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论什么是人类的核心知识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论什么是人类的核心知识
什么是人类的核心知识:&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要说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我们先要搞清究竟什么是科学与宗教。&& 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以认识自然界为目的；广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即包括以认识社会为目的的人类活动。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止于认识，而是还要用在科学活动中获得的认识为自己谋取福利，因此科学也必须变成技术、工程，人类才算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换言之，科学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工具，其特点是逻辑理性，可讨论、能试验，可证伪——在科学上，没有神圣可言。而宗教则是解决人类的信仰问题。如果说，科学解决的是“真”的问题，主要指向是自然界的话，那宗教则是解决“善”的问题，主要指向人类自身灵魂。因为宗教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为人类谋取幸福，所以，人类创造了宗教，决不是要危害自己。宗教首先和主要的要求，是实行，是做。就实行和做这一内容来说，它相当于认识之后的人类实践活动诸阶段。但是为了做，特别为了让信徒自觉地、心悦诚服地去做，宗教就必须对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理由作出说明，说明，就必须有所认识。因此，宗教也必须解决自己的认识问题。就二者区别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从认知对象来说，科学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而宗教则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本质的信念。因为认知对象不同，所以，科学解释与宗教之间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而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同时，宗教解释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等。换言之，因为认知对象不同，科学是可讨论，能批判的；而宗教则是神圣的，不可讨论的。&& 其次，思维方式不同。科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事业，它诉诸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在自然客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类本质力量的耦合关系中把握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现象。因此，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散式思维、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它运用的是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实验方法，能够理性分析的数学和逻辑方法，能精确把握本质并导致运用的定量方法等等。而宗教则以信仰为核心，它是从的“神”的存在这个第一原则出发来解释人和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强化人对所谓的“神”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宗教思维本质上是非批判的收敛式思维、非逻辑的整体性思维，它运用的是直觉的、整体的、思辨的、象征的、隐喻的、“奇迹”的方法。&& 最后，二者体现的价值不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分析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而宗教，特别是现代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 从历史上看，原始的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混然一体，宗教和科学等文化现象也没有区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和科学中都始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本是同根生。宗教是人类最早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是社会最高的、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会，也都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给科学留下一块能够自由发展的领地。领地的大小、位置，依具体情况而异。但都要留下这块领地，则没有例外。宗教自然也是如此。这不是宗教对科学的特殊加恩，而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迫使宗教作出的适应行为。 && 但是同样正确的事实是，在宗教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科学也没有中止自己的发展。而我们今天的科学和技术，或者说高科技，正是前代科学的继续。在原始宗教时代，原始的人们也不是事事求神，至少是不能完全依赖神灵。他们也知道，要取得衣食，不能仅仅向神灵祈求，必须自己作出切实的努力。因而，原始的人类，不仅创造了原始宗教，也创造了原始时代的生产和生活的技术，发展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这类认识，不论今天看来多么幼稚、粗糙甚至充满错误，但这种认识以及由这种认识所得到的知识，属于科学的方面，也并不天然跟宗教冲突，这是确凿无疑的。&& 近代以来，科学经过了血与火的磨难，以自己顽强的奋斗和超常的智慧，使自己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中最重要的现象。科学使人类具有巨大的智慧和力量，这智慧和力量使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生物，使人类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并且还企图向别的星球进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类对自己从科学中获得的智慧和力量感到无限的兴奋和鼓舞，因而对科学充满了赞美和感谢之情。人类甚至认为，科学，就等于正确。它不仅是全知的，而且是全能的，甚至还是至善、至美的。科学，代替了上帝和宗教。把科学说成宗教是错误的，但人类此时把以前崇拜上帝的感情许多移向了崇拜科学，把以前为上帝献身变为为科学献身，则是历史事实。&& 然而，有意思是，这样的时间似乎没过太久，人类就发现，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带给人类的，并不全是幸福。科学带给人类的能力，一大部分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甚至毁灭自己的能力；科学使人类极大地改变了自然，同时也使人类极大地破坏了自然，这种破坏开始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资源将会枯竭，人类的生存环境将会破坏。人类已经看到由于环境的破坏如何造成了许多物种的灭绝，因此担心，这种命运也将落到人类自己身上。于是，批评科学的声音逐渐多起来了。当前对科学的批评主要出现在科学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人认为，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不能再发展了。如果说科学在以前的发展于人类主要是功，带给人类的主要是福，那么今后科学的发展将主要是祸。机器人将毁灭人类，发展应该有个极限等等，是这种声音中的最响亮者。有些批评在于道德、伦理方面，认为科学可以给人提供力量和智慧，但不能给人提供道德。在这样的批评中，宗教似乎又显示出自身特有的价值。不仅宗教自身，甚至宗教以外的人们也有不少人认为，宗教可以给人类提供道德，而道德将给科学指明方向。这就是说，科学只能“拯救”人的肉体，只有宗教才能拯救人的灵魂；科学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恶，只有宗教才能给人以善。宗教，就是在科学面临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之时，走出了自己否定之否定的道路。&&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近代，那些对科学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对宗教大都抱一种宽容甚至敬畏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电学家安培曾竭力称赞天主的伟大，也常把科学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爱妻亡故的那天，他选了这段诗句：主啊，仁慈的天主，请赐我和我在世上所爱的人相聚于天堂。再比如爱迪生，当几位新闻记者要求爱迪生准许他们写文章说他（爱迪生）是反宗教的时。爱迪生勃然大怒，用坚强的口吻说：“具有哲学思想的人，对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总应该接受。从万物表现的情形看，宇宙实在是全能者意志的伟大成绩，假如否认至上全能的存在，我们就亵渎了自己的知识。科学同宗教同一根源。”无线电发明家马克尼说：“总的科学界人士，都知道有些无可解释的神秘，惟有相信一位至上的存在体--这信仰叫我们不得不屈服，才给我们勇气去勇敢的研究人生的秘密。”当然，更有代表性的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没有提上帝和天主，但他却认为在宇宙背后存在智能生命，也因此他穷尽后半生精力研究统一场和多维空间这两个概念，其目的就是要穷尽宇宙的“终极真理”！他还给我们留下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科学离开宗教是跛的；宗教离开科学是瞎的”！&& 如果我们把已知科学知识比喻成一个圆周的话，那这圆周以外更广大的世界就是宗教范围——径一周三，科学的范围越大，宗的领域就以三倍的范围更加扩大。科学不仅不能消除宗教，倒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证明了宗教存在的必要和永恒。科学的发展始于宗教，最后还将包容于宗教。&&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为我们解释过了，在《应帝王》一文中，庄子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科学与宗教原本就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的“混沌”，如果有人对二者强行分割滥加穿凿的话，其结果是“七日而混沌死”——宗教既死，科学亦随之而亡！ && 要之，从科学与宗教的相生相克相斗相依的历史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的结论：科学与宗教应该是和谐的，没有科学宗教便会充满迷信，而没有宗教科学则会丧失道德，走向危险的边缘。&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手头现有的资料，笔者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笔者认为，这些朋友所提问题的实质在於，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後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後，他对中国圣哲思想极为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後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
