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有智慧
作者：颜祥富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红山文化研究中心
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由四十余种鸟兽图腾玉器构成的图腾制度(插图1)。图腾制度①既表达着东夷两昊对部落政权机构的布局手法②，又展示了东夷两昊部落的官员配伍情况③。东夷两昊设置的图腾制度浮出水面，既能够显示出东方文字造型结构的设计理念，又能够显示东方文化的特点与特征，还能够演示出东方文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图腾制度的出现，给东夷民族后裔找到了出处与落脚点，也给东方文化找到了本，还给东方文明找到了根，又给东方智慧找到了标准和依据。这个红山文化图腾制度的出现，填补了人类文明发展史当中的一个主要环节。
东夷有两昊，既太昊伏羲氏和少昊穷桑氏。女娲为伏羲太昊的妻子，伏羲、女娲、蚩尤三人共同出生在甘肃天水地区，长大成人以后来到东夷地区做了不同级别的首领。在东夷部落执政之初，两昊建立了部落行政管理机构，并设置了图腾制度④，其中少昊部落鸟图腾制度族谱(插图2)散佚在《左传·昭公十七年》当中，太昊部落兽图腾族谱散佚未见，有《纲鉴易知录》对伏羲太昊运用五种颜色龙图腾(插图3)的介绍。在涿鹿之战当中，东夷两昊、蚩尤被轩辕黄帝杀掉，没等第二任接替两昊的皇权之位，东夷两昊就在战争前线阵亡了。两昊设计的图腾制度在战争过后被废弃掉，短暂存在的东夷两昊部落图腾制度，仅仅运行了一代人也就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光景，就随着涿鹿战争的失败与墓主人的逝世被埋葬进入地下。由于东夷部落政教制度与轩辕黄帝部落的政教制度相背，封建社会历史文化学者将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设置方法尘封起来，东夷两昊部落的文明辉煌被《史记》摒弃在外，被《尚书》删掉，而伏羲女娲抟黄土造人、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等东夷故事被春秋战国时期学者改编神化而流传下来。这些由红山文化图腾玉器构成的图腾制度，经历了东夷人的短暂使用和应用，印证了东夷两昊部落曾经辉煌与文明足迹，也记录着短暂而智慧的东方文化。
轩辕黄帝在涿鹿之战当中取得胜利，使华夏部落崛起，东夷两昊部落败落下去。东夷两昊部落经历的短暂文明，留下了丰富的玉器材料作为学术证据，而这些图腾玉器构成的图腾制度，就是东方智慧隐身的地方。这个图腾制度里面包含着阴阳文化(辨证与信仰)的起源、五行文化(逻辑与规律)的起源、人类社会第一次建立政权机构的官职设置情况、民族的起源、姓氏的起源、教育制度的起源、司法制度的起源、节气的起源等等一系列起源类学术课题都与这个图腾制度产生直接关系。这些学术课题的研究，离不开这个图腾制度的发现。这些文化起源类的学术课题，会给旧有的历史观念造成冲击，也能够根治封建社会留下来的重男轻女、文人相轻、兔死狗烹、贪污腐化等旧风俗，也会根治现代社会的离婚率高、同性相恋、素质低下、言行不一、奸猾欺诈、中医后继乏人等社会问题。东方智慧具有大道至简与化繁为简的多种功能，也是根治人心浮躁和世风日下的有效手段,东方智慧就隐藏在伏羲太昊设置的图腾制度当中。
图腾玉器是东夷两昊部落举行氏族联姻活动的信物或媒介物，用不同造型的图腾玉器来区分氏族与氏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以保障氏族联姻活动过程中顺利完成族外婚，由此来杜绝族内婚带来的畸形儿产生。由红山文化图腾玉器构成的图腾制度，仅仅使用了一届就随着涿鹿战争带来的冲击，失去了氏族联姻的实用价值。由于华夏民族政权势力的崛起，轩辕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带领着多妻与世袭制度⑤，逐步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中央。孔子修《尚书》和司马迁著述《史记》抛弃了东夷部落政权机构⑥，使读书人迷迷瞪瞪的去膜拜华夏部落，使轩辕黄帝部落的多妻世袭制度彻底植入读书人思想当中。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文化学者著史，迫使东夷两昊部落的图腾制度与氏族联姻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父系氏族社会的私有制开启，母系氏族社会的公有制被动结束，这是改变文化发展方向的撰史方法。图腾制度仅此使用一届，却成为人类社会从公有制走进私有制的直接证据，也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主义社会走进封建社会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是锁定上古时期历史人物时空框架的实物证据。东夷两昊设置的图腾制度一旦进入历史文化学术界的眼帘，经历5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阶段产生的腐朽文化思想将被理清捋顺，通过教育机构施教智慧，使人类社会走回“好让不争”的智慧时代和平衡发展的社会环境，人类社会将彻底摆脱“争而不让”的愚蠢时代和失衡发展的社会环境。
人类社会发展尽管走了5000多年的弯路，从原始社会主义社会走进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期间经历的兜兜转转只是徘徊在多妻与世袭制度和封建历史之内，一旦有学术团队深入研究东方智慧，学术界将会找到“和天下”的方法，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文化发展轨迹。如今有了考古学的科学考古挖掘，人类社会才得以见到东夷两昊设置的图腾制度，也看清楚了伏羲女娲的历史故事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进程。那么什么是东方智慧?在哪里才能找到东方智慧?东方智慧能起到什么作用?东方智慧价值几何?这件事情是很有必要进行解读的。
一. 东方智慧隐藏在哪里?
