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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术大咖们如何学好英文
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只要提到英语学习，不少人都会皱眉头。吭哧吭哧学了那么多年，要么张嘴忘词，磕磕巴巴，要么听得似懂非懂，意思拧巴；再或者是几个简单的词汇倒是都认识，可就是拼成一句话却不知其意……唉，英文的听说读写真的那么难吗？今天，小编综合一些英文教学大家、以及著作等身的翻译家们说说他们是怎么学英文的，特别是如何克服听说读写中的上述问题，但愿亲们能够从中受些启发喔。关于阅读1.光学几句干巴巴的英文不行……不要总是把阅读的目的放在提高英文上，阅读首先是吸收知识，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吸收了语言。——许国璋（著名英语教育家、语言学家。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2.阅读时对那些不影响全句全篇大意的新词，多查词典，了解其意义和用法。——胡壮麟（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3.首先要选好难易程度适中的原文书籍：一般以每页（大32开）不超过八个生词为宜。其次是阅读方法：要像读中文小说那样快速浏览，不默读，不查字典，更不通过翻译来理解原文的意思。遇见不认识的生词，要根据上下文来推测。第三是要坚持天天都读，而且要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完成的阅读任务。只要坚持下去，几个月，半年之后，肯定会看到成效。——何其莘（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4.英语具有较好的基础以后，通读（注意不是略读或跳读）一本浅易的英语语法书会使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胡文仲（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5.不要小看世界名著的英文简写本。基础阶段读它三，四十本才会体会到学英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刘承沛(江西赣州人，1922年生于上海。1945年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6.要从阅读中学到好的，地道的英语，我们不防读细一点甚至对好的句子、段落加以背诵。但阅读不应该只限于写一些漂亮句子，更重要的是得到知识，不仅是专业知识，而且是广泛的人文知识，这是学好英语的关键所在。——熊德倪(北外教授、翻译家，全国中译英翻译权威)关于发音1.学习英语从一开始就要重视语音，语调。发音，语调，重音，停顿，不求完美，但要基本正确。否则，将影响听力及口语，从而是语言失去交流的功能。——梅任毅(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2.说英语一不要怕犯错误，二不要怕别人笑话。要争取一切机会讲英语，和外国人讲，和同学讲，和同事讲，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和自己讲。例如，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录下来，然后再放出来自己听。——胡文仲（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3.模仿英美人的语音语调，但不必一味追求洋腔洋调，重点应放在发音正确，吐字清楚，表达自然。大胆张口，有时不免背诵，以至自说自话。——胡壮麟（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于语法1.对中国学生来说，尤其是成年人，我看是学点语法好。语法，顾名思义，乃是语言的法则和规律。学习语法，尤其是一些基本法则，至少有下列几个好处：可以使你学得快些，因为已有现成的前人总结的法则，用不着你从头摸索。可以使你学得透些，因为通过语法对语言现象不仅可以知其然，而且可知其所以然。可以使你学得准些，因为语法法则就是一条条准绳，可以用以衡量一句话是否正确。语法不但可以引你入门，更可以引你入胜，使你逐渐开阔眼界，加深语感，从而使你的英语水平不断提高。——薄冰（1947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担任英语教学工作，迄今近60年)2.长时间以来，总感觉我国英语教学基础不牢固，学生花很多时间，但边学边忘，效果不够理想。中国学英语的人不下千万，但学成能用的人不过百分之几。究其原因，可能是讲得太多，练得不够。特别是到高中之后，教材偏难，学生的精力都花在准备“考试”上。考试之后学的大部分东西都会忘掉，有如无根之草，无干之木。只有少数人自己长时间下功夫，依靠看书，还能记住一些东西。——张道真（教授，英语教学界的泰斗、著名的英语语法学家)关于翻译1.翻译其实也是写作，但却是穿着“紧身衣”的写作，是有“照妖镜”的写作。应该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翻译者，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最好能将英汉、或者原著的语言，如俄汉读本一同列出来，以此来让自己和别人找出翻译中的不足之处，让错误曝光，在“照妖镜”面前看到自己，一目了然。所有的翻译都要附上原文，供人批判，供自己在错误面前不断提升自己。——陆谷孙（翻译家，英语文学研究专家，英语教学权威，尤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英汉词典的编纂。现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2.翻译“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一，口气如之，文体如之。”——王佐良（诗人、翻译家、教授、英国文学研究专家，浙江上虞人原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3.“信”和“达”，在翻译中则是缺一不可。“宁顺而不信”和“宁信而不顺”都是各走极端，不足为法，要做到“信”和“达”兼备不是很容易的事。把“一朵花”译成“一朵玫瑰花”不对；把“一朵红花”译成“一朵花”也不合适。但是实际做起来，要忠于原文，又要表达原作的神韵，这也不是容易做的事。——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4.