张文亮博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记录了许多科学大师经过长期认真、甚至痛苦的寻索才归依基督的动人故事。“化学之父”波义耳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李察(Richard)大公爵。在英国内战中，他父亲、哥哥先後死去。他发现，政治革命死了那厶多人，却未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是为了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他从此变得反叛、苦毒和愤世嫉俗。後在布朗医生的启发下，二十八岁才成为基督徒。法国科学家巴斯噶二十三岁以後，在《圣经》的启示下，方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信仰的飞跃。曾任英国科学皇家学会会长的斯托克(Sir George Gabriel, bart. Stockes)是牧师之子，常因信仰受他人责难，所以他上学後就开始反对父亲的信仰。但因信仰而使他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何处？”却挥之不去。在他成名以後，正是这句话使他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曾与无神论者休膜 (David Hume)力辩，也曾向造访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传福音。“热力学之父”凯尔文是十岁就上大学的天才。十六岁时，他读到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的心路历程：“这位德国的科学家从小就以天才著称，但是愤世嫉俗，与世格格不入。┅┅後来，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於：他内心深处在寻找必须的永恒。於是，他不再看地上的人、事，转而研究天上星辰运动，因此宣告神的作为在那里！”这个短短的见证，把凯尔文引上信仰之路。从此，他把科学和信仰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力挽狂澜，决不随声附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常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提到信仰。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圣经》的话：“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圣经·诗篇一○二26)，表示自然过程中熵的增高。他二十八岁发表热动力理论时，在报告中写到：“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异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 。
不可否认，出身於基督教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不会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像，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研究，一面严肃地思考、寻求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 “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厶，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
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锺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圣经·林前十五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 这番话颇能反映历代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著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
英国科学家虎克(Robert Hooke)因制造第一台显微镜、第一台真空抽气机、第一支水银温度计、第一架天平等等，而家喻户晓。但虎克的信仰之旅却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岛上的牧师，家境贫穷。加之，他是天生残疾，从小就在苦中挣扎。他不理解，像他们这样为上帝全然摆上的家庭，反而得不到神的眷顾！他二十岁时写道：“我要逃避上帝，如同逃避瘟疫一样。我恨上帝，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他感动的一位。”十年後的一天，他把一只被捏死的跳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啊！我不禁赞赏跳蚤的美，”事後他写道，“ 跳蚤毛的结构，排列次序，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美，我看到一种神圣的美，一种信仰的美。” 藉著一只跳蚤，这个自称是“圣灵的绝缘体”的人，回到了上帝面前 。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尽管他的有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所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Francis Trevelyan Miller）在《爱迪生传》（Thomas A. 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归依於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敬畏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威廉（William Herschel）和约翰(John 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威廉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约翰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至威廉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
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霍顿博士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藉著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著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美国阿波罗十一号太空人阿姆斯壮(Neil A. Armstrong)和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斯松尼太空博物馆(National Air-space Museum,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欢聚一堂，并接受高尔副总统颁发的蓝利金质奖章，表彰他们三十年前首次登月谱写的人类历史新篇章，把人们又带回难忘的六十年代。对那一段太空研究发展史，在韩伟等著的《科学理智与信仰》（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一书中有精采描述。下面的三段记载就摘自该书。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Yuri A. Gagarin），驾驶载人人造卫星沃斯托克一号（Vostok 1），用八十七分钟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圈後，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挟太空优势之威，在同年的联合国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後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圣经·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著四个字“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十时五十六分，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 E. 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圣经·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 ‘人算什厶，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厶，你竟眷顾他？’”然後将〈圣经·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 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六十七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後，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後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後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四个小时後，地球却小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厶伟大，人多厶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前面曾提到的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甘乃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後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於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的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後，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近年来，关於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别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开始工作。其後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耳温度（Kelvin）！
一九九二年四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此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好像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後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 （the handwriting of 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 Burham）也发表评论说：“ 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著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於萌发时期，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於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凯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虎克给牛顿的信中写道：“发明的灵感，有时就像圣灵的气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它往哪里去。它忽然来了，吹经我们多年努力、熟悉的窗口，进入我们意想不到之处。发明有时就需要这种幸运的一触，这种偶然巧合的一推。在千头万绪缠绕的中心，忽然看清那位大创造者的本意。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蓄意的或不经意的，都是在上帝的影响下，因此我们更该竭力地去做”23。为著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圣经·箴言一7，九10）。耶和华是宇宙万物和自然规律的创造者，是生命、真理、智慧和知识的源头。敬畏、亲近他，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洞察力。认识、追随这位至圣者的人，是有真智慧的人。上述科学大师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後，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著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比方说，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
当科学再度向纵深发展时，复杂、浩瀚、精妙的宇宙，使不少人不得不再一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後的设计者。这在天文物理学界尤为突出。加拿大天文学家Hugh Ross说：“我和很多研究宇宙特征的人谈过话，也读过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没有一人否认宇宙不多不少是为适合生命而斧凿出来的。天文学家很自然地倾向独立和抨击一切信仰。只要有机会否定，他们就会把握。但宇宙的精雕和细琢，证据确凿，到如今我还未听过任何异议。 ”他列举了许多天文学家有关的谈话。
