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金融研究》2021年第9期刊发文章，以下为文章全文）利率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利率市场化是经济金融领域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经过30多年的持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收益率曲线也趋于成熟，为发挥好利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功能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利率是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变量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作为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的信号，利率与劳动力工资、土地地租一样，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同时，利率也是对延期消费的报酬。考察利率对行为和配置资源的作用，主要以真实利率（也称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为尺度。理论上，自然利率是宏观经济总供求达到均衡时的实际利率水平。实践中，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老百姓的储蓄和消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进出口和国际收支，进而对整个经济活动产生广泛影响。因此，利率是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变量。利率对宏观经济运行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实现。从消费看，利率上升会鼓励储蓄，抑制消费。从投资看，利率提高将减少可盈利的投资总量，抑制投资需求，即筛选掉回报率低的项目。利率对进出口和国际收支也会产生影响，国内利率下降，刺激投资和消费，提升社会总需求，会增加进口，导致净出口减少，同时本外币利差缩窄，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出，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当然，真实世界中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比上面的简化说法复杂得多。均衡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是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储蓄行为、投资行为、融资行为在金融市场中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通过银行存贷款、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等进行投融资活动，并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和各类资产上）。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配置过程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来导向的。在这个过程中，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决定资金流向，从而决定金融资源配置的流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由金融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效率要比计划经济高得多，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要好得多。中长期看，宏观意义上的利率水平应与自然利率基本匹配。由于自然利率是一个理论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具体水平较难估算，实践中一般采用“黄金法则（Golden Rule）”来衡量合理的利率水平，即经济处于人均消费量最大化的稳态增长轨道时，经通胀调整后的真实利率r应与实际经济增长率g相等。若r持续高于g，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企业经营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r低于g时往往名义利率也低于名义GDP增速，这有利于债务可持续，即债务杠杆率保持稳定或下降，从而给政府一些额外的政策空间，但也有研究表明，至少在新兴市场r低于g不足以避免债务危机。总体上r略低于g是较为合理的，从经验数据看，我国大部分时间真实利率都是低于实际经济增速的，这一实践可以称之为留有余地的最优策略。但r也不能持续明显低于g，若利率长期过低，会扭曲金融资源配置，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资金空转等问题，超低利率政策难以长期持续。由于利率不仅影响微观主体投资收益、融资成本，更是平衡宏观经济总供求的关键，成熟市场经济体都将利率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利率是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关键。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我国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既适应中国国情，又与国际基本接轨，在有序放松利率管制的同时，高度重视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发挥好利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功能。二、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经过近30年来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以及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调节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图1 我国利率体系和调控框架表1 我国主要利率品种我国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利率品种包括：（一）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与利率走廊。公开市场操作7天期逆回购利率是央行短期政策利率，目前利率水平为2.2%。央行通过每日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持续释放短期政策利率信号，使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DR）等短期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并向其他市场利率传导。同时，通过以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利率为下限的利率走廊的辅助，将短期利率的波动限制在合理范围。其中，SLF是央行按需向金融机构提供短期资金的工具，由于金融机构可按SLF利率从央行获得资金，就不必以高于SLF利率的价格从市场融入资金，因此SLF利率可视为利率走廊的上限。目前7天期SLF利率为3.2%，也就是7天期公开市场逆回购利率加100个基点。近期，人民银行推动SLF电子化操作方式改革，有序实现全流程电子化，有利于提高操作效率，稳定市场预期，增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性，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超额准备金利率是央行对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付息的利率，由于金融机构总是可以将剩余资金放入超额准备金账户，并获得超额准备金利率，就不会有机构愿意以低于超额准备金利率的价格向市场融出资金，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可视为利率走廊的下限。