《答聪上人书》曾夸赞其诗词创作 “笔 势纵横，固已出于时人畦畛之外”。此外，今人顾奎光所编的《元诗选》虽仅录 取他的诗三首，但评价都在耶律楚材之上。纵观中国历史，毋庸置疑，刘秉忠是一位功业卓著的政治家，同时，他也是 一位不弱一流的文学家。“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对于他“皆为余事”
。也许刘秉忠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那么声光煊赫，但在元初 “天纲折，地维
绝”的特殊时期，在元好问、耶律楚材之后，郝经、刘因之前，他的创作在北方 诗坛上无疑是令人注目的和极具号召力的，可谓“元初北方诗坛有代表性的诗人 之一”[9]，为恢复和保存汉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刘秉忠的大量诗篇， 相较于其词和散曲较少受今人关注。笔者在此将从内容 和艺术特色两方面对其诗歌作简要介绍。由于刘秉忠生活在金末元初的战乱年代，又深受释、老思想及《易》学、邵 雍24思想的影响，其于释、老空寂之思外多了一分对世界人生的理性认识，于随 缘自分、无为自适的处世态度外更多一种理性精神。因此，刘秉忠诗歌创作呈现 多元结合继承的特点，在创作中强调创作主体的自然无拘，带有几许遗世独立和
张文谦.刘公行状.见：刘秉忠.藏春集（卷 6 附录）.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邵雍被奉为道象家，属于新儒学 11
逍遥物外的自由气息。《元史·刘秉忠传》中以“萧散闲淡”评说他的诗歌，可 以说是恰到好处。“聪明天赋不能求， 求得聪明一世愁。留的三份不晓事， 禅房深处咽馒头。” （刘秉忠《藏春集》卷四）于禅房、深山之处，韬光隐晦，隐居养身是金末文人 的普遍心态， 刘秉忠也不例外——其诗句间时常流露出归隐、 用世等矛盾的情感。如《寓桓州》、《痴坐》、《谩成》等作品对自然环境的描写，表现了他闲居时 的乡野恬淡之趣，可以看出诗人对陶渊明田园风的追崇。如 “远水平芜间野花， 寒云淡淡际寒沙。闲禽向晚无投树，远客逢秋空念家。”（《云内道中》） “小 溪流水碧如油，终日忘机羡白鸥。两岸桃花春色里，可能容个钓鱼舟。”（《小 溪》）远水、寒云，向晚、逢秋，种种意象都包含着一种萧条隐逸思归之意，小 溪、流水、桃花、春色，字里行间流露出乡野之间的清新。刘秉忠诗作内容丰富， 除崇尚自然， 渴求归隐的田园诗外， 尚有大量的怀古、 寄赠、征途诗，另外还有少数仿效宫体或抒发征战豪迈的诗作。诗歌的语言平易 自然，用词不尚繁饰、不求奇崛，但也不是不假思索的随手拈来，而是“得处平 常磨练来”，并不忽视锤炼之功。此外，刘秉忠的诗作有用典少的特点，即使用 典也是多用熟典。如其《西州客中》“蕙帐空闲客塞城，猿惊鹤怨可怜生。风云 远际千年会，天地中含万古情。总指青山作归计，直将白发换虚名。向谁得遂求 田意，楼上元龙气未平。” 语言平易自然而又不平淡，熟用典故，而又少有艰 涩生僻之处。刘秉忠主张诗歌要明白晓畅，清新俊逸，所谓“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意不 在新奇”（《读遗山诗十首》）正是其诗歌的特点。其诗作大都“平正通达，无 杀之”，其中也不乏“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藏春集》阎复序）， “如诗 ‘鸣鸠唤住西山雨， 桑叶如云麦始华’之类，亦未尝不时露风致也” （《四 库全书总目》）在中统至元年间的诗坛上开了一代风气。
刘秉忠是忽必烈藩府中现存词作最多的文人，《全金元词》中收录他的词 81 首，比他的《藏春集》多出两首。刘秉忠的藏春词在金元词史中独具特色，
在中国词史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研究中国词的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 的词上承蔡松年到元好问以来的金朝北宋词派，以清雄见长，并有类诗类曲的倾 向，与许衡等文人一起在元初词坛上把北宋词风推向鼎盛状态；同时，又下启元 词， 推动着词的发展和延续。可以说， 刘秉忠在元初词坛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是研究元词的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作为那一时代的代表，藏春散人的词如王鹏运所说“谓雄阔而不失之伧楚， 酝藉而不流于侧媚”[10]。但纵观刘秉忠的词，不难看出其中的苦闷愁绪，似乎与 他所处的位极人臣的地位不相符。作为忽必烈重要的辅臣以及其自身的儒学修 养， 使他本身具有极其强烈的入世情结，但事实上凡是早期被蒙古统治者所信赖 的文人，主要缘于他们术数之精，观星占卜之能，刘秉忠也不例外。