东方智慧就是东方智慧，字面直指智慧在东方，东方有智慧。东方智慧隐藏在东夷两昊设计的部落图腾制度里面，而不在华夏民族或炎黄部落里面。
假如东方智慧隐藏在华夏民族或炎黄部落里，就不会叫做东方智慧,而应该叫做华夏智慧或炎黄智慧。因为在记录封建社会阶段历史的《史记》当中，东夷就是东夷，华夏就是华夏，东夷与华夏是历史上曾经并列存在过的政权机构，两支部落领地各有记载。华夏是指轩辕黄帝部落，东方是指东夷两昊部落及其后裔，这一点一定要有所认识。
东夷有两昊，既太昊伏羲氏和少昊穷桑氏。东夷两昊在建立政权机构之时设置了图腾制度，并反复地使用了阴阳文化与五行文化对图腾制度进行布局，使社会分工逻辑严密，历万古而弥新(政教合一的布局手法，经历五千年的轮回，与政权机构的反复验证，仍是最优秀的社会管理模式);由于图腾玉器的尺寸大小存在差异，使图腾玉器形成了氏族级图腾玉器、胞族级图腾玉器、部落级图腾玉器三种等级;由于图腾玉器具有雌雄性别之分，给氏族联姻活动带来了方便，这是阴阳文化具有的辨证功能起到了作用;东夷两昊部落是信仰太阳的民族，其中的“東”字、“春”字、“昊”字都是以“日”字作为间架结构的、以太阳信仰作为首领命名和社会分工设置，“東方”、“春扈氏”、“太昊””、“少昊”的社会分工和命名分别扼守重要角色，说明东夷人已将太阳信仰深深地植入在文字造型结构当中;由于部落政权机构设置准确，社会分工明细，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便捷条件;由于东夷两昊部落被历史文献分散、分开记载，由此形成了东方文明碎片化、东方文化碎片化。
据《古史钩沉》记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在涿鹿之战当中，两昊蚩尤被杀，轩辕黄帝灭掉了东夷之国;在孔子修《尚书》和司马迁著《史记》过程中，以历史正宗的名义挤掉了东夷部落政权机构之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过程中，“灭其国”与“去其史”的手段分别使用了，实现了断绝夷人之材的同时，也断绝了华夏人成材的概率。由于东夷与华夏两族共同使用一种文字，两族争夺权力正宗之位，使用了恶毒的手段“灭绝了文化教育方法”，使东方文化的教育机构被灭失了2000多年，到了周朝时期，政权机构开始从新恢复设置教育机构，并任司徒主管教化。周朝仍旧是使用了东夷两昊设置的司徒(祝鸠氏)主管教化。司徒主管教育、司寇主管司法，在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设置当中都是存在的，只是在《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的五帝时期、夏朝时期、商朝时期的政权机构设置当中没有出现，所以才形成了灭失教育的历史阶段。从周朝时期到东夷两昊时期，中间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跨度，也是灭失教育机构的2000多年。在涿鹿之战当中，不讲道理着可以赢得天下，讲道理者也可以输了天下，但在五帝时期、夏朝时期、商朝时期灭失教育机构，却是一件不可原谅的历史事件。这个灭失教育机构的历史事件，才是导致当今社会的东西方文化竞争局面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东方文化失利的根本原因。
在世界东西方文化的竞争过程中，东方文化学者并不知辨证与逻辑早在伏羲太昊之世就已经被纯熟的运用起来。东方人称辨证与信仰为阴阳，称逻辑与规矩为五行;西方文化学者认为逻辑与辨证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由于意思相同，叫法不同，于是出现了争讼不清的东西方文化竞争局面。东方文化的败落与东方文字的功能丧失，跟《史记》、《尚书》去东夷族史、去东方文化、删东方文明够干净、够利落有直接关系。灭人之国、隳人之枋、绝人之材、塞人之教、弃人祖宗的最高境界、最高手段就是“去其史”，这也是多妻世袭制度统治阶级对施行选举制度和一夫一妻制度的东方文化进行斩草除根的做法。孔子和司马迁两位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学者，去掉了伏羲太昊或东夷部落的“百王之先”的历史位置以后，转身膜拜缔造多妻与世袭制度的轩辕黄帝，这种修史做法已经成为现代考古学界的直接障碍。考古学的红山、凌家滩、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史前文化遗址遗存，是科学技术先进的部落文明代表，居然没有一个遗址遗迹出现在孔子和司马迁所指的华夏之地以内，而是分别出现在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东夷之地，考古学材料已经直指孔子和司马迁在编撰历史书籍过程中歪曲了文明发展历程的事实。东方智慧、东方文化、东方文明随着东夷两昊部落在涿鹿战败，被多妻和世袭制度的部落政权机构贬低和嘲讽着，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掘推进和学术研究跟进，将会从新崛起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
在良渚文化遗址当中⑦，出土了最早使用的文字。被刻画在良渚文化陶器上面的陶文，也是东亚地区成序列使用文字(插图4)的有力证据。良渚文化地处长江流域以南的太湖地区，与中原的华夏之地距有千里之远。良渚文化遗址周边有凤山、凤凰山、雉山、雉村等地标名称，与少昊鸟夷部落的凤鸟氏、鷷雉氏等鸟氏族图腾名称一致。另有《禹贡》记载可以为证，天下分九州，鸟夷有两处，一处属冀州鸟夷，一处属扬州鸟夷，红山文化鸟图腾玉器当与冀州鸟夷有关系，良渚文化鸟图腾玉器和凌家滩文化鸟图腾玉器当与扬州鸟夷有关系，良渚鸟图腾玉器和凌家滩鸟图腾玉器是受到了涿鹿战败的东夷两昊部落族人南迁的影响，长江流域鸟图腾玉器(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鸟图腾玉器)与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鸟图腾玉器应属于传承关系。另有良渚文化反山遗址为证，反山遗址属良渚文化最高级别的墓葬，也是较早的墓葬，其中心大墓的墓主人头部朝着东北方向，应是遥念着辽河流域东夷故乡。良渚遗址出土的陶文是在诉说着华夏之外的东夷部落率先使用了文字，我们可以称为东方文字。由于良渚陶文出土地点并不在古华夏部落领地之内，而《史记》记载华夏部落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因地而名，所以不能叫做华夏文字，而要叫做东方文字。历史文献记载东夷与华夏两支部落都有造字之事，《史记·三皇本纪》载：“伏羲……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据此分析，东夷两昊部落出现文字使用现象，也属于正常情况。但历史文献还记载着轩辕命苍颉造字之事，说明轩辕黄帝和伏羲太昊两人正处于造字之世。轩辕黄帝和伏羲太昊两支部落政权领地之内，能够拿出文字类的考古学材料证据，历史文献所说之事就属于实而不虚;拿不出刻画文字的考古学材料证据，历史文献所说之事就属于虚而不实。若不进行如此严苛的科学对比，读书人的思想就会一直稀里糊涂的膜拜着多妻世袭制度缔造者轩辕黄帝，也会继续膜拜野蛮落后的华夏部落，读书人就无法走出封建思想，获得思想解放。学术界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当中拿出比良渚陶文更加优秀的文字证据，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盲目吹捧华夏部落的文明程度并不利于东方文化研究，实事求是才是真正解决篡改历史问题的有效手段，当考古学研究和学术界普遍使用“东方文明”字眼之时，才是学术材料证据得到充分证明之时，也是封建社会对历史文献盲目吹捧手段无效之时，还是学术界带来人类社会走进文明社会、平衡社会之时。
