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述思：中国大势与价值复兴 _ 东方财富网
石述思：中国大势与价值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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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世华智业和商界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球企业家生态论坛”于-11日在北京召开。资深媒体人、财经专栏作家兼电视策划人石述思先生发表了演讲：
　　大会已经进行三天了，还有这么多人，看来姜老师的队伍还是有凝聚力的。其实越往后登场，压力越大，前面全是高手如云，不过我想想，我后面还有人，我的心里就平衡多了。已故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全球的企业家就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做好公司，这是最大的慈善。第二个使命，等您做成了比尔盖茨，您学习做好事。
　　我认为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家第一件任务没有完成，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以社会企业的名义聚会在这里，去努力的做为国争光、称雄世界的好公司。
　　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特殊，贫富差距太大，依然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的好公司之前，我看到太多优秀的企业家在努力的行善积德，他们有时候很委屈，好多人就被认为是做秀营销，冤啊。比如你走上街头会遇见乞丐，他用无辜的眼神看着你，有老人有孩子，后来你发现他是骗子，你会很受伤，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个朴素的真理，做好人应该有好报，做好人假如没有好报，你还行不行善？这是终极讨论。
　　我想分享一个发生在2600多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孔子，孔子一生在传播善，仁爱，正义，3000弟子成大气的70有2，一生混到如丧家之犬，最惨的一次被围困在城郭，一群盗匪包围了孔子及其弟子，饿了三天三夜，弟子中就发生了动摇，老师啊，你教导我们说一生积德行善怎么落得这个下场？活活饿死，值吗？孔子说了特别重要的四个字，君子固穷。什么意思？你选择积德行善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的慈善与世界无关，是你决定做一个好人，如果我们都能坚定这样的信仰，可能我的社会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我明知道他是骗子，因为有些老人跟我要过十回钱了，我依然给他，老人，我的长辈，咱们拉下脸要钱，得给。孩子，明知可能背后是一个犯罪团伙，你要知道他要不到你的一块钱，回去要挨打。老吾老，幼吾幼，就别计较了，受一回骗又如何？
　　我看大家都是非常善良的，所以我在我的演讲开始之前，做了如下的开场白，然后进入今天我要讲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太大了，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小的课题，在很久很久以前，整个欧洲人都认为天鹅只有一种，直到欧洲的殖民者在一个叫澳大利亚的地方发现了黑天鹅，当我们的身边出现了一只黑天鹅，你认为他是一个偶然，当我们身边每天都有黑天鹅出现，这叫趋势。凯文凯利说，永远不要跟趋势为敌，我正在试着跟做中国好公司的在座各位分享一下趋势。
　　在2016年，是一个黑天鹅每天都升起的年代，比如英格兰脱欧了，比如诺贝尔奖给了一个摇滚青年，再比如说美国人民把总统大位给了一个房地产商，再比如说，韩国的女总统被闺蜜坑惨了，还有中国最老实的男演员被经纪人戴了绿帽子，比如中国最帅的体育明星竟然出轨了，还有比如中国男足竟然在长沙击败了韩国队，比如中央电视台最帅的主持人竟然当了投资人。这是一个黑天鹅遍地的年代，我今天就努力的从这些蛛丝马迹来梳理一下有可能影响咱们未来生意的趋势。
　　有这么一句调侃，在过去漫长的中国经济阵痛始终有一句名言，说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谎言，第一个谎言叫股票会涨，第二个谎言叫房价会跌，第三个谎言是他还爱你。如果一个国家积累的丰厚财富，崛起为全球经济的二强之一，他的人民靠房子完成了贫富的二八原则，这是一场多么大的悲剧？好在我们今天正在终结这一历史时刻，一个投机盛行的时代，我认为在未来终将结束，否则谁还有兴趣去奋斗？去创造？去创新？去实践乔布斯先生的名言，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怎么诞生了黑天鹅？有两位大师，一位叫凯文凯利，他写了一本书叫《时空》，还有一个著名的全球化语言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他曾经是我们的同行，他叫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世界是平的》，后来又写了一本《世界又平又热又紧》。特朗普就是第二本书下的蛋。黑天鹅产生了土壤，一个叫全球化，一个是互联网，将一个文化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不同的全球的人连接成一个整体，以经济的名义、贸易的名义、科技的名义。但是这一切带给我们的红利都不如一个国家推动的改革，这个国家我们应该自豪的鼓掌，就是我们中国。
　　在中国的历史上，总共有四次全民创富的浪潮，而且纵观中国的历史，只要我们这个国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个国家一定会强盛；有人说唐朝的拐点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不是因为内乱带给我们重大的创伤，而是在内乱以后唐政府再也不相信少数民族，唐帝国的大门从此关闭，唐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
　　我们的历史，四个，不用我解释，1978年，现在整个深圳都在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做准备，我们的总书记在厦门金砖国家会议已经做了预告，那时候的流行语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时候的中国百废待兴，那时候出了一个著名小人物叫年光久，炒瓜子炒成全民偶像，万元户。雪片式的告状信层层告到了中南海，小平先生对这个同志说了四个字的评语，叫不要动他。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容易，一路走来，有时候我今天调侃咱们的90后，我说你们幸亏活在了2017年，你要活在1978年，估计90后能被抓光了，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罪名叫流氓罪，你还敢非法同居，弄死你。
　　1992年，我们都知道一个85岁的老人再次去了南方，史称春天的故事，大批的官员脱下官服闯市场，史称九二派，最重要的是中国多了一条新的创富通道，中国有了社会主义资本市场，虽然A股总是对不起人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所幸中国的散户是最爱国的人，任股市虐我一万边，我们待它依旧如初恋。中国散户的记忆力据说是跟鱼一样，七秒，好了伤疤立即忘了痛。所以我们今天也顺应时代的潮流，选了新一届的证监会主席叫刘士余。
　　1992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商品化住宅正式启动，多少人靠房子而不是靠奋斗完成了原始积累，史称泡沫经济学，持续了整整二十年。直到我们今天开始重回实体，重回实业，重回奋斗，总书记说，幸福不会从天降。
　　2001年非常简单，国内市场饱和，以劳动力为成本核心逐渐减弱的时候，中国靠入市跟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成为近些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今年是第四次全民创富的浪潮，而且是有史以来尤其是对90后乃至00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是最佳的创富机遇。
