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
2015年底，某日与张应超先生通话，先生告以刘念尚为其先尊所编《华下一老刘安国》已经印出，原说好由宗鸣安先生带一本给我，后以鸣安赴日探亲，适张和平到西安档案馆办事，他让顺便给黄海荣捎去一本，我可先找黄要来看看。刘安国先生（字依仁），陕西华县人也，历经清末、民国两代，又在新中国生活了40年，博雅硕学，阅历丰富，过去在政、学两界，均具崇高的声望， 1989年以95岁遐寿而辞世，曾是吾陕一令人尊敬的文化名宿。余生也晚，但八九十年代，即已得悉其高名，赓续听闻其大要事迹，并零散地读过其若干著作，如《陕西交通挈要》《陕西乡贤事略》等，最近纂辑《陕西历代旧志序跋辑存》，还见过其主持编修的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及其所撰长序《重修咸阳县志述略》，因而一直关心有关此老的信息，此书之编，几年前即听朋友说过，自然也一直引领而盼其早日面世，且私度其中必有足资珍贵者。果然，某日从海荣手中借来一睹，其中一篇《蓝田猿人发现之前奏点滴》，即分外招眼，并意想不到地引发我的一些思考。
文章是老先生“一九八五年夏日”，写于其“青年路故居的。文中写道：
一九二二年，蓝田乡贤杨仁天、宋子珍，函介当地芸阁学社（舍）胥润民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入学例须面谈，该生举止儒雅、安定，词气从容。询其得姓之由，称云：“学生胥润民。古传华胥国，有华胥氏，今蓝田有华胥诸生，其后裔也。”余虽于体质人类学略有所习，但不敢以之为资料，疑似传疑置之。司马贞的《三皇本纪》，虽附《史记》以传，惟此关系我国历史哲学甚大。
后十余年，而【有】洩湖镇兀楚卿（十七师军需官）修窑之事。
一九三四年冬，陕西省教育厅派督学刘安国、亢维恪(心栽)去长安、蓝田，郭子俊、续俭去西路各县，张耀斗、李汉桥去东路查学。我在蓝田时，知蓝田县兀家崖兀楚卿家打窑，发现大批龙骨化石。我与亢维恪去看兀病，未果，后闻蓝田教育局长阎茂三（儒林）说：“本县各处打井，龙骨多有出现，故县中尝有大批肩挑赴禹州药材会者。”随处访之，果然乡人并言“成坑子”出现，次年遂以其状告知杨钟健同学，故为“蓝田猿人”之发现引导大事也,有继续通讯之必要。
一九三五年春，我一人在华岳庙药材市，发现龙骨中有巨象、肿骨鹿及各类动物化石，询知系出山西匼河，购回后储于陕西考古会。次年由杨钟健鉴定，实有肿骨鹿等，可资陕西新生代研究之，后遂送北平地质研究所。解放后，北平地质研究所便派人赴匼河采集，并即出《匼河》一书印布。
查明《列子》一书，自汉时揭开华胥国之来历，俞曲园发表岚山女为天子的出处。顾颉刚决然删去司马贞三皇本纪之见解（这是解放后周恩来提倡校点二十四史时的事），杨钟健常以为史家搞的时间短（以百年为单位，他们人类学家以万年为单位），始终未肯合作，今天可惜有点遗憾。
里面说到其本人1930年代中叶即访得蓝田兀家崖发现大批龙骨化石的消息，和在华岳庙药市发现并购得不少“巨象、肿骨鹿及各类动物化石”的事情；讲到他当时就将此一消息告知其“杨钟健同学”，并请杨先生鉴定过；讲到老一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各守门户，“始终未肯合作”，导致“蓝田猿人”迟至数十年后才得以发现的遗憾。这些据今观之，的确都在鲜为人知的范围，让人颇生惊异和增广见闻之幸。
“蓝田猿人”的发现，堪称中国考古史上一重大事件。其正式发现的时间，已被确认为1964年。如同半坡遗址和秦陵兵马俑等重大考古发现，前期都有若干传奇铺垫或不大正规的序曲一样，这次震惊世界人的发现，应该，也确实有过一段长期不大为人所知，乃至所重的前奏。而按照此文的说法，其真正为之发踪引导的，正是刘依老“一九三四年冬”的这次长（安）、蓝（田）“查学”之行，和此后不久的“一九三五年春”的依老华阴之行，而发踪引导之功，则实堪由依老亢维恪和吾乡闫茂三，尤其依老其人居之。这一点，已为阎茂三后人阎玠《阎茂三事略》的下列记载所证实：