在忽必烈眼 里他也只不过是一位学识渊博，精通术数的高级顾问，忽必烈就曾称赞他“世之 知数者，无出子聪右”25，其之所以被重用，源于忽必烈认为“其天文卜筮之精， 朕未尝求于他人”。史书中所列的刘秉忠建国号、定都邑、颁章服、举朝仪的功 绩中，四项有三项与术数有关。因此，刘秉忠诗词中有文化差别带来的他和统治 者之间的文化心理隔阂， 有他功成业就与退隐修道的思想矛盾，有他行道的理想 和欲行道而不得的惆怅无奈，也是自然。如《三奠子》：“念我行藏有命，烟水 无涯。嗟去雁，羡归鸦。半生形累影，一事鬓生华。东山客，西蜀道，且还家。壶中日月，洞里烟霞。春不老，景长嘉。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杯酒，一 觉睡，一瓯茶。”对世事不能忘怀而又无可奈何，于是把现实的功名、历史的兴 衰，都视作过眼云烟， “富贵若浮云，本是个江湖散人” （《太常引·鲁仲连》）， 以寻求心灵的解脱及精神的慰藉。好在刘秉忠具有佛家淡泊超尘、与世无争的思想，加上道家的出世思想，因 此富贵也好，功名也罢，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词作亦不乏情感真挚的怀 人之作， “回首燕南，一别又三年。长爱故人心似月，人不见，月还圆。” （《江 城子》）思到深处，真情贯注，质朴自然，简单平易的言辞中自有蕴藉。
杨寰《还山遗稿》卷上《总帅汪义武王世显神道碑》 13
刘秉忠现存的散曲只有十二首小令， 包括[南吕] 《干荷叶》 一组八首和[双调] 《蟾宫曲》一组四首。据查洪德老师考证，《干荷叶》第五到第八首并非刘秉忠 所作， 因此现在能够确认的刘秉忠的曲作只有八首。虽然刘秉忠现存的作品数量 不多，但作为元初最早的注重向民间民歌、小曲学习的文人，在元代散曲的发展 史上很是出名。李昌集、 门岿、 王星琦等有名学者都对刘秉忠在散曲方面的成就、 创作特色以及在曲坛上的地位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恰当的评价。刘秉忠的八首散曲是两组作品，分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双调]《蟾宫曲》 四首《乐府群珠》题作“四时游赏连珠四曲”，《雍熙乐府》又题作“四季”。四首一组以春夏秋冬依次展开，曲风“散诞逍遥”，表现出了隐士、雅士的生活 情趣。[干荷叶]又名[翠盘秋]，曲牌名，来自民间小调。[南吕]《干荷叶》四首直 接咏物，依次描写荷叶从经霜枯黄、柄折、根折以及枝柯倒入秋波的全过程，并 在荷叶彻底衰败之后追想当初的 “繁华” 。诗人借自然界一个具体物的盛衰， “表 达自己对人事和历史兴衰的感慨”[11]。格式上都以“干荷叶”开头，构成“重头” 组曲，手法上注意向民歌学习，语言清新自然，饶有民歌风味。杨慎在《词品》 卷一中称“此秉忠自度之曲”。[南吕]《干荷叶》：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 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秋江上。这首曲子虽然篇幅短小， 寥寥数语但并不粗疏。前两句写秋风中残荷的憔悴之状，既写其色由青而黄，又 写其香消殆尽；既写叶干又写柄老，又紧接着写出荷叶色衰香消的原因。表面上 看是写荷叶在深秋风霜的侵凌下翠减香消的形态和情状，实际上却是移情于物， 将自身感受融入景物之中，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慨。《元史·刘秉忠传》云：“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诗是这样，曲亦如 此，这是由其“亦儒亦道亦释”的思想决定的。正如李昌集所说“在元散曲中， ‘游春’之杜甫，‘观鹅’之右军，‘赏菊’之陶潜，‘踏雪’之浩然，每每吟 咏的对象，是元代文人崇尚的典型人格的象征，其始则肇自秉忠，只不过刘秉忠 得到了‘入世’与‘出世’的平衡，而元代大多数下层文人高唱‘恬退’，却是 对‘入仕’无门的痛苦解脱。”[12]
就其在散曲发展方面的意义，赵义山先生作出了相当中肯的总结“总的看 来，秉忠之八首《干荷叶》小令，既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又有浓郁的市井气息， 但其造语自然圆熟，又非纯民间之物可比。如果说他的《蟾宫曲》还带有由词而 曲的演化痕迹，而他的《干荷叶》则可视为较为成熟的曲作。他以朝廷重臣的身 份而向民歌学习，从而创造出一种清新活泼、通俗自然的曲体风格，昭示着元代 文人散曲创作的正确道路，刘秉忠对于元散曲发展的贡献，或许正在这里。”[13] 诚如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所说：“刘秉忠的曲是散曲文学品格和艺术素质 不断升华的过程， 是散曲从民歌转化成文人诗歌质变的缩影。刘秉忠的创作反映 了初期文人散曲家在观念上建立散曲艺术风格意识的形成。”26虽然，刘秉忠的 散曲既没有抛开词的雅致， 也没有形成曲的通俗，但具有明显的从词向曲的过渡 的痕迹，使其在散曲发展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赵义山.元散曲通论.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186 15