目前超额准备金利率为0.35%。图2 短期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二）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MLF利率是央行中期政策利率，与公开市场操作7天期逆回购利率共同构成了央行政策利率体系。目前1年期MLF利率为2.95%，代表了银行体系从中央银行获取中期基础货币的边际资金成本。2019年以来，人民银行逐步建立MLF常态化操作机制，每月月中开展一次MLF操作，通过以相对固定的时间和频率开展操作，提高操作的透明度、规则性和可预期性，向市场连续释放中期政策利率信号，引导中期市场利率。以一年期同业存单（AAA+）到期收益率为例，近两年除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与MLF利率出现临时性偏离以外，其他时间基本围绕MLF利率为中枢波动。图3 中期政策利率和同业存单利率（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019年8月，人民银行推进LPR改革，报价行在MLF利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资金成本、风险溢价等因素报出LPR，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经过两年来的持续演进，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已基本参考LPR定价，存量贷款也已完成定价基准转换，LPR已代替贷款基准利率，成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的主要参考基准，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升。改革后，贷款利率隐性下限被打破，LPR及时反映了市场利率略有下降的趋势性变化，有效发挥方向性和指导性作用，引导贷款实际利率有所下行，并且形成了“MLF利率→LPR→贷款利率”的利率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有效疏通，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之间的相互参考作用也有所增强。图4 改革后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的相互参考作用有所增强（四）存款准备金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是央行对金融机构存在央行的准备金支付的利率，分为法定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目前，我国的法定准备金利率为1.62%，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利益，支持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2020年超额准备金利率由0.72%降至0.35%，与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一致，统一了居民在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水平，比较公平。同时，降低了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收益，提高了其闲置资金的机会成本，有利于促使银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其用好自身资金增加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图5 存款准备金利率（五）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2007年人民银行推出了Shibor。Shibor是由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报价团自主报出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计算确定的算术平均利率，是单利、无担保、批发性利率，包括隔夜到1年期的8个期限品种，形成了完整的期限结构，可为不同期限金融产品定价提供有益参考。目前Shibor已被应用于货币市场及债券、衍生品等市场各个层次的金融产品定价。自Shibor建立以来，人民银行持续对Shibor进行监督管理，有效地保证了Shibor的报价质量。同时，按照借鉴国际共识与最佳实践的总体思路，人民银行积极参与国际基准利率改革，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分别发布了境内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转换系列参考文本，为境内金融机构应对Libor退出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存款基准利率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当前金融机构可自主确定存款实际执行利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存款，存款是最重要的金融公共服务产品，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存款利率是在一定规则下，由市场决定的。央行公布的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指导性利率，为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定价提供了重要参考。从国际经验看，存款利率一般比其他市场利率更加稳定。当前我国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以此为基础既可以上浮也可以下浮，可以说处于“黄金水平”，符合跨周期设计的需要。2013年9月人民银行指导成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对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行为进行自律管理。利率自律机制参考存款基准利率形成了存款利率自律约定，对维护存款市场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6月利率自律机制将存款利率自律约定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改为加点确定，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存款利率竞争秩序，优化存款利率期限结构，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营造了良好环境。将来如有下浮需要，市场主体也可自主决定。图6 存款基准利率三、我国的收益率曲线已趋于成熟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中，基准性的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是由各期限金融产品的主要参考基准利率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隔夜和7天回购利率DR，长端为国债收益率。国际上看，即便是债券市场较为发达的美国，其国债收益率曲线也主要在中长端发挥作用，货币市场等短端利率仍主要参考联邦基金利率和Libor（改革后将转为SOFR）。对收益率曲线的不同部分，央行与市场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对于收益率曲线的短端，央行控制着基础货币的供给，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等投放短期和中期基础货币，直接影响短期和中期的市场基准利率。