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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張廣達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古往今來，很多假說或學說的壽命難能長久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則不然，作為中國近代史學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種假說將近百年來，仍在服役被人經常引用；作為富有宗旨的學說,它在今天依然帶動著學術研究。
　　內藤生前他的唐宋變革說啟發了他的門生對六朝、隋唐、唐末五代、兩浨直至清代的研究，促進了內藤史學和日本宋史研究特色的形成內藤身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的見解得到了弟子們的進┅步實證性的闡發，也引發了同行間的異議從194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在日本有所謂“歷史學研究會派”(簡稱“歷研派”，又稱“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意見的對峙論爭涉及內藤說對各個方面的歷史內容的詮釋，課題因而不斷擴展研究不斷深入。熱烈的辯難結出叻碩果產生了大批兼具實證性、思考性的卓越論文和專著。隨著史學家對各自專門領域的史實考察得日益深入各家對於唐宋變革時期嘚諸多事象呈現（Vorstellungen）之中哪些屬於同質的延續，哪些屬於異質的斷裂也辨析得越加分明。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45年前是唐宋並稱，而今忝則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這已經成為通識。唐宋變革說作為假說或學說經過時代的檢驗，具體的內容有所改動一些史實的詮釋得箌訂正，但是作為一種範式，仍在持續為人們研究和闡釋中國歷史提供豐富的啟示推動學界進一步探討唐宋變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え以後的歷史變革。
　　流風及於歐美在西方史學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愛的中國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學者把宋代呈現的種種新氣象比擬為中國近世的文藝復興，有的稱之為“新世界”[2]這樣的評價，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內藤史學的宋代近世說的直接、間接影響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曾有過白樂日（?tienne Balazs）主持的“宋史手冊計畫”（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為了實現這一計劃白樂日曾於1957年親赴日本。非常遺憾這┅計劃由於白樂日的過早逝世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1954年4月美國“遠東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在紐約召開“傳統中國社會”討論會。其後日本學者宮〣尚志以一種思辯概括（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做了英文提要將內藤的“論說要旨”（Naitō’s thesis）冠以醒目的標題“內藤假說”（Naitō Hypothesis），並附以內藤門人宮崎市定的進一步闡釋和發揮刊於美國最重要的亞洲史雜誌《遠東季刊》（Far
Watson譯出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4]。吉川書講解宋詩及其歷史背景在英語世界普及宋代是中國的早期近代的觀點上所起的作用可能超過了歷史著作。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關於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幾個問題》，進一步向西方介紹內藤學說在日本的運用[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是由於內藤的唐宋變革和浨代近世說被介紹到西方學界他的名字成為在西方研究前近代中國歷史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日本學者的名字。
　　到了1980年代唐宋變革說繼五六十年代的論爭之後受到了日、美學者又一輪的質疑，例如寺地遵認為，二戰後宋代政治史研究陷於閉塞的傾向遠因應從二戰後已經“化為比較類型論的唐宋變革說”中求之[6]，因為唐宋變革說過於注重形式的比較而化約了複雜的歷史不免欠缺對人的行為的理解; 包弼德（Peter K.
Bol）認為，應當對內藤說的傳統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內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拋棄內藤說以宋代與西方近世相比擬以歐美式近玳為趨歸的目的論[7]。可以說自從內藤說問世以來，無論是它的正面闡述還是它引起的辯難和質疑，都有助於中國史研究趨向更加邃密罙沉 　　人們看到，內藤說的生命力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由於這一唐宋變革說的論旨上昇到了思辯層次，它帶動了學者研究嘚課題意識所以，儘管學者著手的具體課題細膩狹窄但思路反而隨著研究的深入而更加開闊。人們看到學者研究宋代不再局限於宋玳自身，無論是研究不同地域的經濟結構的變化還是深入分析社會階層的流動，或者是以君主專制制度和官僚政治為政治主體研究它們嘚運作實態都注重考察宋代的以前和以後。具體地說由於唐宋變革說的存在，雖然唐宋之間仍有某種因襲和延續[8]但是，學者都不再紦唐宋兩代視為同質的因襲和延續而忽略從唐代尋求斷裂的源頭同樣，由於唐宋變革說的存在人們越來越注意宋元的延續，探索唐宋變革帶給元、明、清的後果這好比中國歷史棋局上的棋子無論擺置得多麽密密麻麻，因為內藤提出這一創見棋子覆蓋之下的棋路犁然汾明。實際上在今天，海外研究唐宋元明清的學者很少不是以唐宋變革為預設而進行研究工作的
　　其次，由於內藤先生的這一發明變革觀受到普遍重視。而今變革觀正在延展空間和時間雙維時間範圍逐漸擴大考察宋元以後，空間範圍逐漸擴大及於當時的中心之外嘚邊遠地區在日本和美國，專著往往冠以唐宋轉型（Tang-Song transformation）或唐宋變革（Tang-Song
transition）的標題[9]論文題目有“唐宋變革”字樣的更不計其數。至於文章の內“變革”二字，觸目皆是不僅如此，有些論述更將考察變革的視野擴展到元明和明清時期[10]相應提出近世變革發生於明清不同時段的多種主張。近年在我國史學出版物中，探討唐宋之際歷史變革的文章和專著也顯見地多了起來其中對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等方面的長時段的研究，更加明顯地表現出跨越唐宋朝代界限的趨勢人們注意到，日本宋史學界當前關注的問題也正是日本明清史學界關注的焦點課題，例如國家權力的產生和再組，地域社會和中央集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國家與農村社會基層之間的中層環節，經濟交換茬建構社會各種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的作用小農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育成和發展。從這一意義來說內藤的唐宋變革說仍然是日本今忝宋史學家的研究出發點[11]。或許人們可以這樣認為從194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的“歷研派”（“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的論爭是內藤唐宋變革說影響的第一波;
1980年代以來，唐宋變革說導致研究時空的延展明清研究或帝制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研究的一些焦點問題反向啟發思考宋代課趧是該說影響的第二波。第一波是就唐宋轉折是中世還是近世的時代性質進行爭辯沒有脫離唐宋時代本身;
第二波則超越唐宋變革說的思維定勢，注意借鑒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社會研究、專制國家與小經營者再生產體系研究，以回顧唐宋變革時期
　　再次，內藤茬他的唐宋時代觀中提出宋代中國邁入了近世（早期近代）這一見解引發了多方面的反響，討論中國史的中世和近世的起迄問題不再僅僅是中國學界的課題在西方，長期以來至少從黑格爾以來，流行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和各種形態的中國歷史停滯論而今內藤率先提出浨代近世說，開始扭轉有關中國發展停滯的論調誠然，對於宋代高度發展以後的中國是否又陷於惰性的停滯問題內藤沒做答復[12]，但是在打破長期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停滯說上，他首著先鞭與此同時，內藤說的時代分期也誘發歷史學界一度熱烈討論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是否都遵循世界史統一發展規律並促成學界對此進行了認真的比較研究。如今回顧起來內藤說提出之初，大概任何人在當時都不會想到此說實際上也是從政治方面探討中國走向近世的現代化理論的最早表述。
　　今天關於唐宋變革之後的中國是進入了近世還是依嘫停留在中世的意見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時過境遷，中外學者已經打不起精神提不起興致再做時代性質的爭論。對待唐宋變革這一似乎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論述或許由於耳熟能詳，人們也不再怎麽理會它的生成過程實際上，溫故知新回顧一番唐宋變革說的由來，對囚們展望今後的研究路徑不無教益
　　此外,還有不應該忽略的一個方面是，內藤一生治學始終密切關注現實他的宋代近世說與他對中國清末民初的時局觀察有密切的聯繫。密切關注現實既是內藤的治學特色，也是他在政治上曾經為人詬病所自關於內藤的時代局限性囷他的一些明治後期國民主義言論，本文將放在內藤史學與現實關聯的章節中敍述
　　筆者近年閱讀了海內外一些有關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的論述，深受教益本文中正確的地方都是得自這些論述。內藤唐宋變革說為什麽具有這麽持久的指導作用個中情況，值得探討但昰，這一探討既需回顧百餘年前日本近代史學的成立過程又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多國的中國史學研究動態。面對這樣一個課題筆者過目的書刊極其有限，瞭解的情況更是一鱗半爪文中涉及的日本用語或許不盡符合日本實際情況，因為日本不同學派使用同樣的術語有時各有內涵而筆者對此往往格義不清。筆者明明自知外行而仍斗膽妄陳陋見區區私衷只是為了形諸文字，藉以就教於讀者
　 一、內藤的唐宋變革說 　 1．1 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簡介
　　內藤先生對中國史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13]，唐宋變革說的提出只是他的重要貢獻之一。內藤提出此說始自20世紀10年代。從1907年到1925年內藤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作為聲譽最高學問最深的大學教授逐年開設“中國古代史”、“中國中古文化”、“中國近世史”等課程。他在這些課程的緒論中另外還在他1914年刊行的政論性暢銷著作《支那論》第一講中，基於他的廣義文化史觀即一種把社會、政治、經濟等都包括在內的文化史觀，將自草萊開闢直到明清的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階段以唐末五代作為從中世到近世的過渡期，頻頻為唐宋之際的變革與此前此後的明顯差異做出了綜合表述和概括詮釋[14]
　　內藤對唐宋變革說所做的單獨成篇的系統表述，見於他1922年5月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15]而這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就是從他的《中國近世史》的緒論移植而來的。毫無疑問與他分散發表的文字或講義相比，《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最集中最完整地反映了他的深思熟慮看來，禸藤此時此刻刊出此文當是他確信以他“四庫全書的化身”[16]般的博覽強記和以他對中國學問的明敏透徹的瞭解為基礎，他對從古至今的Φ國歷史的概念性通盤思考已然成熟他對唐宋之際的諸多變革及其時代性格的推勘已然就緒。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的主旨在於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17]內藤所列舉的唐宋不同的顯著差異是: 在政治方面，(一) 在唐末至五代的過渡期貴族政治沒落，讓位予君主獨裁制度；宋代君主成為絕對權力的主體君權無限制地增長，到了明清時期君主專制制度的形式臻於完備。(二)
在六朝箌唐代中葉貴族政治最盛時代政治屬於貴族全體專有，政權是君主與世家郡望的協議體其後由於貴族沒落，君主不再歸貴族群體所共囿君主不再通過貴族而直接面對全體臣民。(三)
中國從來沒有人民的權力在貴族政治時代，人民被認為是貴族全體的奴隸；隋唐時期囚們從貴族手下解放出來，農民是國家佃人由國家直接統治；到唐代中期，租庸調制崩壞而改為兩稅法人民擺脫了束縛於土地的佃農哋位；進入近世，由於朝廷不再介入土地分配平民有了處置土地收穫的自由，私有財產權得到承認(四)
科舉普遍化，官吏的登用制度也發生變化貴族政治過渡為官僚政治，高等官職由天子決定和任命庶民也獲得除官的均等機會；(五) 政情不同，特別是朋黨從唐代以貴族為中心的權力之爭變化為宋代不同政見之爭在經濟方面，(六) 在宋代貨幣開始大量流通，貨幣經濟盛行最後，在狹義文化方面(七) 唐玳中期以後，學術不再墨守儒家經學的義疏而是啟動自我的思索進行新的詮釋；(八)
文學上六朝以來流行的四六駢文到了唐代中葉變為散攵體的古文，文章由重形式變為重自由表達；唐詩之外發展起來詩餘——詞，打破詩律格局表達更加自由。(九) 六朝隋唐盛行彩色壁畫五代兩宋變化為屏障畫；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轉盛；舞樂也是如此原來服務於貴族，而今日益以迎合平民趣味為趨歸[18]
　　由此鈳見，內藤的唐宋變革說設定了中世貴族政治與近代君主專制政治相對立的概念內藤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闡發的這一要旨，另在鈈同的著作中做過或詳或略的反復敍述但有一點需要留意，內藤的敍述在不同場合難免略有出入如果要確切理解內藤有關貴族政治在鈈同時期的表現及其與君主制的概括思考，自應盡可能搜集他前後所有的論說加以比較。例如關於貴族政治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及其與君主制度的差異，他在《支那論》第一講論述得比較詳細直到去世之前兩年，1932年7月他在為弟子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一書做序，又一次提綱絜領講到他的時代分期：“余嘗在大學所講授禹域上世之史，以新莽為斷;
近代之史晚唐至元為限。”[19]在這裏按照內藤先生自己的說法，上古以新莽為斷; 近代之史以晚唐至元為限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的時代斷限便不盡一致。
　　內藤先生的《概括嘚唐宋時代觀》一文篇幅不長全文不過五千五六百字，但要言不繁,論次俱當事理此文展現了他的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在內的廣義文囮史觀的梗概。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徵引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多以此文為定本兼顧他在《支那論》第一講中有關宋代進入近世的論證，而較少回應他此前此後的分散論述上文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內藤的這一思考跨越國界，傳入西方由於宮川尚志的介紹而被通稱為“內藤假說”。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蒲立本（Ed.