良渚文化遗址具有古城墙和护城河(插图5)的水利开发利用现象，是在5300年前实现的，良渚人修筑规模如此浩大的古城墙，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和进攻。城墙里住着蛮夷人，城墙保护着蛮夷部落的政权机构，护城河与水利应用提高了蛮夷民族的舟楫运输能力和防洪灌溉功能，也抵御着城墙外的华夏部落进攻。很明显，蛮夷部落是为了防御华夏部落政权机构的战略性进攻与侵入，才被迫耗费大量人力与物力资源，去建设高大坚固耐用的城墙。在少昊鸟夷部落里，有五鸟胞族、五鸠胞族、五雉胞族、九扈胞族、九黎胞族，其中九黎胞族使用昆虫类图腾玉器作为图腾形象，螳螂为胞族级图腾玉器(见图1)。九黎族首领蚩尤，使用螳螂图腾，红山文化玉螳螂可以为证，证明蚩尤为九黎族胞族级首领。蛮夷是一家人，因为蚩尤原本就是少昊鸟夷部落当中的九黎胞族。
日，国际考古学会和国内考古学界达成共识，确定了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遗迹成为中华文明摇篮，而此前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被取而代之。“中华文明摇篮”终于摆脱历史学者的掌控，开始接地气的走进了由考古学材料构成的文明摇篮当中，同时也在说明良渚文化遗址遗迹确实具有真材实料，所以才能领先于仰韶文化遗址遗存。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始终未见5000年左右高级城池类遗址，仅有4300年前的龙山文化类型的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石峁古城遗址等等，说明蛮夷部落的科学技术程度领先于华夏部落。黄河流域文明程度落后于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很难改变的考古事实。
二. 东方智慧能做什么?
以兴隆洼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所承载的文化思想内涵为支撑点，以图腾制度为东方智慧的根与本，利用东方文字的造型结构与设计理念，给人类施教智慧，使人类讲道理，并行知道理，代替现有的白话文教育和散文教育，以此去化解心性、约束内心、正定人心。约束内心和化解心性的过程叫做文而化之,读书人心性叛逆与心性未化并非文而化之，只是属于文而未化。
文而未化与文而化之是存在分别的，也是真文化与伪文化的分别。真伪一词源自红山古玉鉴定，真文化与伪文化存在的差别，就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真伪差别。只有见过“世面”的人能知道其中玄奥，没见过“世面”的人并不知道真伪之间还是存在差别的。东方文化的玄机，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会与不会之间，就是难与不难的差距，主要在于教育内容或教育方法。社会有没有精神文明存在，主要在于教育，而不在于法律和制度的约束。
以东方文化的功能与作用为基础，以伏羲太昊设置的图腾制度为文化的根本，从新确立以及确认东方文明标准，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存发展、平衡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从新走进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使人类社会远离失衡发展模式。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东方文字配合东方智慧，去改变世界东西方文化格局。
以东方文字的特点特征为基础，从新确认并建立东方文化标准，以调整和改变人类社会的失衡发展为目标。东方智慧、东方文字、东方文化、东方文明的出现，将完全改变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
民国时代学者认为华夏之地的轩辕黄帝部落⑧科学技术程度领先于东夷两昊部落，这类学术观点得到了《尚书》和《史记》的印证和支持，但如今的考古学材料却证明《史记》和《尚书》存在虚妄之言。通过现代考古学材料对比，我们能够看出古华夏族、炎黄部落的科学技术程度落后于东夷两昊部落。从民国时代学术观点到现代学术观点，两者之间跨越了百年时光，但这一百年的时光恰恰就是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也正是考古学材料的不断发展、文物证据不断丰富的过程，同时也是利用考古学材料纠正历史文献错误观点的新学术时代。
考古学文物材料与历史学文献材料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同时也具有相互制衡的关系。
《尚书》和《史记》直指华夏部落有文明，赞颂轩辕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英明领袖，建立了丰功伟绩。于是民国时代文化学者就认为中华文明发源地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里面(插图6)，而华夏之地的考古学材料却不是先进的，反而是野蛮的、落后的。就在华夏之地以外的蛮夷之地，考古学却挖掘到了科学技术领先的部落文明，主要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三星堆文化等东夷系文化遗址遗存，这些文化遗址遗存在民国时期并不突出、也不明显，所以就无法左右民国时代文化学者的学术观点。最近三四十年发现了这些文化类型领先于华夏之地的仰韶文化，这才形成了异军突起趋势，横扫千古不变的封建思想观念，尤其是东方文明领先于华夏文明这个观点的确立，完全属于逆袭。民国时代学术观点与现代考古学材料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已经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步了。《史记》述说着华夏有文明、东夷野蛮落后，考古学材料却在述说着东夷有文明、华夏野蛮落后，并已经形成无法调和的发展趋势。这股力量的较量，是实与虚的较量，也是考古学与《尚书》、《史记》的较量，还是现代考古学与民国时代历史学者观点的较量。学术界也要顺应考古学材料发生的变革，这也是一种解决历史问题的办法。在考古学材料面前，民国时代学者的思想观点是建立在《尚书》和《史记》之上，才得到华夏文明与黄河摇篮这个学术观点的，而比《史记》还早的《尚书》都靠不住，民国时代学者提出的学术观点又怎能经得住推敲呢?
