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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晓丽的茫然
夏晓丽忧伤地望着天花板，一滴泪水涌出眼眶。她拒绝和任何人对话。
23岁的夏晓丽是北川县城人，原本是一名美容师。
在5.12地震发生那一刻，夏晓丽从二层楼上跳下，结果被横梁压住身体，造成双大腿骨折，骨盆骨折，头部多处外伤。她亲见身旁两人被倒塌的房屋压死，而她的父母也至今不知所踪。
几经转折，夏晓丽在5月20下午转送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
虽然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但夏雪丽仍然极力摆动着双手，企图移动身体。
在四川灾区负责心理干预工作的志愿者、华北煤炭医学院心理门诊科、心理学系主任檀立判断，夏晓丽需要心理干预。
“我看你很忧伤。”檀立说。
这次夏晓丽点点头。
檀立知道这句话已打开了夏雪丽的心扉。
沉默了半晌，夏晓丽开口说话了：“我怕……”
“你怕什么呢？”
“我怕再次地震，我怕人们为我而担心……”
檀立说，心理干预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流程，当第一步通过叙述勾起夏雪丽的感情和回忆，引起她的共鸣后，下一步沟通开始进行。
第二步，檀立把话题转到了被夏晓丽的亲人身上。
“弟弟妹妹爸爸妈妈可都好？”
“爸爸做的腊肉可好吃了，我好想她……”夏晓丽动情地说。但同时，说着说着，夏雪丽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眼神忧伤渐渐褪去。
医护人员递过一罐牛奶，夏晓丽接过牛奶喝了起来。
檀立说，其实夏晓丽心里的忧伤并没有完全褪去。
夏晓丽感觉很困了，但她仍然不能成眠。
“我帮你催眠吧！”檀立说。
“你很坚强，你本来是个开朗的女孩子，你现在很安全……”
檀立用越来越轻的声音说：“你感觉眼皮很重了，你休息吧……”
10分钟后，夏晓丽安然睡着。
“她现在可能很担心父母，她的父母至今音信全无。”檀立介绍说，心理干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次性完全奏效。
2、为了死去的儿子，你要更好地活下去
檀立说，对于地震幸存者必须及早进行心理干预，越早越好，否则将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甚至严重的后遗症。拖的时间长了，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人会长期处在不良的状态中生活，背着沉重的包袱，一旦遇到触发心结的事件，人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不及早的让他们将情绪释放出来，那么长期郁积下去，这个心结一旦在遭遇某一个释放时间和空间后，会显得“令人惊恐”。
几年前，他在唐山曾对一个老太太进行过心理干预。
当时，老太太突然发病，“脸斜斜的朝向天空，嘴歪着裂开，右手做成托腮状”。家里人都手足无措，在送到檀立面前时，他在老太太的亲人那里了解到的事实是，她的亲妹妹刚刚去世不久，她就开始发病。
檀立觉得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在最后对老太太成长史做调查了解之后，结果印证了他的揣测：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老太太的女儿在灾难中遇难，“遇难时的姿势就是她现在发病时的姿势。”后来，最亲密的妹妹去世后，同样触及到了她的心结，随后就在内心深处打开了一个痛苦释放的缺口。
这正是当年唐山大地震后，没有对她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的缘故，使得她内心里的痛苦“变得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被引爆。”
檀立前几天也曾去过北川中学的救援现场做过心理干预。
那是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
这位母亲呆呆地坐在废墟前，她说她只是希望能看到儿子的尸体一眼。
檀立记得，这位母亲一直反复念叨着要和儿子一起去，念叨着儿子的优秀，念叨着儿子的勤快……
“他一点钱都不乱花的，他到家就干活，他要考大学的……”
这孩子的家里很穷，是五保户家庭。
&“如果你跟着儿子去了， 你父母怎么办。”
“我不管，我要跟儿子一起去！”这位母亲声嘶力竭地喊道。
眼见着直接劝说无效，檀立决定改换方式。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希望你跟她一起去呢，还是希望你好好活着？”
“而你是想儿子的希望落空呢，还是遵循儿子的希望好好活下去？”
此话一出，这位母亲垂下挥舞的手臂，停滞了一会，然后说道：“那肯定是希望我好好活着。”
“可是我好痛苦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不痛苦？”这位母亲忽然又开口道。
檀立告诉记者，当这位母亲这样的说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放弃了求死，因为她已经在考虑接下来怎么活的问题。
“那要看你自己了，振作一下，你一定会慢慢快乐起来的。只要你积极地去生活，去寻找快乐，去做一些高兴点的事，痛苦的感觉肯定会减弱的。”檀立说。
母亲默默点点头，神情平静。
3、不仅是灾民和伤员需要心理干预
需要心理干预的并不仅仅是灾民和伤员。
檀立说，他在北川县城碰到过一位央视记者。
这位记者说他连日采访下来，晚上睡觉时一闭眼就出现满地尸体的画面。
记者问，可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檀立告诉那位记者，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要强制自己去想这些惨烈的画面，放松自己的心态，千万不能紧张，不要老让这些画面在脑海里闪回，努力去做事情，这样就会慢慢消除这种心理阴影的。
同样，也有一些救援队员一闭眼就出现地动的画面。
“我们要在事实和感觉之间用理性划清，不能太过在意，不能紧张。”
有救援队员聪明地把水杯放在桌上，从水杯里的水的动静去判断是否真的发生地震。
“这就是用巧妙地办法把事实和感觉用理性划清了。”檀立说，其实普通人自己也可以想很多办法来消除心理干预。
“不能太在意地震，但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真的发生地震了，那还是要迅速寻找安全的避难所的，而不能不当回事。”
4、来自唐山的那份牵挂
檀立来自唐山。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共青团唐山市委很快就行动起来。
5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在地震发生短短两天后，一支由10名唐山当地心理咨询专家和2名唐山地震孤儿组成的唐山市抗震救灾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就启程飞往成都。
当晚9时，服务队就连夜乘车赶到了四川绵阳，但指挥部却要求他们暂时不用去他们最想去的北川城，因为那里的很多受伤的灾民都已被送到绵阳市来了，而北川的灾情是他们在媒体上发现的“汶川大地震中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檀立说，灾区活跃着许多唐山志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仅在北川就碰到了11拨唐山籍志愿者。
他们在救人、医疗、心理干预等多个方面都参与了救援。
共青团唐山市委书记刘金柱说，他们在四川的地震灾区发现有一定程度心理障碍的群体除了地震中的伤者外，还包括遇难者家属、未受伤的灾民、救援人员和医护工作者等。特别是未受伤的灾民，“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很恐慌，从他们不断地向我们询问余震时的表情和神态就能看得出来。”
自5月16日以来，这个14人的专家队伍就成功地进行了156例心理干预。“每天30多名，平均每天4-5人，因为每一例进行干预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是比较慢，而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人又很多。”
檀立说，事实上很多人的恐惧除了来自外界威胁外，还来自周围人对灾难所进行的无限夸大渲染所导致的。虽然这样双方的交流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但却同时过度地渲染了恐惧，使得事实与恐惧之间的距离增大了，而并非事实本身。
檀立来到四川后，听说到一个故事：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听到外界过度地讲述地震的可怕度后，一次因为误以为地震就要发生了，就急匆匆的飞奔出门，却不小心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死。这正是周围人对灾难过度渲染产生的恐惧心理所导致。
“因此，在救灾中我们要尽量多发布一些事实准确的信息，而不能发布带有恐惧意味、夸大意味的信息。跟别人说这些被歪曲的信息时，同时也是在吓唬自己，这是不利于救灾的。”
5月18日，汶川。多云到晴。
新华网5月18日的消息称，中国地质调查局初步监测和评价认定，汶川地震是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导致的，震源深度为10千米—20千米，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
而在两天前5月16日上午9时，为了近距离观察汶川地震震中地带汶川城被毁坏的状况，我们准备了充足的干粮、水和一个汽车备胎后，匆匆踏上了于5月15日21点30分打通的西线生命通道：成都——雅安——芦山——宝兴——小金——马尔康——理县——汶川，全程700公里。
除了在小金县吃完饭，并写好稿件传回报社后，我们一路上基本没有过多的停留。17日凌晨3时30分，我们将车泊在理县的米亚罗，在车上疲倦地睡去。
上午6时30分，天色微亮，两人在车里被冷醒。稍微活动一下四肢，启动越野车引擎，继续奔赴汶川，大约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
1、危险的西线生命通道
车在红叶电站熄了火。
几十米远的地方塌方了。这是16日下午13点30分在理县发生的5.9级余震，波及到这里的山峦所致。没有谁告知我们，到底能何时疏通被坍塌下来的沙砾和巨石。
一个小时后，车流开始缓缓前行。
早在前一天深夜，杭州的同行就来短信说，理县发生余震了，多处路段塌方，疏通时间未知。并且，有传言说当天有7名同行在汶川城不幸遇难。他希望我们撤退，放弃对汶川城的探访。
稍微权衡后，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前行。
我们到底失算了。原本以为在当天上午赶到汶川城，送完药物并结束采访后，再原路返回两百公里外的马尔康休息一宿，再赶回成都，奔赴下一个重灾区。未曾料到的是，从红叶电站至汶川之间一百公里的路段，处于峡谷之中，两侧的几百米高的陡坡和悬崖上会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发生塌方和飞石。