就在这个期间，原国民党政府陕西省教育厅督学兼教育杂志编辑刘安国、元（亢）新斋先生等人来蓝田视察工作，阎茂三出面作陪。谈话中，当刘知道蓝田出产龙骨时，引起了重视。阎茂三就将他在编县志时，曾亲去河南禹州（今禹县）考察而得出（到？）的蓝田“龙骨化石，经河南禹州集中收购后，再装箱分散运送到东南沿海及中南各省，已由来已久，每年计有一百余担”的情况，向刘作详细报告。刘安国先生系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对此很感兴趣，即约阎茂三同去洩湖陈家窝村等地进行实地勘察，初步认定为新生代地貌，历史开发价值可观。后来，刘安国先生寄信向北平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刘的同乡同学）作了介绍。（《蓝田文史资料汇编》第417页）
目前亦为有关著述所采信。如《西安市志》依老本传记载：
杨虎城主持陕政后，刘曾先后出任富平县长、咸阳县长，曾与梁午峰等对蓝田公王岭一带发现的龙骨化石进行分析，最终导致“蓝田猿人”的发现。（第七卷《社会·人物》第520页）
张应超《著名教育家刘依仁先生》写到：
1935年，刘依仁返回教育厅任督学……同年，他在去蓝田考察教育时，得知当地常有化石、龙骨出土，遂亲赴现场勘查，并详识地点、深度、大小、种类，又购回样品存于陕西考古会，并将此事告知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已以起重视。后来根据刘依仁提供的线索，在蓝田发掘出轰动国内外的“蓝田猿人”，杨钟健赞誉刘依仁提供的资料是“蓝田猿人发现之前奏”。（《说古道今》撷粹一）
虽说各自都有若干可商之处，如刘依老早年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师范学堂，就读系科为博物部，阎文分别误作北京师范大学和地质系（“北平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提法亦欠科学准确）。如刘依老所说“一九三四年冬”和“一九三五年春”，都在邵力子主持陕政期间；依老所说蓝田发现龙骨的地方为兀家崖（与陈家窝同属洩湖辖村），距公王岭尚有几十里，志文分别误作“杨虎城主持陕政后”和“蓝田公王岭一带”。如刘依老“购回后储于陕西考古会”的，是在华岳庙药市发现的各种动物化石，张文也误写成是在蓝田发现的。但这尚非我所特别注意者，关键是依老早年所为，即所谓“蓝田猿人发现之前奏”，在其本人，只是“蓝田猿人之发现引导”的“大事”，而在后面两者，则一谓“（依老）曾与梁午峰等对蓝田公王岭一带发现的龙骨化石进行分析，最终导致‘蓝田猿人’的发现”，一谓“后来根据刘依仁提供的线索，在蓝田发掘出轰动国内外的‘蓝田猿人’”，均被解读成是刘依老当年的作为，导致了蓝田猿人的发现，或者说，依老当年的作为，是发现蓝田猿人的主要原因，似乎没有依老当年这些作为，蓝田猿人便可能发现不了，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刘依老当年的作为，与蓝田猿人的发现，毕竟相隔了近30年，并未因为依老的“分析”和“线索”，很快就付诸行动。且蓝田猿人发现者之一的黄万坡，后来回忆其发现的过程时说：
1958年，我国工程地质学家曾河清在陕西蓝田考察时，从灰白色的砂层里捡（拾）到几块“龙骨”，后经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教授考证，是三趾马和鬣狗化石，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先生获得这一信息后，着手组织科学考察队，前往蓝田考察……（《忆25年前发现蓝田猿人》，《大自然》1988年第4期）
只字都未涉及这一层。吾乡（蓝田县）樊维岳，深度知情者也，当年曾陪同黄万坡等进行蓝田野外考察，真正的发现蓝田猿人参与者之一，后来回忆其发现的经过时说：