其实现代考古学材料与民国时代的学术观点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也是容易理解的事情。由于民国时代的考古学材料并不丰富，民国学者主要以历史学材料为主，尤其是以《史记》做为正史，这也是民国时代学术观点跑偏的直接原因。早在2500多年以前，在孔子修《尚书》和司马迁著《史记》之时，这二位学者也是没有得到考古学材料的验证，他俩仅凭信使传说进行的历史编撰工作，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史记》的开篇之作，孔子删史九成九余下30篇修成《尚书》，这两位学者没有得到考古学材料的印证，就写出来了历史观点，并认为华夏文明程度领先于东夷文明。由于封建社会学者需要维护封建政权的利益，所以才奉多妻世袭制度肇始者轩辕黄帝为祖先，而抛弃了科学技术先进的伏羲太昊部落政权机构。《尚书》与《史记》选择膜拜华夏部落，并没有得到考古学材料证据的验证，就以华夏为中心，指认炎黄部落为文明之师，这件事情，只有考古学出现，才能顺利解决。而没有考古学的封建社会时期，是很难解决的。
在没有考古学出现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孔子和司马迁就是最高明的、最权威的历史文化学者。如今有了考古学的出现，孔子和司马迁所指的炎黄部落和华夏之地，居然是落后的、野蛮的，而且是落后许多许多，说明孔子和司马迁没有说实话，或者是他们俩都说了谎话。
红山、凌家滩、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文明，分别出土在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假如这5支史前文明都出土在黄河流域，而没有出现在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考古学材料也就符合了司马迁记载的《史记》那样了。如果考古学材料顺从了《史记》的记载、印证了《史记》的记载，证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以外没有更加先进的、更加优秀的文明遗迹，说明《史记》就是正确的、至高无上的文化大本营，那么上古时期历史也就没有争议了。这就是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两者不仅具有支撑关系，两者之间还具有制衡关系。红山、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等5支文化遗存，没有按照《史记》的套路出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明没有出现在黄河流域，恰恰就是考古学制衡历史学的直接见证。考古学没有遵照《尚书》和《史记》的指挥，说明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制衡这个事情，得到了现实的印证。
红山、凌家滩、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5支部落文明，与《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发生了背离的现象，在其它古代文明当中是不多见的，却在我国出现了，恰恰也是东方智慧藏身之处。《史记》明确记载着炎帝、黄帝与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政权机构的部落领地居住在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为证。而考古学界却在黄河流域以外的蛮夷之地，在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找到了牛河梁坛庙冢遗址、良渚古城遗迹，这两处遗址遗迹是领先华夏部落文明程度的，如此先进的文明遗迹，居然没有出土在黄河流域，这说明考古学没有按照历史学的套路出牌。另外，考古学没有屈从于历史学、考古学没有按照历史学套路出牌，只能说明古代历史学者并没有按照古代社会的文明发展路线进行详实记载。是孔子和司马迁等古代学者利用编辑历史之职，进行虚构历史，才形成了今天的历史学材料与考古学材料之间发生背离现象。
我们从考古学材料进行分析，黄河流域的文明程度落后于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说明仰韶文明落后于红山文明和良渚文明，也在说明华夏部落科学技术落后于东夷部落。东夷部落政权势力徘徊在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夷蛮之地，他们部落的科学技术能力远远领先于黄河流域的政权势力。
东方智慧能做什么呢?司马迁著述《史记》之时，不仅抛弃掉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还抛弃掉神农部落政权机构，直接以多妻世袭制度的轩辕黄帝为祖先，相当于司马迁利用《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直接阉割了我国社会经历过原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史记》利用多妻世袭制度的轩辕黄帝，直接把读书人蒙在鼓里，读《史记》的人都会一心一意的欺负女性，并努力追求多妻世袭制度的虚荣与贪婪，从而弱化了国家的文化实力。
三. 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的材料，都在证明东夷部落科学技术程度领先于华夏部落。
以5500——4500年前的考古学材料作为文明证据进行对比，不仅能够直接证明这段时间以内的文明程度，还能够证明哪里先进与哪里落后、哪里野蛮与哪里文明。
在上古历史时期，到底是华夏先进，还是华夏落后?到底是东夷野蛮，还是东夷文明?只要把两支部落的历史学材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就会得到历史学材料方面的答案。只要我们再把两支部落的考古学材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得到考古学材料方面的答案。
领先与落后是相对的，有了领先的文明做主角，才会有落后的文明做配角。既然历史上确实存在华夏与东夷两支部落政权机构，两股政权势力的部落领地记载也是十分详细、十分明确的。那么我们要想知道谁先进?谁落后?我们不仅要进行历史文献方面的材料对比，还要进行考古文物方面的材料对比，这样才能得到稳妥的答案。而片面地认为某某部落科学技术领先，或偏执地认为某某部落野蛮与落后，都是属于封建社会腐朽愚昧思想的延续。我们是尊重考古学材料的读书人，也是尊重历史学材料的读书人，还是明辨是非的读书人，而不是黑白不分的读书人。不仅要挺别人说，也要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辨。