截止5月17日，这条西线通道是唯一能通往汶川城的，城里几万人的生活物资必须通过这条危险的通道运输进去。一路上，军车和四川各地以及省外的赈灾车辆正源源不断地载着生活物资从这条通道前往汶川城。塌方和飞石带来的危险性，让每位驾驶员的心里遭遇了相当程度的挑战。
摄影记者坚持自己开车，我在副驾驶位置上将头斜斜地从挡风玻璃往两侧的陡坡和悬崖上看去，一旦发现有塌方和飞石的情况，赶紧让他停车或冲关。
在每一个塌方和飞石最容易发生路段，都有1-3名警察在观测和指挥。每次只能过一辆车，必须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冲过险关，否则就极有可能被葬身在塌方和飞石之下。
就要冲关了。
浑身粉尘，满脸汗泥的警察走了过来，趴在车窗前声音嘶哑地说“一定要加大油门冲过去，不要做任何停留。”末了，再表情沉凝地说“保重。一路平安”。
最后的这句话，给我俩的心理带来了除了塌方和飞石之外更沉重的压力。
摄影记者额上开始有汗滴滚落，双手紧张地握着方向盘。而我则紧紧系好安全带，右手死死地抓住扶手。眼睛死死地盯着几十米开外的陡坡和悬崖。
换挡，加油，越野车轰隆一声就往前弹了出去。每安全地冲过一关，两个人同时轻轻唏嘘一声。不远处，突然霍霍作响，浑浊的沙尘像黄河决堤一样从山峦上倾斜下来，粉尘很快随风弥散了整个天空。
迅速踩下刹车，两人同时举起了相机。
满天星。这个单纯浪漫的名字，是理县高家庄一个高约800米，宽约400米的陡峭石壁的名字。5月12日以后，这个有着浪漫美丽名字的石壁的名字，只能用惊恐来诠释。汶川地震发生时，三辆正行驶在石壁下的汽车并轰然坍塌下来的巨石和沙砾埋葬，车里无一人生还。
这时，一阵风吹过，沙石稀里哗啦从整座石壁上滚落下来，白色的粉尘弥漫了高家庄。一位妇女告诉我，5月12日汶川地震那天，石壁上有史以来滚落下无数沙石，所有村民都从摇晃的家里跑了出来，迅速蹲在马路上。白色的粉尘覆盖了他们头上的天空，“我们在一米范围内看不到对面任何一个人。”
当我们的越野车冲过时，车顶上沙沙作响，我俩脸色唰地苍白了。5月17日16时，我们终于抵达汶川城。一百公里的这条生命通道，我们花了8个小时。
2、寻找姐姐的多吉
5月16日晚，途径小金县城时，我们的车载上了多吉。一个家住四姑娘山的藏族小伙子，28岁，他要去汶川城寻找4天没有联系上的姐姐央金。记者驾驶的采访车在前往汶川的途中，经过四姑娘山外路口时，搭上了正焦急无助的多吉。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多吉一家人就再也无法联系上在汶川草坡电站工作的姐姐央金。“刚开始，我们以为是网络不好，暂时没有信号，但是时间长了大家都急了。”
13日上午9时，多吉开着面包车前往汶川寻找姐姐。中午到达卧龙镇后，道路就被地震塌方阻断了。前面就是映秀镇，在往北走几十公里就可以到达汶川，他没有想到映秀镇在地震中已被完全摧毁，所有道路均已被塌方阻断。
不甘心就此罢手的多吉把车停在路边，被着干粮开始徒步往北川方向走去。“走了一天半才走到映秀，但再往汶川走就过不去了，路上的人说前面几十公路段的山体全垮下来了，再也无路可走。”多吉说。他坐在路边，看着塌下来泥石哭了。然后又徒步走了1天半，回到卧龙镇。家里的妈妈听说还是没能找到女儿，再也坚持不住，哭了许久，然后就是不停的念经，求菩萨保佑自己女儿一家平安。
16日大清早，多吉开着车去马尔康，想从理县进入汶川，但是在马尔康就被警察拦下，为了保证安全，除了救灾抢险车辆和人员，其他的一律不准进入汶川。他只好无功而返。
&“我和姐姐的感情最好，她几天没有消息，我一直吃不下、睡不着。”多吉说。“我也不忍心看着妈妈每天念叨姐姐，为姐姐伤心，我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姐姐。”
我们的采访车穿越长达50公里的塌方路段，冒着随时有被落石砸中的危险抵达汶川后，多吉用他们藏族独特方式向我们道了谢，背着一大口袋干粮独自寻找姐姐去了。
看着远去的背影，我们默默祝福多吉，希望他能尽快找到姐姐，希望他的姐姐躲过了这场劫难。
3、汶川城的苦恼和希望
到达汶川城后，我们都惊讶了：一个被外界广泛传播的地震震中区域，绝大部分的房屋却没有坍塌的迹象，尽管有市民告诉我，他们的“房子有裂缝了，再也不敢回去住了。”，但如果街道上没有从全国各地进来的赈灾车辆，我们可能会推断这个县城似乎从来没有被地震光顾过。
在县城里的威州师范学校里，几十个帐篷里的伤者告诉我们，地震确实光顾了这个城市，只不过震中不在县城，当地人告诉我们“是在映秀镇和璇回镇”。
&汶川城，一个典型的西部山区小县。
《元和郡县志》载，汶川县“因县西汶水为名”(古“汶”、“岷”通用，故岷江亦读做汶江)，作为四大羌族聚居县之一，古代被追赶的羌族在此避难形成部落，汶川的险恶山势，是得以保存本族不被外族灭亡的天然堡垒。
公开信息显示，1950年往前，汶川在极端贫困中挣扎，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尚存，一年辛苦不足半年粮，靠挖药、熬碱、背运维持温饱，一遇天灾人祸，不乏家破人亡。194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仅421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人均110.59元。
时过境迁，汶川已是阿坝州的“工业经济走廊”，2006年阿坝州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汶川的工业法人企业145个，占全州43.03%，从业者万余人，超过全州一半还多，这其中主要以有色化工、冶炼、电力为主。
有经济学家乐观预测：汶川将2008年目标任务设定为确保GDP增长8.2%，力争10%，GDP总量估算达到1949年水平的716倍。
这个宏伟而令人热血沸腾的猜测，最终5月12日被夭折，终结者正是这场7.8级的强烈地震，它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过早地冷却了汶川人的理想。
一百多公里的危险西线生命通道，让各方的赈灾物资进入汶川城的时间被无奈地拉长。在汶川城的街头，开始有灾民在排队领粥。在另一条街道人行道上，一位卖粥的大姐已经卖完了一大锅粥，“一元钱一碗。”
　　灾民们告诉我，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和药品。灾民们的需求，我们在汶川县红十字会得到了证实，在我们将一箱药品捐给他们后，会长告诉我们整个汶川城当前需求量最大的物品正是食物、饮用水和药品。
日，汶川，多云。
5月16日凌晨3时，发回目击北川地震灾情的报道后，我在网络上浏览了各方报道后，才开始睡觉。躺在床上的时候，迷糊中感觉整个床有些轻微的摇晃，而电视里一直开着的四川卫视频道这时却没了信号，我轻轻了叫了摄影记者的名字，疲倦不堪的他没有应答我。
终于在潮涌而来的困倦里入睡。
我们今天将奔赴的地震灾区是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区域。而在之前的凌晨1点左右，我在网络新闻里看到一条快讯：截至21时30分，由马尔康经理县到汶川县城的317国道全线打通。这是进入汶川可通车的首条公路。
这条西线恢复通车后，运送救灾物资和设备的车辆，可从成都经雅安、马尔康直接进入汶川县城。报道称，这条抵达汶川的西线通道有近700公里。目前，首批运输车辆已经从雅安出发。而进入汶川的东、南、北线公路，仍在全力抢通中。
&今天，我们出发前往汶川。在我们的车上，有两箱药物将被我们带往汶川，这篇日记写于我们从成都出发至汶川的路上。
A：北川，未竟的故事
1、& 北川曾发生过轻微地震
5月15日，我们在北川采访期间，当地灾民告诉我，几年前北川就曾发生过轻微地震。那时候的地震“连现在的余震程度都赶不上，最多只有房上的瓦片落下来。”
灾民们告诉我，在这场地震发生之前，北川城并没有任何地震的迹象，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他们措手不及。
当时的北川天气，多云。
地震发生那天下午，北川多云，许元国刚好吃中饭，正迷迷糊糊地看中央电视台3频道的文艺节目，“突然就听见了轰鸣声，走出去看时，周围是灰白的烟雾，我还以为是家附近的石棉厂的锅炉发生爆炸了。”
很快，许元国发现这个轰鸣声并不是锅炉爆炸，而是强烈地震。他想赶紧去幼儿园寻找自己的女儿许言，但却被妻子拉住不让去。下午四点左右，他还是决定去幼儿园寻找女儿，在路上救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当他找到幼儿园时，呈现在眼前的只有一片废墟。
5月12日下午，64岁的王官模从北川城关镇家里出去买点酒，而自己的爱人在之前就陪着小孙女去了幼儿园。当他从店里走出来的时候，有人在惊呼“地震来了，快跑”。
一群人迅速四处散去。他跑了一会儿后，发现四周的建筑物都在坍塌，他不敢再跑了，只好和大家一起蹲下。等到几分钟后，震动稍微减轻后，他抬头向四周看时，几米高的砖头和废墟把他围在了周围，他没看到其他人。等他突然想起爱人和孙女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她们的身影，儿子和媳妇却还在千里之外的辽宁。
老人哭了，眼泡红肿。
本报记者电话联系他儿子的时候，得知的是火车因故而不能前行。老人在电话里哽咽着和儿子说“你妈妈和女儿没了”，并让儿子不要太着急，慢慢回来，他在北川中学等他们。
结束通话后，地面突然像一块软的面团一样震动了，我没有站立得住，旁边一位搜救队员紧紧地拽住了我的手，“别怕，别怕，没事的，这算是很轻微的了”，前面几步之遥的白色轿车的防盗警报器尖锐的叫了起来。
2、你一定要坚持……
15日下午2点56分，北川县茅坝街，一个30岁的女子坐在路边吃八宝粥。她叫谢守菊，家就在她身后的一栋居民楼的一楼，不过现在已经是一堆废墟。她在一小时前被一支来自大连的消防队员援救出来，但她的老公还在废墟下，“他还活着，我被救出来前还跟他说话的。”
“沙发救了我。”她吃过一罐八宝粥后，精神恢复了很多。她一边向记者讲述废墟下的三天三夜，一边还向救援人员要酒精、纱布，“我是医生，可以给他们（她身旁坐着3个受伤灾民）包扎伤口。”谢守菊家两口子都是北川县医院的医生，结婚三年，正准备要孩子。地震那天，她正在客厅沙发上睡午觉，丈夫唐雄正准备出门上班。
“她刚刚跟我打过招呼，走到客厅外，还没有走出大门，房子就开始摇了。他大声喊我说‘快点快点，是地震！’我一翻身就滚到了沙发下，房子一瞬间就垮了下来，我感觉自己身边到处都是灰尘。
“地皮摇晃了很久，我想我要死了，大声哭喊着老公的名字，几分钟后，老公答应了，说‘我还没死，你受伤了没有？’”
谢守菊很幸运，她家住在一栋四层楼的一楼，楼房一楼垮了，但是上面几层还没有垮掉，歪斜着，遥遥欲坠的样子。她睡觉的沙发挡住了垮下来的水泥板，在水泥板和地板之间有一个高约30厘米的空间，刚好够她翻身。他的丈夫则被墙体砸中了手臂，无法动弹，但身体其它地方则没有受伤。
“我们隔着一道墙，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我们这三天三夜一直在互相鼓励，轮流说话，提醒自己和对方不要睡觉。先是我老公安慰我，说‘守菊，不要哭，我们会得救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会
有人来救我们的。’后来，他的手臂痛得不行，哭了，我又安慰他，说‘老公，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我们谁也不能死，我们都要活着出去。’
“我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丝亮光，我看着亮光数日子，‘晚上了，老公’、‘天亮了，老公’、‘天又黑了，老公’……我知道我们在里面埋了三天三夜。
