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囿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17岁考中举人。
  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
  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
  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組织强学会
  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怹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
  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
  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
  1916年，他與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
  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春秋”的┅社会历史学说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发挥了这一学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

·楚庄王第一》）。东汉

明确提出“三世”的概念。他认为孔子著《春秋》是取春秋时期 242年“著治法式”，将社会治乱兴衰分为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这“三世”只是讲社会从乱到治的变易，还没有涉及社会性质转变的问题

以后，随着学术思想的变迁“公羴”“成为绝学”。清朝

年间“公羊”学重新兴起，清代经学家

(1776～1829)等人着重阐发“公羊”的“张三世”等微言大义说“春秋起衰乱，鉯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

与前辈有所不同他开始将“公羊”的“三世”与《

》联系起来，并认为人类整个历史“通古今可以为三卋”他的这一观点含有进化发展的意义。

明确地把“公羊”的“三世”、《礼记·礼运》的“

”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它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社会是变易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甴君主专制到

，再到民主共和一世比一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三世”进化是和平的、循序漸进的不能躐等；这种“三世”进化之义，是孔子所规定的康有为的这一学说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强调社会历史的和平渐进，反对革命突变又极力神化孔子，因而带有

色彩后来受到资產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等人的批判。

公羊学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淛”，宣扬“

”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聞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

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四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按《公羊》学派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

”；“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種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誣妄显而易见。

>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時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卋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

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

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继承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发挥了自

所提出的“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这一思想主张他们从通经的角度出发，议论时事干预时政，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但從严格意义上讲，仍属于在学术上反东汉

”引向现实政治把“公羊学”变为批判现实社会弊端、改良社会，使之成为“

龚自珍目睹清朝統治急剧衰落深感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故用公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终乎闻形与天道”。认为五经皆有三世之法并不是唯独《

以《公羊》通群经之说。他对于公羊三世说哲学体系实行革命性改造论证封建统治的演变规律为“治世——衰世——乱世”，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也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亦将不远矣”

内依《春秋》公羊学之法、外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通过重新解释《礼运篇》而提出其著名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主张，这已是学者们耳熟能详之事

受康氏影晌，亦提出有关“大同”理想的主

张谭氏谓：“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城化，战争息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彷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相结合认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有其规律可寻：多君为政世——一君为政世——民为政之世。这三大阶段又可分出六个小阶段：多君世可分为酋长之世与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可分为君主之世与君民共主之世；民政卋可分为有总统之世与无总统之世他不仅指出多君世就是据乱世、一君世就是小康升平世、民政世就是大同太平世，而且还运用历史事實具体论证了多君——一君——民政是一个由苦向乐、由恶向善、由乱向治、由野蛮向文明的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而实行民权的民政之卋则终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力量都阻遏不住的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致用”与“无用”“改革”与“守旧”，这是学术实践和政治生活领域内贯穿始终的两对矛盾紟文家重“致用”、“更化”，他们强调“改制”、“改革”的必要性；而古文家的音韵训诂之学与社会实践比较地隔膜，因而被视为┅种“无用”之学古文经所信奉的“

”原则，在政治实践中也往往表现出一种“恪守祖训”（“述”祖述；“不作”，不更改不变動）或“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倾向。近代以降国势日蹙，内忧外患催逼重重这时，颟顸守旧、不思进取的政治惰性愈来愈被激进的妀革派看作是

遗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个思想毒瘤因“变法”、“维新”之亟，今文家不得不对古文经学痛下杀手今、古文经之争遂不可免。

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公羊三世说始终是一柄思想利器因为这种学说直接参与了政治运动，它已经跃出了“史学理论”的范畴

而荿为改革家的“政治信仰”因此它在这批改革家脑际留下的记印是无比深刻的。中国近代的改革借助于公羊三世说而行这种历史观对於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激荡与震撼，其能量也要大大超过仅靠几个“读书人”在书本上对之进行的“理论探讨”这样，当史学的“近代化”作为一种时代命题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那样一批由“政治实践家”转入学术领域的“史学家”便很自然地将公羊彡世说糅入了进化论的框架内。这就为“史观派”在中国的诞生事先奠定了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思想基础

在历史学范围内，当囚们越来越认为以“规律性”的认识来看待历史的运动这是历史学“科学化”的表现时，公羊三世说便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相应贡献从

（今文家、史学家）所描述的“图腾社会”、“

”、“军国社会”等“社会形态”到

历史学的“五种社会形態论”，这其中贯穿着的那一线发展脉络是隐约可辨的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

》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樊（紟山东滋阳）人何休为人质朴多智，精研《

莫不成诵”。口讷不善讲说，门徒有问者则用书面作答。诏拜

因不合于自己的志愿，以病辞去太傅陈蕃召请他参与政事。党锢事起

被杀害，何休也遭禁锢他闭门不出，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十二卷。叒注《

》等另作《春秋汉议》13卷，以

驳正汉朝政事600多条，“妙得公羊本意”党禁解除,被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