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速?什么是潜在增速?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速低于潜在增速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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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吗
【李迅雷: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吗】从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步入库茨涅兹周期的下行阶段,也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速会持续下降,对这一结论似乎争议不大。但我国已经确定了到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这才是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增速的逻辑,尽管我并未推算正常的潜在增速究竟是多少。从我国这些年来公共部门债务高增长来看,它反映了实际增速超过潜在增速所付出的代价。这仅仅只是财务意义上的成本,如果再考虑环境污染等问题,则代价更大。(海通证券)
  最近读到一篇著名学者的演讲报告,认为中国的“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感到有点诧异。不过,当前持有“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理由也很充分:如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早中期,增长潜力很大,可以通过加大要素投入来提速,甚至认为未来20年还可以保持8%的增速。对此,我认为有必要明确经济潜在增速的定义,否则,连一个很显见的事实都扯不清楚,那就更谈不上在今后的经济政策方向上达成共识了。  要区分正常潜在增长率与最大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中有很多术语,大家千万不要看到这些术语后望而却步,其实那么多理论和公式都是建立在人为假设之上的,再复杂的公式也可以用最简单的道理来概括。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潜在增长率,先给大家讲一个实例。  本人曾有一次要去体检了,为了让体检的指标(主要是甘油三脂等血检指标)能好看一些,我就加大了运动量,体检前一天跑了10公里。结果化验单出来后,医生看了吓了一跳,说我的甘油三脂、尿酸等指标倒还基本正常,就是肌酸激酶这个指标大约超过正常值七、八倍,这可是与心肌梗塞相关度很高的指标啊。于是马上让我做心电图,结果正常。问我是否有过剧烈运动,我说有,医生这才放心,说这个指标高是由于你剧烈运动导致的,说明你运动过量了,建议我今后不要长跑了,以快走为主。  不过,后来本人没有完全听医生的,还是坚持长跑,且运动心率的最高值也大大超过运动医学上建议的最大运动心率,也就是我的实际跑速超过潜在跑速。由于坚持不懈地跑步,我安静时的心率从过去的70次/分钟,降至了50多次/分钟,最大运动心率也降了下来,也就是说,通过坚持大运动量的长跑,我的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都得到了改善,潜在跑速提高了,10公里的最好成绩一度达到46分钟50秒。但我平时10公里的平均跑速大约都在50分钟左右,即5分钟/公里应该是我正常潜在配速,如果再要创造新记录,估计就要服用增强肌肉力量的蛋白粉等兴奋剂了,以实现最大潜在配速。但服用这些营养剂或兴奋剂会有副作用,我跑步只是以健身为目的,何苦为了提高潜在增速而伤害身体呢。  举了这个例子,再来解释经济的潜在增速应该很清晰了吧。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可以变化的,它应该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取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这就可能包含了各种经济刺激政策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潜力,也就是用了“兴奋剂”之后的潜在增速。但这些经济刺激政策会对经济产生副作用,故对潜在增速的确定需要充分考虑资源的约束条件及利用效率。  就像肌肉力量、肺活量和心脏功能三者决定长跑的潜在配速一样,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三大因素决定。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达到两位数,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过剩、技术进步放缓,从而导致了潜在增速的下降,这一判断恐怕没有争议。有争议之处在于,当前究竟是潜在增速低于实际增速,还是高于实际增速?  认为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其逻辑是目前通货紧缩,设备利用率低于70%,这就表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表明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就应该刺激需求,从而提高实际经济增速。具体建议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避免中国经济由于通缩导致硬着陆。  但我的理解是,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速都已经超过20%,国有企业的增速达到23%,财政支出的增速是增速的两倍以上,这分明是“服用兴奋剂”的刺激经济手段。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实际增速,应该是超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速,但肯定低于最大潜在增速。最大的潜在增速只是理论上可以实现,如一般轿车的最大时速为250公里,但高速公里的最大限速是120公里,你不能因为没有开车时速没有达到250公里而认为速度还应该加快啊,理论上的最大速度,会由于各种要素条件的约束而无法实现。我们现实的衡量标准是,实际时速高于120公里,就属于超过潜在增速,车速过快了。  坚持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估计都是把最大潜在增速当成衡量标准了,但这是毫无意义的。比如,有人经常会把发达国家居民的人均消费量作为扩大产能的依据,但作为接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与人口不多的发达国家往往不具有可比性,比如,人均机场面积就不具有可比性。不少学者或把落后看成是增长潜力,按此说法,非洲的贫困国家潜在增长率就应该最高,但现实并非如此,经济的潜在增速还是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  长期实行“赶超模式”导致实际增速超过正常潜在增速  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定义出发,推导出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结论,其错误在于没有认真分析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或通缩的起因和根源。如果认为设备利用率下降是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依据,那么,为了不可以从设备利用率下降推导出是因为无效供给过多使得经济结构扭曲,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呢?  