因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彭西亚(Arno Penzias)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事件，那就是：一个从无有中被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著容许生命存在的条件；同时，这宇宙背後是有一个根本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
宇宙学家罗夫曼(Tony Rothman)在一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时，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今天，现代宇宙学家则象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著同样的天空，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时，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冲动，要用信心跨过科学进到宗教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这样想过，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承认。”
英国天文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逐渐从无神论转而承认：“物理学定律本身似乎已是非常高明设计的产品”；“对我来说，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背後必有玄机┅┅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字精调来创造宇宙┅┅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
原宣称“宇宙就是一切”、毫不犹豫地反对基督教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荷尔(Fred Hoyle) 现也无奈地说：“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著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天文物理学家基福(Robert Griffiths)则风趣地说：“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会到哲学系去，物理系派不上用场”。
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
天文学家凯普勒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热力学家凯尔文说： “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
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类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霍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像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科学能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於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Robert Jastrow），在《神与天文学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於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後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何谓科学主义？有人会想，如果按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厶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其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科学主义呢？何天择博士在《人从那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这样描述说： “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笔者认为这是很中肯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後，科学家对神这位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著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家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以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科学的局限性??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局限性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reproducibility）、被动的（manageability）和可以量度的（observability）。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地重复。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发现，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新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辛亥革命），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的经历（如初恋）和业已完成的事情（如生命的起源），都无法重演，因此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
所谓被动性是说，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作出相关的反应。这样，人们才能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被研究对象或无动於衷或乱变一通，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且远远高於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
另外，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量度，如长度、大小、重量、强度等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此点时，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因为爱无法量度。”他立即反驳说：“ 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当人表现爱时，会发出一种波。”我说：“至今为止，我尚不知道爱可以用波来测量。即便真是如此，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只有可量度的东西，科学才能研究。”对方听後先是一楞，尔後哑然失笑。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而且范围是狭窄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细菌培养、原子能等，既可造福於人类，又可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而且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在第一章里已谈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灵性世界是一个客观实体。灵界中有神，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和部分天使堕落後变成的魔鬼撒但等邪灵。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於人类的智慧。科学中有一条“铁律”：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於或等於被证明、研究的对象。相对於灵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望洋兴叹。“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24）。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
第四，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近二、三百年尤为显著。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相反，科学愈发达，人心愈诡诈，道德愈沉沦。
当今的美国就是例子。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多次大声疾呼：“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尼克森是受人尊敬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下阵来。然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
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十分拥挤，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一旦上车後大都堵在车门口，希望方便下车。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空著的中间移动，但不管他如何劝说，毫无功效。司机不禁长叹， “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
第五，科学研究的结论并非总是客观、可靠的，因它们必然为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信仰体系所左右。由於各种私利的影响，科学界作假的事屡屡发生。虽然被揭露的仅是少数，但这类丑闻仍常常曝光，中外科学家皆不例外。更重要的是，从假设、实验方法到对数据的取舍、得出结论，无不受到科学家信仰、世界观的影响，甚至扭曲，没有人能够超脱。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是著名的例子（详见第六章）。
科学与神迹科学是研究神的正常作为；当神不按所造的自然律行事时，神迹就发生了，科学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有人将科学和神迹对立起来，但这是大可不必的。有神就必有神迹。其实，自然规律和人自身，就是我们看惯了的神迹。按《圣经》记载，大洪水之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著恶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璁、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八20-22)。正是神的这个恩典和应许，从那时起，除主耶稣再来时将要发生的普世性超然现象外，别的神迹都在有限的时、空中发生；在绝大部时、空中，自然规律照常运行，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
人类与上帝上帝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人类是受造之物。人类的科学研究只是探测神所“授与”的宇宙，无法直接了解神，因他可以介入宇宙，也可以超越宇宙。科学研究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但不能见神自己；可以知道有神，却不知神的特征(一神、多神？自然神、泛神还是与人类密切相交、有位格的神？)和旨意。这些只能从神的特殊启示--《圣经》中才能明白。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划清造物主和受造物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类处在四度时空中。一度一条线，两度一个面，三度是立体，多一度就多很多内涵。神在几度空间呢？有科学家推算，宇宙的空间可能有十一度到二十六度之多。五度空间现在就难以想象了，十一度、二十六度更无从想起。何况，神还在二十六度之外呢！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差距之大，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的。然而，人们常常抹煞神和人的区别。要不，人要升到神的位置，甚至比神还高，对神品头论足，妄加评论，要把神圈在人的理性的圈子内，否则不能信他；要不，把神拉下来和人一样高，认为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因为人不能童女生子、不能死而复活，所以耶稣为童女所生并从死里复活就根本不可能。然而，一个简单的真理是：人是受造物，必须伏在自然律下面，不能超越；神是自然律的创造者，是可以随己意改变、超越他所造的自然律的。如果能回到自己受造的本位、谦卑地仰望神，那人们离认识神就不会很远了。
