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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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纯读者往往在少年时代爱上了诗。那种爱好往往很强烈，但品味十分主观，眼界也十分狭窄。纯读者于诗浅尝便止，欣赏的天地往往只限于三五位诗人的三五十篇作品；因为缺乏比较，也无法鉴别，这几十篇作品便垄断了他们的美感经验，似乎天下之美尽止于此了。这类读者一过了青春时期，对诗的兴趣不再发展，以后阅读所及，遇到不同风格，尤其是更为繁富的作品，总会感到格格不入。许多纯读者对于现代的好作品最为排斥，因为新的佳作需要读者调整自己僵硬的感性，这种挑战是许多人不愿接受或无力应付的。在自尊的心理上，排斥一篇新作总比承认自己感性失调，要好受一些。
纯读者的兴趣往往始于选集，也就终于选集，很少发展及于专集，更不可能进入全集。且以《唐诗三百首》为例，因为未选李贺，所以纯读者往往不读李贺。至于杜牧，因为所选八首之中，七绝占了七首，所以在纯读者的印象之中，他似乎成了专用七绝写纤丽小品的诗人了。小时候，我几乎以为《唐诗三百首》就等于唐诗。后来在其他的选集里发现《秋兴八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公无渡河》《把酒问月》等诗，就不免怪蘅塘退士竟然遗漏了这许多杰作。在大学读外文系时，我又几乎以为英诗的精华尽在巴尔格瑞夫所编的《金库》（TheGoldenTreasury），后来才领悟《金库》所藏，尽是歌行体和抒情体的短诗，根本还没有独及叙事诗、玄想诗、状物诗之类的长篇巨制。
要领会一位大诗人的“分量”而不翻一翻他的全集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说“翻一翻”，因为逐篇读完一部全集，是极为费神费时的工作，只能期之于专家，不能奢望于一般读者。但是不翻一翻全集，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浩斯曼不是大诗人，为什么艾略特的主题狭窄，为什么美国诗选里惠特曼的分量应该重于爱伦坡。不翻一翻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也难以明白为什么在所有的宋诗选里苏轼的作品入选最多。
纯读者的胃纳不但窄小，而且偏食。因为纯读者大半是青少年，对人生的态度不免理想而浪漫，所以对诗的要求也往往止于“纯情”。譬如辨味，我们在儿童时代欣赏得最早且嗜之无度的，总是甜味。不解喝酒的人，也只能喝点甜酒。一个人要欣赏酸、咸、苦、辣等等滋味，总是后来的事。“纯情”的诗，正是一般读者的“糖糖”。元好问讥秦观的作品是“女郎诗”，意思相近。一个人的口味往往从甜发展到酸咸苦辣，但是一个人诗的品味往往就止于甜，因为东西是天天要吃的，诗却不然。许多纯读者乐之不疲的纯情诗，对于资深的读者，只能算是正餐后面的甜点。
当然，同样是甜，也有高下之分。鲜果的清甘比起蜜饯的甜腻，自不相同。而橄榄的酸余有甘，好茶的苦尽甘来，也不是人工的方糖所能比拟。大致说来，唐诗甘醇，宋诗苦涩。在唐诗之中，李白清甘，杜甫就兼有五味，往往在酸苦之中透出甘冽，孟郊酸中带苦，韩愈苦中有辣。诗甜则快，苦则慢，甜如少年，苦则有中年味。比起唐诗来，宋诗便像中年人的诗。李白的诗，能快不能慢，所以读多了觉得有点飘浮；杜甫就沉下气来，能慢，所谓“沉郁顿挫”，就是慢而有味，慢得有力。杜甫在节奏“反快”正如在味道上“反甜”。在这方面，宋诗主要是跟着杜甫走的。苏轼说陶潜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淡而实甘”。陶潜不像杜甫那样以苦咸来抗拒甜味，他超乎五味之上，用淡来涵育清甘。杜甫的诗仍是有为的，陶潜已经无为。
（选自《海燕&都市美文》）
⊙铁　凝
就在十几天前，一百多位中国作家到了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活动，这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外文学交流。在那个欧洲城市，作家们向欧洲的读者、向世界展示和介绍了中国的文学。在书展的会场上，我看到了《老子》和《庄子》的译本，然后就是大量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译成了英文、德文、法文，这时，我就想，那些异国他乡的人们，他们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呢？当然，他们主要是依靠他们本国的电视、报纸，可是他们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吗？我想他们很难知道，对他们来说，惟一的途径，可能就是在他家附近的书店里，买一本中国作家的小说。
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有隐含的和预设的读者，在过去，这个读者基本上是不言而喻的，他就是中国人，但现在，作家们会意识到，一个欧洲的青年或老人也会读到他正在写的这本书，而且这个读者正是从这书里认识中国。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学也在走向世界。这种全球化语境中的写作，给中国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当然，中国作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意识到，他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承担的文化责任。
