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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2017 哲学与时代的关系:,1.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 2.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3.哲学反作用于时代,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推动力量.,回顾,第三课 时代精神的精华,第二框 哲学的发展 ——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本框考点（1）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阅读思考：(1)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阶级基础、科学基础和理论来源分别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产生的？）(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完成哪三个“统一”?(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会产生于19世纪中叶？,自主探究,P18材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创始人： 创立标志： 创立时间：,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十九世纪中叶,,（1）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三大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失 败,,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1：产生的条件,（2）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有机体之间不是孤立的，证明了自然界的联系性和统一性。,说明了整个生物界处在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证明了物质运动的客观性,这三大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以及各种物质 形态之间联系和发展的辩证性质,为哲学总结自然现象 以及认识它们的一般规律提供了可靠的知识基础.,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3）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黑格尔 （辩证法的合理内核P20相关链接）,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P20相关链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相加，而是马恩在总结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和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的崭新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它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最为壮丽的日出，是人类认识发展结出的丰美硕果。,2、马哲产生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开启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是偶然,它有着客观条件,,阶级基础,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来源,客观条件,小结：,[资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的学者；他们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马克思有坚强的毅力，长达42年写作《资本论》，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做了400~500本读书札记；具有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凡是人类所建树的一切，马克思都批判过、研究过。这种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1、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2、自然科学基础（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 3、直接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主观条件：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他们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争取斗争的伟大实践,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开启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最为壮丽的日出，是人类认识发展结出的丰美硕果。,,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 =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课堂练习,◇：“相关链接”P20具体阐释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 ) A．黑格尔的辩证法 B．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C．法国古典哲学 D．德国古典哲学,答案：D 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其中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即D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阶级基础是:,①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②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③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重要成就④哲学社会科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A、 ① ② B、 ③ ④ C、 ① ③ D、 ② ④,A,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最主要的自然科学基础是：,A、机械力学 B、地质学和胚胎学 C、天文学和数学 D、细胞学、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D,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相比，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黑格尔,费尔巴哈,辩证唯物主义 + 历史唯物主义,,,（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 证 法,形而上学,+,+,,+,自然观,历史观,（2）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3）、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从作用上说),【问题探究】 (1)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2)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它是“改变世界”的科学，指导人类解放的科学; 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于它坚持科学的实践观点; 在于它的全部理论源于实践，又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科学性是革命性的必要前提， 革命性是科学性的保证,,统一 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从实践出发理解周围的世界； 在历史观中，把实践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据； 在认识论中，把实践作为全部认识的基础。,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实践观点,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1.（从内容上说）马哲第一次实现了两个统一：,(1) 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它的唯物主义是辨证的唯物主义,它的辨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辨证法。,(2)实现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2、(从作用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其科学性就在于其全部理论 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其科学性和革命性都源于实践，统一于实践。,其革命性就在于它是“改变世界”的科学、指导人类解放的科学。,,,（前提）,（保证）,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本质特征,首要的基本观点点,,强调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是指A、它坚持实践的观点B、它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 C、它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D、它是“改造世界”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基本特征是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有机统一 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③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④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D,D,,1.马哲产生以前的唯物主义，最大的缺陷有二：,2.马哲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克服了它们的缺陷. （1）坚持实践的观点，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指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提出了辩证的唯物论。 （2）坚持实践的观点，指出物质是世界变化发展的主体，提出了唯物的辩证法。 （3）坚持实践的观点，指出了社会的本质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抛弃英雄史观，提出了唯物史观。,课堂探究:P20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辩证法，最大的缺陷:,形而上学性、唯心史观,与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随着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开放性的科学理论，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探究,P18材料,——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毛泽东思想及其精髓,（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A.邓小平理论,B.“三个代表”重要思想,C.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含义及历史地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 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和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结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精髓：,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含义及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本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含义及历史地位：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全面丰富和发展。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含义及历史地位：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集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具体内容：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在于更好地发展。,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在于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创造性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精髓是实事求是 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第一，从产生看，它在一定的阶级基础、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基础条件下产生，是对人类哲学思想的批判的继承和创造性的发展第二，从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马义哲学正确解决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它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对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才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三，从内容上看，马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结合起来。第四，从哲学的使命看，以往的哲学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义哲学认为不仅要科学的解释世界，更强调要革命的改造世界，强调哲学要为实践服务，强调自己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实践的基础上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起来，是马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第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看，马义哲学从不自封为终极真理，而把自己看成一门创造性的学科，它随着实践与科学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与完善。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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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辩证法——否弃现存物的斗争哲学
正如笔者前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了最猛烈的批判，但尤其是在方法论上他却忠实地继承了自己的老师；其中又以“辩证法”为重中之重。当然，马克思（包括后来的恩格斯）宣布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而在笔者看来，这一改造并非是用另一种全新的、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取代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直接宣布黑格尔构建的辩证法并不存在于人脑之中，而是存在于自然界本身。但有一个基础性的疑问是不容回避的：如果辩证法公式存在于自然界本身，那么黑格尔是绝不可能在自己的人脑里发现的，为什么马恩与黑格尔分别在自然中与人脑中发现了（抑或发明了）一模一样的辩证法？！
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麦克伦莱在《导论》中对辩证法所作的“评论”：
对古希腊人——芝诺和苏格拉底——来说，辩证法是借助于提问和回答来讨论问题的艺术，是借助于此类讨论来发展一种平衡的观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以种种形式表达了经由否定的辩证的进步观念。这两类概念变成了黑格尔的历史观的核心，它们转而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自身的辩证概念。正如他谈到法国革命时所说的，黑格尔是从这一信念开始的：“人的存在在其头脑中，即在理性中有自己的中枢，在它的灵感下，人构筑了现实的大厦”。在他的最伟大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追踪了心灵或精神的发展，重新将历史运动引入哲学，并断言认识人的心灵可以达到绝对知识。他分析了人的意识的发展，从它对当下的直接感知到自我意识的阶段——一种允许人分析世界和因此确定自己行动的理解。接此而来的是理性的阶段本身——对现实的理解——在此之后，借助于宗教和艺术，精神达到了绝对知识，一种人在世界上认可其自身的理性阶段的水平。黑格尔把这些阶段称作“异化”，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心灵的创造品，却被认为独立于和高于人的心灵。这种绝对知识同时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扼要重述，因为，随着它超越这些阶段，每一个连接的阶段同时保留了先前阶段的因素。黑格尔把这种既超越又保存的运动称作“扬弃”（Aufhebung），一个在德语中有着这种双重意思的词语。黑格尔还谈到“否定的力量”，认为在一切现存的事物状态和正在变易的东西之间，永远存在一种张力。因为一切现存的事物状态都处于被否定的过程中，并变成某种其他东西。这个过程就是黑格尔用辩证法所指的含义。
马克思后来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思想家。重要的是要明白，当马克思旨在让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以足立地时，通过按照后来由恩格斯开创的传统来设想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是做不到这点的。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唯物辩证法是基本的，能够以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渗透和量转化为质的“规律”来概括。似乎毋庸置疑，马克思也假定存在一种自然界的辩证法；而那恰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马克思很愿意提到这一事实，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货币中量的增长能够使它从质上转变为资本，就像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的例子那样。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他认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是对个人的、以所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开始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但是，任何对自然界的辩证知觉是服从于历史实践的辩证法，即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法的。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在宣布辩证法直接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但又完整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即不难看出：辩证法是被当作必然性、规律、绝对方法等范畴服务于唯物史观的；下面让我们先来读一段马克思的论述：
既然我们在逻辑范畴中发现了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发现了绝对方法，它不仅解释一切事物，而且还包含一切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在每一个对象中重新发现自身、认可自身的倾向”。[23]既然一切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每一种运动、每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由此自然得出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条件下的运动。抽象条件下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存在于何处？存在于它形成自身，把自身跟自身对峙，并且调解自身；存在于它把自身表述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进一步说，存在于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为什么需要辩证法这一绝对方法呢？正如本文第一部分“革命论的诞生地——异化理论”中指出的那样，（按照传统思维）任何理论都必须为自己寻找到具有终极性的本体论基础。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沿袭了黑格尔辩证法，但由于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唯物史观是一门类似自然进化论那样的科学，那就决不能像黑格尔一样认为辩证法仅只是一种人脑中的逻辑学，而是直接存在于自然中的宇宙基本规律；在马克思那里，这还只是一个宣言，而他的思想盟友恩格斯却决心以自己的渊博学识来完成这一抱负了。下面让我们看一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自然辩证法”的论述：