对于收益率曲线的中长端，则主要基于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货币政策取向等的预期，由市场交易形成，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观察重要的市场信息。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发布日趋成熟。自1999年发布第一条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以来，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发布工作日趋稳定成熟。包括中央结算公司、外汇交易中心等基础设施以及彭博等国际信息商均编制国债收益率曲线，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均在官方网站发布中央结算公司编制的收益率曲线。美国有影响力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则主要是美国财政部和彭博编制的曲线。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中最受市场关注的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该期限附近市场价格点丰富，日均成交近500笔、成交量超过200亿元。图7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图（隔夜至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应用日益广泛。目前，国债收益率曲线被市场机构广泛用于风险管理、公允价值计量和交易定价参考，在债券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将国债收益率作为发行及重定价参考利率的永续债、浮息债等规模近3.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超长期限国债在招标发行时采用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发行定价的基准，迄今累计应用于超30万亿元债券发行。国际方面，2016年，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利率篮子，为境外央行类及商业机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提供定价参考。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市场基础与发达市场相比仍有差距。成熟的收益率曲线能够较好反映宏观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变化。从规模上看，我国国债市场存量为21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超过28万亿美元。从换手率看，我国国债尤其是长期限国债换手率相对较低，10年期以上国债换手率不足1倍，远低于美国的5.3倍。从报价价差看，我国做市报价平均价差明显高于美国。近年来中美两国国债收益率的相关性有所上升。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例，2010年-2015年两者相关系数为0.3，2016年以来相关系数为0.67。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图8 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关于常规货币政策和非传统货币政策。资产购买工具不属于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而是央行在市场出现问题时的被迫选择。央行长期实施资产购买操作会产生危害市场功能、财政赤字货币化、损害央行声誉、模糊央行解决市场失灵和货币政策立场之间的界限、引发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应当尽可能避免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如果必须实施，应当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央行干预的目的应当是帮助市场恢复正常运转，而非替代市场。二是央行的干预措施应尽可能走在市场前面，从而快速稳定市场情绪，避免市场失灵进一步恶化。三是应尽可能减少资产购买规模，缩短持续时间，力求资产购买实施力度与市场失灵的程度保持一致。当前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长期趋于下降，一些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已接近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速仍有望维持在5%-6%的区间，有条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收益率曲线也可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形态。中国将尽可能地延长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继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着力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一方面，继续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继续巩固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MLF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理想状态为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着力完善利率走廊机制，有序实现SLF操作全流程电子化。另一方面，持续强化市场基准利率培育。优化LPR报价形成机制，督促报价行提高报价质量，对报价行进行考核并实行优胜劣汰，适时公布LPR历史报价。拓展回购利率DR在金融产品中的运用，进一步巩固DR的基准性。按市场化原则培育国债收益率曲线。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既要“放得开”也要“形得成”。当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矛盾在于市场化利率在“形得成”和传导方面存在障碍，其原因包括监管套利、金融市场不成熟等造成的市场分割，以及融资平台预算软约束、存款无序竞争等财政金融体制问题。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强监管、优化营商环境、硬化预算约束、化解金融风险，为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更有利条件。}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丨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系列内容之一格物者说：货币是人们普遍信任的价值载体，为满足人类的商品交换需求而自然产生，其诞生是一个渐变、漫长的过程，其演变发展贯穿人类社会文明进程。Ⅰ 渐变萌生货币是在物品（商品）交换中自然发展而来的。货币分两个层次解释：货币的概念，是基于人类共识信任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具象外化载体，是承载货币属性的某一具体实物。货币概念先于货币载体而产生，人们因生存的需要而相互交换物品（如食物、工具、皮毛等），这就需要某一物品充当中间媒介，以方便交换，由此产生了 “等价物”概念。概念产生后，需要具象外化，需要以某一具体实物为载体，让人们可见、可感触、可辨认，这样才能实实在在运用于交换中，而不是仅存于大脑中。在生产水平极为低下的时代，人们只能尝试从身边已有的物品（天然物或简单手工物）中“挑选”某个物品出来，作为货币的载体。在中国先祖们漫长的挑选和检验过程中，珠、玉、龟壳、谷物、贝壳等均是“备选项”，均充当过等价物。而贝壳以其诸多天然优势（美观装饰、坚固耐用、大小适中、携带方便、易于计数），最终被人们选中作为最理想的货币载体，并发展成为一般等价物。由此，中国货币的鼻祖——“贝币”诞生。