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过上海愚园路，你可能会路过103号顾圣婴的旧居。

不仅如此，你可能还会看到香港演员“肥肥”沈殿霞、建筑大师贝聿铭、上海商业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甚至钱学森先生的住所。

横跨商、艺、学者，愚园路是个自带光芒的地方。

所谓“百年愚园路，半部上海史”，说的就是曾住在这里，对上海乃至中国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人物。

在这里，顾圣婴度过了自己的半生，她不是最出名的，但恐怕是最离奇和令人惋惜的。

“艺术天才”“钢琴圣手”“携母自杀”，这些名词集中起来，成就了一个普通人不敢想，也不愿触碰的离奇人生。

顾圣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五六十年代的钢琴家中，顾圣婴的教育背景有些特殊。

她出身江南名门，其远祖可溯至东吴名相顾雍。

自古吴中多“顾”人，在江浙一带，“顾”姓可是大姓。

顾圣婴1937年出生，父亲顾高地先生乃博学儒雅之人，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

母亲秦慎仪也出身名门大同大学毕业后，又去东京女子音乐学院深造，如果不是战乱，秦慎仪也会是个出色的音乐人。

顾圣婴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有艺术品味的大家庭，更巧的是，顾家与培养出“钢琴诗人”的傅雷家是邻居。

小时候，顾圣婴就与比她大3岁的傅聪一起长大。

就像一栋楼里的小孩往往前后脚都学了同一门特长，在傅聪的影响下，邻家小妹顾圣婴也早早接触了音乐，是个天生的乐迷。

顾家与傅家有了两位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家长都非常珍惜。

顾圣婴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今市三女中）附小钢琴科。

中西女中是美国人基督教创建的洋学校，被誉为中国女子教育的黄埔军校，像宋美龄三姐妹、作家张爱玲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在琴科主任印贞蔼辅导下，小顾圣婴技艺大进，第二年，就在上海市钢琴比赛中拿了第一名，被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教授注意到，从此成了杨教授的的得意弟子。

名人的圈子总是环环相扣，顾圣婴虽师从杨嘉仁，但同时跟合唱音乐大师马革顺和米民乐大师沈知白教授学习，在实战的同时学到了丰富的音乐理论。

而顾圣婴的好邻居傅雷先生，则把自己的文学知识一并传授给了她。

有这么多大师的加持，加上自己的勤奋，顾圣婴的钢琴演奏如鱼得水、一发不可收拾。

1953年，16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这个身体还有些单薄的女孩，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

第二年她17岁，考入上海交响乐团，挑起了该团钢琴独奏的重担。

在听者看来，顾圣婴手下的肖邦温婉秀丽，像刮过春天的风一般轻盈、自然、流畅、清新。

就像刘诗昆描述的那样，她的钢琴展示的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键、宛如珠落玉盘。

这可能与她自幼受到的教育有关，学琴之外，顾圣婴还喜书法、绘画，并广阅中外文学名著，籍此丰富钢琴演奏艺术。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枫曾赞叹：像顾圣婴那样能欣赏八大山人诗画的钢琴家凤毛麟角。

就像好的艺术家往往不局限于自己的一方土地，博彩多长，恰恰是成为大家的必经之路。

除了天赋，顾圣婴的刻苦也是大家交口称赞的。

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顾圣婴的老师克拉夫琴科教授说：

“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到12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们音乐学院最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

顾圣婴有一种分秒必争的精神，所以她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她甚至能做到看谱背谱，不一定要通过弹奏来背一首乐曲。

肖邦说：我每天努力练琴十几个小时，最终世人用天才两个字总结我所有的汗水。

顾圣婴恐怕也是如此，天才背后，是傻子一样的持续付出。

1956年，19岁的顾圣婴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获得金奖。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

后来，她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大赛。

大赛有36个国家，100多位选手参加，高手云集。最后顾圣婴不负众望，力压群雄，获得女子组金奖，与她并列获得男子组金奖的，就是当今乐坛的钢琴大师波里尼(Pollini)。

无疑，当时顾圣婴已跻身世界最有前途的钢琴新星之列。

获奖后，顾圣婴接受波兰政府之邀，在波兰展开巡回演出。

在华沙，顾圣婴获赠波兰政府珍贵的礼物——肖邦的石膏手模，这是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最高奖的选手才能得到的礼物。

顾圣婴的演奏之路似乎越来越顺水，1964年，她在比利时再次获得“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大赛”大奖。