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磁，开始有了两极性，后者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就电而言，这种两极性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应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表明，像“正”和“负”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发展形式。我们可以把遗传看作正的、起保存作用的方面，把适应看作负的、不断破坏遗传的东西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适应看作创造性的、主动的、正的活动，把遗传看作抗拒的、被动的、负的活动。但是，正像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从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最好也把适应看作负的活动。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的一切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民族只能在进退两难中二者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法总是迥然不同于一切时代谈论政治的庸人们所期望的提法。甚至1848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外地和违反本愿地发现自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倒退到具有更加尖锐的形式的旧的反动中去，或者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甚至也许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曼托费尔反动统治这一德国自由主义的花朵。同样，1851年法国资产者也陷入了他们确实没有料到的进退维谷的局面：或者是帝制和近卫军制的滑稽可笑的临摹画和一帮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帮流氓面前，为的是在后者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但是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地，把一条蠕虫切断，它的正极仍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另一端则形成一个新的负极，上面有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现在变成了正极，即变成了口，而带伤的一端形成为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转化为负。
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两极化一样，思想也在对立中运动。正如在电、磁等等的场合，不能固执片面性，而且也没有一位自然研究家想这样做，同样，在思想的场合也是如此。
把正和负看作一样的东西，随便把哪一方看作正，哪一方看作负都无所谓，这不仅适用于解析几何，更适用于物理学[24]。
正和负。也可以颠倒过来称呼，在电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也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时，我们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升起，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的变更而已。此外，受地磁的北极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称作北极，这丝毫无碍于事。
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的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种子的萌发——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是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这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25]。
用什么名称去指称事物的不同属性或状态，这是无所谓的（在上引黑格尔语录下亦可为证），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凭什么宣称嘴巴与肛门、正和负、东和西等等事物的不同状态之间是对立的，并且我们又用什么证据来证明事物的往前发展（这种表述已含有价值设定之嫌疑）即为“否定”。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辩证法所宣称的“对立统一规律”只是人类思维对事物状态、属性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述，当然，我们尽可以宣布这种表述的状态、属性就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本然如此的规律或必然性，但那也仅只是宣布而已。另外，试图以哲学的高度抽象概括方式（而非自然科学的精确精微方式）来表述自然界的规律、必然也只能（无可奈何的只能）采用诸如“对立统一”这种语词哲学的表述方式了（而非自然科学的公式、原理那种量化方式了）。
可疑的辩证法？
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辩证法（上述正反合运动）原来不过是以思辨哲学的方式对自然现象的描述，但到后来，尤其是被我国教科书哲学高拔为自然社会的普遍规律，简直大有堪与科学定律相媲美的势头。
然而，类似“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类的思辨哲学概念难道可以冒充为类似自然科学公式定理那样精准的、不可替代的概念么？
经典唯物主义宣布黑格尔辩证法是自然界的固有规律，正式确立了其辩证法的至尊地位，实际上是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公式生硬地宣布为自然定律；而且，我国教科书哲学还十分幼稚地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例如，原始共主义社会——私有制社会——高级共产主义社会即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还解释说：在否定之否定阶段会重复出现肯定阶段的一些旧有特征，例如原始社会的人人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出现了，只不过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再现（共产主义的更高级的基础乃是物质极大丰富和人们的道德觉悟大大提高）。
如果我们把辩证法运用于日常生活领域呢？
我在儿童阶段是天真烂漫的（肯定），青壮年时是精明狡诈的（否定），到老年时又开始聊作少年狂了，有时还有些糊里糊涂丢三拉四了（否定之否定），因为我好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了。
我刚开始喝茶时觉得味道很淡（肯定），喝着喝着味道就浓烈起来（否定），喝了五六杯以后味道又变淡了（否定之否定），在肯定阶段，茶叶的味道还没泡出来，在否定阶段，茶叶味泡出来了；在否定之否定阶段，茶叶中的茶味汁儿已被完全稀释了。
早晨起来觉得有点儿凉，太阳公公才只露了一点点（肯定），中午烈日炎炎温度升高觉得很热（否定），到晚上又觉得凉了，因为太阳公公回家睡觉了（否定之否定）。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黑格尔的辩证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唯物辩证法普照万物，那么，以上所举的几个例证根本不算黑色幽默了。
有时我想，也许我的五脏六腑中同样存在着辩证法，只不过我虽然用了它们几十年，还没有专门挪出时间来想一想我肚子里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用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改造黑格尔辩证法而用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用本体论意义上的宇宙规律作为最充分的证据以支撑如下结论：推翻私有制，天经地义！这一目的，恩格斯在其唯物史观力作《费尔巴哈论》中通过对黑格尔著名公式进行推导得以充分展现：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马克思本人是在1872年（比恩格斯大作早了15年）即已指出：
在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和肯定的认可中同时还包含对该状态的否定的认可，即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必然终结的认可；辩证法把每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都看作变动不居的运动，因而只是把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的暂时性解释为瞬间的存在；因为辩证法不让任何东西强加给自己，并且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6]
我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人脑的活动过程，即他以“理念”的名义而且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的外部的现象的形式。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人的头脑所反映的并变成思维形式的物质世界。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今天在德国文化界高谈阔论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勇敢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要想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重新把它倒过来。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美化和赞扬了事物的现存阶段。辩证法，在其合理形式上，对资产阶级及其教条主义的教授们来说是一种耻辱和厌恶，因为辩证法在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和肯定的认可中同时还包含对该状态的否定的认可，即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必然终结的认可；辩证法把每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都看作变动不居的运动，因而只是把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的暂时性解释为瞬间的存在；因为辩证法不让任何东西强加给自己，并且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固有的各种矛盾给实际的资产阶级自身以深刻印象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性循环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种危机再一次在逼近，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行为的剧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Capital；vol. I；KMSW，pp.418ff. [27]