贝壳发展成为贝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渐变过程可分为：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四个阶段。天然贝壳最初以其奇特斑彩的外观而引起先祖们的注意和喜爱，并以装饰品的角色进入先祖们生活之中。在殷商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天然贝，这些贝都有穿孔，方便串联起来作装饰用。同时，由于贝壳的美观性、稀缺性、耐用性，贝壳逐渐成为了一种“贵重物”，区别于一般物品。在商代的青铜铭文中，有记载贝多被作为君王的赏赐物，可见其已是“贵重物”。 商代王室墓“安阳妇好墓”内随葬的海贝达6880枚之多。殷商时期，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和频繁，“等价物”概念也产生了，而此时，已被人们当作“贵重物”的贝壳，以其诸多的天然优势脱颖而出，众望所归地成为了“等价物的最佳载体”。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和频繁，贝壳也自然地从“等价物”升级成了“一般等价物”。西周墓葬出土的贝币，相比于商墓葬，有两大特点：一，商墓贝币集中于河南及周边，而西周墓葬分布地域广泛，黄河中下游均有出土，如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甘肃、江苏等；二，西周墓葬出土的贝币数量明显多余商墓。而且，西周的青铜铭文中，也记载过贝币的价值和购买力。由此可见，贝币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已广泛被当作支付工具使用。而且，由于天然贝稀缺，无法满足因商品交换扩大而产生的对贝币数量更多的需求，于是，先祖们尝试着人工制造各种仿制贝币，以贝为形，制造不同材质的贝币，以增加贝币数量。在商代晚期和西周墓葬中，出土了各种材质的贝币：天然贝壳、石贝、骨贝、蚌贝、陶贝、铜贝、金贝、包金贝、贴金贝、玉贝，这些都属于贝币“大家族”，可见贝币的普及性和重要性。西周时期，贝币完成了“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的四个渐变阶段，贝正式成为贝币，是十足的货币，由此，中国货币史正式开启。▼图：藏于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的贝币。在各种材质的贝币中，铜与贝的结合体“铜贝”，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以铜铸币，承上是以贝为形、人工造币的时代产物，启下是开创中国铜钱时代的奠基之举。Ⅱ 铜钱时代中国的先祖们最早冶铸青铜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先祖们长期的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经验积累过程中，渐渐学会了识别自然铜和铜矿石，并在尝试和摸索中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青铜器自诞生那一刻起，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技术的进步，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启：青铜时代来了！青铜器之于当时的社会，就像互联网之于现代的社会，当时是青铜器革命，现在是互联网革命。相比于石器，青铜器优势太多，它坚固耐用，且有着非常好的可塑性和延展性，它能够锻造出非常细致和轻便的器具，并且可以回炉重熔。于是，青铜器开启对石器的“全面碾压模式”，青铜武器取代了石器武器，青铜工具取代了石器工具，青铜礼器、青铜容器、青铜乐器、青铜装饰品等新物件接连涌现，进入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从夏开始，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到商周时期，青铜器发展到鼎盛，青铜器冶炼技术成熟，且工艺水平高，青铜器品种丰富，且有铭文和花纹。前文中提到，天然贝壳数量稀缺，人们尝试制造不同材质的贝币，而在商周青铜器潮流席卷之下，以铜铸币，应运而生。于是，以铜铸造、以贝为形的“铜贝”诞生。▼图：保德铜贝，1971年出土于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的商墓中，距今有3000年历史，为殷商晚期，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在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贝。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时期，政权分裂、诸侯割据，当时的社会最大特征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后世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是思想解放高潮。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到空前释放。在货币领域，先祖们也不再满足于贝形货币，他们期待着新变革、新突破。贝币酝酿“升级改造”！长期的农业、手工业劳作积累下来深厚经验和文化根基；分裂的社会格局；空前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青铜冶铸技术成熟。在这四者的综合作用之下，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一脉分四支，形成布币、刀币、环钱、蚁鼻钱四大币系共存于中华大地的格局。布币、刀币、环钱，其形态均由当时的生产生活工具演化而来，“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理念，在货币演变中，也同样适用。蚁鼻钱自铜贝演化而来，在无文铜贝的基础上多了简单的文字或图案。四大币系均以青铜铸造，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取代贝币而广泛流通，青铜铸币成为货币大舞台的主角，其他的珠、玉、龟、谷、帛、金、银等也扮演着货币的角色，但均已沦为二线、三线甚至四线配角。青铜铸币的广泛流通，标志着中国进入铜钱时代，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进入金属铸币时代！从此，铜铸币（铜钱）扛起了金属铸币时代的大旗，在接下来的约两千年里，主导着中国货币史的进程，直到明朝中叶时，铜钱将扛旗大任让位于白银，退居老二。战国诸国中，秦国铸行了圜钱，且在其他诸侯国也有流通。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始铸“秦半两”，“圆形圆孔”的圜钱演变为“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圆形方孔”的形制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二是这种形态的铸币便于携带、且可减少磨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推行“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货币统一改革，规定：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等于二十两；铜钱下下币，即秦半两。秦始皇废六国钱币，在全国推行秦半两，并且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收藏，不再用作货币。由此，四大币系同归一体：秦半两。▼图：秦半两，以铜铸造、圆形方孔、重量半两（等于12铢）、印有阳文“半两”二篆字，背面素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统一了货币种类和单位，秦二世“复行钱”，统一货币铸造和发行权集中于中央，自此，中国货币史上实现首次币制统一。币制统一的核心是铸币权中央王权独有，这一思想影响深远，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直到今天，“铸币权由中央银行独有”的思想仍根植于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大脑中。不过，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币制统一性屡遭破坏。