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封建科举时代，所谓好官，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要清正廉洁，决不利用官位发财，一个汲汲于个人物质利益的官员，绝不可能成为好官。一是要在其位、谋其政，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或防灾救民，或减捐平赋，或发展生产，或安定社会，或普施教化，决不庸庸碌碌，糊里糊涂，不事作为。清代弥渡出好官、好官多，其所为不一而足，总而言之，贯通其间的精神，则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优秀传统儒家文化。今搜罗史料作此文，阐述弥渡先人为官德政，表彰先贤，启迪后人。
提到这个名字，我禁不住由衷感叹，想起了一句名诗：“墙里开花墙外香。”杨周冕，这个云南弥渡人，他的小小一幅书法，已在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高价拍卖，价格超过许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人们看重其书法，更看重其人品官品。而在云南，在大理，在弥渡，杨周冕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遗憾之余，枯坐之中，我穷搜有关资料，试图还原一个近三百年前故乡先贤的形象。
杨周冕（1700～1785年），字冠山，又字冠卿，号古华，晚号铁崖、铁臂翁、铁臂老人，今弥渡县弥城镇人。乾隆丙辰（1736年）举人，壬戌（1742年）明通，二十七年（1762年）冬知四川罗江县，三十四年（1769年）因绵州州治移驻罗江，撤销罗江县治而去任。任职七年，期间，杨周冕还以廉能著称署理巴州知州，官声很好，精律体诗，工书法，学金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王庭筠（号黄华老人），擅长行草，好作擘窠书，其龙蛇格字极负盛名。著有《古华诗集》二卷。
说实话，就是这个一直没考上进士，只登明通榜，说白了就是录取进士副榜的举人，深深地吸引了我。所谓明通榜，雍正乾隆年间在会试落卷内选文理明通的举人于正榜外续出一榜，可谓“编外进士”。 从嘉庆年间罗江进士李调元纂修的《罗江县志》可知，杨周冕在罗江县，可谓政绩累累。
——造启运桥。罗江县城“双江萦绕，环城皆山”，“罗纹水合，龙池山开”，启运桥作为川陕官道枢纽，只建成8年便于1763年夏被冲毁，只有舟楫渡人。每至夏秋雨季，洪水恣肆，商旅邑人只是架木为桥，甚而望江兴叹，造桥成了人们最大的愿望。1764年秋，杨周冕感“来往人为阻”，慨然筹建。汲取前人经验，“凿石西山隈，运石东山坞，两岸集千夫，一桥无寸土”，发动县民千余人，从西山烟堆梁子用牛车拉来大青石到江边，加深基础，扩大桥基，用糯米浆和石灰浆、麻筋混合，在石臼中反复冲捣使其成胶合状，用于粘合砌石和塞缝隙。杨周冕亲自督建，于当年端午节前建成石桥，邑人“万人走贺烹鸡猪”，举办了盛大的赛龙舟比赛以示庆祝，杨周冕欣然赋诗以纪其事。
——建奎星阁。邑人李化楠于1743进士及第，其子李调元于176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父子金榜接踵，这让罗江人激动万分，也让刚刚莅任的杨周冕兴奋不已。1765年春，杨周冕在绅衿监庶的支持下，于县城南街建奎星阁，聘请丁忧在籍的进士李化楠主持建阁事务。奎星阁为三层楼阁，底层大书罗江历代进士、举人名录，二层塑奎星及文昌像，悬匾“天开文运”，三层可登临揽胜。整座阁楼画栋雕梁，雄伟壮观，凝重典雅，以期培文风、励后学。嗣后，李鼎元、李骥元兄弟二人又先后高中进士、入翰林，是时罗江文风蔚起、人才辈出，李氏家族“一门四进士，兄弟三翰林”，成千古佳话。
——修双江书院。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杨周冕自掏白银百两，从明代探花高节后人手中买下了一大宅院，改建而成双江书院，重刻旧联“龙楼策对三千字;金殿传胪第一人”于大门两侧，题书“深雪堂”匾悬于讲堂。设置学田、膏火，经费充足，聘请名师。同时，增设养正斋、丽泽堂两所社学，从此求学上进者所在多有，境内明理知法，文风丕振。罗江进士李化楠在《纹江书院田房记》如此记述：“滇南杨公来治兹邑，为政精敏而仁恕，决狱不事敲朴，听讼务得其情，逾年而境内乂安，于是以其公余，锐意建修书院，以广教泽。”书院建成，“都人士及邻境之秀者，喁喁向风。公之功伟矣，抑不知吾罗之感公戴公膏泽而咏勤苦者，宜何如之咨嗟太息而不忍置也”。
——重修城垣。罗江县属绵州，地处成都平原西北边缘，成都北部屏障，自古为军事要冲，史称“三国险阻区，西川咽喉地”。1767年夏，涪江大水，绵州城被毁，难以复建。四川总督阿爾泰下令杨周冕领项重修罗江县城，以迁绵州州治于罗江。杨周冕劳心筹划，精打细算，率民重筑城墙，历时两年工竣。施工中，以造启运桥之法，用糯米桨拌石灰、粘土和卵石舂砌而成，城墙周围八百四十八丈七尺、高一丈三尺，顶宽七尺、底宽一丈二尺，青石包砌，青石铺筑街面，筑城门四道和吊桥以通往来，建城楼四座，疏浚环城城壕，气势恢宏，固若金汤，俨然州城规模。民谣云：“罗江县的城墙高，四面都用铁皮包。城墙高头可走马，钟鼓楼上好吹箫。”
