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内在机制与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内在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推进我国农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是重要的微观基础。农民是否愿意迁移，是农村新型城镇化进程能否高效持续推进的关键。农村企业主，同时也是特殊农民，他们是否做出搬迁企业的决策将对农村新型城镇化产生双重影响。本研究以农村居民和农村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浙江、四川、河南3个省级层面以及10个县级层面（陕西长安、山东寿光、内蒙古武川、四川沿滩、安徽淮南、海南琼海、黑龙江齐齐哈尔、浙江吴兴、江西瑞昌、贵州湄潭）的实地调查数据，共获得1325份未迁移农民样本、960份已迁移农民样本、1981份农民就业意愿样本、105份未迁移企业样本、88份已迁移企业样本，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Probit模型、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验证，另外，利用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提供的17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城镇化发展的DSR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面板数据分析。
安徽潜山人，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2015年获福建师范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荣誉称号。2000年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3年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旅游学院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2014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讲授《管理学原理》《旅游学概论》《会议策划与奖励旅游》《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管理学》《世界旅游地理》等本科生课程，《管理学理论与方法》《旅游管理理论与方法》等硕士生课程。主持5项省部级、5项厅级纵向课题，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社会服务类课题30余项，出版专著1部（第二），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获得省级教学成果、科研成果4项（合作），其他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10余项。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研究目的
1.2.2 研究意义
1.3 相关概念
1.3.1 城镇化
1.3.2 人口迁移
1.3.3 企业迁移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4.1 研究方法
1.4.2 技术路线
1.5 本书结构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2.1 文献综述
2.1.1 城镇化发展机制研究
2.1.2 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发展研究
2.1.3 企业迁移与城镇化发展研究
2.1.4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研究
2.2 理论回顾
2.2.1 城乡一体化理论
2.2.2 人口迁移理论
2.2.3 人口迁移回流理论
2.2.4 企业迁移理论
2.2.5 企业迁移回迁理
第3章 城镇化发展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3.1 世界主要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与演进规律
3.1.1 世界主要国家城镇化异性实践
3.1.2 世界主要国家城镇化演进规律
3.1.3 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3.2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评价
3.2.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评价
3.2.2 东中西部城镇化发展分析
3.2.3 东中西三省城镇化发展
第4章 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迁移意愿分析
4.1 东、中、西部农民迁移意愿实证分析
4.1.1 研究假设
4.1.2 样本情况、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4.1.3 模型估计结果
4.1.4 结论与讨论
4.2 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4.2.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4.2.2 样本情况、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4.2.3 运行结果
4.2.4 小结
第5章 中国农村进城居民再迁意愿实证分析
5.1 样本情况、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5.1.1 样本情况
5.1.2 实证模型
5.1.3 变量设定
5.2 已进城居民再次迁移意愿实证分析
5.2.1 三省进城居民再次迁移意愿实证分析
5.2.2 已进城居民再次迁移的分省比较分析
第6章 中国农民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6.1 农民就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6.1.1 基本调查情况
6.1.2 农民就业行为动因的统计分析
6.2 农民就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
6.2.1 模型与变量
6.2.2 模型估计结果
第7章 中国农村企业进城意愿实证分析
7.1 实证模型与研究假设
7.1.1 实证模型
7.1.2 研究假设
7.2 样本情况与变量设定
7.2.1 样本情况
7.2.2 变量设定
7.3 模型估计结果
7.3.1 三省总体模型估计结果
7.3.2 三省分省模型估计结果
第8章 中国乡村进城企业再迁意愿的实证研究
8.1 实证模型与研究假设
8.1.1 实证模型
8.1.2 研究假设
8.2 样本描述统计分析果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9.1 研究结论
9.2 政策启示
9.3 进一步研究方向
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农民迁移意愿调查问卷
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农民迁移意愿调查问卷
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农村企业进城意愿调查问卷
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农村企业进城意愿调查问卷
农户就业意愿动因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内在机制与实证分析》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储德平
出版日期：2017年8月
定价：46.00元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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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义鸿：城镇化要让农村更像农村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蔡义鸿
