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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 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
摘自公众号：发布时间： 16:50:32
本文是1970年夏天德国作家阿德尔贝特?赖夫（Adelbert Reif）对阿伦特女士的一次访谈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文中阿伦特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美国与德国学生运动的认识，同时也讨论了主义之争、德国新左派、主权国家等问题。 问：在您的著作《论暴力》中，有几个地方您提到西方国家中的学生革命运动问题。最后，还有件事情不太清楚：您认为学生的反抗运动一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积极进程吗？ 阿伦特：我不知道您所说的“积极”是什么意思。我假定您的意思是，我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唔，我愿意接受这一运动的某些目标，尤其在美国，比起其他地方，我对这里的情况更熟悉；对于其他一些目标，我持中立态度，有些我认为是危险而无意义的――比如，将大学政治化并且“转变功能（refunctioning）”德国人叫做（umfunktionieren），也就是，颠倒它们的功能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但是参与的权力不在这些危险的目标里。在一定限度内，我完全赞同这一点。但是，我暂时还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我不考虑一切国家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当然很大，而是只考虑这是一项全球运动――以前还从来没有什么运动以这种形式存在――并且，如果我考虑，是什么（除了目标、意见、学说）真正将所有国家中的这一代人区别于前几代人，那么，第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是，它目标坚定，热衷于行动，坚信能够以一己之力改变事物。当然，在不同的国家里，根据它们各自的政治状况和历史传统，也就是说，根据它们完全不同的政治才能，这第一件事情也表现得完全不同。不过，我想晚点再说。 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运动的开端。50年代，这个所谓“沉默的一代”、冷淡缄默的一代所处的年代，这场运动非常意外地在美国兴起。直接原因是南方的民权运动，首先加入的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吸引了很多来自东部其他著名大学的学生。他们去南方，组织良好，一度获得不同寻常的胜利，只要涉及的只是改变舆论氛围的问题――在短期内他们的确成功地做到了――以及废除南方各州的某些法律法规的问题；简单地说，只要涉及的是纯粹法律和政治事务。然后，他们就和北方城市聚居区中庞大的社会需求形成冲突D一在这里，他们遭受失败，一事无成。 只是到后来，他们实际上已经完成能够通过纯粹政治行动完成的事情之后，才开始大学方面的事务。它从伯克利的自由言论运动开始，接下来是反战运动，结果又是非同寻常的。从这些开端，尤其是从这些成果中产生出所有自那以后遍及世界的事情。 在美国，“人们能够改变不喜欢的事情”这一新的信念在小事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年前的一次相对无害的冲突。当学生们了解到他们学校的服务人员没有拿到标准工资，他们罢课了――然后胜利了。这基本上是一次团结“他们的”大学反抗管理政策的行为。或者，用另一个例子来说，1970年，为了参加竞选活动大学生们要求自由时间，许多大的大学都给了他们这一自由时间。这是一场大学之外的政治活动，大学承认学生们也是公民，这一点使得这场运动得以可能。我认为，这两个例子肯定是积极的。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认为就不那么积极了，以后我们会谈到它们。 根本的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如我所看到的，这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自觉的政治运动，它不仅不是简单的宣传，而是行动，而且是几乎完全出于道德动机的行动。这种道德因素在通常所谓的单纯权力或者利益游戏中是罕见的，和它一起，另一种对我们时代来说新的经验进入政治游戏：它使得行动成了玩笑。这一代人发现了18世纪所谓的“公共的快乐”，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参与公共生活时，他就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原本会一直关闭着的人类经验维度，它以某种方式构成了整体“快乐”的一部分。 就所有这些事情而言，我会认为学生运动是非常积极的。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另一回事。这些所谓的“积极”因素能够持续多久，它们是否已经逐渐消失，一方面是狂热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常常近乎犯罪的破坏行为，另一方面是厌倦，它们是否已经侵蚀了这些积极因素，没有人知道。历史中好事常常短暂，不过，之后它会对很长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有决定性的影响。只要想一想希腊真正的古典时期是多么的短暂，但它至今仍然在滋养着我们。 问：最近，恩斯特?布洛赫在一次讲座中指出，学生反抗运动并不限于它的已知目标，而且包含来自古老的自然法的原则：“谁不屈从，谁就无须奉承主人的怪念头。”现在，布洛赫说学生们重新唤起了“革命中的破坏因素”，它必须区别于恶劣经济状况下的简单反抗，这样，它已经“对革命史以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结构”作出了重大贡献。您的意见如何？ 阿伦特：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自然法”就是我谈到这场运动突出的道德色彩时所指的东西。不过，我要补充――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布洛赫――一切革命者在这一点上都是相似的。如果回顾革命史，您就会发现，从来都不是那些被压迫被侮辱的人自己，而是那些没有被压迫也没有被侮辱，不过不能忍受别人这样的人来领路。只不过他们羞于承认他们的道德动机――这种羞愧由来已久。这里，我不想回顾这一历史，虽然它有很有趣的一面。不过，道德因素总是存在的，虽然今天它表现得更加清楚，因为人们不必为坦白承认这一点而感到羞愧。 至于“不屈从”，当然，它在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些国家里，顺从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而在美国，我想不起来曾经有某个学生屈从过，这真是毫无意义。