当前我国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逻辑就是要通过改善供给的要素及结构,从而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速。如果经济的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那么,只要刺激需求就可以了。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高储蓄、引进外资来不断增加投资规模,这对于前期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即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资本形成的占比一直非常高,至2014年,仍占到46.7%,是全球各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由于资本形成总额等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存货增加部分,这么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累积下来,自然会导致资本过剩和库存增加。中国之所以要把增长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目标,是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导致落后。为了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缩小与西方国家的人均GDP差距,中国长期实行经济赶超模式,为了让GDP维持高增长,就不得不采取投资加杠杆的方式,导致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因此,GDP的高增长实现了,但过剩产能、高库存和高杠杆的不良反应也出现了。如果把赶超模式下导致的过剩产能当成经济潜在增速大于实际增速的依据,就属于自相矛盾了。  事实上,我认为从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步入库茨涅兹周期的下行阶段,也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速会持续下降,对这一结论似乎争议不大。但我国已经确定了到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这才是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增速的逻辑,尽管我并未推算正常的潜在增速究竟是多少。从我国这些年来公共部门债务高增长来看,它反映了实际增速超过潜在增速所付出的代价。这仅仅只是财务意义上的成本,如果再考虑环境污染等问题,则代价更大。  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对潜在增速是否高于实际增速的不同判断,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认为当前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那就会把政策的重心放在需求侧,或刺激投资需求,或刺激消费需求,如有学者建议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  我认为,GDP只是一个预期性指标(政府提出、中央认可、人大批准的五年规划就是这么定义的),而不是约束性指标,它只是反映经济活动的结果,而非目标,因此,今后应该淡化GDP,同时强化就业率和环保等约束性指标。  只要能够维持充分就业,或者把充分就业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并为此安排相应的对策,就不必太关心GDP的高低了。中国在2009年以后之所以出现债务高增长,就是因为过于注重GDP这一目标了。如中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靠国有商业银行,债务膨胀主要是在地方政府和国企;而美国的货币扩张主要靠美联储,债务主要在联邦政府和居民部门。政策实施的机理不同,必然导致结局不一。这也就是为何中国要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如果还是通过需求侧的扩大来实现稳增长目标,那么,我对于去杠杆、降债务的前景就没有那么乐观。  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显然与投资刺激的力度过大、消费刺激的力度过小有关。在无效供给过多的同时,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同样存在,这又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下降有关,与贫富差距过大有关。因此,除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目标之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与之相关的财税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
(责任编辑:DF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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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经济讯(记者张琳)2015年以来,国内外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不绝于耳。世界经济平庸是不是就等于中国经济也不行?日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对此做出了否定。该报告指出,当前6.7%左右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满足,如果改革和调整能够顺利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依然可观。
此外,报告还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风险问题作出释疑。中国杠杆率是否真的过高?去产能对于当前有下行压力的GDP增速来说是否雪上加霜?通过专业的分析研究,该报告指出,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企业当前的“杠杆率”并不高。而“去产能”并不是“缩生产”,是要减掉过剩的“肥肉”、保留能干活的“肌肉”,让生产匹配社会总需求,其结果并不必然负面影响GDP。
中国经济增速趋稳触底
看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一路回升到10.7%,4月以来出现持续回落,其原因主要在于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持续下滑。造成民间投资下滑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经济下行背景下利润率下降导致的民营企业主动减投资,也包括贷款难、融资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这些原因在解释为什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显得力度不够。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明(2016)的解释,“营改增”扩围及与之相关的数据虚报可能是导致民间投资增速在2016年以来加速下滑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那么民间投资下滑很大程度上只是统计数据的变动而已,并不意味着民间投资真正出现了严重下滑。