&&当拉动中国经济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三驾马车不约而同地出现放缓趋势时，城镇化(城市化)被中央决策层寄予厚望。
&&尽管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明显滞后。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改革的成果仅仅是物质财富而已&。
&&值得欣喜的是，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促改革&快马加鞭、&稳增长&长短兼顾、&惠民生&一举多得&&尽管面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中央政府坚持不断探索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抛弃只重视速度而忽视质量的&老路子&。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一再延缓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
&&笔者以为，当城镇化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引擎的时候，大家应该明白，城镇化对于中国，绝不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造城运动；也不是各自为政，分食投资蛋糕；更不是全国撒胡椒面，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为重要推手，倒逼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为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经济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扫清制度障碍。
&&众所周知，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全国各县市的硬件建设都搞得不错，但县市的生源却挤破脑袋地往省城的中小学校挤；县市的病人也不辞辛苦地赶到省城医院排队；极端情况则是往首都北京跑。也就是说，当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跟不上，建再好的马路，修再大的广场，盖再好的房子也留不住人！
&&然而，另一种现象则是，在诸多官员和民众的认识里，以为城镇化就是把农村变成城市，让农民变为市民，所以，在有些地区进行的城镇化实践有些走偏。实际上，城镇化的过程，绝不是让农民消失，也绝不是让农民的生活方式消失，而是使这种生活方式更加精致，更能够体现它的特色。
&&一百多年前，英国和法国与现在的中国一样，也存在城乡差别，法国走的是城市化道路，即把乡村变成城市；英国与法国的做法不同，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乡村风貌和乡村文化，也消除了城乡差别，并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将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和通讯等公共服务覆盖农村，既可缩小城乡差别，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又能拉动内需，让农民在共享现代文明的同时，安守于土地，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从区域经济和自然循环的角度来说，农村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城市也一定有它存在的必然性。这两者之间，是人、物质、精神相互补充、相互交换的关系。
&&可见，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城镇化是产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是被动的城镇化。那么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中国的城镇化需要有大智慧的胸怀&&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并举，既要以人为本，又要因地制宜，更要分类实施。
&&(作者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来源：城市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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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居房产、家居产品用户服务、产品咨询购买、技术支持客服服务热线：新房、二手房：400-606-6969 &家居、抢工长：400-010-2323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下降源于“养不起”
&&&&来源：&&&&
城乡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趋同现象。根据当时的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44，与城镇人口相比，仅仅高0.46。而流动人口中，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和发展中心学者陈卫和吴丽丽合作的《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在~49岁育龄妇女中，城市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0.94，农村本地人口为1.28，城市本地人口为1.01（第一财经日报10月21日报道）。
不仅城市居民生育意愿下降，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也在同步降低――这打破了公众和媒体的传统印象，但其实在情理之中。
城市化加速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下降，是报道中提出的原因之一。确实，农民逐渐走向城市化，收入增加的同时，其他生活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一个在城市打工十多年甚至更久的农民工，要保证子女的衣食住行以及基本的读书医疗保障，费用开支比在农村可多得多。
城市幼儿园动辄一学期几千上万的费用，子女得了感冒就要掏几百元的看病账单，让那种“桌子上添双筷子就能多养活一个小孩”的农村生育模式一去不复返。
同时还要看到，作为父母，农村流动人口支撑家庭运转的生存途径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以往在农村，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分农忙和农闲时分，照顾几个孩子时间还比较充分。可是进入城市后，农民被纳入到工业化体系，工厂或者企业最大的规律就是节奏化，不可能随时请假，经常还要加班，农村流动人口如果是双职工家庭，根本就不可能应对两个以上孩子的抚育诉求。
这恐怕就是城市化进程带给农村人口结构的最大改变。城市化提供给农村人口更多的发展空间和选择机遇，也获得了更好的收入增长，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以挤压农村传统家庭生育和抚养模式为代价的。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下降源于“养不起”，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抚养孩子经济开支的增加过快，农村人口靠打工挣的那点收入无法承受。二是农村流动人口必须适应快节奏、高强度和高压力的企业需求和城市化规律，机会成本过高，为此必须要牺牲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
养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白天君来耕田妾织衣，夜晚对窗遥望星漫天，这本来就是诗意化的生活场景想象，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深入，除非农民们宁肯老死日渐凋零的故土，否则就会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城市化列车，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结构也就随之而发生解构。多养孩子不如少养甚至不养，几乎就成为年青一代，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口的共同选择。
