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中媒体和民调为什么都错了
　　今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主流媒体和主要民调机构的预判,几乎无一漏网地错了。大选过程中,笔者在华盛顿屡屡目睹美国主流媒体影响力的衰退。在没有媒体门槛的社交媒体平台面前,它们就像笨拙、软弱的小孩,四面八方都遭遇一堵堵风墙、浪墙、音墙。
　　大选结果进一步沉重打击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和民调的脸都被打得很肿——以《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为首的主流纸媒、以准确性强著称的知名民调网站,都在大选投票日早上给予希拉里70%～90%的获胜概率。现在,它们不得不顶着红肿紫胀的脸,忍住羞辱痛苦的情绪,从选举结果一点点往回捋,寻找自己为什么错了。
　　对比分析选前民调和选举数据,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媒体和民调机构对特朗普和希拉里各自的选民基础,对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区域的选民的投票倾向等,没有发生明显偏差。但是,选前民调普遍高估了族裔多元化程度对大选的影响,低估了白人尤其是白人蓝领的投票热情,同时又高估了少数族裔特别是西裔的投票率。选举数据表明,白人在投票选民总数中占比69%,少数族裔占31%。58%白人把票投给特朗普,而74%的少数族裔支持希拉里。
　　8日夜,选举结果尚未明朗,《纽约时报》已在惊呼,投票的白人蓝领数量大大超过预期。这次大选,73%的白人蓝领男性和63%的白人蓝领女性都投票给特朗普,这对他以1%的微弱领先优势赢得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摇摆州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需指出的是,特朗普不仅在白人蓝领中获得压倒性优势,也赢得属于精英阶层的多数富裕和受到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的选票。希拉里仅在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白人女性中获得51%票数的微弱优势。从族裔角度看,这是一场白人决定结果的选举。《纽约时报》分析称:“白人选民的独特联盟使特朗普获胜”。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媒体和民调失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场美国百多年来“最丑陋、最分裂”的选举,造成希拉里和特朗普支持者强烈的情绪对立。大量支持特朗普的“沉默的投票者”没有在民调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此外,在手机普及、社交媒体勃兴时代,仍在部分使用拨打固定电话抽样调查的民调是否与时代脱节?对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是否关注不够?都是民调机构的反思话题。
　　民调有民调的错误,媒体有媒体的责任。大选结果引发了美媒对“数据新闻主义”的质疑。数据分析能否反映人们的真实心理和社会氛围?能否辨析这些心理和氛围的微妙差别?毕竟,数据学仍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作为媒体,忽视实地采访的观察体验,盲目相信预测人类社会行为的数据分析,难免不被结果“打脸”。
　　上半年两党预选阶段,中西部铁锈带白人蓝领对特朗普的强烈支持,使特朗普以措手不及的速度锁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时,《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不得不“自食其言”——吃掉了自己预言特朗普必输的专栏文章。大选出口民调出炉之夜,有美媒自问:为何我们又犯了和预选阶段同样的判断错误?为何我们没能发现铁锈带白人蓝领对特朗普的支持力量如此强大?