翻译时找不到对等词，疑问不是优于原文，就是劣于原文，劣不如优，所以应该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简称做“优化法”。“优化论”可简单概括为“信、达、优”：（1）“信”可以同等为忠实，要做到“三确”：正确、准确、明确；（2）“达”可以同等为通顺，就是要做到“三用”：通用、连用、惯用，即“译文应该是全民族目前通用的语言，用词能和上下文连用，合乎汉语的惯用”；（3）“优”就是要“扬长避短，发挥译语的语言优势”。——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关于听力半个小时的标准英语新闻节目，通常需要熟练掌握8000个英语词汇方可听懂大意。在第一个月中，播出的每句话中都有我听不明白的词语。我就把这些听不明白的关键词语记录在本子上。等半个小时的新闻一播完，马上翻开手边的词典，把这些生疏的词语查一遍。晚间听英语新闻重播的时候（当时买不起录音机，只好听重播），竟然完全听明白了。——李希光（担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摘自中国教育报新媒体部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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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郑州的天空再现火烧云，根据预报，今天到25日全省气温将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蔡元培当年为什么要废止读经？
蔡元培当年为什么要废止读经？
文｜许锡良&蔡元培先生，这位当年的辛亥革命元勋、同盟会元老，民国开国元勋，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长，在1912年上任教育总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布命令，通令全国的中小学废止读经。对这个历史事件如何评判？有什么价值？结合今天的复古读经运动，重新拿出来反思，也许有一定的价值。以历史为鉴，才可能避免前车之覆。&一、对蔡元培先生废止读经作一点简单的历史回顾&话说当年，明朝败落，烽烟四起，满清入关，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宿命的一治一乱循环。满清王朝，其皇权专制统治能够再延续近300年，主要的统治奥秘就是延续明朝的政治体制，延续中国儒家学说，儒家教化，以及相应的科举取士制度。让中国人，特别是儒生们感觉到，国虽然亡了，但是天下没有亡，儒家道统没有毁。虽然对满清入关初时，满人的政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过一些反抗，但是，很快的，也就顾不了儒家圣人所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纷纷削发，蓄辫子，参加满人主办的科举，做起满人的官来了。这一招还真好使，此后中国的近三百年里大家相安无事。除中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闹一个异教，拜上帝教之外，似乎一直相对太平，乱子是有的，但是，无不是王道教化之下的内部矛盾。但是，自鸦片战争遇到英国人的洋枪洋炮与宪政制度，儒家那一套就不灵了。当时的李鸿章慨叹：“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以前亡国，改朝换代是有的，而且每过个几十年，最多三四百年，就要来一次内乱，然后新朝廷出现，不过，用不了多久，前朝的制度与所念的经书仍然照旧。这是有史可循，有章可查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了，人家不但可以用坚船利炮亡你的国，而且还有一套天赋人权与民主宪政的理论与制度，可以亡你的天下。这一次，在中华大地上满汉蒙遇到的共同敌人，就是来自欧美的那一套理念系统与信仰系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系统。复古守旧派不用多说了。他们把眼下的变革看成是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重现。越是变革激烈，越是顽固复古守旧。&而当时即使是所谓改良派的洋务派，看中的也只是欧美国家的坚船利炮，却并不想在制度层面，特别是思想价值层面有所改变。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张之洞，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立场与应对方法。我们从当时的洋务派的教育制度变革可以看出来。虽然在1905年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通过里应外合，最后废除了保障读儒家经书的教育制度＿科举考试制度。但是，儒家幽灵不散，前前后后，虽然废止了科举考试制度，而改成了现代欧美式的中小学堂，但是，学堂的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与教育内容，仍然是保障读儒家经典。&这儒家经书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也已经试验了近1400年，从汉武帝董仲舒合作，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已经试验了2300多年，造成的结果仍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有尊严的人生活出现。这次遇到颠覆性的重大危机，照说是应该醒悟，反省自己的文化与制度的时候了，可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反而是更加复古守旧。一切的灾难都是因为没有遵守孔孟之道，而且有一种惯性思维：凡是中国出现灾难与危机的时候，就是没有遵守孔孟之道的结果，因而出现了“礼崩乐坏”，只有重新回到孔孟之道，才能够实现王道教化，大清的伟大复兴之梦。这就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的地方。日本人吃了坚船利炮的亏，知道自己以前从中国学去的那一套治理理念与制度不行了，才有了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融入世界的创举。