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河岸过渡带土壤养分与盐分的空间变异--《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5年04期
沙漠—河岸过渡带土壤养分与盐分的空间变异
【摘要】：以库布齐沙漠与黄河河岸之间这一具有重要生态学功能和价值的过渡带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统计学方法对其A、B、C3层土壤的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全盐、pH、有机质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过渡带土壤都较为贫瘠,且其土壤养分和盐分有随深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除速效钾含量较高外,有机质和氮严重缺乏,磷分布极不均匀;绝大部分土壤属于碱性至强碱性,且盐碱危害较重,盐分类型以碳酸盐和氯化物为主。A层与其他两层相比,随机作用与小尺度控制作用占明显优势,而相关尺度与空间异质性的差异较大;即A层土壤要素空间异质性的形成,过程与作用更具趋同性,而尺度与格局却更具有趋异性;其导因是风沙流在过渡带所产生的随机作用以及此后形成的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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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S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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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红军长征经过了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7）-藏胞抢滩大渡河
红军长征，由东南、中南部最终移师大西北，途中穿过了大半个中国。为了避开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走过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杂居区或聚居区，涉及苗、瑶、壮、侗、土家、彝、白、黎、水、布依、仡佬、纳西、傈僳、藏、羌、回、东乡、裕固等近 20 个少数民族，地域主要分布在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甘肃、宁夏。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在红军长征经过地区中，路途超过了半数。
我们“四走长征路”六万五千里，经过了上述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这样认为：最先经过少数民族地区“西征”的，是红六军团（当时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后来编入红二方面军）；除此之外，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早期即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红二方面军（包括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最多；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在藏、羌少数民族地区驻留最久；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较少且快速通过。 我们重走长征路的一路上，对经过的少数民族杂居区或聚居区没有进行严格的统计，尽管如此，可知有（县以上的）：湖南宜章县、汝城县、蓝山县、宁远县、道县（道州）、通道侗族自治县、张家界市永定区和桑植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开阳县、龙里县、惠水县（定番）、长顺县（长寨）、镇宁县、贞丰县、安龙县、镇远县、施秉县、玉屏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石阡县、瓮安县、修文县、清镇市、黔西县、金沙县、大方县、赫章县；云南威信县、镇雄县、富源县（平彝）、富民县、宣威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彝良县、沾益县、禄丰县、南华县（镇南）、祥云县、宾川县、鹤庆县、玉龙县、丽江市、香格里拉市；广西灌阳县、龙胜各族自治县；四川叙永县、乡城县、凉山彝族自治州、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县、理县、马尔康县、小金县（懋功）、丹巴县、金川县、宝兴县、芦山县、天全县、泸定县、康定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新龙县（瞻化）、理塘县（理化）、阿坝县、红原县、松潘县、黑水县（芦花）、诺尔盖县；青海班玛县；甘肃迭部县、宕昌县、岷县（岷州）、会宁县、静宁县、徽县；宁夏西吉县；陕西凤县、旬阳县、略阳县、镇安县。
（以下续6）
从 1935 年 5 月 3 日起，中央红军从皎平渡抢渡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凉山，到走出凉山，历时 31 天，不仅没有与彝族头人和群众刀枪相向，反而得到支持，彝区青年成批加入红军行列，仅越西一地就有七八百人参军。
中央红军队伍走出彝族区，没有走富林（今汉源）往雅安的大道，而是走了去安顺场的小道。
红军抵达安顺场（大渡河南岸），被大渡河阻隔。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水深流急，河两岸有群山。安顺场一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少数民族以藏族（尔苏木雅藏族）、彝族为多。