　　四个全民创富原动力，仅供参考，我们流行的就是互联网+，现在直接就发展到AI+，真正的四个+，超过了任何一次，当然挑战也超过了任何一次，因为总书记说改革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要啃硬骨头了。
　　我们改革最大的敌人叫既得利益集团。新政+，光抓老虎都抓了小二百了，老虎是什么？中国官本位思想五千年根深蒂固，连贪官都有级别，混的官大，进去了就叫老虎，混的官小进去了叫苍蝇。据说苍蝇就是指处长，我说的是进去的处长，北京就是官多，所以房价应该是最贵的，中国最重要的资源是时政资源，所以中国企业家要想在中国活的好，记住八个字，远离政治，亲近政府。
　　有这么一句说法，北京春天沙尘暴多，小风一吹，吹倒一个电线杆子，砸死三个人，其中一个必有处长。
　　老虎是什么？应该混到省部级，这中间出现一个尴尬的夹层，司局长算什么？苍蝇？不服啊，叫老虎不够格，学界为了安慰他们，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虎蝇。
　　我们的新政这些年通过反腐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红利，官场的红利很容易，想象到这么多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下台了，我们希望大量的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补上来，据说光山西一个省抓个老虎导致了省委会常委会没法正常召开了，因为被抓的那些人能达到法定人数，当然哪个老虎背后没几个企业家跟着买单？我们希望填补不为领导买单的企业家，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第二个，新消费+，中国一个最大的市场危机是中国的消费升级了，中国制造没有跟上，才会有神奇的到日本买马桶盖，中国最有购买力的人群正在抛弃中国制造，跑到美国的奥特莱斯，跑到日本的专卖店，中国特别神奇的景象，当然我首先强调钓鱼岛是我们的，跟日本的网友PK，然后“十一期间”全跑到日本买东西，我恍惚间又觉得似乎爱国这个事儿不能强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消费升级的材料，把中国制造做得又好又便宜。
　　先进国家我就不介绍了，今年中美创业峰会我都参加了，都在AI上重叠了，曾经我们讲互联网+、物联网+，但今年重叠到AI+，有一个终极命题，也需要我们的企业家作出回答，人会不会被机器代掉？
　　中国在美国出现了保守主义浪潮，美国至上，中国迎来了一个机会，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如果真正的能够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对中国的企业家是莫大的红利，要看到将以人民币结算一带一路，中国作为制造强国，金融弱国已经N年了，必须改变，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货币战争的年代。历史不会爬行，只会跳跃，我们在历史新一轮跳跃的前列。
　　决胜取决于中产，中国最关键的就是第四项，中国未来最大的趋势，一个企业从输出产品一定要变得输出价值。过去的关键词叫中国东西卖给你，未来的关键词叫让世界爱上你。
　　为什么那么多人希望吴京成功？我解释一下，中国最爆棚的大片《战狼2》，已经55个亿了，有四点供大家做产品的思考，如果你把握不了公众的情绪一定会丧失市场的潮流：
　　第一， 中国全球崛起的大众冲动，好莱坞拯救了世界半个世纪了，轮到中国人来了，在非洲.
　　第二， 中国伪娘当道，小鲜肉当道多年了，与我大国形象极不相衬，纯爷们应该来了。
　　第三， 吴京几乎拿命拍的片子，和老婆一商量八千万别墅就给押上，中国我认为文化产业一片繁荣，认真做东西的不多了，当然赵普先生的手工艺也非常的棒。
　　第四， 是按照严格的国际标准打造的类型片，所以中国的价值不在于简单的左右之争，而在于当下已经撕裂的民意最大公约数的形成。
　　我还做了一点功课的，我的功课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您要现在想移民我建议您等等，因为按照最高决策层L型的经济，现在竖杠已经完成，现在就看横杠能持续多久了。工业复苏，制造业复苏，还有出口复苏了。
　　2017年经济三大任务，是未来长期的主要方向，三个点。促外贸，有效投资，我们不会乱花钱了，这次金融从紧就是一个信号。全民投机，把杠杆用到极致，实体经济又不行，能持久吗？还靠房地产啊？肯定不可以。促进消费，两个消费，资产回落以后出现了巨大的消费空白，需要我们优秀的企业家填补，二百个将近关联行业，房地产一咳嗽，好多行业就发烧。
　　这是当前的总体状况，稳字当头基础比较薄弱。这个表格充分对比了中国目前经济的问题，我们的经济规模上依然扩张，世界五百强已经109家了，是日本的两倍多，但是这个表格告诉大家，我们规模很大，竞争力有待提升。
　　制造业的危机，主要后面四个字，品牌的围城，这是宏观上中国未来最挣钱的行业，来源三中全会公报，我所有的描述都是官方的，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永远跟党走。
　　这是上半年，跟刚才的板块是完全合拍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目前最挣钱的行业，有文化，而且文化会持续到2030年以后，因为中国要改变一个不平衡，叫硬实力很硬，软实力很软。
　　这是未来，来源发改委网站，我只是给大家做了助手的工作，这个行业将达到50万亿的规模。这是中美趋势行业，我总结了一句话，叫AI压倒一切，所以我的合作是人工智能行业确定你的薪酬，如果你是企业家决定了你的效益，你必须跟机器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
　　一个唯利是图时代的告别，中国的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主要看金融，金融的十三五告别了唯利是图，提醒我们所有的企业家，我们的上游在改变流向，你要再唯利是图，再急功近利，似乎宏观的政策空间已不充分。
　　最后一页，按照大数据的思维，未来的企业家要完成跟新型的客户新型的市场相互关联，我们最擅长的利益关联，我们要上升到跟全球情感的关联，最后到达价值观的关联，好莱坞每年都在对全球洗脑，所以美国梦的认同度是相对很充分的很长的，下一站该轮到中国梦闪亮登场了。
　　我特别喜欢一代宗师的一句话，做企业究竟为了什么？在一个社会企业家成为主流的年代，三件事，见自己。就是了解自己，发现自己，把自己最优秀的部分带给社会价值：见天地。最后见众生。我们都喜欢王字，让我们魂牵梦绕，从金庸小说到朝堂都在为王字纠结，王字乃天地人，一竖乃贯通之。
(责任编辑：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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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作为边缘民族统治如此大的帝国，居安思危是必须的。为此满洲人做了种种努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江南省作为帝国的经济支柱，则需要作出一定调整，以变得更加稳定。如果可能的话，帝国的新主人会毫不犹豫的将经济中心迁至关外，这种情况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并不鲜见。但在古典时期，人类对于土地的依附力要远甚于现在。你可以把机器搬到你想到的地方，但却不可能把能够有丰富物产的土地移走，更何况江南地区的交通优势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行政方法成为改变地缘结构的唯一手段。作为“地缘”概念最为重要的衍生品“地缘政治”，并非只能用于外部，对内也同样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出决定的是那位被称之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具体的手段是将江南省一分为二。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一直是政治家的最爱，即使是在一般的管理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按照地缘文化的情况来进行分割，东西向的将江南省分为二部分看似是最为合理的。