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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分期有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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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分期有哪几种 并说明几种分期的根据及其优缺点文明最早起源于哪一洲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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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无疑是原始群 二、原始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母系氏族公社
1、两合组织
2.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
3.对偶家庭三、原始社会的第三阶段是父系氏族公社人类文明的摇篮—— 东非尼罗河流域 西南亚两河流域 南亚恒河印度河流域 东亚黄河长江流域 巴尔干古希腊地区 古代两河流域 地球上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两河流域,两河是指亚洲西南部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最早应为东非尼罗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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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的解体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使用天然金属，后来学会了制作纯铜器。但是由于纯铜的质地不如石器坚硬，不能取代石器，这一时期也称为金石并用时代。到了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左右，人类学会了制造青铜，进入了青铜时代。到了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随着铁器的使用，人类进入铁器时代。 从金石并用时代到铁器时代，是原始社会的解体时期，也是阶级社会形成的时期。世界各地阶级社会的出现几乎都和金属出现的时代相关，唯一例外的是美洲的玛雅文明。不同文明其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也不一样，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原始社会在金石并用时代就已经解体，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则是在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才发生解体。 这一时期，生产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随着农业和畜牧业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提升，男性逐渐取代女性取得了社会的主导地位，父系氏族公社形成了。在父系氏族公社内，出身和世系按男子的系统计算，实行父系财产继承制。夫居妇家制度变成了妇居夫家制，不稳定的对偶婚逐步向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过渡。妇女的地位逐渐下降，父系氏族首领改由男子担任，氏族议事会由各大家族的族长组成，原来由全体成年男女参加的氏族议事会，现在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 随着生产的发展，产品出现了剩余，集体劳动逐渐被个体劳动所取代，由此产生了私有制，随之也出现了阶级。氏族中出现了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到了末期，以血缘关系结成的氏族开始破裂，一些氏族成员脱离自己的氏族，到别处和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杂居，同时氏族也不断接纳外来人，于是出现了按地域划分的农村公社。 到了这是，原始社会基本上就已经瓦解了，不同阶级之间出现了斗争，随着情况的深化就出现了国家来对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许多文明的原始社会解体后都进入了奴隶社会。
我极其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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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 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 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 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 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 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 进步的一切大的时代，是跟生活来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 8 。 家庭的发展与此并行，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 的划分没有提 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1．蒙 昧 时 代 1． 低级阶段 。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 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 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 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 在这种原始状态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 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 源于动物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2． 中级阶段 。从采用鱼类（我们把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 物都算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 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 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 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石器时代早 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 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各大洲，就是这种迁徙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 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了新的食物，这就是在热灰或烧穴（地灶） 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和块茎，以及随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 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 猎物。像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 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从未有过；靠猎物来维持生活， 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 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此后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 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3． 高级阶段 。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 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 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 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如果把已经知道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术开始） 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 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木 制的容器和用具，用韧皮纤维做成的手工织物（没有织机），用韧皮 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经使人能够用方木和木 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就可 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经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 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 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2．野 蛮 时 代
1． 低级阶段 。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 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 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 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同样可以使用。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很一般地把发展过程看作适用于一定时 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时代 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 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 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 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 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是最好的一种，即 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 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 中级阶段 。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从靠 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即用阳光晒干的 砖）和石头开始。 