在最近召开的中美文学论坛和中德文学论坛上，中外很多作家都谈到了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交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世界仍然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隔的时候，当一种文化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时候，文学让万里之外的异国民众意识到，原来生活在远方的这些人们，和他们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有着人类共同的正直和善良；文学也会使他们认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他们将在这种差异中，感受世界的丰富和美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文学使如此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
同样的，我们的文学在我们的母语读者中，也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结构在变，利益格局在变，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也在变，正是在这种变动中，我们的国家迸发出巨大的活力，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种变化也必然带来焦虑、隔阂、碰撞，理解他人，理解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这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互联网上，无数的陌生人通过各种方式倾诉和倾听，他们急于说出自己，他们也急于通过交流抚慰自己对急剧变化的生活的陌生和惶惑；而文学，它的重要的文化责任就是使人心得以贴近，使不同的人们感受到共同的心声，领会共同的生活真理。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建设和谐的文化，而文学，正是和谐文化中一个基础的和重要的部分。
在和外国作家、汉学家的交流中，很多外国朋友都谈到，他们对表现中国现实生活的作品有特殊的兴趣，他们在生活中通过“MADEINCHINA”时刻意识到中国的存在，他们想知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心灵、感受和梦想。我想，外国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在我们这里，中国的读者和民众同样有一种认识自己的现实、认识自己的生活的热望，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不是狭窄的，而是宽阔的。文学之所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本质真实的能力，就是因为优秀的作家面对我们的生活能够看得更深刻和更宽阔——在这个意义上，与世界对话和交流，有助于提高我们认识生活的能力。这个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理解中国需要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当一个中国工人的产品通过资本和流通的网络出现在一个外国家庭中的时候，实际上，世界就构成了这个工人的现实的重要维度，他可能对此并不了解，但文学有可能使他更完整地理解自身的生活。
最近在庐山举办了国际作家写作营，这让我想起那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反过来，一直身在山外，也不可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写作营这种方式，使山外的人进了山；而中国的作家走出去，则使我们既在此山，又在山外，这样我们的视野会更为全面和真切，我们的思想会更为开放和活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这使我们的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同时，也给我们的文学带来新的活力，这不仅是指中国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译介到国外，也是指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走出国门，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然后，他们开始写作，在国内发表作品，这样的作家这两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一支引人注目的新生力量。我听说《人民文学》今年第12期将要专门推出海外作家专号，我想，这批作家的出现不仅为我们的文学带来了新的题材、新的经验和角度，而且，也将推动中国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全世界的拓展。
毋庸讳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还处于弱势，由于语言、文化甚至政治的原因，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面临着重重困难，还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包括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主流文学界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汉学界的联系。但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不平衡、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越是要保持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越是要警惕被“他者”化，也就是说，人家说好，我们也认为好，人家不说好，我们就不自信。我想，一个作家，首要的、第一位的，还是为自己的母语读者写作，他从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人民的血肉联系中汲取力量和灵感，同时，一个作家的最高荣耀也首先是他的母语读者的肯定和赞赏。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写作就会变为国际文化市场上依据他人需求的订单生产。