——兴修水利。杨周冕调查后得知，罗江县五河纵横，“坡岭山地十居六七”，冬春则旱，夏秋则涝，农业生产凋敝，其主要原因是山地缺水，经不起旱灾袭击，乡民长期以来生活困苦。杨周冕认为，“衣食足而后礼仪兴”。于是，全民动员，将纹江两岸年久失修的坝堰大加修整，增加蓄水量，鼓励民众大量制造安装筒车，以水的冲力自动提水，或安装脚车引水，或在丘陵地带兴修堰塘和开发冬水田蓄备天然雨水，大量高傍山地都得到灌溉，一批“望天地”得以有效灌溉，耕种面积扩大，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使罗江由缺粮县逐渐转变为余粮县。
——息讼安民。罗江民众多为明末清初由各地迁入，人不多而籍贯杂，往往纠结成伙，相互排斥，动辄纠纷斗殴，甚至伤及人命，社会秩序不安。杨周冕“教各村修卡守望相助”，以“扞灾御患，卫国蔽民”。在日常断狱中，没有采取“断公道”就事论事的简单方式，而是深入调查，洞悉民情民意，因势利导，分清案情是非，作出公正判决。对于一般纠纷，则是耐心劝勉，循循善诱开导，诉讼双方聆听教诲，无不心悦诚服，疙瘩立解，化干戈为玉帛。不期年，则讼庭幽静，民众向化，成为一方乐土。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杨周冕利用修城结余款项，把县衙署修葺一新，悬“清慎勤”匾于公堂，镌联于堂柱：“列吾宇者，勿游手，勿比匪，勿犯法违条，便是王风第一;抚此都也，不沽名，不要钱，不徇人枉己，敢言杜母无双。”又维修城隍庙，建挂镜台坊，书“挂镜”“殚恶”，力倡严于律己，惩恶扬善。杨周冕说做合一，言行一致，《四川通志》如此评价：杨周冕“仁廉明察，善言感导，不事烦刑”，“改州去任，士民思之，肖像于邑之宝峰山祀焉”。如此人格魅力证明，联语可谓发自肺腑，吐露真情，既是自警自箴，亦以劝人勉人。
杨周冕为官，不是图排场，修城垣、造桥梁、兴水利、建书院、辦社学，甚至修祠筑阁，一件一件地做老百姓最关心的实事，一门心思在边地大力宣扬教化，倡导读书，提倡文治。他在罗江县的事迹还被范秀才编成小说《挂镜台演义》、川剧《挂镜台》，塑造成为一个一心为民办实事的七品官，一心教化治民、反腐倡廉的“芝麻官”，如今已经成为罗江县旅游文化、廉政文化的响亮品牌，被人们津津乐道，一直流传。
罗江县城修筑工程完工后，正值杨周冕任期届满、例应提升，四川总督阿尔泰派官员考核验收，可这位总督是个贪官，名为勘察，实为索贿。素著清廉的杨周冕不买账，不言知州、总督之功，尽表百姓之力、如何严于律己。验收大员大怒，回奏于总督，总督于是上奏说杨周冕偷工减料，修的是豆腐渣工程，且专项经费挪作他用，妄言城墙数年后就会倒塌。这样，杨周冕被免职停俸、留守待审，十年为期。刚直不阿的他只好来到余家庵宝峰寺带发为僧，实在闲不住，就笔走龙蛇，写几幅巨字草书，吟诗作对。用度不济，即受聘担任新繁县繁江书院山长，治校育人，“讲求实学，造就通才”。1773年，阿尔泰因勒索派买被赐自尽。1780年，绵州知州马家良查得实情，上报四川总督，转呈吏部核准，为已是须发披雪的杨周冕找回清白，获准回乡。在罗江父老资助下，一个皓首老人终于踏上归乡之途，仅一琴一童、一头毛驴、一个书箱，宦囊空空，清风两袖而已。
杨周冕不无遗憾地离开了罗江，而在他身后，罗江官绅士民塑像于宝峰寺、北寺，岁时祭祀，留下的却是罗江官绅士民无尽的思念。先是，杨周冕极为敬仰三国时张任气节忠烈，在潺亭山北寺侧培植墓园，立“汉从事忠烈张任之墓”碑旌表，后人又立祠塑像祀之。由于杨周冕为官施政，始终“知有国不知有家，知有民不知有己”，士民感戴，1815年，《四川通志》修成，杨周冕名列循良，功垂千秋。从此，每年正月十六日，罗江士民老幼、男男女女骈集潺亭庙，赶潺亭山庙会，当地人称“游北滨”，为的是祭祀凭吊罗江土主神杨周冕，祈祷杨周冕护佑罗江民阜物康，祈福迎春，百事顺遂，成为罗江最为盛大的民间节会。
近百年之后，同治四年（1865年）底，云南鹤庆人寸联级任罗江县典史，对同乡杨周冕仰慕不已，感慨良多，乃捐塑杨周冕像于张任像之右，书“甘棠遗爱”额悬于殿堂，刻石勒碑。其叙云：“公尹罗时，建书院，修城池，农田水利大端毕举，不以利名为念，解组后，沉滞于罗江二十余载，年八十二空囊而归。”又铭碑颂道：“点苍降神，特生杨公。尹兹罗邑，教养是崇。政追召父，化继文翁。筑城捍卫，仡仡崇墉。公余作书，笔走虬龙。解组归田，两袖清风。云山峙北，潺水流东。山高水长，遗爱无穷。”
说到此，我思绪万千，杨周冕科考坎坷，官途多舛，为官不仅没能禄位高升，更没有衣锦还乡，反而落得使人悲伤惋惜的结局。他早年以“古华”为号，表达的是对先贤王庭筠的追慕，晚年以“铁臂”自号，说的也许是他所作草书龙腾虎跃，苍劲雄健，气势逼人，笔力丰腴，文采风流。也许，更是向世人昭示：做人，做官，淡泊明志，清正廉洁，守正不阿，宁折不弯，必须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方能守住如此高洁的品格。
师范，今弥渡县寅街镇莘野村人，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1751年生于滇西弥渡，1811年卒于安徽望江。其父为乾隆辛酉科亚元师问忠，官天津盐场大使，有“强项场官”之称，因父子均中亚元，故而在弥渡有“亚元第”美誉。说起师范，后辈学人无不肃然起敬，不敢亦不愿直呼其名，都喜欢饱含敬意地呼之为“师荔扉”。
我查阅了师范的从政履历，很简单，24岁中举人第二名，即所谓亚元。38岁走上仕途，先后任剑川州儒学训导七年、望江县令八年。一生官不大，“七品芝麻官”而已，却有“强项令”之称，赢得青史留名。