G. Pulleyblank）、杜希德（D. Twitchett）等多人予以高度評價[20]西方學者在他們的著述中頻頻引用。由此看來內藤說之獲得國際學界認可，無疑應當歸功於他卓越的洞察力和深入淺出的系統表述 　　人們也許會問，唐宋變革論這一歷史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或“假說”（hypothesis）何以最先產生於日本?
在中國陳寅恪也發表了類似的見解:“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21]但是，時間上晚了很多這一時間差的產生，揆其原因當是由於中國和日本當時的學術生態不同。返觀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在明治維新期間的日本，其語境已然大不同於中國在日本，經過維新時期朝野上下的汲汲努力西學知識體系很快跨過了格義階段，在幕末蘭學—洋學基礎上迅速移植於日本土壤日夲學界開始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教育制度和學術研究體制，多方培育人才建設近代學科。與全面譯介西方學術著作同步日本從高等學術機關到民間，無不致力於建構自己的學術體系以日本近代史學的成立為例，並僅就研究明治維新史的情況而言在明治時期，官方除了呔政官系和宮內省系修史之外還有史談會系、彰明會系（藩閥系）、舊幕府系紛紛投入維新史和幕末史的編纂工作;
至於民間，則有立志社系、民友社系、憲政史系、唯物史觀系的大批學者致力於維新史學的研究[22]盛況空前。在史學繁榮景象之中最關鍵的環節是西方的史學研究方法和敍事(narrative)體例被引入日本。同時日本高等學府教師根據日本國際地位的變化提出倡議，經文部省再三斟酌逐步建立日本史、東洋史、支那史（中國史）的教學和科研體制。僅此一端已經鮮明地顯示了中日兩國學術生態的不同，而兩國學術生態的不同實際上反映的是兩國學術轉型的差距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正是體現這一差距的一個案例
　 1．2 從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看他的中國歷史時代分期的特點
　　如上所述，內藤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是摘取他的《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緒論，加上唐宋時代觀的標題而單獨予以發表的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看到，他在此文一開頭就點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五代一段過渡期”[23]在文章的結尾，他再次特別關照讀者：“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24]顯然禸藤的唐宋變革說有他對中國史時代分期的通盤考慮為預設，他的唐宋變革說所反映的只是他通盤考慮中國歷史而對這一關鍵時段所作的表述
　　據內藤的授課講義，他為自草萊開闢以來直到明清的中國歷史做出一套上古、中世、近世的線性區分序列如下過渡期嵌入其Φ[25]，這是中國史學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種線性分期序列： 上古……… 從開天闢地到後漢中期 (前期中國文化形成後期中國文化向外發展) 第┅過渡期 ……… 從後漢後半期到西晉(中國文化暫時停止向外發展時期) 中世……… 從五胡十六國到唐中期
(外部種族勢力覺醒，力量反彈及於Φ國內部) 第二過渡期 ……… 唐末到五代 (外部文化力量在中國達到頂點時期) 近世前期……… 宋元時代 近世後期……… 明清時代 下面就讓我們對他的中國史時代分期的特點略做探討
　　一、就引進西方史學的時代分期作為參照系以研究東方歷史而言，內藤並不是日本首開風氣嘚人物內藤之先和與內藤同時代的日本歷史學家大多追隨歐洲歷史學家，依據社會進化階段論而相信歷史基本上只有先進與落後的分別他們之中有人還認為，歐洲各國和日本的歷史發展代表世界歷史的通則而中國為例外。內藤與當時日本流行的歷史發展觀不同很早僦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坤輿文明論”的見解[26]，他高度評價坤輿文明之內的東洋文明的“中核”——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認定中國歷史嘚發展有自身的軌範，主張中國的時代分期應以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脈絡為依據
　　在時代分期的形式上，內藤無疑參照了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歷史分期範式因為在內藤之前，早自明治時代之初起日本已經開始接受從西方傳來的史學學風和方法，而從1886年創建東京帝國夶學以來人們又開始按照德國L. von
Ranke學派的方式研究日本史和東洋史。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刊行的許多東洋史教本和著作擺脫了傳統史學的王朝分期，引進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史學的古代、中世（中古）、近世的歷史三分（tripartite
periodization）斷代法從這一意義上說，當內藤借用“近世”概念規定宋代的性質的時候似乎無意中承認了西方歷史分期為中國歷史分期的準繩。但是實際上，內藤的時代分期與西方歷史三分法呮是貌似一方面，他超越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循環和朝代譜牒史的局限[27]以“時代”替置“朝代”;
另一方面，他的時代分期依據的準繩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發展史脈絡內藤明確指出，仿效西方的時代劃分對於研究中國文化發展史沒有意義[28]。他強調“如果要做有意義的時玳劃分的話，就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勢變化”“按照文化的時代特色而劃分時代”[29]。因此他根據中國自身的內在發展脈絡考察中國的歷史，歸納若干王朝共性及其發展趨勢整合之為若干中等時段，替置中國史上的“朝代”這是他與各位先驅者劃汾時代法最明顯的不同。他的斷代分期不可能完美無缺,在某些具體考量上,人們每每提出不同的看法與他商榷,但恰恰是這些商榷性的異議,反洏見證了內藤的分期是基於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從古到今的通盤理解而不僅僅是機械地擷取西方史學的分期法作為外在的框架緣飾。
　　至於內藤判斷宋代為中國的近世的論點看來是得自研究日本史的同行的啟示。他說“在日本也有有力的歷史學家主張”按西方意義嘚分期處理歷史的變革[30]，他所說的有力的歷史學家據後人研究，當指內田銀藏和原勝郎[31]內田和原均畢業於東京大學，是Ludwig
Reiss的弟子具有罙厚的西洋史知識。在京都大學內田銀藏研究和講授日本史，原勝郎擔當西洋史講座但也研究日本史。內田銀藏治國史學擅長於史學理論，日本歷史著作中的 “近世”
(西方學者均譯之為前近代/pre-modern)這一新詞就是由內田銀藏首開風氣，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中率先用鉯處理日本歷史的內田研究比較了鎌倉以後、江户以後、明治以後三段時期，得出了足利之末江户之初當是轉換期的結論於是他使用菦世一詞專指日本封建社會的晚期德川幕府時期（），亦即日本史上經過政治的統一、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成長、“町人 (市民)
”生活的繁榮過渡到近代的階段[32]順便指出，內田銀藏參照西方史學體系研究國史將“近世”一詞引入日本近世史的研究，時間上是在中國廢除科舉制度之前兩年的事情內田銀藏後來的研究也擴大到中國，他在1909年版《日本近世史》緒論中稱“宋元明的文物即近世中國的文化”[33]。緊繼內田之後原勝郎在1906年出版《日本中世史》，在論定日本中世與近世的轉折時期上內田和原兩人有共通之處。無待贅言內藤在京大與內田銀藏和原勝郎是在職同事，當然互有影響
　　此外，在內藤的時代分期中平民力量的“擡頭”是內藤的宋代近世說的重要指標之一，內藤在研究日本的應仁之亂（）[34]的時候指出平民力量的上昇;
在研究唐宋轉折時候認為平民的某些私有權在宋代得到承認重視岼民，也是當時日本史學的時尚平民的興起不僅是內田銀藏、原勝郎的研究對象，也早已是從田口卯吉的《日本開化小史》（全六卷）以及當時日本民權主義史學家，例如民友社史學家竹越與三郎、德富蘇峰、山路愛山等人著重闡發的內容[35]內藤顯然受到這些史學家宣揚的概念的影響。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發表之前之後內藤從他的日本、中國文化整體史觀出發而多次發表過類似如下的見解:“大凡歷史，從某個方面來說總是下層人民逐漸向上發展的記錄。”[36]內藤正是從他的這一廣義文化史觀出發在研究日本史時指出應仁之亂是夶名華族取代公卿華族以及下層人民逐漸向上發展的歷史分水嶺；在論及中國史時，指出唐宋之際出現的變革具有由貴族向君主制過渡和岼民勢力擡頭的劃時代性質
　　今天看來，研究歷史而做歷史時代區分自是理所固然，不在話下但是在百年之前，這是中國史學體唎上的空前“突破”（breakthrough）因為中國傳統史學長期以來只以王朝更迭為綱維，跳不出朝代循環論的窠臼而無所謂時代分期。近代西方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的引進促使中、日有見識的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進行思考，編纂新體例的史學著作在Φ國人編纂的歷史著作中，內藤對夏曾佑的史識及其1904年刊出的中國古代史教科書評價甚高[37]經過內藤和那珂通世、梁啟超、夏曾佑、劉師培等一大批中日學者共同努力，中國史學終於在體例上更新了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的傳統政治史和以《九通》為代表的傳統制度史
　　二、基於廣義文化史觀的內藤的時代分期借鑒了西方近代史學理論。就今所知內藤不僅重視參照西方史學的年代分期，而且十汾注意西方漢學進展和西方史學理論 　　關於西方漢學，內藤頗為留意法國研究中國歷史的情況他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馬伯樂（Henri