而当她赴莫斯科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却铩羽而归。

这让所有人大跌眼镜，顾圣婴怎么了？

原来在莫斯科准备比赛时，顾圣婴收到一封家书，她父亲因为受到牵连，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发青海劳改。

顾圣婴因此情绪极度波动，试想背上这样沉重的包袱，又如何能应付一场重大的国际比赛？

从父亲顾高地1955年被捕，到1958年被冤判的三年，顾圣婴在希望与恐惧中徘徊，直到尘埃落定，得到令人失望的结局。

当时，刘诗昆先生察觉到，顾圣婴有苦难言的心境。

他回忆道：我经常在她的琴声中感受到她的忧郁。我几次问她：“顾圣婴，你是不是感觉很不开心？”

她总是对我忧郁地微微一笑，说：“我有什么开心的呢？”

她爱艺术，但她也爱自己的父亲。

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面临无法撼动的社会潮流，顾圣婴不甘做牺牲品，愤怒和悲伤，恐怕同时存在她的心间。

就像肖邦音乐中，同时存在对波兰的乡愁和俄国奴役的反抗一样，那种绝望和悲哀，也许顾圣婴理解的比任何人都透彻。

由于父亲被冤判， 当时，对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就是说，你若想摆脱“贱民”地位，则必须认同主流意识，并且格外努力表现。

因此她积极靠拢组织，以努力成为一个革命者来洗刷她的原罪而葆有她的艺术。

顾圣婴明白，她安身立命之所是她的钢琴艺术，她没有别的依靠，而靠“钢琴”站好队，无疑是给艺术强行扣上政治的帽子，这对她来说更是一种折磨。

在顾圣婴1964年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的日记，可以看出艺术与政治的冲突怎样影响着她。

当她知道参赛者的情况后，便断定“美苏选手是强敌”，命令自己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应该记住，弹好琴就是我运用了我的武器，也就是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

在国际比赛上，她甚至认为：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那是一场国际斗争，她必须赢。

但这些压力，在顾圣婴单薄的身体上，都显得不可承受。

那时候，父亲远在青海，弟弟大学因病退学，照顾家人的重担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要兼顾学习和工作，还要洗清自己的成分，就在顾圣婴努力参加政治学习时，灾难却来了。

1966年9月，邻居兼她的文学启蒙老师傅雷与太太自杀身亡，顾圣婴心痛如绞，却无能为力。

几个月后，阶级斗争的火焰烧向了顾圣婴。

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场批斗会，顾圣婴被“造反派”揪到舞台上，他们当着上海交响乐团全体工作人员的面，凶狠地打她耳光，揪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

她被批判为为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历史反革命的子女……

一顶顶大帽子飞向顾圣婴，这还没完，造反派们让她回去，准备第二天接受专场批判。

天黑了，顾圣婴在昏暗的路灯下孤独地回到家，瘫倒在沙发上，向母亲和弟弟顾握奇哭诉了白天的遭遇。相依为命的一家三人只能泪眼相望……

那些年，上海音乐学院有十七个教授“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她的恩师。

傅雷夫妇及老师们的离开，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暗示。

1967年2月1日，那个阴冷的凌晨，一辆救护车驶进愚园路749弄区中心医院，抬下来三副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的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

天气寒冷，三个死者很快呈现出僵硬的状态。

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尔后匆匆焚烧，骨灰被扔了。

这三人就是钢琴家顾圣婴和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他们用煤气结束了自己鲜活的生命，惨绝人寰的悲剧啊！

据说，他们自杀前给顾圣婴父亲顾高地留下了一封遗书，大意是：希望将来在天堂里全家见面。

遗书被上级没收了，并且没有了踪迹。

10年后，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先生自青海劳改营释放，他走出火车站就急切地赶往上海愚园路的家。

但他发现自己的家住着好几家陌生人，更残酷的是，妻子秦慎仪、女儿顾圣婴和儿子顾握奇早已离世。

岁月流逝，被誉为“天生的肖邦作品演奏家”顾圣婴，停留在了“三十而已”。

作为女性，出身优越却勤俭上进，她恰恰违背了今天编剧们鼓吹的“消费主义”。

而她遭遇的动荡和成就，也远不止情情爱爱那么简单。

面对现实，一个女人的“三十而已”，要比电视剧复杂地多。

而女性的坚韧和决绝，才是让她们站起来、被后人永远怀念的真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