走出去，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确立自己。中国的作家们通过走出去，对于祖国的成就和荣耀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很多作家朋友说，一出国，就更爱国了，我想这是一种真挚的感受。
同时，通过与世界的对话和交流，中国的作家们对我们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有了更深刻的体认。我们与他人不同，这才构成对话，构成交流，而在对话和交流中，我们一方面理解了他人，另一方面，我们也更为珍视我们的特性。全球化的趋势没有、也不可能泯灭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相反地，它只会进一步加强民族的文化自觉。有比较才有鉴别，全球化造成了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化比较，我相信，通过这种比较，中国的作家们会更深刻地领会到，什么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所独有的，是我们血液里和生命里不可混淆的密码和记号；我们将从中获得力量和自信，展示我们中国的特色、风格、神韵、气派，用我们最好的东西，去加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竞争，为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选自日《文艺报》）
波罗：纸上的帝国
⊙祝　勇
忽必烈：元朝皇帝
阿合马：元朝中书省平章政事，即元朝政府的财政大臣
列班&扫马：蒙古旅行家
马可&波罗：意大利旅行家
第一章　纸　币
马可&波罗从忽必烈汗手里接过那件意味深长的礼物时，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那表情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对其可靠性确信无疑，因为那礼物不是别的，而是一张中国纸币，轻薄如纱，上面横横竖竖，印着他不认识的汉文，四周簇拥着枝叶繁茂、密不透风的花纹。这位威尼斯商人无法相信，这张薄纸，居然如一纸宣言，宣示着财富的存在。那无疑是一张有魔法的纸，它把财富归结为一个空洞的数字，又把空洞的数字，变作毋庸置疑的财富。
这是一种一旦出“境”就失效的魔法，只有在中国，这张纸才有魔法力，在欧洲，在意大利，在威尼斯——那个商贾云集的港口城市，没有人会轻易相信一张纸对于财富的许诺。人们只对金子的诺言确信无疑。人们会把他视为骗子。在那里，没有兑换的银行，无法计算外汇牌价，不同货币之间的对话无法进行。神通广大的纸币，在他的故国走投无路。
一张神奇的纸，凝结了古老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造纸和印刷术。但“四大发明”绝非中国人智慧的全部，在它们之上，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四大发明”的意义，并不只在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奠定了一个自我衍生系统，每一项基础发明，都如基因一般，为进一步的繁衍预留了可能性，纸币，就是它们最杰出的后裔。纸币的神奇，并非仅在于它体现了造纸与印刷术的完美结合，而在于实现了符号与物质之间那种隐秘的对应关系。它所体现的金融原理，始终为马可&波罗无法理解。他把制造钱币的方法视为一种点金术，只要盖上某种特别的印章，一张平凡的纸就立刻变得与金银一样有价值。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这些看似势单力薄的纸页，实际上拥有统驭万物的法力，使财富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局限，又可以在具体的事物上落实。它那么轻。它的重是在人们心上。它用最简单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权威。没有什么能比它更能体现中国人的抽象能力。
中国行用纸币，由来已久，汉有白鹿皮币，唐有飞钱，宋、金有交子，元代纸币，只是袭用宋、金之制。“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也就是说，钞票的发行，须以实物为根据，纸上的财富，与现实中的财富，形成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面值分别为：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面值分别为：二文、三文、五文……身份各异的钞票，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虚拟王国，疏而不漏地行使着它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马可&波罗把他对纸币的惊奇写进自己的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纸币的描述与《元史》完全吻合：“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至元通行宝钞”——纸上的文字，端正精致，至今清晰可认。一张元代钞票，与一张现代钞票几乎没有区别，上面的文字，多以汉文书写，辅以蒙文，除了币值，就是发行单位名称，只是防伪技术不尽如人意，作为补救，把惩罚措施，以较大字号，印在醒目位置——“伪造者处死”。在元朝初年，纸币被定为唯一流通的法币，金银市的流通被严格禁止。到十四世纪，纸币才在伊斯兰诸国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纸币，也可以被认作蒙元时代中国人独有的国籍证明。