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是他的精神导师并非是在表示他伟大的谦虚，而是严肃认真地捍卫自己学说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否定了辩证法，也就是否定了批判与革命。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在于：马克思宣布辩证法所标榜的无限运动与否定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只是在头脑中的运动，而是自然与社会本然固存的运动。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万物皆流，革命有理！
四、意识形态虚幻论
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应当是：意识是对存在的正确反映；提请注意的是，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而论，“正确反映”不仅只有认知上的正谬，而且还包括道德上的正义与否；即是说，当我们宣称某一社会意识正确地反映了（或代表了）社会存在时，往往是在应然意义上作出了这种宣称，而在非理想的现存社会中，社会意识往往不能（或者是有意识地不去）正确反映社会存在，而这种被歪曲的、不能正确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式即可称之为意识形态。
像马克思的许多其他重要概念一样，意识形态概念在法国革命中也可找到它的起源。它的发明人D.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是一个哲学团体的领导人，革命国民会议（the Revolutionary
Convention）曾经特别指责这家新创立的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传播启蒙运动的观念。在特拉西及其追随者看来，意识形态是以理性主义的社会改良的观点对各种观念进行科学研究。然而，马克思赋予该词以一种极其否定的意义。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这种轻蔑的意义包含两种主要成分：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是有联系的，后者作为一种哲学观，不合适地与唯物主义形成对照：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关于世界的正确观点都必须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其次，意识形态与社会中资源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是有联系的：如果社会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也就受到怀疑。[28]
马克思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命题同时包括了认识论与伦理学双重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是说，意识相比较存在而言，后者更具本原性，因而更加真实；意识本身不具有类似存在那样的真确性，意识只能是存在的反映；从两者关系上讲，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用伦理道义的眼光来审视：如果某一社会存在的本然状态是非正义的，那么，这一社会的意识形态肯定是虚幻的、非正义的；但是消除意识形态的非正义性、虚幻性，精神上的批判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粉碎了社会存在，才可能消除社会意识（即虚幻意识形态）的非正义性。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虚幻论中我们又再次发现了贯穿其学说中的那条红线即推翻私有制。
在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虚幻论作出进一步分析之前，让我们读一段曼海姆在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相关论述：
意识形态是超越情况的思想，它们事实上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自己所设计的内容。虽然它们对于个人主观行为来说，常常是善意的动机，但在实际体现它们的实践中，其含义却经常被歪曲。例如，基督教兄弟之爱的思想，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中仍然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观念，甚至当所意想的含义是个人行为中的真诚动机时也是如此。即使在这种意思是个人行为中真诚的动机，也是不能实现的。至于按照基督教兄弟之爱而坚持生活在不以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个体在其个人行为中往往不得不——就其不诉诸于打破现存的社会结构而言——放弃他自己的更高尚的动机。
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行为总是缺乏它所指的含义，这一事实可以表现为几种形式，而且与这些形式相对应的，是整个系列的意识形态思想可能的类型。我们可以把下述情况看作是这一系列中的第一种类型：进行构想和思维的主体由于专注于历史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思想的一整套公理，而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不符合现实。我们可以把“伪善的思想”当作第二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思想，它以如下事实为特征：从历史上说，它有可能揭露它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不一致，但它却为了某种至关重要的感情上的利益而把这些洞见掩盖了起来。最后一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思想建立在有意识的欺骗之上，此时意识形态被解释为有目的的谎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遇到的不是自欺，而是有目的的欺人。从善意的，超越情况的思想，经过“伪善的思想”到有意识的谎言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其间存在着无数的过渡阶段。在这一点上，我们无需进一步讨论这些现象了。然而，这些类型中的每一种类型都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其目的是为了在这种联系中更清楚地构想乌托邦因素的独特性。
意识形态是意识对存在反映的歪曲的形式，但之所以在每一社会形态中都会产生、维系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说，这似乎又是社会生活的必须；在笔者看来，意识形态至少具有以下三种功能：
（1）维持秩序。虽然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社会秩序最终是依靠国家垄断的暴力得以维持的；但如果假设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暴力来维系，那么国家将不堪重负；针对日常生活天天发生的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的利益之争，暴力压制实属不可能；相比较起来，意识形态对维持秩序的作用却具有如下优势：A、成本更小；B、范围更大；C、方式平和。
（2）树立权威。无论是对宗教领袖、对世俗君主，还是对抽象的“理想国”（例如社会主义理想国），意识形态对树立这些精神偶像都是必须的，权威的树立是国家实施精神统治必须采取的手段。
（3）调和矛盾。如果说，各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意志”是相互冲突且不可逆转的，那么意识形态确能起到实施“精神麻醉”以缓解矛盾的作用，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又可反过来证明：被经典作家视为纯然物质的、客观的社会存在本身已然内蕴着精神、意识的要素，如果真的那么“纯然”，那是任何意识形态制成的精神麻醉剂无法缓和的。
另外，意识形态具有如下外观特征：
（1）制度标志。虽然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不懈攻击社会主义阵营惯以制度标志为自诩，但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著述中同样不乏攻击社会主义、捍卫资本主义的言论；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制度标志”总是表明一国意识形态肯定其实行的社会制度并攻击与其相异的甚或对立的社会制度。
（2）阶级性。这一外观特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予以公开自认的；但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却是尽量予以抹煞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为非理想的状态；但我们如果并不囿于马列经典作家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概念，而以“集团利益”“阶层利益”或者“某国利益”来审视阶级性，那么不难发现，即使在不承认并攻击阶级性的那些国家，其意识形态同样具有现时意义上的阶级性。当然，正如制度标志意味着国与国的对立，如果标榜阶级性，无疑是在赋予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立为应然状态，这样的标榜，对已经取得一国政权且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都是不明智的；
（3）党性。意识形态的党性直接关涉到一党执政还是多党执政。对二者的优劣笔者在此不作评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资本主义国家视意识形态的党性为公然专制，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视其为理所当然；
那么，马克思“意识形态虚幻论”的政治意图是什么？