在剑川州，师范在公务之余，还亲任金华书院山长，课训仕子，兢兢业业。按惯例，学子们都称呼师范为“老师”，可先生姓“师”。师范说：“如果我姓张姓李，你们就称呼我老张老李吗？”士子们无不愕然：“那我们怎么称呼先生呢？”师范回答说：“学正杜东辂称先生，依其例，就叫我先生好了。”从这则逸闻轶事可见，身不及六尺的师范，在士子心目中高大的形象，乃是一个和蔼有加、个性鲜明的夫子。
1788年，师范代理剑川州知州，时朝廷兵集广西平定越南政变，按照省里统一安排，剑川州派夫二百名。师范认为，“剑川至马白将三十站，以实夫往，口粮及安家银费不赀”，不如以每夫折银20两，以资代劳，就近募兵，“殊为两便”。此议立即得到省督抚批准，并在全省各地州县通行。师范“十昼夜身不贴席”，筹措完款项，深得大宪褒奖。
1791年，清廷征讨廓尔喀，师范奉委佐云南粮储道陈孝升筹办凯旋兵饷，驻中甸。师范“先支五属兵米”，又“发帑按照市价平购归仓”，陆续运抵昌都，一切来往，运筹自如，展现出卓越的政治经济之才，又凸显实心爱民的从政本色，引得署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费淳击节赞赏，连章举荐。随后，入都觐见天颜，嘉庆皇帝喜称“人才难得”，授望江县令。
安徽省望江县地处南北水道要冲，为人文渊薮。嘉庆六年（1801年），师范受任望江县，甫抵任，则“以兴利除弊、爱士恤民为己任，名教事毅然为之，死生利害弗挠其中”。为明其志，他在县衙大门上写了一副楹联云：“政简入琴堂，常对一泓秋水;心清在茅屋，平分万户春光。”鲜明表达出他铁了心为百姓服务的为官施政态度。
到任当年，望江县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田禾颗粒无收，民大饥馑。师范立即将灾情报告上司，请求豁免赋税，输粮赈济灾民。可是，他的奏请不仅被上司驳回，而且还叠遭申饬。万般无奈，师范整冠束带，面见上司，痛陈实情，长跪不起，恳切地说：“大人如不俯允，下官只得请求革职为民了。”最终，上司不得不同意免除望江县当年的赋税并给予以赈济，民遂得以安。由此，望江百姓亲切地给师范上了个雅号——“师父”。
老百姓很爱戴，视为衣食父母，可师范这“七品芝麻官”难当啊。然而，师范却非常认真地去做，而且，做得比别人更认真。一次，省里一名藩司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到望江县“索供帐”。这“索供帐”为清代官场陋规，说得直接些，就是上级以收缴招待费为名，向各地人民搞摊派，这无疑使百姓群众的负担加重。当然，这个“我心即民心，民安我亦安”的师范，当然不愿意干这种损害百姓利益来巴结讨好上司、赢得更多升迁机会的勾当，于是不仅断然拒绝了上司的要求，而且当面呵斥藩司，还将不法人员狠狠地杖责了一顿。藩司一行忐忑不安地回省城向督抚复命，总督深感其为民之诚，连声赞叹说：“此强项令也！”
大家都知道，所谓“强项令”，指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时的洛阳县令董宣。史载，董宣为官清廉，持正不阿，搏击豪强，为非作歹之徒莫不恐惧地称之为“卧虎”。一次，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犯故意杀人罪，藏在公主府内。董宣逮住机会毅然捕杀之，公主向光武帝哭诉。光武帝召见董宣欲问罪箠杀，董宣说：“纵奴杀人而不治罪，怎么能安定天下？不必皇上箠杀，我自杀好了！”说完便一头向柱楹撞去。光武帝急忙叫人把他扶起，边为他敷药，边令他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不服，光武帝令人强按他的头，他却两手死死撑地，脖子硬铮铮地直直挺住，始终不肯低头。弄得光武帝无可奈何，叹道：“真是强项令啊。”
据载，董宣“在县五年，年七十四，卒于官”，汉光武帝派人前去悼唁，“惟见布被覆尸”，仅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真可谓无独有偶，历史穿过1700余年之后，望江县又出了一位清正刚直绝类董宣的强项令——师范。师范不仅敢于执法抗上似董宣，而且清廉也绝类于董宣。师范去世时，同样家中别无长物，“家无余财，惟书籍千卷”。更为夸张的是，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底解官后，师范贫穷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在望江县雷音寺卖文为活，日常生活还得靠朋友接济。死后，还是靠其挚友济南知府张鹏升慨然践诺，才得以将遗骸归葬于他所深深眷恋的故乡弥渡。
其实，如此“强项令”，也有他内心柔美的一面，那就是师范不遗余力地建设地方文化，振兴地方文教。设小停云馆和七客寮，交游八方名士，集一时文人雅事之盛。组织地方文化人整理当地先贤作品，编刻《二余堂丛书》12种、《雷音集》12卷、《小停云馆芝言》44卷，为后世保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公务之余，还挤出时间，潜心治史，吟诗撰文不断，编成巨著《滇系》《南诏征信录》，留下诗文五千余首篇，辑录《历代诗文》60卷、《国朝百二十余家古文抄》200卷、《经史涂说》40卷，后世得先生惠泽可谓源远流长！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儒家士人追求的人生境界，难以企及，而师范却以一小小七品官做到了这点。史籍这样记载描述：“矫矫刚直，面斥权贵，杖责豪奴，有董宣之风”。“倜傥淹雅”“克著循声”，“非风尘俗吏”，他的上司两江总督费淳也以廉明著称，为师范《滇系》作序时是这样评价师范的。姚安人由云龙民国初年曾代理云南省长，题写师范墓联：“贤里义乡留宦绩;青山碧树葬诗人。”言简意赅，精准浓缩了师范一生。