宋朝名为“交会”的纸币．是否可以兑换成元朝纸币“交钞”？公元一二七五年，元至元十二年，一场辩论在大臣们之间进行，主持财政事务的大臣阿合马把争论内容如实禀报了忽必烈。那时的阿合马像他的朝廷一样春风得意，丝毫不会想到他的脑袋将在七年之后的某一个风声空旷的深夜被击成五彩斑斓的肉屑。忽必烈在穿越了反对派姚枢、陈公履等人的唇枪舌剑之后，挖苦他们说：“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宋朝的纸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元朝的纸币。我们看到纸币在时间上的接力——它不会像朝代一样过期作废，而是得到了时间的默许，畅行无阻。宋朝“交会”与它代表的朝代寿终正寝，但它的价值还在，它在游离了宋朝的纸面以后又在元朝的纸页间回归，它在超越了政治的敌对之后顽强地存在着，犹如一场戏，主角可以更换，但是有关财富的梦想，却永远不会消失。
第二章　金　牌
前面提到的公元一二七五年，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与那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愣头青密切相关，尽管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一年，如诗如画的大宋江山被蒙古铁骑撕得粉碎，犹如他们的“交会”转换为元朝的“交钞”，他们创造的文明无一例外地成为为蒙古人精心准备的见面礼，大汗的军队杀入建康、扬州，不久，声誉扫地的宋朝重臣贾似道被贬，并在押送途中被害死。二十一岁的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闯进草原上那个由金碧辉煌的石头宫殿与五彩缤纷的帐篷组成的世界帝国的都城——元上都，为此，他已经在道路上奔波了将近四年。这年秋天，他的新朋友忽必烈汗把他带进刚刚建成的元大都——汗八里。也是这一年，一位名叫列班&扫马的蒙古突厥人。则从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房山“十字寺”启程，与马可&波罗相向而行，循着马可&波罗的来路，向西，沿丝绸之路南路，即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踏上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茫漠旅途。
如果我们打量蒙元时期的世界地图，我们会被这个蒙古帝国的疆域吓住。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最睿智的人也不知它的尽头在哪里。飞奔的骏马使蒙古人拥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空间感，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东南西北，而只有前方。一二○三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中亚一个很小的蒙古部落出发，开始他征服欧亚大陆的旅程。到一二二七年，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建立了一个东起日本海，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成吉思汗的军队作战时，一路高唱蒙古长调，他们征服世界的伟业越是成功，他们离家的路就越远，于是，那些豪迈而忧伤的蒙古长调随同刀光血影一道掠过欧亚大陆，并在一些地方落地生根，至今徘徊不去。一代天骄之后，蒙古风暴迅速扫荡了中亚、东亚、南亚、中东、东欧。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挥师西北，穿越高加索，横扫南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与乌克兰，并一路凯歌，挺进波兰、匈牙利．在一举歼灭德意志骑士团后，跨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饮马亚得里亚海滨。一二四一年暮春的一个早晨，佩斯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满世界都是蒙古骑兵，尘土蒙在他们脸上，像一只只麻木的陶俑，只有被热血所污的眼睛依然敏锐，警醒地观察周围。那是一个真正的华丽血腥时代，这个世界已然找不到任何一股力量能够阻挡蒙古人的马蹄，整个世界原来只为他们所设。随着忽必烈汗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第二年（公元一二七六年）占领南宋首都临安，整个欧亚大陆几乎已经变成一个国家——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国。
塞尔柱苏丹凯哈武思二世将自己的肖像绘在一双鞋底上，献给旭烈兀——蒙哥汗和忽必烈汗两任大汗的弟弟，希望伟大的汗王能将他高贵的双脚踩在这个贱人的头上。他以这种卑贱的方式表明他的臣服。这是公元一二五八年二月，马可&波罗刚刚四岁，整个巴格达被烟火笼罩，持续十七天的血腥屠城之后，旭烈兀继续他征服新月地带的征程。
酋长哈米勒，是被捆绑着推到蒙古士兵们面前的。士兵们撕破他的长袍，用洁白的刀刃，从他浑圆的肩膀上旋下一块肉。起初那块肌肉还试图顽抗，但那块绷紧的肌肉在尖利的刀刃面前自然不堪一击。转瞬之间，它就离开了酋长的身体，投奔了士兵的刀尖。那把血淋淋的刀，把肉举到哈米勒面前，似乎在炫耀它的胜利。不知是由于愤怒还是疼痛，酋长的身体不住地颤栗。刀尖上的肉在脱离主人的身体之后，也像主人一样颤栗着，像一朵抖动的火苗，鲜红艳丽。蒙古士兵把肉切咸碎块，肉块在刀刃下滚动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尖叫。士兵们送到哈米勒的嘴里，又将刀刃抵在他的脖子上，命令他咽下去。哈米勒的嘴蠕动着，血水沿着他的嘴角流淌。就这样，他身体上一块块消失的肉，经过他的嘴，又一块块回到他的身体中。他身体上的肉一块块减少，他肚子里的肉一块块增加，但他被喂饱的肚子无法抵消他肉体的缺失。他在这种循环中慢慢死去。他死后，蒙古士兵割下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变成胜利者的装饰，加入了在大马士革游行狂欢的队伍。