1959年地质部的曾河清同志，在蓝田发现了一个新生代良好的剖面图。同年，中国科学院刘东生教授，对蓝田洩湖镇和西安市郊区的第三纪地层进行了划分。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野外工作队张玉萍、黄万波（坡）、汤英俊、计宏祥、丁素因等同志，来蓝田进行野外考察，我陪同这个工作队一块工作……（《一百万年前的人类祖先—“蓝田猿人”》，《蓝田文史资料汇编》第138页）也只字都未涉及这一层。两年前娄玉山、马宁《中国北方最早的人类化石—蓝田猿人》，大略提到发现经过时写到：
1959年地质专家曾河清来到陕西蓝田考查后,报道了陕西蓝田地区一个相当良好的新生界剖面,由于此前蓝田地区的新生界发育良好,一直受到有关方面的广泛 关注,同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东生先生来到蓝田泄湖镇等地考察,并采集到一些脊椎动物化石标本,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先生得到这消息后, 便着手组织一个野外科考队前去蓝田地区进行新生代地质考查。（《化石》，2014年第1期）
同样只字都未涉及这一层。两位发现的亲历者和今天的研究者，都对刘依老当年的贡献置若罔闻，都众口一词地将发现的种因归结于曾河清和刘东生两位先生的地质考察，恐怕不是一句“刻意的回避”或“无意的疏忽”所能解释的吧。何况，通观刘依老这篇文字，似乎也再找不到相应的支持，或者换言之，提炼不出这样的观点，而明显能够感受到的，是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种事情上，“始终未肯合作”的深切遗憾，是对钟健先生未能于其当年提供的线索以及时、切实和足够的注意，导致蓝田猿人几十年后才被发现，隐然深沉的惋惜。
而这，设非见到先生此文，愚鲁如我，是断断想不到的。
至于钟健先生何以未能给与其及时、切实和足够的注意，《阎茂三生平事略》认为是“因杨当时急于去瑞典讲学，未能进行研究，直至解放后，杨钟健从欧洲回国，于1963年才研究安排刘东生等学者率地质考古队来蓝田考察。”将问题归结于杨的 “欧洲之行”，质诸钟健先生此间履历—1935年至七七事变前，皆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七七事变数月后，由北平逃往长沙，又从长沙转至昆明，从昆明转至重庆和新疆，一直在流徙之中，直到1944年才有一次为期三年的赴美国、加拿大与西欧的考察和讲学；1947年回国后，先在南京地质所工作，中间一度出任西北大学校长；解放后曾任中科院编译局首任局长，195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后扩大为研究所）成立后，即一直从事并领导有关科研工作，这当然是有猜测不实的成分。刘依老此文，不曾直接讲到，但其“查明《列子》一书，自汉时揭开华胥国之来历，俞曲园发表岚山女为天子的出处。顾颉刚决然删去司马贞三皇本纪之见解……杨钟健常以为史家搞的时间短……始终未肯合作”，认为钟健先生一直未能将其提供的线索和传说中的华胥国联系起来考察，似乎也能传递出若干信息。然而知人论世，民国期间，其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因为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和战后内乱导致的国事不靖，没有条件展开必要的考察与发掘；解放之后，百废待兴，蓝田新生界的地质考古成果，出现时间较晚，作为将一生都献给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萦心刘依老早就提供给他的相关信息，但是仅凭这一点而没有足够的地质考古成果支撑就启动对“蓝田猿人”的发掘，的确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而事实上也是，一旦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条件，有了地质考古成果的支撑，各种充要条件具备之后，他便立即作出决定，派队赴蓝田考察，尤其是从距兀家崖不远陈家窝做起。