安顺场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万余到达安顺场，前有河水、群山阻碍，后有清军追赶，而石达开没有处理好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当地群众四散躲避，空室清野，土司沿河设防，导致石达开率众几次渡河均告失败，最后受清军围堵，全军覆没。
蒋介石闻知红军要走安顺场，扬言“要朱、毛成石家军第二”，他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中革军委在《为抢渡大渡河给各军团纵队的训令》中指出：“在这里夷民中的关系及其工作，更有决定的意义。”红军总政治部在《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提出：“百倍努力地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
红军从彝族区挺进安顺场的一路上，留下“擦罗开仓分粮”“新场宣传组织群众”“纳尔坝红军救民水火”“海尔洼开市迎红军”等佳话，受到各民族的欢迎和接待。
此时，驻防安顺场北岸的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韩槐楷营。川军已将所有渡河船只、可用于的渡河材料及征收的粮食运到大渡河北岸，并在安顺场（南岸）遍街堆满柴草，准备纵火焚街，扫清射界。这时，在西昌阻击红军失败的当地恶霸地主、第二十四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逃回安顺场，因安顺场大半房产是他的，坚持不肯焚街。他认为红军会走宁雅大道到富林，不大可能来安顺场，与韩槐楷发生争执，最后决定暂不焚街烧房，待红军来了再烧也不迟。赖执中执意带警卫排留在安顺场（南岸），还留了一只小船以备窜回北岸。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指挥红一团先遣队急行军140多里，于5月24日夜抵达安顺场，由红一团政委黎林率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当赖执中等从梦中惊醒时，差点当了红军的俘虏，只得越墙而逃，而留在安顺场的那条小船，也还未划过河心就被红军追回。真是兵贵神速！
红军抵达安顺场后，坚持不住民房，还开仓放粮，帮助群众救火，乡亲们见后很是感动，于是纷纷主动帮助红军。
团长杨得志带人勘察渡口，河宽在百米以上，且河道深浅不一、水流湍急，要短时间内架起桥来不现实；泅水渡河，在五月这个季节，且不说水流的冲击，即使水温也无法让人承受。看来，船渡是唯一的可能。
红军遍寻安顺场，得知渡河的希望就在这条小船上。小船，是当地特有的翘首木船，窄小，乘数有限。
5月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找来好伙伴张子云、王有刚、郑本利（亦说帅士高找来龚万才、何廷楷等）几名当地船工摆渡，冲向北岸桃子坪守敌阵地，抢滩夺取渡河点。
安顺场飞舟强渡大渡河（杨得志回忆）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当时，我在一团当团长。
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己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白天放在河对岸，夜晚放在河这边）。安顺场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团的主力在渡口下游十五里处）（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筑堡防守），上游的泸定城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首先强占安顺场，夺取船只。情况刚了解清楚，指挥部便来了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特别指示我们说：“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经过一天一夜冒雨行军……离安顺场只10多里路……。140多里路的急行军真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倒头就睡着了。
根据分工，黎林政委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便吸引那个团的主力；我带一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前进。大约走了10多里，便靠近安顺场了。我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因此毫无戒备。“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回答象春雷，扑向敌人。“砰！”敌人开枪了。我们的火力也从四面一齐吼叫起来。愤怒的枪声，淹没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敌人的惨叫，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没命地逃跑！两个连的敌人不到30分钟就全被打垮。正在战斗时，我来到路旁一间屋子里。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枪栓一拉大吼一声：“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事也凑巧，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我急忙要通信员将这几个俘虏送到一营去，要一营想法把船弄来。一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实际情况：几个准备逃跑的敌人刚刚乘船离开河岸，红军发现后，立即向船头打了一梭子机枪，几个战士边跑边跳入水中，敌人被迫把小船划了回来。）这里只有这条船，它现在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定决心。随即命令炮兵连的3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河岸阵地。火力布置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渡河。