站在被征服者的立场上，蒙古人无疑是魔鬼。无须为他们的暴行辩护，也无须为他们的功勋津津乐道。公平地说，他们是一群兼具了勇士和魔鬼特质的人。梦想的成长首先要归功于敌人们鲜血的浇灌，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训练了他们的利爪与狼心。十三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豪迈的世纪，一群群骑士聚集在大汗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在他们眼中，整个时代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狂欢；同时，也是最黑暗的世纪——这个世纪里，大陆正变成一个望不到边的超级墓场，弥漫着死尸的腐烂气息。群马奔腾之后，便是可怕的寂静，浑圆的月亮悬挂在墓顶，墓上的清辉有如磷火的凝聚，被白色的雾气所缠绕，仿佛噩梦，挥之不去。
整个世界屏住气息，倾听蒙古人的长调。他们从长调中聆听到一种阴森恐怖的意味。但蒙古人不这样想，对他们来说，长调仿佛一种启示，把灵魂向辽远的地方推去。每当长调在草原上回响，蒙古人骨头里的血性就会被点燃，让人有飞升之感。多少年中，蒙古人就是吟唱着长调，纵马在昼夜间穿梭，远走天涯。农耕民族画地为牢，把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各自独立的空间，而游牧民族却把它们全部串连起来。如果说农耕民族犹如固体，它的社会形态一成不变，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物理性的，那么游牧民族就如同液体，形态不拘，四处漫溢，渗透到其他事物的内部，改变它们的形态——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是化学性的。但丁在他一三一○年完成的著作《论世界帝国》中大胆地表明，只有出现一个绝对的、权威的世界统治者，建立一个囊括四海的尘世帝国，才能协调不同人、不同民族的意志，谋取最大范围的和平。而在忽必烈汗手中，这样的设想已经实现。马可&波罗把忽必烈汗形容为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对他充满崇敬和热爱，这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血腥。和平，在战争的缝隙，在最广大的范围内降临了。那些被战争抹平的城市又一一再现，失散的亲人们重又聚集起来，死去的生活再度复活。基督教世界绝望地等待着蒙古人的致命打击，然而，令欧洲人惊异的是，那些血腥的屠杀发生之后，蒙古骑士就绝尘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留给他们的，是历史的机会——西方人在一千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向东方旅行。蒙古人不仅把大地变成了墓地，同时把大地变成了道路——道路的意义，在于不受阻碍。在马可&波罗——准确地说，在忽必烈的时代，从地中海到汗八里，一个妙龄少女顶着金盘子，穿越欧亚大陆，不会遭遇任何危险，这是欧洲流行的传说，也是那个时代的事实。如中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庄维尔（Jonville）所说：“大汗给人民以和平。”汤因比也曾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中赞叹：“忽必烈的帝国从中国延伸到黑海，在他的统治下，这片广袤的疆域处于前所未有的太平时代。”忽必烈以血腥的战争方式缔造了和平。这或许是历史的悖论，但它存在，罔顾所有的争议与评判。
连通东西方的大道已经铺就，只等第一个勇敢者的身影，耐心得就像等待一个婴儿的降临。马可&波罗勇气可嘉。他一脚踏进那深不可测的巨大国土，从大陆西端的一个点，前往大陆东端的另一个点，没有人知道，这条道路到底有多长，它是否会半路折断？当茫漠的戈壁一点点蚕食马可&波罗的梦想，他是否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对无休止的道路产生怨恨？在马可&波罗之前，传教士柏朗嘉宾曾经抱着走向地狱的决心走向东方，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他怀疑自己“不知道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他到达了蒙古草原，但没有到达中国。但是，无论道路如何艰辛，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非马可&波罗自己，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因为那条路上，已不再有战争和死亡。他手里握着大汗的金牌，是大汗赐予他的父亲尼可罗&波罗（NicolasPolo）和叔父马飞阿&波罗（MatteoPolo）的，十年前，他们抵达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受到大汗的隆重接待。此时，金牌是他们的护身符，保佑他们在大汗的土地上畅行无阻。