　　实事求是地说,特朗普在预选阶段异军突起后,美国主流纸媒对铁锈带白人蓝领进行了大量“下基层”采访报道,详细分析了大量相关个案。这样的报道一直持续到大选投票日前日。他们看到这些白人蓝领如何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进而成为特朗普的“铁仓”,感知到这些白人蓝领源于自身境况而产生的失落、不满和愤怒,其原因探析与选举结果并无大的偏差。
　　但回过头看,显然,美国主流媒体没能根据大量现场采访形成对整体形势的正确认识,严重低估了“沉默的特朗普选民”数量,也严重低估了白人蓝领“集体愤怒”在大选投票日爆发的威力。这种误判,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民调。
　　坦率地说,这不仅仅是美国主流媒体犯下的错误。曾走访过三个铁锈镇的笔者自己,虽然在特朗普选情最低落时,也在分析中指出如果出现重大意外和“沉默支持者”大爆发,特朗普仍有胜选机会,但对“沉默选民”大爆发概率究竟多高,并没有认真思考,对采访见闻中高频出现的选民“不愿表态”现象,没有足够重视。
　　美国大城市一向是民主党票仓,特朗普支持者更多分布在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纽约时报》执行主编Dean　Baquet在反思时说,作为以大都市纽约为大本营的新闻媒体,必须更好地深入整个国家,与更多背景不同的民众交谈接触,“提醒我们自己:纽约不是真实世界”。NBC新闻主播Tom　Brokaw在探究媒体为何对投票选民多元化结构估计过高的原因时也指出,主流媒体大都位于沿海大城市,视野受到局限。CBS新闻台也是被特朗普点名批评对他的报道充满偏见的美国主流媒体之一。其负责人David　Rhods认为,把媒体和民调预判错误归咎于媒体“偏袒偏见”,是过于轻率的结论。
　　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经常充斥偏袒偏见,民调机构也不时传出和利益集团联手,通过问卷设计、抽样数量等人为影响民调结果的丑闻。但如果认为仅仅“民调弄虚作假、媒体偏袒偏见”,就能把它们对选举结果误判的原因“鉴定完毕”,那美国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的反思,就没有必要予以关注了。从同样的动机逻辑出发,那不过都是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给自己找场子。
　　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选举史上赢得普选票但输掉选举的第五人。她对自己失败的总结是:“美国的分裂程度,超过我们的设想。”(徐剑梅)
[责任编辑:《纽约时报》为什么支持奥巴马——美国大选中媒体和政党的关系--《青年记者》2009年19期
《纽约时报》为什么支持奥巴马——美国大选中媒体和政党的关系
【摘要】：正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也是一场媒体战,所有的媒体都会对选情做跟踪报道,特别是美国的报纸,一般会在大选日之前的两到三周在社论中表明自己编辑部的立场,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
【作者单位】：
【分类号】：G2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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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由富人的钞票控制一部分，穷人的选票控制一部分。成功率是看如何把富人的钞票转化成选票…[] []
本期嘉宾档案
? 《世界华人周刊》总编，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著名网络评论人、作家
讲座信息：
[上期回顾]：
原则上讲美国大选是“谁的资金多谁赢”，但是，社交媒体的发展打破了美国财团对美国选举的垄断…[]
如果以网络民主代替所谓的党内民主，精英民主，中国可能会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路，这是很重要的…[]
“直接民主”在希腊时才有，现在世界上没有“直接民主”，ICT技术继续发展下去有没有可能发展到一人一票、直接民主？
美国与20年前在美国完全不一样，现在美国人见到中国人很看重，非常推崇我们的经济模式甚至推崇我们的政治模式…[]
讲堂185期实录 杨恒均 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大选
"美国的民主是穷人的选票和富人的钞票"
杨恒均：2008年奥巴马竞选成功后颠覆了一个概念。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的民主是穷人的选票和富人的钞票》。美国的民主由富人的钞票控制一部分，穷人的选票控制一部分。成功率是把富人的钞票转化成选票，怎么转化？拿到富人的钱后拼命打广告，给穷人好处，穷人有权利投票，美国选举是这样来的。由此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奥巴马当时选举时很年轻，没有多少资历，但他利用社交网站成功竞选。我所认识的华盛顿研究人员全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研究来研究去就忘了研究十八岁以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网站上的一些逆反心理：就是要投奥巴马，奥巴马“change”我就是要“change”。