一只船装不了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的渡河奋勇队。于是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后，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着抢着要参加，弄得孙继先同志怎么解释都不行。“怎么办？”一营长问我。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因此我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选派。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静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令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土张桂成，肖汉尧……”16个名字叫完了，16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队列。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都是二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突然，“哇”地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奔向营长。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孙营长激动地看看况我也被眼前的场面所感动。多好的战士啊！我向孙营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孙营长说了声：“去吧！”通信员破涕为笑，赶忙飞也似地跑到16个人排成的队列里。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十七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带领着十六个同志跳上了渡船。“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消灭对岸的敌人！”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胆颤心惊的敌人，向我渡船开火了。“打！”我向炮兵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同志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通通”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也发挥了威力。炮弹一个个炸在敌人的碉堡上，机枪象暴风雨一样卷向对岸，划船的老乡们（其他文献记载为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一桨连一桨地挤命划着。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突然，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我一阵紧张，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静下来了。渡船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企图封锁我渡船。十七勇士外过一个个巨浪，避过一阵阵弹雨，继续奋力前进。一梭子弹突然扫到船上。从望远镜里看到，有个战士急忙捂住自己的手臂。“他怎么样?”没待我想下去，又见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出几十米，一下撞在大礁石上。“糟糕！”我自语着，注视着渡船。只见几个船工用手撑着岩石，渡船旁边喷起白浪，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涡中，船非翻不可。“撑啊！”我禁不住大喊起来。岸上的人也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就在这时，从船上跳下四个船工，他们站在滚滚的急流里，拼命地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四个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一阵插斗，接船终于又前进了。渡船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跳上岸去。突然，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不用说，敌人梦想把我们消灭在岸边。“给我轰！”我大声命令炮手们。“轰轰！”又是两下巨响，赵章成同志射出的迫击炮弹，不偏不歪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李得才同志的那挺重机枪又叫开了，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打！狠狠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敌人溃退了，慌忙地四散奔逃。“打！打！延伸射击！”我再—次地命令着。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
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土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次向我发起了反扑，企图趁我立足未稳，把我赶下河去。我们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十七勇士趁此机会，齐声怒吼，猛扑敌群。17把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我们胜利地控制了渡口。过了一会，渡船又回到了南岸。孙继先同志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向北岸驶去，继后我随之过河。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我们乘胜追击，又在渡口下游缴了两只船。于是，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渡河图片来自于“火枪手-海龙”的博文，比较形象）