“我们轮呼喊，希望外面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耳边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声响。我们没有水，也没有东西可吃，肚子饿得直发慌，感觉身上已经越来越没有力气，我在心里想着，自己会不会死哦，但是却不敢跟老公说，怕他泄气了，就没救了。
“昨天（14日）上午，我听到外面有人在喊‘里面有人没有？’我又开始喊，外面的人听到了，说你等着啊，撑下去，城外的路打通了，救援大部队就可以赶过来了，马上就来救你们。”
15日下午，更多的救援人员进入北川，对谢守菊展开营救。救援人员把废墟掏开，在沙发靠背上打了一个洞，她慢慢从洞口爬了出来。“我出来之前，还跟老公说话的，他也还比较清醒，他跟我说‘你出去了，赶紧喊人来救我！’”
记者离开现场时，一支消防队员救出一名学生后赶来，展开对唐雄的施救。
天气已经越来越热。
在北川城的废墟里穿行时，随处可见遇难者的尸体被废墟压住，也有一些尸体被摆放在废墟外边，有的用肮脏的被子盖着，有的只穿着衣服，手臂上和面容上血迹斑斑。开始有些难闻的味道散发出来。尽管戴着口罩，但臭味还是能从鼻翼侧的缝隙里扑了进来，胃里一阵翻腾，迅速走了开去。
幸运的是，上午从成都驾车前往北川城的时候，只喝了一瓶矿泉水，胃里并没有太多的难受。5月15日18时，结束采访返回成都发稿的路上，一整天只喝两瓶矿泉水，肚子开始闹腾。
情绪有些躁动，一个不快的电话接进来后，声音比平时大了许多。
摄影记者赵惠将车停在安县县城，说肚子闹腾得很厉害，要我下去买点苹果。一个模板车上的苹果上全是黑色的斑点，大多数苹果都开始坏了，两元钱一斤。他吃了两个苹果，他说“怎么苹果也有一股尸臭的味道呢？”
我吃了一个，肚子还是闹腾得很厉害。在快要到达成都市区，成绵高速路的行车道上有一个蜷缩着的白布，我心里一惊，以为是过往的车辆上落下来的遇难者尸体。几米之外，又一个白布出现。细看后，才发现是运送赈灾物资车辆落下的宣传横幅。
晚上睡觉前，赵惠脱下T恤衫时，说T恤衫上也有股尸臭味道。几天来，除了废墟外，就是灾民的眼泪和悲戚的诉说，以及那些所有呈痛苦惊恐状的尸体，清楚地察觉有些轻微的抑郁渐渐开始出现。
3、& 求水粮、我饿
驾车前往都江堰、北川灾区的时候，路旁站满了灾民，他们手里举着小黑板、白纸、纸壳，上面用粉笔或墨汁写着“求水粮”、“我饿”。
车停下来后，一群人蜂拥而上，将车团团围住，争相往车窗里伸进手去，哭丧着央求：
“求求你们给我们点粮食和水嘛，谢谢你们啦！”拉开车门，他们将车后座上的一桶方便面和几包薯片迅速抢了去。
紧接着，他们将牌子继续举着。有车辆停了下来，将车上的食物递给了他们。而在5月14日，我们刚从贵阳抵达成都，前往都江堰的时候，车载电台，一个男人打进电话说，他将食品送到灾区的时候，却被少数人蜂拥抢去，大部分人却没能得到他们送去的食品，他说“我很寒心，我们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吃上点东西，而不是给少数人吃，让大多数人饿肚子。”
这个事情引起了电台主持人的重视，并在电波中劝慰灾区难民不要哄抢食物。那个男人在电话里讲述的事情，三个小时后，我们在都江堰亲眼目睹。一个车上发放的方便面，被部分人一哄而上，很快抢光。有市民对我们说，抢食品的
人未必就缺粮食，“他们是想抢去后，再卖给其他需要食物的人。”
B：挺进汶川
4、汶川西线通道
从成都前往汶川震区，往西南方向行驶，途经雅安、芦山、宝兴、小金、抵达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再从马尔康前往理县，最终抵达汶川城，全程700多公里。
&上午10时，在成都准备好路途所需用品后，在雅安将汽车的油箱加满，又新买了一个备胎后，正式前往向芦山开进。
&天气似乎比15日更加炎热。一路上，来自四川和全国各地的援救车辆，赈灾物资车辆正从这条西南通道缓缓开向汶川城。在蜂桶寨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几百米的地方，位于青衣江边的一个山崖上在地震期间滚落下两块大约三千万吨重的巨石，当地34个人爆破了三天尚未完全将巨石清理完毕，但道路基本顺畅。
&夹金山，当年红军长征时曾翻越的大雪山。
&一条双行道的泥路通向山顶，一路尘土飞扬地爬到山腰的时候，一些装载赈灾物资较多的车辆在部分软滑的路段已经无法前行，而几乎难度较大的路段都有当地路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守候，一旦抗震赈灾车辆抛锚，他们将采取措施，帮助车辆脱离。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来自济南的军车，里面坐满了不远千里前来救援的官兵。
&终于抵达夹金山山顶。
&车窗外面除了无缰的马匹以外，四处铺满了两寸至一尺有余的白雪。从车上走下来，身上的短袖T恤已经无法抵御逼面而来的寒意。往山下望去，赈灾物资运输车辆好像在羊肠大道上艰难地爬行。
&20时20分，在小金县的达维乡，我们的备胎固定装置坏了，车胎从车底滚落下来。在路旁村民们的帮助下，我们将备胎重新装好后，继续前行。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正在小金县的一家饭馆餐桌旁，我们的车上还带上了一位要前往汶川寻找姐姐的男子。
&男子说，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姐姐的音讯了，刚开始还以为是通讯网络不好，前晚西线通道打通后，通讯顺畅了也还是无法联系上姐姐一家人。年迈的父母每日以泪洗面，并让他前去寻找姐姐，而他的面包车却无法前行。
如果路上顺畅，我们到达汶川城的时间应该是5月17日凌晨。
距离汶川地震发生已经3天8小时17分。
北川多云。上午7时，驱车前往的地震灾区是四川北川县。从成都市区出发，前往成绵高速公路，一路上，源源不断的赈灾物资正快速被运往北川城。
离北川城还有20公里左右之遥，沿途拦路检查的警察开始多起来，每隔一段距离就有警察拦车询问，除了运送赈灾物资和药物的车辆外，其他车辆一概不准进入北川城，后来得知的原因是为了防治车辆过多涌入，而让赈灾车辆的运输通道发生阻塞。
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显示，到目前为止，北川县公安局至少有20名民警牺牲，70余名民警下落不明，70余名民警家属遇难。
1、最后一面，女儿向我回头笑了
她回头灿然一笑，没有说话。
这是北川中学初二（2）班15岁的胡婷留给母亲最后的印象，然后她就背着书包去了学校。随后，胡婷的母亲就去地里收割油菜籽了。这天是5月12日，但当天北京时间14时28分04秒之后，胡婷却没有回来。
当天的汶川地震波及到北川后，胡婷和班上61名同学一起被坍塌下来的教学楼给埋在废墟里。在他们班上，只有6名学生在地震发生时奋力顺利逃出。
地震之后，胡婷的母亲和父亲就来到废墟前，和一群父母在废墟前大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废墟下传出阵阵应答声，但胡婷的应答声却没有从废墟里传出来。
13日上午11时，胡婷母亲再度在废墟前呼喊着她的名字。这一次，胡婷的应答声终于从废墟里传了出来，“很微弱，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样。”
初二（2）班的教室在教学楼一楼中间的部位，地震发生时，突然坍塌下来的五层教学楼将这个教室埋在了最底层。“我让不要再多说话了，要节约能量等待搜救人员的救援。”
但从那以后，母亲再次呼喊胡婷的名字时，却再也没有传出应答声。母亲开始有些忧虑，但偶尔从废墟里被搜救队搜救出来的个别活着的同班同学让母亲充满了侥幸的期冀。
和胡婷母亲一起通宵达旦守候在废墟前的，还有4、5个学生的家长。“有些家长发现这么久了，孩子都还没被救得出来，已经放弃了。”
北川中学是北川县的重点中学，我们在这个学校体育场右下侧的那幢倾斜的教学前发现，有8具学生的尸体被坍塌下来的三层教学楼压住了头部和胸部，几张旧传单盖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伸出来的手指已呈现紫色，尸体四周，四处散落着运动鞋和书本。
这幢五层楼的教学楼，下面的两层已塌陷进地里，整幢教学楼以约四十五度角由西向东倾斜。五层楼的学生中，只有上面三层的学生在地震来临前安然无恙。三楼最里边初一（1）班教室的黑板上的英文句式显示，当天的课程是英文课。黑板最左边竖写着“奏响青春激情华章，誓夺胜利攀登巍峨高峰。”，红色的粉笔字。
家长们说，地震发生时，有上千学生和教室被废墟掩埋。
搜救仍在继续。
2、“鬼城“北川
空中，四家军用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响彻了山谷，飞机来回在上空盘旋，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不知道该把赈灾物品透往何处。
在直升飞机的飞行范围下方，一片凌乱的废墟堆在这个0.7平方公里的山坳里。这就是北川羌族自治县的震灾现场。在北川城左边的废墟上，是背后王家岩山层层山体滑坡带下的沙砾，而右边的的废墟上是几十吨甚至几百吨重的巨石，巨石是背后景家山的泥石流带来的。
眼里的北川县，山体滑坡非常严重，最大一处滑坡达几万平方米。山腰上到处是被泥石流压断的树干，泥石流滑下的痕迹清晰入目。
北川，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全境皆山，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山脉大致以白什、外白为界，其西属岷山山脉，其东属龙门山脉，最高点插旗山海拔4769米，最低点香水渡海拔540米，县城所在地曲山镇海拔652米，城区面积0.7平方公里，人口近1万多人。全县有羌、藏、回、苗、壮、彝等11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
50.5%，有羌族人的家园之称。据史籍记载，北川又是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古称“神禹故里”。
当地百姓说，地震发生时，这个人口近2万人的县城，只有大约4千人逃出震灾现场。受访的灾民们说，现在的北川城几乎就是一座“鬼城”了。
从山上好不容易下到北川城，一路上，伤员和死者正被武警官兵们从临时开掘的通道抬出山谷废墟。一个搬家的灾民说“汶川已经不属于我了！”，他说他要搬到几十公里外的绵阳市讨生活。
在北川城里穿行，弥散着浓郁的死亡气息，尽管四处流动着搜救人员，但这样的气息仍然很浓郁。一些小偷开始潜入一些商铺盗取手机，而在北川兰花协会后面，以个卷闸门被人强行打开一条半厘米的缝，黄色的乒乓球滚落在门外，几个十几岁的还在正在商铺里翻检着商品。
3、北川地震的地理因素
一条南来北往的公路径直通向北川城。
北川城左边是王家岩山，右边是景家山，地震引发的山体塌方几乎覆盖了整个县城，老县城百分之八十、新县城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建筑物垮塌，县城基本已经被夷为平地。&
&33岁的许元国说，位于王家岩山下面的一些政府机关已有部分陆续搬到了不远处的新城区，而少部分政府机关仍还在老楼里上班。这个被当地人称“危岩”的王家岩，土质疏松，“冬天吹风的时候，沙砾就沙沙沙地滚落下来。”
几年前，当地政府曾对王家岩的基部进行过加固，加固材料是钢板和混泥土等物，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山早晚要跨下来的，人们的说法最终在这次地震中应验。