看消费,今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尽管相对于2015年的10.6%增速略有下降,但相对于6.7%的GDP增速,消费仍然起到了稳定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的重大作用。看外贸形势,今年1-5月,按美元计,我国出口同比下降-7.3%,进口同比下降-10.3%,尽管进出口增速仍然波动较大、外贸形势依然扑朔迷离,但总体而言,进出口降幅有收窄的趋势,外贸形势逐步改善。
看工业增速,从3月到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稳定在6.0%及以上;制造业PMI指数也连续三个月稳定在50.1及以上,这表明工业生产有企稳的迹象。
看CPI和PPI,今年以来,CPI同比增速始终保持在2.0%以上,尽管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的因素贡献了较大的CPI涨幅,但其他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也有一定程度回升;PPI同比降幅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影响持续收窄,相比于2015年-5.2%的同比增速,2016年5月PPI同比降幅已经收窄至-2.8%,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结构性通缩区间。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结果表明,刨除金融行业增加值之外的中国实体经济增速,已经由去年前三季度的6.3%逐步回升到今年一季度的6.5%,尽管实体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不能表明中国经济整体企稳回升,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的下行态势在逐步趋稳触底。
“杠杆无需夸大,偿付能力无虞”
经济筑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仍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就国内而言,企业债务、过剩产能问题广受关注。放眼国际,美联储加息靴子尚未落地,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也须谨慎应对。越是面临复杂的环境,越要有精确的判断和谨慎的应对。该报告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上述风险。
中国杠杆率问题一直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一直不乏“中国杠杆率过高”的声音。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分析指出,企业部门负债和GDP的比例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指标。“我们关心杠杆率主要是关心偿债能力和财务风险”。
通过使用三套数据,从CSMAR获取的A股上市企业(剔除金融行业)数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以及WRDS提供的Compustat-Capital
IQ数据库(包含世界各国上市企业数据,可以进行跨国比较),可以发现,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资本负债率近年来基本维持稳定。工业企业作为整体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在56.2%且长期有下行趋势,上市企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在56.2%,也有下行趋势。长期资本负债率的走势也类似基本维持稳定。这与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关于“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没有上升”的表述一致。
从流动比率来看,一方面,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流动比率都处于历史高位;但另一方面,从2011年以来,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流动比率一直在下降,尤其是上市企业下降最为明显(从%下降到2015年的250%),表现出一定的风险积累。国际比较来看,以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计,中国企业当前的的“杠杆率”并不高。
过剩产能:下岗坏账均有限,调整力度可加大
去产能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改革首要任务,以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为主。一些唱衰者认为去产能对于当前有下行压力的GDP增速来说是雪上加霜。推进改革必然有成本,要“抓大放小”,大胆取舍。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去产能带来的“成本”有限。
如果按照10万的补助额来补偿下岗职工用于再培训、辅助创业、补贴家用等,大约需要5000亿配套资金。5年5000亿资金,该报告认为政府“掏得起”,而且可以较为妥善地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按照煤炭15%、钢铁30%、有色和水泥20%的去产能比例,假设有对应比例的企业倒闭且债务全部违约,则银行贷款“坏账”约6000亿,银行直接持有的违约信用债券约800亿,再加上信托产品,报告认为,未来五年银行可能承担的“去产能”压力约7500亿。实际上,因为去产能而倒闭的企业的债务不可能完全违约,而且“肥肉”减掉会让剩下的比较健康的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改善,坏账率进一步降低。按照CCWE的测算,目前我国银行体系坏账拨备达5万亿。综合来看,去产能给银行带来的坏账压力可以承受。
但需要强调的是,“去产能”与“缩生产”是两个概念,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去产能意味着“瘦身健体”而不是“削足适履”,要减掉过剩的“肥肉”、保留能干活的“肌肉”,让生产匹配社会总需求。所以去产能并不必然负面影响GDP。而且在过剩产能行业资产重组、企业升级的过程中会产生“新陈代谢”,用工效率更高,员工会有更替,这是去产能的间接影响。
改革亟待发力: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可观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可观。根据李稻葵和伏霖(2015)的研究,中国经济在未来10-15年仍将具备7%或以上增速的潜力。主要的判断依据是: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仍只占世界领先经济体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通过梳理战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三好条件”,即稳定而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劳动力群体较高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对发达经济体持续开放,而中国恰好满足这三个条件。
此外,中国的大国经济优势会在未来较长时期会逐步发力,这些优势包括地区间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广阔的国内市场等,李稻葵、石锦建和金星晔(2015)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地区收敛效应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带来年均1%的GDP