在考古学材料下，文明发展轨迹是以玉器为代表的发展轨迹(插图7)，红山文化、凌家滩、良渚、石家河、三星堆、龙山、殷商、周朝、汉朝等朝代具有用玉制度一脉相承的特点。而周朝、殷商、龙山、三星堆、石家河、良渚、凌家滩等历史时期的动物类图腾玉器制作与使用，与红山文化图腾玉器构成的图腾制度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又属于东夷之地或蛮夷之地，并不在古华夏部落的领域范围之内。而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有坛庙冢建筑，又有图腾玉器构成的图腾制度，坛庙冢和图腾制度两类证据直接印证东夷两昊部落的文明程度，也能证明红山文化领先于同时期的仰韶文化，同时也在证明东夷两昊部落科学技术程度领先于华夏部落;良渚文化遗址有古城址水利应用工程，良渚文化鸟兽图腾玉器承袭了东夷两昊设置的图腾制度，其文明程度领先于同时期的仰韶文化，既蛮夷系文明程度领先于华夏部落;凌家滩文化玉器制作精良，领先于同时期的仰韶文化;石家河三星堆文明地处四川腹地，也属于蛮夷系文明，同样不在华夏之地，该文化类型也在证明蛮夷系科学技术程度领先于华夏部落;龙山文化地处黄河流域，具体属于东夷系文明，还是属于华夏系文明，还需要进行详细探讨。由于龙山文化时间年代晚于三星堆、石家河、良渚、凌家滩、红山文化，说明龙山文化用玉制度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继承了辽河与长江流域先进文明的科学技术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龙山文化作为黄河流域比较前沿的史前文明，却是排在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千年以后的文明时光里，我们不由遐想黄河流域为何如此缓慢地走进玉文化世界，迟迟地走进文明队伍当中来?殷商和周朝以龙山文化的为基础，进行文化发展，黄河流域才得以走进文明。而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到红山文化期间的一千多年里，是没有优越感和文明领先迹象的。那么所谓的“华夏文明”在华夏之地仰韶文化考古学材料当中，没有得到年间文明标准的印证，也就属于合情合理的正常现象了。
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属于蛮夷之地，与黄河流域的华夏之地相支撑、相制衡。近百年的、成序列的考古学材料已经呈现在学术界面前，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遗存与文明遗迹纷纷出土在华夏部落领地以外的蛮夷之地，这些文物不能用来证明华夏部落的文明程度，而应该用它们去证明东夷部落的“东方文明”。因为蛮夷地区的出土文物，只可以证明蛮夷部落的文明程度，并不适合用它去证明华夏部落的文明程度。由于这些高古玉器没有出土在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领地以内，而是出土在夷蛮之地，说明这些玉器文物材料的存在，只能证明东夷两昊后裔民族的迁徙史和蛮夷部落的科学技术文明程度。用异族文物证明本族文明，是不妥当的学术研究方法，是存在漏洞的学术研究，属于病态心理的学术研究。
以上列举的考古学材料，证明了东夷部落的科学技术领先于华夏部落。以下列举历史学材料，历史学材料也可以证明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的官员设置领先于华夏部落，下面进行两支部落的历史学材料分析。
华夏部落领地，被完整而直接地记录在《史记·五帝本纪》和《史记·夏本纪》两篇历史文献当中。从华夏部落祖先轩辕黄帝,到夏朝最后一个皇帝夏桀，两支政权机构的部落领地没有出现过太大的变化，基本上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以河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地区为中心，辐射周边一些省份地区，仰韶文化是华夏部落的大本营，在解放前后，也有学者分别进行过阐述。解放前后的历史文化学者，根据《史记》记录的地域特征，结合仰韶文化遗址遗物进行分析，得到了华夏文明与黄河摇篮的学术观点。其根本问题还是学者们遵循了《史记》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跳出或逃离封建社会学者设计的文明陷阱。
《史记》和《尚书》尽管有2000年的使用历程，但它并不是我国最原始、最早的历史书籍，《三坟》与《五典》属于更早的、更原始的历史文献。当我们拿《三坟》、《五典》与《史记》进行数据对比(插图8)，就会发现伏羲太昊、少昊、神农炎帝等具有一夫一妻和选举制度的原始社会主义社会部落政权机构被《史记》故意抛弃掉了，《史记》反而还贬低婚姻形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野蛮落后，并高调的赞颂多妻与世袭制度的功绩。《史记》抛弃了伏羲太昊部落和神农部落两支政权机构，转身去膜拜多妻世袭制度，属于抛弃了公有制转身去膜拜私有制，相当于《史记》是在愚弄读书人。当学术界能够冷静看待汉朝时期著述的《史记》之时，就会发现《史记》满版的内容，都是赞颂多妻与世袭制度下的荒淫社会，并认为多妻世袭制度才是最好的社会管理制度。正史《史记》赞颂着多妻与世袭制度开拓者的丰功伟绩，《左传》却留下了珍贵的东方文明昙花一现的痕迹。
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布局是详细而明确的，被《左传》详细而明确的记载下来。把这段历史记录的内容结合考古学材料，就会看到早在5500年前，东夷两昊部落就已经设置有教育、司法、节气等机构或官职(插图9)。我们回过头去查阅记录华夏部落政权机构设置情况的《史记·五帝本纪》与《史记·夏本纪》等历史文献记载之时，却没有发现华夏部落政权机构当中设置教育、司法、节气等机构，说明炎黄部落的政权机构设置问题，是模糊的、含糊不清的、是存在问题的。一个没有设置教育机构的黄帝部落，是怎样教化育人的呢?一个没有设置司法机构的华夏部落，他们是怎样处罚违法犯罪行为的呢?一个没有设置节气机构的轩辕部落，他们是怎样督促农耕发展的呢?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教育机构、司法机构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司马迁该如何向我们这一代学者证明黄帝部落是文明的，而非野蛮的呢?