秦半两开创了中国铜钱时代的“圆形方孔”形制，秦始皇将半两钱推行全国，由此使得“圆形方孔”铜钱广被人们熟知和接纳，“方孔钱”或“方孔铜钱”的称呼正出于此，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铜钱形制一直是“圆形方孔”，直到清末民初。同时，秦半两以重量命名货币，重如其文，确定了铢两制货币单位，对汉五铢有着直接影响。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流星”，耀眼但短暂。匆匆十多年，秦就因暴政而亡，而秦币制也尚未充分推行，因而当时在社会上流通着轻重大小不一的秦半两，有些地方仍流通着战国时铸币。所以，因王朝短暂，秦币制只是法令上统一，并未实质上统一。秦亡汉建。西汉前期，仍沿用秦朝的“金钱并行制”（黄金和秦半两），汉朝政府铸行钱币上仍印着“半两”二字，不过，这些钱币重量根本不及半两（十二铢），因而被称为是“小半两钱”。另外，汉初五十多年里，都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私铸钱币大都减重、劣质，所以在汉朝前期，流通中的铜钱十分混杂。经过多次币制改革，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中央下令让地方郡国开铸五铢钱（钱文“五铢”，重量五铢），但地方郡国粗制滥造，五铢钱减重现象普遍。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禁止地方郡国和民间私自铸币，由中央设立的上林三官专门负责铸造标准的五铢钱，并废止以往各类钱币“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独有。▼图：三官五铢钱，继承了秦半两的圆形方孔形制，以铜铸造，内外有郭，重量五铢，印有“五铢”二篆字。三官五铢钱由汉朝中央政府专铸，重量适中，制作精整，郭文细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的西汉五铢钱。汉武帝之后，五铢钱被续铸，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黄金和谷帛次之。中国的铜钱时代进入阶段性的“五铢钱制时期”。在王莽改制以前，五铢钱成为西汉唯一流通使用的合法钱币，自此，中国货币史上才实质性地实现币制统一。汉武帝将西汉盛世推向巅峰，盛世王朝孕育下的货币，有着天然的历史沿用惯性。尽管西汉之后经历王莽改制，币制短暂混乱，但进入东汉后，五铢钱快速重回主导地位。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恢复铸五铢钱（和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一样），史称“东汉五铢”。之后，汉灵帝还铸行了“四出五铢”（钱文“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东汉末年，三国分立，随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期间，因政权分裂，长期战乱，导致币制混乱，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布帛、钱币（铜钱、铁钱、铅锡钱）、金银混杂流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阶段，流通着不同的货币。特别指出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和辽东地区，人们使用布帛超过了使用钱币，因官铸恶钱、私铸私熔泛滥，铸币普遍减重贬值。这是中国铜钱时代的一次大倒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钱币，形制仍是圆形方孔，钱币的重量极度不稳定，且钱文各不一致，不过，大多数钱币的钱文仍印有“五铢”二字，因而，此时期仍属“五铢钱制时期”。此时期，虽是铜钱时代的大倒退，但是也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新变化：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出现，公元338年-343年汉李寿在成都铸行；每一枚钱币的单位定名为“文”，一枚钱币即“一文钱”，一千文为一“贯”；钱文书法的变化多样，由篆书改向隶楷。▼图：晋十六国时期的汉兴钱，汉李寿在成都铸行，铜质，一般直径1.7～1.8厘米，重1～1.2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年号钱。面文“汉兴”，隶书，分直读和横读两种，有光背、背星纹、背阴文纪数等多种版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公元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同年，隋文帝始铸“开皇五铢” ，随后几年，大量销毁旧钱币，重熔改铸开皇五铢。隋文帝统一分裂格局后，严厉整顿货币，最终结束了长期币制混乱局面，实现全国货币统一。五铢钱在历经三百五十多年的动荡政局后重归一统。▼图：文帝时期隋五铢，一般标准直径2.5厘米，重3.2克，周郭宽厚，制作精整，印有“五铢”二篆字，笔画精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不过好景不长，隋朝短命，隋五铢也行至暮年，“五铢钱制时期”已至尾声。隋末时钱币已乱，隋灭唐建后，唐初依然沿用隋朝五铢钱，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隋五铢，禁旧钱，铸“开元通宝”，重新统一货币。至此，历经近七百四十年的“五铢钱制时期”（ 公元前118年至公元621年）宣告终结。“开元通宝”本意：开创新纪元的通行宝货。“开元”铜钱，钱如其名，开辟了中国铜钱时代的新纪元（注意：开元二字并不是表年号，开元通宝并不是年号钱）。“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反映人们对货币作用的深刻认知。开元通宝改变了此前秦半两、汉五铢以重量命名货币的习惯，而创造性地以“通宝”命名货币。此后各代王朝（宋辽夏金元明清）的铜钱上，基本印有“通宝”或“元宝”或“重宝”二字。自唐开元通宝始，中国的铜钱进入“通宝钱制时期”， 至清末民国初时终。▼图：开元通宝，圆形方孔，一枚重二铢四絫（约4克），一枚铜钱即一文钱，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印有“开元通宝”欧阳询体四字，轮廓深峻，钱文端庄匀称，铸造精良规范。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元通宝开创性，不仅仅体现在命名上，还体现在其创造了“钱两制”十进制重量单位（一文钱的重量称为一钱，十钱等于一两，十进制），取代了之前的“铢两制”（二十四铢等于一两，二十四进制）。开元通宝钱始铸行后，大受欢迎。因其轻重适中，铸造精良规范，百姓乐用，而驱逐了一切古钱和私钱，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从唐高祖到唐太宗时期，开元通宝都币值稳定，购买力较强，使唐朝的货币保持着稳定统一，且开元通宝钱在唐朝各代均始终流通，可谓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教科书级的“成功样板”。一朝的货币总是和一朝的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安史之乱（755年12月至763年2月）是唐朝国运的转折点，也是唐朝铜钱的命运转折点。安史之乱爆发后，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唐政府开始铸行大钱——铜钱面值远远大大其实际价值，相当于变相地铸币减重或贬值，政府掠夺人们财富。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铸大钱“乾元通宝”，一文钱当“开元通宝”十文钱，两钱并行，但是“乾元通宝”重一钱六分，仅比“开元通宝”（重一钱）重60%，可其价值却是开元通宝的十倍。翻为白话就是：原来的一枚旧铜钱能买一个馒头，政府新发行的铜钱比旧铜钱增重了60%，相当于价值增加了60%（即一枚新铜钱能买1.6个馒头），但是政府强制规定“一枚新铜钱当十枚旧铜钱用“，一枚新铜钱能买10个馒头，新铜钱远超其实际购买力。除了肃宗的“乾元重宝”，以后的唐政府铸行的“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均是大钱。会过日子的老百姓都不傻，政府铸行大钱后，立即意识到政府在贬值货币，于是各种商品开始纷纷涨价，形成通胀。安史之乱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持续处于高通胀状态。