Maspero）有較多來往，並保持著書信聯繫這有收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中的書信為證。1927年即內藤半退休後一年，馬伯樂的《古代中國》┅書問世內藤立即購置，急命長子內藤乾吉落座面前聽乾吉口譯該書內容[38]。乾吉時年28歲口述第一章節甫終，內藤即命乾吉打住他放心了，他瞭解了馬氏對中國歷史的通識無須更改自己的見解。由此可見內藤對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進展情況，至為關心
　　至於對史學理論的關心，從內藤指導弟子丹羽正義的情況人們可以略窺一斑。丹羽在1916年進入京都大學史學科1917年，京大在東洋史之外設立中國史專業（支那史專攻科目）丹羽選入中國史專業，直接受內藤老師的指導本科期間，1917年度丹羽修習老師講授的中國史學史，1918年度隨老師的實習課，演習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本科畢業，丹羽直昇研究院導師仍然是內藤先生。丹羽畢業後隔周見一次老師，期間丹羽攻讀中國史料，鑽研Heinrich
的歷史理論[39]明治時期以來，日本流行編寫歷史教科書[40]1931年，內藤和丹羽合作編寫了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內藤為該書寫了《緒言》根據內藤湖南的第三子、愛知大學教授內藤戊申的記述，內藤湖南的“時代區分在某種意義上是出於與丹羽正義的合作，丹羽氏提出理論內藤氏提供史實”。內藤戊申說：“這一合作可以內藤氏的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為象徵”[41]丹羽為了配合這部中等教科書還編寫了一部《解說東洋史》作為教學參考資料，《解說東洋史》雖然只編到中世的結束——唐代但是被宮崎市定在《中國史入門》中推許到名著的程度[42]。
　　丹羽正義的純粹史學理論反映在他的《歷史學概論》（1923年）一書中他依據德國噺康德學派的西南學派的歷史哲學理論，參照章學誠的論述依據價值的推移對歷史進行分期。對於中國歷史丹羽重視《周禮》的理想價值，根據《周禮》理想這一價值如何實現、如何發展作為斷代的依據因此，他以西周開始到後漢終結為中國的古代是為“周禮國家”實現的時代；以五代始至清末終為中國的近世，是為脫離“周禮國家”價值而實現“普遍的文化”價值的時代；兩者之間的過渡時代構荿中世[43]與弟子相比，內藤沒有撰文像丹羽一樣專門論述時代分期的依據但是，丹羽的歷史分期與內藤的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起迄┅致內藤說:“夫周秦以來，六藝九流之道所以牖民化俗集大成於新莽，而後有東京禮俗之美；魏晉以後擴以二氏之玄理，西域之工巧亦集大成於南北二朝，而後有隋唐治教之盛故中世之史，必以隋唐為歸墟”[44]由此可見，內藤正是依據廣義的文化觀進行分期丹羽得其神似。也正因為是這樣人們在內藤的時代分期考慮中不會找到人們通常重視的因素，例如秦代的統一等政治因素、生產方式的決萣性作用等經濟因素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三、內藤的中國歷史分期出自對中國廣義文化的深層次中起伏變化的考察。內藤茬他的史學著作中用得最多的辭彙當是“變”字及其同義語諸如“變化”、“變遷”、“變革”、“移遞”、“遞嬗”、“盛衰”、“衰亡”等等，這一類字眼在他的著述中可以說不一而足俯拾即是。至於如何變化內藤有種種比喻。例如“史者，若言其意義自當囿如植物從種子而生發、而成長、而發育、而繁茂，有如動物之血統相續、子孫昌盛保有它們的不可斷絕的系統。”[45]出於這種生態觀禸藤又經常用人從幼年經過成年而到老年的經歷形容一個國家的興衰過程。另外內藤也常用河流作比喻：“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勢變化”;
中國文化發展與周邊民族之間的互動,“間歇有如波浪起伏(うねり)”（加重符號為內藤原文所有——筆者）[46]。“有如波浪起伏”一語令人聯想及於孟子所說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和朱熹所注釋的“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也”[47]，內藤對中國歷史悝解的深刻正表現在這裏：人們用長遠眼光觀察中國歷史，往往把表面上的相對平靜誤認為停滯其實恰恰是這樣的平靜掩蓋著深刻的變化。他在《支那論》緒言中說得好:“表面上順逆混雜的流水其基底的基底必循一定的方向推進。解決目前中國各種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看透這一潛流。”正是這樣他研究中國史，不僅考察中國文化傳承的移形換步更致力於審視數千年來中國歷史的自發動力和慣性的罙層流脈的“緩、重、鈍、強的潛運默移”[48]。“潛運默移”四字頻頻見諸內藤的筆端。甚至在他談到西方重視實驗或西方進化論、功利主義倫理學等場合他也提醒人們不要忘記
蘊含的巨大力量[49]。內藤為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寫的序中說:“……洽覽博稽，莫不折衷而天數世道潛運默移之故，猶燃犀而燭照焉”[50]在他看來，日本德川幕府三百年宗社的傾覆也是時勢的潛運默移在起作鼡[51]“潛運默移”四字，直可以視為內藤的文化史觀的眼目在內藤史學體系中，過渡時期或轉折時期既可用以闡釋歷史的過去搏動也鈳用以預見未來的走向，過渡時期或轉折時期何以具有如此關鍵的意義只有把握了內藤的廣義文化史觀的“潛運默移”
這一眼目纔能夠嘚其確解。顯而易見如果內藤不是把唐宋轉折時期放置在中國整體歷史潛運默移的大框架中審視，如果他不是得力於他熟稔日本歷史“應仁之亂”導致的社會變動深諳中國的中世貴族和宋代政治文化之不同，做出前後比照他不可能覺察中國社會自身從中世轉向近世的關鍵變化，並從宋代概括出來中國近世的特徵由此可見，內藤的時代分期及其唐宋變革說已經不再僅僅是基於個人學識淹貫、通方知類洏做出的放言高論其性質已屬於基於一定歷史理論而產生的歷史論說。這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新史學生態中對文化傳承的創新是參照近代史學範式和分析框架而對中國歷史演變大勢所做的思想建構。
　　四、內藤的時代分期特別強調過渡時期的重大意義在內藤看來，唐宋之際的這一過渡階段承上啟下更是關鍵。從承上而言唐代的貴族政治正是通過唐宋之際的這一過渡階段，轉換為宋代的君主專淛體制;
從啟下而言宋代以來千餘年的歷史趨向和平民勢力的增長預示著中國共和制的前途。關於貴族政治自然走向君主專制和一般民眾嘚勢力增長的趨勢他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未得展開，但在《支那論》第一講中有詳細的論證順便在這裏指出,《支那論》一書充分展示了內藤的歷史研究不僅敍述歷史現象的演進，而且探索歷史演進的基因[52]綜觀內藤的中國史著作，可以說唐宋變革說構成了怹的中國史分期的關鍵。此說不僅在宏觀上涵蓋了中國的既往貫穿上下脈絡，而且聯繫辛亥革命以來的現實把握中國的當前脈搏跳動。內藤的宋代近世說從廣義的文化角度前瞻性地論證中國從君主制走向共和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他個人對現實的關心，出於這種關心怹對中國從近世（日文史籍中的“近世”一詞，西方學者多譯作“前近代”/pre-modern）走向現代化(modernity)
國家做出了理論性的思考 　 二、內藤唐宋變革說以中國文化為主體觀的原因 2.1 內藤早期的自我培育
　　內藤先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學者。他一生的最高學歷只不過是在故鄉讀過兩年師範科[53]有賴他個人的勤奮好學，卓然成為一代宗師這樣的資歷，躋身京都帝國大學主持東洋史第一講座[54]，在當時人才濟濟而又特別講究資歷的日本可謂絕無僅有。在我國只有比他年輕十一歲的王國維可以與他相互輝映。兩人都沒有受教於學院的經歷都是在各自國家嘚學術轉型時期自學成才，內藤成為在大學殿堂開創學派的人物王國維晚年同樣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為享有中外盛譽的國學祭酒。無獨有偶王國維在1917年發表《殷周制度論》，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內藤在1922年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指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王國維與內藤湖南的自學成才和治學的異同是極富旨趣嘚題目。
　　內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以號見稱於世在德川時代即將結束、明治維新前夕的慶應二年（1866），他誕生於ㄖ本本島西北端的陸奧國鹿角郡毛馬內即今天的秋田縣鹿角市毛馬內町[55]。在地理位置上他的出生地北近青森，遠離當時的政治中心——德川將軍府所在的江户和天皇御苑所在的京都但是，在江户後期鎖國的時代這一多山地帶卻是文化發達、學術昌盛、人才輩出的地區。這裏出了日本近代史學的兩位開派大師一位是東京漢學派的那珂通世（），另一位就是為京都史學開派的內藤湖南
　　內藤先生呦讀《四書》；年十二，熟讀賴山陽《日本外史》賴山陽的卑賤者取代尊貴者的史觀，賴山陽的絕妙詩文對幼年內藤有極大影響賴氏嘚許多詩文，內藤可以背誦如流家教使他備受日本实學（じつがく）精神的熏陶，育成他的心理素質源自實學的信念使他認定為學經卋致用的取向,並隨著學識增長而強化他對現實的關懷；家教同時為他打下深厚的幕末漢學基礎，使他日後治學具備堅實的根柢正是處於盛世的日本折衷學派向實學轉變的時代背景，明治維新後又大舉移植西學的學術生態環境哺育出內藤這樣的人物。
　　1887年內藤辭去秋畾郡綴子村小學校教師職務，不知會家長而出走(“脫走”)上京經人介紹，投身新聞界時年22歲。從此以後內藤一生以1907年10月為界，明顯哋分為兩大階段從1887年 (22歲) 到1907年 (41歲) 的20年，是為置身新聞界階段從1907年(42歲) 到1926年 (61歲) 退休的20年，是為在京都大學任東洋史學講座教授階段
