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陈独秀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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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石墙院。他坐了蒋介石的五年牢之后，因抗战爆发而出狱。在暂住南京期间，蒋介石派陈立夫、陈果夫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均遭陈独秀拒绝。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此时他先后寄居傅斯年家和陈钟凡家（陈是北大学生），靠朋友资助度日，后又拒绝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请求，乃偕夫人潘兰珍赴武汉。在武汉期间，董必武曾受中共之托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陈不同意，“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他既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作检查才能前往延安，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困潦倒的漫长之路。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辗转长沙来到重庆，遇见同乡、同学邓季宣，经他又认识了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之名，邀请他来到江津县，经过一番波折，最后定居于清朝拔贡杨鲁丞家――石墙院。　　说来凑巧。陈独秀流落重庆期间，偶尔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杨鲁丞所著《皇清经解》抄本，很有兴趣，出钱买下。到江津定居后，一次在某馆喝茶时和邓燮康提起此书，邓告诉他，杨鲁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邓又告诉陈独秀，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不欣赏他的作品，还批了“乱杂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没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陈独秀应邀答应为之整理，就这样住进了石墙院。此时石墙院主人是杨鲁丞后人杨明钦。陈独秀住在大院平房右侧一个小院，四间房子。陈独秀之所以同意住进远离江津、地处山坳的石墙院，除整理杨鲁丞著作外，主要是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便于整理他在狱中就着手著作的《小学识字教本》。正如他入川后一首诗中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小学识字教本》，从字面上看容易误解为一本粗浅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不然，它是拥有中西文化很高素养、特别是国学雄厚基础、博古通今的陈独秀最后一本学术力作，是总结我国几千年和他几十年来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此书名为“教本”而非“课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这是有意为中小学教师普及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学蓝本，学术性虽高，但目的还是在于实用。此书完成后，稿件送审时，有关部门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两万元稿费退回去了。此时的陈独秀已贫困交加、生活拮据，多么需要一笔钱度日，可他硬是退还这笔稿酬，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陈独秀落脚在石墙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夫人潘兰珍为生活所迫，避着陈独秀典当了首饰，连柏文蔚（陈的老友、曾任安徽都督）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为了补贴生活，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陈独秀还被小偷光顾过。小偷可能以为很多名人来拜访他，一定是个富户，谁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物、《小学识字教本》手稿和印章“独秀山民”。因陈独秀始终是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度日的，当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没有追回，陈独秀非常痛心。当友人前来安慰时，陈幽默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石墙院为三进，中间以天井隔开，这天井大约200平米，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陈独秀就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开着半个“厅”，仅容一桌两凳，是陈独秀吃饭的地方，院的右侧两大间，大门有一大排隔栅，是陈独秀写作和会客的地方，小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花坛，中间有玉兰一株，为陈独秀所植。　　陈独秀住在石墙院，虽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但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县长和当地名绅，还有已做了大官的学界名人傅斯年、罗家伦。至于陈的老友高语罕、邓仲纯等安徽老乡、北大同学，江津名流，就更多了。陈因坐过五年牢，到处奔波，生活不安定，此时年纪已大，心情又不好，吃饭早一顿晚一顿，热一顿冷一顿，致患有胃病、高血压、心脏病等。其间生病多由邓仲纯为他义务诊治（邓是留德医生，在重庆开了一家延年医院），其他医生也为他义务治过病，有时则利用民间草方。日，曾代表陈独秀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来探望陈独秀（一说来探望的不是包，而是包的夫人夏松云和张国焘夫人杨子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延请好几位医生医治无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成都晚报》吴塘的文章，对这次访问有详细记载：周恩来在朱蕴山陪同下，一走进石墙院，一股凄凉萧索之气向他袭来，不禁一阵心酸。走进房门，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停坐在一张木床上……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陈独秀费力地要支撑起来。周恩来走到床边与陈独秀握手，说：“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陈独秀握着周恩来的手，心头一阵潮涌，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涌上心头。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毛泽东始终不曾忘记过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再三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　　陈独秀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并说：“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时在一中学任职)，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在日晚9时40分，享年63岁。当时除夫人潘兰珍、三儿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璋、长瑜、侄孙长文等亲属外，尚有包惠僧、邓仲纯、何之瑜在侧。陈独秀去世后，衣裳、棺木与墓地等均由邓蟾秋、邓燮康赞助，社会各方多有支持，捐赠和赙仪总数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元，由北大同学会拨付。　　陈独秀灵柩于6月1日下午1时30分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此地也是邓蟾秋捐献。出殡之日，陈独秀亲属和双后小学学生百余人随行送葬，从鹤山坪到康庄30里，两旁站立许多人送葬，有人放鞭炮以示悼念。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而行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圣高的精神万岁”了。陈独秀曾无奈地说过：“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同时，江津各界人士还在国立江津九中高三礼堂举行陈独秀简朴肃穆的追悼会，参加者有安徽同乡和本校学生，没有花圈，没有鲜花，没有青松和翠柏，只有陈独秀遗像放置在礼堂主席台桌子上，两边摆着几副纸书的挽联，其中三副：　　其一：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其二：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　　人生功过自有评述。　　其三：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65年过去了，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应该更清楚了。　　潘兰珍在友人帮助下，在重庆附近一家私人农场找到一份工作。四年以后，她又回到上海，从原籍南通老家接回寄养在友人家中的养女小凤共同生活，不幸患了子宫癌，于1949年11月去世。　　