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为在这里，在被欧洲人征服以前，不 论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在密西西比河以东 看到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 园圃里种植玉蜀黍、可能还有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方 法，这些东西构成他们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住在木造的房 子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亚河流 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他们既不知道制陶术，也 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普韦布洛印第安 人 9 ，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鲁人，当他们被征服时，已经处 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住的房屋是用土坯或石头造成的，类似 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内种植玉蜀黍和其他各种依所住地 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他 们甚至已经驯养了某几种动物：黑西哥人饲养火鸡及其他禽类，秘 鲁人饲养羊驼。而且，他们还知道了金属的加工—— 唯有铁除外， 因此他们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 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 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在这里似乎直到这一时期的晚期还不为人 所知。牲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栽培植物的名称 却几乎完全不同。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闪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奥克苏 斯河及药杀水、顿河和第聂伯河的草原上。动物的驯养，最初大概 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为游牧民族是起源 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根本不会是人类的摇篮，相反，对于人 类的祖先蒙昧人，甚至对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都几乎是不适 于居住的。反之，一旦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了游牧生活 以后，就永远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沿河平原自愿回到他们的祖 先居住过的林区去了。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 特别是在这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 的种植在这里起初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 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种族的卓越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有利 影响。的确，不得不几乎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 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 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食人之 风正在逐渐消失，仅仅当作一种宗教活动或巫术（在这里差不多是 一回事）而保存着。
3． 高级阶段 。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 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 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 1 0 时代的诺曼人①，都属于这 个阶段。
首先，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牲畜拉的犁；有犁 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 田野农业 ，从而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 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从而也能够清除森林使之变 为耕地和牧场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不可能大规模 进行。但这样一来，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在不大 的地域内。而在田野农业产生以前，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 50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 有过。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 《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 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 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 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 这就是希腊人由 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至塔西佗 对日耳曼人的记述 1 1 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 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 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 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多的新 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 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 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 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 之间的显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 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 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 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 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香花雪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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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是根据工具的粗糙程度区分的。一般将打制粗糙时期的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而后出现磨制精细石器的阶段称为新石器时代。
文明最早起源于非洲，因为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出土于非洲。（科学界对于人类起源至今还有分歧，一种是“走出非洲说”，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说”）
吴著豹爱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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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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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o l i a. n e t ＞　　　　　　　　　　　　生存空间的问题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的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些动听的言词又何必去说呢。　　　　　　　　而满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平”、“环保”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恶狠狠地诅咒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认为，西方学者回避谈这两个问题显示出他们的伪善，而中国学者不谈这两个问题则显示出他们的愚蠢或伪善。我看到是一个已经过世了的西方哲学家罗素的话比较真诚，他没有像当代那些伪善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13]（但罗素随后建议“最富忍耐力”、“爱好和平”的中国不要去“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等待白种民族“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互相残杀”，等待“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跨”，则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在当时就不可能，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为，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只是一个软刀子杀头的问题。就这样一点“进步”，还是因为有了核武器，这叫做“恐怖的和平”。对于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小国而言，失去了冷战时代的力量平衡，则又不得不品尝西方列强的硬刀子的滋味了。现在美国人又在搞NMD、TMD等（而我们采取的是鸵鸟政策，说他们没用，怎么会没用？没用美国人会花这么多钱搞？美国人的试验是失败了几次，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套东西绝对会搞成的），这套东西真搞成了，我看又会回到罗素那个用硬刀子的时代。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比罗素那个时代更糟，因为今天的西方列强是联合起来的（所以罗素建议的让我们中国人耐心地等着西方人自己相互残杀、最后全都跨掉的主意是绝对的不可行），中国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所谓“西西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说法，是不过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梦呓而已。这个问题，我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光荣孤立伦”和“太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的背后”两章里已经有相当深入的论述，[14]　　　　　　　　我实在无法像中国的那些主流知识分子那样，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盲目地相信西方人的道德特别高尚。