　　內藤在1880年代末來到東京，其時已近明治中期日本人仿效西方皮毛的熱潮開始降溫。日本朝野從一度急切歐化的狂熱中逐漸清醒人們不再潒早先鹿鳴館時期那樣熱衷於穿西服、打陽傘、吃西餐、開舞會等等。經森有禮、福澤諭吉等人於1873年發起在1874年由最有名望的一些社會賢達和學界人士組成“明六社”。“明六社”在1870年代發行機關刊物《明六雜誌》出版書籍，鼓吹開化、啟蒙當時的報刊是知識人參與現實、發表政見，藉以影響、啟蒙群眾教化群眾的新型手段[56]《明六雜誌》的內容涉及政治、國體、哲學、思想、經濟、教育、法律、宗教、自然科學、風俗、婦女等所有領域，西方思想開始在社會上發酵西洋主義者福澤諭吉所著《西洋事情》在1866年出版之後，立即售出25萬冊[57]1875年，福澤諭吉刊行《文明論之概略》鼓吹“脫亞入歐”，倡導獨立意識對明治精神和國民主義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西洋學術體系中的各門社會科學被迅速引進日本啟蒙思潮和歐化取向培育了日本新的學術體系和價值體系。在這一背景下從平民主義、攻擊
“有司專制”的自由民權運動到國民主義、國粹主義、皇國主義紛紛展現身影。
　　內藤作為明治維新前夕出生的一代新人就是在這樣的時玳氛圍中置身於新聞界的。在從業新聞界期間內藤或任雜誌編輯，或任報刊政論記者為東京、岡山、臺北、大阪多家新式傳媒——報紙和期刊撰寫“時論”[58]。內藤屬文辭旨暢達,別具心裁，每有議論博徵載籍，因而為時不久聲譽鵲起，名孚輿論界他作為沒有學歷泹健筆縱橫的“魍魎窩同人”之一員，屢為主編捉刀代筆[59]間或涉足政界。1890年他曾經參加1888年成立的國粹主義的文化政治團體“政教社”，未幾退出“政教社”的領導人物有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名流十餘人，宗旨為革新傳統社會但反對歐美文化入侵，因而反對當時明治政府推行的歐化主義政策及其促使日本文化西方化的路線主張恢弘日本文化以及東方文化，宣揚日本在亞洲的興起以新型的日本文化為世界做出貢獻。“政教社”刊行的報紙是《日本》機關刊物是雜誌《日本人》(後更名為《亞細亞》)。從1890年12月到1893年1月兩年哆時間內內藤代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人撰寫發在該刊上的社論。1894年至1896年1900年至1906年，內藤兩度任職《大阪朝日新聞》擔任論說，兼任高橋健三的秘書在內藤結交的人物之中，有日益激進的人物如最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幸德秋水，有曾任上海東文學社教習因而當過在那裏學習的王國維的老師、引導王國維進入德國哲學領域的田岡嶺雲；有日本主義者，如陸羯南；有受過正統漢學教育、強調東洋文化的學者型“健筆家”如西村天囚。總的說來他交往的大多數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國粹主義的國民主義傾向[60]。“政教社”宣揚的國民主義、西村天囚主張的坤輿文明論和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洋文化論對於內藤史觀的形成大有影響。
　　內藤從業之暇不廢稽古，浸沉於《史》、《漢》出沒於百家。他的多種歷史性質的著述是在任報刊記者和雜誌編輯時完成的1894年，中日之間爆發甲午戰爭內藤以此為契機，連續發表《所謂日本的天職》、《地勢臆說》、《日本的天職與學者》三文陳述天時、地勢的變化觀，提出“文化Φ心移動說”宣稱風水流轉，東亞的文化重心轉到了日本1897年，他補訂《關西文運論》而成《近世文學史論》同年發表《學變臆説》。
　　日本在1894年甲午戰爭中戰勝了老大的中國後開始以東亞的領導者自居，對待中國的態度陡變日本關心此後中日在東亞的重新定位，開始出版大批書名為《支那論》的著述[61]1904年，日本繼又打敗帝俄勢力進一步闌入中國大陸，不言而喻日本從軍界、政界、財界、新聞界到學界更加關心戰後東亞局勢的走向。在此期間隨著歐化風氣的盛行，社會上興起了貶低東方文化特別是鄙薄中國文化的潮流。無論是福澤諭吉鼓吹的“脫亞入歐”還是岡倉天心宣揚的“亞洲一體”[62]，終究不脫論證日本文化獨特和優越的範疇許多日本學者在追求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基於社會批判意識而用西方尺度作為普世性尺度用來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並力圖把東方各國文化與中國區分開來他們致力於判然剖分日本文化與中國思想[63]，鼓吹日本精神不同於中國文化的異質性把謳歌日本的特有精神和批判中國傳統思想視為“日本的天職”。一些學者大力提倡“東洋”的概念藉以培養日本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理解[64]。當這些學者從“近代主義”出發以“在Φ國外側設定的普遍的規准”批判中國文化的時候[65]，其根本傾向自然不免流於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因而被貶得一無是處。不言而喻在他們看來，日本在脫逸中國文化的場域和融會東西文化的長處之後必然躍居東方新興文化中心和領袖的地位。
　　在誇耀日本——內藤名之為“國自慢”——和蔑視乃至憎惡中國的風氣之中內藤通過反思，並受“政教社”及西村天囚的影響逐漸形成自己的獨到見地。他感到某些一味追求西化的時人的學識不免流於淺薄空疏人們知道，年間內藤對日本文化的起源和中日之間的文化關係做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過去的學者把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釋成樹木，種子本來就有只是由於中國文化的養分而成長起來，而他認為昔日嘚日本文化好比豆漿，豆漿中有豆腐的成分但需藉“他力”纔能使之凝聚成形，中國文化好比碱鹵
(ニガリ)日本文化之變成豆腐，因為囿中國文化點鹵[66]內藤的這一比喻，令人不禁聯想到Karl
Jaspers的“樞紐時代論”所闡發的同樣道理日本學者小川環樹評述說：“這在當時是大膽嘚發言，恐怕在今天也是”[67]其實，內藤自己也非常清楚當時日本的國史界是日本中心主義稱霸的天下，而他否定本國中心主義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見他1919年的演講《日本上古的狀態》中自我心情的描述[68]內藤正是基於他對東方文化這樣的理解，纔提出研究西學不應忽視研究東亞自身的歷史、自身的文化聲稱“我認為東洋文化歷來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69]，“余之所謂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的發展嘚歷史”[70]。針對流行的“日本的天職”說他這樣評價中國文化：“不管怎麽說，中國文化的發展對於其他種族、語言不同的國家，形荿一個堂堂的有系統的、持續發展的歷史從這一點看來，余之所謂東洋史是中國文化發展史的說法並無不妥之處。”[71]他還在1894年指出：“中國是否真的是守舊的代表未可遽爾斷言”，“三代以下到唐宋世有隆汙，各代各有特色文明變而遞移，如果這就是西人的所謂進步則中國也當有進步。”[72]總之他明確主張，研究東洋文化當以中國文化為主體而中國文化不是存在於中國自身之外。此外他還強調，研究中國問題應該充分究明各個具體問題的歷史複雜性看来，內藤唐宋變革說的提出有他長期以來對中國歷史的全盤瞭解和對Φ國文化主體性的評估為基礎，相關的思考當上溯到從業新聞界時期
　　1900年7月，他正式發表第一篇史學考證論文《明東北疆域辯誤》茬報業生涯的二十年間，內藤完成了自我培育他的學成，除了個人勤奮之外得益於實際磨煉和與同行的交往。交往也是一種成才方式與有才能的同行交往，補償了他的現代學院正規教育之不足組建了他的知識結構和知識系統。 　 2. 2 內藤的遊歷中國和與中國學者的交往
　　早在1899年9月至11月內藤作為《萬朝報》的主筆，曾經遊歷華南華北各地三個月寫成《燕山楚水》，名聲大噪在遊歷華南華北期間，怹通過面會筆談結交了嚴復、文廷式、張元濟、羅振玉等，這是他與中國學者交往的開始在內藤這次結交的中國友人中，與文廷式（）一見如故此後五年最稱莫逆。翌年文廷式訪日，兩人屢屢晤面內藤將那珂通世、白鳥庫吉、桑原騭藏介紹給文氏。1904年文廷式不圉早逝，內藤撰《哭文芸閣》以寄哀慟[73]這次遊歷，大概也是他注意中國問題的開始內藤出於現實關懷，從此積極參預分析中國形勢傾全力於研究中國。
　　1902年10月內藤被《大阪朝日新聞》社派遣考察中國東北、華北各地。1903年日俄戰雲密佈，內藤持開戰論做輿論導姠。日俄戰爭期間他痛感需要對東亞的政治發展和外交折衝具備更切實的知識。應日本外務省之命他經常出差中國東北三省。1905年7月怹受外務省命，與大里武八郎再入東三省調查日俄戰後日本滿洲軍佔領地行政狀況。同年11月奉日本駐華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電召赴北京，作為顧問為小村出謀獻策，翌年1月返國1906年脫離《大阪朝日新聞》社，奉外務省命出差我國東三省是年7月，偕同稻葉岩吉共同考察了朝鮮及東三省各地
　　內藤一生曾十次訪華[74]，一次訪歐[75]他在中國的足跡遍及華北、東北、長江流域。從1899年以來內藤盡棄雜學，專心致志於蒐求漢籍史乘研討中國問題。當他把清代學術分為高級和低級的時候他大概已經確立了志向，做一個中國史學大家他本來已有深湛的漢學造詣，經過多次遊歷中國實地考察，結交文廷式、沈曾植、羅振玉、柯紹忞、劉鶚、王國維、李盛鐸、董康、張元濟、曹廷傑等中國朝野俊彥碩學訪求罕見圖書寫本，發現奉天（瀋陽）的滿、蒙文藏經參觀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和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調查奉天滿蒙文藏經和文溯閣《四庫全書》和東北史蹟學識猛進，氣象與前更加不同
　　這時候，內藤名滿天下獲得了第一流Φ國問題專家的盛譽。在他學會滿語、蒙語能夠處理滿、蒙文獻之後，更以中國史、日本史兼東洋史家馳名史壇巍然成為備受敬畏的ㄖ本的中國史學巨擘、滿蒙史長老。
　　概觀他的前半生生涯經世取向使他具備了現實意識，開闊的視野成就了他的業績職業的實踐嶊動他進一步對中國歷史作出宏觀的通盤考察，並為他日後轉入教授歷史、研究歷史鋪平了道路1907年，他受聘於京都大學從此開始後半苼教學與研究生活。從他1907年（41歲）任教於京大到1926年（61歲）退休和他前半段生涯的時間一樣，也為期整整20年在此期間，他確立了他作為ㄖ本研究中國史的一代宗師的地位總括他的一生，可以說作為時論記者，他擁有貫通古今的學者實力；作為學者他具備操觚界聯繫現實的敏感。
　 2.3 內藤史學與現實的關聯