虽然黄万坡、樊维岳和娄玉山、马宁只字未提刘依老之前的铺垫，然而这个铺垫此时着实起了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与刘依老个人后来的愿望，看着有点距离，但毕竟情理上圆融无碍，程序上也无可诟病。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刘依老当年所提供的线索，的确可以称得上发现蓝田猿人的前奏，应该不打任何折扣，但是1959年曾河清、刘东生两位先生的地质考古，端的称得上发现蓝田猿人的序曲，这点也应该无可怀疑，只是两者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间接，一个直接；一个因为时代和年深的缘故知者不多，一个借助各种媒体的宣传而广为人知罢了。此乃现在人们但凡言及蓝田猿人的发现，都言必称此曾、刘二位，必将时间决然定于五六十年代的根本原因所在。毫无疑问，刘依老在蓝田猿人的发现上，的确居功不菲，值得铭记，但若因此而断言当年他对某些化石的“分析”，就“分析，最终导致‘蓝田猿人’的发现”，说蓝田猿人的发现，主要（或完全）是因为依据了他所提供的线索，则未免难脱以敬爱先生而刻意拔高、故为溢美的嫌疑，有失严谨和公正。刘依老若是泉下有知，想必也是不敢苟同的。谓予不信，那么不妨请问：
倘若如此，何以解放以后，钟健先生仍迟迟没有启动对蓝田的考察与发掘，非要等到曾河清先生掲橥蓝田有个良好的新生界剖面，刘东生先生对洩湖镇和西安东郊第三纪地层进行划分，并再次采集到一些脊椎动物化石标本之后，方才派员对其实施进一步的考察？
难道是他不想早点发现蓝田猿人吗？
难道是因为他“始终未肯”与历史学家“合作”吗？
谁能回答这些问题？！
感谢念尚先生《华下一老刘安国》的问世。虽然因为种种的原因，此书的编辑确乎瑕疵重出，不尽人意，但其包括的内容，却诚足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判断不少问题。上述蓝田猿人的发现及刘依老本人在这件事情上的贡献，就是如此。走笔至此，我忽然想到，刘依老当年的作为，无可否认，可是仅凭这些有限的线索，他如何就敢确定，一定会有古人类的发现？假如没有后来蓝田猿人的发现，老先生是否还会有其文中所说的遗憾？为其树碑立传的人们，又是否还会将其着意加以渲染，做出如此不切实际的月旦呢？
掷管凝思，不禁茫然。
2016年1月29日于介然斋
附记：此稿写成月余之3月17日，邀约念尚老兄在市档案馆见面，欲促成其将安国先生部分遗稿捐赠该馆，因以得见1960年代中叶日记一则，文曰：“自愧素飡十五年，祗争报□不炼丹；匼河遗址曾御寇，洩湖龙骨亦开颜。抗战前在阴晋收匼河化石转北平地质研究所，竟被美帝掠去。嗣后每遇中条山抗战归者，频频致问当地龙骨情况。解放后乃发掘，得早于周口店之旧石器；又蓝田兀楚丘（卿）居近古华胥渚，凿窑时得龙骨，轰传经时，近亦缘获原（猿）人遗物，两事均载人民画报。虽与余多次反映攸关，但非人民时代、共产党和毛主席之科学领导、设施，则不可能有此成绩也。欣逢立国大庆，特为一及。古稀青年○○○”从日记“近亦缘获原（猿）人遗物”、“欣逢立国大庆”文字和“古稀青年”落款观之，其写作时间当在1965年10月前后（先生1895年生人），至早也早不过1964年国庆之期。其中有些说法，如匼河化石“究被美帝掠去”确是鲜为人知，但其所持观点，尚称客观平实，没有居功自傲的意思，亦无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之“不合作”的批评，与前举1985年的说明文字，显有不同。可见其想法后来以历史环境的改变，亦有部分的改变，甚至明白地表达了心中的遗憾，但却仍无揎臂争功的意思。某些主动拔高先生贡献的观点，的确是误读了先生的遗文，有悖先生初衷及其谦冲自牧的处世态度的。
2016年3月20日于介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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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