然而，我还是愿意设想一个新的、可以包容世界各民族的世界体系，但我认为，这样一个体系只能产生于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西方人的道德和仁慈。这个体系必须应对我在前面所说的两个基本的问题。这个体系必须实现：（1）自然资源与生存空间分配更平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些鼓吹所谓全球化的学者说，所谓全球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配置生产要素。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这些“自由配置”的生产要素中，为什么不包括劳动力。只有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跨越任何国界、到任何地方自由、平等地居住和工作的地球，才称得上是“全球化”或“地球村”　　　　　　　　（2）民主的世界体系。管理这个世界的机构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共同选举产生，而不是仅仅由美国人选举产生。我认为，当代的西方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虽然有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感情谈论当代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伟大思想家”，但我认为，在现代，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并没有出什么像样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确实还在涌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里自私地谈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伪善地装装“博爱”、麻痹麻痹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虽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迄今为止表现得比西方的知识分子更思想贫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多半将出在中国。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既处于边缘，对于这个星球的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刻的切身体会，又有一定的力量，包括文化的、物质的力量，因而有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和矛盾做深入的思考。　　　　　　　　这里顺便提一下**新闻社16日发表的关于易读者先生质问左派的文章。大意是说：左派并不抽象地质疑强权，而是关注强权归谁掌握，相反，右派并不在乎谁是掌权者，而是关心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现在左派们喜欢谈公平，请从呼吁制约权力始！不敢质疑强权而奢谈公平，我们就应怀疑左派们的诚意。“现在的新老左派在阶级分析的立场上还是有共通之处的，他们首先要问的是，利益，谁的利益？全球化，谁为主导？”我认为，这个质问完全是不公允的。姑且不论左派是否“并不抽象地质疑强权，而是关注强权归谁掌握”，首先，右派也没有“并不在乎谁是掌权者，而是关心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请问，右派质疑过“全球化”的“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右派有任何这一方面的文章。我的观点是，首先，我们当然要“关心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这种关心不仅仅应该包括国内，而且应该包括国际；其次，如果“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一时半会解决不了，我们当然就要“关注强权归谁掌握”，这没有什么错。　　　　三．论尚武精神　　　　 { 枫下论坛 rolia.net/forum }　　　　　　　　当代中国国民精神的矮化，是许多尚且留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痛感到的。如果中国的国民精神永远保持这种矮化的状态，我们中国人不仅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恐怕仅仅是生存都难。由于痛感到这样一种耻辱、这样一种危险，一些年轻人，如文成等人，在网上提出了振兴尚武精神的呐喊。[15]要振兴中国的民族精神，提尚武精神是否全面？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对于许多东西，如果求全责备，那我们就什么也别干了。实际上，求全责备往往是敌人用来打你，不让你说话的一根棒子，他对于自己的观点，则决不会求全责备的。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民族精神极度矮化的情况下，提振兴尚武精神，虽然不一定全面，却是切中要害的。因此，我准备说一说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从人类历史看，能过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　　　　　　　　　　　　虽然我认为应当从广义去理解尚武精神（这我在后面还要谈），但是，谈尚武精神，首先当然还要从它的原始含义去谈。尚武精神的原始含义，当然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而尚武精神的重要性当然也和武力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密不可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民族是否能过上好日子，与其所占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直接有关。而这个世界上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占有，则是由战争决定的。现今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抢到自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国家和民族。白种人今天在世界上仍旧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他们打了胜仗。有些在列强自己互相之间的战争中落败因而丧失了抢夺来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德国人，仍旧靠在战争中的优秀表现过上好日子的。首先，作为白种人的一部分，德国人分享了白种人在战争中夺得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例如，德国人曾大量移民美国，可美国并没有类似于“排华法案”的“排德法案”）；其次，德国虽然在两次大战中战败，但其在战争中及战后的优秀表现却有目共睹（一战后梁启超曾说过：“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因此，取得胜利的西方列强不得不考虑要对其安抚，以免将其再次逼上战争之路。[16]　　　　　　　　日本也不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说一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打败了，败得很惨。这一仗决定了日本进入列强俱乐部，而中国成了一个更加任人宰割的可怜虫，空前庞大的战争赔款的领土割让，几乎铁定了中国后来贫穷落后的命运。这一结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为什么打败了？原因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议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想从一个更直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那时的中国人愿意在武器上多花一点钱，情况会怎么样。大家知道，在中日甲午战争那个时候，要论科技，论军事科技，中日两国是半斤八两，都不怎么样，都得从外国买。这买就要花钱。那么，那时的中国是否花不起日本那么多钱买军舰呢？绝对不是这样。别的不说，《马关条约》（1895年）我们就赔了２亿3千万两（其中3千万两是“三国干涉还辽”时用于赎回辽东半岛的），６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我们又赔了４亿5千万两，合计，７年之内一下便赔掉６亿8千万两[17]——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能没钱买军舰？但当时中国的钱不花在武备上，而花在皇室的穷奢极欲上。据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颐和园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１亿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有这么多钱，中国海军却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中日双方都己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而日本则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皇娘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18]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当时中国绝对是不肯花钱，而不是没有这个财力，这一点从当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判定中国的国力远超出日本之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即使出一些差错，“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19]然而，由于日本肯在武备上花钱而中国不肯，导致了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大大不如日本海军：中国海军的舰只的吨位虽然不低，但航速大大低于日本（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23海里的快船），火炮的发射速度大大低于日本（以五分钟打一炮，对抗一分钟打五炮）。就算中国海军官兵的人员素质比不上日本，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也完全可以购买更好的装备，凭借装备的优势打败日本。结果却是被日本的优势装备打败，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清朝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可难道当时的日本人民有多少政治权力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比中国西化，中国西化不够。可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无论贵族与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于武备而不在于花园（日本皇室的这种追求恐怕并非是因为民主制的制衡。我再声明一遍，我支持民主制，但历史就是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则普遍的缺乏尚武精神，腐败的满清贵族阶层更是早已忘了武备为何物。缺乏尚武精神的结果是有钱也不行，最后被人家抢个精光。缺乏尚武精神，使得中国舍不得花小钱去买军舰，最后只得花大钱去赔款。从投资的角度说，如果当时那笔钱不是投在颐和园上面，而是投在军舰上面，则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笔钱的回报轻而易举地建一万个颐和园，这就是尚武的经济学。当我们到颐和园散步时，我们不要忘记，如果当时不造这个园子而去买军舰，我们今天很可能已是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而南京大屠杀什么的多半不会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地球上现在还幸存的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有优秀表现的种族的后代，在战争中表现过于拙劣的种族，很难留下后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违反“政治正确性”，但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自然界的一个事实。