笔者的理解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的本真之域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循此逻辑，直接生产者又是最真实且最正义的阶级（即笔者在另处指出的“弱者即正义”），然而，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关系是非正义的（但却是真实的）；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了维系这种非正义的真实的社会存在，必然会采用歪曲事实的、掩饰矛盾的虚假形式——以此方式构建维持其非正义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眼目中：如果某一社会存在已被判定为非正义的，那么筑于其上的一切意识形态就都是非正义的；而为要消除这一意识形态的虚幻性、非正义性，却又不能寄望于纯粹的精神批判，而只能摧毁非正义的社会存在本身。正如麦克伦莱在《导言》中指出的：
对许多人而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似乎破坏了一切道德的基础。所有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言论都是对阶级立场的简单反映吗？——抑或马克思认为存在某种我们可以诉诸的普遍标准吗？马克思有时热衷于自己对道德言论的谴责。他把“平等的权利”描述为“陈词滥调”，并用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去反对“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共有的关于权利和其他废物的意识形态胡说”。他坚持认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律、道德、宗教……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另外，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也经常充满道德概念，其中，《资本论》中大量富有攻击性的段落只是最惊人的例子。因此，可以这样来解释：马克思在引号中使用了其自身的原则，又违背了这些原则。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按照这种观点：“谈论自然公正是荒唐的……（经济事务的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相适合，它就是公正的。只要它与那种生产方式发生矛盾，它就是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奴役是不公正的；商品质量上的欺骗也是这样。”同时，也可能认为，马克思有他自己用来判断共产主义社会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规观点。马克思也许（过于乐观地）认为，一定的道德概念——诸如权利甚至是正义——在无冲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再需要。但这并不预示着，他的历史观对任何道德判断完全无知。
马克思虽然声明其唯物史观力图达到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但显然，马克思的学说中并没有完成这一宏伟计划；就其遗著来看，似乎存在这样一种结论性判断：凡不合乎正义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就是不合乎规律的社会生活，因而也就是必须加以摧毁的社会生活。而那些虚幻的、为非正义社会生活作辩护的意识形态却是首先应予摧毁的。
五、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
在前笔者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试图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每一局部没有以更精准的细节予以充实，那么，所谓的“总体性理论”其实质仍只能停留在“范畴组构”的水平上，即是说，是用抽象的、外延极宽内涵极少的语词对其“原理”进行概括式陈述：而据笔者所倡“描述哲学”的描述——解析方法，若要对上述概括式理论作出进一步“发展”（当然这是在后者认同前者原理“正确”的前提下），则必须对前者原理中未予更精准解析的范畴概念作出解析，这样一来，自不免对前者时有“考虑不周”的批评；当然，依照我国的“政治性学术规范”，即使是较为温和的疑虑，也难免违反天条；在如此森严的思想戒律下要做出称得上学术的学问，当然是十分可疑的。本文笔者自诩深谙毛泽东“先保存自己，后消灭敌人”战术者，在表述时尽量做到“不求标新，只求达意”，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下面让我们首先看一下笔者在研读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著时，对“生产力”与“革命阶级”相互关系所作的初步考察。
（威廉姆）马克思把劳动力看做“生产力”，这是确凿无疑的。除了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外，把生产资料——生产的物质条件——看做是生产力，这是错误的。
马克思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劳动或者创造生产资料，或者在劳动过程中占用生产资料。与此同时，劳动的技巧和知识得到发展。生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劳动生产能力的物质表现。“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马克思的规律论的立论基点是：将物质生产力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极的力量；按照理论逻辑，这一物质生产力应当首先是一个如下特征的范畴或概念：
（1）物质生产力本身既然是社会关系，进而社会制度，进而社会发展的终因，那么它理当视作处在这些关系、制度、发展之外或之前，因为：如果我们声称作为终因的物质生产力是受到前述关系与制度的影响或决定，那么物质生产力将不能作为终因而存在；
（2）物质生产力如何划分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当然，如果从物性来看，生产资料更符合物质生产力的特征，但如此一来，那就会得出劳动工具成为社会发展终极原因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指出生产资料中可能存在物化了的人类知识力量，但就其本身而言确实难以担当历史终因这样一个角色，无疑，物质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劳动者；
（3）作为物质生产力的劳动者一开始应当是不具有：a、较为完备的科学文化知识，因为如此一来，极有可能滑向技术决定论而非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错谬中去（参见中译文序言中对威廉姆·肖技术决定论的批判）；b、较为自觉的阶级意识，因为马克思的规律论或决定论一直坚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一来就宣布无产阶级是一个觉醒了的阶级，那么，他们的阶级意识无疑也成为了人类精神或意识之一种；而历史唯物论是坚决反对精神创造历史的，因为精神是一种最无定数、最不具恒常性、最不坚实的东西，将精神作为历史发展规律的终因无疑是一种幻觉或臆想，那么，作出了以上限定之后，作为物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将会是什么呢？只能是一些仅仅掌握了最低级（非专门培训而获得，从劳动经验中自行获得的）生产技术的客观、物质的人；在笔者看来，只有将劳动者作出了这样的限定和最终界定，才能十分纯粹地理解劳动生产力这一马克思原教旨概念。依照威廉姆·肖的语义分析逻辑，我们可以指出：只有上述意义上的劳动者才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终因，但我们将要面临的巨大的理论上的挑战是：我们将如何如列宁所要求的按照“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揭示出劳动者怎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创造出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一般的历史（人类社会按照五大历史类型发展）或特殊的历史（例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清楚了以上所述，对威廉姆·肖在其书中的相关论述也就不足为怪了：
（威廉姆）劳动生产力不仅包括那些能使劳动进行生产的物质的生产资料，而且包括劳动力本身的力量：技巧、培训、专门技能、经验。“劳动力”的确像是“生产力”的一个种类。与此相一致，马克思提到“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的发展”。[29]劳动力是一种生产力，它随着引入雇佣劳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有纪律的协同合作生产而大大发展起来。[30]
（威廉姆）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虽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他却走上另一极端。他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不仅把劳动力而且把革命无产阶级也包括进生产力，因为柯尔施解释说，正是工人通过革命活动把潜在地存在于社会劳动中的力量解放了出来。[31]这一观点源于马克思的下列论断：“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粗略地看一下这句话所在的整个段落，就会发现，单纯根据这句话来解释“生产力”是多么危险。
“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需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在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32]
虽然无产阶级的劳动力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马克思对这个阶级本身的提法是夸张的，否则，革命阶级不到它已经存在时是不会产生的（因为它是它所预先假定存在的那种生产力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别处清楚地指出，不可把革命阶级混同于准备它到来的生产力。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形成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革命群众还没有形成。[33]
历史唯物论立论的基础是社会发展规律是受物质生产力决定的，如前述，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劳动生产力中的最重要构成因素即劳动者看作自觉的革命阶级，那么我们将不再能圆满解释物质的、客观的决定性力量——始原状态下的劳动者——是怎样作为终因而起作用。另外，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无产阶级视为一个清楚自己历史使命的自为的阶级，那岂不等于黑格尔那个漂浮于真空中的“世界精神”找到了附身？（正像黑格尔赞美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所以，至少我们不能在起点上把无产阶级视为一个自觉的革命的阶级，因为，一旦无产阶级觉醒，担负起合乎规律地创造历史——这一伟大使命，也就用不着再去强调客观的、物质的决定论或规律论了。