4 刘秉忠所举荐文人谋士
刘秉忠善于荐举人才， 他和他所推荐的人才在元初政坛上都扮演了相当重要 的角色。根据史料记载，刘秉忠曾许下“好把中原麟风，网来祥瑞人家”[14]的豪 言，从刘秉忠留在王府起，“因其顾问之际，遂辟用人之路”，中原人才交相引 荐才使众多奇才异能之士齐聚王府。他先后直接推荐了幼年好友张文谦，佛门僧 友张易， 还有官至参知政事的贾居贞、 中书平章政事尚文、 安西行省左丞李德辉、 太常丞田忠良等人。另外， 还培养了郭守敬、 王恂等弟子。其中郭守敬擅长水利、 天文、历算，官至都水监、太史令，参与并完成新历法《授时历》的编制，在中 国水利事业上的成就也屈指可数；王恂官至国子祭酒，与姚枢、许衡等儒士办太 学，为元初文教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对汉文化的恢复与保存，刘秉忠不仅自身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的影响下，他所举荐和培养的人才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下面就以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为代表对在刘秉忠影响下，其他人对保存 汉文化所作的贡献进行简要介绍。
4.1 张文谦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幼时聪敏，与刘秉忠为同窗 好友，意气相投。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儒学，而且“蚤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 交许衡，尤粹义理之学”[15]。1247 年，由刘秉忠推荐进入忽必烈幕府，“驿召 北上，入见，召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16]，他尽心辅佐忽 必烈，并“日见信任”，以推荐人才、劝谏忽必烈不可嗜杀为人称道。张文谦为人稳重务实，直言善谏，“和秉忠以事务所当先者言于世祖，悉施 行之。” 1247 年，张文谦和刘秉忠一起建议忽必烈挑选官吏试治邢州，同时 推荐了刘肃、李简、张耕等人，结果邢州大治。邢州试治的成功，使忽必烈对汉 地的统治制度及儒士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更加重视儒士。李谦《张文谦神道 碑》有言：“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盖自公发之。”此外，“遭际以来，每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以荐达士类为己任”28 ，历史上有名的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就是由他所推 荐给忽必烈的。1260 年，张文谦任中书左丞，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促进了农业的发 展。1270 年，张文谦任司农卿，劝课农桑，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开垦土地，扩 大耕地面积。穷尽一生所学编著 《农桑辑要》 一书， 指导百姓采用新的种植技术， 普及农业知识，如在北方建立村社制度，栽种树木，普及养鱼知识；在南方种桑 养蚕；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种植棉麻等。这种种举措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 了很重要的作用。