问题是这样做并不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则，所谓的分而治之是需要将尽量多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以避免其内部形成新的合力。如果让经济地位及战略位置最为重要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南北两岸），仍处在同一省份的管理，这个新江南省尾大不掉的可能性并不会明显的减少，因此最终江南省被按照南北向的中间线一分为二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每一个省份都包括了三种明显不同的地缘文化。以江苏为例，北部以徐州为代表的地区，明显属于中原文化区；而长江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则属于吴文化区；至于二者之间的江淮地区则形成了过渡性的“江淮文化”。中国的南北文化差异，尽在旧江南省故地显露无疑。而其中由于地缘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间隙至今未能弥合。　　在分割江南省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两个新省份选择自己的行政中心了。在古典时期，东亚的行政中心同时还要承担经济中心的任务，这一特点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改变。就一个城市的建设来说，防御和交通都是必须要考虑重点，因此面山背水的地点总是更容易受到青睐。就两个江南新省而言，长江和淮河都是可以选择的对象。不过在古典时期的后期，长江的风头显然要盖过了淮河，能够扼守长江航道，又有丘陵可以倚靠的南京、安庆成为了新行政中心。所谓江苏省，也就是取了江宁（南京）、苏州两字之首而组成的；而安庆和徽州（黄山）也各贡献了一个字成就了“安徽”的省名。如果仔细观察这四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长江及长江以南地区在帝国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要纵向分割江南省了。　　虽然江南省已经被分割了，不过“江南”的概念还是保留下来了。那位一般被我们认为只是去“江南”寻花问柳的乾隆皇帝，其实更为关心的还是这一地区的稳定性。江淮地区还是被包含在江南的文化概念中，特别是江淮地区的东部。在江南已经成为富庶的代名词，江淮之间的以扬州为代表的地区又凭借淮盐之利，运河之便富甲一方，因此长江这条地理分割线也就不那么重要的。只是到了近代，运河和淮盐的重要性都大不如前了，经济上的落差使得江东平原开始有意无意的强调长江这条地理分割线（甚至是语言分割线），并且设定出“江北人”这个带有贬意的称谓。　　理顺“江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说明一个道理，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地域歧视，有的只是经济上的差异。当一个地区能够在经济上变得发达时，它的地位自然会上升。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作出努力很多，而地缘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即如何发挥自己的地缘优势。现在各地区热衷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作各种规划，所考虑的基本要素就是自己的地缘结构。尽管有的时候领导们会一相情愿的放大自己的地缘特点，但基本的思路和最终的结果还是必须依据客观的地缘条件而获得的。　　关于合肥，我个人年幼时最初的印象来自于两件事：首先是一个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谜面与“两个胖子”有关的谜语；二则是小学地理老师的一次授课。当时他在讲解中国省会的位置，其中特别提到省会城市一般都在大江大河边上，因为在古时候能够运输大量的物资，然后他顿了一下说到合肥是个例外。也许他当时也不是很清楚合肥为什么能够成为省会，因此补充到，据考证，合肥在古时候也是有大江大河经过的，至于是哪条江河就没说了。当时留下的印象极深，以至今日仍然历历在目。　　关于将城市建在江河之滨，除却得到淡水资源以外，能得交通之便的确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了。对于安徽省来说，长江和淮河都是可能的选项。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首次展开同一级别的竞争之时（春秋战国），楚国人就曾经将他们的都城东迁至淮河南岸（郢都，今淮南寿县）。而三国时期的袁术也曾在此称帝（寿春）。至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安庆在安徽建省之初就成为省会的所在，其扼守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战略地位也为历代皇朝所重视。　　鉴于淮河在近代的地缘作用极速下降，特别是被黄河夺取了出海口之后。因此将安徽的省会设定在长江沿岸似乎是最被合理的选择。事实上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会即使因为地理条件所限不能临江而建，也有足够宽阔的水路也长江相连。换而言之，能够多大程度利用长江之力，是能够成为一省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筹码。而恰恰是在这点上，合肥并未能争取到足够的分数。　　如果说古典时期江河能够提供给城市的是门交通之便的话，那么在工业时代，铁路的修建极大的提升了陆地交通的运输量。这使得陆地运输线的重要性有机会超越内河航道，而随之而来的地缘改变则是铁路沿线兴建了大批新兴城市。而那些能够处在两条铁路线交汇之处的城市，无疑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源脱颖而出，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够成为一省新的政治经济中心（郑州和哈尔滨就是典型案例）。参照这一类案例，合肥也许是因为铁路之便而从江、淮城市的包夹之中突围，一跃成为安徽的省会。只可惜在查看了铁路网之后，我们会发现铁路并不是合肥的强项。那些地方铁路并非是促进合肥成为行政中心的源动力，反而应当是合肥成为中心城市之后而带来的经济效应。　　如果交通不能成为合肥成为安徽省会的地理优势，那么也许它那处在安徽地理中心的位置是选择合肥的唯一理由了。这样做似乎也能够让合肥成为江淮之间的平衡者。问题是这是真正的原因吗？　　从历史的角度看，合肥本身也并非没有战略价值。由于合肥的东南方向即为“江淮丘陵”，而合肥则是江东地区的这个外围缓冲区的第一线。不过江淮丘陵本身的密度并不足以构筑强大的防线，因此如果北方来敌突破淮河防线之后，江淮丘陵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迟滞敌人的行进速度，以为江东地区可能的反击获取时间。从这个角度看，合肥的战略作用其实也不算特别重要。　　合肥的防御力不足，在国共内战中也有所体现。当国军退守长江以南之后，突破了淮河防线的共军将合肥作为了南下的前进基地，并将之暂定为安徽的行政中心（皖北行署），以管理已经解放的皖北地区。先入为主的想法，被认为是合肥有可能最终成为整个安徽行政中心的重要原因。　　不过审视一下1949年以后的军事形势，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合肥被确定为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了。所谓成也长江，败也长江。长江沿岸城市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这条能够沟通东海的大江。而安徽境内的沿江城市之所以退出了省会城市的竞争，也是因为长江。这主要是因为新兴的共和国尽管自认为在陆地上可以无敌于天下，但在水上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换句话说，那些被历代王朝所依重的江岸城市，这时却很有可能被最先突破。由于长江沿岸各省的中心城市都与长江沟通，因此理论上东南之敌在获得足够的支持之后可以溯江而上，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一网打尽。而安徽的地理位置，则是敌方突破长江防线，向北突入中原的首选地区。因此将政治中心依惯例放置在这段南北走向的江面两侧，就好像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危险。　　在这种军事战略的影响之下，在江淮丘陵的西北侧，选择合肥作为政治中心，以在长江防线从东南方向失守之后，依托江淮丘陵逐级抵抗，将反攻之敌胶着在江淮丘陵，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在陆地上的优势。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将政治中心设置在淮河沿线似乎也是一种选择。只不是如果你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防守者的话，在机械化的攻势面前，淮河与江淮丘陵之间的大片平原会将胜利的天平向对方倾斜。因此在江淮丘陵的边缘，或者说把宝压在江淮丘陵和丘陵之间的那些湖泽之上，是更为安全的选择。最低限度也能为中原地区争取更多的时间。