经济越发展，人们越不想生，这个悖论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中国也概莫能外。为今之计，决策者只能通过放宽计划生育，增加社保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等政策，从而激励民众的生育意愿。否则，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迟早会下降到与城市人口趋同的临界点。
(责编：王倩、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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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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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郑永年：如何拯救中国的城市化
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从世界范围来说，城市化最终的结局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例如，德国8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左右的小镇。
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需要城市化。今天，中国的经济下行还没有到底，下行的压力仍在增大，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所创造的投资空间正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尽管城市化不见得是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但城市化必然会带来GDP。从前以GDP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确出现了大问题，但在任何意义上，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就不需要了。
在实际层面上，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城市化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中国离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有14个百分点，即使在现有的城市人口中，还有10多个百分点的人口仍然是农民身份，这些人口都需要进一步的城市化来加以消化。
再者，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很多农村人口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另一方面，中国初期爆发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经过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数量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应当是质量城市化。如何推进质量城市化呢？这要求人们更新城市化的思路。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几个大的问题。
首先，从资源高度集中转型到资源相对分散。分散化当然不是说简单地在各个城市之间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实现均衡的发展。现在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有些城市吃得太饱，而另一些城市停留在吃不饱的状态，至少可以把巨大的浪费这部分，转移到那些吃不饱的城市中去。
这方面可以从毛泽东时代的“三线计划”学到经验和教训。“三线计划”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不同区域之间分配经济资源。不管如何评说，“三线计划”对中国的工业从沿海到内地的扩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仅仅让市场来发挥作用，中国的工业一直会集中在沿海的一些城市。同样，如果行政权力不介入，今天也很难在城市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实际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本身，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这说明，资源的分散也同样要通过行政的干预。这需要一次新的“三线”建设计划。例如，完全可以把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撤离一线城市，分散到全国的三、四线城市，这样可以加速三、四线城市化建设，同时缓解现在超大城市所面临的无穷的压力。
须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
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分散，必须花大力气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处理好一线城市和二线、三线、四线城市之间的关系。既然一线城市已经发展过度，集中了太多的优质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就需要放在二、三、四线城市和城镇，即二线+三线+四线+城镇化，资源需要大力向这些城市倾斜。
理想地说，应当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城市行政级别的存在产生了很多问题。从资源配置来说，行政级别的存在大大加大了城市的分化，因此也是社会的分化。一个城市所能够获取的资源，取决于其行政级别，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反之，级别越低，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如果行政级别不能取消，就要寻找以其他方式来改变资源分配方式。上面提到的把垄断性国有企业迁移到三线、四线城市是一个方法。
此外，优质学校（中学和大学）、研究院、医院、养老院等等机构如果不能迁移，也可以到三线、四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和分部。这些企业和组织现在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要把它们迁移到三、四线城市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大规模迁移到“三线”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但是，可以设计新的方法来进行，要求这些机构在三线、四线设立分部，而工作人员可以在体制内循环。
例如，这些人仍然可以保留大城市的户口，也可以把家保留在大城市，但可以规定每隔几年需要到三、四线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当然，更可以鼓励那些自愿的员工去三、四线城市工作。在同一个省市自治区内部，一些可以加以分散的政府工作机构，也可以迁移到三线、四线城市。类似这样的方法，可以逐渐实现城市的均衡发展。
其次，实现从数量城市化到质量城市化的转型。一线城市尽管在数量上得到了快速发展，也集中了优质资源，但城市的基础设计仍然很脆弱。供暖系统、排水系统、防火系统、绿化等等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善空间。尤其是排水系统，很多城市一发大水，街道就变成了河流，经常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社会服务类的空间更巨大，例如停车场、体育馆、幼儿园、养老机构等等严重缺失。没有足够的停车场，整个小区、街道变成了停车场，既不美观，也不安全。此外，体育设施的缺乏，对人民的健康很不利。