实证与信心 “拿出证据来！”不信神的人常常理直气壮地这样说，“我是搞科学的，如果有充分的数据说明有神，我就信！”大家习惯於“ 眼见为实”；搞科研的人更强调实证。所以，对五官不能感受的神的真实性总是心里存疑。这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便是实验学科，定律也并非仅仅是数据、资料的归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两个前设并不是基於实证，而是後来才被证实的。数学是极为严谨的学科，但数学的很多公理的前设都是未经证明、甚至无法证明的。如果要求首先证明这些前设，数学研究就不可能进行。更重要的是，所有实验科学的共同大前提是“自然划一原则”(Principle of Uniformity of Nature)，即，自然规律是宇宙性的、不变的。这个原则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没有这个原则，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进行。但这个原则是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巴斯噶说：“如何证明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如何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再度升起？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信心。”自然划一原则正是源於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信仰，源於人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没有信心，寸步难行。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希伯来书十一1)。信心是一种确据。我们信神的确据就是：《圣经》都是神的启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以及千百万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有了这种确据，我们就可以产生信心飞跃，相信那“看不见”的神。
理性与灵性人不仅有感性、理性，更有灵性。人是有灵的活物。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神是要用灵性去悟的。很可惜，人们常常不是用灵性提升理性，反而用理性压抑灵性。有时，有人的心灵已悟到圣灵的启示，要相信耶稣，但理性马上泼冷水：“别头脑发热！想清楚了再说！”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是包含理性、超越理性的。有人坚持说，要弄清楚了才信，看见了才信。殊不知，在信仰问题上，逻辑恰恰相反：信了才能明白，信了才能看见！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圣经·林前二14)。 “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圣经·林前二10-11)。不信耶稣时，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经·弗一13)。每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因得到圣灵进住，成为属灵的人。许多基督徒都见证说，信耶稣後，过去很多无法弄清楚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博士走过了超越理性的信仰路程後，他在一本书里谈到一个生动的例子。外太空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在太空船里回头望，可以看到耀眼的太阳；如果转头向前看，不是片灿烂阳光，而是异常的黑暗。因为外太空没有粒子，不能将阳光折射或漫射到人们眼里。但是，如果你相信外太空的黑暗里充满了阳光，马上就能看见：只须把手伸出船舷，手就闪闪发光。如果你什厶也不做，非看见才相信黑暗中有光，那就永远看不见！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德语中的“ 科学 （Wissenschaft）”一词意指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但包括 自然 科学、 社会 科学，而且包括历史 学、语言学、 哲学 等人文学科，所以其本义应为“分科之学”。汉语中的“科学”一词外延相对较窄，如果不加说明，通常意指“自然科学”；一不小心，其内涵甚至被提升到一种主义的高度。
海德格尔曾为科学下过一个形式化定义：“科学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者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按其对象的实事特征和存在方式，每个对象领域都具有某种独特的可能的揭示、证明、论证的方式，以及如此这般形成的知识的概念构造方式。”[1]概而言之，科学是揭示人之此在的一种生存可能性的思和言，按其本质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各门实证科学，另一类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Ontologie，旧译“本体论”，近来多译为“存在论”）哲学。海氏认为，基督教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因此它与存在论哲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物 理学 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而非通常所谓的信仰与知识、启示与理性之间的紧张。
基督教神学之所以是一门实证科学，并非因为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乃是一个历经两千年之久的历史实在，也非因为基督教社团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乃是当代世界的普遍实存，否则基督教神学必将混同于一般的宗教历史学和宗教社会学。基督教神学的实证性乃在于神学自身既属于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又是一种关于基督性之存在状态的揭示和论证。
基督教信仰是人之此在的一种生存方式，既非来自此在自身，也非来自被抛在世，而是来自十字架的启示，来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德语Gott， 英语 God，亦译为“神”或“一神”）。十字架上的受难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全部内涵唯有对信仰者个人或社团而论，才是可运思的、可言说的。换言之，唯有信仰者个人或社团才能成为十字架启示意义的“参与者”和“分有者”。于是信仰者的整个生存便作为基督教的生存、与十字架相关的生存被置于上帝的面前，因信而称义，因恩典而获得重生。信仰不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认知方法，信仰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把实际此在的基督性即神性规定为一种特殊的天命。神学与一般实证科学的分殊之处即在于：它起源于信仰，并且针对信仰和通过信仰被启示的基督性来制订论证课题和建构概念体系。因此说，基督教神学是一门关于信仰的实证科学，并且“按其本质来讲就是新约神学”。
二、形而上学之神死了
思想史上习见的说法是：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话语霸权，哲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成了神学的婢女。海德格尔却断言：柏拉图主义以降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即是存在论神学（Onto-theo-logie，亦译“本体论神学”）。不仅中世纪的经院—思辨神学是关于上帝的形而上学陈述，而且整个近代哲学都是关于上帝的形而上学陈述。针对这一断言的质疑可尖锐地归结为：上帝是如何可能进入哲学，尤其是如何可能进入近代哲学的？
“形而上学”（metaphysica）一词的拉丁文本义是“超物理学”，其首要任务应是超越具体存在者而追问“存在”，故形而上学又称为“存在论”（ Ontologie）。然而据海德格尔考证，由于希腊词on具有双重含义，既可以指称存在者（在场者），也可以指称存在者之存在（在场），因此，形而上学的追问便变得暧昧不明起来。更糟的是，哲学家们早就遗忘了存在，遗忘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Differenz），将“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却不在”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存在论虽然也在思考和谈论存在，却是在存在者整体的抽象本质和终极根据的双重意义上来思考和谈论存在。于是，存在被表象为某种特定的存在者——某种具有神性的最高存在者，形而上学成了存在论神学。（据说，海德格尔自1935年起弃用了“存在论”这一哲学术语。）
尽管海德格尔有意无意地略过了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等文本中，启示真理如何与世俗智慧、圣经之道（Word）如何与希腊逻各斯的对话史，但近代形而上学以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卷标，彻底离弃了启示之神，确是不争的事实。哲学家们纷纷以“思维着的主体”作为自己的阿基米德支点——无论这个“主体”被唤作自我、阶级、民族或国家，存在者整体不再被思作受造物，而是被表象为“客观世界”，并各自迎奉一位“形而上学之神” 作为被表象世界的终极自因。在不同版本的哲学体系中，这位“形而上学之神”或被称为“绝对观念”（黑格尔版），或被称为“权力意志”（尼采版），或被称为“历史理性”（马克思版） ——“人既不能向这个上帝祷告，也不能向这个上帝献祭。人既不能由于敬畏而跪倒在这个自因面前，也不能在这个上帝面前载歌载舞。”
唯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不愿在任何一个存在者面前稍事伫留，不愿把任何一个存在者——包括最高存在者的神在内——设定为终极基础、设定为人之此在的超越者；此在的唯一超越者是死亡，死亡是虚无的神龛，是存在的荫蔽。海德格尔断定：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实则宣告了“形而上学之神”在近代哲学中的死讯，并且同时宣布了形而上学的终结。
三、生存哲学的启示情调
新教神学家们显然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对包括经院—思辨神学在内的形而上学的攻击，故辩证神学的传人奥特（H. Ott）不无兴奋地写道：尽管海德格尔哲学具有一种“准无神论”的特征，“由于他反对一个不合实情的上帝概念，思考了这个概念的终结，因此为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本质、生动的上帝思想创造了空间。”据说，青年海德格尔由天主教耶稣会士改宗路德新教的信仰决断事件已成为思想史家的定论。然而，海氏死后的确是按天主教仪式举行了葬礼，这同样是他生前的决断之一。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文本的早期海德格尔思想与新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诸如此在、沉沦、畏、良知、罪责、决断、本真生存等概念中处处回响着新约的启示“情调”（Stimmung）。
一个有史可稽的援例是：海德格尔关于人之此在的终末论思想，显然得益于保罗神学中关于早期基督徒的末世论生存领悟。使徒保罗在致帖撒罗尼迦的基督信众的信中，在解答基督再临的确定性与日常人生的清醒义务如何可能统一时写道：“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象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一方面，早期基督徒的信仰生存中历经了关于匮乏、饥渴、寒冷、无眠、灾祸、囚禁、虐待、刑罚、濒死等等最极端的人类生存体验。对基督再临的期待乃是信徒们抵挡一切毒箭的精神武器，乃是信徒们无可指望时的唯一希望。另一方面，恩典时刻像夜贼一样，是突如其来的、不可支配的。信徒们对基督再临之末日恩典的响应必须当下化为对现世生存的感恩。唯有在神之当下恩典中担荷起关乎自身生存的 “肉中刺”、担荷起关乎自身永生或永死的信仰决断者，才能最终获救。