王家岩山下的武装部、看守所、县医院、法院、县委、幼儿园和小学均被层层塌陷下来的沙砾和地震产生的强烈震动毁成一片废墟，最高处的废墟有几十米高。
而北川城东面的景家山，每年夏天有雨的时候，都会有泥石流。“如果没有这些容易滑坡和产生泥石流的山，北川城的地震不会产生这样大的毁坏程度。”
本报记者 杨雄
核心提示：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日凌晨，中国的儿童节。
&这天凌晨1时至5时，一个19岁的青年在毕节城区环城北路石油公司宿舍杀死了一对姐弟。姐姐聂江艳，14岁，毕节四中初一（1）班，弟弟聂将军，13岁，毕节四中初一（2）班。
&杀手和姐弟俩是同村人，两家有亲戚关系。弑童的理由却让人难以置信，由此生发了弑童案背后丰富的猜想空间。
黄色的短襟囚服，里面套着黑白格子的长袖T恤，瘦削的脸庞，新剃的光头上，三五根略长的头发不仔细看是不易被发现的。囚服没扣上，上面有用圆珠笔划的字迹，左肩部位绽开了一个大洞。
脸上有少许的青春痘。
目光黯然，迅速地触碰了一下后就埋了下去。从栅栏里伸手去和他握手时，有些冰凉。在他的左手上，满是暗蓝色的刺青，小指上刺的是“闪电”符号，无名指上是“卍”，中指上是“桃心”，食指上是有花纹的“戒指”，虎口处则刺着“一箭穿双心”的标记。
&&&很难想象得出，一夜间杀了聂家两个孩子，让警方审问了5-6个小时才攻破防线的青年就是此次弑童案的凶手，19岁的吴长健。
电灯“啪啦”一声被拉亮了。
灯光下，聂江艳双眼紧闭地躺在木板床前的地上，身上盖着两床红毯子，双脚露在了毯子外面。聂绍祥扑上前去，一把掀开毯子，赶紧抱起穿着大红的夹克和蓝色校裤的女儿。女儿的身体已经僵硬，上牙紧紧地咬破了下嘴唇，“能看得见下面的牙齿”。
他俯下身，用嘴唇去贴女儿的嘴唇，却发现女儿已没有一丝气息。他放下女儿的尸体，抬头往房间四周搜寻儿子聂将军的影子。
儿子正匍匐在女儿的床上，赤着上身，双手叠在胸前，下身穿着青色的绒裤，身体蜷缩着。从门附近的木板床前，到女儿的床间的地板上，撒着一些血迹，血迹有拖动的痕迹。
聂绍祥迅速起身奔向儿子，等他抱起儿子看时，才发现儿子身下的床单已被鲜血浸湿了一大块，鼻腔下面尚有未干的鲜血。
聂绍祥眼前一黑，昏厥过去。
醒来后，聂绍祥仔细看时，才发现女儿的脖子已被勒得很细，一根拇指宽，1米左右长的白色带子被肿起来的脖子掩住了，绳子上有“毕节烟草，杜绝垃圾”的红色字样。
同来的弟弟赶紧致电警方报案。此时，时针正指向6月1日22时30分。
这天正好是星期五。
三个小时前，暮色渐渐笼罩了魏家屯村。54岁的聂绍祥和37岁的妻子陆永秀刚从地里施肥回来，让夫妻俩诧异的是，在毕节四中念初一的儿子和女儿在这个时间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做好了晚饭，等着他夫妻俩回家。
聂绍祥急匆匆地往女儿的同村同学家走去。当他失望地回来时，妻子已赶打完女儿班主任的电话，两个人的共同答案都是女儿“星期五一整天都没到学校上课。”
夫妻俩急了。聂绍祥借了三弟的摩托车，趁着夜色，和妻子奔驰在颠簸不平的路上，向毕节市飞驰而去。妻子在车后座心急火燎地联系在毕节的弟弟，让其先到两个孩子租住的宿舍去看个究竟。
当夫妻俩满头大汗地赶到毕节城区环城北路石油公司宿舍时，发现两个孩子租住的屋子门窗紧闭，没有任何动静。两人抓住窗子，往屋子里呼叫了几声，仍旧毫无声息。聂绍祥和弟弟找来一根木头，将窗玻璃奋力敲碎，并拗弯了玻璃窗的钢筋。妻子陆永秀从两根钢筋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迅速打开了门。
三个人都被灯光下的一切惊呆了。
两个孩子的生命在这个儿童节被划上了句号。
接到报案后，毕节地区公安局副局长、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副局长付晓、刑侦大队长曾丽华、毕节地区公安局副局长周斌志、刑侦支队支队赵鹏长先后带领刑侦和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堪验。
在经过迅速排查后，当地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魏家屯村的吴长健身上。并很快在吴长健妻子生产的医院将其缉拿归案。
杀手的理由
长时间的沉默。
“有烟没有？”几分钟后，他抬头问了一句。一盒他点名要的
“长征”牌烟打开，并给他点燃一支后，对话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5月31日16时左右，吴长健和幺爸等人在毕节天河路吃了晚饭，并喝了两瓶啤酒后打算回到魏家屯的家里去。
当他乘坐的车经过毕节四中时，他从车窗里看见了刚刚放学的同村少年聂将军，这位曾经多次在村里奚落和辱骂他的13岁少年让他多次感到恼火。“很多次都想整他一顿，但又怕家长找上门来。”
这次，机会来了。
“我当时的本意只是想整他一顿，并没有想把他整死。都是喝酒后冲动才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吴长健说话时，始终斜歪着脑袋，烟雾弥漫了整个面容。
当晚21时许，经白天跟踪摸清路径后，吴长健轻车熟路地来到聂江艳姐弟俩的住处。敲开门，姐弟俩将他让了进去。
22时左右，吴长健请聂将军到楼下吃消夜。他喝了一瓶啤酒，聂将军吃了一碗怪噜饭。半小时后，两人重回到出租屋。吴长健要求留在姐弟俩的屋内住一夜，姐弟无异议。
他和聂将军睡在一个枕头上，一直未能入睡。
凌晨1时，聂将军已经睡熟。吴长健见状，伸出双手，使劲儿地箍住聂将军脖子，睡梦中的聂将军“啊”了一声，并使劲儿蹬腿挣扎。声响惊醒了同样熟睡的姐姐聂江艳，她起身迷糊地问怎么回事，吴长健说“他被鬼迷住了。”
&&&&迷糊中的姐姐未警觉。过了一会儿，聂将军的双脚就不再动弹。
凌晨5时许，他拿起床头上的白色带子，勒向了熟睡中的姐姐聂江艳的脖子。“怕她醒了后，知道是我整死他弟弟的。”
吴长健说，他之所以对聂将军痛恨，是因为聂经常在村里奚落他，无缘无故地辱骂他。最近的一次辱骂发生在几天前，聂将军缠着吴长健给他买雪糕吃，吴拒绝了。
“狗日的，你是我的儿！”聂将军开始辱骂他。
以往的周末里，聂将军都总是缠着吴长健给他买零食吃，但“自己抽烟都是在三舅家赊帐”的吴并没怎么理会聂将军，也因此而遭来多次辱骂。
&&&“最大的仇恨就是他经常辱骂我。”
吴长健还是将头想右边斜埋着抽烟，右边的脖子上，一支含苞未放的红玫瑰穿过一个黑色的骷髅头，玫瑰有绿色的叶子。这是他在浙江义乌打工时，在街上花70元找人纹上去的，“当时只是觉得好玩，没什么特殊意义。”
杀死聂家姐弟俩后，吴长健并没有离开毕节。一方面除了自己“没钱逃跑”外，还因为妻子马上就要临盆。
6月3日23时，妻子在毕节一家医院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医院里，母亲和他说到聂家姐弟被人杀害的事情，并称聂家来他们家挖白菜去办丧事时，他表情镇静地回母亲说“好可怜，不要收人家的钱。”并让母亲给聂家送一百元钱过去。
6月4日，他被化装成医护人员的当地警方在医院抓捕。
采访中，他总是再三地问记者，他的案子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庭，是否会被判死刑等等。而脸上却快速闪过惊恐的神色。
6月8日，他在看守所里将女儿取名为吴雨彤，小名彤彤。
弑童案背后的猜想空间
6·1弑童案发生后，毕节当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发现，“门窗保持完好，应该是熟人做案。”因为“两个孩子平时都很谨慎，如果不是熟人，是不会带进屋里去的”。
毕节市公安局副局长付晓说，警方通过梳理聂家姐弟俩的社会关系，并在魏家屯进行仔细暗访后，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吴长健身上。
6月4日上午7时，当地警方派出30来人封住医院的各个出口，并化装成医护人员守侯在医院。接着，医院在警方授意下，打电话给吴长健，佯称孩子要打预防针，让其到医院签字。
当吴长健乘摩的刚刚到达医院，就被守侯的警方抓捕。经过5-6个小时的审讯，吴长健供认了犯罪事实。然而，他的弑童理由却不被自己的父母和死者父母认可。
吴长健的父亲吴道宣说，吴家和聂家是亲戚关系，两家关系非常要好。聂将军周末经常来他们家玩，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两个孩子发生过任何奚落和辱骂的事情。
“我怀疑肯定有人帮凶，平时在家里他连杀鸡都不敢的。”吴道宣说。
吴道宣推断的理由是“聂将军的肋骨处、脚上和腹部都有创痕，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下来呢？并且，他打聂将军的时候，聂江艳应该会被惊醒的，为什么她没有叫喊，从而引起屋外人的注意呢？”
聂绍祥和妻子陆永秀也不相信女儿和儿子是被吴长健一个人杀死的。理由除了吴道宣说的外，他还认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平时非常聪明，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被他一个人杀死的，肯定有人帮忙的。”
同时，聂绍祥也坚决否认儿子聂将军和吴长健有过任何过节，更不会要求其买零食的。并且，他怀疑吴长健之的真实意图可能是想强奸自己的女儿，后来才将女儿和儿子杀死的。
陆永秀说，女儿的内裤前面是穿好的，后面却没有被完全提上去，露出了屁股部分。聂绍祥的弟弟聂绍昌也在现场看到，侄女的白色内裤的背后部分被拧成了一股，紧紧地勒在股沟间。
当地警方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在审讯吴长健获知，吴确实是在勒死聂江艳，奸尸后才离开现场的。但吴长健杀死聂家姐弟的动机是否因强奸而起，目前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在吴道宣和徐丽英的印象中，尽管读书时“从来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吴长健平常在家时却非常听话，从来没有惹过祸。
&&&&在毕节读初一期间，吴道宣发现儿子经常会和一帮人在街上鬼混，“头发染成了黄色，我强行把他拉到发廊里剪掉，并让他退学回家帮忙做农活。”
初二时，还想继续读书的吴长健去爷爷家借了300元钱，继续去毕节读书。“两个星期后，却将从家里带去的木床劈来当柴火烧了。”
为了不让儿子学坏，徐丽英把儿子带到浙江义乌一家装饰品厂打工，自己也留在场里做包装工，“怕他在外面跟人家混，继续学坏”。
打工期间，“他很乖”，从不去外面鬼混。脖子上的纹身是街上一个算命的女人帮他纹上的，她要吴长健称她为干妈，并答应教他纹身的技术。后来，厂里觉得这个纹了身后的青年会影响厂里的人，将他赶出厂了。
平时，父亲吴道宣只是在饭桌上教育孩子们如何做人处世。母亲徐丽英则经常教育儿子“人生最怕的事情是进医院和法院”，嘱咐他不要在外面学坏。
2007年以来，吴长健总共去了三次毕节。
第三次去的时候，他杀死了从未与其发生过任何纠纷的聂家姐弟俩。尽管50岁的吴道宣和39岁的妻子徐丽英至今都搞不清楚，“最想拿到驾照跑车”的儿子杀死聂家姐弟俩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但事实却坚持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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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贵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杨雄&摄影报道