2015年底，某日与张应超先生通话，先生告以刘念尚为其先尊所编《华下一老刘安国》已经印出，原说好由宗鸣安先生带一本给我，后以鸣安赴日探亲，适张和平到西安档案馆办事，他让顺便给黄海荣捎去一本，我可先找黄要来看看。刘安国先生（字依仁），陕西华县人也，历经清末、民国两代，又在新中国生活了40年，博雅硕学，阅历丰富，过去在政、学两界，均具崇高的声望， 1989年以95岁遐寿而辞世，曾是吾陕一令人尊敬的文化名宿。余生也晚，但八九十年代，即已得悉其高名，赓续听闻其大要事迹，并零散地读过其若干著作，如《陕西交通挈要》《陕西乡贤事略》等，最近纂辑《陕西历代旧志序跋辑存》，还见过其主持编修的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及其所撰长序《重修咸阳县志述略》，因而一直关心有关此老的信息，此书之编，几年前即听朋友说过，自然也一直引领而盼其早日面世，且私度其中必有足资珍贵者。果然，某日从海荣手中借来一睹，其中一篇《蓝田猿人发现之前奏点滴》，即分外招眼，并意想不到地引发我的一些思考。
文章是老先生“一九八五年夏日”，写于其“青年路故居的。文中写道：
一九二二年，蓝田乡贤杨仁天、宋子珍，函介当地芸阁学社（舍）胥润民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入学例须面谈，该生举止儒雅、安定，词气从容。询其得姓之由，称云：“学生胥润民。古传华胥国，有华胥氏，今蓝田有华胥诸生，其后裔也。”余虽于体质人类学略有所习，但不敢以之为资料，疑似传疑置之。司马贞的《三皇本纪》，虽附《史记》以传，惟此关系我国历史哲学甚大。
后十余年，而【有】洩湖镇兀楚卿（十七师军需官）修窑之事。
一九三四年冬，陕西省教育厅派督学刘安国、亢维恪(心栽)去长安、蓝田，郭子俊、续俭去西路各县，张耀斗、李汉桥去东路查学。我在蓝田时，知蓝田县兀家崖兀楚卿家打窑，发现大批龙骨化石。我与亢维恪去看兀病，未果，后闻蓝田教育局长阎茂三（儒林）说：“本县各处打井，龙骨多有出现，故县中尝有大批肩挑赴禹州药材会者。”随处访之，果然乡人并言“成坑子”出现，次年遂以其状告知杨钟健同学，故为“蓝田猿人”之发现引导大事也,有继续通讯之必要。
一九三五年春，我一人在华岳庙药材市，发现龙骨中有巨象、肿骨鹿及各类动物化石，询知系出山西匼河，购回后储于陕西考古会。次年由杨钟健鉴定，实有肿骨鹿等，可资陕西新生代研究之，后遂送北平地质研究所。解放后，北平地质研究所便派人赴匼河采集，并即出《匼河》一书印布。
查明《列子》一书，自汉时揭开华胥国之来历，俞曲园发表岚山女为天子的出处。顾颉刚决然删去司马贞三皇本纪之见解（这是解放后周恩来提倡校点二十四史时的事），杨钟健常以为史家搞的时间短（以百年为单位，他们人类学家以万年为单位），始终未肯合作，今天可惜有点遗憾。
里面说到其本人1930年代中叶即访得蓝田兀家崖发现大批龙骨化石的消息，和在华岳庙药市发现并购得不少“巨象、肿骨鹿及各类动物化石”的事情；讲到他当时就将此一消息告知其“杨钟健同学”，并请杨先生鉴定过；讲到老一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各守门户，“始终未肯合作”，导致“蓝田猿人”迟至数十年后才得以发现的遗憾。这些据今观之，的确都在鲜为人知的范围，让人颇生惊异和增广见闻之幸。
“蓝田猿人”的发现，堪称中国考古史上一重大事件。其正式发现的时间，已被确认为1964年。如同半坡遗址和秦陵兵马俑等重大考古发现，前期都有若干传奇铺垫或不大正规的序曲一样，这次震惊世界人的发现，应该，也确实有过一段长期不大为人所知，乃至所重的前奏。而按照此文的说法，其真正为之发踪引导的，正是刘依老“一九三四年冬”的这次长（安）、蓝（田）“查学”之行，和此后不久的“一九三五年春”的依老华阴之行，而发踪引导之功，则实堪由依老亢维恪和吾乡闫茂三，尤其依老其人居之。这一点，已为阎茂三后人阎玠《阎茂三事略》的下列记载所证实：