呜呼哀哉！我不由得由衷感叹，师范多少也是有品级的官员，县令任内，“两旱两水，运楚粮，办京粮，备极劳卒，克底厥绩，民胥有生”。死了，还“麻烦”朋友们凑钱，给他买棺材、请吹打、竖墓碑、筑荒坟。无疑，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堪为清官之范例。因为，师范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中国古代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也践行了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家精神。
谷际岐（1744～1815年），字凤来，号西阿，又号龙华山樵，今弥渡县谷旗营人。乾隆甲午科乡试解元，乙未科（1775年）进士。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授翰林院检讨起，历官福建道监察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降授刑部主事，后补直隶司郎中，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秋，以疾奏请乞休辞官，从39岁到71岁，宦海跌宕沉浮32年。5年之后，逝世于扬州梅花书院孝廉堂讲席之上，至此盖棺定论，谷际岐以仕宦身份载入《清史稿·列传》之中，列“谏臣”第五，有“铁面御史”美名。在同年好友师范诗集中有两首感怀诗：
堂堂柱下惠文冠，老向熙朝作凤鸾。
封事每投皆报可，君臣遇合古来难。
自是交情老更真，每吟诗赠故乡人。
侬曹亦屈钱员外，不愧清时两谏臣。
后一首题为《同邑谷西阿员外》提到两个人，钱员外，指昆明钱沣，妇孺皆知的“瘦马御史”“滇之完人”;谷西阿员外，就是谷际岐，两人都以为官刚直、忧国忧民著称。对于谷际岐，由于年代湮远，只能从清史、方志记载，从谷际岐留下的诗文和友朋诗文中，追寻先贤的一言一行，解读清官的廉洁从政的人生观和人生追求，感悟其官德、官格和特有的人格力量。
先从谷际岐的“行”说起。谷际岐步入仕途虽然从翰林院检讨起，此时谷际岐的的主要任务是武英殿、国史馆、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整天埋头于故纸堆之中，修撰《四库全书》，还到咸安宫官学讲讲课，可谓清闲清苦。从1781年到1794年，还归故里丁忧、养病、讲学昆明五华书院。真正的为官实际要从嘉庆三年，即1798年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开始，从此，谷际岐才真正步入以所学而报国的谏官之路。
在监察御史任上，谷际岐把御史的职责发挥得风生水起。先是，谷际岐上疏《首论奏诸封疆大臣老師靡饷状》，痛陈白莲教起义累缴不清且呈滋蔓之势，实因湖广、陕甘、四川数省督抚拥兵自重，缺乏调度接应，兵无斗志，劳师靡饷，侵盗军饷，且改压军报，蒙蔽天听。不日，又上《陈官逼民反疏》，力陈白莲教起义，实在是因为官场贪污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随后，谷际岐又上《安抚难民之法》，“绥辑安插流民，以开万人生活之路，启亿载安定之基”。大义凛然，不畏强暴，针砭时弊，全被当局采纳施行，大有力挽狂澜于既倒之气概。
云南盐政诸弊滋生，嘉庆二年（1797年）春，酿成迤西道属数府州厅县民“哄变”惨祸，史称“压盐之变”。虽然，暴动很快被镇压，实情却被督抚隐瞒，“官运官销”的弊政依旧施行。作为云南人，谷际岐忧心忡忡，深入查访真相，写成《奏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奏滇省盐法宜改以便民疏》诸折，不惧重重阻力，连章上疏，直到被朝廷采纳施行方罢手。云南盐政从此行“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制度，官民两便。百余年之后的民国年间，云南盐运使由云龙在《滇故琐录》中盛赞道：“此奏则扼滇盐之要，领惠于滇人者大也。”
1799年，谷际岐擢礼科掌印给事中、稽查南新仓（八京仓之最大者）、巡视中城，官职虽只为正五品，但可以面奏皇帝，历来为官场所钦羡。此时的谷际岐，官场可谓平步青云，如果从此收敛谏言，前途可谓无量，可是这不是谷际岐的风格。1801年夏，京畿一带猝发水灾，清廷开仓急赈，赈济官员“科敛多赀，私肥囊橐”。容不得一星半点腐败的谷际岐《参奏长随蔡永清藉赈搜饱、冒滥名器折》，奏请惩办大学士、两名尚书、两任顺天府尹和光禄寺少卿，这大学士就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朱珪。此时，力主开门纳谏、整肃官场的嘉庆皇帝也被整得颇为尴尬，只好各打五十大板，把被参劾官员们训斥了一下，而谷际岐却被以“论奏未尽实，降授刑部主事”。5个月后，嘉庆皇帝念及谷际岐忠诚刚直，又授谷际岐为刑部直隶司员外郎。此时，谷际岐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这也成为谷际岐一生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