在新加坡，每一小区都有停车场、体育馆、幼儿园等。这些机构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平台，也是政府治理管理社会的平台。必须意识到，这些领域的建设可以消化大量的过剩产能，质量化城市建设，可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大提升城市的质量。
三线、四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更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老百姓拼命涌向大城市，就是因为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优越，而大城市的人口不想到三线、四线城市工作，就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实在太落后。现在的三线、四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例如公路、高铁、桥梁、电力、煤气等。这些远远不够，这些城市需要好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等等社会服务机构。三线、四线城市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助于人口从一线城市的转移和分散。
第三，重新设计城镇化思路和路径。从世界范围来说，城市化最终的结局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城市化到了65%至70%水平的时候，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也就是城市居民尤其是富人和上层中产就想往乡村移动。在欧洲，大部分中产阶层居住在小乡镇上。例如，德国8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左右的小镇。
中国尽管提出了城镇化战略，但思路并不符合城市化的规律。在中国，城镇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问题。因为不想让农民跑到大城市来，因此想通过小城镇建设把他们留在城镇。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小城镇主要还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应当说，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意向是正确的，但思路有待改进。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平民都喜欢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心居住，甚至工作，因为这才省钱。在过去很多年里，一些城市政府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建了很多廉租房，但并不受城市平民欢迎，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乡镇对没有交通工具的农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同时，如果乡镇让各级政府来建设，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大大加重。乡镇所建设好的住房也不见得能够卖得掉，因为只有农民是消费者。
实际上，乡镇建设应当为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口做准备，这个群体也应当是乡镇建设的主体。现在的问题是富人和城市上层中产阶层不被容许到乡镇建房，因为这涉及乡镇的土地问题，往往是集体土地所有制。一个可以施行的办法，就是政府容许农民的宅基地进行自由流转和买卖，同时政府对乡镇住房建设进行严格的规划和规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应当容许和鼓励富人和城市居民到乡镇建设自己的住房。
仍有近5亿人口会生活在农村
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仍然有近5亿人口会生活在农村。而且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很多不再是农民工一代、二代，而是三代之后的人口。他们当中很多可能在城市出生和生活，尽管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但已经很难再回到传统农村生活。
鉴于中国农村人口庞大，很难想象都可以被城市化，因此，农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但农村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对农村的了解之上，不可一刀切。过去那种盲目地发展乡镇、把农民赶上楼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必须加以改变。一些大的村落可以建设成城镇，尤其特色镇，而小的村落可以相对集中一些。
同时，和城市建设一样，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在太落后了，需要大力加强。一些农民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回到农村之后，仍然想过城市那样的生活，但因为农村没有像城市那样的基础设施，因此自己动手造这些基础设施，例如卫生设施、暖气、空调等等。因为没有任何规制，往往造成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和欧洲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显然，这应当是政府的责任，要让千千万万个体农民来承担这些责任几乎不可能。也应当认识到，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和小城镇建设那样，也要通过农民宅基地的流转和买卖，容许和鼓励富人和城市中产阶层到农村购置房屋，到农村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各级政府也是重视农村发展的，但农村总体上一直处于衰落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发展是单向道，只有农民的流出，而没有城市人口的流入。
现在的一般情形是这样的：农民一旦有了钱，就想离开农村到城市购置房产；一旦有了机会，就会离开农村而去城市生活。因为人性所趋，这种局面今后不会得到改变。但同时，因为土地制度等政策因素的限制，城市人口几乎不可能回到农村，城市资本到不了农村。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只出不进”的局面，在“只出不进”的情况下，不管政府多么努力来发展农村，农村的衰败不可避免。
如果容许城市人口到农村生活，农村本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都会得到改变。为城市人口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学校、交通、通讯等马上会得到改变。这可以从欧美农村的发展获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总之，城市化不能光讲经济效益和工程的可能性，而是要有政治和社会大局。单纯经济因素主导的城市化，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回避了中国社会政治安全问题和国际层面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如果要继续推进城市化，首先必须总结以往GDP主义指导下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更新城市化的思路，重新设计城市化的方式和路径。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化才会走上健康的道路，才是可持续的。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文章发表于日《联合早报》。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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