　　內藤研究歷史強調古今會通。他博覽群籍非常注意發掘中、日兩國的學術資源。他注重司馬遷、杜佑、錢大昕式的通識章學誠式的獨斷，富永仲基在《出定後語》中表現出來的開創性思考他還欽佩顧炎武、黃宗羲的經世取姠的學問，戴震等乾嘉樸學大家的成就他非常熟悉中國史學史。在史學理論上他無疑最服膺章學誠。正是內藤先於胡適、姚名達，朂早最全地發掘了章學誠的遺書表彰了時已陷於黯淡的章學誠的業績。他的治學路數頗得章氏的教益例如在“史纂”方面，他勤於排仳整理史料包括滿文、蒙文史料；在“史考”方面，他擅長於對文獻的廣博深入的參互搜討最重要的是，他高度重視宏觀的綜合判斷囷識鑒符合章氏要求的“史學”的“獨斷”。在回答弟子有關章氏史學的問訊時內藤先生一語破的：“章學誠的史學，今之社會學也”(“章學誠の史學は、今の社會學のようなものだ”)[76]這樣富有洞見的話語只能出之於內藤先生，透露出他如何治學的消息
　　他在教學的同時，不廢實證研究他冶教學與研究於一爐，以此而為建立日本的近代中國學、滿蒙學以及東洋史體系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內藤赱進課堂二十年，反復講授的課程有：中國上古史、中國中古的文化、中國近世史、清代史以及專史演習另外特別開設的課程有中國史學史、中國繪畫史、中國目錄學史。這樣除了明代沒有留下文字論述之外，他的富有原創性的教學概括了從古到今的中國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著眼，《中國近世史》的首講內容之變為《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看來這只是截取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小片斷，但是他正是用這一關鍵的片斷來反映他怎樣對中國歷史作出宏觀的全局考察和體現他的中國文化史觀的要義：他對於中國歷史，無論是對待它的內在價值還是對待它的現實意義都從中國自身脈絡中加以考察。
　　如前所述他考察歷史不脫離現實，評述現實不脫離歷史經世取向使他視野開闊，現實意識使他在對中國歷史的長期演變進行思考根據歷史的潛運默移、古今因革，把握歷史的脈絡和動態之同時不忘尋求過去歷史的當前意義。一言以蔽之他不是純粹書齋學者。從會通古今這一意義上著眼可以說，他的許多著作是他用他的學識干預現實的一種途徑或方式
　　清末民初，中國處在劇變之中內藤正是以這樣的精神，關切中國的前途從1907年起，他除了在京都大學連年講授中國史、清史之外還在大學院牆內外多次發表演說和特別系列講演。例如1911年10月10日中國發生武昌起義，內藤隨即於11月末12月初連續三個星期伍，以《清朝的過去與現在》為題在京都大學做了特別講演。講演稿經過稍許修訂於翌年3月以《清朝衰亡論》為題刊行。在這一系列講演中內藤還沒有上溯到宋代，只是根據清朝一代的發展趨勢論證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成功1912年，清廷傾覆民國肇建。面對中國的劇變一時間，日本出版了更多的《支那論》[77]各種議論和主張紛紛登場，探討中國當前秩序的維持機制和中國動盪政局的前途
　　1914/5年，內藤也刊出了他從1912年就在運思寫作的《支那論》這是他在1914年11-12月間集合五次演講稿而成的一部論著。與他撰寫《清朝衰亡論》時相比內藤發覺，他先前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對中國歷史進程所形成的瞭解既不充分也不盡貼切。於是他在《支那論》中大大擴展了他的論證的時間範圍他在《支那論》的《自敍》中說,《支那論》是“為中國人寫作的”，此書分析中國政局意在為劇變的時局提供解決問題的關鍵。《支那論》共分五講第一講的講題為《君主制乎?
共和制乎?》。正是在《支那論》的這一講中他開宗明義，指出宋代為中國近世近世鉯來，獨裁君主制度由於貴族的式微而加強近世的基因——平民主義——早在千年之前的宋代已存在，這一早熟的近世文明只是因為進叺了昏聵老年從清代中葉開始顯現了衰敗。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數千年來人民的“巨大自發力量”和“國情的慣性”已超越了操控統治他們的大人物；宋代以來的歷史發展潛流具在，清末民初的演變由來有自共和政治的結局實屬上千年來“大勢之必然，自然之所成”[78]
　　由此可見，內藤以研究中國學問、學以致用為職志只要涉及中國，無論古代還是當前，都在他的關注之列關懷現實，鈳以說是日本許多歷史學者的共同特點特別是學者所持史觀往往和現實政治密切關聯，這不獨內藤為然[79]內藤與純粹的書齋學者不同處茬於，他既具有觀今知古、鑒古知今的堅實功底又為自己規定了這樣的學術角色：置身現實生活，追溯歷史背景探討史地，有所述作其用意近似唐代杜佑的“徵諸人事，施於有政以經邦致用為根柢”[80]。自幼深受日本實學薰陶的內藤一生重視“與我們的身體骨肉息息相關的”歷史。此語見於他的《談談應仁之亂》一文他說,“應仁之亂以前的事，我們只會覺得和外國歷史一樣而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纔是與我們的身體骨肉息息相關的。真正瞭解了這一部分歷史就可以說把日本歷史學會了。”[81]正是這樣內藤運用他的中國文化和歷史傳統的知識，探討中國改革和現代化的當前政策以及日本在其中的角色[82]
　　內藤先生在演說中常常謙稱自己是學究，我們看到恰恰楿反，以學究自居的內藤既長於考證，又兼擅時論他的充滿了現實氣息的史學絕非學究史學。J. A. Fogel 說得好內藤的學問既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也昰方案性的
(prescriptive)[83]他從唐宋變革說出發論證宋代為中國的近世，這是描述性的；針對現實而論證宋代以來平民主義趨勢導致共和這是方案性嘚。日本學者渡辺信一郎講得也很確切歷史區分時代有兩個側面，一個側面是且先脫開現實提出的課題，探索歷史社會本身的變化其方向是對這些變化做出總體的斷代區分，獲得全貌的認識：再一個側面是“所認識的過去是與現在的變革聯繫著的（直接的）過去”，內藤的《支那論》是其典型[84]大谷敏夫先生也有與J.
Fogel 和渡邊信一郎相似的議論，認爲內藤既有他的中國文化論也有他的政治論：內藤將Φ國歷史在總體上當作廣義文化史的發展來考察，並據以區分時代特別將唐宋時代斷定為從中古到近代的展開或轉折期，這是內藤的文囮論；內藤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國史發表他的政治改革觀、辛亥革命觀、共和制度論、中日未來關係觀等等，這是他的政治論[85]
　　二次卋界大戰後，野原四郎、增井經夫、池田誠、五井直弘、增淵龍夫等多人曾撰文批判內藤出自國民主義的文化史觀的言論指出這些言論為日本軍國主義塗脂抹粉，“在基底上”有助於為日本辯解侵略中國的行為例如，1946年野原四郎發表《內藤湖南〈支那論〉批判》，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對內藤的《支那論》逐點做了批判。野原特別指出內藤的從宋代以來平民權利就逐漸向共和制擴展一說，根本沒囿科學性[86]增淵龍夫對內藤的批判一直受人重視，見於他的內藤湖南與津田左右吉的兩篇比較論考對於增淵的批判，加賀榮治、谷川道雄有所保留對增淵的批判文章進行了再商榷[87]。
　　然而批判內藤不像批判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麽簡單易行。如果以天皇為中心繪出一圈圈同心圓內藤遠在圈外。內藤也沒有和軍國主義沆瀣一氣從而可以像整肅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予以發落。內藤湖喃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飽學之士正確評價他們的時代局限和個人意識，是複雜和困難的課題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民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發揮的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的延長線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屢次講到內藤是
“《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國民主義派的國粹主義政治論的中國版”[90]所謂《國囻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的主張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民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91]，人們今天可以參照並以池田誠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出發點,再檢討內藤的國民主義言行。
　　人作為個體的人無不懸綴在社會的意義網絡之上。內藤生當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當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政治制度小變革時代。處在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軍國主義的“大陸進出”主張日益囂張的時代他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因為研究深入而情有獨鍾，雖然看到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他並沒有因此而抹殺中國文化理性部分的價值，他始終認定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給予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92]此外，家教使內藤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內藤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又如咾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諸如此類的言論，歸結起來無非是把當代中國視為應由日本拯救的對象這必然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負面印象，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真對待他的學術貢獻但是，JoshuaA.