另外，唐朝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一直存在民间私铸恶钱的问题，从始至终都存在，唐政府多次禁私铸，回收恶钱，但是屡禁不止，越收越多。自肃宗铸大钱后，私铸更是猖獗，恶钱泛滥。唐末的动荡，延伸到五代十国，这又是一次大分裂大动乱时期，历史惯例：政权分裂，必然造成币制混乱。五代十国的币制特点是：各分裂政权自行铸币，无统一性和连贯性；民间私铸盛行，恶钱充斥；货币流通混杂且有地理分割性；南方十国区域性竞争贬值，铸恶钱。▼图：五代十国初期的各政权版图，后梁为占据中原地区的“正统小朝廷”。公元907年，唐灭后各政权分立，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来源：历史追学网。继承唐朝“正统”的五代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名义上的“正统小朝廷”，占据北方中原地区。后梁和后唐基本沿用开元钱，后晋任由官民自由铸造“天福元宝”钱，轻重随意，后汉太短命，本打算改革币制，结果很快被辽国灭了，前四代的钱币都较混杂，且钱币数量缺乏，盗铸不绝，恶钱充斥，很多是铅铁小钱。到了后周，情况大有好转。后周的周世宗改革币制，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严禁地方和民间私铸私熔，铜材有官方统购统销，鼓励采铜矿和进口铜材，毁佛像，没收铜像铜器，禁私铸铜器，铸行大量“周元通宝”，并排斥南方各国恶钱。▼图：北方五代时期铜钱。开平通宝，后梁；天成元宝，后唐；天福元宝，后晋；汉元通宝，后汉；周元通宝，后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方十国较北方五代的币制更为混乱，不同于北方的朝代兴衰更迭，南方是多个政权分割并立，因而各政权自铸钱币，形成地理上分割的货币流通区。就种类来说，有官铸钱、私铸钱、有旧钱，也有新钱，名目繁多，有的相互流通，有的限地区使用，总之非常混乱。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南方诸国为增强本国势力，而竞争性地贬值货币，铸造劣钱，如楚、闽、南汉等，设法吸收铜钱和金银而转用铅铁杂钱及劣质合金钱，这些劣质恶钱大量流入其他诸国，引发货币战。▼图：南方十国的钱币。大唐通宝，南唐；乾亨重宝，南汉；天汉元宝，前蜀；广政通宝，后蜀；天策府宝，楚；永隆通宝，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上面的钱币图片中可看出，虽然五代十国币制混乱，但有一点还是高度统一的：绝大多数钱币上，都印有“通宝”“重宝”“元宝”二字，彰显了“开元通宝”深远的传承力。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窃夺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直到979年，赵宋才统一全国的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宋朝被人们戏称为是“经济文化上的巨人，军事外交上的矮子”，这一点在宋朝的货币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文化的多元性和创造性，使宋朝钱币在名称、种类、等级、钱文书法等方面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经济商贸的繁荣，孕育了最早纸币“交子”的诞生，并促使白银的广泛使用，对钱币的需求也大为增加，导致两宋期间出现“钱荒”；军事的羸弱和外交的屈辱求和，献贡求存，让宋政府财力负担加重，转而掠夺百姓，而货币就是一种合法的掠夺工具，因而宋钱具有明显的掠夺性。宋代的首铸钱币是“宋元通宝”，始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宋元通宝” 基本以唐开元钱为标准铸造，不光形制上模仿，就连含义也模仿，“宋元”并非指宋朝和元朝，而是“宋代开元”之意，和唐开元钱的“开辟新纪元”同意。紧接着，宋太宗初期始铸“太平通宝”，为宋代首个年号钱（最早的年号钱是两晋时期的“汉兴钱”，前文中提到过），自北宋始，年号钱开始流行，此后，辽夏金元明清各朝均模仿或沿用了“年号”+“通宝/元宝/重宝”的钱币命名模式。宋代钱币基本都是年号钱。两宋期间，总铸有45种年号钱和6种非年号钱。除了最初两代皇帝，几乎是改一次年号铸一种新钱。宋代钱币的名称、种类多样，除了年号之分，宋钱币还有大小、等级、材质、年份、成色、特征、版别、钱监、纪年之分。此外，宋钱币在钱文书法上的多样性远超历代王朝，篆、隶、楷、行、 草均有，且许多钱文书法都出自书法名家之手，让钱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大增，甚至连宋徽宗自创的“瘦金体”也被印铸在宋钱币上。还有更具有创造性的是，宋代钱币还出现了“对钱”形式，指同一钱监在铸造某种钱币时，同时铸造了几种不同钱文书法（真、草、行、隶、篆）版本的钱币，除了钱文书法不同，其他的特征都完全一样，由此称之为“成对钱币”，即“对钱”。▼图：北宋钱币，品种、样式繁多。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宋朝的商业繁荣，远超历代王朝，而商业繁荣必然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由于铜钱地位重要，北宋政府直接控制铸币权，中央设提举坑冶铸钱司，下面设分散各地的铸钱钱监。为了满足货币供应，北宋政府大量铸钱，995-997年间铸钱每年80万贯，1004-1007年间每年铸183万贯，1077年为373万贯，1080年达506万贯，远远超过唐代。虽然铜钱供应大增，但是北宋时期却一度暂时性地出现了“铜钱钱荒”，铜钱供不应求。北宋“钱荒”的原因主因有：王安石推行免役法，百姓以钱代役，使得铜钱大量流入政府手中，社会流通的铜钱变少；铜钱外流严重，通过陆地贸易流行辽、夏地区，通过海洋贸易流向日本、东南亚；民间销铜钱为铜器，以获取套利收益，宋太宗时下令，严禁销钱为器，犯者处斩，但利字当头，依然有人以身犯险牟取暴利。北宋“钱荒”问题还遗留至南宋，南宋政府相比于北宋铸钱量大减，1131年为8万贯，1132-1162年，每年不超过15万贯，铜钱供应明显不足。铸钱量大减，主要原因还是靖康之耻后，宋北方的领土被金国攻占，被迫南迁建南宋，导致铸钱的原料铜、铅、锡锐减，且南方的铸炉不少因战祸而荒废。此外，宋铜钱外流现象依然存在，北上流向金国，向海外流向日本的东南亚，还有，南宋民间销钱为器越来越流行。南宋政府采取措施解决钱荒问题，一方面禁止民间销钱为器，在民间收缴铜器，熔炉改铸为铜钱，另一方面禁止铜钱外流，但成效并不理想。由于“铜钱钱荒”，宋政府还铸造了铁钱流通。宋朝钱币的一大特点就是：铜钱和铁钱并存流通，并形成地理割据性的铜钱区和铁钱区。铁钱在五代十国时已经流行起来了，当时政局动乱，各种材质的铸币混杂流通，铁钱就是其中之一，铁钱一直遗留到宋朝，并被宋政府采用。北宋政府于970年开始在雅州百丈（今四川雅安）设钱监铸行铁钱，此后两宋都长期流通使用。铁钱和铜钱的并行流通有着鲜明的地理分割性：川蜀地区专行铁钱，外地区钱币不准流入，本区铁钱也不准流出，形成铁钱区，陕西及河东两路铜、铁钱兼用，其他地区流通铜钱。前面还提到，宋钱对百姓具有掠夺性，这一点毫不夸张。宋钱虽然在形制和重量上以唐开元钱为标准铸造，但是其成色和质地远不如唐代钱币，唐开元钱一般含铜量在83%以上，而宋钱中含铜量最高仅66%，1163年以后，宋钱的含铜量已经低至54%，宋钱虽名义上是铜钱，但实际上已经沦为“杂质钱”。实际上，以后各朝代铸造的铜钱逐渐降低铜含量。除了铜含量降低，宋钱还存在铸币减重，或铸大钱（如前文中提到的唐肃宗时“乾元通宝”）的问题，钱币的花样翻新，目的都是直接或变相地进行货币贬值，掠夺百姓。宋钱掠夺百姓，主要原因在于宋政府一直面临着来自辽、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连续侵扰，宋政府软弱无能，面对侵扰，屈辱求和，进献“岁币”“岁赐”“贡礼”，以“送钱买命”（刚好和“宋钱”谐音）的方式苟且偷安，把财政压力转嫁给老百姓。宋朝于960年刚建国时，宋、辽（916-1125年）南北对峙，后来西夏（1038-1227年）建立，三个政权并足鼎立。▼图：1040年时的各政权版图，（北）宋、契丹辽、西夏三大政权并立。来源：历史追学网。辽国由契丹族建立，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在建国前是部落制，而并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政权，在唐朝时，契丹族臣服于唐王朝，当时双方已有经贸往来，唐代的钱币也随之流入契丹族居住地。唐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契丹族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趁中原内乱之际，统一契丹族各部。