我已经提到，这场国际运动自然具有不同的国家色彩，而这些色彩只因为是五彩缤纷的，所以它们有时是最耀眼的事情；尤其是局外人，他们很容易误把最突出的东西当成最重要的东西。 关于恩斯特?布洛赫所相信的“即将到来的革命”这一问题，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会到来，或者如果到来它会具有怎样的结构，我愿意说：当然，有整个一系列现象，人们马上可以说，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毕竟还不是非常陈旧，而只是从法国和美国革命开始；在此之前有造反和政变，但没有革命），它们是革命的前提条件一一比如政府系统即将崩溃，它被削弱，人民对政压失去信任，公用事业失败，等等。 所有大国都丧失了权力和权威，这清晰可见，即使它伴随着政府所掌握的暴力手段的急剧积蓄，但是，武器的提高并不能弥补权力的丧失。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导致革命。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反革命，建立独裁；另一方面，它可能完全是虎头蛇尾：它并不会必然导致什么。今天活着的人中没有人对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有所了解：“希望原则”（恩斯特?布洛赫语）当然也不能给予保障。 现在，即将到来的革命还缺少一个前提条件：一群真正的革命者。正如这些左派学生最像是的――革命者――这也正是他们所不是的。他们也没有被组织成革命者：他们对权力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如果权力躺在街头，而且他们也知道它就在那里，他们肯定会是最后一个打算俯身捡起它来的人。而这正是革命者的所为。革命者不干革命！革命者是那些知道权力什么时候躺在街头，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捡起来的人。武装起义本身从来不会导致革命。 不过能够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也就是为革命者做准备的，是对现有状况的实际分析，过去人们常常这么做。当然，即便是这些分析也大都不充分，但事实是，人们还在这么做。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绝对没有人能够做到，不管远近。这场运动理论上的毫无结果和分析上的愚钝是如此的令人震惊和沮丧，正如它对行动的热爱如此受人欢迎。在德国，这场运动在实践方面也是相当无助的；它可以引发某种暴乱，但是，除了喊喊口号，它也不能组织起什么来。在美国，某些场合里它曾经组织成千上万的人在华盛顿静坐示威，就这一点而言，这场运动的行为能力是惊人的！但是，精神上的毫无结果在两个国家中都一样――只不过，在德国，人们很乐意放纵，从理论上讲，他们着手宣扬一些主要来自19世纪的过时思想和范畴，或者用它们来打击你，事情可能就是这样。这和现代的状况毫无关系。这也和反思无关。 当然，在南美和东欧，情况则不同，这根本上是因为那里有大量更加具体的实践经验。不过，具体地考察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偏题太远。 我愿意谈谈另一点，对我来说，它和恩斯特?布洛赫以及“希望原则”相关。西欧和美国的这场运动中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它包含着种奇怪的绝望，就好像它的拥护者已经知道他们会被打得粉碎。就好像他们对自己说：至少我们想引发失败；此外，我们不想像羊羔―样无辜。在这些投掷炸弹的孩子方面，还有一种胡作非为的成分。我曾经读到过，在最近的一些骚乱中――不是1968年的，而是最近的骚动DD楠泰尔（Nanterre）的法国学生们在墙上写道：“Negachezpasvotre pourriture”（别去破坏你的伤口）。是啊，是啊。每一件事物都应当被破坏，每一个人都应当下地狱，这种信念――这种绝望随处可见，尽管在美国更不明显。在这里，“希望原则”还不为人知，或许是因为人们还不至于绝望到需要它。 问：您认为，美国的学生反抗运动本质上是令人失望的吗？ 阿伦特：绝不。它所获得的成就太大了。它在黑人问题上的成就令人瞩目，在战争方面的成就或许更大。主要是这些学生成功地分裂了这个国家，结果多数人，或者无论如何一个非常强大的、高质量的少数派反对战争。不过，如果它实际上成功地破坏了大学，那么它可能很快就会走向毁灭――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在美国，或许这种危险比其他地方更小，因为美国学生仍然更多地指向政治问题，而非大学内部问题，结果是，一部分平民百姓觉得自己和这些大学生在根本的事情上是一致的。不过，在美国，大学将被破坏，也是可以想像的，因为整个骚乱和各门科学，简单地说，科学的危机以及对进步的信仰危机一致，也就是说，和大学内部的，而非单纯政治的危机一致。 如果学生们成功地破坏了大学，那么，他们就已经破坏了他们自己的活动基础――在所有波及的国家里都是如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也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基础，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走到一起来。这就导致大学的解体将意味着整个运动的终结。 不过，这不会是教育体系或者研究的终结。这两者可以完全不同地被组织起来；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其他的专业训练和研究的形式与制度。但是，不会再有大学生了。让我们问一问，大学生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大学使得年轻人能够在几年内置身于一切社会团体和义务之外，能够是真正自由的。如果学生们破坏了大学，那么，这类事情就不再存在了；紧接着，也不会有反对社会的造反活动了。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候，学生们正逐步锯掉他们正坐着的树枝。这和胡作非为相关。以这种方式，学生反抗运动将实际上不仅不能获得他们的需求，而且也会被破坏。 问：这也适用于欧洲的学生反抗运动吗？ 阿伦特：是的，它适用于大部分学生运动。再说一次，不是太适用于南美和东欧国家的学生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反抗运动并不是直接依赖于大学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支持它。 问：在您的著作《论暴力》中，有这样一句话：“第三世界不是现实，而是意识形态。”这听起来像是亵渎神灵。因为第三世界当然是现实；此外，首先是西方殖民国家，然后是美国的合作，它们创造了这一现实。所以，这一由资本主义产生的现实在全世界年轻人普遍愤怒的影响下会导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根本不奇怪。不过，我相信，重要的不是新左派的这种意识形态，而只是第三世界的存在，第三世界这一现实，它首先使得这―意识形态成为可能。 您这句令人吃惊的话真的是想要质疑第三世界本身这一现实吗？