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为什么每天都感觉很痛苦，都快十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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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看心理医生，由他来确诊。
去医院精神卫生科看看心理医生专业医生，就能知道是否是抑郁症的。
真实看起来烦闷症真的很恐怖，由于它也会夺去患者的生命。但仔细想一想，它又不会那么恐怖，由于我们每一集团都可以用一些办法来防范。比方保持心思安康，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患上烦闷症等心思疾病，如果大家有什么情绪上的问题都可以自己调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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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GOU - 京ICP证050897号优秀领导和精神病罪犯有何相似之处？-百家号
摘要：乔任梁因抑郁症自杀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忧郁症一下子被推上了舞台，2014年还爆出崔永元也曾患有抑郁症，想过自杀，忧郁或许伴随者很多人，轻度忧郁患者在这个压力山大的世界为数不少，你有没有好几天不食欲
乔任梁因抑郁症自杀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忧郁症一下子被推上了舞台，2014年还爆出崔永元也曾患有抑郁症，想过自杀，忧郁或许伴随者很多人，轻度忧郁患者在这个压力山大的世界为数不少，你有没有好几天不食欲不振，失眠难耐，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不想和人交流，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有，那么，你就可以找心理医生了。这也不是什么大病，你坦然宽慰就过去了。也许你身边优秀的领导者，心理也未必健康。如果变态人格变态得恰到好处，倒也有可能增进领导力。汽车行业的传奇CEO艾柯卡说过，他上大学的时候上过的、对管理公司比较有用的课只有两门，其中一门就是变态心理学。想想秦始皇、拿破仑、希特勒、圣雄甘地、乔布斯、韦尔奇，这些著名领导者，圣人也好、恶魔也好，似乎都有一种疯狂或者另类。就像艺术家达利自称的那样：“并不奇怪，我只是偏离常态(I am not strange, I am just not normal)。”双相障碍助力逆境领导力精神病学家纳西尔·格哈伊米（Nassir Ghaemi）认为，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在危机中是一种优秀的领导者品质。这种精神症状的特征是：在抑郁期内，对他人感受特别敏锐，对事物的认知格外客观。在躁狂期内，对挫折有极大的忍耐力，并具有解决问题的创造力。他举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为例，依据其自述，这两位重量级政治领袖都被诊断为患有双相障碍。丘吉尔是个绝好的例子。每当危机出现，英国人民就把他老人家请出来；每当危机消退，英国人民就把他赶下台。不是英国人民卸磨杀驴，而是英国人民觉悟实在是太高了！虽然丘吉尔对此跌宕起伏的人生非常郁闷，但幸运的是，他青史留名而没有成为功过相抵的争议人物。戏剧型、自恋型和强迫症型2005年，英国萨里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Board和 Fritzon）用性格问卷对照测评了两组人——管理者和被诊断患有精神症状的罪犯。他们发现，有11种（这么多！）人格障碍在高管组中间的比例，居然高于精神病罪犯组。其中三种人格障碍最为突出：戏剧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以及强迫症型人格障碍。既然是障碍，一定不利于适应社会。不过，这三种人格障碍都有可贵之处。戏剧型人格障碍，缺点是太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兴趣不稳定、关系不稳定，但优点是可爱。想想马云把自己打扮成Lady Gaga的样子。好多培训师和演员都有戏剧型人格倾向。自恋型人格障碍，缺点是自大、过分关注自我而缺乏同理心，但优点是自信。万人之上的CEO们也是人，没有三头六臂，如果不高看自己，那真的要神经衰弱了。强迫症型人格障碍，缺点是吹毛求疵、对工作过度投入、固执、专制。这些缺点其实都是优点，只要换成褒义词就行：完美主义、工作勤奋、执著、坚定。千万不要以为人格越变态，领导力越强悍。管理者在一些不利于职场生存的人格变态维度上比罪犯组更加健康：暴力倾向、不负责任和违法倾向（反社会）、冲动性、自杀企图、情绪波动以及消极抵抗。一些研究发现，人格变态者的两个常见特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变色龙模式（chameleonism），以及拿别人当工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有利于一些人在组织阶梯上往上爬。这似乎暗合了我们对于很多天才和领袖人物的印象，不确定的是社会的态度：既可能万众景仰，又可能千夫所指。变态跟领导力之所以呈现某种正相关，可能是童年创伤所致。早期的逆境造成了一些人的破坏性变态，也造成了另一些人的建设性变态。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士（Oliver James）告诉我们，最成功的人群中间（包括企业家、英国首和美国总统），居然有三分之一在14岁之前丧父或丧母（一般人群中这个比例是8%）。这似乎证明逆境促人奋进。