有其行，必有其言。再来看看谷际岐的“言”。七百多年前，苏东坡因写《六事廉为本赋先圣之贵廉也如此》而洛阳纸贵，堪称廉政教育经典。1801年，好友师范将赴任安徽望江县令，谷际岐以旧作《六事廉为本》相赠，这是所见谷际岐一生所留绝笔，更是一篇集中体现谷际岐一生从政中人生追求的代表作。在诗前小序中，谷际岐说：“荔扉弟之任，余既有诗送行，因念余與荔扉投赠既难作常语，爰将旧作《六事廉为本》八首书于册末，荔扉必能六事而廉者，定不以余为妄也。”
所谓“六事”，据儒家经典《周礼》“天官”之“少宰”记载，是先圣周公任用人才、考察官员的六条标准，即“以听官府之六计，以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翻译成白话就是，一个官员必须声望良好、政令畅通、恪守官次、公正无私、依法行政、处事分明果断，方可称为称职。“六事”一直是中国古代考核选拔官吏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手段，累代沿袭，至清代，演变为“四格”“八法”，但品德与能力并举、而又首重品德的特点一直没变。谷际岐饱读儒家经典，以此铺陈而为诗八首，作为官箴以自励，亦赠好友以勉人。诗云：
六事廉俱重，周官治道宗。一清心独主，百尔位同共。
渴戒贪泉饮，尘防白璧封。以兹严考察，各自矢寅恭。
廉始能分惠，心平政亦公。维艰思物力，普给愿民丰。
畦韭仍藏富，家豚各济穷。善人为吏好，淡泊是儒风。
廉自无私屈，刚强干济成。劫平鸡任畜，盗弭币先轻。
大勇非徒勇，无争自息争。能休夸吏事，还是贵心清。
廉斯知愧励，尔室畏神明。金却清宵凛，钱投白水盟。
难干知望肃，无欲想矜平。敬积民情献，冰清照自生。
廉知私顾绝，邪径早分驱。我已无私照，人宁有向隅。
拔葵非矫枉，减税不偏枯。正己先贞介，包苴莫慢诬。
廉者清而理，科条布自均。膏粱嗤学术，布帛喜遵循。
网纵严三赦，心宁系一尘。法行郊野静，安有拾遗人？
廉本能明志，神聪坐照宜。浊清杯水见，甘苦灶茶知。
纤繄原无染，先几更曷疑。辨非苛察比，心净理何歧？
为本当知本，官材首植基。英华随处见，清净与根宜。
垢去徴淘洗，蟠深得护持。从兹儒吏重，三代治堪期。
一般的理解，认为“廉”是考察、查访之意，而谷际岐却别出心裁，独出新解，认为“廉”为“六事”之本，只有以廉洁为根本、为根基，方能考察出官员“善、能、敬、正、法、辩”。谷际岐以孙叔敖、龚遂、黄霸之典故入诗，他们政绩昭昭，堪为廉洁从政、“六事”皆优异的循吏，司马迁甚至在《史记》中列孙叔敖为“循吏列传”第一人，都是中华千古历史为官者的楷模。从中不难看出，谷际岐将“廉”从狭义的范畴抽象出来，认为“六事”不仅是考核官吏的六种手段，“六事”之前皆置“廉”字，“廉”是“六事”的本源和根基所在，没有了“廉”，一切便无从谈起了，赋予“六事”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六廉”观。
谷际岐如此理解儒家经典，这般解读“六事”，并一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廉洁从政这一为官之道，是真正的知行合一。钱沣与谷际岐为云南同乡，以弹劾炙手可热的和珅而名闻天下，他精彩地评价了云南仕宦名吏，甚是称赞谷际岐。这段话记载于道光《赵州志》：“吾乡之历仕途者，如河阳赵少宰（士麟）、李中丞（因培）、蒙自尹楚珍（壮图）、太和戴琢轩（斯琯）诸先正，经济事功，均有古大臣风烈，以是上孚天听，中肃官箴，下惬民隐。今先生（谷际岐）行事后先颉颃，匪为赵（州）之伟人，并为滇之杰士，先生由少而壮、壮而老，无一行或苟，天水多知名士，行且增一席矣。”
“天水”，为赵州古称。钱沣把谷际岐与云南名宦赵士麟、李因培、尹壮图、戴斯琯并称，敬重之情自不待言。和钱沣一样，谷际岐从政司职谏言，一生虽然官居清要，却能始终坚定不渝恪守廉洁从政的人生观，把做官就要做一个廉政为民的好官作为毕生追求，其精神流淌于浩瀚青史，融化于滇云苍洱之间，流淌于弥渡的山山水水，万代不枯，芳香长存，堪称为官者楷模。
在山东乐安县有一桩妇孺皆知的公案，说的是清代乐安县两任知县为倡导教化，振兴人才，一个是云南赵州弥渡举人李卿云，堪舆专家，于1778年建了穿心阁，一个是四川泸州监生曾启埙，相信堪舆风水之说，于1893年拆毁了穿心阁。乐安县人街谈巷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好在这段公案于1918年终于有了个了断，此时乐安县已更名广饶县。《乐安县志》编纂者于“穿心阁”条下加按语云，“杰阁凌云，一邑之壮观焉。俗乃以科举不利为阁之咎，并咎建是阁者李卿云”。翻开历史可知，李卿云“书院创建，捐俸千金，额曰乐育，崇文之意可想，平日崇其学问而临时抑其功名，又情理之必无。其即以阁论，图悬太极，像塑魁星，石刻鱼跃龙门之数者，尤与建学相表里，为利科举之明证。第科举之利与不利，不尽关乎风水，为科举不利而去阁，阁去而科举仍不利……阁乎？非阁乎？于李公何尤？”
李卿云，大理府赵州弥渡上达村人。乾隆壬午（1760年）举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选授山东乐安县知县。在任九年，注重教化士民，培养人才，政绩颇丰，载之县志，列之宦绩。在乐安县历千余年史中，有名有姓的知县不少，李卿云却名列历历可数的宦绩之中，说明他是一个经得住历史拷问的好官。《乐安县志》如此记述：“以才能著，兼摄临淄，无废事，祀典祠庙，罔不修葺，而民不扰。邑明诚书院废后，无嗣兴之者，公创建于城内，延师课艺，振兴人才。”