或许这里有些误解需要澄清？ 阿伦特：完全没有。我真的认为，第三世界实际上就是我所说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D个幻象。 非洲、亚洲、南美洲――这些都是现实。如果你现在拿这些地区和欧洲以及美国作比较，那么，你可以说――不过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看――它们都是不发达的，因此，你断定这是这些国家的关键性的共同特征。不过，你忽略了无数它们并不共同具有的事情，事实是，它们所共同拥有的只是和另一个世界的比较；这意味着不发达作为重要因素这种观念是欧美的偏见。整件事情不过是视角问题；这里存在着种逻辑谬误。试着告诉一个中国人，他和非洲的班图人实际上属于同一个世界，我相信，你一定会让他大吃一惊。惟一在说存在着第三世界时有着明显的政治利益的人当然是那些最底层的人――也就是非洲的黑人。就他们而言，这很容易理解；其他一切都是空谈，新左派从老左派的武器库里借用第三世界这一口号。它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区分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国家而被引入的。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埃及自然就像印度：它们都向“主人种族”低头。这种帝国主义的抹平所有差异的做法被新左派复制，只不过换了个标签。故事总是老样子：被口号吸引，无能力思考或者不愿意看到现象实际的样子，不因为相信某些范畴能够划分这些现象而使用这些范畴。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理论上的无助。 新的口号――一切殖民地，或者一切前殖民地，或者一切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甚至比老的口号“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更疯狂，而新的口号正是复制了老的口号――毕竟，老的口号已经彻底丧失信用了。我当然不认为人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很多――因为历史不断地让我们遭遇新鲜事物――但是，有一些小事情或许应该学习。让我担忧的是，我看不到在任何地方，这一代人承认现实本身，并且努力思考它们。 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他们如今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未来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您认为，还有另一种选择吗？ 阿伦特：我在历史中看不到这样的选择；我也不知道那里储存了什么。我们不要讨论“人类历史发展”这样的宏大事务――人类历史发展极有可能会突然转向，它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让我们希望，它的到来会让我们惊喜。但是，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暂时来看一看您的选项：毕竟，它始于资本主义，一种没有人计划也没有人预见的经济体系。众所周知，这种体系的开始归诸可怕的剥夺过程，这种形式――也就是说，非军事征服的剥夺过程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剥夺，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资本主义据以兴起和不断发展的法则。现在，我不知道人们怎么想像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在苏联实际上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就会明白，在那里，剥夺过程更有甚之；你会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非常类似的情况也正在发生，在那里，就好像古老的剥夺过程再一次放任而为。苛捐杂税，一种事实上的货币贬值，伴随着经济衰退的通货膨胀――这些不是相对较为温和的剥夺形式又是什么？ 只不过在西方国家里，存在着某些政治和法律障碍不断地使得这一剥夺过程不至于进展到生活变得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在苏联，当然没有社会主义，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它和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完全的剥夺是一回事。一旦一切对私人财产的政治和法律保障都消失了，完全的剥夺就出现了。比如，在苏联，某些群体享受着非常高的生活标准。问题只在于，这些人所能使用的任何东西――汽车：乡村别墅、昂贵的家具、有司机的豪华：轿车，等等――都不归他们所有；政府可以随时把它们收回。一旦发生领导权的斗争，如此富有的人也可能一夜之间成了乞丐――甚至没了就业权。（浏览最近的苏联文学――人们开始说真话了――这比所有经济和政治理论都更有力地证实这种可怕的后果。）我们所有的经验――不同于理论和意识形态――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的兴起开始的剥夺过程不会随着生产手段的剥夺而停止；只有独立于经济力量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其自主运作才能控制和检测这一过程固有的可怕潜力。这种政治控制看起来在所谓的“福利国家”中运行得最好，无论这些国家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保障自由的是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化，或者用马克思式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及其宪法不是上层建筑这一事实。 在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保护我们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法律体系，它阻止大企业管理阶层想侵入其雇员的私人领域这种白日梦成真。但是，一旦政府本身成了雇主，这个梦就成真了。裁减美国政府雇员的系统并不尊重私人生活，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最近某些政府部门喜欢骚扰私人家庭，这也可以被看成是政府方面希望把所有公民当成未来的政府雇员来对待。骚扰不是一种剥夺又会是什么呢？政府部门把自己当成公寓和民宅的一种共有人。在苏联，没有必要在墙上装一些别致的窃听器；反正每家公民的公寓里都坐着个密探。 