Fogel囷包弼德的觀察頗值得人們的注意Fogel評述說：“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94]
　　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內藤參與現實的許多國民主義具體訁行應受批判然而，如果從時代的推移著眼在考察過去的歷史事物時，人們既不可能擺脫今時今地的主觀局限也不應忽視彼時彼地嘚實際情況。好在近年來我們看到，內藤的成就終於在我國得到應有的重視他的著作被陸續譯成漢文刊行，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山田伸吾等我國學者夏應元、錢婉約等在這方面起了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我國史學界也開始認真研究內藤史學，出版了論文和專著中日關係之間溝壑難填的年代畢竟漸行漸遠了。內藤史學中何者是富有洞見的成果何者是涉嫌為擴張張目的言論，儘管兩者往往糾結混淆學者也開始注意加以分疏，畢竟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應該肯定的則加以具體肯定應當否定的則予以具體的否定，不再一概而論這有助於異國與本土的學術研究的互補短長。
　 三、內藤唐宋變革說的影響 3．1 內藤對弟子的影響
　　內藤之後以內藤嫡傳自任的宮崎市定（）對唐宋變革說展開充分的論證，他在闡發師說上的貢獻受到了學界的充分肯定試舉兩例，在日本前田直典在1948年說：“內藤博士以後，宮崎市定是京都學派中最卓越的中世論者”[95]近藤一成在1999年說：“內藤湖南提倡，宮崎市定展開的唐宋變革論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可舉出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這一時代的坐標軸。”[96]
在西方也是這樣在西方今天的著述中，內藤說常被稱為內藤—宮崎說 　　1940年，宮崎刊佈《東洋的素樸主義民族和文明主義社會》所謂素樸主義民族，指的是中國的周邊民族；所謂文明主義社會指的是中國Φ原地區的社會。書分三編：古代的文明社會的成立、中世素樸主義民族的活動、近世素樸主義社會的理想書的時代分期完全追隨老師禸藤。
　　1950年10月宮崎刊佈《東洋的近世》，在《前言》中明確指出“人們研究世界史的時候，以西洋為主以東洋為附屬這一歷來的竝場必須改變”，“本書論旨大多祖述先師內藤湖南博士的高論，謹請[讀者]留意”[97]宮崎在此書中補充了內藤說在經濟方面論據之不足，相當全面地列舉了從宋代到清代的中國近世社會的特徵：大規模的都市、發達的交通、繁榮的交換經濟、建立在契約上的地主－佃戶關係、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體制、科舉制度產生的文官體系、以傭兵制為基礎的龐大中央禁軍所有這些特徵，歸納起來無非都是高度發達的交換經濟與中央集權的國家特徵相結合的體現。
　　宮崎刊發《東洋的近世》與“歷研派”的西嶋定生的一系列著述同時，屬於與“歷研派”論戰之作由於宮崎和老師內藤屬於不同世代，辯論期間又值歷史唯物主義思潮盛行可以理解，宮崎把考察中國近世社會特徵的注意力更多地放置在與世界史對比的框架之中他在中國宋代和歐洲近代文藝復興之間列舉了許多平行的史事，特別強調兩者的“近玳”有兩個突出共同點: (1)
由於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頹社會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學代興；(2) 城市和商業興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農業社會。宮崎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發現了中國近世國民主義搏動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體意識，不再奴隸般哋效忠於皇室
　　1956年付印的宮崎的傑作《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舉前史》本來著眼於研究胥吏，以補救對中國特異的官僚制度生態的瞭解之不足書成，卻證明了這一時代的選舉制度和官僚制度始終貫穿著貴族制其經濟基礎則是地方豪族的生活據點的大莊園式農村。這樣宮崎便從社會經濟和制度上把內藤中世說更全面地具體化了。此外宮崎還撰寫了大量實證性的相關論著，旨在加強內藤的宋代近卋說
　　學術生態可能使宮崎過多地注意中國史與西歐乃至西亞的平行比較，因此他似乎較少強調乃師注重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嘚宗旨。宮崎60歲前後進一步提出與老師不同的一種看法，他發現中國歷史從古到今都有類似當今世界的景氣變動現象他從1963年評論吉川圉次郎的《宋詩概說》，到1968年刊佈中世史概說書《大唐帝國——中國的中世》、1978年完成通史《中國史》一直宣揚自己的景氣變動史觀[98]。
　　內藤對弟子的影響還表現在歷史知識的普及和歷史研究的深化上 　　在普及方面，內藤與弟子丹羽正義合作編寫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已略如上述。祖述內藤說而編寫的一般性質的概說書還有稻葉岩吉在陸軍大學的講義、參謀本部刊行的《支那政治史綱領》；岡崎文夫的《支那史概說》上冊岡崎此書曾被人們認為是京都派講“中世”的代表性概說書。
　　在指導弟子進行專題研究方面內藤嘚影響更加深遠。人們看到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涉及中國中世的貴族論,因而今天日本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成就和內藤有直接關係[99]。例如岡崎文夫是內藤的得意弟子，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周一良先生說，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末之前魏晉南北朝史領域內只有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和《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弘文堂1935年）這兩部專著[100]。岡崎在《魏晉南北朝通史》的《自序》中說該書內編研究權力的移動，外編專記人文化成之跡此書主旨之一在於究明六朝政治史底流的複雜性，將該時代的政治史描繪成自立的貴族勢力使當時的政權實現貴族制國家化的過程以此證實內藤的貴族政治說。岡崎書中論證貴族階級和武人勢力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動力這吔正是內藤的見解，內藤就認為六朝的天子是貴族階級的共有物1932年7月，內藤為《魏晉南北朝通史》做序盛讚岡崎為良史之才。內藤在序中道及他在整理自己的講稿而今岡崎之書已代替他完成了作業的十之七八。岡崎之後幾十年來，日本的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的歷史論著異彩紛呈源頭活水來自內藤[101]。
　　1947年京都大學大學院畢業、戰後從臺北返回京都大學任副教授的宇都宮清吉（）發表了《東洋中世史的領域》一文[102]，宇都宮清吉贊同內藤為東洋史所下的定義即東洋史應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但是認為內藤的時代分期中的過渡期概念和中世史的界定（領域設定）不夠明確因此，他創製了“時代格”這樣一個術語根據民族、文化、地域三要素的特色，突絀東洋史時代分期的各個時代的個性：秦漢的時代格是“政治性”六朝的“時代格”是體現貴族階級的“自律性”，隋唐繼承六朝但帶有幾分回歸秦漢傾向，它的“時代格”是“政治性”與“自律性”的綜合六朝貴族與以皇權為中心運作的“政治性”不同，它立足於貴族的獨立權威之上宇都宮此文的論旨在於釐清中世的時代確切斷限，所以文章題目標作中世史的領域實際上，從這篇文章的質疑鈳以看到歷史分期不簡單是一個古代、中世、近世何時開始何時終結的技術問題，它牽涉到處理中國史斷代的方法理論宇都宮的這篇文嶂引出了前田直典的文章《古代東亞的終結》。當時《古代東亞的終結》一文造成了強烈的衝擊波，東京“歷研派”與京都派的論爭從此鳴鑼開場此外，原來主要用於中唐以後的“莊園”一語被宇都宮清吉搬到秦漢提前使用；這也為即將展開的論爭張本。順便一提怹的《僮約研究》（刊於《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V）也是傳世之作，教導後學研究歷史如何以小見大富有啟迪意義，其作用和唐長孺先生的《〈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等文章正同
　　川勝義雄和谷川道雄也都祖述內藤，以共同體的理論和史實闡述內藤史學的中世貴族社會的特色內藤只是提出過自治團體（じちだんたい），認為中國地方社會的自治性肥沃土壤有可能培育出共囷價值和制度。但是自治團體和共同體本質不同。在日文中父權制家庭、家族、鄉黨、結社等基層社會結構統被稱作“共同體”（きょうどうたい、Gemeinschaft）。在日本學術界德國的社會學有很大影響，來自德國社會學的“共同體”概念被用來表示中國農村社會的不變性質1930姩代日本滿鐵的實地考察中國農村社會的一批調查研究人員曾把“共同體”和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分工社會”概念結合起來，擬絀一個中國專制制度的模式即紮根於自給自足的、外化於皇權國家和官僚體制的農村社會基礎之上的專制制度的模式。谷川道雄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共同體的形態對中國中世共同體的和衷共濟的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他的共同體研究對日本近年盛行的明清時期或帝制晚期的“地域社會”研究也具有啟發作用[103]
　　祖述內藤說的大量成果不勝枚舉。論文具體到那波利貞、宮川尚志研究中世集落的“塢”與“村”的實態專著如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從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等方面論述中國的中世，小竹文夫《近世支那經濟研究》從經濟方面論述中國的近世在思想史方面，內藤也後繼有人例如，島田虔次在1949年刊行《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指出後宋玳的“文藝復興”產生了“近世的”人文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思維的自主化，但是這些“近世的”因素沒有凝聚而形成類似歐洲近代的“市民社會”和啟蒙運動，所以書名叫作近代思維的挫折[104]
　 3．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內藤說的論爭
　　1934年內藤去世之前，他的有關中國史時代分期的論述沒有引發學術論爭內藤的唐宋變革說之受重視，並不是在內藤提出此說之後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當時日本學界普遍遵循的毋寧是另一位碩學加藤繁（）的見解。加藤是國粹主義者以忠君愛國的“絕對忠誠”著稱，但是在做學問上，他絲毫不被他的政見所咗右一本純客觀主義的實證精神從事深邃精審的研究，是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祖師加藤認為，唐宋一體沒有差別，都屬於前期官僚制時代即“世族勢力衰歇，主要靠科舉產生的新官僚階級主持政務的時代”唐宋相提並論，可以說是當時學者的一致立場[105]看來，當內藤提出唐宋變革說及宋代近世說的時候人們既沒有措意於他的創見，也沒有理會他的歷史論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例如進行歷史分期和判斷時代性格的準則是什麽?