现在西方人往往强调贸易的重要性，强调是贸易，是商船走在了向外扩展的最前列。[20]是的，我承认，一开始也许是商船走在前面，但接踵而来的是炮舰，而商船必须跟在炮舰后面才能有大出息。想想鸦片战争吧！难道英国的商船不是跟在了炮舰后面才赚了中国人的大钱？才能把卖鸦片赚来的黑钱安安稳稳的拿回去？难道美国的商船没有跟在英国的炮舰后面沾光？这里的道理是如此之浅显，可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学者”、“理性者”就是在那里搅和，就是不承认这个事实。西方人不承认这个事实是想蒙我们，中国那些“学者”、“理性者”不承认则是……算了，我不说了。举个粗鄙的例子吧：你就是当妓女，靠卖身赚钱，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否则人家嫖了可以不给钱，甚至把你原来挣的钱抢走。当我看到那些大谈“江南民气柔弱”的好处，讲柔弱和顺从赚大钱的谈论，[21]在觉得也很有道理的同时，我不禁要想到妓女和黑社会这个例子。　　　　　　　　那部在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河殇》，也触及到了中国目前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但它讲所谓的“蔚蓝色”，讲海洋文明，开了个大药方，说了半天只是个经商、外贸。它也责备了中国明朝时尚武精神不够等等，但最后却是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22]而已。　　　　　　　　故此当然会致力于对于国家富强必不可少的国内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高期待，他们对于国内政治的清明有着更为迫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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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费神　　但是还是顶
　　好，重重煽了伪善的汉奸们一个大耳光。
　　中国！
　　中国的青年思想正重新觉醒
　　好像是王小东先生的大作。他的文章我都有收藏，看看有没有第一部分？
　　找到了，是王小东先生大作。原名为《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是一系列文章。本龙将王先生大部分文章收集整理，生成CHM格式电子文档。如有需要的，留下EMAIL。　　　　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之一：开启一个新时代(点计数：1976)
　　 　　　　--------------------------------------------------------------------------------　　作者：王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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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01 士柏咨询网 　　　　
这是我日在香山所做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的纪录。后来做了一些改写和扩展，但就大的方面而言，就是当时所说的那几个方面。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一． 开启一个新时代　　
为什么不用爱国主义而用民族主义？我的回答是，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民族主义更能代表一种新思想、一个新时代。　　
关于语义学的一点看法　　
我在这里首先讲一点我在语义学方面的一点看法。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无语言。什么意思呢？科学需要创新性，而创新的东西意味着用旧有的语言描绘它都不合适，然而，如果不用旧有的语言，人们就无法交流，也就是“无语言”了。实际上，在科学中，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人们在语义之争上花的时间和气力非常多。在选用一个旧有的词汇（我们不能老是造新词，造新词太多人们也就无法交流了）来表达一个新东西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它的字面意义、原始意义，还要考虑它被使用的历史。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呢？因为现在有许多人在“民族主义”这个词汇上争论不休，下了不少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的功夫，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思想和智慧。这种争论遮盖了我们本来在这个词汇下表达得很清楚的内容。有些人如果想掉书袋，那我就劝他们先去好好掉一掉书袋：有一门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学问，叫做普通语义学[1]，大家不妨看一看。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如我以前多次说过，民族主义本是西方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扣在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一些思想头上的帽子。但我为什么主张接过这顶帽子呢（很显然，不可能他们扣什么帽子我们都接）？实际上，我接过这顶帽子是受到很多指责的：一些亲西方的人因此而百般辱骂就不用说了，一些朋友也责备我为什么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现成的、褒义的概念而非要搞出个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回答，因为一方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似乎在各种语言中，爱国主义都是褒义的，民族主义有时却是贬义的。　　
我开头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首先，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及其众多的国内帮腔者，你辩不胜辩，这个帽子你不接也得接，不如就主动接过来，这本身就是对于他们的无端指责的一种蔑视，而去没完没了地分辩“我不是民族主义”，倒是说明你自己心虚了。其次，我曾对一些坚持要我恢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提法的人说过：不是我不想用爱国主义这个词，而是这个词在这些年中实在已经被搞得太庸俗了——还不是因为有“汉奸”整天骂它，而是这些年对于这个词的庸俗使用使得人们一听到这个词就发笑，根本不可能有兴趣去听一听它还有哪些新内容。著名电影演员姜文有一次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2]姜文的谈话是关于他的那部《鬼子来了》的电影的。围绕着这部电影所产生的争议的来龙去脉我并不清楚，但仅就姜文这句话中所批判的打着“爱国”的旗号，却贩卖庸俗、矮化、窝囊、胆怯的垃圾的行为，则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民族主义虽然也是个老词，但在这些年中它很少被使用，很少被使用的老词往往会起到一个新词的作用，人们会耳目一新，会去注意它的新内容，同时，又由于它是老词，人们会第一眼就大致了解其含义。　　
我起初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土气。然而，最近我看到甘阳先生日发表在《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文章，《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深受启发。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1967）中因此曾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　　
我觉得这段话非常好，真正的说出了我模模糊糊想表达却没有表达清楚的意思。有些朋友批评我，说我既然是个民族主义者，何必又事事去到外国人那里找根据？我并非事事都到外国人那里找根据，但如果外国人确实有个非常合适的说法，我又为什么非不去采用呢？更何况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学界的中国人，就是崇拜外国人，就是不肯听别的中国人自己说出来的话，就是只肯听二传、三传来的外国话（如果你自己说自己的话，他们就认为是“不学无术”，你只有完全重复别人的话，特别是外国人的话，他们才认为你有学问，“学界”才会“承认”你），这虽然可悲，却是个现实，顺便用外国人来唬唬他们也是个顺手牵羊的方便之事。　　
这里的关键是民族主义想做一种新的解释，并含有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意思。　　
做开启一个时代的英武的强者　　
我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看到一个署名“亩产万斤”的帖子，里面的内容我很多都不同意，但有一段写的非常好：“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是做开启一个时代的英武的强者，还是做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的文质彬彬的凄怨的灵魂？我的回答是前者。我认为，与其做屈原，不如做刘项。当然，马上就会有人质问：你要开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还说不清楚。我当然说不清楚，如果现在有人说他能全说清楚，那才是骗人。但说不清楚，新的时代就不来了吗？我看一个新的时代一定会来，这一点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我们努力多想想，能贡献一点智慧是一点，这个新的时代就会好一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它就有可能很糟。　　
开启一个新时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恐怕是很急迫了。最近更让我感到急迫的是俄罗斯新总统普京的上台。我听到很多人说普京不过如此，等等，等等。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陷入如此深重的危机之中，除了上帝，恐怕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普京当然要和国内外的各种势力妥协，当然不可能马上把整个颓势翻过来，但他毕竟已经摆脱了前一段俄罗斯主流思想的那种阉者的梦呓。而俄罗斯人民选他上台，说明了俄罗斯人民也摆脱了这种梦呓。也许有人会说，俄罗斯的强大使得我们可以有对付美国一超独霸的一个杠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就表达过这种观点——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确实是这一发展的一个方面，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即中国多了一个威胁。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老话了。俄罗斯的复兴对于中国是福是祸要取决于我们中国人驾驭局势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中国主流思想中的阉者的梦呓，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开启一个新时代。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　　
三、论尚武精神　　
四、精英与平等　　
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之二：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点计数：1831)