早年丧父的领导人不胜枚举，包括大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童年的各种缺失（贫穷、被虐待、被忽略）与变态人格以及成年之后的成就三者之间有因果关联。不幸在导致变态的同时也催人上进。对金钱、地位和权力的欲望是对于童年这些缺失的补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们是在用工作化解痛苦。警惕三种变态人格优秀的领导者，心理未必健康。但不能因为林肯有抑郁症，就认为抑郁症是领导力的要素。对领导力有利的变态，实际上是一种巧合，就像珍珠，是蚌的病态的产物，但不是所有的动物有了病都会产生珍珠。变态人格相对于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算是比较轻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强迫型人格障碍比强迫症轻得多。指望从变态人格收获业绩，如同缘木求鱼，变态人格一定要变态得恰到好处才有可能增进领导力，这种因祸得福的概率实在是不靠谱。组织必须杜绝三大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它们严重危害领导力。领导者建立信任有四个要素：信任、靠谱、厚道、公正。偏执型人格不信任，边缘型人格不靠谱，反社会型人格不厚道不公正。偏执型人格不信任。实际上这种人格障碍的本质并不是“偏执”，而是“多疑”，原文是paranoid。不信任人的领导，是最难追随的领导，他们处处设防，城府极深。不信任人的下属，是最难领导的下属，他们不信任上级的动机，往坏处想，无法安心工作，而且不断滋生是非，伤害团队士气。可以说，任何伟大的管理者，都无法激励偏执型的员工，顶多能够把偏执型员工对团队的危害最小化。边缘型人格不靠谱，特征是三个不稳定：自我概念不稳定、情绪不稳定、人际关系不稳定。反社会型人格不厚道、不公正，主要体现在道德内化的失败，也就是俗话说的，“良心被狗吃了”，对危害企业的过错毫无内疚感，所以无法赢得信任。安然前CEO杰弗里·斯基林（Jeffery Skilling）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导致安然公司倒闭，被判24年4个月监禁。怎样分辨变态人格呢？真正实用的方法还是观察和调查。可以参照变态心理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心理变态的三个标准：人际适应性很差。如果一个人跟谁都处不好，估计他有问题。主观感受很差。周围的人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们长时间的不愉快。行为偏离常态。例如，一个环境中稀松平常的变化，他们的反应就一惊一乍，如临大敌。一个小小的冒犯就会让他们暴怒。心理变态种类繁多，有助于领导力的只有极少几种，只在特殊条件下发挥作用。小友说：有时候说多了我也挺气的！抑郁症不是不快乐，不是太空虚，不是玻璃心，更不是抗压能力差、受打击太大。它具体是什么，你可以查看友心人过往关于抑郁症的文章列表集锦（见
来认识这条纠缠心灵的“黑狗”。
有段时间一位大学时代的好友来广州实习，在家中暂住一阵，临走前她在书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和一个纸袋，上面写道：“这里有一些抑郁药，我今后不用再吃。如果你有认识需要此药的，帮我转给他/她。可以省去昂贵的药费！”
对着纸条发了一会儿呆，我眼眶湿润。
尽管这只是一名确诊抑郁症的年轻女生在生命某个阶段给朋友留下的一张字条，但可能只有抑郁症患者亲近之人才明白，得了抑郁症的人花了多少努力
与病魔相处，与自己共处，尝试过心理咨询、精神科、正念练习、旅游、戏剧、舞蹈等等方法。
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抑郁症，可能再努力也不为过。从数据上来看，抑郁症在世界范围内的患病率逐年升高，友心人联合发起人蓝枫在“朋友抑郁怎么办”的免费公开课中提到：
“据 2015 年的数据，中国重度抑郁症的发病率大概在16%左右，那也就意味着我们13亿人口，应该有超过七千万人以上的重度抑郁症患者。而且抑郁症患者中，有 15%-17% 的比例最终完成了自杀。”（回顾
《抑郁的概念、诊断和国内现状 | 朋友抑郁怎么办（下） · 友心学院》
但抑郁症不仅仅是一连串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在健康的时候能和我们一样嬉笑怒骂，但在发作的时候，即便他们更努力地去面对世界，努力试着好好过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灵魂漏了气，感觉到浑身能量被
现实中，依旧有很多人无法区分抑郁、难过等感觉和抑郁症之间的区别，对于抑郁症患病的生理、基因等因素毫无了解，这种社会环境无疑也让抑郁症患者更难被人理解。
如果你有一个抑郁症的朋友，请你务必要阅读
作为朋友，他们不需要你帮他们处理抑郁，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他觉得跟你相处时，他处在抑郁状态是可以的，是被接纳和允许的。
第一步，就是从聆听他们真实的感受开始。
无力感弥漫身心
当你得了抑郁症，你会发现很难向其他人解释清楚，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你可能觉得，说出来人们也无法理解吧。为了试图推翻这道人与人之间无形的篱笆墙，外国网站 Healthline 上一些曾经历抑郁的男性女性分享了他们抑郁时的感受，这些心声也在试图告诉抑郁的人，你不是站在漩涡里的唯一一个人。
给希望了解抑郁症的你：
仿佛脑中噪音
，我也想高兴起来，想起身随便做点什么，但我就是筋疲力尽，我什么也做不了了。
我全身都在经受长时间的疼痛，即使走路都变得无比困难。从床上起来实在太难了，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上我都无法动弹。我恨我的抑郁症，就像一副健康的灵魂卡在了一具糟糕的抑郁躯壳里。
——Amy Grace Ulliott
戴着‘面具’有时比得抑郁症本身更耗费心力。