增长潜力。当然,除了满足基础的“三好条件”以外,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能有多高还取决于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
中国经济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仍面临很多风险因素和问题,部分因素甚至有积聚扩大的趋势。如中国经济杠杆率结构不合理问题继续发酵、金融市场的机制设计和监管漏洞风险、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依旧乏力和美元加息风险等。这些风险和问题也会影响到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这就需要一系列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包括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建设。
这些改革和调整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要着眼于巩固和释放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些改革政策包括: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和决策水平提升、投融资体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包括对现有强制退休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城镇化发展和房地产调控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如果这些改革和调整能够对症下药、精准到位,中国经济有望在“十三五”后期迎来企稳回升,未来10-15年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可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宏观预测课题组成员:李稻葵、袁钢明、厉克奥博、
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陈大鹏、李雨纱、张驰、陈逸凡、王绪硕)
中国经济6.7%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
2015年以来,国内外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不绝于耳。(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宏观预测课题组成员:李稻葵、袁钢明、厉克奥博、 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陈大鹏、李雨纱、张驰、陈逸凡、王绪硕)
光明网经济讯(记者张琳)2015年以来,国内外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不绝于耳。世界经济平庸是不是就等于中国经济也不行?日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对此做出了否定。该报告指出,当前6.7%左右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满足,如果改革和调整能够顺利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依然可观。
此外,报告还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风险问题作出释疑。中国杠杆率是否真的过高?去产能对于当前有下行压力的GDP增速来说是否雪上加霜?通过专业的分析研究,该报告指出,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企业当前的“杠杆率”并不高。而“去产能”并不是“缩生产”,是要减掉过剩的“肥肉”、保留能干活的“肌肉”,让生产匹配社会总需求,其结果并不必然负面影响GDP。
中国经济增速趋稳触底
看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一路回升到10.7%,4月以来出现持续回落,其原因主要在于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持续下滑。造成民间投资下滑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经济下行背景下利润率下降导致的民营企业主动减投资,也包括贷款难、融资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这些原因在解释为什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显得力度不够。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明(2016)的解释,“营改增”扩围及与之相关的数据虚报可能是导致民间投资增速在2016年以来加速下滑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那么民间投资下滑很大程度上只是统计数据的变动而已,并不意味着民间投资真正出现了严重下滑。
看消费,今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尽管相对于2015年的10.6%增速略有下降,但相对于6.7%的GDP增速,消费仍然起到了稳定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的重大作用。看外贸形势,今年1-5月,按美元计,我国出口同比下降-7.3%,进口同比下降-10.3%,尽管进出口增速仍然波动较大、外贸形势依然扑朔迷离,但总体而言,进出口降幅有收窄的趋势,外贸形势逐步改善。
看工业增速,从3月到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稳定在6.0%及以上;制造业PMI指数也连续三个月稳定在50.1及以上,这表明工业生产有企稳的迹象。
看CPI和PPI,今年以来,CPI同比增速始终保持在2.0%以上,尽管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的因素贡献了较大的CPI涨幅,但其他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也有一定程度回升;PPI同比降幅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影响持续收窄,相比于2015年-5.2%的同比增速,2016年5月PPI同比降幅已经收窄至-2.8%,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结构性通缩区间。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结果表明,刨除金融行业增加值之外的中国实体经济增速,已经由去年前三季度的6.3%逐步回升到今年一季度的6.5%,尽管实体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不能表明中国经济整体企稳回升,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的下行态势在逐步趋稳触底。
“杠杆无需夸大,偿付能力无虞”
经济筑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仍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就国内而言,企业债务、过剩产能问题广受关注。放眼国际,美联储加息靴子尚未落地,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也须谨慎应对。越是面临复杂的环境,越要有精确的判断和谨慎的应对。该报告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上述风险。