当时《红星》报刊登的强渡大渡河勇士们是：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放后，总政治部百科编辑室经过核查，也认定此十七勇士名单。如果说是十八勇士，则加上一营营长孙继先。长征胜利后（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们合影。
在日红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上刊登了通讯《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其中一段：牲部“他们自接受任务以来，非常坚决、不怕一切疲劳，不辞任何艰苦，以最迅速秘密的动作，用空前的勇猛精神，光荣地强渡过了天险的大渡河，完成了上级给他们的光荣战斗任务，他们这种坚决勇猛迅速的精神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灿烂的一页。”在通讯中，“牲”即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代号。
占领了安顺场北岸，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将红军大部队都渡过去。红军在当地群众指引下，先后找到了几只木船，一批船工们奋不顾身地为红军后续部队摆渡，经过七天七夜，使红军近万人渡河，但要把全军都渡过河去已无足够时间，中央及军委决定渡过河的部队和未渡过河的部队分头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挺进！随即，红军两支先头部队沿大渡河两岸疾行240里飞夺泸定桥，再次为红军北上抗日开辟了道路。蒋介石妄想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图谋化为泡影。
当年，帮助红军划船渡江抢滩的当地船工达几十人，安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中列出了当年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船工们的部分人姓名（77人，其中15人是藏族）。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在这些船工中，值得讲一讲帅士高的故事——船工帅士高，时年21岁，绰号“帅老幺”，以划船技术好、力气大而在当地有名。他在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及以后的经历，我部分转载作者“远方在呼唤”的文章《强渡大渡河幕后的功臣——英雄船工谱写不朽传奇》如下。
日，当英勇善战的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作为全军的先遣队，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占领和控制了安顺场后来到目的地大渡河时，看见岷江的最大支流，涛声如雷，浪高水急，漩涡密布，人下去即被急流卷走，虽然红一军团把直属工兵连也配属给了红一团，但对面险恶环境简陋的作业工具根本无法施工。
“五月不渡大渡河”正值上游涨水季节。找到一条渡船后，不熟悉架船的红军也是望河兴叹一筹莫展。非得找熟悉水性和架船的当地人。杨得志后来回忆说“我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钟四米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于是我立即把寻找船工的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
很快打听到当地技术最好的船工名叫帅士高，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立刻电令杨得志，务必要找到这名年轻的“老船工”。没费什么周折就在巴掌大的镇上敲开了21岁帅士高的家门。
经过红军一番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把操船的优厚报酬以及万一遇险的后事安排都谈妥了。红军和颜悦色的态度打消了帅士高的疑虑。次日黎明，与红军战士一道在家中和衣而卧的帅士高醒来后，立刻找到平日一起驾船的好伙伴张子云、王有刚、郑本利，4人决定帮助红军强渡过河。
日清晨，安顺场下了一夜的细雨停了。面对奔腾咆哮的大渡河，迎着先遣团官兵翘首以待的目光，帅士高和另外3名船工一起，在黎明的雾气中将那条小船推下了河，怎奈河水湍急，浪头与漩涡很快将船打回原地。帅士高不愧是响当当的船老大，他和另一名船工跳下船，用肩膀牢牢抵住船舷，其他两名船工使劲划着，终于使船不再随波逐流。
英勇无畏的十七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分二船冒着对岸敌军枪林弹雨，劈波斩浪历经艰险终于靠岸，小船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船工们凭借高超的技术和胆量把红军安全送达彼岸。
孙继先营长乘第二船过河，杨得志团长乘第三船过河。5月26日上午10时，红一团全部过了河，巩固了滩头阵地。后来又找到两只小船，又在安顺场周边村子寻找到更多的船工加入到帮助红军渡河的队伍中。经过7天7夜的来回摆渡，红一师和干部团成功渡过了大渡河。
强渡成功后，帅士高随红军赶往上游的泸定。得知他是送红军渡河的船工帅士高，一位红军指挥员紧紧握着他的手，连声感谢，还送给他8块大洋以表酬谢（20年后，帅士高在被接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时才得知，才知道当年送他8块大洋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元帅）。