那么，如果说生产力中最终极的因素是劳动者，将如何区分马克思所说“不可把革命阶级混同于准备它到来的生产力”呢？即是说，在同一对象中如何去区分它的两种性质或者角色呢？依笔者之愚见，大致可以这样区分：
（1）从功能上区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们的被奴役状态的工作（即从事着异化劳动）是一种为培育革命阶级的生产力；工人们越是被资本家当作纯粹的会说话的工具来使用，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力培育革命阶级的准备工作也就做得越是充分；所以，在资本主义状态下工人的受剥削压迫其实也是社会历史客观规律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为了不让规律论受损，必须把作为生产力的劳动者和作为革命阶级的劳动者区分开来，也可以打个比方：白天在资本家工厂里劳动的是生产力，而受了一天压迫剥削晚上回到家里升起革命怒火的是革命阶级；
（2）从时间上区分：由生产力向革命阶级的过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规律论或决定论的眼光来看，只有最初的始基是一种物质的、客观的生产力，才可能成功地论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至于后来由物质的、客观的生产力的自觉革命的阶级进行转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则，我们一旦太早宣布生产力已经变成了具有历史使命与阶级意识的革命群众，我们就要犯唯心主义的错误。正如在本体论领域一样，在历史领域也必须时刻警惕：像什么精神、意识、心理，这些语词的使用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这些语词几乎与唯心主义、荒谬错误等用语是等值的；而物质、客观、决定、规律，这些语词则象征着唯物主义、绝对真理。
笔者在本文开篇时即已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可被称之为“颠覆旧世界的新哲学”概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哲学品格。哲学所作出的判断，必须是普遍的、终极的、全称的判断，而这种判断若是运用于诸多范畴，势必造成“范畴冲突且不可调和”。当然，这一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习惯，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处继承而来。试作如下分析：
生产力&&生产关系
当我用“范畴组构”方式将生产力生产关系置于绝对对立的两个位置时，事实上我很容易形成“简化事实”的错谬，简言之，我的这种“概念图式”原本就是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本然情状相悖的，或者我们竟可以从哲学上说（批评绝对主义也难免再次采取绝对主义！）：任何理论表述都是对复杂事物的简化，这就向我们提出一种警示：当我们志满意得地运用“概念图式”去“组构范畴”时，随时都有与事实相悖的可能，只不过我们时常不能自觉到这点罢了。例如，当我在观念中认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生产力这一概念便可能变幻为“革命”或者发动革命的阶级；另外，“简化事实”的另一表现则是以个体之虚拟来替代人类或阶级；例如，当我言称生产力必须打碎阻碍其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时，我在潜意识中是把我想象成一个不满工厂主的劳动者，并且我原本就是一个脾气暴烈的人，而在我的显意识中，尤其是在我的“断言”和“宣示”中，却作出“生产力为求往前发展必然变异为革命”——这样一种表述；但是，我是否对其他众多劳动者进行过深入调查呢？他们也像我一样，只要工资发得少就要操起家伙跟资本家拼命吗？
试以笔者上述方法论提示来审视麦克莱伦在《导论》中的分析就不难洞见“理论家随时犯错”的危险了：
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观点是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结果，也即，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的。他写道：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以前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法律表述）发生冲突。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开始了。
因此，可以称革命为“历史的推动力”，他在其他所有领域的研究都是用于揭示这种“推动力”的根源。
当在以往历史中，生产关系的羁绊被发展着的生产力突破时，所引起的革命只能是局部的革命。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之一中写道：
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下一场革命的重要特征是，它将是社会的而不是纯粹政治的：它不仅宣布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拥有的抽象权利，而且通过渗透到人的现实生活——他的社会—经济生活而实现一种普遍解放。这将是涉及社会整体的第一次革命：
从前的一切历史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和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我们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因此，革命的激进主义依赖于实现它的阶级：无产阶级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它是这样一个社会，阶级对抗因强化而被简化到这一程度，以致于允许废除它们。在讨论他声称为“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的巴黎公社时，马克思返回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这种划分。
马克思痛苦地指出，他并没有把革命设想为经济力量冲突的机械结果；它是某种还必须被人类实现的事情：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母体中所能产生的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概念图式”与“范畴组构”的另一表现即是概念、范畴的固定化（由于没有深入考察与描述概念范畴所涉事物，这是时常易于发生的），例如，在马克思的意念中；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担当者，于是，无产阶级很容易被概念化、固定化、神圣化，当然如此一来，宣称无产阶级革命是解放全人类而非解放某一特殊阶级也就完全合乎论辩逻辑了；哲学的彻底、绝对的品格在这一论辩逻辑中再次显形；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炸毁整个官方社会，而且还要消灭无产阶级本身，因为只要阶级存在（尽管它是无产阶级），那就可能成为非理想社会存续的遗迹。
我们不敢批评马克思，但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而要真正达到这种理解，最低限度应当允许我们表现出对马克思命题的疑惑：
A、说“革命阶级是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是一个带有譬喻性质的复合式表述。对概念进行析解即不难得知：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包括a、劳动者；b、生产工具；c、劳动对象。生产力与生产工具是属种关系，是生产工具被包括在生产力“中”，而不是生产力包括在生产工具中；有鉴于此，笔者妄断马克思的原义应当是指在生产力中最强大的组成部分应当是劳动者，因为只有劳动者才可能成为革命队级，故而，该处的生产力似应在譬喻的意义上指谓“最强大的生产力”可能像生产工具一样发生效能；
B、按照马克思“终因论”唯物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自然演进那样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简言之，革命可以像自然物那样循进化而出现；至少，革命阶级的革命意识是应当按部就班、遵循客观进程的，任何主观冒进，在身为科学哲学家的马克思看来都是不正常，且在道德上是可疑的（许多反动政客或阴谋家正是这种不顾历史进程只想抢班夺权的家伙）；正如麦克伦莱在《导论》一著中所示资料所述：
在1850年期间，在决定革命的可能性上，马克思已变得相信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当年的经济学研究使他得出结论，一场成功的革命只能是严重经济危机的结果：“新的革命只是作为新的危机的结果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这种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马克思对此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当共产主义者联盟似乎要落入维利希（Willich）——他信仰不管经济形势如何都可以尝试革命——这样的人之手时，他准备要解散该联盟。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都期望危机能够激发革命。后来，他对革命的经济原因持一种更长远的观点。在《经济学手稿（年）》中给人以这一印象，即在资本主义利用完自动机器的巨大可能性的能力之前，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法兰西内战》的手稿和马克思对巴枯宁的评论也表明，马克思设想过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行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虽然马克思没有宣布“危机不来，不准革命”，但他深信一场不合乎规律、并非由多种客观条件自然形成的革命是难以预料其美好前景的。也许我们多少会想到理论家的迂腐，是啊，革命不就是抓住机遇乱中夺权吗？革命实践家列宁没有等到理论所示的客观条件完全具备（况且理论本身又处在永久的争议之中），当机立断发动十月革命，以至后来回忆起这场革命的成功似乎太容易了。理论家迂腐吗？一点儿也不迂腐。科学与理性终究是会被应验的。俄国革命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即使社会已因政权易手具有了新的名义和新的外观，但对这场革命来说尚未具备的客观条件仍然没有具备；怪不得八十年代中国理论界曾有过“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么一说。
马克思“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之命题试图将历史客观规律与自觉革命意识统一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了革命的必要性，那么便可以不管条件如何立即发动革命。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即使发动了革命并取得了成功，这一胜利也可能是一种短暂的假象。
（二）伦理情怀。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名字之所以能够永世长存，那是因为从古到今还没有第二个思想家对无产阶级的苦难生活寄予过如此博大的同情（这种同情让马克思断送了自己有很大把握的有产者生活最后连自己也沦为无产者），也没有第二个思想家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有制怀有如此刻骨的仇恨，同时，难免性急的马克思真是巴不得一夜之间一场革命就让全人类得救。有什么更理性的态度有资格去指责马克思这种伟大的伦理情怀呢？
