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一切》赏析
北岛：《一切》赏析
作者：北岛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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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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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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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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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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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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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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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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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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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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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北岛的《一切》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位被人们称为唤醒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人沉睡的良知的朦胧诗代表诗人，他的《一切》是对刚刚过去的那个十年浩劫的回眸，这回眸里有沉思、愤慨、迷惘、诅咒、呐喊，其色调是冷峻的。
全诗十一行，一连十一个“一切”，形成排山倒海似的排比，情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其忧思沉重，沉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但读罢全诗，却又觉得酣畅淋漓，大快人心！
诗人的情绪如饱满的弓，射出的箭携带着机智，一箭中的，鞭辟人里。十一个“一切”，有对人生的感受和认识，有对多灾多难的那段岁月的揭示，有对人妖颠倒、群魔乱舞的那个时代的斥责，有对人性扭曲的忧虑。
全诗十一个排比，一气呵成，句句精彩，句句犀利。除了起首两句单纯、直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余下九句，句句都是悖论或是反讽，形成情绪和哲思的张力，极具批判锋芒——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说是“开始”，却没有“结局”；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说是“追寻”，却是“稍纵即逝”；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说是“欢乐”却与“微笑”无缘；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无泪的“苦难”是怎样的一种苦难呵；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语言原本是鲜活的，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世界，这民族，将沦为一种怎样的枯燥、尴尬和可怕的境地呵；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如此陌生，人心难测；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说是“爱情”但却不能示爱，只存在心里，情爱如水中月、镜中花；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往事”只能靠梦去追思，这往事真的是一片空虚；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说是“希望”，却充满坎坷，不然怎要“注释”；
“一切信仰带着呻吟”：说是“信仰”，却要遭受摧残，不然，怎会“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这是诗的最后两句，“爆发”与“死亡”、“片刻”与“冗长”、“宁静”与“回声”，两两相对，形成．阅义的反差。同时揭示了凡“爆发”都是犹豫不决的，这片刻的宁静暗喻世事的艰难；揭示了凡“死亡”，都是冤魂不散的，活人和死者的反应使“回声”冗长。
就这样，十一个“一切”拱就了诗人反思历史的天空。忧患意识如天际的浮云，映人人们的心里。