　　 　　　　--------------------------------------------------------------------------------　　作者：王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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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54 士柏咨询网 　　　　
一、开启一个新时代　　　　
二． 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认为，从整个地球的角度说，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1） 生存空间的问题　　
（2） 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下面我分别论述这两个问题。　　
生存空间的问题　　　　
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生存空间”这个字眼，似乎也因为纳粹德国曾经使用过而成了违反“政治正确性”的概念，谁使用它，谁就会被妖魔化。当中国的学者有时不得不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使用另外一个词：“人地矛盾”，而这样一种替代，至少在传播学意义上，给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大打了折扣。在这里，我丝毫不想掩饰我对于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那些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不敬。他们写了那么多伪善的书，说了那么多伪善的话，却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曾爆发过多次极为血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记忆犹新。战后，有了那么一种新的论调，说是在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一个抛弃了伪善而真正严肃思考我们这个星球的问题的人决不会同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 　　
所谓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国家或民族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的例子，只限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几个很小、情况又非常特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例子，但日本是靠在战争中打败中国，然后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而获得它的原始资本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就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他们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也恶化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在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时候，宽容、自由和民主难以立足，环境保护就更谈不上了，连文明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资源更多、生存空间更宽敞的地方去。 　　
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我经常看到媒体上，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嘴上都在说西方人多么多么文明，他们坐公共汽车从不乱挤、抢座，他们的街道有多么多么干净，等等。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反驳此类言论的帖子。这个帖子说：美国人从车里往外丢脏物、吐口香糖等等是常事，只不过因为人少，街道才显得干净。对于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曾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居住过，那里的最豪华的百货公司门口夜里常常有人小便，人数还不少，故此白天也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但因温哥华的人口少、自然条件好，它仍旧称得上是北美最干净、最美丽的城市。我敢说，如果让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国这种密度条件下，他们会比中国人更不文明、更肮脏、更破坏生态环境、更窝里斗……，甚至连他们的民主制度恐怕都会变了味。 　　
日本也许是个例外，但日本人是以极度克制自己的个人自由来适应高人口密度的环境的。曾经有一个非常了解日本的文化，因而为日本人所喜爱的朋友（她是中国国籍，但为朝鲜族人，出生于韩国）告诉我：日本人的“规矩”之多，真是外人难以想象，如果并非从小在日本长大，绝对是动辄得咎，而这一切都源于日本的拥挤。因为生存空间的狭小，日本人的生活质量与他们的人均收入及努力程度都不成比例。即使是日本，我们也不要忘记，它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掉了几乎所有近代夺取来的生存空间（但不是全部，比如琉球群岛，原来就是中国的属国，现在还在它手里），但它从中国掠夺的金钱和自然资源帮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子。 　　
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改进自己的行为了，就目前而言，我们就是这个自然资源条件、这个生存空间、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它们，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环境制约因素。这个环境制约因素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生存空间的这个因素。 　　
最近，在英国发生了历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偷渡客死于非命事件。英国海关人员6月19日凌晨在英国南部多佛尔港检查一辆荷兰牌照的卡车时，在集装箱内发现58具（54男、4女）尸体，该批偷渡客来自中国大陆。[3] 　　
类似的新闻我看过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难受。一些西方人，还有一些惯于诋毁中国以取悦西方人的中国人会说，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专制政权”。但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人都明白，虽然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满意，但这些人决不是在“逃避专制政权”，而是在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实际上，那些生存空间匮乏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国民不也在大量的偷渡吗？ 　　
有些人还会说，这些偷渡客并不穷，否则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费用，然而，要知道，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每年有无数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包括劳力、智力、尊严、女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以各种方式谋求进入自然资源不那么匮乏、生存空间不那么拥挤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欧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则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 　　
那些排着长队考托福的莘莘学子们…… 　　
那些甘愿嫁给又丑、又蠢、又穷、又老的外国人的年轻、貌美、聪明的中国姑娘们…… 　　
那些挥舞着生花妙笔为中国人抛弃自己的祖国而赞美、讴歌，描绘着一个外国天堂、外国人天使的文人墨客们……　　
我想说，我都理解。可这些人却不肯说出真相，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真相……但我要指出这个真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存空间的狭小。 　　
所谓中国人往外跑是因为“苛政猛于虎”是不对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中国人不应该出去，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去。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在这里我还想顺便说一句关于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失误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的生存空间的狭小，很多人都是认识到了的，而其根源，则很多人都认为是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失误。我想说的是，仅从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看，仅从这几十年看，这种说法未尝不对，但从世界的角度看，从更长的历史长河看，这种说法就有问题了。在15世纪时，中国的人口已经相当可观，达到1亿至1.3亿，欧洲则只有5000万至5500万。[4]实际上，相对于世界总人口，特别是相对于欧洲人及其后裔，近代中国的人口比例并不是增多而是大大减少的。因此，从世界的角度看，从更长的历史长河看，中国的生存空间狭小，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时代中国人多生了孩子，而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中国人打了败仗，而欧洲人打了胜仗。　　
西方人的伪善　　
根据多维社记者齐文信报道（多维新闻社7日电）：美国移民归化局局长梅斯纳（Doris Meissner）本周访问北京和福建，敦促中国加强边境管制，防止偷渡。就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阎学通说的非常好。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来一直敦促中国对外开放的华盛顿现在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像管制监狱一样来控制边境。阎学通没有重复中国政府的观点。相反，他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拆除障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阎学通说，迁移自由应当看作和言论自由同等重要。“你如果在Ａ国没有言论自由，你至少可以有到另一个国家去享受言论自由。” 　　
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严格控制刚刚放松的边境，重建“竹幕”。如果美国人明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们的祖宗没有抢到我们的祖宗抢到的空间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的地盘，你们就活该倒霉，有能耐你们也来抢，那我们也认了，谁让我们抢不过别人的呢？问题是美国在标榜“人权高于主权”。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那个主权稍往下放一放，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以享受人权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权高于主权”这条原则，那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死。 　　