如果我要从马克思的观点来判断这些发展，那么，我会说：或许剥夺的确是现代生产活动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所相信的，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开创的，它也正是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那么，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可以控制这一进程，并且使这种控制能够保持，以便使它不会以某种名义堕入东欧国家已经堕入的可怕境地。在某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比如，在南斯拉夫，甚至在东德――它们试图解除对经济的控制，并且使经济去集中化，而且也作了一些非常实质性的让步，这是为了防止出现剥夺过程的最可怕的后果。很幸运的是，一旦集中化或对工人的奴役达到某种程度，这种剥夺过程就会变得对生产活动非常不利。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便在现代经济这种非常不人道的状况下，我们还可以允许一个人拥有多少财产和多少权利。但是，没人能告诉我，存在着工人“拥有其工厂”这回事。只要稍微想想，你就会明白，集体所有是个自相矛盾的词。财产就是属于我的东西；从定义上来看，所有权和我拥有的东西相关。当然，其他人的生产手段不应该属于我；它们或许可以被第三权威所控制，这意味着，它们不属于任何人。可能有的最糟糕的拥有者就是政府，除非它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力被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所控制和审核。如今，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剥夺剥夺者，而毋宁说是，如何去安排才能使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工业社会所剥夺的大众重新获得财产。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作选择，是错误的――不仅因为这两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以其纯粹的状态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就是一对双胞胎，只不过两个人戴的帽子不同而已。 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同一件事情――从被压迫者本身的角度――这也不会使结果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定会说，资本主义已经破坏了财产、合作、公会、封建社会的整个结构。它已经清除了所有保护个人及其财产，给他一定安全保障的集体――虽然并非完全的安全。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本质上只有两个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现在，只是因为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和集体，仍然为个人提供某种保护，之后，当它学会组织起来，它就会为自己战斗和维护相当多的权利。如今，主要的分别不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在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一比如瑞典或美国――和不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之间――比如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 纯粹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又做了些什么呢？它已经摧毁了这阶级及其机制、联合体和劳动党派，以及它的权利――集体谈判、罢工、失业保障、社会安全。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幻象――工厂是工人阶级的财产，而实际上它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废止了，还提供了一个弥天大谎――不会再有失业了，这个谎言完全是建立在实际上没有失业保障这一事实之上的。这只是延续了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东西，并且将它推入极端。它怎么会是一种修正呢？ 问：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常常强调，尽管仍不能摆脱异化，社会主义还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再生。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被当作这一再生过程的理想范例。 鉴于苏联军事武器的增长及其在其他地区的霸权，您如何评判在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南斯拉夫模式的精神指引下东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机遇？ 阿伦特：你刚才所说的第一句话真让我震惊。称斯大林的统治为一种“异化”，这对我来说就像一种委婉的说法。我对你说这些，只是为了让你注意到，这种行话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事实：称某物为“异化”――这不啻于一件罪行。 现在，说到经济体系和“模式”，只要大国给小国以安宁，所有试验中总有某个地方会及时出现某些东西。在像经济学这样依赖实践的领域里，我们当然不能判断这会是些什么。但是，首先会是所有权问题上的试验。就我所掌握的稀少信息来说，我会说，这正在东德和南斯拉夫发生着，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东德，一种完全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并且在丹麦和以色列已经证明其价值的合作体系已经植入“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因而使它运作。在南斯拉夫，工厂里有“自我管理体系”，这是旧的“工人议会”的新版本，意外的是，它却从未成为正统社会主义或者或者共产主义系统的一部分――尽管列宁曾经说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于革命党派和意识形态，议会才是革命命本身惟一真正的产物，但它却一直遭到共产党和列宁本人的排斥。） 这些试验没有一个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重新定义合法财产，但是，它们可能在这一方向上行进――东德的合作社结合了在生产手段和分配上的私人所有制与联合财产的需求，工人议会提供工作安全，而非私人财产安全。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工人不再被原子化，而是属于一个新的集体，合作社或者工厂议会，它们是对阶级成员身份的一种补偿。 你还问到试验和改革。