就在这个期间，原国民党政府陕西省教育厅督学兼教育杂志编辑刘安国、元（亢）新斋先生等人来蓝田视察工作，阎茂三出面作陪。谈话中，当刘知道蓝田出产龙骨时，引起了重视。阎茂三就将他在编县志时，曾亲去河南禹州（今禹县）考察而得出（到？）的蓝田“龙骨化石，经河南禹州集中收购后，再装箱分散运送到东南沿海及中南各省，已由来已久，每年计有一百余担”的情况，向刘作详细报告。刘安国先生系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对此很感兴趣，即约阎茂三同去洩湖陈家窝村等地进行实地勘察，初步认定为新生代地貌，历史开发价值可观。后来，刘安国先生寄信向北平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刘的同乡同学）作了介绍。（《蓝田文史资料汇编》第417页）
目前亦为有关著述所采信。如《西安市志》依老本传记载：
杨虎城主持陕政后，刘曾先后出任富平县长、咸阳县长，曾与梁午峰等对蓝田公王岭一带发现的龙骨化石进行分析，最终导致“蓝田猿人”的发现。（第七卷《社会·人物》第520页）
张应超《著名教育家刘依仁先生》写到：
1935年，刘依仁返回教育厅任督学……同年，他在去蓝田考察教育时，得知当地常有化石、龙骨出土，遂亲赴现场勘查，并详识地点、深度、大小、种类，又购回样品存于陕西考古会，并将此事告知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已以起重视。后来根据刘依仁提供的线索，在蓝田发掘出轰动国内外的“蓝田猿人”，杨钟健赞誉刘依仁提供的资料是“蓝田猿人发现之前奏”。（《说古道今》撷粹一）
虽说各自都有若干可商之处，如刘依老早年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师范学堂，就读系科为博物部，阎文分别误作北京师范大学和地质系（“北平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提法亦欠科学准确）。如刘依老所说“一九三四年冬”和“一九三五年春”，都在邵力子主持陕政期间；依老所说蓝田发现龙骨的地方为兀家崖（与陈家窝同属洩湖辖村），距公王岭尚有几十里，志文分别误作“杨虎城主持陕政后”和“蓝田公王岭一带”。如刘依老“购回后储于陕西考古会”的，是在华岳庙药市发现的各种动物化石，张文也误写成是在蓝田发现的。但这尚非我所特别注意者，关键是依老早年所为，即所谓“蓝田猿人发现之前奏”，在其本人，只是“蓝田猿人之发现引导”的“大事”，而在后面两者，则一谓“（依老）曾与梁午峰等对蓝田公王岭一带发现的龙骨化石进行分析，最终导致‘蓝田猿人’的发现”，一谓“后来根据刘依仁提供的线索，在蓝田发掘出轰动国内外的‘蓝田猿人’”，均被解读成是刘依老当年的作为，导致了蓝田猿人的发现，或者说，依老当年的作为，是发现蓝田猿人的主要原因，似乎没有依老当年这些作为，蓝田猿人便可能发现不了，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刘依老当年的作为，与蓝田猿人的发现，毕竟相隔了近30年，并未因为依老的“分析”和“线索”，很快就付诸行动。且蓝田猿人发现者之一的黄万坡，后来回忆其发现的过程时说：
1958年，我国工程地质学家曾河清在陕西蓝田考察时，从灰白色的砂层里捡（拾）到几块“龙骨”，后经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教授考证，是三趾马和鬣狗化石，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先生获得这一信息后，着手组织科学考察队，前往蓝田考察……（《忆25年前发现蓝田猿人》，《大自然》1988年第4期）
只字都未涉及这一层。吾乡（蓝田县）樊维岳，深度知情者也，当年曾陪同黄万坡等进行蓝田野外考察，真正的发现蓝田猿人参与者之一，后来回忆其发现的经过时说：