我想顺便再提一件充分说明美国的伪善的事。最近，世界银行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对中国在青海省重新安置贫困农民的贷款，理由是这个项目会使中国对于历史上属于西藏的地区的占领巩固下来。[5]这是伪善的美国人又一次在剥夺处于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的状态下的贫苦的中国人的人权的例证，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呼吁：“记住这件事”。　　
屈原傻不傻与宋氏姐妹　　
将近100年前，也就是1904年，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蔼龄在进入美国时也遭到了凌辱。1973年，她的三妹宋美龄在她弥留之际，俯在她的脸颊上，听完了她的最后一句遗言：“我竟然终老在这块不曾欢迎过我的土地上，这是诸多不幸中的又一不幸，我始料未及……”1988年，92岁的宋美龄在纽约长岛的别墅中，为大姐百岁诞辰做过晚祷后，便邀她的女友海伦女士一起观看电视节目，当晚恰好演播里根总统卸职的《最后一次演说》。据海伦女士后来告诉电视台来访记者，“素来稳重优雅的蒋夫人，当她听到总统讲‘这就是美国，每个人不分男女都幻想着能给人以希望的美国。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全世界来说就像是一块磁铁，吸引着人们冒被子弹集中的危险，以生命为代价越过柏林墙来到这里；吸引着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乘一叶扁舟渡过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来到这里……’时，蒋夫人竟以耄耋老妇少有的敏捷，按动遥控的电扭掐断节目。看得出她两眼流露出的是一种相当鄙夷不屑的神情——这在我同她交往的数十年中，是很少见的。”[6] 　　
遗憾的是，蒋夫人懂得的东西，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懂了，他们对于在外国人面前受辱已经习惯了，甚至还会觉得挺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那些文人墨客这几十年努力的成效。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这么一段话：“……工厂子弟中有六位尖子生都去了美国，她们的父母也都成了‘美国迷’，1999年清华毕业的高才生（我厂子弟），现在美国，总打电话教他父母学说话，比如，他父亲跟我说：‘中国人实在苕，赚钱是为了吃饭，美国人就是聪明，吃饭是为了赚钱’，我反问他‘那美国人不能赚钱的时候，比如在临死之前，是不是就不吃饭了’？他说：‘等会儿子的电话来了，我问了再回答你’！”[7]这种说法当然不是这位朴实的老工人或他的儿子发明的，而是中国的那些文人墨客发明的。他们比蒋夫人这个在美国受教育，卷入政治后接受美国援助，后来又长期居住在美国，按理说受美国恩惠很多的老妇人的见识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在这里我要补充说一句的是，我说的这些文人墨客中包含许多中国的上层阶级子女，恰恰是他们，受中国、中国人的恩惠最多，却最恨中国、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中的所谓的“精英”，他们去美国当然不会像福建的农民吃那么多的苦，他们觉得至少对于他们而言，这个地球像个地球村了。我在网上看到个帖子，叫做《屈原坏在没出国》，[8]这个帖子举了很多例子，有中国古代的，如孔子、孟子、荀子、商鞅、苏秦、张仪、乐毅，也有现代外国的，如托马斯·曼。按他的观点，屈原是傻透了。我不想在这里评价屈原傻不傻，我只知道，那时中国土地上的秦、楚、齐、赵、燕、魏、韩等，跟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民族国家根本不一样。这些诸侯国基本上没有对于其他诸侯国居民的歧视（偶尔也会下个“逐客令”什么的），语言相通，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种上的区别，绝没有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人们的迁徙也是自由的，没听说要办什么签证。今天的这个世界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中那些智商最高，对美国最有用的人，美国是要的，但充其量也就是让你作技术工具而已，掌权恐怕是不行的。有中国人在美国做到了商鞅、苏秦、张仪、乐毅或者是李斯的位置吗？如果非要把这个地球与先秦时代的中国相比，那也只是针对白种人而言，而且还要把西班牙语系的白种人排除在外。宋氏姐妹是懂得这一点的，而现在的这些中国人不懂了。或者说，他们不是不懂，而是已经丧失了宋氏姐妹的那种自尊心，甘于做下人。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故事。我的这一段文章有朋友在网上替我贴过。有一个反应是“她的自尊是因为她有钱吗? 饿着肚子的时候你还谈自尊？笨蛋！”[9]我想说的是，不少有饭吃，而且饭吃得挺好，可以吃鱼翅、熊掌的当代中国上流阶层，在外国人面前仍是不知尊严为何物。另一方面，如果没的饭吃，表面上的尊严确实是顾不得了，还是吃饭要紧，但内心的尊严并没有什么不可以保持。我在国外遇到过一些从福建、广东出去的农民，我和他们拉过家常，我发现，他们内心的中国人的尊严比那些可以吃鱼翅、熊掌的当代中国上流阶层多得多。　　
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很多中国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生存空间狭窄和自然资源的匮乏。但有些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十分荒唐。张祥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向西方人挑战。挑战什么呢？比比谁消耗的自然资源更少（要是比这个，中国人可赢美国人多了：一个中国婴儿生下来，其一生的自然资源消耗仅仅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并认为这最终会“感动”西方人。[10]再没有什么比这种伟大的“新儒家”（张先生自己标榜是儒家）思想更荒谬的了。张先生应该去看一下美国人写的《文化与进化》一书，这本书明确地说：高级物种与低级物种之间的差别甚至“并不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能量，而在于利用的数量”。[11]张先生的“高招”不仅不可能感动西方人，恐怕反而会招致西方人的耻笑，笑中国人的愚蠢、低劣。当然，张先生会说，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不对的。然而，就算我们同意张先生的价值判断，我们也无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这里我想补充一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譬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对应该采用西方人的观点，而不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我的一位朋友谈到他和一位前高级官员的一次谈话。这位前高级官员认为台湾是可以丢掉的，西藏也是可以丢掉的。当听到西藏也可以丢掉时，我的这位朋友有点担心了，他说，我们中国人也许将来还要依靠西藏喝水呢，西藏不能丢啊。你们猜这位前高级官员说什么？他说：印度也要喝水啊。我听到此，笑着对我的这位朋友说：“那你没有问问他，印度穷人多着呢，他的正部级待遇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印度的那些穷人呢？”记得90年代初，有一位叫赵营波的作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大协调理论”。有一次有朋友把我请了去陪这位作家吃饭，同时聆听他关于“大协调理论”的教诲。我听了半天，似乎是搞明白了。我问他：你说的这个大协调理论，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是羊，西方人是狼，而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这些羊应该主动地让西方人这些狼吃？他回答说，正是这个意思，自然界是个大系统，羊和狼应该协调，羊不应该只考虑自己这个子系统的利益，而应该为整个大系统的协调作奉献。我回答说，对不起，我这只羊即使打不过狼，也要试着逃跑，决不肯为了你的那个“大系统的协调”白白送给狼吃。中国老是有这么一些所谓“世界主义”的“高尚人士”，非常乐意慷其他中国人之慨来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思想开放”、“绅士风度”、“博爱人类”，等等。但是，且慢，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行不行？嘿嘿，那可不行，他自己个人的东西可一分不能少！ 　　
索尔仁尼琴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倾塌的俄罗斯》。我不懂俄文，故此无法阅读，但我看到了网上对于这本书的介绍。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对于自己的民族利益丧失防卫意识，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前苏联某些政策或意识形态长期影响的结果，比如，对所谓的沙文主义的不断批判，诸多不尽合理的民族政策，关于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幻想，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地淡化，整个民族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当然，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社会主义国家僵化的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过早地空想世界大同（比现在的美国人鼓吹地球村要早得多），又一个劲地批民族主义，这些作为一种理想也许是崇高的，但距离现实太远，在现实中反而会被“劣币”所淘汰。　　
西方人则从给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开始就讲争斗。我记得我打微软的《帝国时代》那个电子游戏，怎么也打不好，而一个十岁的孩子却打得非常好。我问他诀窍在什么地方，这个小孩子告诉我，他已经悟出来了：关键不在于自己发展，而是不让对手发展。就这么一个小孩子，玩玩西方人制作的电子游戏，就会自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能说这些游戏不反映西方人深层的心理意识？当然，西方人也讲自由、平等、博爱等，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故此有免疫力。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思想中，虽然也有不同思想的斗争，但在一个时段内，往往是其中的一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思想大致上是一元的，故此没有免疫力。　　
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为少数不了解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人所决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一个专制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说到；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说，则是美国和西方强国俱乐部的霸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自由主义与霸权”一章里已经有较为深入的解说，[12]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极为欣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类似罗马人的、和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制，统治种族的民主投票可以决定消灭奴隶种族。我认为，中国人的命运不能为另一群人所决定，即使他们是通过民主程序作决定的，因为在这个民主程序中，没有中国人的参与。这是我与中国的那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从世界普遍公正的角度设想一下国际秩序　　
生存空间的问题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的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些动听的言词又何必去说呢。 　　