海德格尔则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死亡绽露为[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所谓“最本己的”，意指此在从被抛在世起就向着死亡展开自身的生存可能性。所谓“无所关联的”，意指死亡的悬临在世，只与自身相关，而与同是此在的他者无关，与公共规范和大众意识无关。所谓“不可逾越的”，意指此在的存在以死亡这种可能性为界，逾越死亡便一头撞入虚无，死亡是“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唯有死亡，唯有虚无，才能令此在生畏（Angst），迫使自身从非本真状态中，从异化状态中，从沉沦状态中，返回本真的存在。“直走到死的眼皮底下，以便把它自身所是的存在者在其被抛境况中整体地承担下来。这样横下一条心承担本己的实际的‘此’，同时意味着投入处境的决断。此在实际上都决定到哪些地方去，这原则上不是生存论分析所能讨论的。”然而，从死亡的终极处反弹回来的此在由何处去汲取本真的生存可能性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先行决断的此在必须担荷自身的被抛在世，必须担荷对“世界”遗产的承传，必须担荷对祖传的种种生存可能性的选择责任，必须担荷自身从生到死的本真演历。海氏用“命运”来标识此在在本真决断中的生存演历。若命运使然，此在必须与他人共同担荷一个政治共同体或一个民族的共同生存演历，那么，它便是此在的“天命”。至此，基督教的末世论被“形式化”调校为生存论的终末论，上帝之恩典被置换为“天命”之恩典。四、神学与 哲学 的对话语境
既然海德格尔的生存论（Existenzialismus，通译“存在主义”）哲学与新约神学、与奥古斯丁、路德和基尔克果的神学思想有如许之深的渊源关系，那么，新教神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对话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海德格尔的态度近乎 “过河拆桥”，他认为：一方面，神学“不需要借助于其他科学，去丰富和保证其证明材料；它甚至也不能求助于其他科学的知识，去提高或者捍卫信仰的自明性。毋宁说，神学本身原初地由信仰来论证，尽管从形式看，它的陈述和证明过程源自自由的理性行为。”另一方面，“哲学乃是对神学概念的存在状态上的、而且是前基督教的内涵所作的可能的、形式指示的存在论调校。但哲学只能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能实际地充当这种调校。这一独特的关系并不排除，而是恰好包含着下面这回事情：作为一种实际的生存可能性，在其最内在的核心中，信仰对于本质上为哲学所包含的、并且实际上最为可变的生存形式来讲依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并没有诸如一种基督教哲学这样的东西，这东西绝对是一个‘方的圆’。”
相反，基于一种深刻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新教神学家方面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对话热情从未稍减过。问题是，此类对话应严格局限在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文本的早期海德格尔生存论语境里呢？抑或必须将对话拓展到后期海德格尔神秘主义的诗性哲学语境里去呢？显然，20世纪德国最负声望的新教神学家、生存神学的班首波尔特曼（Rudolf Bultmann）选择的是第一种对话方案，我以为，也是唯一的正选。
波尔特曼认为现代人的危险在于遗忘了两件事：第一，个人的计划和活动的成败不是由他自己对快乐、安全、功利的欲求所能定夺的，而是取决于他对善、真、爱之呼唤的响应，取决他对神之律法的响应。第二，以为人类真正的稳靠来自如何高效地组织 社会 生活，这纯粹是一种幻想。世间不仅存在着人不能把握的遭际和命运，而且生命是短暂的，人不能与世长存。因此，“我们对圣经的兴趣实际在于听取圣经对我们实际的生活现状所说的话，听取关于我们生命和灵魂的真理。”“对上帝的寻求推动着人的生活，因为人的生活永远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关于人自身的生存问题的推动。关于上帝的问题和自我的问题是同一的。”
在生存论语境里谈论上帝是否会带来某种危险，以至于神学蜕变为某种宗教心 理学 呢？或者如新康德主义所称的，上帝只是人类的隐蔽渴望在形而上学空间里的一种精神投射呢？对此，波尔特曼的回答是：“信仰产生于一种相遇，这种相遇既是历史的存在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本质。……脱离信仰就不能看到或理解上帝这一事实。但这也不意味着脱离了信仰，上帝就不存在。”麦奎里（John Macquarrie）虽然认为，不存在一种方法可以用来证明一个独立于和先于人之信仰和生存体验的上帝，但他仍然确信“关于上帝的谈论是有稳固基础的，它确实涉及一种超人的实在，这种实在包含着我们的生存，在恩典和正义中与生存相遇。”
五、存在解蔽和诸神返回
奥特（H. Ott）不满于波尔特曼的画地为牢，主张神学应该追随后期海德格尔关于 “思想之思想”的彻底追问 。对海德格尔来说，思想乃是命运性的，思想的命运为存在所注定，存在每每以不同的方式把自身馈赠给思想。存在对思想言说或者召唤思想，存在所言说的，即“存在之道”（Sage der Seins）就是思想之命运。但存在言说什么，存在如何言说以及何时言说，存在是否以及如何澄明自身，这是由存在之历史来决定的，这种历史就是独特的自行解蔽和遮蔽的历史。于是，关于存在的思想——即存在本身的思想，亦即存在在人身上的自行发生的澄明——就具有命运性的特征，思想史成为存在的澄明史。这也许是海德格尔拒绝因1933年做过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同路人而忏悔的理由——自由的决断即是勇于担荷人之有限性，勇于担荷存在的馈赠。
如此说来，存在之命运岂非被神化为马克思曾经陈述过的“历史理性”一类东西——它把人类主体（如无产阶级）当做器官来利用，以实现自己的规定性，唯一的差别是，海德格尔身上向来缺乏马克思特有的弥赛亚主义悲悯情怀。但神学家绝对拒绝“天命”一类的概念。对信仰者而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不是一个命运事件，它超越了一切关于天命的言说，超越了一切关于存在之解蔽的言说。神学必须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连同存在论差异置于现象学的括号之内，把作为受造物的世界整体置于那个括号之内。神学必须维护自己的上帝的彻底超越性，上帝的声音并非来自存在，而倒是从外部突入存在之王国的。
以我看，神学家应该像巴特（Karl Barth）一样拒绝任何形式的存在类比，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具有天、地、神、人的四维结构，越看越像斯宾诺莎的“自因”，可以说是没有位格的上帝。尽管他说过“只还有最后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但在他的神性世界里已没有基督教上帝的位置，当然也不会有中国天道的位置（如某些国朝学人所臆测的），海德格尔的“存在”更像是德意志民族神的造神所。&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矛盾一。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矛盾
很多人会说，宗教和科学是不同范畴的东西，不见得会矛盾。的确，一般来说，宗教不一定和科学矛盾。但是，基督教信仰的的确确和科学矛盾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和科学对几个＊＊＊同样的问题＊＊＊给出了矛盾的答案。
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说明一下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地位。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是“全知全能”的“神”默示的，是“无误”的。我们摘录基教杂志《海外校园》：
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是不能说谎言的（以赛亚书55:10-11；约翰福音17:17；提多书1:2；希伯来书4:12），所以圣经是完全真实的，不会有错误。上帝的话语被形容为“真实的道理”（哥林多后书6:7；歌罗西书1:5；提摩太后书2:15；雅各书1:18）。圣经无误并不单单是关于圣经的理论；也是圣经教训本身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圣经”关于宇宙和生命起源地描写：（“创世纪”第一章）
1 起初神创造天地。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6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7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8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9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10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11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12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1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14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15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16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17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18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显然，“圣经”的描写和科学的结论矛盾了：
“圣经”：人类的历史和地球的历史只差几天。（“六日创世”）科学：人类的历史大约三百万年，而地球的历史大约四十六亿年。
“圣经”：人和恐龙在同一天被造。（地上的动物都在第六日创造）科学：恐龙几千万年前就灭绝了，人类的历史却只有大约三百万年。
对这个矛盾，我知道的基督徒们的回应有以下四个：
1）把“六日创世”解释成“六阶段创世”。2）捏造出一个“二次创世”。3）科学可能错了。4）“神”造的东西可以是有年龄的
下面，我们来一一剖析和反驳基督徒们的这些辩解。
二。驳斥基督徒们的辩解
1）基督徒们的回应之一：“六日创世”的“日”并不是正常的一天，而是很长的时间，这种解释把“圣经”描写的“六日创世”改成了“六阶段创世”。
反驳：其一，“圣经”反复提到“有晚上，有早晨”，强烈暗示了这里的“六天”就是平常意义的“六天”。其二，“六阶段创世”并没有“圣经”依据。相反，“圣经”在别的地方反复提到过“六日创世”。例如：
出埃及记 20:11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出埃及记 31:17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请大家想一想，如果“六日创世”的“六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六天”，而是几十亿年的的话，那么，上面引用的“出埃及记 20:11”里说的“第七日”也就是基督教的“安息日”又该是多少亿年呢？要基督徒们在几亿年（即“安息日”）里不工作是不是很可笑呢？
所以，“六阶段创造”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2）基督徒们的回应之二：“二次创世说”。
“圣经”“创世纪”的前两节是这么写的：
1 起初神创造天地。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基督徒们辩解说：这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之间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神”创造世界创造了两次，第一次“创世”只用第一节经文提一下。第二次“创世”由第二节开始，这才是描写创造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过程”。如此一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科学和“圣经”的矛盾就不存在了。基督徒们可以狡辩说：宇宙啦地球啦恐龙啦都是在“第一次创世”的时候创造的。而关于第一次“创世”“圣经”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就很难再找得出矛盾来了。
这个解释高明吗？哈哈，这个解释只能叫弱智。完全是不认真读“圣经”的基督徒们想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看着第一节“经文”的中英文：
1 起初神创造天地。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注意，这第一节“造”的是“天地”，英文是“heavens and the earth”。再看看上面引用过的“出埃及记”经文的中英文对照：
出埃及记 20:11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For in six days the LORD mad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sea, and all that is in them, but he rested on the seventh day. Therefore the LORD blessed the Sabbath day and made it holy.