后来的历史表明，马可&波罗绝对不是历史上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使历史在经历了无数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之后一直延伸到今天。尽管这旅程或许只是出于一次偶然，但它必定存在。那条用血打通的道路，决不会甘于闲置，必将怂恿那些不安分的人决然上路。马可&波罗成为早期全球化运动的见证者和最早受益者。当这个衣衫褴褛的旅行者向威尼斯人展示他此行收获的财富时，贫穷的欧洲人明显地感觉到了榜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给了他们探求世界真相的勇气，他们相信，基督的世界之外，并非一片黑暗。此前，遥远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传闻，马可&波罗给他们带来了确切的新闻——那个国家，有世界上最恢宏的城池和宫殿，用一种叫做“煤”的黑色石头燃火，用树皮造纸，并能大量地复制一本书而不用抄写。真正感染他的并非这件新鲜的事物，而是那个国家的创造力，马可&波罗的传奇使自命不凡的西方世界知道了什么是愚昧，也唤起他们探求新世界的渴望。当《马可&波罗行纪》在西方传布开来以后，整个欧洲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到中国去”，成为西方人最奢侈的梦想。作为探路者，马可&波罗在此后几百年中，都被西方人感恩戴德。在他的身后，跟随者绵延了几百年，包括本书后面即将提到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以及以玛戛尔尼为代表的官方使节。在他们眼中，中国既是世界的起点，也是世界的终点；既是彼岸的天堂，又是现世的乐土。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是黑暗世纪中唯一的光源。那光源自东方升起，如同海浪，一波一波荡到西方。他们循着东方的光亮，义无反顾地踏上风沙弥漫的路途。甚至到了毛泽东时代，许多西方人，比如斯诺、萨特、安东尼奥尼等，仍然对东方的光源保持着习惯性的仰望姿态。《世界征服者史》一个写道：“（大汗）慷慨慈善的声名远播世界，商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他的宫廷……”整片大陆的所有细胞都活跃起来，人们的身体、知识和观念，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新陈代谢中。
不仅西方人需要马可&波罗，大汗也需要他。需要通过他，来了解西方，甚至了解自己的帝国，在马可&波罗的回忆中，大汗对马可&波罗讲述的见闻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蒙古帝国的辽阔，甚至超出大汗的想象与控制。骑在马背上奔驰的时候，土地一边出现一边消失，世界是流动的，也是没有整体的；一旦坐在宫殿中，帝国就静止了，令人绝望地延伸到四面八方，延伸到知识与权力之外，华丽的帝国成了无尽的废墟。可以想见，望不到尽头的国土，即使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马可&波罗所带来的知识，刚好可以缓解他的焦虑。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这场全球化运动的肇始者，蒙元帝国却骤然安静下来，此起彼伏的马蹄戛然而止。忽必烈的侄子海都曾经批评忽必烈：“蒙人四海为家，哪里有牧草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忽必烈汗想用城墙把我们圈起来，我们决不进他的城。”或许，忽必烈汗营造的汗八里（北京城），仿佛绊马索，绊住了他们的马蹄，把它们呼啸的速度减化为零；或者，那围拢的城垣更像一个坚硬的句号，结束了蒙古人的事业。但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帝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轴心，整个历史都在围绕它转动，而轴心，是永远不转的。但总有一天，轴心将为世界的转动耗尽能量。
一二七五年，蒙古人列班&扫马出张家口西去朝圣的时候，还不知道此行的终点将不是耶路撒冷，而是更加遥远的巴黎，更不会意识到此行的意义将远远超出个人朝圣。他与马可&波罗沿着相同的道路相向而行，是彼此隔绝的两个世界一次微妙的默契。如果说这是巧合，那么，它的概率已经低到了在曾经发生过的上千年的东西方交通史中只出现过那一次。这一默契出现在，并且只能出现在蒙元帝国兴盛的十三世纪，从忽必烈晚年，即十三世纪末开始，欧亚大陆重新陷入分崩离析，古老的丝绸之路再度血光闪耀。土地是忽必烈的战利品，但他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他的战利品，于是，这些土地又一点一点地被偷走了。元朝之后，明朝的朱元璋宣布“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令，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因此，道路开放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历史长河中堪称一闪即逝。而这样的机会，就是专门为马可&波罗和列班&扫马这样敏锐的人准备的。仿佛听到了对方的召唤，一位威尼斯商人与一个中国的景教徒同时开始了改变世界格局的旅程。十二年后，当列班&扫马在那不勒斯的港口上岸的时候，那不勒斯人无不为他奇怪的相貌深感惊异。专家认为：“蒙古世纪有许多西方旅行家从欧洲到中国，而已知的东方旅行家从中国到欧洲，却只有列班&扫马一位。”
尽管马可&波罗一度被视为骗子，以至于神父要他在死前忏悔，以免灵魂进不了天堂，但马可&波罗身后获得的荣耀是无以复加的。与马可&波罗的传奇相比，列班&扫马的旅程毫不逊色，但马可&波罗侥幸被保存在有限的文字记忆里，而历史给列班&扫马的待遇是无比吝啬——他被遗忘了六百年，直到一八八七年，一份记录了他生平与旅行的叙利亚文手稿被发现，人们才知道他的存在。实际上，即使列班&扫马回到汗八里，以汉文完成他的手稿，他的手稿依然会散佚。“表面上看，散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实质上却有必然的理由，它是社会文化无意识遗忘的方式。”一个人是否被历史铭记，并非全然取决于他的自身，更要取决于铭记者的态度。西方人需要马可&波罗，需要他提供一个既在想象中又在现实中的世界，对他们的固有世界的稳定性发出挑战；但东方人并不需要列班&扫马，东方有忽必烈就够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除了皇帝，世界上不再有任何超人，皇帝的存在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尺度，在忽必烈耀眼的光环中，列班&扫马，或者其他一个什么探险家，都是一粒不值一提的尘埃。