1947年6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陈独秀自1913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1937年秋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时，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顺便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谜。小小的民船载着灵柩到达安庆时，社会各界名流竟显出冷漠面孔，无人去江边迎接，更谈不上举行江津那样的葬仪了。陈的棺木先暂置于安庆西门太平寺，然后才安葬在城北十里铺乡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陈独秀一生娶有4位妻子，有3位生育了儿女。发妻高晓岚生长子陈延年、长女陈玉莹、次子陈乔年、次女早夭，三子陈松年；二妻高君曼生女儿陈子美，儿子陈鹤年；四妻潘兰珍生女儿陈风仙，早夭。应该说，将他与高晓岚合葬是违背陈本人意愿的。陈与高的结合基本属于包办婚姻，由父母选择和定夺，更重要的是两人的志趣、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他后来携妻妹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离家出走，并与之同居、结婚，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和社会非议，成为别人的笑柄。1930年高氏临终前在叶家冲购置了一块墓地，并嘱咐陈松年，死后要与陈独秀葬在一起。谁也分不清这是报复还是眷恋：不求生不同屋，但求死后同穴！　　陈独秀应有两个墓地，江津的陈墓原址远比安庆陈墓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文物价值要高。1989年江津县政府在原墓址照原样修复了陈独秀墓。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随后建造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引道时，竟将陈墓推倒、铲平。可笑的是，几年后在被推平处又插了电线杆作为标记，据说是为了下一轮重建墓地，并打算立一尊陈独秀雕像。这与其说是在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在迎合剧烈变迁的时代花脸。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还会有多少有形无形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座被损毁？陈独秀墓园规划用地150亩，南北长380米，东西宽300米，第一期工程耗资120万元，如此奢华、浮躁、酸气，与死者清贫、孤寂、悲怆的一生和品性相去甚远，难道物质等级真的可以与精神境界相对称吗？一个杰出的思想者的灵魂注定得不到安宁。请看一看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冢（也埋葬着他的家人），与其它墓冢并无特别之处，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马克思死后影响日隆而重修或扩建，一切均保持当年的原样，但并不妨碍马克思的精神高度和他的继承者来拜谒，这是对历史也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自欺，更不欺人，陈独秀的晚年的言行，显现出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度。盖棺未必定论，陈独秀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符号，将会得到客观、公正的注解和阐释，成为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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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陈独秀的一篇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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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谈的“毛泽东讲话”，指的是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报告与党的前后两个历史决议相联系，其发表、刊登以及修改，都至关我党对陈独秀的评价，不可不读。　　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的结论，成为此后几十年党史领域的准绳，而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也一度是以《决议》中的定性为准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使用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提法，正式取代了此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陈独秀的真实形象，在人们的眼中模糊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连续五届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的功劳，则更是很少为人提及，即使提及，也要加上种种限制语。　　例如，秉承《决议》的精神，1951年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描述建党时期的陈独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其中“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句话至关重要，让人感觉当时党是选错了自己的领导人。这个评价，在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被删除了，整段话变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对于建党的功绩得以肯定，当然与新时期开始后学术界的努力分不开，但本文所谈的毛泽东1945年这篇讲话的刊登，也许才是最终改变评价的关键。　　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在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题为《“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关于陈独秀建党时的情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然而，虽然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陈独秀建党的功劳是高度肯定的，但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依然是负面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陈独秀责任的定性，明确使用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这一提法直到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才正式变更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去掉了“投降”二字，显然是考虑到陈独秀一生虽然数度被捕入狱，历尽坎坷却从未投降敌人的因素。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责任的判定较之以往也有重大改观：“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在这句话里，明确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主语不再是“陈独秀”了。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于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已不再回避。这一系列重大变化，与党史、共运史学界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也同1991年苏联解体后，封闭了几十年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有关。1997年和1998年，这套档案中年联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然而，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在这场“研究的革命”发生前，毛泽东1945年的这篇讲话再一次被刊登了。　　1996年8月，毛泽东的这篇《“七大”工作方针》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这次又有一处至关重要的内容改动，即“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这段话中，“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这九个字被删去了。删去这九个字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明确了陈独秀不是“反革命”，甚至连托洛茨基、“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帽子，也一并摘去了。　　毛泽东在他1945年的这篇讲话里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正是依照毛泽东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放弃“右倾机会主义”旧说，采用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新提法。　　