《一切》的格调是低沉的，揭露的是那个时代的负面，是诗人对历史的实作出的一种情感反应。，作为回声，朦胧诗另一位代表诗人舒婷以“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为副题，写下了《这也是一切》，诗中写道：“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女诗人以另一种情绪方式切人了北岛的《一切》，和《一切》形成情和诗意的互补。
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写于1979年4月，晚于北岛的《一切》。两首诗的写作背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明亮、一晦暗，这是时代所折射的光，也是诗人心境的反应。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因北岛的《一切》，遂成名篇，这也反过来证实了北岛的《一切》的特异、杰出，乃至不朽。
诗歌赏析：
生活是什么？来自何方？又走向哪里？如所有诗人一样，北岛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默默思考与追求！
有人说，生活是一杯浓浓的苦丁茶，得志时，一饮而尽，虽苦而甜；失意时，茶饭不思，难以下咽。有人说，生活是一个永远哭哭闹闹的婴儿，喜怒无常，你不能触犯它，只有它欺负你。
在北岛的生命字典里，从没有“有人说”三个字，他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也一直不放弃用一双眼睛注视周围的一切。一切是什么？它涵盖得了所有的幸福与苦难吗？它容得下所有的甜蜜与辛酸吗？又能否完整地诠释整个生活的奥秘？
生活不是一场悲剧，也不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喜剧。欢乐与痛苦本来就相依相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欢乐了，可以微笑，可一不小心就会由微笑变成狂笑，饱受“糖衣炮弹”的袭击；痛苦着，不要用泪水浸泡你发炎的伤口，泪水中的盐分只会让你刚愈的伤口再次裂开！北岛既享受了喜剧的唯美，也历经了悲剧的凄美。
北岛一颗不知疲惫的心在四处游荡。他遭遇了人情的冷漠，言语的袭击，甚至流言蜚语的无情谩骂；当挫折、苦难、失望……层层包围打击一齐疯狂袭来时，他同所有正常人一样也会疲惫，也会徘徊。这时，语言是重复的，信仰是受伤的，甚至，一直懒以生存的勇气与希望，都将变成镜中花，水中月，重复着开始与结束，却尽显苍白无力！
人，只有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大起大落之后，才有资格谈论生活，谈论生活的一切。北岛是具备这种资格的。他把自己所有感官最大限度地接触生活的脉搏，用他一双挑剔的眼光审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以及人与人相互碰撞产生的火花。同时不自觉地思考爱情、自由、欢乐、苦难、希望以及死亡等人们共性的因子。既然这样，就免不了受伤。作为诗人的北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受痛。从不相信命运的北岛真真实实地被命运欺骗了。生活欺骗了他。生活的尔虞我诈、急功近利、勾心斗角……都是他心中看不惯的一道砍。他可能永远都跨不过。即使跨过，也是万丈深渊的境地。古住今来，一批又一批千军万马汇聚于此，一场惨烈的撕杀过后，就算暂且获胜，也只是耀眼的流星划过夜幕，稍纵即逝！却没有给出任何阻止后人再次撕杀的结局！
北岛痛却也快乐着。
他大胆地叩问世界，叩问人性，叩问一切。为洞悉这个分裂而扭曲变形的世界。他需要并且历经了太多的磨难，在不断地峰回路转之后完成豁然开朗的正果。在这个过程中，北岛当然失败过，悲痛过，但马上把这一切归属于朦胧而遥远的命运，飘茫而易逝的烟云；当然迷惘过，犹豫过，但接着把这一切淹没在言语之外，用思绪的火花照亮一片无空，苦苦追寻；当然也坦白着，信念着，尽管一度信仰受挫，但最终能在信仰的呻吟声中重扬飞翔的翅膀！感慨无限爆发的力量。
北岛以为关于“一切”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定义，直到他彻底疲惫之后。在无数折磨与挫败之后，在无数痛苦与欢乐之后，没有答案的追寻让他彻底疲惫。他被迫停下一直没有时间休息的脚步。之后，突然有一天，他感觉自己从没有哪一刻会如此冷静，如此心血来潮、思绪万千的冷静！偶然间，他明白了一切，明白了《一切》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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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0岁前后的北岛，在香港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创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度，成为香港，乃至中国最重大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二就是一场大病，祸福相倚，给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诗人北岛 （刘云志摄）北岛的新开始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远离故乡是忠于大地的保证”，不熟悉北岛先生的人，不能明白当中的吊诡逻辑。2007年，谁也没想到57岁的北岛会在香港留下，北岛自己也没想到。但这又像是理所当然的，这位具有最高国际知名度的中国诗人，注定会在香港：这个汉语与英语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的小岛找到自己着力的基点。