第四章　朋　友
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名叫《马可&波罗》的传记电影，英若诚演忽必烈，于绍康演海都，娜仁花演阔阔真公主，马可&波罗、阿合马都是外国演员，记不得名字，后来查资料，才知道一个是美国演员，另一个也是美国演员，前者叫肯&马歇尔，后者叫雷纳德&尼莫伊，这部电影是中意合拍，朱里亚诺&蒙塔尔多导演。我喜欢这部电影，像许多电影一样，我看了很多遍，直到能够背诵它的一些台词。有些台词至今令我深为感动。
年迈的忽必烈在黄昏的皇宫里这样对行将离去的马可&波罗说：
“冬天快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北方刮来的彻骨寒风会带来蒙古草原的气息，和战马嘶鸣的声音，我会怀念起家乡，也会想起你，马可，我万里之外的，儿子。”
如今把这句话默写下来，我脑子里下意识地响起英若诚浑厚、抑扬顿挫的嗓音。
很多年中，我都在反刍他们的友谊。两个差异巨大的人之间建立的友谊最为神奇。马可&波罗与忽必列，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他们两人中，找不到任何共同点，甚至在许多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西方／东方、青年／老年、平民／皇帝，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个人碰巧都有真诚。商人的本性是牟利，而皇帝更是不择手段——忽必烈一生杀人无数，其中包括身兼他的胞弟和汗位争夺者双重身份的阿里不哥。据说，阿里不哥是被忽必烈毒死的，但是，即使老谋深算的皇帝，也会显露出孩子似的天真本性。马可&波罗给了他机会。除了马可，他无法再从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机会。马可&波罗，使这个终生陷入政治漩涡的生命获得了一个新的支点，可以使他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观察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的忘年交，为这个过于坚硬的时代增添了一些温情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忽必烈和马可&波罗都是幸运的，他们都通过对方实现了自己。
这一事件的隐喻特征也显露无遗，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把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个人友谊放大成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通过对方看见了自己。鉴于眼睛寄寓于身体之中，因而，它们在履行观察功能的同时，唯独无法观察我们自身，这是眼睛在设计上的重大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不得不借用别人的目光。同样，对于一种文化而言，其自身身份的认定，不是与生俱来的，更无法在一个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完成，而只能在异质文化的相互对照中实现。对方如镜子，描述了自身的状况。“身份认同”是理解现代性理论的一个关键词。阿尔都塞、弗洛伊德、巴赫金、索绪尔、福柯等西方思想家都对这个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巴赫金说：“一个人在审美上绝对地需要一个他人，需要他人的观照、记忆、集中和整合的功能性。”“必须在我的内心自我感受（即我的空洞观照的功能）与我的外在形象之间，插入一个仿佛透明的屏幕，通过屏幕他人对我的外形可以作出情感意志的反应，如他人对我的可能的惊喜、爱慕、诧异、怜恤；我透过他人心灵（它降低为一种工具）的屏幕来观照，就使我的外形获得了活力并融入绘声绘影的世界。”这说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完成的。如果没有这面镜子，看清自身是十分困难的。或许，朋友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然而，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西方而言，中国形象展示出的迷人品格，在激起西方人追求自身强大的欲望的同时，其内部的制度性缺陷也不幸被掩盖，西方人，比如马可&波罗，尽管目睹了这个东方帝国的疮疤，但他们的兴奋点不在这里，而全部停留在那些恢宏华丽的事物上。这类记载，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随处可见。这并非有意粉饰，而是弱势心理的直观表达，就像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文化价值向西方的彻底倒戈一样。欧洲人通过中国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而中国却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对自身的忠告。正是这个原因，使整个欧洲在穿越了黑暗中世纪的围困大步前进的同时，整个中国陷入悲剧性的停滞之中。
一二八○年代末，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与汗八里的列班&扫马，分别在杭州与巴黎作客。这无疑是一次富饶与贫困之间的比较历程。当马可&波罗沉醉于西湖的湖光山色，列班&扫马正穿过巴黎狭窄、肮脏的街道。与中国木质建筑的轻灵舒展不同，西方人全部生活在石头的世界里，那些房子以冰冷的语言讲述着他们的生存处境，而不似中国建筑，以其木质的温婉敦厚品质，成为承载和安顿家族血脉的稳固容器。在列班&扫马看来，那些石头房屋局促、简陋、逼仄，人在其中，远不如在中国庭院那样舒展、松弛、自由，厅堂的布局，刚好凸显居住者的风仪，而石头房屋却使人成为石头缝中卑琐的寄生物。当他从街道上走过，那些卑微的面孔就会从窗子后面浮现出来。所谓的街道，只不过是石头房子中间的窄缝，回环曲折，去向不明，走在其中，就像走在某个晦暗不明的诡计中。随时可以有一盆尿，从某个打开的窗口忽然汹涌而出。街市上昂贵的东方进口产品，与当地粗糙的面包、腌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里不仅卫生条件奇差，而且物资匮乏。只有教堂是高耸的，它以难以企及的高度见证着人的卑微。有意思的是，教堂以近乎狂热、病态的方式表达着对天空的崇拜，而它对高度的偏执恰恰遮蔽了天空的存在。