&清代末年，为了垂死挣扎，在废止科举前夕的1902年，满清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中，小学“课程门目表”：修身第一，读经第二，作文第三，习字第四，史学第五，舆地第六，算学第七，体操第八。&《钦定蒙学堂章程》从小学一年级起，每年都有“读经”要求，须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更高一级的《钦定小学堂章程》中还规定，“读经”读的“经”，除了“四书”的蒙童读物，还有《诗经》、《礼记》、《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等。可见当时“读经”的要求很高。作为一个小学生，要读这些东西，以今天大学教授、博士的阅读能力与理解水平，其实都未必能够胜任。而当时要求小学生就要读完这些东西，可以想见不可能是透彻的理解，而只能够是囫囵吞枣式的记忆与背诵。而且一个学生一旦读这些，背诵这些，不可能会有其他的时间精力去学其他的新学。可见，为了保障读经，当时的复古守旧派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已废除旧的教育体制，普遍设立各级学堂，但《教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仍要读经，以为：“学堂不读经，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这正体现了“中学为体”的理念。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变“读经”课程为“读经讲经”，这次不光是要读，还要求讲解。也就是要有义理上的阐释。当时的读经课程，初等小学语文课程是读经讲经、中国文字；高等小学语文课程：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清王朝在濒于危亡之际仍然幻想以儒家之道立国，但这并不能挽救其必然覆亡的命运。&中国自近代以来，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现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救不了中国，他们才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当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儒学为代表的旧的意识形态，不仅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历史的巨大变革对儒教主义者来说是痛苦的，他们抱残守缺地试图守卫旧的伦理道德，慨叹人心不古，这都是徒劳无益的。中国必然要面对由西方传入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民主、人权、宪政理念。普世价值与儒家的等级特权与人身歧视是格格不入的。产生冲突也就难免。&《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其“读经讲经”课程面积规定“《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对每日、每年所读字数，达到的程度，有极严格、精密的规定。可见当时的洋务运动，虽然表面形式上学了一些西洋的教育制度，比如开设现代学堂，可是，实际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改变，也就是用新瓶装的还是旧酒。&当时的新学堂所使用的教学法仍然是老办法，那就是死记硬背，不允许理解与质疑，所谓讲经，对经书的解释权，也完全垄断在老师手中，不容质疑，更不允许有自己的创见。用这样老古董的方法教育出来的学生仍然无法担负起一个公民社会的职责。以当时蔡元培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中国已经老旧衰落到快要灭亡了。如果再不吸收一点新鲜思想与新鲜办法，中国必然要亡。这是有长期留学德、法背景，见证西洋文化厉害之处的蔡元培先生所不极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当时的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先生即以教育总长的名义签发了教育部的教育命令，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就是在中小学中废除、停止让学生们被动强迫的接受儒家经书（那一套所谓传统国学）的理论灌输，对于儒家经书，不再作为强行灌输的课目，而是改成个人式的自由化阅读，独立思考，各取所需。打破强行灌输。无论于内容的变革，还是于学习方法的革新，在当时都是一突破。这主要是出于担忧传统儒学经典这些书里面，那些僵化的思想观点、等级特权的消极思想，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孩子们。&不久之后，又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再次明确规定，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一概废止“读经”。其动作来自何其迅猛而果然，接着2月份，蔡元培先生即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文中提出了“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大教育方针”。&然而，这绝不是蔡元培先生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历时半个世纪的革命人生，以及对儒家经典于世无补、残害儿童的切肤之痛的感悟，可以说那是惨痛的历史与现实，是中国人的血与泪凝结成的教育智慧的总结。蔡元培先生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期间几乎读遍儒家所有的经书。是中国当时读经人士中，最厉害的人之一。照说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当今所谓国学家、新儒家无一人能够与之相比，为什么这么精通儒家经典的人，还要利用教育总长的职权废止读经呢？有对比，才会有鉴别。蔡元培有多次留学德、法等欧洲国家的求学经历，对西洋教育制度与欧洲的学术思想有切身的体悟。明显感觉到了中国儒家经书的僵化、迂腐、落后，于国不能够救亡图存，于民不能够保障人权，增加福利。&一套陈辞滥调，反复说来说去，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以蔡元培先生的求学经历与人生经历而言，蔡先生是深入其中，而知其味，更知其痛。