这些都和经济体系无关，除了经济体系不应该用来剥夺人们的自由之外――当持异议者或者反对者成了“无法就业的人”，或者，当消费品紧缺，生活窘迫以至于政府很容易“购买”各个部分的人，人们就会这样做。东欧人民真正在乎的是自由公民权利、法律保障，因为这些是人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自由言说、写作、出版的条件。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因为新的“经济模式”，而是因为和它相关的政治改革。它没有入侵东德，虽然如今，和其他卫星国一样，人民在那里比在苏联生活得更好，或许很快就会和西德人民生活得一样好，甚至最后会更好。那么，差别就“仅仅”在于，在一个国家中，人们可以言说，并且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做他们愿意的事情，而在另一个国家中，他们则不能。相信我，这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巨大的差别。 这些经济试验和自由斗争的结合，经常受到苏联压制。毫无疑问，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样的。东德则并非如此；所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安然无恙。在乌布利希（Ulbricht）的统治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的让步越大，它在意识形态上就变得更加专制。 一旦苏联担心某个卫星国要脱离华沙公约组织，它也必然会打击这个国家。这种担心当然存在，但我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是否证实了它，不过，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不相信苏联会军事干涉南斯拉夫。在那里，它会遭遇非常强大的军事抵抗，今天它承受不了这种冲突对抗。它不是地位稳固的大国了。 问：社会主义是当前对人类社会未来的主导性设想，您认为它有机会实现吗？ 阿伦特：这自然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甚至马克思也不知道他应该怎样具体地描绘它。 问：或许我可以解释：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这里所指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南斯拉夫模式精神指引下的社会主义。 阿伦特：那么，你指的就是如今所谓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了。这一新的口号指的不过就是试图消除社会主义带来的非人道因素，而不用重新引入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虽然南斯拉夫明显趋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种趋向会很容易、并且几乎肯定会不仅被苏联，而且被所有真正的信徒这样解释的。 一般来说，我认为，所有希望试验的小国都有机会，无论他们是否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我很怀疑那些强权国家是否有机会。这些大众社会不再能够被控制，更不用说被统治了。说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模式，你把这两者当成样本，它们当然有机会。我恐怕还会加上罗马尼亚、匈牙利。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某些事情正在进行着，它们改革的努力难以扭转，它们希望摆脱独裁的最坏结果，独立而切实地解决经济问题。 我们应该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并非民族国家，而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在每一个国家中，统治权都或多或少掌握在主导性的民族手里，针对它的对抗活动总是存在着转变成民族解放运动的危险。在苏联尤其如此。 这种担心和社会主义无关；它是并且一直是纯粹权力政治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如果苏联没有担心它自己的内部对抗――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抗议――还有它自己多民族的潜在的抗议――它本来会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展。人们不要忘记，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政府对斯洛克作出了极大的让步，只是近来，当然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它才被取消。莫斯科害怕所有去中心化的意图。D种新的模式――对苏联人来说，它所意味的不仅是对经济对经济或者知识分子问题的更加人性的处理，而且是苏联帝国解体的威胁。 问：我想，苏联领导人的害怕，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反抗活动的害怕，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毕竟，如今可以在更为广大的领域中感受到这种反抗活动。在青年知识分子方面，甚至还有一场民权运动，它运用了一切有效的法律手段，无须说，也运用了非法手段，比如地下报刊等。 阿伦特：是的，我觉察到了这一点。苏联领导人当然对它感到非常害怕。他们非常恐惧，如果这场运动的胜利延伸到那些并非知识分子的人民之中，那么这就会意味着，乌克兰人会再度想要一个自己的国家，就像那些一直遭受恶劣对待的鞑靼人一样。所以，苏联领导人比那些卫星国的统治者更是如履薄冰。不过，你也知道，南斯拉夫的铁托担心的是民族问题，根本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问题。 问：您怎么来解释，东欧的改革运动――我指的不仅是多次引用的捷克斯洛伐克模式，还有一些宣扬苏联民主化的知识分子的各种出版物，和类似的抗议――从来没有提出任何的资本主义形式（不管怎么变样）来作为他们所批评的体系的替代选项。 阿伦特：我要告诉你，这些人显然赞同我的观点，正如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修正，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修正或者替代选项。但是，我不打算重复唠叨。此间的竞争绝不限于经济体系。只有当独裁统治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它无法像在没有独裁限制的情况下那样具有生产力，才会涉及经济体系。除此之外，它都和政治问题有关：它和人们想拥有怎样的国家，怎样的宪法，怎样的立法，怎样的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护相关；也就是说，它和我们西方天真的孩子们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相关。 