然后也像是天注定，60岁前后的北岛，在香港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创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度，成为香港，乃至中国最重大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二就是一场大病，祸福相倚，给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北岛 （刘云志摄）“六十而耳顺”在一生的黄昏时分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在长诗《歧路行》的第八章结尾，北岛写道。“耳顺”，以世俗意义来说，北岛在南国小岛上与内地的纷扰很好地保持了距离，风言风语的流传对他几无侵蚀，连愤怒都不必，有时年轻诗人或记者和他见面，传达一些内地诗坛油盐酱醋的八卦，北岛均一笑置之。以更深层的意义来说，“耳顺”乃“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朱熹注《论语》），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马首是瞻，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自传式散文《城门开》与长诗《歧路行》成了他最大的收获，两者均远离所谓的书写热点，执著于挖掘与反思。加上编著《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也是对其同代人及未来的一种整理，功泽其后。时代的声音回响在他耳际，但以自然的方式通达其身，“不思而得”，亦北岛之福。一场大病成为北岛的转折点。3年前北岛中风入院，但我记得，北岛从未屈服于这场病，从医院出来没几天，他就打电话给我，困难但是努力去说话，丝毫不像一个刚刚中风了的人。北岛说中风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那一瞬间，我束手无策，由医生决定命运。”最大障碍是语言。病后两个月左右，香港言语治疗专家对他摇摇头说，他的语言能力只有50%，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那我只好送比萨打发日子啦。但我不信所谓科学的判断。可以说，这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抗争，也有对命运好奇的成分。”北岛说。病后北岛开始画画，寻找另一种语言，越画越迷，他想，哪怕完全失语，还可以成为一个像样的画家吧。“感谢这场大病，为我打开又一片天地，让我余生多了个陪伴。当然，写作是我的本行，首先得面对语言的挑战。”北岛说，西医没辙了，幸好有中医。从香港到内地，周游南北，拜访名医—5位大夫5个城市。“好像命运安排的一次传统文化旅行，给我的生命补课。中医让我敬畏，又让我贴近。它的神秘有如诗歌。人生的祸福，哪里说得清。”3年后，北岛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重新开始写作了。作为诗人，我们最担心的始终是写作，其实追溯这场大病的缘由，除了策划统筹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操劳—我记得头两届，北岛都是累到病倒，写作长诗的巨大精神消耗，我猜才是最关键的。长诗《歧路行》的篇幅和主题，都是对诗人的沉重压力，每一个字都是饱蘸心血而为。中风后，医生告诫暂不能从事剧烈的精神活动，北岛当然得遵从。而作为读者，我仍然自私地关心中断的诗，《歧路行》还打算写下去吗？这组诗里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中国当代史一些重大时刻的反思，这里进行反思的北岛，与30多年前用“我不相信”进行拒绝的北岛，改变了多少？北岛 （刘云志摄）北岛说他之前并没写过真正意义的长诗，到香港后，渐渐从多年动荡中沉静下来，常有想写的冲动，想弄明白过往的一切意味什么的冲动，在朋友激励下，他开始试着写《歧路行》。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漂泊的个人命运，或平行或交织，成为他新作的推动力。两年写了10章，大约500行。中风突发，写作被中断—也许是长途歇脚，拉开距离，好重新调整自己吧。里尔克的长诗《杜伊诺哀歌》始写于1912年，只写了两三首，搁笔10年，直到1922年2月，“好像一夜间猛醒，随即在一个月内完稿。里尔克需要等待。我也需要等待，如果有足够幸运的话。”取名《歧路行》用意何在？北岛没有回答，可以联想的典故，应该是“杨朱泣歧路”—杨朱是思想家，断不是因为亡羊而泣，而是因为亡羊的邻人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因为杨朱知道了大路“可以南，可以北”。现在完成的10章诗篇，越往后越见自由，想是北岛以诗人之力对那陷入纷纭歧路的现实的超越。我们视为歧路的，也许在别人眼里正是盛世。对于诗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盛衰出处的困扰，虽然说江山不幸诗家幸。除了诗，诗人还有更多介入民族文化的方式，世间并非只有诗与政治两种选项。曾经的文艺复兴雄心，经历这些年的现实碰撞是否有所改变？在目前中国，民间自我追求的文艺复兴怎样与官方的形象工程进行区分？由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有了如下的问答：人物PORTRAIT = P北岛 = BB：盛世不盛世，我不在乎。我是个悲观者，三千年的历史又有多少改变呢？我关注的是文学文化，那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法国作家司汤达说过，时间会让作家和政客互换位置，一百年后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吗？（大意）我厌倦了“文艺复兴”这个说法，成了陈词滥调，我也不在乎民间或官方的说法。