　　楼主快分析一下黑龙江的地理位置以及地缘怎么样？对中国重要吗？感觉不怎么样啊　　
　　@少年随想 2楼
15:51:31　　楼主快分析一下黑龙江的地理位置以及地缘怎么样？对中国重要吗？感觉不怎么样啊　　-----------------------------　　我只负责转载，谢谢关注，也欢迎讨论，黑龙江应该还是放在东北的整体来考虑的，你说能不重要吗？后面应该会转载到。
　　客观的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在同一起跑线上合肥应当没有理由竞争过长江沿岸城市。纵观安徽的地理结构，处在江东，能够更好对接长三角的芜湖应当更具有区位优势。这并非是说芜湖一定会成为安徽新的行政中心，只是根据它的地缘位置有可能使其在安徽一枝独秀。　　经济上的发达与否很多时候并非是成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对于政治家来说，军事战略往往是他们选择政治中心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毕竟对于政治家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造成了很多“双城”现象，即很多国家或地区都会逐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加一个经济中心。比如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中国的北京与上海；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即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使得政治中心的吸附力过于强大，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或者说行政中心更能够利用行政权力获得额外的地缘优势（比如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交通网）。因此在地理条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依据政治优势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重庆之所以要从四川分离出来，合肥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数万人的小城，发展成为安徽的经济龙头，都是有着这样的地缘背景。　　安徽的情况就大致分析到此了。对于安徽来说，长江是它下一步发展的地缘资本。如果从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比另一个长江省份——江西更具有优势。这两个省份的沿江地区在历史上共同享有“吴头楚尾”称号，如果再要细分的话，安徽的长江两岸归为“吴头”，江西的北部归为“楚尾”似乎更为准确。这也是目前皖江经济带在大长三角地区的声势日隆，而江西仍然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游移不定地缘原因（如果两湖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话，江西与它们组团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合肥的省会设定是否是一个错误，在安徽省内一直是有所议论的。不过从结果来看，这种设定对于消除地区差有一定好处，最起码安徽的地区矛盾或者说地区的经济差不象江苏那样尖锐。只不过这种平衡在过往并没有起来共同富裕的效果（和中国前30年的情况很类似），也许在今后安徽出现几个经济发达城市之后，合肥的平衡作用才能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最后说一下，就江苏、安徽两省的行政范围来说，南部和中部属于江南（地理上的）、江淮两个地理单元，两省北部则属于黄淮流域的。而前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南部来分析的，也就是吴楚争霸的重点区域。到了吴齐相争时，黄淮的东部区域会是重点，到时候会有一个“未来”省份——淮海省的概念来概括这一区域。　　作者：南阳008　　　大家每次论述上古时的气候温暖于现代的例子就是“豫”这个字了。关于大象的分布可以说是曾经广泛的分布于地球各个角落，从高纬度的长毛象到低维度现在还可以见到的亚洲象非洲象，可以理解在中纬度同样分布了大象的一个或多个亚种. 而且大象几乎可以适应任何温度从高寒到荒漠，如今就有一个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非洲象亚种在荒漠中顽强生存着。拟论：大象曾经生活在中原地区，但是不能因为有“象”在中原生活就认定当时的气候可以类似热带或是亚热带了。虽然当时的气候确实较现代气温高一些，雨水更丰沛。估计也就是零度等温线可以由现在的淮河秦岭一线北上到黄河关中一线。　　＝＝＝＝＝＝＝＝＝＝＝＝＝＝＝＝＝＝＝＝＝＝＝＝＝＝＝＝＝　　尽管人类文明出现之前，象曾经有更多的亚种，也有耐寒的猛犸象存，但华夏先民记忆当中的“象”应当就是现在的亚洲象。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体形巨大的“黄河象”（学名剑齿象）与猛犸象一样，在人类学会使用磨制石器之后就灭绝了（最迟１１０００年前）。而亚洲象的皮肤特点使得它只适合在高气温的地区生存。　　不过仅用大象来佐证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的确有点孤证的例子。事实上气候学家们在论证气候的变迁时，所要参照的证据会有更多条度，那些对生存环境有要求的动植物的化石是一方面；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也是一方面。这其中颁于热带、亚热带的那些混生竹林是一个重要标志（暖温带也有竹子，不过都是散生竹）。　　总之黄河流域在上古时期气候温润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进入秦汉以后，温度虽然也有周期性的波动，但基本的气候属性与现在差别就不大的。（关于东亚气候变迁史，竺可桢曾经有过较详细的论述。）　　吴国开始越过长江，与楚国在江淮地区展开争夺。这其中最先成为牺牲品的是两个位于淮河下游的东夷小国——徐国和钟吾国，这其中的徐国需要重点说明一下。其实将徐国定义为“小国”，徐国人一定会觉得很委曲。因为在周人的势力开始向东扩张之前，徐国可是东方大国。那时他们根基在山东丘陵地区，只不过在齐鲁两国的压力之下，徐国被迫南迁，而现在的徐州就是徐国南迁后的新都。但徐州并不是徐国的最后一站，在吴楚两国将江淮地区作为战场的时期（也就是春秋末期），徐国已经顺着泗水南迁至淮河北面的泗县了（今属安徽）。而另一个名气较小的夷国“钟吾国”也有的类似的经历，他们当的的位置要较徐国更北一些，在现在江苏的宿迁一带。淮河以北的东夷诸国，很多都与泗水相邻。这条淮河下游最重要的支流成为了连接山东丘陵与江淮地区的纽带。如果地缘压力仅仅来自于山东丘陵的齐鲁两国，这些南迁的东夷国家的国运应该会更为长久一些。就象他们在江、淮之间的那些亲缘部族一样，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江汉平原的楚国开始越过大别山，向东扩张时，泗、淮地区就不得不面临新的地缘压力了。但一方面由于楚人的核心区相距较远，并且同属为周人所不耻的“蛮夷”。因此楚人对于泗淮地区的控制手段相对要温和的多。而徐国与钟吾国也乐得依附于楚国，借此抗拒北方齐鲁（主要是齐国）的地缘压力。这种平衡关系一直到吴人到来之后，方才被打破。　　如果我们为那些边缘大国划定“地缘利益区”的话，那么淮河下游对于吴人的意义应该要高于楚人。吴人在进入江淮地区东部时，仅仅征服江淮之间的“淮夷”诸部是远远不够的，要是不能将防线推进到淮河北岸，吴人并不能长时间保有无险可守的江淮平原。因此徐国和钟吾国注定要成为吴人北扩的牺牲品。只是对于徐国、钟吾国这样的小国来说，生存之道就是在大国之间玩平衡。而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其实是联合较远的大国，以对抗邻近的大国（越近，地缘冲突的可能性越大）。两国也正是依据这个原则，选择了与楚国结盟，这一次它们仍然觉得没有改换门庭的必要。只是他们这次高估了楚国的实力（楚国在中原争霸中已经元气大伤了），也低估了吴国在江东所积蓄的力量。因此在吴国的闪击这下，徐国和钟吾国被灭，并且没有机会异地复国了。　　〈吴楚地缘关系图〉　　