我只希望我可以尽情表现情绪出来就好。
——Jess Massey
我为努力保持
”而感到彻底筋疲力竭。然后，然后我就去睡了个昏天黑地。
——Sally Lynne Van Kleeck
有一种潮水般的悲伤感，它从未离我而去。
我的生命没有目标，我也不觉得我这种人值得变好。
自尊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仿佛根本不存在，而且我会和试图逐步恢复的自己对着干。
我已经抑郁了太久，根本无法想象不抑郁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确实，我按时服药、就诊心理医生，但我也会蓄意破坏自己的健康，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值得更好地活着。我这样看待自己和自己恢复的可能，实在令人难过。
——Connie Forst
我竖起防线，免得人们同情怜悯我，但这样好累。我平时睡很多，但当我抑郁发作时，我睡得比平时多太多。别人发现我很累，但我甚至没有能量去向他们解释我不只是“又困又累”而已。
我疲于假装一切都好，心情愉悦，疲于能量充沛地努力工作，等到周末再忽略所有的家务事……因为，我太他妈的累了，那简直是一场“无力感的旋风”。
——Beth Stanley
到底有谁懂这种感觉
那就像最糟糕的病痛，每天，每分，每秒，都在继续，终止之日遥遥无期。
——Aaron Shotwell
它耗尽了我。我只想呆在床上，关着灯，不和任何一个人讲话。再也不能在工作时伪装下去，尤其在服务业。
——Scott Odum
我没有一刻不觉得累的。
而且我还有胃酸过多、贫血、湿疹这些毛病。
——Jac David
我已经快淡忘曾经不抑郁的日子是什么样了。
它就像我一个病怏怏的朋友，永远陪在我身边。我整条手臂和手腕上到处都是刀子割伤的痕迹。当我试图寻求帮助，他们只是在我的档案上添上一笔“
什么什么障碍
”，然后就叫我离开了。我带着所有这些伤痕，但我无法获取专业的帮助。医生的预约排号永远排到了几年以后。
——Le’anne Casey
看到这里，如果你还觉得抑郁症离我们太过遥远，我们还收集了一些友心人好朋友和读者的感受，他们有些在上学，有些已工作数年，有些在国内创业，有些在国外读研，他们都曾经历过程度不等的抑郁症。几乎所有人群都可能被抑郁击垮，这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别怕，你们都已足够勇敢了。
抑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其实最大的感觉是失去了所有感觉
，又伴随着深入心脾的疲惫无力。它刚来时，像是脚下突然变成一座黑洞、一口泥潭，即使用尽力气扑腾挣扎也只能看着自己陷下去——然后一切就开始了，仿佛被无垠的黑罩子包裹——孤零零看不到外面也看不到尽头，时常觉得自己似乎脱离了这个世界，周遭的一切已与我无关，也无法唤起情绪和感受。我也就成了一个飘荡游魂，生命的活力跟着它的意义一起从这躯体上隐去了。
近两个月的失眠几乎逼疯了我，身心的疲惫又掏空了我发疯的力气，停止与人交流，不再外出也难以进食，发呆成了主要日常，都是不想也没力去做。
于是生理开始衰弱，头疼、手抖、迟缓、记忆力反应速度下降、无法集中注意等等躯体症状同样折磨着我，
闭眼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的夜晚常常会想：也许已经不算活着了
，然后又常常希望就此睡死过去，泪水无故沾湿枕头心里却感觉不到悲伤——反而只有一片空洞。那绝不会是想要再次体验的经历。
——Sherren Deer Conant
这种感觉是平静的，没有行动力的。
不是刀在心上雕刻，不是手把心抓皱了，而是在空旷的山谷里喊叫却完全没有回声。你跟你的环境都在熄灭。
真的太累太累了，甚至算不清楚自己每天睡了多久，去咖啡馆这样的小事也会轻易放弃，回到家就会躺在床上，然后哭一个下午。
晚上，希望家里人回来之后心情会好点，我只是不怎么想说话。
——纸拖鞋
我对着空白的文档，一句话都不敢下笔。写了一句又重新删掉，因为我觉得我永远写不出最好的那句话。怎么办，我对自己说，怎么办，这样不行。说着说着我就哭了。
那个时候一个人住，下午的时候非常安静，阳光透过窗子洒到我身上，可我依旧觉得寒冷。整个人在空荡荡的客厅枯坐一个下午，仿佛与世隔绝。世界对我而言就像海洋，而我身居其中唯一一个孤岛。孤立无援。
我开始早上起不来床，很早就醒，
经常是莫名哭着醒来，睁眼后想到要出被窝面对这一整个世界我就感到害怕
。后来迫不得已起床，只好给家人电话，我说我压力很大，妈妈说：你别去想就好了。
可是没有办法不想，那些对自己的要求，那些完不成任务的后果，像幽灵一样钻进我的大脑，时时回想。
之后我开始每天早上打个电话给我的妈妈，电话接起来我就开始哭，一直哭好几十分钟。我跟妈妈说：妈妈你别担心，我没事，我好好的，我就是想在哭的时候知道还有人在我身边就行。
我妈妈依旧说着无关痛痒的话，不过没关系，她在就好了。
那段时间，教授的每一个失望的眼神都被我深深刻在心里，瓶颈的时候就自己一遍遍地回放，刺激自己继续前行。然后像行走在刀尖，越走越疼，越走越狠。
洗澡的时候我不必感受到泪水
我突然堕入了一条黑河流，开始溺水，周围的山谷在崩塌。河面上的人都冰凉，我被吸入更深处；混乱而锋利的画面、语言和情感快速切割着我。那时候，恨与愤怒是唯一对抗着绝望、让我活下去的绳索。
任何一件小事进入认知体系都在告诉我：你没用。因为你没用，你阴暗，没人喜欢你，你也不会做事，这么大了还在花家里钱，去死吧。
做饭、吃饭是极大的障碍。吃饭就是要活着，活着很累。只有在晚上睡着的时候才会觉得舒服一些。对生活失去控制。对任何事情都不再有兴趣，没有性欲，看一切亲密关系都觉得自己不配有任何人关切，因为我太糟了。
最后送一副小漫画给大家：如果用一般人面对抑郁症的态度去面对其他患者的话，会如何？
大概就是这些情景吧
如果这篇文章的读者中有人正在或曾经经历抑郁症，看完本文有些感受需要表达，也可以在下方评价或后台留言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不说。
不管你经历或将要经历什么，小友都在这里陪着你（心情不好欢迎在后台调戏我～）。