出埃及记 31:17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It will be a sign between me and the Israelites forever, for in six days the LORD mad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on the seventh day he abstained from work and rested.'"
显然，上面的经文明确地说了，“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而这里的“天地”正是“heavens and the earth”，也就是第一节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里说的“天地”。所以，“创世纪”第一节经文说的“神创造天地”就是包括在“六日创世”之内。也就是说，“第一节经文和第二节经文中间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
其次，从写作的逻辑上看，第一节是总纲，说“神创造天地”，然后接下来的“经文”详细描述这个“神创造天地”的过程。这样才是合乎逻辑的理解。
总之，“二次创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3）基督徒们的回应之三：科学可能错了。
有些基督徒只是说，科学可能错了。这个，我是承认的。科学不等于是真理，科学的确有可能错了。但是，如果一个信仰是基于科学＊＊＊可能＊＊＊错了的基础之上，这个信仰是不是有点不大靠得住啊？
还有些基督徒，卖弄科学的术语，好像自己证明了科学的确是错了一样！对于这样的基督徒，倒是好回应得很。关于年代的测定，全世界不同国家几十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法测定，其结果都是一致的。如果有哪个基督徒自认为自己证明了科学测定的错误，能不能请基督徒们写出一篇科学论文，发表在严肃的科学杂志上？果然能做到的话，我愿意深入地探讨“科学可能错了”的问题。对了，还得多说一句：基督教自己办的杂志不算，我们要看的是严肃的科学杂志。
4）“神”创造的东西是可以有年龄的
这个辩解是说，基督教的“神”耶和华造亚当夏娃时一造出来就是成年人。因此，也可能地球一造出来就像是已经46亿年了。如果仅仅是地球年龄的矛盾，这个解释不管如何匪夷所思（按照这种说法，整个宇宙的“真实的年龄”只有几千年，呵呵），至少逻辑上还是讲得通的。但是，这个辩解却无法解释恐龙的矛盾。总不能说，恐龙从来没有真正地存在过，而是这个“神”吃饱了没事干，造了一些“看起来”已经几千万年的恐龙化石埋在地下吧？事实上，恐龙只是我们举出来的一个代表而已，还有很多很多的古生物化石，科学家们测定下来，其年代也远远超过了人类这几百万年的历史。如果要照着基督徒们的这条思路解释下去的话，这个“神”还得造出很多很多的古生物化石，还得让这些古生物化石的年代看起来都各不一样，然后还得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古生物化石埋在地下。。。请基督徒们自己说说，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很荒谬啊？
结论：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矛盾的。这是不容狡辩的。这“圣经”的旧约其实就像是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而已，反映的只是古人对很多不理解的问题的认识而已。基督教的信仰却非要把这样幼稚而且荒唐的东西抬到“真理”的高度，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科学与宗教都有偏见约翰-奈斯比特 娜娜-奈斯比特 道格拉斯-菲利普&科学有自己的偏见，正如宗教一样，今日西方科学的目的是解释物理的宇宙，宗教的目的是解释精神的宇宙。短期间，双方都不可能改变对方的基本宇宙观。双方交谈的目的也不在此。避免偏狭的想法、专断的立场以及盲目的骄傲，才是神学家，科学家等人敞开心胸，持续对谈的目的。&但要维持开放的对谈，还有障碍要克服。科学家必须承认科学界有藏在骨子里的傲慢，神学家也不能再视科学与科技为对宗教的侮辱。&佛学者瑟曼以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的对话为他的主要学术兴趣，他这样解释双方长久以来筑起的藩篱：&科学家认为科学无定观，纯粹是根据实证来检验事物。但其实，它有定观，它的定观就是认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是重要的。他们不肯训练学生以哲学方式思考，只学各种各样的方程式与技术。他们就是拿老鼠接上神经传导线。这是错误的教育，必须改变。&另一方面，宗教界的人也需要训练换一种方式思考，不然就太偏执于有神论了。&宗教和信仰应该分开成两回事看待，早年基督教的修院思想家像奎诺瓦（Quinoas）、波那凡（Bonaventures）等人，都很愿意有点弹性，不是那么简单的奖善罚恶想法。&瑟曼形容东方哲学，尤其是佛教，是介乎西方科学与宗教思维之间的中道。“古印度有所谓内科学，指的是心理学与哲学，这两项是科学的王与后。他们有详尽的植物学，生物学与医学体系，比同一时期的西方进步得多。”他们的科学家都要受严谨的内科学训练，“因为那才是关键科学”。这就能解释印度人发展出瑜咖，并且“演化出比西方精致许多的心灵思维方式。这一点西方得多学学，但是西方以及我们整个的教育体制，都还是充塞着希腊罗马，欧美的那一套，好像舍此之外再无其他似的，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科学的傲慢科学式的思考很容易沦于傲慢，其结果是科学家对某些事视而未见，拒绝与外界作广泛讨论。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沃森就是个例子。宗教界谈起人类基因组不宜更动时，他总是嗤之以鼻：“演化就是这么残酷，谁说我们的基因完美到神圣不可侵犯？我真想知道这想法是哪里来的，这压根儿就是蠢。”这想法，当然是从宗教来的，只是不能用科学方式来证明就是了。&生物学家柯西，用与沃森同样傲慢的语气说：“也许我们应该先研究一下，是谁说我们不该玩弄胚胎。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人。他们在哪？我们都已经能操纵种系向左向右了。以前我们拿胰岛素给糖尿病人，他们就能生孩子，结果是增加了人口中的不良基因数，没有人真的会不给基因不良的人救命的药。”&沃森甚至不赞成各方聚谈：“谈原则，可以谈得没完没了，可是一般人要的只是不生病。只要我们帮他们不生病，他们就会站在我们这边。”&连有些生物伦理学家都被科学的荣光照花了眼，而看不出神学家可能有助于提供较宽广的历史视野。