1959年地质部的曾河清同志，在蓝田发现了一个新生代良好的剖面图。同年，中国科学院刘东生教授，对蓝田洩湖镇和西安市郊区的第三纪地层进行了划分。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野外工作队张玉萍、黄万波（坡）、汤英俊、计宏祥、丁素因等同志，来蓝田进行野外考察，我陪同这个工作队一块工作……（《一百万年前的人类祖先—“蓝田猿人”》，《蓝田文史资料汇编》第138页）也只字都未涉及这一层。两年前娄玉山、马宁《中国北方最早的人类化石—蓝田猿人》，大略提到发现经过时写到：
1959年地质专家曾河清来到陕西蓝田考查后,报道了陕西蓝田地区一个相当良好的新生界剖面,由于此前蓝田地区的新生界发育良好,一直受到有关方面的广泛 关注,同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东生先生来到蓝田泄湖镇等地考察,并采集到一些脊椎动物化石标本,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先生得到这消息后, 便着手组织一个野外科考队前去蓝田地区进行新生代地质考查。（《化石》，2014年第1期）
同样只字都未涉及这一层。两位发现的亲历者和今天的研究者，都对刘依老当年的贡献置若罔闻，都众口一词地将发现的种因归结于曾河清和刘东生两位先生的地质考察，恐怕不是一句“刻意的回避”或“无意的疏忽”所能解释的吧。何况，通观刘依老这篇文字，似乎也再找不到相应的支持，或者换言之，提炼不出这样的观点，而明显能够感受到的，是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种事情上，“始终未肯合作”的深切遗憾，是对钟健先生未能于其当年提供的线索以及时、切实和足够的注意，导致蓝田猿人几十年后才被发现，隐然深沉的惋惜。
而这，设非见到先生此文，愚鲁如我，是断断想不到的。
至于钟健先生何以未能给与其及时、切实和足够的注意，《阎茂三生平事略》认为是“因杨当时急于去瑞典讲学，未能进行研究，直至解放后，杨钟健从欧洲回国，于1963年才研究安排刘东生等学者率地质考古队来蓝田考察。”将问题归结于杨的 “欧洲之行”，质诸钟健先生此间履历—1935年至七七事变前，皆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七七事变数月后，由北平逃往长沙，又从长沙转至昆明，从昆明转至重庆和新疆，一直在流徙之中，直到1944年才有一次为期三年的赴美国、加拿大与西欧的考察和讲学；1947年回国后，先在南京地质所工作，中间一度出任西北大学校长；解放后曾任中科院编译局首任局长，195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后扩大为研究所）成立后，即一直从事并领导有关科研工作，这当然是有猜测不实的成分。刘依老此文，不曾直接讲到，但其“查明《列子》一书，自汉时揭开华胥国之来历，俞曲园发表岚山女为天子的出处。顾颉刚决然删去司马贞三皇本纪之见解……杨钟健常以为史家搞的时间短……始终未肯合作”，认为钟健先生一直未能将其提供的线索和传说中的华胥国联系起来考察，似乎也能传递出若干信息。然而知人论世，民国期间，其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因为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和战后内乱导致的国事不靖，没有条件展开必要的考察与发掘；解放之后，百废待兴，蓝田新生界的地质考古成果，出现时间较晚，作为将一生都献给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萦心刘依老早就提供给他的相关信息，但是仅凭这一点而没有足够的地质考古成果支撑就启动对“蓝田猿人”的发掘，的确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而事实上也是，一旦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条件，有了地质考古成果的支撑，各种充要条件具备之后，他便立即作出决定，派队赴蓝田考察，尤其是从距兀家崖不远陈家窝做起。