《史记》旨在标榜轩辕黄帝的丰功伟绩，却没有说明黄帝部落存在教育、司法、节气等政权机构设置问题。回过头来，我们又去查阅了我国的司法发展史、教育发展史、节气发展史，却发现我国现有的教育发展史、司法发展史、节气发展史多是起源于3000年前左右的商周时期。说明我们的学术界给自己国家的文明史打了折扣，而且是打了对折。
在上古文明问题上，当下的历史文化学者不能像没有考古学的封建社会时期学者那样，继续稀里糊涂的混日子了。哪支部落文明领先，哪支部落文明落后，不要因为某专家、某大师、某圣贤的权威论断，而终止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作为现代历史文化学者，我们需要使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问题，我们不仅要学会辨证思维，还要掌握逻辑能力。不仅要拿东夷两昊部落的政权机构设置情况和轩辕黄帝部落的政权机构设置情况进行反复对比，还要把两支政权机构的部落领地及其考古学材料进行反复对比，这样才能够得到明确的结论，得到永久而不跑偏的结论!东夷与华夏，谁先进，谁落后，进行学术研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进行考古学材料和历史学材料反复对比，只有自己动手才能获取真知。当孔子修的《尚书》都已经靠不住了，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
我国现有的节气起源发展史⑨、教育起源发展史⑩、司法起源发展史三项史学类学术课题，都是存在漏洞的学术课题。因为传统学者过于倚重《史记》，所以学术思想就围绕着“华夏”进行学术研究，而忽略了更加高远的东方文明，从而导致节气、教育、司法发展史三项课题被打了折扣，原本具有5500年的节气发展史、具有5500年的教育发展史、具有5500年的司法发展史，结果被学者们打了折扣，变成了如今使用的3000多年的教育发展史、4000来年的司法发展史、2000多年的节气发展史。这三种学术课题还需要尽快调整或纠正过来。
由于民国时代学者和解放后的一些学者，没有绕开《尚书》和《史记》的删减历史行为，直接倚重《史记》的发展方向，认为华夏部落科学技术应该领先于东夷部落，于是做出错误的学术判断：黄河摇篮与华夏文明。既然历史学材料和考古学材料两个方面，都在证明东夷部落领先于华夏部落，那么旧有的学术观点必然会出现一个不适应阶段，接着也会出现一个新旧交替的缓冲阶段，最后才会形成东方文化从新发展阶段。但会随着时间向后发展，随着互联网络对新观点的推广与传播，学术界还是能够自动纠正错了2000多年的学术认识的。
“华夏文明”四个字组合在一起，是最近一百年才出现的。而“华夏”观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应该是用“华夏之地”出土文物对华夏部落的文明程度进行印证。用5000年前的东夷之地出土文物，证明去证明华夏部落的文明程度，属于学术造假行为。作为学者，做学问要有公正之心，我们既不能拿东夷部落出土文物去证明华夏部落的文明程度，也不能用华夏之地的出土文物去证明东夷部落的文明程度。混淆着做学问，既容易混淆了自己的思想,也容易祸乱于后人。毕竟涿鹿之战是由东夷与华夏两股部落政权势力之间的战争，华夏与东夷不能混淆在一起，是有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这个双重意义的。
在5500——4500年前的近千年跨度之间，华夏之地以外分别有红山、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文化遗址遗存出现，而《尚书》和《史记》则把祖先文明指向黄河流域的华夏之地。考古学界在仰韶文化当中，并未找到能与东夷之地文明程度相匹敌的文明迹象，说明《史记》对黄帝部落进行了夸大事实、指虚为实的现象。而考古学材料则是以实冲虚，用考古发掘出来的文明程度揭发历史文献作假的手段。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既能够相互支撑着，又能够互相制衡着。考古学材料与历史学材料就这样明晃晃的出现了南辕北辙现象，这里恰恰反映了东方文化的发展走势。遇有智者介入，将是东方文化抬头之时，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大面积退潮之时。
四. 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推崇颠三倒四的祖先叙述方式，非常具有时代特点。
“华夏文明”这个学术观点的提出，不仅是民国时代学者的观点出错，也包括了著述《史记》的学者司马迁出了错，还包括删改《尚书》的学者孔子也出了错，这些学者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文明就应该出现华夏之地炎黄部落，不会出现在东夷之地。而考古学材料却恰恰相反，没给孔子、司马迁和民国时代学者留下一丝一毫的让步。象征先进科学技术的红山、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等部落文明，都没有出土在《尚书》和《史记》指定的华夏部落领地以内，尽数出土在华夏之地以外。就在半年以前，国际考古学会和国内考古学界将中华文明摇篮改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放弃了以前的黄河摇篮仰韶文化遗址。这说明蛮夷之地的文物证据能将中华文明提升至5300年前，而黄河流域华夏部落出土文物证据的文明程度依旧停留在4300年前后。由此证明，华夏部落的文明程度岂止是一般的落后，而是相当的落后，文明程度居然相差千年之久。
《尚书》和《史记》认为黄河流域华夏部落的文明程度是领先东夷部落的，考古学材料却证明4300年以前的华夏之地并没有走进文明，我们不由得怀疑《史记》、《尚书》对五帝时期、夏朝时期的吹捧过度，造成了现代考古学材料与历史学材料不符合，反而相背的现象。过度吹捧只是封建学者为了维护多妻与世袭制度统治者的利益，而孔子和司马迁身为文化学者，却没有顾及自身的学者身份，努力鼓吹五帝时期和夏朝时期这两个朝代的文明程度与丰功伟绩，结果二位学者的观点却无法得到考古学材料的印证，这使《尚书·虞书》、《尚书·夏书》、《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对五帝时期和夏朝时期的吹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危机。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原有3000多篇，孔子修《诗》删掉2700多篇，余下305篇修成《诗经》。《书》原有3240篇，删掉3120篇，余下百余篇修成《尚书》。《尚书》删掉了更早的、异族的史料以后，《尚书》以《虞书》为开篇之作，书内主要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朝代的历史，并没有记录帝尧帝舜以前的历史，也没有记录华夏以外的东夷部落政权机构历史，这说明孔子修书是一次最严重的删史去史事件。
《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在周朝建章设典之时，也是孔子未生之时，周朝国库当中还是存在“三皇五帝之书”的。
《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诗》原有3000余篇，被孔子删掉2700篇，余下305篇，修成《诗经》。
《书论》依《尚书纬》载：“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书》原有3240篇，孔子删掉3120篇，余下120篇修成《尚书》。
《汉书·艺文志》载：“《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汉书》说孔子修删《尚书》，并以尧舜为开篇，抛弃了尧舜以前的所有帝王，包括华夏系和东夷系的诸多帝王。