&&&&没有哪种元素的历史像砷那样产生了那么多的悲惨故事。&
&&&&早在公元前500年，古人就知道砷，它的名字源自希腊语“potent&(有力的)”。多少世纪以来，这个“毒物之王”常常被用作杀人的工具。而在中国，几千年前就出现的剧毒药物鹤顶红和砒霜（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砷），也一直在江湖中充当着“杀手”的身份。
&&&&4月3日，来自贵州省疾控中心公布的“贵州省燃煤污染型砷中毒防制健康促进效果评价”结果显示：目前，全省有砷中毒病人近3000人，其中黔西南自治州的兴仁县、兴义市和安龙县就高达2800余人。专家调查发现，3个病区经敞煤火烘烤的玉米和辣椒砷含量超标竟达数倍至近千倍。
&&&&据专家介绍，贵州省兴仁县、兴义市和安龙县是世界上至今仍是唯一的燃煤污染型地方性砷中毒(地砷病)病区，高砷暴露人口近4万人，现症病人2800余人。
&&&&灰色的木门嘎啦一声被推开了。
&&&&黑暗的屋子里空荡凌乱，褐色的药瓶和几口黑铁锅横七竖八地摆放在泥地上。走进屋子，眼睛好半天才适应过来，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从木门背后的角落里散发出来。
&&&“啪嗒”。
&&&&有人拉了一下木柱上的电灯开关，昏暗的灯光下，30岁的颜克兴正俯在红色的铁炉边缘，脸上满是黑色的煤灰，身上裹着薄薄的大红踏花被，一条带子挂在脖子上，带子的两端紧紧地系着踏花被。&
&&&&12岁时，高砷煤就开始侵害颜克兴的身体。后背一处因砷中毒产生的皮肤病变在一次意外擦破后，现已蔓延到胳肢窝，并溃烂成一个大洞，每天都要流出一些恶臭的液体，疼痛难忍，身体已经发生癌变。可怕的是任何药物对砷中毒导致的皮肤癌都没有效果，现在，慢性发作的砷毒将颜克兴的身体摧残到了最颠峰。
&&&&像颜克兴这样深受砷毒侵害并达到晚期的，在兴仁县雨樟镇长庆村不止他一人。长庆村统计员金灿华说，长庆村较为严重的砷中毒患者大约有200人左右。
1、像臭鸡蛋一样恶臭的高砷煤烟
&&&&67岁村民金先贵，是兴仁县雨樟镇长庆村里砷中毒较为严重的患者，同时也是村里最了解砷中毒历史的人。
&&&&他仍清楚地记得，1976年正月，长庆村生产队在开会，因村里再无木柴作为燃料，队长建议村民去离村子14-15里路远的分水岭挖煤，一角钱一担，挖来生产队分给村民使用。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正好挖到了高砷煤。
&&&“高砷煤燃烧时，煤烟和其他的煤不一样，锅底呈现鸡蛋黄的颜色，不会像其他煤炭燃烧那样，锅底呈现黑色，气味像鸡蛋未孵化出小鸡时的臭味。”金先贵说。
&&&&这种被当地人称为“癞子煤”的高砷煤，在被使用了几个月后，有人“开始感到胸闷，双手长满了像癞哈瘼一样的疔节”，突于皮肤表层，非常明显，脚走路时感到生疼，必须借助拐杖。大量村民出现了以皮肤棕褐色素斑与白色脱色斑交错出现，手掌和脚掌皮肤过度角化为特征的疾病。病人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和消化系统症状，严重者发展成肝硬化腹水死亡，后来得知病人实际是由砷中毒发展成了肝癌。
&&&&金先贵的手上至今布满了玉米粒大小的砷疔，黑黑的一片。痒的时候他就用指甲刀或剪刀把砷疔剪掉，剪的时候要流好多血，过不了多久又长出来了。
&&&&1976年端午节，有专家就将当地的燃煤带到贵阳化验。5月12日左右，省里打电话称，长庆村在分水岭挖的煤里，含有浓度较高的砷。
&&&&这一年，在贵州省兴仁县的交乐村，确证了中国最严重的地方性砷中毒事例。
&&&&年，交乐村街道上因砷中毒而死亡的10多个人中最年轻的有40多岁，最老的有60多岁。长庆村的砷中毒患者死亡后，基本上都是被诊断为癌症。
&&&&当时专家调研结果是：砷中毒的原因当地村民逐渐用附近煤山采的高砷煤替代木材为燃料，以及村民习惯使用没有烟囱和炉盖的敞烧土灶取暖、做饭、烘烤粮食和辣椒等食物，使其摄入过量砷而引发的。
&&&&煤在燃烧中能形成极毒的三氧化二砷。这也就是我们现实中的砒霜。事实上，人体吸入这些臭鸡蛋味煤烟里的砷微粒，就是在吸入砒霜。
&&&&来自专家的调查报告显示，1976年贵州省兴仁县877人发生砷中毒，黔西南地区卫生防疫站发现当地煤炭中砷的含量最高达到每公斤9600毫克。年间，&黔西南州卫生防疫站的周代兴在兴仁县和兴义市发现砷中毒病人1548例，煤中最高含砷量达到每公斤8300毫克。
&&&&当时的调查报告是这样描述的：
&&&&交乐全乡及邻乡55个村民组共有1907户，9202人，他们散住在中南部丘陵、谷地和坝子中，以汉族为住，多民族杂居。主食大米和玉米。每餐有吃辣椒的习惯。不少人用煤烧砖瓦和石灰，用煤在烤房内制作烤烟。由于森林减少，数十年来逐渐以煤代柴作为燃料，至今仅6个村民组以柴为燃料。村民住房较封闭，煤灶无烟囱，村民习惯在灶上烘烤辣椒和玉米，冬季用敞地炉烤煤火取暖。
&&&&同时，高砷煤矿区山上的小煤窖日益增加，比比皆是。早年森林密布的山峦已成秃岭，严重水土流失，煤洞流水四溢，其酸性强，含砷、硫和铁量高，流经之处，寸草难生，大部分流入猫石头水库，库内生物几乎绝迹；而其左侧未受煤水影响的石头寨水库，水呈中性，水草鱼虾生机勃勃。
&&&&调查中，专家们竟惊讶地发现，一个6个月婴儿因长期用煤火烤的尿布引起中毒的病例。
&&&&据中科院地化所的检测，兴仁县砷中毒流行区居室内空气含砷浓度要比中国的空气质量允许标准高出5－100倍，空气中的砷在被烘干的食物表面形成覆盖层并渗入食物，使得辣椒和玉米的砷浓度比普通食物要高出30－70倍。
&&&&调查中也发现，每户人家中主要下厨者的病情在全家中往往是最重的；小孩下厨少，因而患病率较低，病情也较轻。冬春季户外活动减少，加上地炉烤火，更增加室内砷浓度，这是大多在冬春季发病的原因。
&&&&一般非海产食物含砷量在1mg/kg以下。而砷中毒区域经高砷煤烘炕的主要食物之一&——玉米含砷量高，特别是辣椒超国标准500余倍。动物实验也证明高砷煤烘炕的食物使实验鼠发病致死。
&&&&黔西南州防疫站的专家曾分别用燃烧普通煤和含高砷煤的炉灶将玉米烘干一个星期，然后再将烘干的玉米给小老鼠喂食。由使用普通煤烘干的玉米喂食的小鼠未出现死亡且生长正常。用高砷煤烘干的玉米喂养小鼠，从第4天开始，白鼠的食欲减退、活动迟钝、立毛、站力不稳、闭眼、颤抖。病鼠逐日增加，病情加重，第9天开始死亡，15天内全部死亡。并且出现明显的肠道、肝脏及肾脏损伤。
2、“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找个最好的自杀方式”
&&&&自杀，似乎成为砷中毒患者的终极自我救赎途径。
&&&&2006年腊月23日，颜四处筹钱在兴仁县买了一千三百多元的止痛药，到了2007年2月初6，所有药物全部吃完。没有药物止痛，那些“尖屁股蚂蚁”像一把把尖锐的锥子不断地刺向颜克兴的身体。
&&&&有一次，疼痛难忍的颜将脖子横在铁炉边缘上，使劲儿来回不断地“割”，试图割喉自尽，未遂。
&&&&2月12日晚，颜克兴让妻子周大琴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同时，还将门板拆了下来刷洗干净，充当棺材，并准备好了农药、寿衣、和冥币。
&&&&之后，他约了村里关系要好的乡邻，准备在吃完丰盛的晚餐后，在乡邻和亲人的目睹下，完成服农药自杀的过程。
最后，却因和乡邻喝酒划拳中，他已将自杀的事情忘得干净。
&&&&乡邻开玩笑说他根本就不是想死，而是想吃点好东西了，颜克兴发誓说，在之前自己绝对是真的想自杀，只是喝酒划拳时把这事给忘了。亲戚们有些生气地说，以后不要轻易跟他们说自杀的事情，等他自杀后，他们再来看他。
&&&&日14时许，疼痛难忍的颜克兴趁妻子去赶乡场时，再次将悄悄藏的一瓶敌敌畏拿了出来，在黑暗的屋子里一饮而尽。药液刚到喉咙时，就感到胃里在翻腾。很快，他的嘴里就开始冒泡沫，舌头慢慢地变得僵硬，意识渐渐迷糊。
&&&&大约10分钟后，脑子开始有些清醒，并隐约能听到电视机里的说话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浑身软弱无力，无法动弹。过了一小会儿，胃里的毒药全都吐了出来。
&&&&他说，创口疼痛的时候，好像有很多尖屁股蚂蚁在咬噬，火燎一样的生疼，“感觉自己好象在那一秒钟都过不下去了”。
&&&&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自杀。
&&&&在喝毒药自杀不成后，他开始寻思着其他自杀的方式，支撑他寻死的理由是：家里穷得连买止痛药的钱都没有了。迄今为止，他已花费了5000元左右的治疗费，很多钱还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现在，家里的粮食还不够给自己送葬，如果自己不死还勉强能维持一年。”
&&&&他盘算着，等自己自杀后，就让腿瘸的妻子以残疾人的名义向政府申请救助，“每年只需要1200元，她就够生活了。”或者，把家里分别为4岁和两岁的两个女儿送给别人抚养。
&&&&27岁的妻子周大琴背着2岁的女儿，在旁边听着，一言不发。
&&&&事实上，在颜家四兄弟中，除了颜克兴外，其他三兄弟和父亲颜学云也分别有砷中毒症状。除了父亲严重外，其他三兄弟的症状都相对轻微些。
&&&&2002年腊月初七上午10时，&54岁的父亲颜学云把全家人都召集到堂屋的病榻前，痛苦万分的他以撞墙为由，逼迫儿女们去把他早已买好的农药拿来，然后当众喝药自杀。兄妹几个都不忍心去拿药。父亲几次威逼后，15岁的幺妹痛哭着去将农药拿了出来。
&&&&在全家人和20多位乡邻的亲眼目睹下，父亲一仰脖，将一瓶敌敌畏一饮而尽。很快，父亲四肢抽搐了10分钟后就断了气。全家人失声痛哭。
&&&“基本上，得了这病的，到最后很少有让自己自然死亡的，70%的人因无法忍受疼痛而选择了服农药自杀”长庆村村民说。
&&&&杜永能、颜学云、金荣泽、郎洪昌、郎洪安、金荣刚、田文堂、张思英、邵光泽、田茂强、张大树……这样因不堪忍受疼痛而选择服农药自杀的砷中毒患者的名字，长庆村村民们随口就能说出一把来。
3、可防不可治的地砷病
&&&&在雨樟镇的一些砷中毒病区，四处可见到“地砷病可防不可治”的标语。
&&&&大量的砷对人体的损害是终身性的。一些药物对急性和亚急性的砷中毒是有效的，可以大大减轻砷的短期危害。但残留在人体内的砷将缓慢发生作用，这些人各种癌症的患病率要大大高于正常人。
&&&“有些药物服用后，可以把体内的砷排出一些，减少病人患癌症的可能。”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宝山说。
&&&&郑宝山认为三种方法可以让砷中毒的状况避免和减轻：不使用高砷煤；或进行炉灶改造，将煤烟完全排到室外；在饮食方面，将被砷污染的玉米和辣椒洗净后再食用，可以大大降低砷的摄入量，还可以通过打工挣钱后，在市场上买大米吃，将玉米拿来喂猪。猪的生长时间比人短的多，猪身上积累的砷达不到使人发生砷中毒的程度。&
&&&&日，贵州省地病办提出了“贵州省砷中毒防治计划”。在这个计划，提出的防治措施是：黔西南自治州要制定一个小煤窑生产管理办法，严禁在高砷煤区采煤，在其附近采煤的开采前要报批，开采的煤要送检，发现高砷煤窑要关闭；私自开采，使用，出售高砷煤的要处罚等。
&&&&其次，要在5年内把6万人、12000户的灶改完，1994年——1998年每年改2000个左右。改灶要建卡，坏了要自行维修，坚持正确使用。
&&&&另外，对病人进行治疗，对皮肤癌变和皮肤溃疡病人要及时进行外科治疗；对已确诊的未经治疗的病人治疗两个疗程等。
&&&&在国家每年几千万元的经费支持下，贵州省燃煤型氟中毒和砷中毒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年，疾控部门在对兴仁县、兴义市和安龙3个病区通过健康教育、改良炉灶等方式进行半年的干预，结果表明，病区高砷煤开采得到完全禁止，1万户家庭完成了炉灶改良，炉灶正确使用率达到90.49%，大多数家庭已经养成烹调前淘洗食物的习惯，玉米和辣椒正确干燥率分别达到91.33%、93.49%。
