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大爆炸》第01期 文/谌旭彬

1978年夏末秋初，作家殷立民忽然发现身边有很多年轻人，提着录音机，在上海街头和公园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开始我只认为年轻人好奇，喜欢玩这种收录机新玩意儿。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竟然越来越多的人提着收录机在大庭广众大声播放邓丽君的歌曲。”

大陆的“邓丽君热”在1978年突然出现，并非偶然。

这一年，录音机被允许由探亲的华侨自港澳带返内地（有数量限制），“各类学校用于教学的录音机”，也不再实行专项报批手续。也是在这一年，商业部组建的“赴香港考察小组”，自香港康力公司以每台93港元的价格，购买了1万台盒式收录机，运回北京后定价每台200元人民币（当时1元人民币约相当于10元港币），开卖的第一天，“人群挤碎了柜台，不得不停止销售”。

更多的港台录音机，则通过沿海渔民的走私途径进入，成为第一种走入大陆家庭的当代电子产品。这些录音机大都是便携式，可播可录，既可固定摆放，也可随手携带至小型公共场合使用，售价约为每台300~5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当时1~2年的收入。

以多轨录音技术生产的立体声磁带，与这些走私录音机一同进入大陆。其中，又以邓丽君的录音带独占鳌头。比如，1981年12月广东儋县（后划归海南）的一次调查显示，走私进入该县的近万个录音机原声带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邓丽君演唱的”。1982年，研究大陆婚姻变迁的台湾学者也惊讶地发现，“上海、广州、福建等侨乡的待嫁娘，（聘礼）除要三转一响外，另外还加要一个邓丽君（录音带）。”

图：灌录了邓丽君歌曲的卡式录音带

在邓丽君的录音带进入大陆之前，万千沉默的心流，已为聆听做好了准备。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南京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插队地抱着吉他写下了一首《南京之歌》，内中有这样的句子：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光芒。”

仅凭口耳相授，《南京之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大兴安岭连接三江平原的一个小山村里，林小仲与女友杜鹃唱起这首歌时，“杜鹃……常常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挂满脸颊，身体紧紧地靠着我，双手紧紧拉着我，好像怕我跑了一样。”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十三团，有人唱起《南京之歌》，“女生宿舍里哭声一片”。

这是未经公开发表的歌词，亦是未经公开认同的泪水。

图：《南京之歌》的作者任毅

1978年，时代终于掀开了万千沉默心流自由表达的序幕。

这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四川美术学院新生毛旭辉，打了饭从食堂走向操场，“忽然听到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流出了舒伯特的小夜曲，那一刻他的泪水夺眶而出，整个人几乎凝固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样的音乐可以公开广播，世界仿佛改天换地了。”也是在这一年，导演严寄洲在自己的新电影《猎字九十九号》中，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首次使用了电子音乐，同时又忐忑不安地安抚同事：“有什么问题，是我一个人的……”

没有什么比自由吟唱更能萌动人心。1980年前后的北京，“几万人，全在北海后门的那个山上。听音乐，听完了就跳舞，那时候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1980年前后的广州，5.5元一盒的录音带，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能卖掉800万盒——当时国人的平均月工资尚不足70元。

也是在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场“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受评歌曲限于“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创作歌曲”。自1月3日至1月24日，20天的时间里，居然收到25万封来信投票，城市青年占到了投票者的约70%。统计显示，得票前15的歌曲，几乎清一色是个人化的抒情歌曲。这结果，让听惯了宏大叙事歌曲的杂志社老编辑们无不“啧啧称奇”。

图：“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统计结果（正式公布版本对调了前两名的位置）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份“流行音乐排行榜”，也是第一份心流自由表达下的音乐排行榜。

邓丽君不在这份排行榜内。排名第一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演唱者李谷一，在当时有一个“李丽君”的绰号。

1983年，在央视举办的首届春晚上，“李丽君”那首饱受批评的《乡恋》，再次与听众的自由心流共振，得以重返舞台。

这届春晚允许观众用电话点播节目。尽管台方已安排李谷一先后演唱了8首歌曲，但热线电话仍被打爆，观众不停地要求李谷一演唱《乡恋》。编导黄一鹤如此回忆当日直播的情形：

“到李谷一演唱的时候呢，一托盘的条子过来了，工作人员说点播的，我说点播什么，她说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打开一看点播《乡恋》的。我说都是吗？她说大部分都是点《乡恋》的。……我就告诉那小服务员，去找我们领导。她说领导是谁啊？我说就那个老头（指在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这个服务员就去了，我拿余光瞧着他们。……这吴部长，就有点不太高兴了，说这不行，很不耐烦地摇摇头，又拿下巴一指，这盘条又倒这儿了，这样一盘一盘，最后发展到第五盘的条子。前四盘的条，我发现他已经有点坐立不安，汗就下来了，到第五盘条之前，戴眼镜这个人，汗——戴眼镜的人都知道，一出汗，就好像把镜片弄湿了——他把眼镜拿下来，把这个手绢拿出来擦眼镜。最后移动的速度，步伐也快了，不迈者八字步了，小碎步。到最后，脸也红了，看着很紧张很紧张。后来我记得也挺清楚，他好像实在没办法，一跺脚，很快就冲我过来了，他说：‘黄一鹤，播！’”

事后，观众给央视“写来了非常非常感人的信”。

“真是人民的好电视台。”