图片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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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顶上，猛得嘬了口烟，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运城的空港经济开发区，能隐约看到霓虹灯照耀下的高楼。
　　那是他向往的“城里的世界”。
　　杨思明患抑郁症18年，他因此退学，数度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却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锢回黄土地。“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病好了，还是想感受城里的世界。”
　　此时，距山西运城800多公里外的北京，34岁的石浩盘算着再去一趟安定医院。未出春节，他已经在一周内往返了四次，求医生减少些药量。
　　药物的副作用让他双目呆滞、行动迟缓。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节后开始工作，像个正常人一样。
　　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过程就像一座相同的围城。困在里面的人，对所有事都不再有兴趣。在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患病。
　　被抑郁症打回村庄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市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困在几亩土地上。
　　可到了高二，成绩一次次下滑，他读了两年。“越来越自卑，看到镇上孩子学得轻快还考得好，那我咋这差。”
　　那是1998年，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晚上回到宿舍，杨思明想和室友说话，但就是不敢讲。
　　他在上铺憋得难受，只能跳下床，跑到学校的公共厕所，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没有人注意到杨思明的痛苦，大家只觉得他内向少言。直到高三退学时，班主任也只是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吃。
　　直到2003年，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抑郁症。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个原因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
　　数字令人惊心：两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疾病，预计在2020年跃升至第二位。超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仅次于冠心病。
　　公开报道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公开资料中，有关症状的描述为“一种精神疾患”、“食欲睡眠紊乱”、“丧失兴趣”、“持续的心境低落”、“身体功能差，影响劳动力”。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答案都是“不知道”。
　　杨思明仍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4次去运城打工，做过水泥工、搬砖，“到干活时就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他和剥洋葱说。
　　最终，他还是被抑郁症打回了村庄。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
　　“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抑郁的痛苦难言而无法体会，这是挣扎在其中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而自杀，是最可怕的症状。
　　杨思明琢磨着在屋后上吊自杀，也曾数次站上屋顶，但又怕高度不够死不了反成残疾，既拖累家人还要继续忍受抑郁的痛苦。
　　“我真的想死一万次，”他和剥洋葱说。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小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23岁，家境优越，在北京一所知名理工大学读书。
　　2012年的冬天，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她大学休学2次，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小颖的父亲慌了手脚，每天不止看一位医生。做心理测试、看中医号脉、做脑部针灸，甚至领着小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重新粉刷了墙壁。
　　小颖一天吃数十粒西药，再喝30多包药草混成的中药。家人甚至让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学，却不见好转。“就是想吐，一吃东西就吐。”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极端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还在湖北襄樊做义务兵的石浩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症。