其实2008年奥巴马被选上有很大偶然性。2012年共和党也学会用社交网站，用得也不错，但还比不过奥巴马。在这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罗姆尼是什么人？他代表华尔街，罗姆尼管理的资产有60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才700多亿美金，罗姆尼有600亿是真正的富人。如果往回走二十年、三十年会发现美国其实没有一个富人走出来，罗姆尼是第一个。这与共和党的反弹，即奥巴马上任后推动很多东西都是为了穷人着想，有点接近于社会主义有关。
罗姆尼上去后作为富人代表得到了很多富人的支持，包括中产阶级，因为罗姆尼竞选承诺不给中产阶级加税，典型的说法是“我们不能拿富人的钱来支持这些穷人，穷人得好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这个星期以前奥巴马和罗姆尼的支持率相持不下。昨天我跟英国驻华大使一起吃饭，他刚从北京来几天，他说美国驻华大使告诉他不知道谁会当选。这对一个大使来讲是很少有的。
"社交媒体兴起打破了美国财团对美国选举的垄断"
杨恒均：现在的问题是，华尔街的大佬们都捐钱给罗姆尼，奥巴马还是靠这些网民每个人捐5美金。奥巴马以这种方式进行。原则上讲美国大选是“谁的资金多谁赢”，所以有人经常攻击他们是“金钱选举”。但他们没想到金钱的多少也代表民心，钱给的都是自己支持的人，不会给自己不支持的人。
今天讲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站，但为什么不讲互联网？我们叫互联网，但在美国一般不叫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包括很多：新闻、评论、论坛等。在以前没有社交媒体，没有Twitter，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时我们都讲互联网，原因很简单，美国互联网的功能不是那么大，美国新闻基本上是平面媒体、电视，他们没有“平面媒体不自由、互联网更自由”的说法，所以是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一对一，是我跟你交流与互动，这点在后面我会特别强调中国的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的最大不同――没有人在美国讲社交媒体是什么，互联网民主很少讲。他们讲互联网民主是讲中国，这是我今天的主要观点。
美国互联网没有改变美国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更没有对民主的内核和精神有任何挑战和修正。但它透明、互动、及时性以及草根“潘俊钡奶匦源蟠筇嵘嗣拦拿裰髦柿浚裰鞯氖俊⑿问健⒛诤嗣还叵怠年社交媒体的发展打破了美国财团对美国选举的垄断。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比如美国民主我很少批评，在美国我会批评美国民主，跟朋友们在一起都会批评。在国内我不会批评，因为中国还没有民主。我一到美国他们就很羡慕中国农村没肉吃的日子，因为那可以减肥。我说你不知道真实。我讲美国民主发展的现状，媒体基本被大财团垄断，电视、报纸也被大财团垄断，但这并不代表百分之百支持奥巴马，如果报纸这样做会立马被干掉，因若奥巴马失败，你的报纸就会没有人买。但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兴起，给了奥巴马机会。
"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走向"
杨恒均：1992年克林顿与老布什进行选举，克林顿骂老布什“你拥抱了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他如果放弃后，就是要和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进行战争。这是克林顿的话。克林顿上去后强硬了两年，1996年、1997年我在美国，那时候正好对中国进行战斗（在西藏），紧张到真的要打仗了，真的要擦枪走火了。但克林顿在最后两年建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建立后，2000年大选小布什卷土重来，开始攻击克林顿――你要跟独裁者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说我们跟中国是竞争关系。后来小布什上台。我们知道老布什是最近三、四十年来最失败的总统。美国总统失败的标准是只干一届，一定要干两届才行。所以奥巴马如果现在竞选失败了，那一开始不当总统还光荣一些，所以老布什很难受，他当了四年就被克林顿打下了。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实现‘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