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后来辽太宗改国号为“辽”，史称“契丹辽”或“辽国”。辽太祖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一些汉族居住区也被划归到辽国疆域中，辽国南部地区汉族居民较多。辽太祖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推行“以国制治契丹” “以汉制待汉人””的治国模式，因而形成“北契丹、南汉族”分区而治的局面，类似于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这种因俗而治的模式让代表先进农耕文明的汉族和落后游牧文明的契丹族得以融洽相处，而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这使得辽国的政治、文化、经贸均深受汉族的影响。辽的统治者虽是契丹族，但其各方面却在渐渐汉化。当然，货币领域也不例外。辽国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唐宋钱币，而且使用铜钱的主要是辽国南部的汉族聚居区，这些铜钱大都是在宋辽边境贸易（辽南部宋北部）中流入辽境。在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后，宋朝的钱币大量流入辽境（验证了前文中提到的宋钱外流）。当然，辽国自身也有铸造钱币，不过数量较少，而且制作比较粗糙。辽太祖时铸造了“天赞通宝”，是辽最早的年号钱，史料记载中的辽国自铸钱币有20多种。辽国自铸的钱币基本都是仿照唐宋钱币而铸，无论是形制、重量，还是质地，名称（年号+通宝或元宝），甚至连钱文的文字基本也是汉字（即便契丹有自己的文字），可见其汉化程度有多高！当然，辽国也铸有契丹文的钱币。▼图：左为“天赞通宝”（汉字，隶书）铜钱，右为契丹文铜质鎏金钱（译文为“福寿太平”或“寿福永昌”），均为辽自铸铜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夏国和辽国类似，也深受汉文化影响，在西夏建国期间，其境内大量流通宋钱。除了宋钱之外，西夏也有自铸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钱而铸，而且除了铜钱，还有铁钱。西夏的自铸钱币制作精美、文字清秀、规格一致，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工艺水平较高。▼图：左为“元德通宝”（汉字，楷书）铜钱，右为西夏文的铜钱（译为“大安宝钱”，旋读），均为西夏自铸铜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125年，辽被金灭，紧接着金兵就把刀口指向宋政府，1127年靖康之耻后，宋政府被迫南迁并重建政权，史称南宋（南迁之前称为北宋），于是又形成了南宋（1127-1279年）、西夏（1038-1227年）、金（1115-1234年）三政权并立的局面。▼图：1138年时的各政权版图，（南）宋、金、西夏三大政权并立。来源：历史追学网。金国由女真族建立。女真族在唐朝时基本形成民族型态，生活在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当时为渔猎农耕混合的部落制，到北宋时期，女真族臣服于辽国。到1114年，金太祖完颜旻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并在1115年于翌年在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建都立国，国号“大金”。金国灭辽和北宋后，金、南宋对峙，“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这句话再次灵验，金开始逐步汉化，直到金世宗时期（1161-1189年），全面实行汉化。因而金朝的币制自然也深受汉族宋朝的影响。金的币制大致可按三个时期划分：一，会宁时期（金朝以上京会宁为都城的时期），主要使用宋辽钱币，无独立币制，没有铸行自己的金属钱币；二、中京时期（1153年金迁都至中京，今为北京市），钱币（金自铸铜钱和宋辽旧钱）、白银、纸钞并行；三，汴京时期（1214年金迁都至汴京，今为河南开封），纸币贬值，恶性通胀，专用白银。1157年，金设宝源、宝丰、利用三钱监，铸造“正隆通宝”铜钱，与旧钱并行，这是金国最早的自铸铜钱。金朝铸造的铜钱钱文均为汉文，不用女真文，且基本是“年号+元宝/重宝/通宝”来命名，形制和重量也都仿造宋钱而铸。▼图：金“正隆元宝”铜钱，铸于正隆三年至六年（1158～1161年），有青铜、铁、锡、银四种材质，钱文“正隆元宝”，汉字 楷书，旋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由于北方产铜量少，铜材缺乏，铸造铜钱成本较高，因而金国政府自铸的铜钱较少，流通中多为辽宋旧钱，再加上官民普遍窖藏铜钱，使得金国也出现“铜钱钱荒”（前文中提到宋朝铜钱钱荒），金国政府也和宋政府一样，禁止民间铸造铜钱，禁止铜流出境外。随着金国日渐衰落，生活在蒙古高原地区的蒙古部落也渐渐壮大起来。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并在漠北建立统一政权，国号“大蒙古国”。之后经数十年的领土扩张，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最终打造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版图。其中，西夏、金、南宋政权均相继覆灭于蒙古铁蹄之下。不过，在版图扩张过程中，蒙古帝国上演了中国历朝王室的经典狗血剧情：为争夺帝位，王室分裂，各自划地称王，蒙古帝国割据成几大块。在成吉思汗众多的子孙中，忽必烈抢到的地盘最大。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立政权，将“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大元”，史称元朝，忽必烈即元世祖。 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由此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的元朝时期。▼图：1279年末时元朝版图，为中国历代王朝版图面积之最，大元为蒙古帝国分裂出的一部分，另外，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也均是蒙古帝国分裂下的一部分。来源：历史追学网。元朝虽打造了历史之最的疆域版图，但也未能摆脱“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的命运。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后，学习宋朝印制发行纸钞，极力推行纸币，同时也铸造有少量铜钱，也是仿照宋钱铸造，目的是为辅助纸钞流通，以往的唐宋旧钱也在市面上流通。在改国号为“大元”前，大蒙古国已经自行铸造钱币，有“大朝通宝”和“中统元宝”，均仿照宋钱形制铸造，且为钱文为汉文。1271年-1294年（元世祖至元年号期间），元政府铸行有“至元通宝”，有汉文和蒙文两种版本。以后，元政府继续仿照宋钱铸币，基本也是“年号+通宝/元宝”的命名模式。▼图：左为“中统元宝”，汉文楷书，该钱币钱文有楷书、篆书两种书体，楷书对读，篆书旋读；右为“至元通宝”蒙文，该钱币钱文有汉文、蒙文两种，汉文楷书，汉、蒙文钱文均对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因铜产量少，铸造铜钱成本高，所以元政府铸行流通的铜钱相比于以往朝代，要少得多，且为了保障纸钞通行，元政府曾多次禁用、收缴铜钱铜器。同时，元朝的铜钱在对外贸易中大量外流，流向日本尤多。元朝时，白银已经在全国普遍通用，且元纸钞发行已经和白银挂钩。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元开始，白银和纸币的货币地位快速崛起，而铜钱在货币领域的龙头地位被动摇，铜钱时代进入衰落期。元末时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1368-1644年）。朱元璋称帝前，在应天府（今南京）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并行流通，之后在江西设置宝泉局， 铸造五种面值的“大中通宝”钱币。朱元璋于1368年称帝建明后，即颁行 “洪武通宝钱制”钱法，在各省设置宝泉局，和应天府的宝源局一起铸 “洪武通宝”。 洪武钱铸造数量很少，和旧钱并行流通。