&&&&雨樟镇政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政府部门已在交乐村和长庆村投资了3000口沼气池。
&&&&郑宝山研究员说，在有条件的地区，使用沼气池不仅节约了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也可以彻底解决砷中毒的问题。但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是贵州人均土地少，很难为所有的沼气池提供最够的生物材料，沼气池常常处在“无米下锅”的空置状态。特别是在贵州高寒山区，冬季沼气池产气量不够使用，农民最需要沼气的时候，沼气池偏偏不能供气。
&&&&国家早就立法规定，砷含量超过每千克100毫克的煤炭禁止开采使用，对于守着高砷煤没钱买煤的贫困农民来说，在煤价飞涨的今天，做到完全不开采与使用高砷煤是很难的。如何为砷中毒病区农民提供他们买的起的低砷煤，解决他们的生活能源问题，是彻底解决砷中毒问题的症结所在。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地化所研究员郑宝山的学术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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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贵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杨雄&&邓倩&&摄影报道
核心提示：
&&&&小寨村出名了。
&&&&这个距离盘县新县城96公里的村寨的出名因为一组数据：全村4551人，涉毒人员达362人，占全县涉毒人数的四分之一。
&&&&新华社的报道显示，马依镇这个只有2万多人的乡镇，至今有696人因贩毒而被叛刑，62人因贩毒被叛处极刑，历年涉毒人数达852人，在册吸毒人员156人。对于一个西部农业乡镇而言，这组数据无疑（是）很惊人。
&&&“坐牢一阵子，享受一辈子。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成为这个乡镇很多村庄村民的贩毒致富梦。
&&&&火炉上，一口黑铁锅周围弥漫着淡白色的水蒸气。
&&&&弥漫的蒸气中，两个分别为21岁和19岁的少年屈着身子，正俯在红漆铁煤炉上大口地扒拉着碗里的饭。
&&&&头发凌乱，黝黑的两张面孔上，两双眼睛斜斜地穿过水蒸气，警惕地扫视着走进屋来的一群人，头微微抬了一下后，又继续埋下去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屋子里显得有些肮脏凌乱，家具破败，破旧的衣服随处堆放着。
&&&&一位瘦削的中年妇女从里屋迎了出来。
&&&&这就是令小寨村一夜之间闻名于全国的大毒枭余荣达的家。两个少年正是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妇女是他已离婚8年之久的前妻王文琴。
&&&&日，余荣达案发后，在羁押期间因无毒品吸食，于4月18日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本已改嫁的前妻又回到了这个败落的家庭。面对记者的来访，一家人无比警惕，两个儿子远远地站着，眼里满是极不友好的神色。
一个村庄的贩毒现实和背景
&&&&42岁的王文琴的记忆轻易地就滑落到他们结婚后的情景：余荣达年轻时，很勤劳，但因土质不好，每年所有的土地只能产出百余斤小麦，而玉米也只有1000斤左右。王文琴从娘家带来的酿酒的手艺，支撑了这个新婚家庭最初的几年光景。
&&&&当两个儿子出生后，为了增加经济来源，余荣达和妻子每天到门前的白坟河里磨芭蕉叶粉卖，近4000元的年收入基本能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在村民眼中，余家勤劳本分，且家庭经济比较宽裕。
后来，余荣达认识了马依镇打洞村“白手起家”的富人杨毓权。
&&&&很快，余荣达跟杨毓权熟悉起来。不久，杨的女儿杨润取王文琴而成为余的第二任妻子，并和岳父及几位舅子结成一个规模的家族式贩毒集团。
&&&&来自当地警方的消息称，上世纪90年代，作为云南警方“有案底”的在逃犯，借助彼时信息闭塞、山高地远的“优势”，余荣达偷偷潜回了老家盘县马依镇，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的“暴发户”。
&&&&在村民的印象中，有一件武器始终不会离开余荣达的腰间，那是一把锋利的小斧头，“就连喝酒吃饭的时候，他都要将斧头摆在面前的桌上。
&&&&经常进深山里赌钱的他出手阔绰，“输几十万完全不当回事”，那把别在腰间斧子，仍令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日下午，余荣达在马依镇一个农民家中被发现。为了抓捕余，警方调动了包括周边派出所在内的六十余名警力及警犬。当警察按住他时，睡梦中，他的右手还握着那柄斧子。
&&“缴获初制海洛因4325克，海洛因329.5克，毒资80多万，共逮捕15人，两人在逃，连贩毒上线的上线也被端掉。”其用贩毒得来的30多万元修建，“就连卫生间里用的都是防盗门，墙柱里用的钢筋比一般的房屋还要多几根。”的小洋楼，也在日被公开炸毁。&
&&&&像余荣达这样张扬的毒枭，在小寨村并不多见。但像余荣达这样，将贩毒作为致富的最佳渠道的，绝不仅仅只有余荣达一人。
&&&&据马依镇政府禁毒委提供数据资料显示，小寨村全村4551人，涉毒人员达362人。占全县涉毒人数的四分之一，“不少人家因贩毒，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寡妇，生活十分凄惨。”外界很多人只知道有个小寨村，却不知道有个马依镇；很多外省人只知道马依镇，却不知道盘县。
&&&&小寨村所在的马依镇是贵州省毒情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
&&&&截止2006年底，这个只有2万多人的乡镇，已有707人因贩毒被判刑，其中62人因贩毒被判处极刑，历年涉毒人数达866人，在册吸毒人员159人。
&&&&小寨村的贩毒现实，有着太多的力量在推动。
&&&&马依镇政法委书记唐本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马依镇是一个典型的西部纯农业乡镇，农民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靠种植一些常规农业作物和外出打工来维持。1998年以前，这里甚至没有用于人力运输的客车，至今仍无任何工业项目，马依镇经济十分落后，一直是国家级重点扶贫乡镇。
&&&&2006年，马依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638元，处在全县乃至六盘水市的挂末水平。镇长张达权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深度的贫困、暴利的诱惑和法律知识贫乏，是农民屡屡为贩毒铤而走险的主要原因。
&&&&同时，盘县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从上海至云南瑞丽的320国道贯境而过，横穿六个省市，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境外毒品运输的一条捷径。
&&&&追溯小寨村的贩毒史，应当回到解放以前。
&&&&唐本波说，解放前，由于全国各地战事频发，没有人管，加上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落后，“农民对大烟的危害认识上形成盲区，大部分贫瘠的土地又都处于25度以上的坡耕地，粮食产量不高，特殊的人文、地质环境使当时村民们普遍种上了鸦片。”
&&&&85岁的赵运会说，当年她们也种过大烟。每到庄稼秋收后，村民便开始种植罂粟，次年3、4月就开始收割。除了用马驮到90余公里外的兴义换粮食、布匹外，还专门有人上门来收购罂粟。
&&&&每到收割的时候，就会有人背着米耙到小寨村的田垄间来换大烟，“一斤大烟换二两米粑”，有的大烟卖不完，就在地里烂掉了。“流通形式比较原始，没有具体的价格体现”。
&&&&解放后，国家重视禁毒工作，提倡禁绝毒品，罂粟种植终于中断下来。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外出的大潮渐渐高涨，人口密集的小寨人外出的越来越多，大都到了临近的云南，有人看中了鸦片成倍的利润，零星地带回来贩卖给有瘾的人。&&&&&&&
&&&“自1988年，国家开始重视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以来，被捕的马依籍犯罪分子人数就比较多。”据专家介绍，“毒品运输每增加一百公里，其利润就翻一倍。”
&&&&90年代中期，海洛因出现后，村庄里有人不惜铤而走险，亲自步行前往中缅边境运购毒品，一个月的时间往返，回乡后突然暴富。这样的暴富模式吸引了村庄里不少人。
&&&&2000年以前，全国各地打击的毒贩中，马依镇籍的便有一百多人，此后渐渐多了起来。2004年，全国抓获的马依镇籍贩卖毒品人员便达74人，从而“外流贩毒”名声大噪。2004年，马依镇被列为全国13个毒品重点整治乡镇之一。
&&&&从盘县南往马依镇，一路上都是禁止贩毒，坚决打击贩毒的标语。毒患开始从繁华的城市渗透到平静的村庄，成为村庄暴富心理的村民选择的致富路径。&然而，采访中，村庄里的村民似乎都在回避，及尽量轻描淡写这样的致富“捷径”。&&&&
家族的力量
&&&&在余荣达这个贩毒集团的逮捕名单中，成员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其中，有余的妻子、岳父、姨娘、舅母、3个舅舅、舅舅的亲家，甚至还有岳父的亲家。这些成员构成了一张严密的贩毒网络。
这是马依镇典型的家族式贩毒模式。
&&&&民间关于家族式贩毒模式的最早传闻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小寨村一张姓人家的户主长期在外面营生，后来在缅甸边境认了一位做毒品生意的亲家。他将毒品从亲家那里带回来贩卖后，逐渐暴富。随着这个贩毒团伙被击溃后，其5个儿子也全部被捕，有的还被判了无期徒刑，从而成为当地最早被打击的典型贩毒家族。
&&&&而余荣达贩毒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余荣达负责集资，组织货源，联系买主。岳父杨毓权负责接送买主，洽谈交易。其余成员负责保管毒资，藏匿毒品和守护、运输毒品等任务。对于如此详细且职责明晰的分工，被形容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网络。
&&&&多位办案民警称，小寨村的家族贩毒模式的形成并非毫无来由。
&&&“因为毒品交易都是在暗中进行，不能对外，所以必须找亲信来合作。此外，暴富的人在家族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人通过贩毒富裕起来了，其他的亲戚就会找过来，让其带领致富。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家族贩毒模式。”警方说。