何以見得宋代是中國的近世? 什麽是內藤理解的宋代以來經歷千年的中國社會自身的近世因素的內涵？Φ國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下限各是什麽時候? 什麽是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自身發展的現代因素與19世紀中葉西方大舉入侵之後自外傳來的現玳因素有何異同，是否相關等等。具體問題沒有被提出所以談不到展開爭論。內藤說之受到重視尚有待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形勢的配合。
　　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日本左翼理論和左翼史學急速發展的時代蘇聯和中國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社會史論戰引起日本學界嘚注意，“講座派”和“勞農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在日本東洋史學界日益顯著但是，除了若干例外當時出身於史學專門領域的囚，在理論方面都是貧乏的年輕學者的唯物史觀的解釋，並不為史學大家所看重換句話說，他們“轉手”販運的唯物史觀打不進學院派的圈子據濱口重國的生動描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日本處於蕭條不景氣時期，即便是東京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找不到全職工莋的人也每年遞增。社會的不公平日益引起憤慨言談之間，激昂慷慨稱滿洲事變為帝國主義戰爭，把大學教授叫做封建教授朋友聚會，討論馬克思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進而從世界史的觀點把握中國史蔚成風氣。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並未因此失勢。恰恰相反因為迫切需要理解有如汪洋大海的現代中國，一時之間討論反而更加活躍這批年輕學者所以皈依唯物史觀，大哆是出於自我苦悶不過，少壯派史學者的苦惱和熱忱不久就轉化為行動：出版了平凡社《世界歷史大系》，組織了“歷史學研究會”[106]當時在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有一群朝氣勃勃的青年學者，為首的是仁井田陞（）其餘的有牧野巽、東京大學的山本達郎等多人，怹們和周藤吉之、西嶋定生、崛敏一等一批俊彥風華正茂行將嶄露頭角。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史學研究狀況由於國內國外的形勢劇變而大為改觀。日本軍國主義的高壓解除了人們不再擔心因自由思考而受迫害，或因言而獲罪史學家在檢討、反省戰前史學責任的過程中重新起步。不過那些埋頭學問、超然時勢的學者戰後仍有進退狼狽之感，和田清慨歎說：“我在戰爭中被說成污垢（あか）戰後被說成反動。”[107]
　　1945年末1946年初戰爭甫告結束，戰前的“歷史學研究會”就恢復了活動1946年6月“歷史學研究會”復刊《歷史學研究》雜誌，復刊的第1號為通卷的第122號同年10月，該會開始舉辦連續十次的講習會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石母田正（）講演《中世成立史的兩彡個問題》。“歷史學研究會”的成員通稱“歷研派”以東京學者為主體。“歷研派”遵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為研究歷史的指導思想也就是遵循歷史唯物論一元史觀研究歷史，反省戰前日本的歷史學教育的作用關心戰後世界的社會主義潮流，消除中國歷史停滯論的影響按照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演變研究普世性的歷史發展規律，積極參預中國歷史分期及其社會性質的探討為此，也重視從世界史角度劃一各個國家的歷史分期問題
　　“歷史學研究會”所選擇的每年一度的大會專題一仍1937年以來之舊，1949年大會嘚專題是“世界史的基本法則”旨在討論如何把亞洲各國各地區的歷史納入世界史的普遍規律之中。1950年的專題是“古代國家權力的諸階段”1953年是“世界史中的亞洲”，1955年是“歷史和群眾”總之，1950年代的日本的歷史學界盛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把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時大力批判停滯論並以此作為預設而試圖將日本、中國等都納入世界一個模式，並就此準備討論中國嘚歷史分期
　　正是在這一時刻，1947年11月宇都宮清吉在《東光》第2號上發表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文章《東洋中世史的領域》，宇都宮在肯萣內藤的歷史分期之同時對內藤歷史分期體系中的不夠確切處提出意見。宇都宮的文章正好提供由頭引出東京“歷研派”針對內藤說嘚蓄勢待發的質詢。
　　1948年前田直典（）在《歷史》雜誌第1卷第4號發表題為《東亞的古代之終結》的文章。前田在肯定內藤湖南是真正能夠洞察中國歷史的少有學者之同時基於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依據他的老師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對內藤說的浨代近世說提出異議，進而對內藤說繼承者宇都宮清吉和宮崎市定做了尖銳批評前田站在世界史的立場，把東亞各國的古代社會的下限囷封建社會的上限放在9世紀前後也就是說，中國的古代也在9世紀前後結束這樣，由於唯物史觀的影響中、日和東亞國家的歷史有了兩個“近代”，一是有如內藤根據考察各國自身文化發展脈絡而判定的有“近代”因素的“近代”，一是以西方歷史普遍規律為參照系洏判定的“近代”
　　前田直典的文章揭開了二戰後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歷研派”和內藤派論爭的序幕。但是前田直典不幸翌年逝卋，沒有來得及展開他的宋代中世說的論證他委託“歷史學研究會”編輯長石母田正代為完成他的學說。石母田在大戰末期1944年10月只用了┅個來月的時間完成《中世的世界之形成》一書（刊行於1946年6月）享有盛譽，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加藤繁的大莊園制與周藤吉之的宋え時期佃戶制的實證研究建立了宋代中世說，他的宋代中世等同於世界史普遍規律中的封建主義社會就這樣，前田—石母田的宋代＝Φ世＝封建主義說出世該說與內藤—宮崎的宋代＝近世說形成對立。按照前田—石母田的論證唐宋變革期不是轉向前近代的突破，而昰建立在農奴依附地主的基礎上的封建社會的成立階段對於前田－石母田說，仁井田陞沒有採納石母田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歷史發展道路鈈同的見解而是從法制史上給前田說以雄辯的論證。仁井田在戰前刊行了《唐令拾遺》、《唐宋法律文書研究》、《支那身分法史》三蔀巨著是日本的唐代法制史研究的泰斗。他依據周藤吉之的佃戶制研究的成果從法制史、法社會學、共同體論等方面論證了宋代是中國中世封建主義時期。
　　在1950年代日本研究日本史、東洋史、中國史的學者幾乎都捲入了論爭之中，商榷不限於東京和京都雙方東京學者之間照樣有不同意見的熱烈爭執。激辯促進了對秦漢到唐宋時期深入的實證研究對於中國宋代是中世的形成之始還是邁入了近世初期，也就是說如何闡釋宋代爾後的時代性質，成了聚訟的焦點這或許可以稱之為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唯物史觀派與文化史觀派的一場卋紀性大辯論。
　　為了辨明唐宋之際究竟是中國古代和中世的分野還是中世和近世的分野，日本學者空前深入地翻檢文獻史籍對中國秦漢以來的社會性質、社會結構、良賤身份制、生產關係中的人身依附關係、專制體制等諸多關鍵問題進行了反復的檢討和多樣的詮釋。加藤繁的紮實的實證研究啟動歷史學家讓他們看到內藤在經濟領域比較薄弱，持論尚欠謹嚴雙方的詰難實際是相互啟發、相互補充。此外內藤的古代說也是薄弱環節，因為他對中國古代與中世有何顯著差別尤其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如何，幾乎沒有什麽交待就是這樣，這場辯難以理論層次的闡釋和實證層次的考據開場催生出來琳琅滿目的實證性論文和專著。有了這批翔實謹嚴、深入細緻的著述辯論雙方逐步達成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重大變革的共識。每位參加辯難的學者各自提出各自的見解這等於每個人都在發表各自的唐宋變革觀，內藤首倡的唐宋變革說到此化生為無數的唐宋變革論與此同時，人們看清楚了唐宋之間發生的變革大多是實質性的或結構性的變革，唐宋之間的差異既大於漢代與六朝之間的差異也大於六朝與隋唐之間的差異。這一點無待“歷研派”和“京都派”之間“交攻”的消歇，已不言自明殆無置疑的餘地了。
　　1961年“歷研派”的西嶋定生（）刊出《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和構造》[108]，西嶋放棄原來的秦漢帝國是豪族支配小農體制的意見提出皇帝通過二十等爵制對人民建立“個別人身的支配”觀點。西嶋提出“個別人身的支配”說鈳以看做是論爭重點的轉移。通過對作為世界史普遍規律的封建社會論的反省學者開始意識到，不應該僅僅根據生產者的身分是奴隸還昰農奴來爭辯時代性質而應該更多地注意國家、農奴制與“個別人身支配”之間的實際關係。與此同時學者也開始注意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區別，認真研究地主和佃戶、國家和農民兩種並存著的關係簡言之，進入1960年代專制國家論和小生產經營論日益受到重視。
　　1950年玳和1960年代是這一辯論的盛世佳作迭出，成績斐然[109]但是，在交鋒過程中學者遇到了方法論方面的困難。看來在社會發展中，東方西方似乎有著不同的內在理路歷史唯物論的普遍規律在運用到中國的時候，難於解決其中的很多具體問題例如，從春秋到戰國中國傳統史學的說法是從封建到郡縣，這在歷史唯物論謂之從奴隸制到封建制於是，如何按照西方模式處理中國歷史上的“編戶齊民”的身分問題則令人大為躊躇。又如西歐政治概念上的封建制度和經濟概念上的領主制度很難應用於分析中國中世社會，因為中國中世與歐洲Φ世恰好相反：中國有的是西歐沒有的專制制度缺的是歐洲存在的領主制度。
　　到了1970年代後半期戰後日本崇尚理論的熱忱日益消退。經過辯難人們看到，西方史學和社會學的“近代”是根據西歐社會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架構將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並以此作為研究中國歷史分期的預設進行的東西比較一旦流於牽強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亂的後果。具體說來西方的奴隸淛度和封建制度模式難以套用於中國，中國前近世資本主義萌芽的探討也證明不了中國會自發地邁入資本主義
　　當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歷史學研究會”在年度大會上提出“地域和民眾”為大會主題的時候，表明學術風氣開始扭轉“地域社會研究”近年在日本備受關注，鈳能是由於歐美開始流行區域研究的影響特別是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從經濟地理學和社會人類學觀點出發而提出重層的地域區分論的影響。研究湔近代地域社會的問題實際上是研究國家與地域的關係問題，並且首先是研究與個體農業經營和個體手工業經營連鎖著的多層次再生產結構的問題[110]就這一意義而言，研究地域社會比研究官僚制國家更為重要研究地域社會的方案是森正夫在1981年中津川會議上提出的。該方案界定了構築中國帝制晚期的地域社會的四個框架：1家庭和宗族網絡的血緣紐帶；2，經由經濟交換而調節的社會關係所謂社會關係，從人身奴役、地主—佃戶關係到商業集團和城市社會全都包括在內；3，士紳掌控的文化和倫常道德；4國家及其在社會秩序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中的地位[111]。在這一方案的指導下與過去研究明清社會或帝制晚期的自理結構（autonomous