至于建设穿心阁的缘由，县志说：“愚民喜讼，黠者从中辟阖阴阳，多破产不悟，反畏而誉之，势不可猝治。公善形家言，思有以厌胜，建高阁于街心，置魁星焉。”也就是说，鉴于乐安县民愚顽，动辄起诉公堂，一些诡诈之徒胡乱说道阴阳，借以滋生事端，搞得人心惶惶，一时难以治理。于是精通风水的知县李卿云想度阴阳，选址县城十字街心，倡建穿心阁，阁楼上层祀魁星，岁时祭祀，避邪祈吉，以文教化导民众，力倡文治，以期清明之治。
1778年，李卿云倡议在县城十字街建穿心阁，高三层，层各丈余，四面悬门额，以东壁、西清、南薫、北斗。上层为楼阁，塑魁星像，四面环窗，四角斗拱延伸为龙头，悬挂风铃，清音不断。下层为砖石建造，中为圆顶，嵌铁太极图，围石雕刻鱼跃龙门之图，南来北往，穿阁而过。其下层地平即与城墙垛口持平，高耸入云，巍峨矗立，金碧辉煌，所以为“一邑之壮观焉”。建成后，每逢节日及祭祀之期，历任知县都按例率领士绅祭拜，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为镇城之神，“阁子底”成为乐安百姓至今无法磨灭的最美好记忆，一县之地标性建筑。
可令人遗憾的事还是于115年之后发生了。1893年，知县曾启埙以穿心阁破坏了风水、以致县域科举不利为名，拆除穿心阁，以其砖石扩建乐育书院，从此这座镇城之神消失于无形，但却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好在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说，至民国七年，《乐安县志》纂修者在县志“古迹志”内“穿心阁”条后特加按语，对曾启埙之流所持论调给予辩驳，批判风水迷信之说，大加赞扬建设者李卿云的创建之功。时至今日，乐安县人仍对拆除穿心阁扼腕叹息不已，广饶大众报社社长刘金海说：“今天想来，因为迷信而拆除百余年历史的古老文物，的确太可惜了。”
细数李卿云在乐安县的政绩，重点在于教化士民，其目的是让士民遵循礼教，恪守封建王朝规范，达于安居乐业之治。其实，重视教育，尊师重道，教化士民，是封建科举时代每一个为官者的重要任务。入清以来更是如此，雍正皇帝甚至发布圣谕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又发布圣谕说：州县官“诚能洁己奉公，实心尽职，一州一县之中，兴仁兴让，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讼简，朕将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天子倡导，李卿云等地方官员自然是奉行不韪，践行不怠。
确实，朝廷极力鼓励提倡，作为清政府一名典型的基层官员，李卿云力所能及，且奋发图为，唯恐偏废。乐安县原有书院名曰诚明，年久失修，倾圮荒废，生员求学无所，全县科举不兴，人才被桎梏。1778年，李卿云选址城南。动员县民曹纪尧、房志圣捐出地基一区，自捐清俸1000两白银，新建学舍数楹，名曰“乐育书院”，由于县城南高北低，可俯视一城，为一城之大观。同时，好义之士纷纷捐置学田，作为生员廪资和延师之资，聘请名师，严督课士。李卿云还制定书院章程，政务之暇，亲为讲授，制题考核，亲定甲乙。从此，“乐民乐之，民亦莫不顺流承化，鼓舞踊跃，惟恐居后”。
在传统的封建科举时代环境中，李卿云时时事事以文翁治蜀、韩愈化郴州为榜样，坚定地认为，为官一任，“一而齐之，绳于法制，谓之正化;匡而正之，归于大道，谓之德化”。因而，李卿云时时以“风励斯民”为念，事事以德化斯民为先，天长日久，涵泳朴斫，“推圣天子务本崇实之至意”，“必有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这种思想，在他所撰《重修钟楼记》中表达得更为直白，他说，钟楼自1378年建后，县内阎宽、孙三杰等七人先后崛起，“以名进士历致通显，后先相望，钟楼实有造于人材”。李卿云一系列“德化”举措施行，乐安县士子彬彬向学而知书，民纷纷从流而知礼，一县之内，讼简盗息，居民安堵，实现大治，士民思之不绝。
李卿云在乐安县所为，载之县志者共计七桩，桩桩件件，无不关乎教化。除上述新建穿心阁、乐育书院外，分别是：1779年，重修真武庙;1781年，重修钟楼;1784年，先后重修射圃、名宦祠、乡贤祠。尤其难得的是，李卿云倡建这些“重点工程项目”时，率先垂范，慷慨解囊，“捐廉首倡”，比如，捐俸银千两建设重建书院，捐廉首倡建钟楼，毫不扰民累民。山东诸城人、江宁布政使刘墫这样评价李卿云：“政惠而断，民爱而畏。”由此可见，李卿云是一名建设型、创业型、实干型官员。
“我不以侵欺肥己，不以冒销奉人，区区可对君父者，此耳！”这是清代邻水县知县钟人杰发自肺腑的自白自勉，也是他一生为官践行的不二法条。
钟人杰一生，官至五品，虽然没有高官显爵，但却是一名廉洁奉公、亲民爱民的好官。钟人杰此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作为一名地方父母官，坚决不采取侵吞欺骗的手段中饱私囊，也不以虚报开支的方法去讨好别人，方不愧天地良心，不愧朝廷和父老。铿锵有力，言简意赅，即便今天，如此警语箴言，也令每一个为官执政者醍醐灌顶。