最后，本文想用毛泽东1945年这篇报告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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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讲演会上的讲演中,就做出结论:“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 中国论文网 /1/view-293243.htm　　陈独秀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他的卓越贡献该做怎样的历史定位?毛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两篇重要文献,对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准确无疑的评判。 　　毛泽东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 　　陈独秀是伟大的思想者、鼓动家。是反封建、反官僚、反军阀统治的勇猛前行的斗士。他洞悉旧中国社会制度的黑暗,了解国情民意,敢想敢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更加英勇无畏,果断地立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潮头,呼号战斗,很快成为“思想界的明星”, 　　他发出的言论,非同一般,特别令人警醒,用李达的话来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咙里提醒觉悟起来。” 　　他怒时,愤慨至极,唤人警醒:他言时,笔锋犀利,无情鞭挞。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上海的好友们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五四运动后,许多青年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6月8日,他以“只眼”的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一组随感,其中一篇是《六月三日的北京》,痛斥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和社会的黑暗。文章写道:“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北洋军阀政府反动至极,社会“阴惨暗淡”至极,这不足以令人警醒吗! 　　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精神的阐述,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他说:“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但“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特有精神”的阐述,是对这场爱国运动的高度赞颂和认识的升华,更是对投身这场运动的青年精神上的激励和思想上的警醒。 　　陈独秀是一个积极鼓吹新思想的人,他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寥寥数语,言简意赅,饱含着革命者的人生哲理和斗争哲学,展示了革命者的战斗情怀和精神境界,这篇不满百言的文章,无疑表达了陈独秀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更是对参加五四运动遭遇反动军警逮捕的青年学生的声援书,是对北洋政府黑暗统治的无情鞭挞,是一篇激励革命青年学生奋力同黑暗势力作不懈斗争的号召书。 　　今天,我们再来读一读李大钊当年写的《欢迎独秀出狱》的白话诗,便可知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在青年和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于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有许多好的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他们都把陈独秀当成了不畏“强权和威力”的斗士,当成了手中握有真理的人。李达说:“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 　　陈独秀敢想敢说,旗帜鲜明,他在《北京市民宣言》一文中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 　　而导致陈独秀入狱的由他亲自执笔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正是给北洋政府下的一道战书。《北京市民宣言》(日)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全文如下: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可以被看作是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第四两条,这两条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当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3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宣言》要求罢他们的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反映了陈独秀高昂的战斗激情。 　　毛泽东于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在谈到陈独秀时,毛泽东作如是说: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
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揭的,就是这两样。”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字字珠玑,切中要害,既是对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最精辟的解读,也是对陈独秀新思想的欢呼和最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五四运动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关键是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有鲜明的政治纲领,有严密的群众组织,有先进分子做骨干,有正确的舆论引导。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不仅是杰出的思想者,更是杰出的组织者。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组织和影响下,五四运动遍及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在运动中,各地陆续组织了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并共同组成各界联合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军阀政府终于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职务,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制定了行动的纲领,扛起了斗争的大旗。 　　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对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的5条最低要求,为运动指明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时他也提出了斗争的方法,首先“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但是,如果政府当局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那么,“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游行示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北京市民宣言》实际上就是陈独秀为五四运动制定的行动纲领。 　　陈独秀以一位普通战士姿态“直接行动”,为各界群众做表率。 　　陈独秀不仅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而且亲自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北京市民宣言》印好后,他又亲自去散发,不料,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于6月11日晚遭拘捕。陈独秀被拘捕后。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人,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陈独秀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以自己的行为来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 　　陈独秀身陷囹圄,锐气不减,一时又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6月12日,外右五区警察署提讯陈独秀。陈独秀说:当蔡校长在校时,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晚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已散去数十张……”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承认散发传单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及不知姓名的高等师范学生等等,全是欺骗警署的无头案。