张易，（），字仲一，号启元，太原交城人。少年时与刘秉忠同 窗，曾出家为僧，与刘秉忠关系密切。学识渊博，有着深厚的儒学底蕴，“礼乐 诗书君负苦” （刘秉忠《六盘会仲一饮》）；又熟识佛教经义，精通天文、术数， “参校道书，预修历法”。自 1247 年由刘秉忠引荐进入金莲川幕府始，“（易） 一生通显，累官中书参政，右丞。平章及枢密使。非为副二丞相，主军国重事， 参厥大政。即掌军机之密，宿卫之重。有元一代，汉臣中，几无出其右者。”[17] 与刘秉忠、张文谦一起辅佐忽必烈，在军事决策方面提出不少合理建议，多被采 纳。张易为人爱憎分明，“资刚明尚气，临政善断，待士以诚”[18] 。奸相阿合 马当权期间，残害忠良，无恶不作，张易与王著锤杀之，因此受牵连而伏诛，关 于张易的具体功绩和事迹少有记载也是源于此。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生前历任太子 伴读、中书令、国子祭酒等职位。后因为编制《授时历》有功，死后追赠光禄大 夫、定国公，谥号文肃。他从小聪颖过人，深受熟识天文律例的父亲的影响，爱 好天文数学， “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辄造其极。”学术驳杂， “早以算数名”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9 册）浙江：江苏古籍出版社，
（《元史王恂传》），后随刘秉忠学习天文、地理、律例、三式六壬遁甲之术。另外，王恂还笃信儒学，“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 兴亡之所以然”[19]。蒙哥汗三年（1253），忽必烈出征云南之时，王恂被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 受命辅导太子真金。做太子的伴读期间，他常向真金讲授儒家的三纲五常以及历 代王朝的兴衰得失，以此向真金灌输利用汉法治国的思想。苏天爵在《元朝名臣 史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中曾这样评价王恂：“公以正道经术辅翊裕宗，有 古师傅之谊。”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命功勋皇戚跟从王恂学习，“国学之 制，实始于此”，王恂在元初推广国学教育，功不可没。王恂最大的功绩在任太史令时，与郭守敬等人一起考究历书四十余家，历尽 艰辛，创立新法，编制“授时历”，使百姓能够准确地掌握季节时令，适时农作， 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天文数学等科学文化和技术的发 展。
4.4 郭守敬
郭守敬（），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朝著名的天文家，水利 家，数学家。少时随祖父郭荣研习天文、水利、数学，“习知水利，巧思绝人”
，后来拜师刘秉忠。1262 年被张文谦引荐给忽必烈，历任都水监、太史令、
昭文馆大学士等职务，在大都修渠，西夏治水，“一生相治河渠坝堰百余所”29。1262 年经过仔细勘察，向忽必烈陈述“水利工程六事”。1293 年主持修建通惠 河及漕运码头，沟通了南北漕运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并解决 了南粮北运等问题。辽金以来《大明历》误差越来越大，1279 年，元灭南宋统一天下后，元政 府下令制定新历法。张文谦、郭守敬、张易、王恂等于时受命。郭守敬创制“简 仪”，修建新司天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天文测量，并汇总整理测量数据，制定 《授时历》。《授时历》算出一年有 365.2425 天，比旧历法精确的多，比欧洲 的公历早 302 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通行三百多年。郭守敬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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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推步》、《立成》等十四种天文历法著作，共一百零五卷。郭守敬与张衡、 蔡伦、祖冲之、僧一行、孙思邈、沈括、李时珍一起合称中国古代八大科学家。
从蒙古族灭金统一北方到元世祖逝世，这半个世纪是元代文学史的前期。对世代官宦家庭出身的刘秉忠来说，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 同时与全真道者居，佛门参禅的经历，又丰富着他的思想。他取僧之外形，道之 法术，儒之礼教，合三教而为一，一方面，凭借出家人的立场，用佛门教义影响 蒙古统治者，以维护佛教利益，扩大佛教的传播和影响。一方面，凭借僧人的身 份，长期伴随在忽必烈左右，“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推行儒家的安邦治国之 道。另一方面，刘秉忠注重自己的文化积淀，在日常生活中触景生情，遇事而发 并坚持创作， 在诗词文曲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促使其在这一时期对于恢复和 保存汉文化起着很大的作用。综述刘秉忠一生，在元初政治体制，典章礼乐的制定方面功绩卓著。