钟人杰（1752～1824年），字斗南，号卓崖，又号特庵，今弥渡县弥城陆家营人。始祖钟来益为江西南康县望仙铺人，明初随蓝玉平滇落籍洱海卫，驻云南县大乘村，传十三代至钟鳌移居弥渡城南陆家营定居，至钟人杰则为十六世。乾隆丁酉（1777年），中式举人。1788年，以大挑一等发往四川省，授邻水县知县，先是奉命筹办征讨廓尔喀军需粮务，历署庆符县、广元县、乐山县知县，擢升夔州府通判，晋直隶州知州，未行任职。1805年二月，因丁忧回籍，服满，上官屡招而不复出，乡居二十余年，年72卒于家，与妻宜人吴氏合葬于弥城东山小李村后山祖茔。
钟人杰虽为儒雅文士，却熟读兵书，精研兵法韬略，“智虑过人”，胆略超群，善为攻守之计，具有深厚的军事素养，身处地方不靖、匪乱遍地的时代，所谓“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1795年，被称为啯匪的无业流民结党成群，气焰猖獗，四处出没，流荡滋事，抢夺淫凶，官吏置若罔闻，兵民避之不及。一天，时署乐山县知县钟人杰宴请僚属，正谈燕欢饮之际，钟人杰忽然消失席间，密率隶属部卒前往袭击剿捕，不一会儿，擒获啯匪头目十数人而归。此时，僚属们的宴席还没有散伙呢！从此，钟人杰声震一方，啯匪不敢入境，乐山百姓得享一方平安。
随后，白莲教民蔓延全川，烧杀抢掠，裹挟民财，官兵疲于奔命，四處堵御而收效甚微，百姓深受其害。由于地处川陕渝鄂枢纽，邻水县为白莲教民出没之地，前任知县调度失宜，邑民受害惨重。督抚因钟人杰前任邻水知县，惠政颇多，深孚民望，命其复任。钟人杰临危受命，1798年出任邻水县知县。履任伊始，钟人杰即大力推行“坚壁清野”之计，一方面，“修明器械”“备完战具”以提升驻军防守能力，“增筑城垣”以保一县之中枢，广储粮财以备日常之需，招募乡里子弟，亲自教授击刺进退之法，组织训练乡勇，选忠勇乡民为团首，以甘玉为总团首，择绅士司理军储，发动民众力量自卫。全县戒严，坚不可摧，此为坚壁之计。
同时，钟人杰利用悬崖峭壁、交通扼要之地，在乡间组织乡民依山为寨，凭险结寨中城寨、石老寨、仰天窝等36寨，设栅居住，遍守要隘，选端方服众者为寨首，互为犄角，相互应援，堵御自如。日常，“贼去则耕作，贼来则退保”，稍有收成，即贮于寨以自给。这样，万民齐心协力，“守则各思保家，力无不协;耕则各自糊口，力无不尽”，贼来则望而生畏，丝毫无所得，以无粮食而逃散，此为清野之计。一天，万余乱贼压境，久攻不下，军心懈怠之际，钟人杰身先士卒，亲冒枪炮飞矢，率乡勇精锐，奋起攻击，大获全胜，擒获头目三人，余党气馁而散去，再也不敢袭扰邻水县境。
钟人杰为官，目睹战火之纷扰，常哀民生之多艰，清廉自守，一切以百姓利益为出发点，施政以维护民生为要。当时，地方官吏和剿匪军队每拿获所谓乱民，不事侦办，不待审明，即行杀戮以邀功，制造冤鬼甚多。对此弊端，钟人杰心知肚明，乱民越来越多，乃是贪腐严重、官逼民反之故，民不聊生所致。钟人杰始终怀抱悲天悯人之心，义正辞严地说：“我知县，安敢操生杀权？”于是，所获乱贼头目则解押大营处决，疑似乱匪者则系囚审问，被裹挟而无奈参与者则释放回乡，贫民因此而得以全活者无数，无不感念钟人杰之恩德。
长年动乱，哀鸿遍野，饥馑相连，流民甚至集聚数千，焚掠为乱，人称“土豹子”。钟人杰侦查得知，邻水县城有一无赖之徒与之相通，谋为内应，企图劫城。钟人杰秘密派人即行逮捕，杖毙之。随后，钟人杰派素有胆略的人深入巢穴，申明大义，宣以威德，乱民多受感化而散去。有顽固不化者尚蠢蠢欲动，经略大臣勒保主张移师予以剿杀。钟人杰建议道：“这些流民与白莲教匪不同，只需招抚便会溃散而去，不必劳官军动刀枪。”勒保采纳了钟人杰建议，依靠地方官府力量，剿抚兼施，乱党不几日平定。叙功，钟人杰深得上官赏识，1800年正月，钟人杰擢升夔州府通判。1804年，荐升直隶州知州衔。
连年征战，朝廷赋役繁重，官员贪腐盘剥，民众苦不堪言。钟人杰主政一方，始终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宗旨，把国家利益和民生福祉摆在首位，千方百计想办法维护百姓的切身利益，积极争取，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减少军需摊派，使邻水县百姓负担比其它州县减轻数倍之多。比如，上报百姓困难，经朝廷批准，蠲免邻水县1798年、1799年、1800年、1801年的应征钱粮劳役，还于1799年争取财政救灾银两6000两、麦4134石，发放救济深受教匪蹂躏的百姓，确保邻水县无一难民流民，一方安堵如故。
世人皆谓，滇西弥渡川，地灵钟人杰，天宝孕物华。钟人杰聪颖异常，为人慷慨有气略，能武能文，生平好读书，遍览诸子百家，“凡奇门遁甲、六壬太乙之术，无不通晓，布阵安营，皆有成算”。故而，钟人杰文武全才，廉洁爱民，超逸不凡，不愧为滇南边陲特出之人才。明末文学家、思想家金声曾感言，“滇属僻处天西南，其人才不若中土多出，出则必雄深怪异，遒然一人”。以此而言钟人杰，亦至为恰当。钟人杰事迹轶事于多种史乘典籍均有记载，《邻水县志》载入“政绩”，说他“秉性刚方，驭下以礼”。《光绪云南通志》“卓行”为之立传，成都进士杨振纲为之作传，详细介绍生平政绩。《新纂云南通志》载入“列传”，为钟人杰才不尽用、命运不济而感叹：“负济时之略，乘雄奇之姿，遭世清泰，滞仕边邑，伏莽窃起，小试牛刀，未蒙迁擢之赏，徒怀数奇之感，可慨也夫！”
在浙江宁波，鄞县知县孔龙章的轶事流传不已，其廉正之名让他名列县志名宦，虽然两百年时光逝去，至今依然让人追思仰慕。
孔龙章，号鲁瞻，大理府赵州弥渡人。自幼聪颖，祖孔尔能、父孔德华忠厚传家，教授子侄，一心培植孔龙章、孔宪章。孔龙章聪颖好学，学业大进，中式乾隆己酉（1879年）恩科举人，后经会试不第，大挑一等，分发浙江试用知县。嘉庆十九年（1814年）一月任青田县知县，二十二年（1817年）秋改任鄞县知县，道光七年（1827年）四月卸任，以海疆俸满加分府衔，以正四品俸回籍终老，诰授中宪大夫，妻杨氏赠恭人。