&&&&上世纪80年代，如果家族贩毒集团中有成员栽倒在警方手里，该成员就会守口如瓶，绝不会供出其他成员来。当这个成员被警方依法处决后，家族贩毒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就自愿凑钱为他抚养后代，这种方式后来形成了当地家族贩毒集团内部的一个陈规。
&&&&盘县城关镇派出所所长王世云介绍，当家族中有成员被警方抓捕关在监狱时，家属去探望时，被抓捕的毒贩就会在狱中将贩毒网络口头传授给家属，家属回去后再继续将贩毒网络承延下去。
&&&&到了后来，小寨村的贩毒家族式网络开始因联姻而向周围其他村寨延伸。
&&&&在家族贩毒网络形成之前，马依镇的贩毒模式是非常单一的，警方一旦获知线索，很快就能抓捕住毒贩。“那时毒贩的反侦察能力还不强，所以非常容易就能被抓获。”。
&&&&在家族贩毒网络形成之前，马依镇的贩毒模式是非常单一的，警方一旦获知线索，很快就能抓捕住毒贩。“那时毒贩的反侦察能力还不强，所以非常容易就能被抓获。”
&&&“后来，因警方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毒贩的反侦察能力也开始不断地增强。警方要想达进内线，必须经历对方的反复试探和考察。直到对方觉得你不是‘红线’（警方乔装的买家）才肯出手。单一的贩毒模式也逐步演变成家族贩毒网络模式。”王世云所长称。
&&&“坐牢一阵子，享受一辈子。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
&&&&这句话成为马依镇家族式贩毒网络成员的共同心理。而后来警方侦破的家族贩毒网络案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为这句话做了最真实的注脚。
&&&&当暴富和高风险两种意识在交锋时，后者最终战胜前者，让很多家庭前赴后继地陷于其中而不可自拔。
贩毒路径与利润空间
&&&&熟悉盘县地图的人都知道，盘县地处滇、黔、桂三省结合部，毗邻云南省曲靖地区的富源县、宣威市。盘县政府官方网站首页一篇名为《&盘县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工作基本情况》的文章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我县近年来成了毒品流向全国内地的重要通道，并逐渐发展成为毒品消费市场和深受毒品危害的重灾区。”
&&&&公开信息表明，2001年7月，盘县被国家禁毒委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县，被要求要集中力量进行整治。
盘县警方称，刚开始，流入盘县的毒品还只是罂粟的时候，主要从广西传入。当贩卖的毒品从1998年左右逐渐演变为海洛因后，就主要是昆明和缅甸及金三角等地流入了。
&&&&马依镇的一些农民到了昆明后，一些人白天打着捡破烂、做苦力的幌子，暗中运送毒品。为了逃避打击，甚至动用孕妇来做“马仔”。他们中不少人居住在昆明郊区的废旧民房里，当“生意”做大后，就开始潜入深山打着“养猪、种地”的幌子，借助险要山势继续做着毒品贩卖的营生。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交通和地理因素的制约，但马依镇仍有人不惜铤而走险。为逃避警方缉查，经常会步行一个月左右，亲自前往云南瑞丽、缅甸边界购进海洛因。
&&&&王世云说，有的毒贩为了躲避警方缉查，通常采取步行和乘车交换着运输毒品进行，两个人一组，将毒品绑在脚脖上，前面的人负责探路，后面的人负责运输。“如果前面的人发现有警方在查缉，就立即电话通知后面负责运输毒品的人步行，直到没有警方缉查时，再重新乘车行进，直到目的地。”
&&&&2002年，盘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与云南富源的交界处平关设置了检查站，并加大了缉查力度。查获了大量运输毒品案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警方对贩毒打击力度的加大，毒品在当地价格也相继发生了变化。1998年，毒贩从缅甸直接购进海洛因时，价格为每克30-40元，运到当地后售价为每克100元。2005年，纯度为70%-80%的海洛因，在云南瑞丽进价为每克40—50元，运到昆明后价格涨为100元，运到盘县并掺假后的价格为每克300元。如今，掺假后纯度不断降低的毒品海洛因价格已涨至每克600元。假如再从马依镇运往浙江等地，价格又将持续上涨数倍。
&&&&有专家称，“（毒品运输）每增加一百公里，毒品价格便翻一倍。”而盘县至的距离约300公里，从昆明至瑞丽的距离则约为800公里。如此一来，海洛因的利润空间显然颇为壮观。
&&&“警方打击得越紧，海洛因在当地的销售价格就越高。”盘县禁毒大队一位警官称，“吸毒人员一般不可能知道所购买的毒品纯度，瘾上来时已顾不了那么多。”
&&&&在年轻的马依镇派出副所长王智辉的印象中，马依镇人出去打工，在被警方检查身份证时，对方一听说是马依镇的人，盘问的时间往往就要会更长一些，检查得就更认真得多。曾有人抱怨“要把户口迁出马依去！”
&&&&唐本波说，当全国各地抓到的众多外流毒贩中被证实是来自马依镇后，很多外地人甚至不知道盘县而只知道马依镇了。这无形中给马依镇籍人带来了相当的外界压力。为了减轻这些无形的压力，一场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救赎正在这个农业乡镇展开。
&&&&2004年，发生在马依镇政界的几个故事，至今在盘县政界和民间广为流传，并给马依镇政界带来了相当大的震动——
&&&&2004年5月，马依镇小寨村民余昌江（原马依镇综合办主任）因1997年因贩毒被判刑，后因刑满释放。
&&&&5月27日，余昌江与其妻在家中宴请亲朋好友，马依镇党镇领导有党委委员赵某、副镇长周某、组织委员唐某、宣传委员唐某等7人参加，另有干部职工37人参加，其中中共党员16人，并都送了礼金和礼品。
&&&&2004年8月，马依镇小寨村村民余秀合犯贩卖毒罪在广西被判死刑并执行枪决。8月25日，余秀合的家属为其在家中办丧事，马依镇的党员赵某和扶贫站站长王某前去上祭。
&&&&2004年12月，余秀凯因犯贩卖毒品罪在云南被枪决。
&&&&12月5日，当家人在马依镇小寨村为余秀凯办丧事时，马依镇党镇党委委员赵某、副镇长岑某、副镇长周某三人参加，另有干部职工等10人参加参加了葬礼，并分别送了礼金。
&&&&日，盘县纪委以“对全镇的毒品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政治立场不清、政治敏锐性不高、敌我政治鉴别力不高，参与贩毒死刑犯丧事和贩毒刑满释放人员的宴请活动，客观上给当地的禁毒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由，免去了参加上述活动的人员的党委委员及现任职务，该镇原党委书记张某也因此类事情的多次发生而负主要领导责任，被免去党委书记职务。
&&&&此外，由于外流贩毒者很多集中在打工的群体，为了从源头上进行禁毒，马依镇政府对当地打工群体做了登记和统计。
&&&&在这项工作中，村干部每半年及时与外出务工人员取得联系，让外出务工者填写一张表格，反馈务工进展，打工所在地表现。在这张表上，必须要有外出务工者所在单位的证明和公章。
&&&&并且，当地政府还在村里颁发了《禁毒村规民约》，并和村民签定了禁毒合同。如果村民违背了《禁毒村规民约》和合同规定，将会被处以相应的罚款。
&&&&同时，六盘水市禁毒委还出台衡量各级政府工作成败的“一票否决制”。
&&&“年终考核时，如果禁毒指标没完成，那么我们所有的工作和成绩都将被否决，并且还将追究一把手和负责人的责任。”唐本波说。这项在多个部门推行的制度将政府禁毒的力度推向了一个颠峰。
&&&&尽管救赎仍在继续，但一个让人难以预测的现实问题是：毒患和舆论漩涡包裹下的村庄的命运最终将滑入怎样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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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贵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王小乔&何海宁&□楚&寒(本人临时笔名)
　　11月27日，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五口及保姆六人被血腥灭门。报案时间是早晨7∶55。
&&&&满地鲜血，家具凌乱。文建刚夫妻和文的四姐呈三叉型躺在客厅里，面部朝上。客厅&里还有保姆的尸体。岳母和小儿子的尸体在三楼卧室，5岁的小孩脑壳变形，脑浆浸湿了衬衣。
　　凶手的残忍令人震惊。
　　包括7名公安部一流专家、省公安厅20多名各类专家组成的专案组以罕见的速度破案。来自警方的信息称：嫌凶曹辉，42岁，一个曾因流氓罪获刑17年的本县人，目的是劫财。
　　案件还在继续侦查，但不到500字的官方表态却掀起了第二轮风雨——包括文建刚亲属在内，兴仁民间和国内舆论都在质疑这个暂时的通报。甚至县一中中学生在周记里也写道，他不相信这样的结局。
　　12月4日，42岁的文建刚入土，但案情疑窦尚如谜。
案情与质疑
　　几天来，兴仁阴雨连绵。
　　曹辉家铁门紧闭，一袋记者送去的苹果孤零零堆在地上。嫌凶消息甫一公布，记者踏破了门槛。如今曹的母亲已悄然离开。
　　“真的没有想到啊。”住在楼上的丁重衡叹了口气。他和曹的继父王新是老同事。在他印象中，曹辉是曹家最懂礼貌的孩子：“见面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
　　王新原是县卫生局副局长，再婚家庭，各有4个儿女，曹辉在曹家排行老幺。许多老干部都知道曹辉家不缺钱，据说王家老二在外地做房地产、超市生意，丁重衡记得，2000年曹辉刑满返家后，王老二给他几万元做生意。“说他抢钱，我觉得有点怪。”丁重衡说。
　　12月2日，警方向外界公布结果的当天晚上，在兴义市殡仪馆内右侧的一间低矮平房里，文建刚的四姐夫张利江和他的儿子、大哥、另一个亲戚围坐在火炉旁边，一字一顿地向记者说出他们心中的疑虑。
　　“首先，我们看是否符合入室抢劫的要素。如果是入室抢劫，为什么偏偏要等到家里人最多的时候？为什么不挑人最少的时候？”
　　“一个人怎么能杀了六个人，而且文建刚经常锻炼，身体非常强壮，制服他一个人都有问题，怎么杀六个人？”
　　张利江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稳，但到最后还是下意识地抬起手臂、提高了声调，连问了几个“为什么”、“怎么杀”。大哥文建国在一边嗫嚅：“是啊，他有1米82呢。”
　　“接着，如果是入室抢劫，为什么方如琴(文妻)脖子上的金项链、手上的金戒指都还在？她和文建刚的手表也都在？”
　　“曹辉认识文建刚的爱人方如琴，哪有入室抢劫熟人的？曹辉的嫂子金梅和方如琴都在水利专科学校工作。”
　　“手表贵吗？”记者问。
　　“2万多呢，他不抢？”大哥说。
　　“最后还要说，文建刚家里收到过好几次恐吓信、恐吓电话，还有网上留言。说什么要对一些人手下留情，否则就当心你的儿子。”张利江接着说，“最近的一次是十天前，恐吓电话。”
　　12月6日，黔西南州公安局宣传部答复本报记者：“1个杀6个是可能的，这是事实。”&警方负责人并通过媒体称：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通过姐姐与被害人文建刚之妻相识。知道文建刚经过商，如今又是县长，家里肯定很有钱。于是心生歹念。
备受争议的性情县长
　　如果没有这惨绝人寰的一夜，第二天，文建刚将在州里参加双拥模范表彰大会。
　　“我们县可能要被州里树为双拥模范县了，明天我去开这个会。”11月27日20∶27，一个老朋友接到文建刚的电话，语气轻松。文建刚正坐在丰田越野车上，赶回兴义市区家中。他对交往了24年的老朋友说，自己住了10年的老房子想重新装修，两人谈着装修材料的价格。