中国杠杆率问题一直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一直不乏“中国杠杆率过高”的声音。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分析指出,企业部门负债和GDP的比例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指标。“我们关心杠杆率主要是关心偿债能力和财务风险”。
通过使用三套数据,从CSMAR获取的A股上市企业(剔除金融行业)数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以及WRDS提供的Compustat-Capital
IQ数据库(包含世界各国上市企业数据,可以进行跨国比较),可以发现,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资本负债率近年来基本维持稳定。工业企业作为整体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在56.2%且长期有下行趋势,上市企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在56.2%,也有下行趋势。长期资本负债率的走势也类似基本维持稳定。这与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关于“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没有上升”的表述一致。
从流动比率来看,一方面,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流动比率都处于历史高位;但另一方面,从2011年以来,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流动比率一直在下降,尤其是上市企业下降最为明显(从%下降到2015年的250%),表现出一定的风险积累。国际比较来看,以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计,中国企业当前的的“杠杆率”并不高。
过剩产能:下岗坏账均有限,调整力度可加大
去产能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改革首要任务,以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为主。一些唱衰者认为去产能对于当前有下行压力的GDP增速来说是雪上加霜。推进改革必然有成本,要“抓大放小”,大胆取舍。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去产能带来的“成本”有限。
如果按照10万的补助额来补偿下岗职工用于再培训、辅助创业、补贴家用等,大约需要5000亿配套资金。5年5000亿资金,该报告认为政府“掏得起”,而且可以较为妥善地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按照煤炭15%、钢铁30%、有色和水泥20%的去产能比例,假设有对应比例的企业倒闭且债务全部违约,则银行贷款“坏账”约6000亿,银行直接持有的违约信用债券约800亿,再加上信托产品,报告认为,未来五年银行可能承担的“去产能”压力约7500亿。实际上,因为去产能而倒闭的企业的债务不可能完全违约,而且“肥肉”减掉会让剩下的比较健康的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改善,坏账率进一步降低。按照CCWE的测算,目前我国银行体系坏账拨备达5万亿。综合来看,去产能给银行带来的坏账压力可以承受。
但需要强调的是,“去产能”与“缩生产”是两个概念,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去产能意味着“瘦身健体”而不是“削足适履”,要减掉过剩的“肥肉”、保留能干活的“肌肉”,让生产匹配社会总需求。所以去产能并不必然负面影响GDP。而且在过剩产能行业资产重组、企业升级的过程中会产生“新陈代谢”,用工效率更高,员工会有更替,这是去产能的间接影响。
改革亟待发力: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可观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可观。根据李稻葵和伏霖(2015)的研究,中国经济在未来10-15年仍将具备7%或以上增速的潜力。主要的判断依据是: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仍只占世界领先经济体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通过梳理战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三好条件”,即稳定而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劳动力群体较高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对发达经济体持续开放,而中国恰好满足这三个条件。
此外,中国的大国经济优势会在未来较长时期会逐步发力,这些优势包括地区间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广阔的国内市场等,李稻葵、石锦建和金星晔(2015)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地区收敛效应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带来年均1%的GDP
增长潜力。当然,除了满足基础的“三好条件”以外,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能有多高还取决于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
中国经济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仍面临很多风险因素和问题,部分因素甚至有积聚扩大的趋势。如中国经济杠杆率结构不合理问题继续发酵、金融市场的机制设计和监管漏洞风险、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依旧乏力和美元加息风险等。这些风险和问题也会影响到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这就需要一系列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包括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建设。
这些改革和调整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要着眼于巩固和释放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些改革政策包括: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和决策水平提升、投融资体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包括对现有强制退休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城镇化发展和房地产调控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如果这些改革和调整能够对症下药、精准到位,中国经济有望在“十三五”后期迎来企稳回升,未来10-15年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可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宏观预测课题组成员:李稻葵、袁钢明、厉克奥博、
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陈大鹏、李雨纱、张驰、陈逸凡、王绪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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