没这回事；自由就是自由，无论是受到“资产阶级”政府还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法律保障。从共产主义政府如今不尊重民权，不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这―事实出发，不能推导出过这样的权利和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常常并且十分错误地被等同于赚取比实际所需更多的金钱。因为这也是东欧国家所尊重的惟一“自由”，在那里，实际上人们可以变得极度富有。就收入而言的贫富差距――如果我们还想用一种切实的语言而非行话来讨论――这在东欧比在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大，如果不考虑几个亿万富翁，它甚至比在美国还大。 但是，这并非关键所在。我重复一句：关键就在于我是否能够如我所愿地言说和出版，或者我是否不能；我的邻居是否会暗中监视我。自由总是包含持不同意见的自由。在希特勒之前，还没有统治者质疑说是的自由――希特勒排除了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表示同意的权利。在他之前，还没有独裁者会到这种地步――这也是无法清偿的。 这些体系还不是真正的极权主义。目前，还只有持异议者和和反对者被排除在外，但是这绝不表示那里有任何的自由。反对势力所感兴趣的正是政治自由和有保障的基本权利的基本权利一一理所当然应当如此。 问：对托马斯?曼的断言“反布尔什维克主义（Anti-bolshevism）是我们时代根本的愚行”，您如何评价？ 阿伦特：我们的时代中有很多的荒唐事，要排定第一名，这很难。不过严格地说，作为一种理论、一种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出离共产主义者（excommunist）的发明。我用这个词，指的并不是任何先前的布尔什维克或者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曾经“相信”，后来有一天因为斯大林先生而亲身感受幻灭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实际的革命者或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而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失去了尊神，然后去寻找一尊新的神以及对立面，一尊新的魔鬼。他们只不过把模式颠倒过来。 但是，要说这些人的心智改变了，他们不寻求信念，而是直面现实，思考现实，并且试图改变事物，这是错误的。无论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宣称东方各国是魔鬼，还是布尔什维克坚持美国是魔鬼，就他们的思维习惯而言，这些都是一回事。心智仍然是一样的。它只看到黑和白。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人们不知道一个时代的整个政治光谱，不能区分不同国家的基本状况、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生产类型和等级、技术、心智，等等，那么，他们也就不知道如何在这领域中行事和表态。人们只会将世界打得粉碎，以至于到最后只剩下―件事――纯粹的黑。 问：在《论暴力》的末尾，你写道，我们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这只是因为，那些权力在握并且感到它正逐渐从手中滑落的人……总是会发现，要抵制用暴力来代替权力的诱惑，这可是一件难事”。就美国目前的政治状况而言，这句沉重的话意味着什么？ 阿伦特：以前，我谈过大国方面权力的丧失。如果我们具体地考察这一点，它意味着什么呢？在所有代议制政府共和国之中，权力在人民。这就意味着，人民赋予某些个体以权力来代表他们，以他们的名义行事。当我们谈论权力的丧失，这表示，人民已经从他们的代表，被授权被选举出来的官员的所为中撤回了他们的一致同意。 那些被赋予权力的人当然觉得自己很有权力；即便当人民已经撤回了这一权力的基础，这种权力感仍然存在。这就是美国的情况――当然不仅限于那里。意外的是，这件事和人民被分化这一事实无关，而是要用对所谓“体系”丧失信心这一事实来说明。为了维护体系，被赋予权力的人开始像统治者一样行事，并且诉诸武力。他们用武力来代替人民的同意，这就是转折点。 目前，美国的情况如何？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事例来说明这件事，但是，我愿意主要通过越战来阐明它，这场战争不仅实际上分化了美国人民，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导致信心的丧失，因而导致权力的丧失。确切地说，它产生了“诚信破绽”，这意味着那些掌权者不再被人相信――更不用说人们还是否同意他们。我知道，在欧洲，政治家们从未被人相信，的确，人们认为，政治家必定并且应该说谎；这是他们的一门手艺。但是在美国，情况并非如此。 当然，总有一些国家机密，出于实践政策的特殊理由，需要严格地保守。常常不讲真话；但也不直接说谎。正如你所知的，现在，东京湾决议（the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赋予总统以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的自由支配权，基于可以证明是对处境不确切的呈现，它通过国会而生效。这件事使得约翰逊失去了总统宝座；没有它，也难以解释参议院中反对派的痛苦。因为那时，在越来越广大的圈子里，越战已经被认为是非法的――不仅是非人道的、不道德的，而且是非法的。在美国，这D点和在欧洲相比有着不同的分量。 问：但是，有很多美国的工人强烈地鼓吹美国和越南开战。这一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阿伦特：反战的第一波动力来自大学，尤其是学生团体，也就是那些从事民权运动的团体。这一反战活动从一开始就反对所谓的“体系”，而这一体系最忠实的支持者如今毫无疑问是一些工人，也就是低收入群体。（在华尔街，所谓的“资本家”反对政府，而产业工业却支持它。）在这个问题上，战争问题还不如肤色问题更具决定性。 人们已经看清，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黑人要想融入高收入群体，所遭受的困难不是很严重，或者说，不是不可克服的。如今，在所有地方，实际上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faitaccompli）。如果黑人房客属于和白人或者黄种人（尤其是华裔，他们处处都特别受欢迎做邻居）一样的上层，那么相对高房租的寓所也能接受。因为成功的黑人商人非常少，所以这主要适用于学术和文学方面的职业――医生、律师、教授、演员、作家，等等。 同样的融入中产阶级中的中下层的过程，尤其指的是那些属于相对较低的中产阶级的上层工人，它导致灾难性的结局，的确，这不仅是因为下层的中产阶级碰巧特别“极端保守”，而且是因为，这些阶层相信（并非没有理由）所有这些和黑人问题相关的改革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学校这一事例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美国的公立学校，包括大学，都是免费的学校越好，孩子们不花钱就能上大学，也就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机会就越大。