▼图：左为“洪武通宝”折二钱，钱文楷书，制作精良，洪武通宝有有五个不同面值（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的版本。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壹圆钱，贰圆钱、叁圆钱、伍圆钱、拾圆钱。右为“弘治通宝” 折十钱，钱文有楷书、隶书两种书体，均对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宝源局和宝泉局是明政府的官方铸币厂，明政府将本朝官方铸造的钱币称之为“制钱”，以前各朝的钱币称之为“旧钱”，制钱和旧钱可以并行流通，不过明政府会对旧钱进行取缔和限制。除了官方“制钱”和以往“旧钱”，实际流通中还存在民间的私铸钱币，即“私钱”。明朝制钱制度被清朝完全承袭，因而明清两代的官方铸钱都称为“制钱”。明初，明政府为推行纸币为主的币制，多次停铸官方钱币，同时还对铜钱的使用时放时禁。但纸钞发行后，持续贬值，渐渐被民间弃用。到宣德（1426-1435）、正统年间（1436-1449年），纸钞已经失信于民，明政府被迫解除铜钱禁令和银禁令，此后，白银的使用超过铜钱，银本位确立，铜钱将货币领域龙头的位置让于白银。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政府恢复铸钱“弘治通宝”，制钱数量开始增加。弘治以后，虽然官方恢复铸钱，但民间私铸严重，私钱充斥。明政府虽然下令禁止私铸，但并未禁止私钱流通。流通中私铸钱币有增无减，名目繁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万历后期，因对外战争，军费开支巨大，明政府开始官方铸造劣钱，含铜量不断减少，私铸也更为泛滥。万历之后，流通中的钱币，无论是官方制钱，还是民间私铸钱，都越发劣质，铜钱急剧贬值，钱币混乱。明朝官方铸钱数量比元代多，但比其他朝代少，尤其是明万历（1573-1620年）以前，官方铸钱量连汉唐也不及。另外，明代社会中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民间私铸的钱币也通常是私铸唐宋钱币。明朝末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各部，并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金。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多尔衮率军入关，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清朝统治时期。清代的币制，承袭明代末年，银钱并行，以银为主，大额用白银，小额用铜钱。清代的官方铸币依然称为“制钱”，以往历朝的钱称为“旧钱”。顺治帝迁都北京后，沿用明朝的铸币机构，在中央设置宝源局和宝泉局（清朝这两个中央铸币厂铸造了清代各朝的钱币），铸造“顺治通宝”（有五种式样），之后又在各省设立铸局（官银钱局），形成一个庞大的制钱铸造网络。因而，清朝的官铸钱分两类：中央铸币局（宝源局和宝泉局）铸造的钱币，地方各省官银钱局铸造的钱币。清代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在同一时期内，各地的钱币都有差异。各地铸币局各自为政，除了形制上保持一致，钱币的大小、轻重、材质和成色，各省自行决定，由此造成了整个清代制钱都一直处于混杂流通状态。清朝自“顺治通宝”铸行后，各代清朝皇帝每改一次年号都会新铸一种年号钱，都是“年号+通宝/元宝/重宝”的命名模式。清朝各代的通宝钱大小轻重有差别，大多为满文，少数为汉文、回文。▼图：左为“顺治通宝”（第五钱式），背面有汉文（右）、满文（左）的“宁”字，“宁”是清朝江宁府（今南京）地方铸局的简称。右为“咸丰元宝”， 正面汉文“咸丰元宝”；背满文“宝源”和汉文“当五百”，“宝源”是指宝源局铸造，“当五百”指 “当五百文钱使用”，即大面值钱币，由此称为咸丰大钱。清朝推行白银、铜钱并行，所以白银和铜钱之间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兑换比例，这样才能保持银钱并行正常运转。但是，由于银和铜本身价格变动，以及清朝制钱重量、成色的随时期变化，非常混杂，造成白银和铜钱的比价经常上下波动，无法维持稳定，由此造成清朝一直存在铜钱“私铸私销”的情况。民间的“私铸私销”，使得清政府的集中铸币权被极大弱化，官铸的制钱流通很不顺畅，民间私铸小钱、恶钱充斥于市，官方铸造的制钱被销毁改铸小钱、恶钱。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开始铸造大钱，咸丰大钱铸行后，物价立即飞涨，私铸更加猖獗，民间将旧钱熔炉改铸为大钱，可获利30倍。此后，在列强入侵、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的钱制完全混乱，流通中铜钱五花八门，毫无章法。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处于中国历史古代和近现代的交接点，鸦片战争后，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变革，货币领域也有一些新突破。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的铜钱发生巨变，传统铜钱变革为新式铜元。首先是形制上的变革，清政府模仿西方的银币铜币形制，铸造了“圆形无孔”的铜元，以取代自秦以来沿用两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铜钱，清朝的制钱向新式铜元过渡。其次是铸造技术的变革，自春秋战国到光绪年间，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铸造钱币均是手工铸造，铸造钱币良莠不齐，无法做到高度标准化，且铸造成本高，这导致历朝铜钱都容易被民间盗铸私铸（民间私铸一直贯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是影响货币统一性的致命弱点，难以解决），光绪时，采用机器铸造钱币，制作精致，形制规格高度统一，广受欢迎，各省纷纷仿效，此后，机器铸币取代手工铸币，中国进入机器铸币时期。清末时，各省地方官银钱局都铸有不同的新式铜元，铸造的数量也不受限制。▼图：广东省机器铸造的“光绪元宝”铜元，是中国官方最早铸造的机制铜元。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期。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3条，规定：国币分为银币、铜币和镍币三种；各以十位进；银本位制；以圆为单位，圆以下的角、分为辅币；设立币制局，铸币权属政府。条例还规定了银币、铜币、镍币的种类、形状、发行和流通办法。《国币条例》颁布同时，北洋政府裁并各省地方铸造局，限制铸额，并开铸新铜元。不过因铜材不同，新型铜币的质量差别很大。各地军阀为筹措军饷，又纷纷设厂自铸，毫无章法，竞相滥铸，以谋铸利，导致劣钱泛滥，各种新钱和旧钱混杂流通。北洋政府末期，这些劣质的铜元渐渐被镍币所代替，退出流通领域。▼图：民国时期的各类铜元、铜辅币和铜钱，来源于网络。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国内通行“孙币”和“袁大头”两种主要银元，同时也有铜元、铜辅币和镍辅币。国民政府时期，铜辅币和镍辅币基本取代铜元。1933年“废两改元”改革后，小币值的铜辅币尚可流通，不过之后也逐渐被纸币角票和辅币银角等代替。跟随潮流的变革并未给新式铜元带来美好的前景。在混乱的政局下颠簸流通数十年后，铜元难逃消亡命运，铜元是中国铜钱时代的终章，铜元的消亡，象征着延续了约二千五百年的铜钱时代基本终结。新中国成立后，也铸行过小币值的铜辅币，如“五角”铜币，不过数量很少，目前流通中已基本消失。PS 未完待续...中国货币简史<中>中国货币简史<下>主要参考文献《中国货币史》第二版，彭信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中国货币演变史》第二版，千家驹郭彦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张履鹏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9版权声明本百家号“格物资本”发布的所有原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稿、图片、漫画、音频、视频等，其版权均归属于本号及其运营者（运营者已实名制），未经授权，不得擅自转载、修改或发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格物·货币】系列「格物·货币」中国历代货币全览丨钱币篇「格物·货币」中国货币简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