虽然黄万坡、樊维岳和娄玉山、马宁只字未提刘依老之前的铺垫，然而这个铺垫此时着实起了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与刘依老个人后来的愿望，看着有点距离，但毕竟情理上圆融无碍，程序上也无可诟病。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刘依老当年所提供的线索，的确可以称得上发现蓝田猿人的前奏，应该不打任何折扣，但是1959年曾河清、刘东生两位先生的地质考古，端的称得上发现蓝田猿人的序曲，这点也应该无可怀疑，只是两者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间接，一个直接；一个因为时代和年深的缘故知者不多，一个借助各种媒体的宣传而广为人知罢了。此乃现在人们但凡言及蓝田猿人的发现，都言必称此曾、刘二位，必将时间决然定于五六十年代的根本原因所在。毫无疑问，刘依老在蓝田猿人的发现上，的确居功不菲，值得铭记，但若因此而断言当年他对某些化石的“分析”，就“分析，最终导致‘蓝田猿人’的发现”，说蓝田猿人的发现，主要（或完全）是因为依据了他所提供的线索，则未免难脱以敬爱先生而刻意拔高、故为溢美的嫌疑，有失严谨和公正。刘依老若是泉下有知，想必也是不敢苟同的。谓予不信，那么不妨请问：
倘若如此，何以解放以后，钟健先生仍迟迟没有启动对蓝田的考察与发掘，非要等到曾河清先生掲橥蓝田有个良好的新生界剖面，刘东生先生对洩湖镇和西安东郊第三纪地层进行划分，并再次采集到一些脊椎动物化石标本之后，方才派员对其实施进一步的考察？
难道是他不想早点发现蓝田猿人吗？
难道是因为他“始终未肯”与历史学家“合作”吗？
谁能回答这些问题？！
感谢念尚先生《华下一老刘安国》的问世。虽然因为种种的原因，此书的编辑确乎瑕疵重出，不尽人意，但其包括的内容，却诚足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判断不少问题。上述蓝田猿人的发现及刘依老本人在这件事情上的贡献，就是如此。走笔至此，我忽然想到，刘依老当年的作为，无可否认，可是仅凭这些有限的线索，他如何就敢确定，一定会有古人类的发现？假如没有后来蓝田猿人的发现，老先生是否还会有其文中所说的遗憾？为其树碑立传的人们，又是否还会将其着意加以渲染，做出如此不切实际的月旦呢？
掷管凝思，不禁茫然。
2016年1月29日于介然斋
附记：此稿写成月余之3月17日，邀约念尚老兄在市档案馆见面，欲促成其将安国先生部分遗稿捐赠该馆，因以得见1960年代中叶日记一则，文曰：“自愧素飡十五年，祗争报□不炼丹；匼河遗址曾御寇，洩湖龙骨亦开颜。抗战前在阴晋收匼河化石转北平地质研究所，竟被美帝掠去。嗣后每遇中条山抗战归者，频频致问当地龙骨情况。解放后乃发掘，得早于周口店之旧石器；又蓝田兀楚丘（卿）居近古华胥渚，凿窑时得龙骨，轰传经时，近亦缘获原（猿）人遗物，两事均载人民画报。虽与余多次反映攸关，但非人民时代、共产党和毛主席之科学领导、设施，则不可能有此成绩也。欣逢立国大庆，特为一及。古稀青年○○○”从日记“近亦缘获原（猿）人遗物”、“欣逢立国大庆”文字和“古稀青年”落款观之，其写作时间当在1965年10月前后（先生1895年生人），至早也早不过1964年国庆之期。其中有些说法，如匼河化石“究被美帝掠去”确是鲜为人知，但其所持观点，尚称客观平实，没有居功自傲的意思，亦无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之“不合作”的批评，与前举1985年的说明文字，显有不同。可见其想法后来以历史环境的改变，亦有部分的改变，甚至明白地表达了心中的遗憾，但却仍无揎臂争功的意思。某些主动拔高先生贡献的观点，的确是误读了先生的遗文，有悖先生初衷及其谦冲自牧的处世态度的。
2016年3月20日于介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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