红军抢渡大渡河成功后，让立誓“要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蒋介石十分难堪和恼怒。他一面宣布给负责大渡河防务的国民党军24军军长刘文辉“剿赤不力，予以重处”，一面严令刘文辉追查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以及相关守军的责任。
很快，留下那条渡船的安顺场守军营长赖执中被枪决。
消息传至偏远的安顺场，帅士高正在渡口边摆渡。一个好心的亲戚一把拉住他，悄悄告诉他：“帅老幺，快些跑，刘家军要来抓你了。”帅士高这才知道，敌人的抓捕名单上第一个赫然在列的就是自己。在送完一船过河的乡亲后，他赶紧上岸，告知当初帮助红军渡河的那些船工，大家认为只有避祸远走才是上策。很快，帅士高与船工们逃离了安顺场，使前来抓捕的敌人一无所获。
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1950年初的一天，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元帅在百忙中接待了来访的彝族乡亲。交谈中，他获悉帅士高与那些大渡河船工们因帮助红军至今仍流落他乡的情况后，果断做出决定，组织专人寻找以帅士高为首的那些老船工，尽快让他们返乡安居乐业。
安顺场是个汉彝杂居之地，解放初尚属西康省建制（西康后被撤销，并入四川）。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兼62军政委的廖志高在得到刘伯承的指示后，立即组织专人赶往安顺场开展寻访工作。
工作组经过调查寻访得知，当年护送红军渡河的60余名船工中流落他乡的尚有近20人，多年来他们飘泊在外，隐姓埋名，以打短工、跑马帮、淘金矿谋生，更有流落到彝人部落，给黑彝奴隶主当了奴隶娃子。可大家对帅士高的情况却一无所知。自从他离开安顺场后就再没有任何信息，其家人也深受迫害：父亲被国民党石棉县政府关押了3个月，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几年后，父母亲带着对帅士高的无限牵挂相继离开了人世；哥哥、姐姐则背着“通匪”的罪名，在战战兢兢与极度的惶恐中艰难度日。
大家的心情非常难过。以帅士高为代表的这些老船工，是中国革命关键之时的有功之臣，一定要找到他们。这年秋天，工作组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使流落他乡的20余名船工陆续回到了安顺场，得到了妥善安置。
然而，令人牵肠挂肚的帅士高却音讯全无。工作组想方设法寻找了数月，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去。
1952年春，刘伯承到北京开会见到彭德怀，告诉他当年帮助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船工帅士高因避祸流落他乡，至今寻找未果，两位老帅商议后再次指示西南军区的同志，一定想法找到帅老幺（帅士高）。指示下达到西康军区，可接连几次组织的工作组进山寻找始终未果。
正待大家踏破铁鞋、寻觅无迹时，率部进驻大凉山剿匪平叛的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在无意之中有个惊人发现。
冕宁县大凉山嘎基彝族部落是一个世袭的黑彝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国民党匪特潜入该地，煽动彝族上层头人武装叛乱。时任西康军区副政委的鲁瑞林亲自带着民族工作队与进剿大军来到了嘎基部落。
此时，嘎基头人已经带着家族武装与国民党匪特进山为匪，家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奴隶。这时，一个奴隶娃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面容清癯苍老，一头乱发蓬乱不堪，左眼已经失明，终日少言寡语，披着一件勉强遮身的蓑衣栖身在嘎基家的牛马棚中，睡觉、吃饭都在一旁的稻草堆上。
工作组得知，这个没名没姓的奴隶娃子其实不是彝族人，而是流落到此卖身为奴的汉人，平时的主要活计就是替主子放牧牛马，地位比一般的奴隶娃子还要低。由于常年睡在牛马棚中，他的一只眼睛被潮湿的地气熏瞎了，才40岁的人看上去像一个花甲老人。
与其他奴隶娃子接触需要通司（翻译）才能进行沟通，而与他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当得知工作队就是当年的红军时，这位奴隶娃子很激动，主动说起自己当年为红军抢渡大渡河摆渡时的情况，还积极为工作队介绍情况，带路进山剿匪，帮助发动群众。他的事迹被一名随军记者知道了，采访后写了篇报道。
很快，这篇报道被送到鲁瑞林的案头等待签发，鲁瑞林看完报道后大为激动，这不就是西南军区让他们寻找的那位大渡河老船工帅士高吗？在确定无误后，他一面将情况通报回西康军区，一面立即派人将帅士高接到雅安。就这样，在流落他乡17年后，帅士高回到了久别的家乡——石棉县安顺场。
当地政府对这位革命的功臣很重视，派专人将他送到成都治病。遗憾的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他的那只眼睛已经永远地失明了，身上的其他病则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回到安顺场后，帅士高分到三间房屋及其他生活资料，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在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后很快就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三寻老船工：彭德怀说，“能见到帅士高也可以了却我的心愿”
1965年，彭德怀出任西南三线建设第3副总指挥。这年秋季的一天，他来到石棉县某大型石棉矿检查工作。得知当年的老船工帅士高还健在，正在四川石棉矿医院治眼疾，彭德怀高兴地说：“太好了，去不成安顺场，能见到帅士高也可以了却我的心愿，那我们就去医院看望他吧！”
彭德怀轻衣简从来到病房，见到帅士高，平日里不拘言笑的元帅极为兴奋，双手握着帅士高的手说：“你是帅士高吗？我们是老朋友了，早就想到安顺场去看看你们。当年是你一老一少两个船工划一只船嘛！”
听到这位老干部一说，帅士高睁大一只病眼，仔细看他：“首长，您咋个记得这样清楚？”
“我是当年的红军战士。当年我们工农红军与蒋介石打仗，抢渡大渡河，多亏你们船工呀。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渡河就困难喽。今天我代表那些乘你们船渡河的所有红军战士来看望你，感谢你！”说着，彭德怀向帅士高行了一个鞠躬礼。