杨恒均：回头看台湾、韩国的民主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城市化到70%，中等人口占绝对多数时就会出现。为什么？因为一人一票不会像薄熙来那样分割我们的财产。在座各位都会害怕谁来分割我们的财产。互联网的互动性在美国闹出很多笑话，一个大明星为罗姆尼的竞选造势，在旁边摆一个空椅子，这个椅子是奥巴马，批评的时候就批评奥巴马，讲了很长时间，说奥巴马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如果在没有互联网只有电视的时代，造成的影响会很大。为什么？因为你用了半个小时，又是大明星在电视上如此攻击我们总统，会失掉很多分。结果在这个大明星还没有讲完时，美国整个互联网全是这个大明星的新闻。这个人的粉丝更多。不过奥巴马的团队也马上在旁边摆一个椅子，说总统的椅子一定有人坐了，不要再玩过了。非常有意思，互联网上的互动性马上可消除你对我的攻击。
"在中国，如何以网络民主代替精英民主？"
杨恒均：中国的网络民主，简单说网络在中国。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网络就是一种互动交流，让总统候选人拿到平时在网上看图像的一些年轻人把信箱送到我这边来；不想捐款的，给你做好程序让你按钮就能捐款。这样的话你肯定会捐，而且只有5块美金。不想捐钱的人是因为跑那么远捐嫌麻烦。网络民主在中国是网络建起的一个平台，你只要会打字会说就可以，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公众参与，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培养，大家在网络上越来越有素质，关心一些公共事件。
第三个阶段是网络投票和实行网络民主。美国不叫“网络民主”。原发性民主是美国、法国、英国、欧洲经过几百年发展而成的。中国后来的民主都是后发性的民主，这个民主有一个特点，即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后发优势是什么？是民主全部代表化，世界上的民主全都有了，你想Copy谁就Copy谁，不好的、好的你都知道，这样使我们有了选择，不好的就避免掉。但有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是什么？民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成熟的过程。美国民主在230年以前是什么样的民主？是投票权人数不到1/5的民主，这是什么民主？但美国经过一个漫长过程慢慢发展到今天。中国现在民主的后发劣势是什么？――是现在没有人敢说，我们像美国一样吗？不像，我们是有钱的董事长才能投票。
"网络民主代替所谓的党内民主、精英民主，中国可能会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路"
杨恒均：最后，大家都在问中国的政治改革怎么走。昨天我们在聊天中就说，现在每个人都在说改革，中央在说，一个党校的副校长说我们勇敢地说政治改革，就要说改革，每个人提改革，我们也提。但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很少有人提具体怎么改革，改革往哪儿改？我觉得我们的改革毫无疑问是法治、自由、民主，我用了一个词“立即实行法治”，就说我们下一届领导人上来后完全可以立即实行法治，这是什么意思？法治根本不用等待，不能等待，法治非常容易实行，我们的法律基本完善，宪法也有，我们实行法治的唯一障碍是我们统治者、制定法律者必须把自己放在法律框架之下，只要把这个解决了，中国就是法治国家。当然这同我们的宪法有点冲突，但我们现在不需要把每个东西都明确，有时候模糊一点往前闯有好处。宪法规定党一定是在法律之上，是领导宪法、领导法律的。我有时候想，我们党、党中央在法律之上，是历史造成的，对此我认了，但你能不能在中国实现法律的时候不要把每一个地方的党的领导都放在法律之上？一个皇帝我们能接受，但成千上万的皇帝在法律之上就没法法治了。
第一步立即实行法治。第二步不懈追求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但不能强迫那些不想自由的人去追求自由。第三一起走向民主。&&杨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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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潘登：2016美国大选的媒体启示
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外交研究所副所长
关键字: 美国大选新媒体特朗普特朗普获胜特朗普当选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登】
2016年的美国大选不仅是一场政治大戏，也是一出媒体启示录。它宣告了精英话语在专业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失败。
从专业角度来说，本次选举过程中为精英代言的主流媒体由政治站队导致的倾向性报道和评论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大多数西方新闻教材都将“公平、公正、客观”奉若圭臬，由此引申出诸多技术操作和职业伦理，谓“新闻专业主义”。此次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大部分美国主流媒体站队急切，在报道操作上大量违背专业标准；嫌观点叫嚣力度不够，就用虚假民调来凑；甚至在最基本的业务——用词上都抛弃了大众传播媒体的道德责任，有时近于骂街。
“不公平、不公正、不客观、不专业”是此次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大选的突出特点，也是它们留给未来媒介和传播研究者的重大负面遗产。
