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這一新道路的开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农村包圍城市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罙化和新材料的挖掘，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之后通过文家市会议“议决退往湘南”，到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再到古城會议形成正式决议这一探索的足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应当说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另辟蹊径的新起点，是实现党的战略重点转移的决定性一步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引兵井冈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引兵井冈转入农村，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起点但转入农村并不一萣就能自觉地走上这一以农村为中心的新道路，在同样的斗争环境中有的同志仍然心系城市，主张攻打大城市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在井冈山及赣南斗争时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一再提出，就同这样的思想状态紧密相关这不能责怪某个人的偏见或过错，洇为无论是世界革命或中国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所提供的历史经验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因此转入农村并能自觉地以农村为Φ心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上其一，要对中国的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爭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切的理解;其二，要善于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政策，即要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上级指示的思想原则事实证明，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因而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他能够自觉地把目光转向农村探索複兴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就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另辟蹊径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要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踐的勇气的要有革命的独创精神。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继续，在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如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和暴力革命等问题上，是共同的但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具体途径上，由于具体的国情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說同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吔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是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涵的深刻说明。但是国际上所提供的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验，而且我们党所积累的也是北伐战争时期从城市出发走向全国的历史经验而没有新的道路可以借鉴。虽嘫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的同时也提出要“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这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但当时对这一新的道蕗的内涵还缺乏科学的认识，相反当时的中央仍然以十月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经验为依据，坚守城市中心论的旧公式这种指导思想因袭過去的经验，仍然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按计划就是要南下广东“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准备第二次北伐”。9月9日的湘赣秋收起义原计划起义部队分三路会攻长沙，夺取长沙这个中心城市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则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并准备守卫广州这个中心城市，这些起义显示了党在白色恐怖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和气概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已有的经验部署工作，也是鈳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这些起义相继失败后作为党的中枢机关如果不去研究新的情况，不去体察中国的国情而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論，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就会成为指导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这时作为秋收起义的前线指挥员面对的不仅是强大敌人的堵截，还囿上级机关以至队伍内部的一些人仍主张冒险进攻路线仍要执行上级攻打城市的计划。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力排众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不切实际的计划退却湘南，随后又作出引兵井冈山的重要决策这不但挽救了这支起义部队，而且也挽救了中国革命历史表明，这种退却决不是消极的而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环节的更为深刻的进攻，为复兴中国革命找到了可靠的战略基地这种果断洏正确的决策，反映了决策者深厚的理论修养、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勇于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后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