那是今天许多人倡导诵读儒家经书浅薄无知的所谓新儒家的所无法相比的，他们无论在学养，还是在思想境界与人生视野上，简直有天壤云泥之别。&二、蔡元培时代的复古守旧读经派及其争论&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维新主义者沦为皇权制度的卫道士，他首先提倡尊孔读经。他的所谓戊戌变法，也是托古改制，先后作过《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改良是假，自己做帝王师，重新复活孔子是真的。1912年即民国元年，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及张勋、麦孟华、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建立“孔教会”。他们为了“挽救人心，维持国教”，以“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为宗旨。康有为作的《孔教会序》云：“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　　&次年袁世凯发布“学校祀孔”的命令。当时著名国学家廖平先生著有《孔经哲学发微》予以响应，宣称“经为孔子所立空言，垂法万世”。国学家章太炎先生发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以为若求处社会、理国家、立民族、正风气之道，“舍读经末由”。&国民政府重建共和后，教育部曾通令各学校废止读经，但民国15年（1926年）江苏教育厅于8月8日发出省立各学校“特重读经”的训令，认为“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作用，似应由各校于公民科或国文内择要选授，藉资诵习”。&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为兼顾国粹势力而采取的折衷态度，在学校的公民课和国文课里适当选讲儒家经典。可见即使旧的科举制度废除了，最后一个皇权被推翻了，照说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没有了制度保障。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皇权专制残余与儒家国粹复古守旧派互相纠结起来，他们仍然有强大的保守势力。每次读经尊孔的浪潮掀起时，都曾遭到学术界的抵制与反对。当孔教会大肆活动时，《新青年》杂志陆续发表了陈独秀的《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和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给予严厉的批评。胡适、鲁迅以及远在成都的刘咸炘等众多学者皆纷纷发表文章，反对读经。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周予同、傅斯年的意见。周予同是经学史家，对儒学经典深有研究。&他于1926年写了一篇激烈的长文《僵尸的出祟——异哉的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从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与孔子的关系等方面，说明如果没有弄清这些经学史上的学术问题则没有资格来提倡读经。他以为儒家经典可以让少数学者去研究，如医学家检查粪便一样，但绝不可让大多数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去崇拜。&他最后警告说：“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作一个预言家大声的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史学家傅斯年于1935年关于学校读经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在国力衰弱时才提倡经学的；二、经学在古代社会里仅有装点门面之用，并无修齐治平的功效；三、我们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改造时代思想是办不到了。在反对尊孔读经运动中，最有深度的恐怕非鲁迅先生莫属。他在《14年的读经》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提到当时倡导读经的人的真实目的：“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符，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人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鲁迅时代，许多品质非常恶劣的土豪劣绅，反动军阀，都是倡导读经的人。比如，当时有“三不知”尊号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太太。杀人如麻，也是最醉心于倡导读经的人，他们要净化他人的灵魂，提升他人的道德水平。鲁迅先生洞若观火，看透倡导读经者的真实用意与本质所在，他自然是看不惯的。今天中国的读经派又怎样呢？其实仍然是一丘之貉，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最著名的关于读经尊孔的争议恐怕是来自于民国的“十教授宣言”。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这个宣言也称“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但是，正是这个短小的宣言，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仅高峰论战期就持续一年有半，余声则延续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西文化比较和鉴选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讨论。当时胡适提出的对应办法是，中国必须充分世界化。中国人的视野不能够仅仅局限于那些国粹上。&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化的冲突》一文，提出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他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已经没有人再坚持对西方文化的“抗拒”的态度。