但问题在于：如果把伟大的伦理情怀直接转化为“概念图式”或“范畴组构”，难免会出现笔者前述简化事实以迎合观念的情况。当我们拜读马克思那些充满激情的思辨哲学式语录时，觉得无产阶级打个翻身仗、人类社会获得完全彻底的解放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啊！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惟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马克思人类解放学说可以分为一体二面：这两个方面是：以物质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终因”，由此终因观之，人类社会类似于自然进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历史的进化呈现出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规律进化出来的无产阶级，由于其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由于其处于一无所有的生活境地，因此，当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正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历史重任便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身上。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对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充满了这样大的同情、同时又寄予了这样大的希望，倾其一生的辛勤研究为无产阶级的必然性和使命感作论证；也许，这正是卡尔·马克思的永恒的魅力；也正因为这种情感因素，在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中，对无产阶级的分析论证呈现出一种彻底的甚至于绝对的肯定，以至于将无产阶级视为人间的救世集团军：
（1）“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当然意指无产阶级，谁在形成这个阶级呢？是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其绝对贫困律在形成这个阶级；在马克思的意念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阶级社会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因为其一无所有已经使其受剥削受压迫达到了极致；当然马克思不会忘记：历史上还曾有过一个阶级同样是一无所有而且还不能享有契约自由——那就是奴隶阶级；但历史已经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奴隶不是最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后不可能再有类似的具有终结者身份的受压迫阶级了，因为：人类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峰，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过去一切时代的全部生产力，正是这一经济奇迹同时创生了另一条铁律，那就是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于是，已经发展到极致极限极端的私有制即资本主义只有走向自己的反面——即公有制；而这一历史必然性却又同样符合规律地会由最后一个受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来完成，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还可补充一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终极者；
（2）普遍的苦难不可能由特殊的权利来拯救，而只能要求普遍的权利，这一普遍的权利即是人的权利，而人的权利则只有在人类解放的情形下才可能获得。在马克思的论辩中，一直坚守着一个决绝的毫不妥协的立场：私有制社会中的一切权利都是非正义的、不正当的，是非法的实在法而不是合法的自然法；为什么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几乎没有肯定过法律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而且几乎没有论及法律的正当性这一主题，那是因为：a、如果肯定了权利的正当性，必会肯定权利的延续性；b、如果肯定了权利的正当性，将无法充分地彻底地论证打碎一切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法律体系；c、过去的历史也就是私有制改变其具体形态但未改变其实质的历史，如果肯定了权利的正当性，那么就无从解释无产阶级与传统社会的彻底的决裂。因此，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所争取的将不再是私有制下的任何特殊的权利，无产阶级不要求实证法意义上的特殊权利，而要求的是自然法理想法永恒法意义上的人的普遍的权利，而这一权利不是从旧的权利世界去争得，而只能在由无产阶级创造出的美丽新世界中去创造！这一凤凰涅槃烈火重生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人的完全丧失到人的完全回复。
（3）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无产阶级是一个神圣的整体，是一个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遍览马克思的著作连一处也没有看到相应表述）的无产阶级概念，无产阶级就是世界精神；黑格尔曾赞颂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马克思则歌颂无产阶级是存在于人世间的世界精神；通过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概念的神圣化、永恒化甚至于绝对化，我们不难看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对这位曾经最猛烈地批判过自己的著名（后来更著名）学生的影响，在马克思的意念中，无产阶级根本就不是俗人个体之汇总，而是一个汇融为一个人似的神圣的概念，是呀，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其一无所有必然会对它的道德上的纯净提供绝对的保障；如果马克思不幸能活到福利资本主义时期，看到工人贵族乐滋滋喜颠颠地蜕化变质成为工人新贵，肯定会气得喷血。
（4）从思辩哲学的方法论或者叫做思辨的辩证法出发，马克思不由自主地采用了“对立面拯救”（本文笔者语）这一致思；拯救私有制的是其对立面即公有制；拯救奴隶制社会的是未来天国共产主义；而消灭资产阶级同时消灭自身的则是无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统统都会被消灭，只有彻底的虚无才能换来全新的实有，否则将不会是人类的真正的解放。
（5）毫不讳言地说，马克思的学说具有绝对主义的特点，但这正是马克思学说的理论魅力所在；象一切理想主义者一样，其心中的未来天国完美无缺纯净高尚，而这一天国在地上的实现却源自于“完全彻底地消灭阶级本身”；如果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但没有消灭自身，那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统治阶级代替了另一个统治阶级，不过是私有制下的改朝换代而已，无产阶级要做的不是新一代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正是在这种崇高而理想化的绝对主义思想之下，马克思未能虑及以下问题：
A、无产阶级可能全体成为统治者吗？如果只是其中一部分“先锋队”成为统治者，那么大部分无产阶级是否又成为了二元结构中的被统治或被管理一方；
B、当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后它怎样消灭自身呢？不再当开动机器的工人吗？如果仍旧当工人，那么它可能同时成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吗？
C、无产阶级在取得统治之后，其中的领袖集团是否会蜕变为新的权贵呢？难道仅仅实现了公有制就从根本上变革了或废除了二元结构吗？
D、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之前，资本主义社会会不会集体无意识地实行自我改造自我更新呢？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主要是在论证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而他在所有反对私有制的理想主义者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
A、用暴力革命消灭旧世界中的一切的一切；
B、但在颠覆旧世界之后还要建立起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
前者让马克思区别于革命性不彻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后者让马克思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
据笔者之不完全统计，马克思著述中宣布要消灭的旧世界之存在物如下：
国家、阶级、私有制、劳动、货币、法律、道德、财产、一夫一妻制、……（只会比前列多得多）
这让我想起曹雪芹《红楼梦》里的结束语：
“留下这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哦，抬眼望，理想国就在那云端天际处！
六、乌托邦为颠覆者壮胆
一切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之理论魅力不仅在于其否定什么，还在于其肯定什么：试图让人们成为什么样的新人，让人们去建成什么样的新社会，在本文中，笔者所使用的乌托邦并没有通常语义下的“绝不可能实现的乌有之邦”，而是意指“未来的、规画得尽善尽美，但实现的可能性有待探寻”的理想之邦。
马克思从来否弃无政府主义，这就意味着颠覆旧世界仅只是一种手段之举，颠覆者们的最终目的更在于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美好的未来社会即是颠覆现存社会的最正当的理由。私有制本身的罪恶还不足以成为颠覆旧世界的充分理由，或者可以说，共产主义革命区别于一般性的造反、起义的地方并非不满现实的人起来推翻一个不义的社会，而是一些充满了美善激情的人为了建成美丽新世界而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乌托邦是革命的最正当的理由，现时的斗争哲学由未来的理想社会来证成，乌托邦为颠覆者壮胆。
目的正当性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但这乌托邦乃未来之事，而未来之事即为未知之域。即使是某一时代最富才智的思想家也不可能完全理性地且深入细节地设计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理想国；在这一点上，卡尔·马克思表现出一个理性主义者应有的谦逊：