刘秉忠 向忽必烈及其他蒙古贵族灌输中原汉地的传统伦理观念，推进蒙古汉化，促进儒 治， 努力恢复因战争或是不同的政治理念而遭到破坏的汉地固有的社会秩序和政 治经济制度，进而促进了中原文化的恢复和重建，从而影响元初的文化政策，推 动了元初文学的发展。虽然，“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诗词曲文对于刘秉忠来说只是闲 暇时的消遣之作， 但他的诗 “大都平正通达， 无噍杀之音” （ 《四库全书总目》 ） ， 题材丰富而且淡泊冲和， “类其为人”。其作品中倾注着他对社会人事的独特感 受和对人生的深邃体验， 给人一种超尘脱俗的审美感受，深深地影响了元初甚至 是整个元代的文学发展，是“元初北方诗坛的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另外他作 为元初最早的注重向民间民歌、 小曲学习的文人，在元代散曲的发展史上也是很 有名的。他所创作的散曲虽然数量不多，但既富有民歌风韵，又极具诗词雅致， “是散曲从民歌转化成文人诗歌质变的缩影”， 反映了元曲发展初期散曲家在思 想观念上建立散曲艺术风格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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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隆.祭文.见：刘秉忠. 藏春集.（卷 6 附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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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 如歌。随着我浅析刘秉忠对保存汉文化所做的贡献的论文的完成， 我在西安翻译学院为期四年的求学生活也即将结束。站在毕业的门槛上，回首往 昔，在终南山下，在太乙河畔，我得以初探文学的海洋，得以聆听良师的教难以 诲， 得以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收获满满难以皆付诸笔端。值此毕业论文完成 之际， 我谨向所有关心、 爱护、 帮助我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与最美好的祝愿。特别要感谢李志慧老师、 刘卓老师在我的论文开题伊始， 给予我肯定和支持。尤其要感谢王君莉老师，她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 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和激励 着我。本论文从选题到完成，几易其稿，每一步都是在王君莉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的，倾注了导师大量的心血。每一次与她会面，我的思路都更加清晰，论文中的 薄弱环节也得到充实。在此我向我的导师王君莉表示深切的谢意与祝福！ 感谢西译人文教研室的所有老师，你们为人师表，四年来让我获益颇多。感谢我的朋友，四年来我们相互扶持，风雨中我们一路走过。在我论文创作 的过程中， 同我分析文本， 探讨结构， 帮助我手机整合资料， 给予我支持和鼓励。坚定我前进的信心。这段经历将会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求学路上给与我支持与帮助， 在生活中给予我关怀和爱 护，给我敢于面对每一次挑战的勇气。光阴荏苒，岁月蹉跎，感谢所有关心我，陪伴我的人们，是你们让我成长， 让我走的更远。我深知自己的学术功底尚浅，由于时间短暂，行文仓促，有很多不足之处， 敬请各位老师和同学见谅、指证，并再次表示诚挚的谢意！谢谢！
第一篇:刘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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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忠其人 其　 魏 琛　 蒙古帝国兴起时， 当时的中国境内尚有宋、 西夏、 吐蕃、 金、 　 大理， 以及远在葱岭一带的西辽等政权。　 蒙宋问的战争从１ ３ 年到１ ７ 年， ２４ ２ ９ 持续了４ 多年。０ 其间， 　 公元１ ５ 年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城军中，其弟忽必烈于公元　 ２９ 治国方略之一， 也为刘秉忠施展才华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