这表现出陈独秀临危不惧、从容应对的大智慧,亦表达了陈独秀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日,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再次提讯陈独秀,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询,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有特定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4时,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在被捕、关押期间,孙中山先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上海一见到北京政府的代表许世英,便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并力陈利害,说:“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孙中山如此器重和声援没有见过面的陈独秀,正因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先行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组织者、推动者。 　　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现得愤慨万端,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中,他发自肺腑地大声疾呼:“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事隔26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讲话时说:“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是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的总司令的角色及其功绩和影响,所给予的推崇和肯定!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被“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 　　陈独秀经过五四运动大潮的洗礼,逐渐否定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这些言论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推动下,开始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和李大钊频繁接触。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潜心阅读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日,毛泽东离京赴沪,一直逗留到6月底。在沪期间,毛泽东同陈独秀谈了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并共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后来
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大潮的影响下,于1919年6月下旬,主编由天津学联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宣传群众,研究新思潮,指导天津的学生和工人群众把运动坚持下去并引向深人,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即林伯渠)、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也都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大批先进分子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茁壮成长,无疑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五四前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传播的时期。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在新思潮大量涌现的情况下,《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李大钊、张闻天、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李汉俊、胡汉民、戴季陶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有关章节。陈独秀最早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如获至宝,赞叹不已,主张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问世,认为“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陈望道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英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供陈望道翻译时参照:当泽稿脱手后,他又亲自审阅把关。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之际。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商议,筹措出版经费,建立印刷厂,使得《共产党宣言》应时公开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上海和北京两地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划时代科学理论的广泛传播。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广泛传播的情形,有人作了这般描述:“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在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如此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无疑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时做了思想理论的必要准备。 　　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由此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它的发生,正处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虽然,它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的发生,很快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注,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于1920年春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等人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后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出版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指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成为创建中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下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陈独秀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日,《共产党》月刊创刊,由李达主编,其主要撰稿人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陈独秀在为该刊撰写的发刊词《短言》中明确宣称:“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 　　毛泽东读了陈独秀的这篇《短言》,极为称赞。他于日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写道:“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共产党》月刊共出了6期,它对于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清党的性质和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后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这正是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的必然结果,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在60多年前说的这番肺腑之言,是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历史作用的最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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