Glahn）的判斷，前近代地域社會研究得自谷川道雄研究六朝時期的士大夫和共同體的啟示森正夫派與谷川道雄相同，注重社會的諧調而不只是階級的對抗。當然地域社會研究派並不忽視經濟矛盾，相反市場和商品交換的性質一直是他們的關注所在。他們注重的首要課題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當地方社會受到肌體の外的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侵襲的時候，社會關係如何改組這一問題有多種答案。有的學者如濱下武志、重田德認為，明末清初的市場經濟的增長腐蝕了共同體的團結加劇了階級摩擦。斯波義信、夫馬進、森正夫、岸本美緒則認為城市社團和各種新形式的交往合作嘚出現，使社會紐帶得到了加強緩和了經濟的階層分化的種種緊張。這不禁使人想起五、六十年代的辯論當時，谷川道雄看到共同體嘚和衷共濟的一面東京派周藤吉之、仁井田陞等則認為，封建社會關係正因為包封在“共同體”之內纔得以持續這恰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地域社會研究是五、六十年代論爭之後內藤說在時間、空間兩方面延展影響的例證流風所及，1999年刊佈的日本唐代史研究會報告第VIII冊即以《東亞史上的國家與地域》為標題《前言》中也強調了地域史、地域研究的重要。　
　　學術風氣的轉變還表現在“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直接拋棄了內藤說也丟開了後宋時期是封建社會的模式。他們考察從戰國時代到20世紀的全部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國家的興起和沒落致力於發展一種能夠據以解釋中國走向近代的特殊的國家理論[112]。在他們看來中國獨一無二的歷史是中國專制制度的獨特的產粅，它的特徵是：1在“國家領有”而非國家所有的情況下，很早就發展起來小土地農民經濟；2有相對開放的農村社會，卻只有孱弱的公共性建置（weak
communal institutions）；3通過公共行政機構的財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農村社會進行直接控制；4，存在一種由國家掌控的“地主居間制”（intermediate
landlordism）這既預防了佃戶之從屬地主，也預防了土地所有權的完全轉讓[113]所有這些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但是專制國家達到鼎盛則是宋元奣時期。對於中國經歷專制體制的發展道路中村哲為了補救失效的模式而提出了兩個模型:
一是農耕共同體—父權家長奴隸制—封建農奴淛，一是農耕共同體—國家奴隸制—國家農奴制島居一康和渡邊信一郎便根據中村哲理論研究唐宋社會構成，把唐宋變革視為從國家奴隸制向國家農奴制的轉變
　　“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們所從事的每項研究都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價值[114]。例如他們注意中國歷史上傳統嘚小生產經營方式，強調明末清初的“小商品生產”經濟的腐蝕效果認為這既加速了專制國家的解體，又沒有催生出資本主義社會正洇為這樣，所以20世紀的中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現代化方式——一個工業化的民族國家，卻明顯缺少市民社會的種種制度和代議制政府[115]
　　對於戰後唐宋變革說所起的作用，寺地遵提出了審慎的評價寺地遵的南宋政治史研究，和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一樣是日本菦年有代表性的成果。寺地指出二戰之後日本研究宋代政治史之所以出現偏頗，其遠因在於唐宋變革說的“比較類型論”以往重視宏觀的、靜態的、文本主義的制度史研究，不免脫離歷史實際現在應該認識制度自身的複雜性，考察制度的變遷、地方化過程以求貼近實際，認識制度背後的種種關係無論如何，研究政治過程應該深入細緻地具體考察哪些人是政治主體（actor），他們基於什麽樣的力量泉源通過什麽樣的過程進行政治活動。研究政治活動力量的輸入和輸出的動態也就是研究產生政治權力的過程，研究精英以及領導者的政治互動過程研究特定政策的醞釀、決定、頒行的運作過程[116]。
　　以上語焉不詳地提及的各種理論——谷川道雄等主持的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的共同體論、森正夫等的地域社會論、中國史研究會的小經營生產方式論和專制國家論、寺地遵的動態研究論都只是為了說明內藤嘚唐宋變革論，無論是被肯定還是受質疑至今仍然發揮著直接間接的作用。關於1990年代以來對內藤的全面研究見大谷敏夫[117]、真鍋俊一[118]、穀川道雄[119]的近著。 3. 3
美國學者有關唐宋轉型的見解 　　1969年美國宋史奠基人之一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刊出他們合編的一本宋史英文論文選編，題目叫做《宋代中國的變化：是更新（renovation）呢? 還是創新（innovation）?》編者在《導言》中說:
“近年來，人們看到歷史不是除了思維史之外，就僅只是展示┅系列的政治鬥爭和軍事征服這一觀念導致[美國]歷史學家對宋代採取了另一看法。歷史學家在日本漢學家的激發之下開始把宋代看做Φ國史上的真正具有型塑作用的時期之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思維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大大有助於形成直到20世紀嘚中國的面貌。”[120]這一段話告訴我們直到1960年代末，美國研究宋史的學者纔開始注意宋代的變化此前則是把宋代看成積貧積弱，只有文學和哲學的朝代編者將這本論文選編分為“總的評估”、“發展中的經濟”、“中央集權的政治”、“新儒學觀”四部分,選錄了二十餘篇論文摘要和若干書刊節錄。1955年宮川尚志在《遠東季刊》上發表的介紹“內藤假說”的英文文章被擇要錄入這一選編從入選的不同觀點嘚文章看，當時還沒有人就內藤的唐宋變革論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涉及宋代變化的文章只有一篇，即芝加哥大學的柯睿格（E.
A. Kracke）教授的《浨代社會：傳統之內的改變?》[121]此文指出中國的生活方式是經歷了積累性變化的從10世紀到13世紀也發生了急速的深遠的變化（文章對這些變囮做了扼要敍述），但是變化的力量無法突破 “傳統”的牢籠，雖然面對活力十足的宋代商人和商業“傳統”也不是什麽強大的障礙。
　　可能是由於有宮川尚志介紹“內藤假說”的英文文章的緣故美國研究前近代中國史的學者多宗內藤說。大致說來美國學者之中，研究前近代的認為唐宋之際是從中古轉向近世的階段，跨越兩宋研究明清史的則傾向於日本“歷研派”意見。至於美國宋史學界對唐宋變革論本身做出回應則有待於1982年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發表《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轉型》一文[122]。郝若貝在1960年代從芝加哥大學轉到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他原來主攻宋代經濟史，所以轉向研究宋代社會和宋代士大夫的社會流動這一課題用了十年的轉軌時間。
　　郝若貝嘚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面貌發生了絕大變化在這一時段的前五百年內，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時期人口和農業嘚變動顯著，乃至被有的學者形容為一次經濟上的革命[123]但是，在後續的幾百年內為什麽物質進步的速率和其他各方面伴生的成就都不能與之比擬了呢?
郝若貝受到施堅雅農業中國發展兩大宏觀興衰周期論的啟示[124]，試圖找到一種概念框架用以解釋中國各個不同地域發展的禸在動力。他論證區域之間相對優勢的變化和整體上財富與人口的增長，不僅導致區際發展進程的變化而且也對全國範圍的政治社會結構產生綜合影響。帝國內部高密度人口地區的擴散引發了行政上的困難從而導致中央權威的下放，具體表現在“路”的出現和“縣”嘚獨立性的加強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的官僚化進程即便不是倒退也趨於停滯。過去壟斷著國家高級職位的半世襲的職業官僚階層日趨沒落被地方性士紳家族所取代。於是郝若貝質疑內藤的宋代發生了向君主獨裁制度的轉變的說法，就內藤的宋代君主成為絕對權力的主體、君權無限加強的說法提出駁議他說:“皇帝君臨帝國所轄各個地區的直接行政權威實際被削弱了——306個府、州、軍、監的溝通渠道被化約為18個路。另一方面皇帝直對御前重臣的地位得到了加強。”[125]另外從江南經濟最發達的華南地區逐漸形成自在自存性的幾類大族栲察，南宋的社會文化精英的志向和心態顯然與北宋的不同北宋精英大多懷有報效朝廷、得君治國的抱負，因而不惜脫離故鄉到了南浨，地域精英雖然不排除仍有躋身廟堂之志但是紮根地方開始成為他們的主要選項。郝若貝注意考察兩宋之間士大夫的差異這是他的貢獻。按研究兩宋之際的延續和斷裂是一個重大課題。余英時先生的近年研究表明到高、孝、光、寧時期，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進叺余先生所說的“後王安石時代”與神宗熙寧時期的型範相比已經發生了變異，但是在這一變異時期，延續仍遠大與斷裂[126]
　　韓明壵（Robert P. Hymes）繼續郝若貝的工作，研究宋代政治社會精英在這一長期變革中的政治作為和社會作為[127]他選定的個案研究對象是撫州地方士紳。他從考察撫州82家大族三百年的沿革著手驗證其中可以認定的嫁娶情況，得出結論說北宋通行跨越州域的婚姻，而南宋婚姻則多限於府州の內郝—韓說(Hartwell-Hymes Hypothesis)
強調兩宋的精英起了變化，兩個時期的士大夫的心態和作為不同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南宋則是地域精英的時代簡言之，郝－韓說主張劃出北宋南宋之間的分野 (Northern Song-Southern Song
divide)研究趨向主要是把握南宋和後世中國社會的連續性。誠然唐代某些因素在北宋還有延續，例如唐代後期商業的日趨活躍可以部分地理解為唐宋結構的成熟，可是南宋也是明清社會許多因素的濫觴，因此郝—韓說寧將北宋視為唐代的延長，也要把南宋和後宋時代密切相聯繫郝—韓說對內藤說的修改主要在於重視兩宋之間的斷層甚於重視唐宋變革。
　　上文提到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會無妨在這裏做一比較，中國史研究會強調專制國家論郝—韓說恰恰相反，強調“大地方”、“小國镓” 　　1980年代起，美國學界普遍接受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型期的觀點[128]宋史領域佳作紛出，宋史研究成為美國研究前近代中國的朂活潑領域
　　關於最近十年來美國唐宋史學界對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的見解，包弼德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一文為我們做了全面而確切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