　　不好意思，后面复制过了，不属于江南省的内容，请自行略过
　　客观的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在同一起跑线上合肥应当没有理由竞争过长江沿岸城市。纵观安徽的地理结构，处在江东，能够更好对接长三角的芜湖应当更具有区位优势。这并非是说芜湖一定会成为安徽新的行政中心，只是根据它的地缘位置有可能使其在安徽一枝独秀。　　经济上的发达与否很多时候并非是成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对于政治家来说，军事战略往往是他们选择政治中心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毕竟对于政治家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造成了很多“双城”现象，即很多国家或地区都会逐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加一个经济中心。比如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中国的北京与上海；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即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使得政治中心的吸附力过于强大，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或者说行政中心更能够利用行政权力获得额外的地缘优势（比如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交通网）。因此在地理条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依据政治优势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重庆之所以要从四川分离出来，合肥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数万人的小城，发展成为安徽的经济龙头，都是有着这样的地缘背景。　　安徽的情况就大致分析到此了。对于安徽来说，长江是它下一步发展的地缘资本。如果从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比另一个长江省份——江西更具有优势。这两个省份的沿江地区在历史上共同享有“吴头楚尾”称号，如果再要细分的话，安徽的长江两岸归为“吴头”，江西的北部归为“楚尾”似乎更为准确。这也是目前皖江经济带在大长三角地区的声势日隆，而江西仍然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游移不定地缘原因（如果两湖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话，江西与它们组团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合肥的省会设定是否是一个错误，在安徽省内一直是有所议论的。不过从结果来看，这种设定对于消除地区差有一定好处，最起码安徽的地区矛盾或者说地区的经济差不象江苏那样尖锐。只不过这种平衡在过往并没有起来共同富裕的效果（和中国前30年的情况很类似），也许在今后安徽出现几个经济发达城市之后，合肥的平衡作用才能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最后说一下，就江苏、安徽两省的行政范围来说，南部和中部属于江南（地理上的）、江淮两个地理单元，两省北部则属于黄淮流域的。而前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南部来分析的，也就是吴楚争霸的重点区域。到了吴齐相争时，黄淮的东部区域会是重点，到时候会有一个“未来”省份——淮海省的概念来概括这一区域。　　002 &齐、鲁的地缘结构分析&　　根据一般的常识，“齐、鲁”二字一直都是可以和山东省划上等号的。不过这两个字带有的地缘属性却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就山东省的地缘气质来说，并不会是只有一种面目示人，而这一切又与山东省的地理结构有关。　　让我们先来看看，都有哪些重要的地理牲影响了山东的地缘结构，或者说是成就的齐、鲁两国的百年恩怨。　　附：齐鲁地缘关系示意图　　
　　我们仔细观察山东的地形图，很容易在中部发现一条弧形的山脉，将山东省大致划分为南北两部分。这条东起于济水（今黄河下游）的山脉在现实中又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其中最为主的的部分自西向东分别为泰山、鲁山、沂山、蒙山、尼山，这当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属泰山。而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地标，沂山和它南面的蒙山经常组合在一起，被称之为“沂蒙山”出现在我们所接受的各种信息当中。　　这些具有连续性的山系我们可以将之合称为“泰沂山脉”。而它的南部，大部分在春秋时期是属于鲁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鲁文化的发源地；北面则基本可以归类于齐文化的范畴了。　　不过山东丘陵地带在周之前，一直是东夷的地缘中心，作为西来的齐鲁两国尽管成功的将其改造成为了华夏的文化中心，但却很难将东夷的文化遗存完全抹去。而在整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在相互争斗的同时，也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进行着地缘扩张。　　尽管齐鲁两国最终成为了山东的主体文化来源，但并不代表在先秦的时候，来自黄土高原的齐鲁两国就能够独霸山东半岛。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在山东半岛兴盛了数千年之久的东方部族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一般而言，只要是存在复杂地形的山地丘陵地带，往往都能够保有一些独特的，不同于平原地区的文化。这种现象即使是在今天也能够被观察到，在长江中下游的那些丘陵地带，很多地区仍然保留着独具特色的方言。甚至于直线距离仅有十数里之遥的一些村落，之间的方言也不能互通。这些都表明，地理条件本身影响着文化的形成，或者不同的地理特征，能够催生出不同的地缘文化。　　这并非意味着那些藏身于山地的部族一开始就成长于此，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迫于外来民族的压力转而放弃那些肥沃而又易于开耕的土地的。从山东丘陵的情况来看，这种平原与山地交错的地形，意味齐鲁两国如果想彻底覆盖山东地区必须经过长期的地缘博弈。　　在周人到来之前，泰沂山脉周边无疑是存在着许多同属于东方系统的大小部族，而在周人到来之后，一些小的部族相继被迫迁移、融合或成为附庸。不过仍然有较大的部族可以依托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齐鲁两国相抗衡。尽管齐鲁两国最终成为了山东的主体文化来源，但并不代表在先秦的时候，来自黄土高原的齐鲁两国就能够独霸山东半岛。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在山东半岛兴盛了数千年之久的东方部族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就齐国初封的位置来说，是位于泰沂山脉的北部的“营丘”（今山东昌乐县东），其后又将国都又向西迁移至临淄（今天临博市临淄区）。