如果从考古学材料角度来看待孔子删书问题，按中原龙山文化为夏朝部落文明遗址遗迹，龙山文化以外的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部落文明遗址遗迹都被孔子删掉了，主要删掉了红山、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等东夷系部落文明，还删掉了证明神农炎帝、轩辕黄帝、帝颛顼、帝喾等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遗存。孔子删史有什么目的?孔子为何说五帝时期的多妻与世袭制度是禅让制度?无论怎样，有了考古学材料做对比，孔子删史与去史的历史事件，算是彻底坐实了。删史、去史之事，是一种文化犯罪，谁能抗得起。
司马迁著述《史记》之时，正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但是司马迁并没像孔子那样继续删史、去史，而是略微公正一些，以孔子修的《尚书》为基础向前增加了帝喾、帝颛顼、轩辕黄帝等三位帝王，并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之作。孔子认为尧舜的华夏部落才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点，司马迁也认为黄河流域的轩辕黄帝部落才是中华文明的中心，所以《尚书》和《史记》都没有记录东夷部落政权事迹。《史记》和《尚书》共同走在多妻与世袭制度的轨道之上，抛弃了东夷两昊部落的选举与一夫一妻制度(公有制社会)，以确保汉朝帝王将相的多妻与世袭制度(私有制社会)合理合法性。《史记》没有记录东夷部落政权机构事迹，对东方文化和东方文明一扫而光，所以才造成了红山、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龙山等现代考古学遗址遗迹，跟《史记》和《尚书》记载的华夏部落政权领地完全不搭边。这个不靠谱的《尚书》和《史记》，已经达到了“一人篡史，万世乘凉”的篡改历史目的。古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修史去史，把自己的子孙后代愚弄了2000多年，唯独现代考古学出现以后，才被发觉这里面存在巨大的问题。而东方文化形势发生逆转，只是迟早的事情。
古代学者在修史过程中公开作假，如果没有考古学出现，读书人很难判断这里面存在的阴谋与诡计。如今看来，只有《三坟》与《五典》没出现问题，因为《三坟》与《五典》的祖先排序方式是按照历史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的，这属于正常的历史发展顺序进行排列。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孔子一个人出现了问题，而是那个时期的文化界经常出现颠三倒四的祖先排序方式。
《越绝书》载：“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达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越绝书》是按照轩辕(插图10)、神农、赫胥、黄帝、禹穴这个顺序，进行先后顺序排列的。赫胥和神农本应该排在轩辕之前，却为了照顾轩辕，而把顺序颠倒了过来。使祖先排序方式出现了颠三倒四形式。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曰：“昔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少昊氏以鸟纪，故为鸟师而鸟名。”郯子是按照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的次序进行先后顺序排列的。太昊少昊在涿鹿之战被杀，两昊本应该放在黄帝之前，左丘明为了突出黄帝，把炎帝和两昊都放在了黄帝后面，还把共工穿插在其中，这种不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历史叙述，属于不按照套路出牌的历史记录方式，是病态思想的历史叙述方式，是颠三倒四的历史排序方式。
《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后续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三皇本纪》……,唐朝司马贞以补遗形式，将伏羲太昊收录《史记·三皇本纪》当中。如果唐朝学者司马贞不将《三皇本纪》收录进入《史记》，司马迁著述的《史记》还算一本不错的断章取义历史书。唐朝时期司马贞将《三皇本纪》补遗成功后，《史记》也就成了颠三倒四的历史排序方式书刊。
司马迁著述的《史记》、左丘明记录的《左传》、风胡子著述的《越绝书》都存在着颠三倒四的祖先排序方式。其实，祖先排序问题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只要现代学者认清多妻世袭制度统治下学术界存在着盲从现象，就足以达到本篇论文的纠错目的。伏羲太昊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本应尊享“百王之先”的首要位置，却没有受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学者的礼遇，说明这些生存在多妻世袭制度下的学者们，是不允许按照套路出牌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在叙述历史之时，不对帝王按照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而以颠三倒四的排序方式进行叙述，唯一标准就是要把轩辕黄帝放在前面，把伏羲太昊安插在中间，其它帝王可以随意颠倒记述，恰恰就是这种病态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思想的扭曲。祖先座次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按照1234567的顺序进行排列，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学者偏偏把祖先座次进行颠三倒四的排列，只是为了让浑水更加混浊，使读书人看不清读书目的。由于读书人不知道读书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和追求文明，才令封建社会阶段的读书人，一味地、愚昧的效忠于多妻与世袭制度的统治利益集团。
这种颠三倒四的帝王排序特点，到了唐宋时期开始逐渐退潮，学者们开始依照先后顺序进行历史叙述，但华夏文明与炎黄思想已经形成了。时有唐朝学者司马贞，写出了一位文化学者的心声：“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辟，下讫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今阙三皇，而以五帝为首者，正以《大戴礼》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黄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纪为首。其实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纪。虽复浅近，聊补阙云。”司马贞看出了司马迁著述的《史记》存在漏洞，但他没有指明抛弃伏羲太昊部落政权机构的问题严重性。或许唐朝时期没有现代考古学的出现，所以司马贞也就顺从了《史记》的总体方向，只是做了简单的《三皇本纪》补遗工作。
司马迁著述《史记》和孔子修《尚书》，分别抛弃了伏羲太昊、神农炎帝、少昊部落的政权机构(插图11)，为了避讳原始社会主义社会使用的氏族联姻、一夫一妻和选举制度⑾，于是就把《尚书》和《史记》编著成为膜拜多妻世袭制度的“正史”。司马迁和孔子为多妻世袭制度的统治阶级服务，抛弃了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部落政权机构，并把科学技术落后的黄帝部落歌颂成为文明之师，还把政治制度野蛮的华夏部落赞颂成为威武之师。他们俩还把科学技术先进的东夷两昊部落及其后裔文明(红山、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等科学技术先进的部落文明)都被《史记》拒在门外，并贬低东夷部落野蛮而落后，这是导致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读书人背叛文明、膜拜野蛮的直接原因。把读书人引入歧途，背叛祖先发明的优秀文化，是《尚书》和《史记》删史弃史的主要目的和作用。