“整体来说，宗教对遗传学是持很保守的态度，”生物伦理学家佛莱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座谈会上说，“最糟的是，宗教让人害怕、消极，任由大自然和基因玩俄罗斯轮盘赌，结果对子女产生不良后果。”&西方科学界最傲慢之处是以客观自居。科学家或生物伦理学家常看不出这点，但是要让双边对谈有好结果，就必须指出这点。历史学家古金说，危险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假“客观”之名，强要我们接纳其观点。当这“客观”之名用在活物上、用在人类自己身上时，这危险就更大。“这时候敌人仍然不是科学，”他说：“也不是科技，是坚持理性秩序，坚持控制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态度才是敌人。”&除了崇拜客观以外，科学家自己也常把追求知识与应用知识划分成两回事，化学家西曼相信，虽然每个人多少都要为自己的工作成果用在何处负责，科学家基本上只是生产知识，“而知识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它一旦出生，就难以控制，”他承认，“科学这行的本质是属于公众，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好事和坏事。在科学家看来，这是无法管制的。”西曼又说：“即使人家要让我们来管制，我们恐怕也不乐意。”&先进细胞科技公司总裁韦斯特（MichaeI West）博士同意“所有科技都可能被滥用”，但他相信我们应看到好的一面。他断言：“大家只要了解这些细胞可以用来治疗细胞问题导致的任何疾病，从帕金森氏病到糖尿病到心脏病，所有的忧虑就都会摆在一边了。”正是这种对科技的武断信仰，以及把追求知识和应用知识分而论之的态度，让神学家们怀疑科学有没有能力规范自己。&神学家施赖弗认为需要较广的视野和一些约束。“简单说，我们能做的事不见得是该做的事，”他相信：“科学家不肯接受这态度，因为科学家认为自己追求的只是知识，只要有知识在那儿，就去追求。如果这知识只限于实验室内，那没有关系。但我们在谈的这科技非常贴近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施赖弗也表示了他对公司基于利润，生产基因科技的关注：“实验室中的一项发现（尤其是已经由某些公司资助的）能让人赚大钱。它被开发出来，是因为开发它（以及资助它）的人自己会得利。我们的社会是自由的，应该容许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需要负起责任，约束一下自利，为人类共同利益，设些限制。”&宗教：愿为科学之友当部分科学家对其成就表示自负自满之时，宗教领袖却对科技与科学采取谦卑的姿态。神学家们以比较明智的态度来到对话桌前，部分原因是宗教过去抗拒、否定科学，颇失颜面。耶稣会士基南栩栩描绘：“你知道耶稣会士做过什么糗事？那时候我们非得在教宗和伽利略之中选一边站。我们选了教宗，结果失去信誉。”&微生物学家西尔佛以一贯的批评语气说：“到头来教会接受了伽利略。他们花了2oo年才明白这事不会削弱教会。梵蒂冈开始的时候多么顽固，现在你听听看，教宗最近的宣示多么可悲。教宗现在接受了进化论，接受了遗传工程，只要是用在治病上。”天主教会过了快400年才承认伽利略是对的，过了快150年才接受人类是演化而来，但是不到10年，就接受了颇有争议的基因疗法，包括改造基因，世界真是变了。&“我不认为宗教的纪录良好，”犹太长老葛林伯格承认，“宗教若想积极介人，不能总是持猜疑态度。”相反地，他说，宗教应该做个参与的观察者。愿帮忙的朋友。“我认为宗教的首要任务是鼓励，尊重和奖励科学和科技。换言之，我认为很多宗教长久以来对科学大有戒心或是被吓着，总是抓科学的小辫子。”&有些神学家，像伊根牧师，很清楚过分武断的陷阱：“宗教界的人要分清教育和灌输的差别。我要说宗教领袖应虚心学习。他们得花时间阅读期刊，研究问题，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宗教人士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能只从宗派的角度，而要能搏采众议。这样，人家容易听进去得多。”&总主教斯莱很愿意学习基因知识。他说：“这方面真正震撼了教会的，是演化与创世之争。现在，神学家看待遗传学，已经不再从保守立场，而是博闻广知之后，从相当适当的角度。我自己就不仅研读神学，也读遗传学方面的论文。”&伊根牧师、神学家施赖弗，犹太长老葛林伯格，佛学家瑟曼、大主教的多尔福林格、耶稣会士菲茨杰罗、回教长老沙歇迪纳以及总主教斯莱等人，全都积极研读遗传工程学，伊根牧师强调，神学家不需要逐字逐句根据圣经来看待遗传学，“我们不是要拿出圣经来对照看有什么不符之处，圣经里没有‘试管授精’或‘遗传工程’或‘代理母亲’这类词语。我们要做的是抓住思考原则，想办法把这原则用在新的方面，而不是要（具体地）回答问题。我很庆幸生在这个时代，要面对这许多崭新的事件。”&支持对话早就有人努力促成科学家与宗教领袖对话，但一直到现在，美国才有了支持对话的气氛，1999年5月，“天普敦基金会”颁发“宗教进步奖”100多万奖金给物理学家巴伯（Lan G. Barbour），奖励他40年来支持神学家与科学家的对话。巴伯除了是科学家外，也拥有耶鲁大学的神学学士学位，他强烈主张众家讨论遗传工程，并相信神学家一定要参与辩论，谈谈人的尊严与个人价值等问题。“科学能告诉你可能做到什么，却绝对没法告诉你什么是人需要的。”巴伯的意思似乎是说，科学家应该尊重神学家的智慧，这与犹太长老葛林伯格主张神学家尊重科学与科技是如出一辙。当今世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开始流行把科学的发现归功于神。英国剑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斯（Stephen Hawkings）与劳伦斯巴克莱国立实验室的天文物理学家史慕特（George Smoot）都是。就连“人类基因解读计划”负责人柯林斯也承认对于他的基因发现有一种宗教的敬畏感。“演化科学知识与造物主上帝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能化解的冲突，”柯林斯说：“上帝难道不能以演化的方式来造物？因为创世论的缘故，在我的生物学领域中，一般人总以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头脑都不清楚，像我这样的科学家，自承信教的时候，同事们就会议论纷纷：‘这家伙是怎么拿到终身教授职位的教授？’”&但是佛学者瑟曼猜想，宗教信仰与科学目前只是共存而已：科学家觉得自己有宗教信仰没什么不对，宗教领袖则大爆炸理论与创世说兼容并蓄。“这种宗教与科学背道而驰的情形在西方已经很多年了，双方因此难以对话。但基因科技这事非常非常值得谈。