图：1983年春晚，姜昆宣布观众强烈要求点播《乡恋》

殷立民，《殷言快语》，作家出版社，2015.06，第106页。

《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第849页。

李世通，《1978年的香港之行》，收录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111辑》。

《儋县分析处理邓丽君录音带》，收录于：《宣传动态 1981》，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28页。

刘清波，《中共的婚姻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18页。

林小仲，《梦随风万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第99~100页。刘新建，《苦哉，为了〈南京之歌〉》，收录于： 《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第119页。

参见：聂荣庆，《护城河的颜色：20世纪80年代的昆明艺术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第71页。舒云/整理，《制造明星：严寄洲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79~280页。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反抗一个平庸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5~16页。

王炬，《“十五首歌曲”评选纪实》，《广播歌选》2010年第08期。

《一鹤回忆“春晚”背后的人和事——推开〈乡恋〉这扇门》，《名人传记》2013年第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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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伟华是新加坡人，邓丽君出道时的经纪人，后来和邓家交往甚密。邓丽君一生拍摄过两部电影，１９６９年的《谢谢总经理》和第二年的《歌迷小姐》。管伟华因为前一部电影发现了邓丽君。他通过朋友关系找到邓丽君的母亲谈合约。管伟华说和邓妈的合约是每天１００美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费用了。但到越南之后，管伟华发现，自己每月的收入达到１．５万美元。于是他再次找到邓丽君的母亲，告知实情，他把钱交给邓妈妈，让对方负担自己的费用，自己只拿１０％的佣金。也是那一次，管伟华赢得了邓家的信任，从此交往下来。

　　从那之后，邓丽君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月一万美金。在管伟华眼中，邓丽君有和大多数艺人不一样的一面。“可能是因为受过苦难，她家里没什么钱。所以她从来不争名利的。”管伟华说。

　　之后邓丽君星途灿烂，唱片，演唱会，获奖无数，红遍东南亚各地。１９７３年，日本唱片公司邀请其到日发展，邓丽君的母亲找到管伟华商议。“她没念过什么书，虽然当时已经很红，只有日本可以把她包装得更好，我觉得那边３年的合约很稳定，就说去吧。”管伟华说。

　　这一决定成为邓丽君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之后，她推出了那首著名的《空港》，从此更加如日中天。

　　台海“心理战”并非专选邓丽君

　　１９７８年左右，大陆一些爱好音乐的年轻人开始互相翻录邓丽君的磁带。伴随着音乐的流行，批判也逐渐开始。邓丽君的歌曲被定性为“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从此全面被禁。从那之后，这个带有典型意识形态的词语成为了邓丽君在大陆的标签。

　　禁令甚至进一步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传遍大陆，虽然官方媒体从未播放过。这些歌曲传入大陆的确切源头已经无法考证。

　　何群（化名）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是福建广播电台文艺部的书记，他回忆说：“当时广电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口头通知，不得在节目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但是没有书面文件。”何群说，他那时也听到有人说，“台湾播放邓丽君是对于大陆的心理战，要软化大陆斗志”之类的传言。“但是大家也没觉得听了她的音乐就不想解放台湾了。”

　　据悉，台湾也并非特意选择邓丽君通过广播对大陆进行心理战。

　　当年台湾中广电台的资深主持人陶晓青对记者介绍说，“台湾当时对大陆播音，没有音乐不成节目，他们也只是挑选了当时的红歌手而已，邓丽君很红，并非故意选择的”。和邓丽君同时代歌手的歌也都在电台中播放。只不过因为邓的歌曲生活味道浓厚，更被大陆听众接受而已。

　　假护照风波与劳军演出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８日，为简化出入境的手续，邓丽君持一份印尼护照从香港飞往日本。后这份由朋友帮助邓办理的印尼护照被怀疑为假证件。当时台湾对于假证件管理十分严格，按照法律可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时候因为假证件还有可能判死刑的。”管伟华补充说。

　　假护照风波后，鉴于多方考虑，持有美国签证的邓丽君决定赴美。“那个时候，邓丽君的家人都在台湾，她在美国也没什么工作可以做。她的公司也很着急。”管伟华说。

　　从美国的新闻中，邓丽君得知自己的歌在大陆十分流行，遂有意到大陆观光演出。

　　“当时台湾知道邓丽君在大陆很火，他们知道那个时候开放了，很害怕邓丽君进（大陆）来。所以他们就做了那个劳军的演出，表现出邓丽君很爱台湾。”邓丽君答应了这个演出，管伟华说，其实这也是邓丽君的一种妥协。她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台湾因此不再追查假护照了，她也可以回台湾了。“邓丽君是个艺人，她自己不会参与政治的这些事，只不过她的家人在台湾，哥哥还是军人，都要考虑”。

　　１９８０年，邓丽君被召回台湾在“国父纪念馆”进行义唱。 １９８１年在台湾进行劳军演出，长达一个月并制成专题片。邓丽君劳军的新闻被当局广为传播，在那个时代，她被台湾当局附加的身份已经注定与大陆无缘了。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大陆方面曾与邓丽君有过交往，希望她能到大陆演出。但是还是未能如愿。“前半段是政治原因，后半段是自身原因。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了，发胖，艺人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状态给别人看。”管伟华说。

　　直到１９９５年５月８日，邓丽君因气喘病辞世的消息突然曝出。在灵堂，管伟华亲眼看着邓丽君的棺木被盖上国民党旗。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