而满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平”、“环保”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恶狠狠地诅咒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认为，西方学者回避谈这两个问题显示出他们的伪善，而中国学者不谈这两个问题则显示出他们的愚蠢或伪善。我看到是一个已经过世了的西方哲学家罗素的话比较真诚，他没有像当代那些伪善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13]（但罗素随后建议“最富忍耐力”、“爱好和平”的中国不要去“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等待白种民族“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互相残杀”，等待“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跨”，则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在当时就不可能，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为，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只是一个软刀子杀头的问题。就这样一点“进步”，还是因为有了核武器，这叫做“恐怖的和平”。对于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小国而言，失去了冷战时代的力量平衡，则又不得不品尝西方列强的硬刀子的滋味了。现在美国人又在搞NMD、TMD等（而我们采取的是鸵鸟政策，说他们没用，怎么会没用？　　　　
三、论尚武精神、四、精英与平等、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之三：论尚武精神(点计数：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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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启一个新时代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　　　　
当代中国国民精神的矮化，是许多尚且留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痛感到的。如果中国的国民精神永远保持这种矮化的状态，我们中国人不仅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恐怕仅仅是生存都难。由于痛感到这样一种耻辱、这样一种危险，一些年轻人，如文成等人，在网上提出了振兴尚武精神的呐喊。　要振兴中国的民族精神，提尚武精神是否全面？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对于许多东西，如果求全责备，那我们就什么也别干了。实际上，求全责备往往是敌人用来打你，不让你说话的一根棒子，他对于自己的观点，则决不会求全责备的。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民族精神极度矮化的情况下，提振兴尚武精神，虽然不一定全面，却是切中要害的。因此，我准备说一说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从人类历史看，能过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　　　　
虽然我认为应当从广义去理解尚武精神（这我在后面还要谈），但是，谈尚武精神，首先当然还要从它的原始含义去谈。尚武精神的原始含义，当然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而尚武精神的重要性当然也和武力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密不可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民族是否能过上好日子，与其所占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直接有关。而这个世界上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占有，则是由战争决定的。现今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抢到自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国家和民族。白种人今天在世界上仍旧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他们打了胜仗。有些在列强自己互相之间的战争中落败因而丧失了抢夺来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德国人，仍旧靠在战争中的优秀表现过上好日子的。首先，作为白种人的一部分，德国人分享了白种人在战争中夺得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例如，德国人曾大量移民美国，可美国并没有类似于“排华法案”的“排德法案”）；其次，德国虽然在两次大战中战败，但其在战争中及战后的优秀表现却有目共睹（一战后梁启超曾说过：“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因此，取得胜利的西方列强不得不考虑要对其安抚，以免将其再次逼上战争之路。　　　
日本也不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说一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打败了，败得很惨。这一仗决定了日本进入列强俱乐部，而中国成了一个更加任人宰割的可怜虫，空前庞大的战争赔款的领土割让，几乎铁定了中国后来贫穷落后的命运。这一结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为什么打败了？原因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议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想从一个更直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那时的中国人愿意在武器上多花一点钱，情况会怎么样。大家知道，在中日甲午战争那个时候，要论科技，论军事科技，中日两国是半斤八两，都不怎么样，都得从外国买。这买就要花钱。那么，那时的中国是否花不起日本那么多钱买军舰呢？绝对不是这样。别的不说，《马关条约》（1895年）我们就赔了２亿3千万两（其中3千万两是“三国干涉还辽”时用于赎回辽东半岛的），６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我们又赔了４亿5千万两，合计，７年之内一下便赔掉６亿8千万两　－－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能没钱买军舰？但当时中国的钱不花在武备上，而花在皇室的穷奢极欲上。据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颐和园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１亿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有这么多钱，中国海军却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中日双方都己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而日本则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皇娘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　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当时中国绝对是不肯花钱，而不是没有这个财力，这一点从当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判定中国的国力远超出日本之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即使出一些差错，“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　然而，由于日本肯在武备上花钱而中国不肯，导致了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大大不如日本海军：中国海军的舰只的吨位虽然不低，但航速大大低于日本（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23海里的快船），火炮的发射速度大大低于日本（以五分钟打一炮，对抗一分钟打五炮）。就算中国海军官兵的人员素质比不上日本，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也完全可以购买更好的装备，凭借装备的优势打败日本。结果却是被日本的优势装备打败，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清朝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可难道当时的日本人民有多少政治权力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比中国西化，中国西化不够。可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无论贵族与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于武备而不在于花园（日本皇室的这种追求恐怕并非是因为民主制的制衡。我再声明一遍，我支持民主制，但历史就是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则普遍的缺乏尚武精神，腐败的满清贵族阶层更是早已忘了武备为何物。缺乏尚武精神的结果是有钱也不行，最后被人家抢个精光。缺乏尚武精神，使得中国舍不得花小钱去买军舰，最后只得花大钱去赔款。从投资的角度说，如果当时那笔钱不是投在颐和园上面，而是投在军舰上面，则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笔钱的回报轻而易举地建一万个颐和园，这就是尚武的经济学。当我们到颐和园散步时，我们不要忘记，如果当时不造这个园子而去买军舰，我们今天很可能已是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而南京大屠杀什么的多半不会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地球上现在还幸存的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有优秀表现的种族的后代，在战争中表现过于拙劣的种族，很难留下后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违反“政治正确性”，但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自然界的一个事实。　　
现在西方人往往强调贸易的重要性，强调是贸易，是商船走在了向外扩展的最前列。　是的，我承认，一开始也许是商船走在前面，但接踵而来的是炮舰，而商船必须跟在炮舰后面才能有大出息。想想鸦片战争吧！难道英国的商船不是跟在了炮舰后面才赚了中国人的大钱？才能把卖鸦片赚来的黑钱安安稳稳的拿回去？难道美国的商船没有跟在英国的炮舰后面沾光？这里的道理是如此之浅显，可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学者”、“理性者”就是在那里搅和，就是不承认这个事实。西方人不承认这个事实是想蒙我们，中国那些“学者”、“理性者”不承认则是……算了，我不说了。举个粗鄙的例子吧：你就是当妓女，靠卖身赚钱，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否则人家嫖了可以不给钱，甚至把你原来挣的钱抢走。当我看到那些大谈“江南民气柔弱”的好处，讲柔弱和顺从赚大钱的谈论，　在觉得也很有道理的同时，我不禁要想到妓女和黑社会这个例子。　　
那部在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河殇》，也触及到了中国目前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但它讲所谓的“蔚蓝色”，讲海洋文明，开了个大药方，说了半天只是个经商、外贸。它也责备了中国明朝时尚武精神不够等等，但最后却是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　而已。　　