在大城市里，这一公立学校体系，在庞大的人数、几乎完全是黑人流氓无产阶级的重负下，已经鲜有例外地崩溃了；这些孩子们在其中12年甚至还没学会读写的机构算不上是学校。现在，如果作为种族融合政策的结果，城市的一部分成了黑人的，那么街道就会荒芜，学校被忽视，孩子们无人约束――简而言之，社区很快就成了贫民窟。除了黑人本身，主要的受害者还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和其他一些不穷但也没有富到可以迁居或者送他们的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地步的少数民族团体。 但是，对上层来说，这是很有可能的，虽然常常要付出很大牺牲。人们说，在纽约，很快就只有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才能活下去，这非常正确。几乎所有有能力的白人居民都送他们的孩子去私人学校――这些私立学校通常非常优秀，或者去天主教学校。属于上层的黑人也会这么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则不能。让这些人感到尤其痛苦的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通过了一些他们自己不用承受其后果的法律。他们要求公立学校种族融合，消除社区学校（黑人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他们被贫民窟里出来的公共汽车拉到白人主导的社区学校），强迫社区融合――却送自己的孩子去私立学校，并且搬到郊区，这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收入水平的人才能负担得起。 补充另一个因素，这一点也存在于其他国家之中。马克思本来会说，无产阶级没有国家；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从来不持这种观点。社会底层尤其怀疑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民权运动严重地分裂为“黑人的”和“白人的”，这是战争问题的结果：来自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学生很快就加入了反战活动，这和黑人相反，这些黑人的领导者慢慢地才下定决心表示反对越战。甚至马丁?路德?金也是如此。军队给了社会底层某些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机会，这事实自然也起了一定作用。 问：您谴责新左派从来没有“真正关心对奥得―尼斯线的承认，而它毕竟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希特勒帝国崩溃后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基石”。我怀疑，您的观点是否能够以这种不妥协的方式而得以坚持，因为德国新左派所呼吁的不仅是波恩的对奥得―尼斯线的承认，而且是对民主德国的承认。不过，新左派孤立于普通老百姓，它没有权力给这些理论要求带来实践政治的现实内容。但是，即使人数上极其弱势的新左派也要为了对奥得D尼斯线的承认而“严肃地”介入，那么德意志民族主义是否会因此而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呢？ 阿伦特：只要涉及实践政治的结果，伊朗（Persia）政策的改变当然不太合适。新左派的问题在于，它显然不关心游行示威的后果。和伊朗国王（Shahof Persia）不同，奥得―尼斯线事关每一个德国公民的直接责任；不管实践政治的后果如何，为了获得承认而游行示威以及就此公开演讲都有意义。如果新左派“也”为了波兰新阵线的承认而走出来――正如许多优秀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所做的，这证明不了什么。关键在于，这个问题从来不是他们宣传的核心，这就意味着，他们逃避了一切实际的，并且包含直接责任的事情。这不仅适用于他们的理论，也适用于他们的实践。 对这种逃避重大实践问题的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我只提到过德意志民族主义，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说法，人们还是可以怀疑新左派是否也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这D运动的德国版本过于好高骛远，在理论上毫无意义，以至于它看不见就在眼前的事情。看起来紧急法案（Notstandsgesetze）时期就是这样。你还记得，学生运动到多晚才开始意识到，议会里正在发生极为重要的事情，对德国来说，它当然比东方国家的君主们的来访更加重要。 当美国学生游行反对对越战时，他们游行反对的是一项关系到他们的国家以及自己的直接利利益的政策。当德国学生做同样一件事时，这和伊朗国王这种情况很像；要他们承担责任，这根本不可能。他们对国际事务有着强烈的兴趣，这里没有风险，没有责任，这种兴趣常常不过是掩盖根本的国家利益的斗篷；在政治上，意识形态常常不过是不承认讨厌的现实的借口。观念论可以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我认为，这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新左派单单忽视了关键问题，这就意味着，它忽视了道德问题，在战后德国，这仍然被公开讨论。它也忽视了少数几个决定性的国际政治问题之一，即在“二战”结束后，德国本来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德国政府，尤其是阿登纳（Adenauer）政府的未能及时承认奥得―尼斯线，这很大程度上归诸社会主义卫星体系的联合。每个人都应该很清楚，卫星国家方面对德国的担心已经决定性地减缓了东欧国家所有的改革活动，甚至部分地使其变得不可能。无论新的还是老的左派，他们都不敢触碰战后德国这一最敏感的部位，这只会大大强化这种担心。 问：让我们再次回到您的著作《论暴力》：在这本书里（也就是说，在德文版里），您写道：“只要民族独立，也就是摆脱外来统治，拥有国家主权，也就是在外交事务上要求不受审核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一回事――任何革命都不能动摇这一国家概念――对战争问题的解决，哪怕是在理论上解决，也是不可思议的，（与其说人类的未来依赖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如说它事关人类是否能有一个未来），而世间永葆和平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就像试图做出方形的圆一样。” 阿伦特：我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和要改变这一国家概念的必要性没什么不同。