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遥远，都属于同一地理单元。也就是说南起泰沂山脉，西至济水，北至渤海（莱州湾）的平原地区是齐国最先经营的根据地。这一地理单元我们可以称之为“鲁北平原”，与其隔济水想望的是“河济平原”。由于济水现在已经不得存在了，而“河济平原”的东部也已经成为了山东省的一部分，因此现在“鲁北平原”的概念已经包含了这部分河流平原。不过在春秋时期乃至后面的很长一段历史，它们被视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　　在泰沂山脉的南部，鲁国成为了主角。当年周公选定的初封地在“尼山”的西侧，也就是弧形的“泰沂山脉”所围成的口袋形地理单元的出口处。这个位置无疑让鲁国将这个口袋的内侧当成了自己的后院，并将之重点经营成为自己的核心区。　　如果“泰沂山脉”能够向东连续性的伸入大海，那么齐鲁两国最终以“泰沂山脉”为地缘平衡线，形成拉锯的情况将成为山东半岛的主要地缘矛盾。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在大部分的时间也的确形成这这种状况，只是“泰沂山脉”并没有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延伸入大海，这使得泰沂山脉的东侧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并在齐鲁相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地缘作用。　　在C形的泰沂山脉以东，一直到海的区域并非全部都是平原地区，事实上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又崛起了一座与海岸线平原的条形山脉——五莲山。这就意味在泰沂山脉（沂蒙山段）与五莲山之间，形成了一条具有通道性质的山谷通道，这条战略通道的意义在于，通过它可以很容易的进入鲁北平原以及胶东半岛（胶莱河以东）。这使得齐鲁两国在经营好自己的根据地后，都希望能够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可惜对这条战略通道有所企图的并非只有齐鲁两国，在其后的春秋争霸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来自江淮地区的诸侯国也一次又一次的希望通过这条战略通道进入山东半岛的核心地区。　　　　如果沂蒙山与五莲山之的的距离够近，那么这条战略通道很有可能仅仅成为象“崤函通道”那样的兵家必争之地，或者说仅仅是在山口处筑上几道关城就足以控制它了。只是两山之间却还是有些一定的距离，这使得这条战略通道本身又具备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一般而言，两条山脉之间的距离如果够近，那么从分水岭下来的溪流往往能够汇集成一条大河。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条战略通道的宽度足以让两侧山上下来的水流汇集成数条河流了。而同样发源于沂蒙山，却分列通道两侧的沂河与沐河是其中的主要河流，我们因此也可以将这片谷地称之为“沂沐河谷”。　　“沂沐河谷”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地理单元，一是因为它的两侧有沂蒙山与五莲山作为屏障；二是因为河谷的东西向有着足够的纵深。另外在河谷的北部，存在一些海拔只有2、3百米的丘陵，将沂蒙山与五莲山连接起来。尽管这个高度并不足以成为沟通的障碍，但如果被军事家加以利用，还是能够赶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在战国时期，来自江汉平原的楚国控制住“沂沐河谷”之后，齐国也正是依托这些丘陵，修筑了齐长城的东段，用以抵御楚人的进攻。
　　不过在西周——春秋时期，沂沐河谷是被一支被周人视为东夷的“莒”人部族所建立的“莒国”占据的。依托有利的地形，在齐人还未能将山东半岛的北部地区整合好之前，莒国甚至有力量影响齐鲁两国的政治格局。当然，在齐国与其他边缘大国都完成各自所在地区的整合工作之后，莒国注定成为了大国争斗的战场，基本上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再作为一个诸侯国而存在了。　　附：齐.地缘结构图(西周——春秋）　　　　关于莒国和鲁国会有专门的章节分析，在公子小白（齐桓公）那次传奇式的君位争夺战中，我们有机会窥探一下三者之间的地缘关系。　　有一种说法是莒文化也应当是山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根据地理结构和历史，沂沐河谷地区的地缘文化应当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则要有该地区的朋友来现身说法了。　　不过在齐、鲁、莒文化之外，胶东半岛独特的地理形态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尽管在很多时候，它已经被归类于齐文化了，但究其最初的来源，却与一个叫作“莱”的东方部族分不开的。而在齐人的扩张当中，被称之为“莱夷”的部族是他们最大的障碍，这也将是我们解读的内容。
　　插播一段有意思的讨论　　作者：bbx833　　　这两天想到个问题：中国等黄种人眼镜突出，所有要表达个什么意思一个眼神别人就能看明白理解透，因此不需要什么脸部表情协助，所有中国人形容自己的脸为沉静；而欧美白人眼窝是凹进去的，看他们的眼镜就暗暗的一团不清楚，所有眼睛传递意思受到限制，需要用脸部表情协助，所有欧美人表情总是那样夸张；但是非洲的黑人就更麻烦了，不但眼睛看不见，整个脸整个人也是黑的，因此别说什么眼神表情的，都无法完成意思的传达，必须手舞足蹈的来表达意思，因此你看非洲人总是在那手舞足蹈的。　　　　　　楼主，不知以上是不是总结得准确？ 从地缘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不同的人群？　　＝＝＝＝＝＝＝＝＝＝＝＝＝＝＝＝＝＝＝＝＝＝＝＝＝＝＝＝＝＝　　很有意思的分析！黑、白、黄三大人种体貌特征的形成应该与纬度有关。这方面有很多热衷于“DNA”研究的参考意见。至于地缘文化上的区别，这个帖子里已经多有涉及了。　　作者：kokeyky　　　齐国实力和名气都强于鲁国，但为何现今山东的简称是“鲁”而不是“齐”，能说明否？　　＝＝＝＝＝＝＝＝＝＝＝＝＝＝＝＝＝＝＝＝＝＝＝＝＝＝＝＝＝　　这个世界硬实力只是一方面，对于士大夫阶级来说，以文化为主的“软实力”才是最值得推崇的。鲁国在文化上的标杆作用（特别是孕育出了孔子）使得后世之人更愿意将“鲁”作为整个山东地区的代名词。　　作者：血封喉　　　－－－－－－－－－－－－－－－－－－－－－－－－－－　　春秋时期的黄河下游还不是济水，公元前602年是一个时间标志。在图上的黄河河道有两条，北边那条是禹河，也就是公元前602年以前的主要走向；南边那条支线则上公元前602年大改道后的主线。不过这两者之间的黄河流向并不稳定，在战国筑坝之前漫流及小改道现象还是常有的。其他问题在随后的内容中都会有解读。　　---------------------------------------------------------------------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论坛上的讨论吗？