　　去年9月，躁郁症复发，石浩砸了两个手机，和警察对峙，在医院里闹跳楼，他被父亲送进了安定医院，双手双脚用绷带紧紧捆绑着，嘴上还不闲着，想找人对峙开骂。
　　出院后，他服用大量药物抑制躁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肌肉僵硬、行动迟缓、目光呆滞。餐桌上，他提起茶壶倒水，手抖得拿不稳，水洒出了杯子。
　　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在物业做电工的父亲不会主动和他聊天，也不会探讨他抑郁后的心情。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电视机发出声音。
　　9年间，石浩换了多份工作，每一次都因躁郁症发作而中断。他不再是那个从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国农大的骄傲。
　　那时，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获了不少奖项。他怀念学生时期，智商是144+的时候。
　　可是，他已经戒不掉了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两个词，从这个一辈子还未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并不相衬。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她主要回忆的仍是1998年时“好好的学就不上了”。
　　即使去年杨思明在运城市精神病医院住院20天，她也没有去一次医院，“家里的地得有人种。”
　　关于抑郁症，她知道那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会和老年痴呆混起来说。
　　“是药三分毒，我就怕他吃上瘾喽。”相比和儿子说贴己话，母亲更多做的是在杨思明状态不好没法儿干活时，多在地里犁几排地。
　　她不断念叨着这几年生菜一簇能卖到将近5块钱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花钱就花钱吧，能看好就行。”杨思明的妻子和剥洋葱说。
　　她能做的，只是陪他去太原看病，在运城参加心理治疗，“我想着盖起新房病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还没好。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娃快2岁了病还没好。”
　　事实上，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中国的数据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年间的调研，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达到9000万。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
　　为了治疗抑郁症，杨思明借了700块钱坐一天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掩藏，是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选择与外界接触的方式。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DD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本不闭塞的村庄，对精神类疾病却讳莫如深、谈之色变。
　　杨思明走在田间的土路上，向迎面而来的村民介绍同行的记者是“网上认识的朋友，来拍温室大棚里做农活儿的”。
　　杨思明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
　　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怕别人知道他脑子不好使。
　　“就这么点儿快乐消遣，我都获得不了。这回不玩儿，下次也不玩儿，你就没有朋友了。”杨思明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他差点儿打输，牌没出完他就扔在桌上，“我不干了”。
　　打麻将输了钱，他算不出该给赢家多少，嘴快的伙计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有点儿傻、又有些不合群。局里三缺一，杨思明硬生生站在一旁，没有一个人叫他一起玩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打不出一声简短的招呼。
　　“太孤独了，我就一个人傻，一个人挺着。”杨思明习惯右手捂着眉心蹙眉，经年累月，眼尾有着他36岁的年级不该有的深深褶皱。
　　2016年春节，石浩被催婚了。81岁的奶奶盼着孙子能赶快结婚，毕竟已经30出头。
　　3年前，他养了一只折耳猫，成为他最亲密的陪伴。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家里，对着猫说话。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即使毫无睡意，也会慢慢捱过。
　　小颖仍记得她幼年时的愿望，躺在床上，天花板凑巧砸下，然后生命结束。到现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杀，“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死于死亡本身。”她和剥洋葱说。
　　杨思明喜欢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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