他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日本明治维新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显然，如果要中国像日本那样，向日本学习，则也应该是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日本人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在当时对中国有识之士的激励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胡适认为，文化有巨大的惰性与惯性，即使你全盘西化，得到的结果也只能够是一个折衷效果而已。日本“脱亚入欧”，也只是半欧化而已。&比胡适更为激进学习西方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他于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陈序经先生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是还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因为胡适先生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胡适显然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序经先生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作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作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读经与反对读经的反复较量，从来没有中断过。&三、后蔡元培时代的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儒学传统？&中国在1949年之后，因为革命的需要，一度对孔孟之道采用批判压制的态度。那是因为，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本质就是维护一个旧的专制统治秩序，特别是皇权官僚集团的利益。如果不打破这个神话，则打江山，坐江山的理由就不存在。相反，儒家学说在《论语》里反复告诫人们不可犯上作乱。否则就是乱贼臣子，逆子贰臣。&论语开篇即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罩着这样的紧箍咒，不打破，改朝换代还有什么理由？因此，打倒孔家店是必然的。在中国几乎每个动乱年代都要对孔孟之道采用批判压制的态度，等到江山稳定的时候，重新尊孔崇儒，又是必然的选择。这一点，连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都是这样的。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再次在全国掀起批孔批儒的运动。他曾经这样断言：“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再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与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了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毛泽东与毛远新谈批孔》,另见《毛泽东文选》，第73版26卷301页。）&颇具讥讽意味的是，毛泽东虽然预言到了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重新尊孔崇儒，但是，却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如果中国人始终没有走上民主宪法之路，没有真正尊重人权，获得自由，不尊重普世价值，而且仍然是老旧的那一套，维护等级特权秩序，打江山坐江山，那么，确实重新回到孔孟之道是最方便，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办法。这是身不由己的。&蔡元培先生当年正是基于中国需要充分世界化，需要走民主宪政之路，需要培养现代公民，才断然下令废止读经，废止尊孔崇儒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民族情怀，世界胸怀与、国际视野和人权意识，蔡元培要尊孔读经，依他的深厚的传统儒学功底，还不是信手拈来的小菜一碟？论读经的优势，当今无论哪家哪派的儒家，都远不是蔡元培先生的对手。然而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校长之后很快制定的办学思想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其在北大的办学成就举世瞩目。&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曾经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儒家经书，不是不可以读，而是要放到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去求得生存，或者遭受自然淘汰，要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去阅读，而不可以采用行政垄断权力，靠一家独尊，一家独大来维持思想学术性的垄断地位。总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在当今复杂多元的世界，以开放的思想，去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孔子及儒家学说是中国历史性的客观存在，历时二千五百多年，作为中国人不能够不研究，好的不能够不继承，必然直面这个历史与现实。同时孔子及儒家糟粕多多，不彻底批判与扬弃，而全盘照收，死记硬背，必定是中国人的灾难。当今世界开放多元，各种思想文化互相学习兼容的可能性大增，关起门不去融合、吸收与改造自身，决不会有出路。至于一些人提倡儒家宪政主义，立儒教为国教，重提儒术独尊，这只是痴人说梦而已，是决行不通的。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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