孔龙章为官，善于教化士民。当时，清朝经济社会发展已呈颓势，腐败蔓延，为官者大都碌碌于奔名逐利，美风俗、敦教化等基础性的工作只是挂在嘴上，虚委粉饰，施政脱离群众，反而整天感叹政令不畅。鄞县当时的社会情态是这样的，“黠者生事兴讼以鱼肉平民，而好为名高者或齮龁当道以扞文网，当事者咸欲以柱下惠文冠治之，而犹惧其不胜也”。面对如此局面，孔龙章履任后，走访调研，熟悉社情民意，“一切捐去形迹，务通下情，其意气勤勤恳恳，若父师之训子弟，而惟恐其失足者”，不到一年工夫，全县“持以廉而倚讼以作威者，皆咋舌闭户不敢出;守以正而客气自用者，亦默化而心平”，风俗为之大变，政府威信由此树立。
在鄞县，孔龙章最为人所称道的政绩是“浚复城河三喉”。鄞县为宁波府附廓，府县同城，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六百余年之间，居民建房占据河道，固有河道湮塞，尤其“东门水喉为宣泄城河通江要道”，已经完全变为民居，前人所设置的设施平字测水碑等已是行迹全无，食喉、气喉两个排水口功能几乎丧失，致使濒海城市宁波的命脉“蓄淡水、阻咸水”功能尽废，于是县境“土地盐卤，田不可稼”，不要说开展农业生产，甚至连居民基本的生存淡水都无法保证。更为糟糕的是，前人疏浚又不得“三喉”准确位置，百余年间再无过问者，浚复城河三喉成为绅民关注的热点焦点。
宁波城两水注城，东临大海，“大海环绕匝而噏吸，民生利害之所系，莫要于水利”，孔龙章决意解决压在绅民心头的这块心病。在鄞县著名学者黃定文帮助下，孔龙章找到了“三喉”的准确位置，请于上宪各级并得到了大力支持，浙江巡抚杨护捐献养廉银3000两、宁绍台道陈中孚自割俸禄1000两作为启动资金，宁波知府姚令俞和孔龙章带头捐输，广泛发动绅士民众捐资捐物，舍小家而顾大家，排水路径按照全部复制古人设计的要求，“民之侵城河而居者”全部自行拆除迁离，拓宽河道，疏浚淤塞，重新打通截断的河道，“三喉”得以通畅其流。同时，月湖清淤，增强蓄水功能，设置城市防火水仓，维修桥梁61座，利用河湖淤泥修筑沿海沿江堤塘，开辟滩涂地对外公开出售，所售款项用于市政建设。
该项城市治水工程总投资约三万两白银，开工于嘉庆二十四年四月（约1819年5月），竣工于道光元年七月（约1821年月8月），仅用短短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如此浩大的系统工程。同时，积极筹措资金，申请立项，修缮加固百余年未曾修缮的城墙，毁坏颓圮者“砌而新之”。从此，宁波城两水、三喉流通，日月漕河拱卫，再现当年“塘外咸潮汹涌，城内秀水旖旎”之奇景。至此，千年甬城焕然一新，屹立于三江要津，东出可巡大海，西退则守稼穑，宜居宜业，固若金汤，社会各界无不拍手称颂。
为何河道、三喉长久淤塞，疏浚工程却能如此顺利呢？浙江省宁绍台道陈中孚《浚复城河三喉碑记》一语中的：人的因素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工程实施推进过程中，宁波知府姚令俞、鄞縣知县孔龙章、署理鄞县知县郭淳章，高度重视、亲自督工，相关负责人如黄定文、张烜、汤桓、马士龙、张用怀等无不“白加黑”“五加二”，全力以赴开展工作，为本次工程捐输资金的士绅们，也是积极踊跃，就好像是在为自己家里的事务出力那样。孔龙章施政有方，深孚众望，居民深感教化，热心公益，乐于牺牲小家利益，一切服从服务建设大局，倾心支持项目建设，则为项目高效推进的前提。
黄定文年近八旬，为鄞县士绅群伦领袖，与孔龙章为忘年之交，受孔龙章委命总理项目建设。工程竣工后，黄定文撰文《复水喉记》《送邑侯孔公鲁瞻归云南采铜序》纪其事。他深有感触地总结说，“小民惜财恋居”，实为人之常情，然而民众倾心支持如此庞大的工程，“屋之撤者不可胜纪，民竞输财受约束无一怨者”，孔龙章如此得到民众之信赖，为何？答案只有两个字：廉正。为官廉洁、施政持正，素著信义于民心，故而遍得民心拥戴，非巧取豪夺之辈所能臻此境界。黄定文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必须身体力行“廉以持身，正以格物”的为官箴言，想要行新政而兴利除弊，“尤必以移风易俗为先，道学之论岂迂也哉？”
孔龙章擅书工联。1819年五月，孔龙章曾经撰写了一副行草七言对联，悬挂于居所植桂轩中堂，日日自勉自励，联云：“最养百花惟晓露，能生万物是春风。”在孔龙章看来，百姓如百花，为官者就是晓露，百姓如万物，为官者就应该像春风一样，无声滋润万物，潜移默化教化，使广大百姓遵纪守法，安居乐业。短短一副对联，生动地表明了孔龙章践行“廉以持身，正以格物”的儒家官箴，形象地阐述了父母官孔龙章独特的施政方法。而这施政方法，于200年后的今天，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因为科举制度，我国古代社会的官员既是官也是文人。虽说都受儒家学问的影响，这些官员里有清正廉洁者，但也不乏贪腐无为者。本篇作者列举了数位出身大理弥渡的清朝官员，既是文学名家，又是清正爱民的好官。但囿于从官经历上史料的缺乏，作者只能，选择其中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讲述。如同作者文中所说，为的是表彰先贤、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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