我们必须进行多种宗教会谈，而且要让东方各教——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助一臂之力，”这样才能真正收对话之效。&西方宗教与科学之间要和解，必须超越个人信仰，科学家要接受神，或接受教宗对迦利略的道歉，不然彼此相安无事也好，东方与西方的神学家、科学家、各门学者、艺术家与政策制订者，都应该多作公开对淡。&“神学家应该受邀参加。社会学家应该参加。哲学家应该参加。科学家应该参加，”那稣会士菲茨杰罗建议，“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不是某一特定的学科可以独家提供的，也不是某种特别的方法可以得出来的。必须由各方面整合起来才行。这样，我们是谁，要往哪里去，要建立怎样的社会这些问题，才会有比较完备的概念。过去，整合的工作往往是由某个哲学领域的学者们，例如形而上学家来做，他们尝试提出人生大惑，建立大致理论，但是本世纪开始出现非常强大的科技，因此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质问、来探索这些人生大惑。”&人生苦难在我们的访问过程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忧虑是，今天大家专注于改善人的身体，延长人在世间的寿命，相对的便不那么关心道德、伦理与灵性上的追求。大多数东方和西方神学家，以及部分生物伦理学家，都认为这是短视近利、值得优虑的。&“不管美国人的健康有了怎样长足的改善，大家总觉不够，”黑斯丁中心（Hastings Center）生物伦理学家卡拉汉（Daniel Callahan）说：“我们的预期寿命和整体健康都在持续上攀，但是我们对于何谓健康的感觉却改变了，我们对健康的期望高得出奇，好像我们根本不愿意吃一点苦。”&苦，不仅是身体上的。印度学者拉奥认为灵魂的苦难与心理的折磨不下于肉体之苦。遗传工程也许可以改善全人类的身体健康，老年与死亡的到来却不能延迟，人生在世的苦恼也不会舒缓。”人总是要老、要死，这就带来痛苦，所以我们要认清生命科学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健康改善不是一切：你要怎样运用这健康的身体，才是比较重要的事，生命科学在这点上能教你什么吗？”&回教学者兼生物伦理学家沙歇迪纳相信，苦难虽可怕，却在提醒：我们是人，永远是人。“我们忘记了受苦也是一种教育，有其深长意味，它是在提醒我们的脆弱、我们的血肉凡躯与短暂生命。我们想用科学来控制的苦与难与老，都不在我们掌握之中——而且它们并不是坏事。世俗文化似乎视苦难如邪灵，力图征服它、打倒它。苦难其实如警钟，是上天在示警，提醒人类不要被物质与消费的欲求所牵绊，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克服一切。”&他也担心科技给人虚假的希望，其实科技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解答，“这样做并不能帮人消除恐惧。”他认为科技不断给人新的希望，好像人类将能克服苦与难。他讲起一个患癌症的女人的故事，“她向医生诉苦：‘你是我的医生，我要你缩短我的生命，因为我受不了了。’其实她真正的苦是在人际关系上，她觉得生活寂寞。没有人对她说：‘我陪着你，支持你，照顾你，做你的精神支柱，’科技告诉她：‘我们可以改善这情况。’但科技不能改善她真正需要的，科技不是人类追求心灵平静的唯一解答，我很怀疑科技的进步能带领世人得到更好的生活方式。”&总主教斯莱谈到基因疗法的局限。“人生在世，是灵与肉合为一体，有一天灵与肉要分开，到那时候，不管基因疗法怎样对付我的肉体，都不能帮助我的灵魂。”&印度教的拉奥更进一步，他说，最重要的是灵魂。不是肉体。拉奥相信“人的改善不是透过操纵器官，而是运用心的潜能，因此，不该太看重肉体。肉体是重要的，因为它是灵魂之窗，但重点应该在心理，道德及精神的演化。”&总主教斯莱觉得人类在愈来愈顾影自怜式的重视人的生命。“圣经没有说人命是最可贵的东西，神的意志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变得太抬举自己了。”他主张回返比较传统的基督教永生观念，而反对现代社会中借着医药科技逃避死亡的执著。“我们承认人命重要，承认需要解除苦难与疾病。但我们总认为人生在世，只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建立好与神的关系，好归往永生。我们的身体会受到侵袭，会生病，在这样的时候，教会的主张是要治疗。我们要祷告治好身体的病，也祷告治好情绪与心理的失常，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逃避死亡当然更不是我们所要的。”&几十年来，美国人把生命中最属灵的两项经验：生与死，付诸医护人员之手，原因正是避免死亡。我们信靠医学未拯救或延长子女、父母及爱侣的性命。现在该问问自己，在这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需要找回什么。&基督科学派主张祈祷可代替治疗，该派的塞勒佛且认为若失去这一替代方式，就像掉进空寂的黑洞一般。他说：“这是两种不同途径，是不是？眼前我们既见到大家对精神层面的兴趣增加，也见到科学的发展像火车冲出轨道般失控。”&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教授凯斯（Leon Kass）是生物伦理学的另一位先驱，他用比较广泛的方式来解释这概念：“难道我赞成无知，受苦和死亡吗？难道我主张在基因科技这只母鹅下金蛋以前就把它杀掉吗？当然不是。”凯斯说：“但我坚持基因科技与遗传工程这新行业里的人，要把人当人看，注意其整体意义。”&犹太长老葛林伯格建议，宗教可帮忙了解遗传学当中的人性背景：“我们得多想想宗教可以在基本价值观上作什么贡献。我相信宗教不应否定这个科学过程，而应善诱善导大家尊重每个人的独特，尊重各种各样的人类才能、潜力与成就，这才是宗教真正能贡献的地方。”&宗教让我们觉悟：我们是灵性整体的一部分；个人的生命是安插在永恒持续的宇宙当中；生与死的精神层面绝不低于医疗层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而可贵的，不管它多么不完美。科学，在对DNA有更深入了解后，奇妙地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基因整体的一部分；所有的生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艺术家曼格拉诺一欧维尔把科学与宗教的理论联想在一起：“遗传学告诉我们，万物同源，神话里的夏娃，说不定真的有哩。”（本文节选自《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书，新华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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