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　　
说到这里，我已经能够想到那些“聪明人”又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来驳斥我。比如说，近、现代西方在军事上的强大不是因而是果，是西方文明“开放”、“自由”、“科技发达”，乃至“人道”、“尊重生命”的结果。　是的，是的，这些话也许都对。果有因，因还有因，但这些因，最后还是可以归结到军事强大，从而为本民族、本种族谋得好的生存条件。况且这里还有两点：第一，这些“聪明人”总是闭口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那就是尚武精神，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对自己的要求很低，能混日子就行，很难在科技、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方面对自己提出高的要求，而没有高的要求，又何能实现高的目标呢？第二，果也可以倒过来为因：譬如近、现代以来，科技发达对于军事强大极为重要，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科技于军事，以强大的军事来夺取资源，再回过头用于科技，则可是科技进一步发达，这时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军事强大是科技发达之因。　　　　
尚武并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　　　　
我在说了前面这些话之后，已经可以想到会有什么样的脏水会泼过来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更聪明、更诉诸人们切身利益的攻击：说是要把老百姓吃饭的钱糟践在没用的大炮上（其实，就算是糟践在大炮上，也比让中国的暴富阶层糟践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要强），等等。这些帽子很大，我说不怕是假的，我实在是怕这些帽子的。然而，对于那些如此仇恨和害怕中国人保存任何刚毅精神，企图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弱化到柔媚至骨的人，我想来想去，实在是无法令他们不泼脏水，令他们满意。因此，就让他们骂去好了。还有一些人则说，中国目前打不过人家，你要想清楚。记得大约七年前（1993年），在一次会上，我和其他一些人表露了一点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点点，而且那时中国似乎还没有什么人自认是民族主义者，我也没有），李慎之先生便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些娃娃要想跟美国人动拳头胳膊可不够粗。”我当时笑道：“我们不是娃娃，我们没想主动和美国人动拳头。”其实，我没有什么想不清楚的。这些人老是把别人想的那么傻（但这些人比前一种人好一些）。我讲生存空间问题是客观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并没有主张我们现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扩展生存空间。我讲列强因尚武而过上了好日子，中国因不尚武而落到后来倍受欺凌的地步，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于是有人又说这种“历史长河观，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没什么作用”　，但这真是奇怪了：那些向西方人献媚的人骂中国人可以骂到原始村落时代，好一帮人都说好得很，意义大得很，我总结一下这么晚近的历史教训就“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没什么作用”了），总结历史经验不等于简单地去把历史上的事再补回来，再重新打一仗，事过境迁，很多事情是补不回来的，这些人大可不必着急。但分析中国实际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总结中国不尚武的历史教训，当然是有用的。只有认识清楚了问题和教训，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国人才有可能避免进一步丧失生存空间（不是有很多外国人和中国人急着进一步剥夺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吗？不是有许许多多的“N块论”出现吗？），才有可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新机会。除此之外，尚武是为了振兴中国目前确实十分矮化的国民精神。　　　　
一位网上作者文成认为，尚武是意志平台，他写道：　　　　
尚武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吗？（甚至尚武能当钣吃吗？）这是尚武质疑者的典型诘难。　　
如果尚武仅仅要求每个人左手拿刀，右手持棍“雄纠纠，气昂昂”地耍弄一番，大概除了热闹之外，唯一的正面功能也许是能强身健体，如果我们提倡的尚武是这个样子、这个层次、这个水准，那尚武不提也罢。　　
尚武是精神指向，它是文化的内核，至少是内核之一，或者说尚武为精神、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意志平台－－它是基础，它是底蕴，它是器更是道。　　
尚武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正如只有航母平台没有飞机，那平台又有何用？反过来，光有飞机，没有平台，飞机何以立足？　　
我们今天提倡尚武，意在构建意志平台。作为具有强大历史惯性的理学，不仅摧毁了器，更阉割了中国人先秦，汉唐的雄风，－－我认为它摧毁了中国人的意志平台。　　
如果尚武只与战争有关那是军人们的事，我们大可不必瞎操心，但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风气如何，或早或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军队，很难想象在一个颓废糜烂，腐败成风的社会的基础上，会产生一支雄风锐意如钢似铁的军队。　　　　
另一位网上作者风满楼则有如下认识。　　　　
重复一万句尚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可为什么还是有人要把它说成说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呢？　　
首先，尚武一说跟中国民族的危机意识是一体的。一些知识分子清静惯了，对于这个危机意识根本不爱听。……他们怕尚武，就是怕听危险，就是怕这些危机的信息破灭了他们的清梦。　　
其次，尚武是跟权贵阶层过不去。部分原因与上述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尚武是对这些人既得利益的最大破坏。这些人有个毛病，就是王小东说的，“数小钱的习惯”，且数的还是个人的小钱。一提尚武，因为过于留心自己的利益，他便极端了，根本不管你的用意，就认为是要搞军备，就认为是要和人家打仗，他能乐意吗？……要是让这国家尚了武，万一刀兵动起来，还不得捐个十万百万的，还不一定能赢，真因此把美国人惹火喽，连锅端，他的辛苦不都白费了吗？所以，尚什么武呀？全国人民没事就找乐子才好呢。　　
还有，尚武是跟美国过不去。这更不用说了。　　
所以，他们就简单化，凭你一千张嘴说尚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他们还是偏要说你就是拿着大刀片子胡抡，就是见外国人就杀，就是以拒敌于千里之外为名行闭关锁国之实。　　
那么，尚武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它可能什么都解决不了，但它是现实之下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具有的能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精神基础：是解决民族精神矮化的必要条件，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是提高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必要条件，是捍卫中国人生存空间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这些网上作者对于尚武精神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因而引用于此。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几点。不过我要事先声明：一是我也讲不全；二是我不大会编“N字经”，我很羡慕那些会编“N字经”的人，因为这种技巧非常有利于传播思想，但我不会，故此说出来很可能楞楞坷坷。　　
（1）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当然要包括这个民族对于武备的重视。我认为这一点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对于现实政策的影响，我认为，鉴于现代科技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尚武意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而且是真正的、扎扎实实的科学技术，不是那些搞花架子的什么“知识英雄”之类，因为尚武精神来自战争，在战争中搞花架子就意味着失败。　　
（2）尚武精神意味着不向任何强权低头，意味着不依附于别人，意味着自尊自强，意味着敢于战胜困难、敢于战胜敌人、意味着除强扶弱。我曾经说过，商人也可以尚武：我举的是索尼的例子。索尼的已故总裁盛田昭夫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回忆。　　　　
布诺瓦公司的人很喜欢这种收音机，他们的采购经理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真想进点货。就买十万台吧。”十万台！我大吃一惊。这个订货数量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价值是我们公司全部资产的好几倍。我们开始商谈细节，他告诉我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把布诺瓦的名字印在收音机上。我的脑子转得飞快，绝对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我曾发过誓，我们决不当其它公司的原设备制造商。我们要靠自己产品的实力为公司创造自己的名牌。我告诉他，我还要与公司再商量一下。接着我把这笔生意的大致情况发回东京。答复是：“接受订货。”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也不喜欢这个答复。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拒绝。我们不能用他人的名字生产收音机。当我回到布诺瓦公司再去见那个人时，刚开始他好像并没有认真地对待我。我怎么可能拒绝这样的订货？他认定我会接受的。但是看到我并不为之所动，他干脆长话短说：　　
“我们公司的牌子是花了五十年功夫才建立起来的名牌，没有人听说过你们的名字，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的呢？”　　
我懂得他在说什么，但是我有自己的观点。我回答说：“五十年前你们的牌子也和我们今天一样，不为人知。我把新产品带到这里来，现在我要为我们的公司将来的五十年迈开第一步。再过五十年，我可以向你许诺，我们的公司将会与你们今天一样有名。”　　
我对这个拒绝OEM（原设备制造商）订货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个决定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自豪，尽管当我回到东京向井深和其他负责人谈起此事时，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我干了一件傻事。我当时就说过，从那以后也经常说：“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中最好的一个。”　　　　
我认为，盛田昭夫在此事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当代中国商人有这种精神（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有个别当代中国商人似乎有点尚武精神，但还需要观察。其实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这是不是当代中国迄今没有几个在世界上值得称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个原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