重要的是一开始要强调，马克思不是“预言家”，他极少谈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这点毫不奇怪：像他的大师黑格尔一样，他对预见未来极为谨慎，并且经常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的唯心主义预言而严惩他们。这是因为，如果一切观念都是当代社会现实的产物，那么将这些观念详细地投射到一种遥远的未来就注定会引起唯心主义——由于缺乏经验参照而完全是想象的观念。马克思也许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评论：“设想任何哲学超越自己的当代世界，就如同设想个人可以跨越自己的时代一样，是十足的愚蠢”。（麦克伦莱）
不过，预见未来却是“科学”社会主义所必须的，而且，即使未来社会的规划抽象概括失于粗略，但对处在一个让人处处不满的现存世界的人们来说，已经足够满足他们的憧憬与希望了。再说了，如果说甚至马克思这样本时代最有智慧的人也只能规划到概括粗略的水平，那么绝大多数平庸“人民”又能做什么呢？可以说，他们的才智只会让他们去相信乌括邦而非怀疑乌托邦。
乌托邦确是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地方。而且，如果对乌托邦的想象太过理智，其效果将大打折扣。举例来说：三民主义应当更贴紧中国现实，可三民主义输给了共产主义，因为它不够尽善尽美，未能争取到成千上万为了乌托邦抛头颅洒热血断送性命眼都不眨的革命志士，恐怕这也是在特殊历史机遇中国民党败于共产党的原因之一。
由于乌托邦是一个无法深入细节的理论设计的未来之域（并且还要尽善尽美），因而可以说，乌托邦的规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诉诸情感的意识活动，当然，在这个美丽新世界的描述中几乎随处可见“简化事实”甚至“捏造事实”的情形。
为什么说乌托邦为颠覆者壮胆呢？
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研读不难看出：在闵采尔那里，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宗教伦理情感表现出来的；但是，闵采尔的泛神论的，着重个人理性内心情感的宗教理论却与封建教会的彼岸式宗教不同；一方面，闵采尔首次树立起了天国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而可以在现实的此岸建立起来，然而，正如一切具有假说性质的社会理论一样，后来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共同具有的特征在闵采尔那里已经初见端倪了：
（1）终因论：所谓终因论是指将某一社会中的一切不公平现象，一切罪恶统统都归诸于一个原因，在闵采尔那里主要归诸于封建教会。终因论这一解释模式已经预含着以下理论假设：如果用某种方式消除了这一万恶之源的终因，那么万恶皆会消失，人间将会得救。
（2）绝对论：所谓绝对论亦可称之为绝对主义，这种理论诉求具有追求完美、绝对极端的特点，这些诉求是无可指责的，同时由于其根本不考虑其现实的操作性，不考虑其现实的人性基础，同时具有主观任意的特征。例如，闵采尔所讲的“最完全的平等”只是一种应然的期待，既没有具体内容，也没有实操举措。
（3）对立面拯救：即指：当批判家们将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终极原因归诸于私有制，自然而然合乎逻辑地提到了私有制的对立面即公有制用以拯救私有制下的罪恶；或者说，将公有制作为取代私有制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在对立面拯救之理论模式看来，一旦实现了公有制，人间变成理想社会。对立面拯救的理论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理论模式明显与前述终因论与绝对论存在内在联系；即是说，“对立面拯救”在分析私有制罪恶时并没有首先去更充分认知其合理性及其必然性，而以绝对主义的方式予以彻底的否定，当然也不会想到要去进行私有制社会的改良或改革，而是采取用公有制替代私有制的方法。对立面拯救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冒险与挑战：因为，私有制虽有种种不公与罪恶，但其已有历时千年的现实的历史，而作为替代物的公有制却是几乎就没有过大规模的现实的历史（尽管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社会主义理想家都习惯于从原始共产主义中去寻找公有制的原型，但不过是些粗略的描述而已）；应当说，对立面拯救这样一种社会根本性改革的思路，从一开始就具有比改善私有制社会这样一种思路具有更多的冒险性。私有制改良可谓一种对已知之域的改进，而公有制建设则是一种未知之域的探索。但似乎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都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总是充满高尚情感地坚信世界可以被自己安排得更美好、更理想，并且一再重申自己的设计与安排不是空想而是科学。
那么，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已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为此，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过渡时期的三大杰出代表的理论与实践。
在《日内瓦书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政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傅立叶的著作中包含着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呼吁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可傅立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笔者曾经指出，在思想史上，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不公正的、非理想的、罪恶的私有制的改革，大致可分为两种方案：其一是在保留私有制这一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去改良完善私有制；另一种则是消灭私有制这一基本制度，依循前述“对立面拯救”的思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确实不懂得用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确，试图期待私有制国家的统治者们既得利益者们自行改变所有制形式几乎就是空想；所以，就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不懂得或不愿意采用暴力革命这一点而论，他们仍然属于资产阶级哲学家，只不过他们提出的方案是采用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将自己的学说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呢？在他们看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只有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才可能运用政治权力来实行与曾压迫剥削过自己的所有制相反的另一种所有制，即公有制；而且正是因为懂得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的确，就强行实行公有制这一点而论，空想社会主义那种期待私有制国家统治阶级们良心觉醒的办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但是不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行为即是社会主义科学性得以证成的标志呢？非矣。历史已经证明：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仍然面临着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没有解决的问题，说得悲观一点，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仍然还处在空想的水平上——当然，笔者所说的空想并非通常的否定意义上的（例如无知、幼稚）空想，而是对未知之域，对理想社会的探索这一意义上的空想。这样的空想，寄托着人类得救——不满足于完善私有制而要求一揽子彻底解放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希望。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一种社会历史自然进化的必然过程；只不过，马克思试图帮助那个创造全新历史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这种“创造”从根本上即从终因论意义上同样是对历史规律的依循遵行）早日形成对其历史使命的觉悟；对此，可能会出现的反对意见是：既然这一进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就根本不需要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了；显然，这种反对意见是牵强的；这显然是将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非人唯物主义，因为历史正是由有意识的人来组成并创造的。但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家们都不可能有下述的天才：能够告诉我们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全新试验的制度设计的种种细节。而考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不难发现：A、将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简化为两大阶级的矛盾，而且认为这一矛盾是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改良得以解决的；B、无产阶级不仅是受苦最深的阶级而且还是觉悟最高的阶级，这一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会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理想社会。的确，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的前两项预言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并没有被完全证实就贸然得出结论：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仍然还是空想，因为，如果我们赞成这一结论则将会承认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只能是永恒私有制的自我完善；我想，即使资产阶级哲学家中的那些有道义良知和科学精神的学者也不会赞同这一说法；笔者一再重申：无论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多少缺陷，也不论这一伟大的探索和实验历经多少挫折，这一伟大实践的必要性是不容抹煞的。
如果说，自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近似物或部分实现，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实践与理论多有不符。但这种情况却又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如果我们从方法论上考察马克思当年的未来规划即不难看出：他论证消灭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