《尚书》和《史记》尊奉科学技术落后、社会管理模式野蛮的黄河流域黄帝部落，把不符合多妻世袭制度特征的伏羲太昊、神农炎帝、少昊的历史全都抛弃掉、阉割掉，还对科学技术领先、社会管理模式先进的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进行贬低、歪曲，以达到多妻世袭制度统治者需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司马迁和孔子是忠于多妻世袭制度统治阶级的，他们俩把效忠思想化作实际行动，出色地完成了删史去史工作，著出颠三倒四的《史记》和删史过多的《尚书》，以愚弄后世读书人，恰巧应了那句话：“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孔子和司马迁以为绝断了东夷人材，就能够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他俩删去夷人之史，不仅断绝了夷人成材之路，也断绝了华夏人的成材之路。因为读书人，只有读书这一条成材之路。
《尚书》和《史记》以断绝夷人之史为目标，孔子和司马迁二位学者想不到现代社会出现的考古学，能够直接面对5500——4500年前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孔子和司马迁去掉了夷人之史的同时，也阉割掉了科学技术先进的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拜《史记》为正史的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读书人，形成了文化萎靡趋势，表现出读书人一茬不如一茬的发展态势。如今看来，科学技术先进的红山、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等部落文明，居然是被司马迁著《史记》和孔子修《尚书》之时，故意抛弃掉、屏蔽掉的。
红山、良渚、凌家滩、石家河、三星堆等科学技术先进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出现在长江、辽河流域，《尚书·虞书》、《尚书·夏书》、《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等历史文献记录着华夏部落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使考古学与历史学展示的文明迹象出现了南辕北辙现象。考古学材料显示出东夷有文明，《史记》和《尚书》记录着华夏有文明，到底是《尚书》和《史记》膜拜野蛮、背叛文明，还是考古学材料弄虚作假，二者之间需要进行决断，只有去伪才能存真，去掉其中一个虚无主义者，以化解其中的矛盾。
黄河摇篮与华夏文明这两个学术观点源自《史记》和《尚书》⑿，两个观点并没有得到现代考古学材料的完全印证，说明历史虚无主义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在司马迁著述《史记·五帝本纪》之时，直言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是文明部落，还赞颂轩辕黄帝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但是该地区的考古学材料却显示出华夏部落具有原始的、落后的、野蛮的特点特征，并非像《史记·五帝本纪》描述的那样高大上。华夏之地在中原龙山文化之前并未出现文明迹象，华夏之地在中原龙山文化之后才算走进文明，有二里头、陶寺、石峁等中原龙山文化遗址遗存为证。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夏朝时期，黄河流域的华夏之地才算走进文明队伍，摆脱野蛮迹象。
在5500——4500年前的千年之间，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上下五百年之间，出现了材料丰富的考古学文物证据。我们有了这些丰富的考古学材料，也就有了质疑孔子和司马迁的资本。毕竟他们俩并不懂考古学，就去修改或删减了历史学。目前，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仍停留在4200年前以后的时间范围内，而蛮夷文明则已经提升到了5300年前的高度。蛮夷文明不仅是东方文明的标志，也可以算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标准和文明领袖。随着学术界对东夷两昊设置的图腾制度进行深入研究，距离东方文化“和天下”的时间是指日可待的。
论道、究理、察幽微是配合东方文化而存在的方法论，察幽微之别是为了发现问题，究理是为了查找病理与病灶，论道是为了指出矛盾并解决矛盾，论道、究理、察幽微属于系统化解决问题的方法，尽量配套使用、少单出，以期处理事情更加圆满。运用高超的东方辨证功能和东方逻辑功能，是增加和提高大脑思维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产生的问题的有效手段。颠三倒四的帝王排序方式，是不符合1234567的先后顺序排列特征的，只要读书人稍加思索，就能分别其中的幽微之别，就会看出里面存在破绽。如果历史文化学者不去究其原因，根本就没人知道整个多妻世袭制度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思想并不是纯正的东方文化思想，而是寄生出来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争鸣场面，而东方文化的不争场面才是东方智慧的完美表现，只有借助论道、究理、察幽微的方法论和高超的东方辨证、东方逻辑，才可以找到纯正的东方文化思想，运用东方文化思想以令天下大同、让天下大安宁，东方文化带领人类社会从新返回不争之世，彰显东方文明的特质和优势。
东方智慧是根治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文人相轻、兔死狗烹、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的法宝。治理文化病患，需要治理根本。尽管东方智慧只在传说当中有过，但考古学能把五千年文明进程的来龙去脉揭示出来，足以证明考古学可以揭示历史的谎言。随着东夷文明领先华夏文明的观点确立，下一步就是东方智慧生发之时，也是历史谎言与迷信消褪之时。
① 刘立恒、颜祥富：《红山文化玉器当中的图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第十二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2017年8月;
② 颜祥富：《图腾制度里面的天地布局》，全球经济网，日;
③ 颜祥富：《图腾制度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迹》，全球经济网，日;
④ 颜祥富：《红山文化鸟图腾玉器研究》，《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2016年8月;
⑤ 颜祥富：《多妻与世袭制度的终始说》，搜狐网站，历史文化，日;
⑥ 颜祥富：《&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上，新浪宁波网，2018年，3月7日;
⑦ 颜祥富：《&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下，全球经济网，日;
⑧ 颜祥富：《现代考古材料与民国历史观点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全球经济网，日;
⑨ 颜祥富：《8种节气的设置及其相关问题》，珠海新闻网，日;
⑩ 颜祥富：《祝鸠氏、孔子、现代教育的二三事》，网易银川，日;
(11) 颜祥富：《上古人物系统化研究》，聪慧酒店网，日;
(12) 颜祥富：《不周的文化行为源自偏执的思想，偏执的思想源自片面的历史》，大众经济网，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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