　　我们已经知道了当年齐国的兴盛之地是在泰沂山脉以北的“鲁北平原”之上了。对于齐国来说，除了把鲁中平原上那些残存的东夷部族消化掉之外，它还可以向西面的河济平原，东面的胶莱平原，以及泰沂山脉以南扩张。如果从难度上来看，向东西两侧的平原地区扩张显然要容易的多。　　由于黄河下游河道的不稳定性，河济平原（特别是平原的东部）在先秦时期并不是特别受青睐的地区。在水患频繁的地区，如果可以选择，山地丘陵与平原的交界处是定居的首选之地。因此对于齐人来说，他们需要倾注更多精力的是在东方。当然，这并不代表河济平原就不重要。在河北平原的地缘力量能够形成强大力量之后，河济平原成为了齐国面对东北方向地缘压力的重要缓冲区。这方面的案例已经在我们叙述过的历史中出现过了，邢卫两国在戎人的入侵之下丧失了对河北平原南部地区的控制权之后，齐人主动提供支援并将之安排在河济平原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的。　　尽管河北平原的霸主并不总是来自西北方向，山地之中的戎人，但这些有能力在河北平原上称霸的政治力量，在希望扩张时总是会将河济平原以及鲁北平原作为渗透对象。在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从山西高原上走下来的晋人，以及来自燕山南麓的燕人都曾经成为齐人的强敌。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因为这些被河流分割而成的冲积平原之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相比于山地而言，无论是自然渗透，还是战术性的军事行动，跨越这些平原之上河流都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如果齐国所依托的仅仅是这些河流，他们显然不具备成为大国的潜质。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当年姜太公之所以被分封于此，是因为这里是东部族群的核心地区（也就是周人所认定的“东夷”），而东部族群之所以能够以此为根据地，与黄土高原上的西部族群进行长达数千年的对抗，地理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大片可以依托的山地丘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东丘陵”。而齐人来此的目的，当然就是为周王朝整合这一地区，以从地缘上彻底实现东西融合。只是在历史进入春秋乱世之后，当年的王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齐人依托王命所获得的土地成为了齐国争霸的地缘优势。
　　就河北平原本身的地理结构来看，是无法成为强势的地理单元的。也就是说，如果控制河北平原的政治力量不能同时控制部分西、北方向的山地，他们就只能在历史舞台上成为配角。这其中的反面例子就是邢、卫两国。而能够将势力范围拓展到燕山，以及从山西高原上渗透至华北平原的晋国就是成功的例子。　　从这个角度看，河北平原与太行山、燕山的过渡地区才是河北平原的地缘核心。而如果从直线距离上来看，从泰山北麓渗透至河济平原（东部）显然要短的多。另外，跨越济水的难度相比于跨越那条（甚至是数条）多变的黄河也要容易的多。因此我们会看到，尽管齐人与华北平原的政治力量在春秋战国时期互有攻防，但河济平原的东部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够在齐国控制下的。反过来说，齐国也很难稳定的渗透至河北平原。　　这种地缘结构甚至影响到了现实的行政区划，从现有的山东行政区划上我们可以看到，山东的西北省界基本与先秦时期的黄河故道重叠。也就是说河济平原的东部与山东丘陵地区的地缘关系更为紧密。　　对于齐人来说，在西周和春秋前期，其实并不太需要为来自西北方向的地缘压力而烦恼，因为华北平原尚不能与其西、北方向的山地在地缘上融合为一体。对于齐人来说，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来自于鲁北平原以东地区。　　说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一条河流，它就是“胶莱河”。这条连接莱州湾与胶州湾的河流对于山东地区的地理结构起到了两点重要作用：一是与支流共同冲积而成了胶莱平原；二是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地理分割线，它的东部地区被称为“胶东半岛”，也就是狭义上的山东半岛（小山东半岛）。　　对于这两点影响，我们需要解读一下。首先胶莱平原与鲁北平原虽然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但在还是具备不同的地缘特点的。对于鲁北平原来说，南面的泰沂山脉是很好的依托，这使得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古人，能够在山地和平原之间游走，以抵御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包括外敌的入侵以及水患。因此我们会发现，齐人的初封地和国都的所在地其实都地在泰沂山脉北麓和平原的过渡地区。对于周人来说，首先倾全部力量，占据一块最有地缘潜力的地彻底解决山东丘陵地区地缘威协的基础。而有了这个支点，齐人才有可能行使他征伐东夷的权力，并最终成为东方的霸主。　　我们一直在提到“山东丘陵”的概念，实际上山东地区的丘陵地带并不是一个统一体。从大的区位划分上，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两大块。即以泰沂山脉为核心的“鲁中南山地丘陵”，以及胶东半岛上的“胶东丘陵”两块，而胶莱河流域（胶莱平原）就是二者的分割线。就胶莱平原来说，甚至在炎黄时代，这一地区也很有可能是一片泽国。由于地势过低又临海，它所受到的困扰并不仅仅象内陆平原那样来自河流，在文明初始时，海侵才是问题的主要来源。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上古时期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实际上如果胶莱平原不能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幸免的话，鲁北平原的绝大部分地区也会没于海面之下。　　对于这种可能性，哥本哈本会议上的那些环保主义者会更有兴趣。而我们所关注的则是，相比于鲁北平原来说，胶莱平原的地缘定位更象是一个缓冲区。无险可守的地形使得它必须依附于两大山地丘陵地带。这也就是说，胶莱平原本身虽然可以成为一个地理单元，但居住于其上的族群如果试图以它为根据地进行地缘扩张是不现实的。　　附：山东半岛地形图　　　　看上面这张《山东地形图》需要注意一点，在春秋时期黄河三角州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东营及其以东的那个三角形突出部还没有形成。这主要是清流的济水不能象后世的黄河那样提供充足的泥沙。尽管黄河的这种行为使得中游地区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但却为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造就了新的土地。只不过由于黄河现在流入的是中国的内海——渤海，因此并不能为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划分作出贡献。因此有一种提法是希望通过技术手段让黄海改道复归南线，向它流入黄海，以此加强黄海的控制权。要想做到这一点，从技术上来说并不难。只是真要这样做了，对于沿岸各省所造成的地缘影响甚至要远大于三峡工程，决非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
　　插播　　作者：weilan930　　　....希望兄分析有些问题的时候要言简意赅下，呵呵。　　同时多提出点建议和对现在中国的帮助，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出现雷同的现象】，分析历史时多探讨下有补于当今的立论。　　------------------------------------------------------　　呵呵！之所以选择地缘这个角度，就是因为看多了所谓的“当代史”，或者说主观角度来划分黑白的历史。也许中国部分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来说，可以当作史书来读，不过主线及关注点始终会在地缘结构上的，也算是为关注中国命运的朋友，提供一点基础参考。　　至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事，想做和正在做的人很多。除了象我们这样发表何种言论都无关大局的升斗小民以外，也会有很多代表各自集团利益的专家，不时的抛出一些让大家心潮澎湃的言论。就象某位代表海军利益的将军，和代表空军利益的上校一样。　　无论喜欢或愿意做这些事的专家和网友们出于什么目的刺激我们的神经，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满足自身的某种情绪需要就可以了。于我个人来说，大家能够从这些基础资料中得到些许价值，形成自己的看法更有益些。不过基础的东西总是会偏向细节些的，可能不会有直接为中国乃至全人类规划百年之后的命运来得过瘾，只是写起来会感觉更踏实点罢了。