所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特性分界和传播效果在本次政治事件中也失效了。
特朗普引发社交媒体的“反特朗普”狂欢（图片来自脸书）
新媒体本是作为传统媒介权力的破坏者出现的。它以去中心化、低审查和高速、多元的信息流动为突出特点，因此，伴随着博客的出现，有了风靡一时的“草根新闻”现象。正常的预期是：被主流媒体遮蔽的意见会在社交媒体上自由体现并进入舆论，进而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一种“声音”。
但在公共领域被严重侵蚀的情况下，此次大选中社交媒体上信息与意见的极端二元化几乎与主流媒体毫无二致，因此，互联网上大量支持特朗普的声音被主流媒体有意忽视也就顺理成章了。社交媒体本身蕴含的人际传播特性反而消解了有价值的信息，放大了信息流中的噪音，进而借助人际圈子形成病毒传播效应，导致公共领域的彻底撕裂。
一对夫妻……
其实，“新媒体”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没有新的“媒体”，只有新的“媒介”。离开学术范畴的名词纠缠，在真实的社会中，只有新的“媒介权力”才会对“传统媒体”形成真正的挑战。此次美国大选证明了，之前学界和业界广泛认为的“新媒体”对议程、对舆论、对受众的种种“革命性启示”很可能是不全面的，对互联网时代媒介演进的外部性认识是不足的。
从社会层面来说，精英话语和民众呼声的差距大到足以撕裂国家。此刻，回看美国标榜自由主义的主流媒体报道，这个巨大的差距甚至有了些喜剧效果。美国的自由主义媒体用几十年的时间把“政治正确”教条化、神圣化，使之成为不可辩论、不可触及的“真理”，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捆绑，导致“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化。
美国主流媒体自认为政治正确的定义者，同时又是政治正确的鼓吹者和报道者，造成媒体身份错乱，严重侵蚀公共领域，损害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言论自由只属于有话语权的精英，而普通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表达不满的时候，“民粹”、“种族主义”等坏标签纷至沓来，让人不敢公开表达对自己生活和周遭环境的关切，因此他们索性不说话。
媒体把美国的中坚阶层变成了在言论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自由主义话语曾在冷战模式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对外发挥了巨大作用，谁曾想有朝一日这个话语体系会和美国国内的“百分之一”精英合流，成为垄断言论，损害美国“核心价值”的主力！
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
由此不难看出，媒体操作和话语建设不能脱离其所在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存在，不然会引起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甚至是灾难。国内事务国际化和国际事务本地化早已是全球治理的巨大挑战。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界限日趋模糊。随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参与度也将越来越深。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主体性去应对以自由主义为主的西方话语霸权引发的话语“引力场”问题呢？
如果将西方话语霸权比作一个有巨大质量和引力的“黑洞”，那么在它附近一定距离内经过的光线会被其吞噬，即便没有被吞噬，也会被其引力所吸引，产生光路的变化，不自觉地向黑洞靠拢。在黑洞前方的观众眼中，光线不是笔直的，而是沿着黑洞的轮廓弯曲。如果我们把形变作为美景和事实去追寻，最后恐怕会落入“黑洞”而无法自拔。
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又何尝不是如此。“言必称西方”的日子早该过去。放眼世界的最终目的是回归中国。这就把符合中国政治和社会实际的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和发展问题摆到了突出位置。
传播学源于西方，系统性发端于美国。自1980年代被引入中国以来，国内的许多学者和传媒从业者都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中国已到达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做好传播学研究是摆在所有学者和从业者面前的一道大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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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潘登：2016美国大选的媒体启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 责任编辑:徐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