这让帅士高激动不已，他不住地点头还礼，说：“不敢当。你们红军打白狗子，也是为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呀。”
得知来人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元帅后，帅士高急忙跳下病床，上前紧紧拥抱着彭德怀，说，“彭元帅，当年在泸定桥边，您还给了我8块大洋呢。1955年，您还专门派人接我去北京参加抢渡大渡河20周年纪念活动。您现在还好吧？”
彭德怀高兴地说：“好啊，好得很喽！毛主席派我搞三线建设来啦！你现在生活过得还好吗？ ”
帅士高在回答彭德怀的提问后，将新中国成立后自己的生活情况告诉了他。彭德怀又亲切地问了其他船工的情况。最后彭德怀深沉地说：“船工们为革命立了大功……” 分手的时候，彭德怀送给帅士高30块钱、3包大前门香烟，要知道那段时间，彭总的日子也不好过，政治待遇还不如普通人，工资和生活保障也出现问题。临别时仍吩咐医生，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眼睛医好。
帅士高对彭德怀去医院看望他非常激动，得知他敬重的元帅当晚住宿在矿招待所，就向医生请了假，摸到招待所。彭德怀再次接见了他，给他倒茶、敬烟，两位老朋友促膝谈心，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进入80年代，杨得志、杨成武等诸多开国将军都来安顺场寻访接见帅士高，他成为抢渡大渡河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一直受到极好的礼遇。
政府帮他把家仍安在安顺场（现为彝族乡安顺村）西头，经常有媒体记者和游客来访，他也热情接待并回忆当年情境。问他怕不怕？他说：当时就是拼着全身力气向前划，一心想把红军尽快送到对岸，其他什么也没想，也顾不上想。
站在河岸他也为来访者当向导，他指着对面山岗上的桃子湾说对面就是敌人封锁大渡河的雕堡和工事。他说国民党军熊包和无能。如果他们像红军一样英勇顽强，那么多人怎么也不应当打不中一无遮拦这些在河面上的活靶子。
他回忆说：送十七勇士过河的那条木船，是对岸守敌一个营长头（赖执中）天晚上划过来会他姘头的。正是这条船同样也改写了历史。至到今天，当我在河边遇到散步的老人仍说也是赖执中帮助了红军过河。
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是英勇顽强的红军改变了国命运，他们是革命胜利的功臣，而帅士高等船工们，不也同样是不可忘记的英雄吗？
在“搜狗百科”上介绍帅士高：……时年21岁的帅仕高与另外4名船工，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用“渡河第一船”把17名勇士载向了对岸；红军占领渡口后，帅士高又找来70多名船工，日夜摆渡，送中央红军渡过了大渡河；1966年，彭德怀元帅曾专程看望了他；1995年10月去世；2007年在全国十大爱国拥军新闻人物评选活动中获得“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
我们在安顺场参观。安顺场乡的村口竖立着绛红色琉璃瓦牌楼，牌楼两侧柱子上的对联：“山镇久安　河流顺轨”，另一面的对联：“翼王悲剧地　红军胜利场”，是曾参加过长征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题写的。
走过牌楼就转往大渡河边了。沿着河边走不远，就到了红军渡，这是红军当年那只小木船下水的地方。在渡口，立着杨得志将军题名“红军渡”的青石碑。
在安顺场老街中保留着一幢独立的、有近百年历史的木石结构碉楼，带有明显的藏式风格，与周围的民居大不同，这就是当年渡河时的红军指挥所，3层高的楼便于观察河边。
楼前的铭牌“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指挥楼”，地上青石碑说明“日，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元帅在碉楼上亲自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强渡大渡河。” 离指挥楼不远，可以看到“机枪阵地遗址”用碎石堆砌表示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的机枪、迫击炮阵地，还摆着弹药箱等。
从河边的红军渡往镇里走，走上不多的台阶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建筑面积4385平方米，其规模可观。馆内展厅以弘扬红军精神为主题，分为长征、大渡河战役、红军长征过安雅、翼王悲歌、历史评述等五个部分。馆中陈列着100多件红军当年战斗时用过的枪炮、大刀、旗帜等各种实物，珍藏着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杨成武、陆定一、李一氓、黄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笔题词和信函原件，以及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
馆前广场就是当年肖华给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作动员报告的地方。广场上有一尊灰色花岗岩雕刻的巨型红军战士头像，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碑高6.2米，宽3.7米，厚3.2米，背部是邓小平题写的碑名。红军战士的表情坚毅，眼睛直视前方，那气势无往而不胜！头像下方为十七勇士乘坐当地特有的翘首木船劈波斩浪强渡天险的浮雕。这座雕塑2009年获得“新中国城市雕塑成就奖”。
安顺场、大渡河，红军长征再一次展现一往无前神勇之地！
—————————（待续）
我和重走长征路的队友们走过了四支红军队伍的六万五千里长征路，红军长征走过的几十个少数民族聚集区、杂居区，我们悉数到达，能够现场感受并搜集到红军与少数民族血乳交融的相关资料，并且拍摄了照片。如今整理成文，以馈读者。（本文同时在“重走长征路”微信公共号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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