　　胶莱河的两个特点，其一就是河流本身成为了胶东半岛与大陆的分割线，而胶莱河及其支流所冲积而成的胶莱平原，也是胶东丘陵与鲁中山地丘陵的过渡区。关于胶莱河本身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解释，从地图上看，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条连接渤海与黄海的河流。如果按照这种理解，胶莱河的定位就应当是一条连接渤海与黄河的快速通道了。如果是自然而形成的，那它就不应当叫作河流而是海峡了。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否则胶东半岛就应当叫作“胶东岛”了。　　其实在上古的时候，是没有胶莱河的，有的是一条发源于胶莱平原中南部向北流淌的“胶河”。如果不是人为的作用，时至今日胶莱平原应该会被叫做“胶河平原”。这种改变离我们今天所叙述的时空又相隔了将近2000年，而作出这项决定的是入主中原的蒙古人。　　事情的起因是华北平原的北部逐渐成为了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这意味着这片土地需要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因此需要从农业潜力已经得到开发的长江下游地区，调入粮食和其他物资，而在古典时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物流行动，水路是当仁不让的先择。　　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并非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隋炀帝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计划。尽管评书表演艺术家们认定这位“十恶不赦”的二世祖只是为了南下寻花问柳而开挖了京杭大运河，但实际上那只是一个附加功能。只是在王朝初定的时候进行如此大的工程，并不是一个好时机，在此之前秦王朝已经有过失败的案例了，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用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固然是一个好方案，只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这条运河终有不堪重负的一天，更何况河道的淤积状况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寻找备选方案成为了后世诸多皇朝所要思考的问题，元朝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既然水运是性价比最高的选项，那么将视线再向东移，经由海岸线进行海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可行之处在于帝国的中心（北京）离海并不太远，并且有河流连通渤海，而海上的航道也不需要象运河那样维护。　　不过相比于运河，海洋的不确定因素更多，特别是在那些台风高发的季节。如果选择靠近海岸航行，以及根据经验挑选气候相对较好的时间出发，还是能够最大程度规避掉这些不利因素的。与气候原因相比，航线的距离成为了海运的一大不利因素。如果中国的海岸线都如东南沿海那些圆润，从江南沿海岸航行与沿运河航行至北京的距离并不会有太大差别。只可惜距离北京最近的海岸线是渤海湾，这个由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包夹而成的内海，在为帝国的中心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拉长了海运的航线距离。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从长江下游沿海路将物资运入渤海湾，就必然围着山东半岛转一圈，这显然增加了物流的成本。更为不利的是，当船只航行到山东半岛最东端的那个岬角——“成山头”附近时，所要面对的风浪较之前要大上许多。这些因素都促使元人希望寻找一条横穿山东半岛的水路，将渤海与黄海直线连接在一起。　　附：胶莱运河示意图　　
　　鉴于“胶河”已经横穿了大部分的山东半岛流入莱州湾（渤海），因此元人的的工作主要是向南往胶州湾方向挖掘运河，换句话说也就是让胶河源头的水向南北两个方向流动。当然，南段这条运河中间也会有其他河流补充水源，在他的水量过剩时，甚至也会有部分水流漫过源头的分水岭流向北侧的胶河河道。　　胶河水如何流动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这条看似应该流淌着海水，而实际是一条淡水河的河道理论上的确可以用来接近渤海与黄海之间的距离。经过五年的开挖之后，元人也的确完成了这项任务。由于新的河流（胶河＋南运河）的南北两端分别是胶州湾与莱州湾，因此被命名为“胶莱河”。　　实际上胶河无论是否向南延伸，又或是否更名为“胶莱河”，都无关胶莱平原在春秋时期的地缘定位。即使是在元明两代，胶莱河南端的运河也未能充分发挥漕运的功能。由于维护费用巨大，它在投入使用后不久就被废弃了。之所以要在这里重点解读一下这条河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胶莱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山东半岛乃至黄——渤海地区的地缘结构。这是因为以胶莱河为基础的，新的沟通黄渤海的计划又被提出来论证了。只是这一次，所设想的不再是一条只能通行低吨位船只的淡水河，而是一条宽度及深度足以与巴拿马、苏伊士运河相提并论的海峡式运河了。　　附：黄海——渤海地缘关系示意图　　　　关于新的“胶莱运河”目前已经有专家在专门讨论了。正如之前的三峡工程一样，这种足以改变某一重要地区地缘结构的工程，都会有立场鲜明的正反两方。这种讨论甚至争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它可以让最终的决策更加理性。　　希望将胶东半岛变成“胶东岛”的一方理由似乎十分充分，象元人那样接近黄——渤海之间的距离只是目标之一，更为时髦的理由是为了环保。这主要是因为渤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内海，而沿岸又多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因此水质十分恶劣。换句话说也就是不能与黄海充分对流。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终极办法还是减少污染，否则就算有办法让渤海的污染物都能及时流入黄海，也不过是一个祸水东流利己方案而已。　　问题是根据计算，试图依靠一条新“胶莱运河”就能很快将渤海之水换完是不现实的。不过，对于山东省来说，由于净化“莱州湾”的水质还是可以期待的。实际上青岛港所在的胶州湾水质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这个微缩版的渤海湾也可能在这个循环系统同率先获益。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开挖新的运河固然能有上述的诸多好处，甚至可以让胶莱平原上的诸多内陆城市变成“沿海城市”，也参与海洋利益的分配。但所带来的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对农业用地的影响。鉴于运河是在肥沃的平原上开挖，因此所占用的土地基本是会是耕地，具测算会有数万亩之多。在以粮为纲的中国，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问题不仅于此，由于新的运河中流淌的是海水，运河两测的土地会不会盐碱化也是必须考虑到的。更何况开挖运河会牵扯到大量的搬迁工作，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沿岸城市的战略规划及定位。　　有鉴于此，新“胶莱运河”究竟命运如何还未有定论，最终的结果所依据的无非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罢了，只是算这笔帐时务必要把环保帐也算进去。无论这项工程的命运最终如何，将之拿出来谁，比之将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或者去“收复”西伯利亚之类的想法要务实的多。只是这条设想中的运河全境都在山东境内，并且最有可能受益的沿海地区也是山东的，因此省外之人往往关注度不够罢了。不过，我们今天不妨从整体的战略角度再来审视一下“胶东岛”的形成，会对中国沿海的地缘格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附：胶莱运河环流示意图　　
　　003 &吴国(吴语)的地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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