　　文建刚也将是拥军优属先进个人。11月24日，公告已贴在县府门口橱窗内。如今，过了3天公示期的公告依然安静地贴着，只不过旁边多了一张讣告。
　　文建刚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县委办公楼2楼召开的常委会。下个月，兴仁县要开“两会”，选举新一届政府，这一次是预备会。
　　他极有可能连任县长。如果没有去年一次仕途挫折，他甚至可能荣升县委书记。“他的呼声很高。”一位曾担任县长的老干部说。
　　许多官员和离退休干部对文建刚不吝溢美之词，称文在任期间，兴仁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前年财政收入过亿，去年在州里从第三名升到第二名。”一名老干部说。
　　去年，一直缺位的离退休补贴开始发放，三四百元不等。“这说明财政有钱了。以前是讨饭财政，后来是吃饭财政，现在是建设财政。”退休县长说，财政有钱进行城镇建设了。
　　与美誉结伴而来的，是争议。“他是全州组织部管辖范围内的官员中最受争议的一个。”州委组织部一名官员称。
　　2002年5月，刚任代县长时，文建刚作风“直接”，有人认为“他说话很冲”。
　　“我不缺钱，我把我的工资都捐出来，资助贫困学生。”在第一个月的全县干部大会上，他当众宣布。所有的朋友都批评他，认为这没有考虑到其他干部的感受。
　　不到半年，他和当地干部有些不愉快的传言就飞到了兴义。“他开始向我诉说为官之难。”好友李良农说。
　　这可能延续了文建刚从教期间的性格。在贵州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他在兴义一中教政治。“他是给学校提意见最多的人。”原兴义一中党委副书记查长福回忆，“看到别人犯错，就直截了当批评，而且说的话很尖锐。”
　　他甚至当面指责查长福胆子小，有意见也不敢提。在旁人眼中，他的作风有些独特。
　　接受文建刚资助的北京大学学生左祖晶介绍，文建刚喜欢看书，当作工作的调剂。主要是经济、历史，也阅读费尔巴哈等哲学著作。他收藏金庸和古龙小说。左祖晶说：“这样偏远的地区，他在思想上是比较孤独的。”
　　“他喜欢楚留香的悲哀深沉、小李飞刀的洒脱。”李良农说。
骂声与处分
　　孤清的性格注定文建刚在施政上过于理想化。4年来，他招来许多骂声。
　　2003年初，文建刚力主旧城改造。很多老路宽5米，坑洼不平，两侧商铺低矮破旧。“他把我们兴仁掀个底朝天。”这是一个旧城区拆迁户对改造方案的理解。
　　“城镇建设就要一步到位。”兴义市有块新城区是文建刚心中的模板，那里街道宽10米以上，路面干净，房屋整齐。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盘活城市存量资产；坚持“谁投资，谁经营；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这是文建刚的设想。
　　改造遭到了被拆迁户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到州、省上访，甚至有人认为“这里有官商勾结”。再加上一些官员亲属也有门面，文的城建蓝图破灭。
　　也有公民赞同旧城改造，只是“文县长的思路太超前了，兴仁的老百姓跟不上”。“光有好的动机是不够的。我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可能也不对。”文建刚事后对李良农说。
　　“这一次，是他政治理念从理想跌入现实的转折点，”李良农评价，“从那以后，他连这个念头都没有提过。”
　　另一个仕途转折点是整顿煤窑。
　　兴仁是全国2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民间戏称：“一个背篓一把铁锹，一天就能挖出1000元。”与国内其他产煤区相同，在兴仁，小煤窑满山遍野。
　　截至2005年8月底，兴仁发生煤矿安全事故12起，死亡25人。其中无证非法煤矿的8起，死亡16人。省里先后3次下达了整改建议书，但收效甚微。这被上级认为“均未引起重视”。正值中央要求整顿小煤窑，兴仁在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中首当其冲。
　　2005年9月，文建刚被停职检查。“他停职期间很乐观。”李良农回忆。
　　“虽然没法‘签字’，但他还在工作。”退休县长说。整顿煤窑的工作继续进行。3个月后，他恢复职务。
　　整顿小煤窑，切断了很多人的财路，不少人几百万的投资成泡影。&
　　一个自1950年代就采煤的村子，被端掉了30多个非法小煤窑。另外一家被停产的煤矿，以前每天都有100辆运煤车排队，直排到村头。现在，轨道上的运煤斗车锈迹斑斑。光线暗淡的简易屋里，窝着几个留守的人。
显赫家族与从政理想
　　在担任县长之前，文建刚更迭过多种身份：教师、校团委书记、下海干部、监察局的主任、公司老总。如此顺畅而又跳跃的履历背后，是一个在兴义堪称“显赫”的家族。
　　文建刚五姐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任兴义市税务局副局长，现已升任州国税局局长；三姐是州审计局纪检组长；大哥退休前在州人民银行做办公室主任；六姐和遇害的四姐分别在地税局和国税局工作；大舅子经营着本市行业内数一数二的汽车运输公司。
　　在前往兴仁前，他的家底殷实，且不忌讳称富，他有流传很广的一句“冲”话：“我不缺钱，我就是想为兴仁做点事。”
　　文建刚从前是缺钱的。1992年，他的大儿子摔伤，后脑受伤严重，整个半身无法动弹。医疗费用耗尽了文建刚的积蓄，还向亲戚借了不少钱。
　　他的好友认为，这个导致了他放弃在市监察局的工作，停薪留职，进入当时最流行的建材行业。他拼命赚钱。有一次运货车超载，“整个车都翘起来了，回来跟我说，他拣回了一条命。”一个好友回忆说。
　　由于切中了市场脉搏，他的生意越做越大。3年后，文建刚分别给自己家和大哥盖了3层楼房，然后回到州监察局做主任，后到兴义市运输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在运输公司，文建刚的改革强硬。他卖掉停止运营的几百辆汽车，撤掉4个处级部门，精简一半的员工，并免去几个处长。他每天和其他职工一样挤公交车，直到工作理顺后他才开始用自己的桑塔纳轿车。
　　文建刚是正县级干部，接待干部的规格比较高，这需要不少费用。为了节约，他开始戒烟，这样可以不买烟接待。后来，他干脆选择只接待正县级以上干部，一个用茅台酒招待客人的副总经理，甚至被他调去负责驾校工作。
　　最终，运输公司扭亏为盈。
　　2001年，文建刚到上海交大读MPA。三个月里，妻子的姐姐带着他认识了很多企业界人士。回来后，文建刚向李良农大发感慨：“看了这么多企业，才知道我原来沾沾自喜的运输公司多么不值得一提，而且那些企业家都比我年轻。”
　　他寻求进一步的突破。这时，从政再次进入了他的视野。“人生要多一点体验，才不枉此生。”他对好友这样说。
　　4年后，厄运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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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杨雄&&
&&&&每逢7天一次的集市，湄潭县西河乡的村民们常常会三五人集中在乡场上的某个角落里，互相交谈病情以及他们对死亡的恐惧。
1998年农历7月15日，当西河乡西河村村民张维云33岁的生命终止于一个名为“矽肺病”病魔手掌之始，这个“全省百个贫困乡镇”之一的小镇再也无法平静（本报曾做过报道）。
截至今年农历6月10日，西河乡的和平村、西河村、西坪村以及仁合村就先后有16人死于这场慢性病患。
而这场前所未有的可怕灾难始于1980年代末，部分西河乡村民去福建莆田仙游县郊尾镇东湖村（以下简称东湖村）石英砂厂打工时感染了可怕的矽肺病。
从那时起，死亡一直在继续。
1992年春节后，张维金和爱人陈万琴受亲戚之邀，一起前往福建莆田市郊东镇东湖村石英砂场打工。亲戚说，在石英砂场打工，只要辛苦点，一个月能轻松地挣上1千多元钱。
对于90年代的西河乡村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数字。因为，那时当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月薪也就300-400元左右，而这个数字显然要比机关工作人员高很多。
做了两年的石英砂筛工之后，张维金找了个机会进入砂厂管理层，从此很少与浓度较高的石英砂尘近距离接触。而妻子陈万琴却仍在高浓度的石英砂尘中帮助自己的亲弟弟筛砂和装砂。
对张维金而言，打工致富的梦想也许并不遥远。
2000年农历7月6日，西坪村。
阵阵悲恸的痛哭声从村民王营贤家凄厉地传出，在这个乡间村落显得分外清晰，36岁的王营贤最终因患矽肺病三期不治而亡。
而早在之前的1998年至1999年之间，就分别有两位曾在东湖村打工的村民相继死去，死去的原因都是患矽肺病所致。而当时，这个现象并未引起打工村民的注意，他们也“没有想到矽肺病有那么厉害。”
王营贤，西河乡第三个因矽肺病而死去的村民。当消息传至东湖村后，恐惧开始在来自西河乡的打工村民中无限地蔓延。两个月后的农历9月21日，西河村32岁的村民张维电也因患矽肺病而死。
张维电是张维金的弟弟，和死去的几个人一样，都曾在东湖村的石英厂打过工。
惊恐万分的打工村民开始陆续返回西河乡。病魔也藏在他们的肺里回到家乡，部分返乡村民也开始逐渐感到气闷、咳嗽和呼吸困难，矽肺病正慢慢侵袭着他们的身体。
张维金认为自己还算是幸运的，虽然他目前已是矽肺病二期患者。他的幸运在于，与他同时期去的7个人中，只剩下他一个了，“其他的全死了。”这死去的6人中，有一个就是比他小3岁，去年农历9月8日刚死去的妻子陈万琴。
2004年元月，陈万琴与丈夫同时被诊断患上了矽肺病，并很快地转为二期，但因她吸入的石英砂尘要比丈夫要多，所以她的病情明显要比丈夫严重得多。
据当地村民透露，他们当时多数是以血缘关系链条聚团而去东湖村的，而这一现象也就导致了后来为何当地的矽肺病事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从一个矽肺病患者身上，就必定能推测这个家族中，完全可能还有其他矽肺病患者。
据当地村民介绍，整个西河乡的几十位矽肺病二、三期患者基本已不能做重活，否则就喘不上气来，平时只是在家里做点轻松的活计。而家里的重活则大都依靠女人、幼子及亲戚。&
并且，当有的年轻矽肺病患者去世后，其妻子便选择了改嫁，家里就留下了10岁以内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石英砂原罪
矽肺病的罪恶之源正是石英砂粉尘中的二氧化硅。
福建莆田市郊东镇东湖村是一个很大的村落，因盛产石英砂而盛名于福建莆田。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个村就开始开采石英砂，采来的石英砂被送到玻璃厂、钢材厂和陶瓷厂作为加工原料。
39岁的匡明，仁河村矽肺病三期患者，他向记者描述了东湖村石英砂厂的工作流程：工厂外面的民工将石英砂洗好后，通过运输带传送至厂房里面的球磨机，当球磨机将块状的石英砂磨碎后，再传送至筛网。当筛网将粗的石英砂过滤后，剩下的石英砂粉末就被工人包装成袋，并送到需要的厂家。
匡明称，西河乡被感染上矽肺病的村民在石英砂厂打工时，大都处于这个流程的终端，“整个厂房里面都是白茫茫的，很难辨清人影。”而在这个流程终端作业的民工，自然成了矽肺病感染率最高的群体。&
据西河乡大多数矽肺病患者回忆，在东湖村石英砂厂干活时，惟一的防护措施就是戴一个口罩，并且“就算是戴着口罩，粉尘也能被吸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