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和真正的同道互相砥砺，在新的文学变革中推波助澜，路在脚下。P：你的《城门开》和主编的《七十年代》等书，都涉及“文革”中的青春，你又如何看待近年红卫兵一代的忏悔？作为游离于同龄人热衷的政治运动的自由人，你从那个年代继承到的最大财富是什么？B：除了《七十年代》和《城门开》，还有《暴风雨的记忆》，我编选的“文革”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糊涂”，几乎迷失了方向。关于“文革”的历史，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坐标，很难做出简单的结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留下见证人和历史细节，以供未来的人们辨认脉络、延展和走向。两百多年前的法国革命，甚至到今天还在争论。所谓历史，没有最终的结论。红卫兵一代是广义的概念，包括我自己，参与者都应该反省这段历史。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结论”的话，我认为，首先来自“文革”的语言暴力，它留下的潜伏的线索，多年后借助新媒体或自媒体，在深深的伤口处爆发，释放妖魔。作为父辈，我们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毫无疑问，历史还有另一面，七十年代正好是黑暗的岁月，却埋下精神的种子，所谓的正能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这一点让人感到欣慰。P：《今天》杂志，正是这颗种子生长出来的奇树，它不雄伟高大，却一直生命力充沛，并且容纳各种过路的飞鸟。《今天》一直在转变中，而你对它的期待有什么改变？你觉得在目前中国传媒的众声喧哗之中，《今天》扮演着怎么不可取代的角色？B：谈到传媒的众声喧哗，我深感担忧。这个新时代已经到来，铺天盖地，席卷全球。要说只不过刚开始，谁也看不到天边，从新人类到新新人类，看来连造物主也无可奈何。关于《今天》，自从1990年5月在奥斯陆复刊，25年过去了。今年5月，我在挪威文学节演讲的主题是《今天的寓言》，试图在一个国际场景中，超越后冷战思维，谈一个复杂的故事。我说过，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面对年轻的读者，我希望他们看到另一种全球化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杂志的努力所在。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进程中，特别是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以商业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席卷而来，我和同行们也傻了眼，几十年经验几乎失效，《今天》的“身份”成了疑问。幸好穿越黑暗的隧道，找到出路。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对抗中，《今天》找到新的动力。从创刊到复刊，《今天》走过曲折的路，我当年还是小伙子，如今已到暮年。所幸《今天》团队加入了年轻的同行，增添了新的血液，不断壮大，前赴后继。如果说《今天》的意义，坦率地说，就是先锋文学的桅杆，哪怕众声喧哗，哪怕浮华或沉沦。P：你的“古老的敌意”演讲，其后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或误读，尤其里面关于“粉丝”文化的部分。演讲中也提到权力和资本对诗人的腐蚀，现在过去几年了，这一切似乎变本加厉，诗歌的生存状况是否更加严峻？对付这种敌意，诗人除了自爱还能怎么样抵抗？B：四年前在香港书展讲到“古老的敌意”，现在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值得警醒。对所谓“粉丝”现象，我依然强调每个人独立自主。其实，中国古代哲人早就说过，万变不离其宗。在转瞬即逝的各种病态幻象中，什么才是我们人类的根。诗歌就属于根，一路排除虚假的纷扰，打捞人类可贵的直觉经验，葆有诚实和天真。和树冠相比，根在地下，更大更深。近10年，内地晚辈诗人对北岛往往持两种极端态度，要么视为先知，要么仍执着于“PASS北岛”，然而，从我们的对答之间，可以看出这些“过度阐释”对于北岛来说其实是“无所违逆”。年轻的他，曾被唤作“老木头”，现在可以看出这木头其实是一个老树桩，上面长满了青苔，也长满密密麻麻的年轮，所以他才有资格谈论“根”，我衷心希望诗歌之根继续给木头以滋养，即便周遭的森林已经面目全非，让他依然保存着30年前的鸟鸣清越。“当暮色在描绘历史，你是唯一的听众……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歧路行》）—这未尝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幸福。你听过的最好的人生建议是什么？七十年代初，我有这么一句格言“生活如此，命运如此”，记不住是谁说的了，很多年，对我来说，在关键时刻牢记在心里。生活和命运之间构成奇妙的转化，交汇在一起。是的，生活如此，命运如此。你最怀念哪个年代？还是七十年代。如果按颜色分类的话—红与黑的颜色，那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荡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与狂喜。你最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国家的一点改变？从作家的角度来说，文学的变革，是改变过去、此刻与未来的所有大门的钥匙。（文/廖伟棠 孙穆田）本文出自《人物》杂志35周年纪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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