我们所谓的“国家”不会早于十五十六世纪，主权概念同样如此。主权意味着一件事，即国际间的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而得以解决，没有其他余地。不过，由于暴力手段的可怕发展，今天大国间的战争――且不论所有反战主义者的想法――已经不可能了。问题就来了：什么将代替这最后的余地？ 战争已经成了奢侈品，只有小国还能承担得起，只要它们还没有卷入大国的影响领域，还没有掌握核武器。大国介入这些战争，部分是因为，它们被迫保护它们的盟友，部分是因为，这已经成了为如今的世界和平奠基之威慑战略的重要部分。 在主权国家之间，除了战争，别无最后的余地；如果战争不再能为此目的服务，就只会证明，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国家概念。当然，这―新的国家概念不会来自新的国际法庭的建立――这法庭或许会比海牙的国际法庭运作得更好――或者一个新的国家联盟，因为主权或者貌似主权政府间的冲突只会在那里一再重演――当然，这还停留在话语层面，但它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加重要。 我所看到的新的国家概念，其惟一的雏形可以在联邦体系中找到，它的优势在于，权力既非来自上面，也非来自下面，而是水平的指向，以至于被联合起来的单位相互审核和控制权力。设想这些事情的实际困难在于，最后的余地不会是超国家的（supernational），而是国家间的（international）。超国家的权威要么是无效的，要么会被某个碰巧最强大，因而会领导世界政府的国家垄断，这一世界政府很容易成为最可怕的专制统治，因为没什么能够逃脱它的全球警察势力――直到它最终分崩离析。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些模式，它们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至少在理论上――国家间的权威作为最高的控制机构？这听起来像个悖论，因为最高的东西不可能在之间，但这是真实的问题。当我说，每一场革命都颠覆一种政府形式，用另一种来取而代之，但任何革命都不能动摇国家概念及其主权，我想到一些我试图在我的著作《论革命》中充分阐释的东西。自18世纪的革命以来，每一场大的动乱实际上都产生出完全新的政府形式的雏形，它独立于所有先前的革命理论而出现，直接来自革命本身，也就是说来自行动经验，来自行动者参与公共事务进一步发展的意志。 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议事会体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毁灭，或者直接被民族国家的官僚政治，或是党派机器所摧毁。这一体系是不是纯粹的乌托邦――无论如何，它会是人民的乌托邦而非理论家和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我还说不准。不过，对我来说，这一选项曾经出现在历史之中，并且一再重现。议事会体系的自发组织出现在每一场革命之中，在法国大革命之中，在杰弗逊的美国革命之中，在巴黎公社中，在俄国革命中，在“一战”末德国和奥地利革命觉醒之中，最后，在匈牙利革命中。此外，它们从来不会表现为有意识的革命传统或者理论的结果，而是完全自发的，每一次都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回事。所以，议事会体系看起来对应于、并且来自政治行动经验。 我想，在这一方向上一定可以找到些东西，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原则，它从下面开始，不断上行，最终导向议事会。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探讨。这也不必要，因为关于这一课题的重要研究近些年来已经在法国和德国出版，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自己去看。 为了防止误解――它在今天很容易发生――我必须说，它和嬉皮士与逃避现实者的公社无关。相反，放弃整个政治生活，放弃普遍政治，这是它们的基础；它们庇护那些深受政治灾难之苦的人――它们完全奠基于个人的理由。我发现，这些公社形式常常非常荒唐――在德国和在美国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理解它们，也不反对它们。从政治上看，它们毫无意义。议事会所追求的完全相反，即使它们一开始很小――比如，社区议事会、职业议事会，工厂、公寓等中的议事会――的确，有各种各样的议事会，而非只有工人议事会；工人议事会只是这一领域中的特例。 议事会说：我们想参与，我们想争论，我们想让我们的声音在公共场合中被听到，我们想有可能决定我们国家的政治事务。因为对我们走到D起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来说，国家是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国家中的一些公共空间。毫无疑问，我们投选票的投票站太小了，因为投票站只能容纳一个人。政党完全不合适；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只不过是被操控的选民。但是，如果我们中十个人开会，每一个都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一个都聆听他人的意见，那么，意见的理性产物就会通过意见交换而出现。我们中哪个人最适合在更高的议事会面前代表我们的观点，这也会变得明显，在这一更高的议事会中，我们的观点也能通过其他观点的影响而澄清、修正或者被证明是错误的。 不必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居民都是议事会的成员。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或者必须关心公共事务。自选过程由此而得以可能，它将在国家中汇聚真正的政治精英。任何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人都不得不满足于并非由他作出的决定。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被给予机会。在这一方向上，我看到形成一个新的国家概念的可能性。主权原则和这种议事会国家完全无关，它会很适合于完全不同的东西的联盟，这尤其是因为它的权力是水平地而非垂直地构成的。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它靠什么来实现，那么我必须对你说：非常渺茫，如果说还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不过，或许，毕竟――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本文选自《共和的危机》（郑辟瑞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文学?摄影?生活?诗歌 | 本期编辑：李唐楚尘文化 | cc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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