在中国，人们感觉不到建筑的压迫感。它更像穿在人们身上的一件宽松、庄严的大袍，朴素、得体，富于亲和力。它突出的飞檐，在我看来简直是对中国式袍袖的绝妙翻版。杭州，刚刚逝去的朝代——南宋的都城，比教会所描述的天堂更像天堂，只不过它不在天上，在海拔一万米以上的空气中，而是在尘世，马可&波罗也因此把它称作“天城”，称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这座城中，“有一万二千石桥，桥甚高，一大舟可行其下。其桥之外，不足为异，盖此城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围有水环之”，“城中并见有美丽邸舍不少，邸内有高大楼台”，“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这里的人们“面白形美，男妇皆然”，穿着丝绸的衣衫，举止安静娴雅，连妓女都充满丰神，她们衣饰灿丽，空气中飘散着她们的体香，“外国人一旦涉足其所，即为所迷，所以归去以后，辄谓曾至天堂之城行在，极愿重返其地”。
灭顶之灾并没有降临在西方人身上，相反，马可&波罗告诉他们一个简单的事实：原定通往地狱的旅程居然直达天堂。与基督教的天堂不同，那是一个被人证明，完全可以抵达的天堂。历史的诡计隐藏在一个过程紧张、结局完美的玩笑中。西方人从大悲转向大喜，而中国人的欧洲之旅，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列班&扫马，到达欧洲的第一个中国人，被轻而易举地忘记了。没有人步其后尘。
相反，在利益的怂恿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涌向东方。传教士们成群结队地启程，前往东方收获灵魂；而商人和冒险家们则希望从那里收获财富。
马可&波罗的传说感染着传教士们，尽管当时他们对于中国的知识少得可怜。弥尔顿一六五五年出版《失乐园》第十一卷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从契丹可汗的都城汗八里的坚固城垣……直到中国皇帝的北京……”他们甚至不知道汗八里、大都和北京是一座城市。他们只知道，蒙古人的故乡，在草原深处。他们在绝望中奔走了三百年，蒙古武士的甲胄照亮了他们的脚步，即使北方的冰雪也不能把他们的足迹彻底掩埋，然而，当他们终于抵达中国，他们沮丧地发现，大汗已不知去向，这个国度，留给一个名叫朱元璋的皇帝统辖，他不再像大汗那样慷慨，而是固执地封闭了通向西方的道路。一五八三年，当利玛窦终于在广东肇庆建立起第一座教堂时，等待他的，不再是大汗的盛宴，而是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个国家留给利玛窦的印象，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记载大相径庭：
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有任何交往的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利玛窦身着中式长袍，他试图把自己掩藏在中式服装里。但每当他照镜子，他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中——他欧式的面孔，会使他的身份暴露无遗。他的所有梦想，都将在某一天，被突如其来的石头击得粉碎。
与那些苦行僧相比，哥伦布的目的更加单纯：寻找黄金。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两百年后，当哥伦布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得知忽必烈汗两次远征日本失败的消息，以及日本列岛的“黄金和其他宝物的价值无法估量”时，决定寻找大汗的国土与遍地黄金的“西潘戈岛”（日本）。一四九二年八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王室写给大汗的国书开始了他的远航，在整个航程中，他都幻想着汗八里的耀眼金顶会在前方的海面上骤然浮现。
大约一四八四年，热那亚人哥伦布抵达西班牙。有一天，他在特塞拉岛上的家里，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他们衣衫褴褛，神情恍惚。其中一个名叫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驾船人对哥伦布讲，他们的小船，经常在西班牙本土与大西洋中的加纳利群岛之间行驶，贩卖货物，这一次是他们遭遇了强大无比的风暴，被海浪冲卷着，在大西洋上，向西方漂流了二十八九天，根本无法根据太阳和北极星判断方向，懵懂之中，在加纳利群岛西边、大西洋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上了岸，在获取一些水和干柴之后，摸索着返航。谁都不会想到，一场偶然的风暴将彻底改变人类的历史。由于他们是被风暴吹到那里的，完全不知路线，所以他们回来的路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从西班牙出海时，船上共有十七人，到达哥伦布家时，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包括驾船人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他们听说哥伦布是杰出的水手和宇宙志学者，还会画航海图，才去他家落脚的。显然，他们的故事把哥伦布迷住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巨大得难以想象的机会忽然降临，与此同时，一个阴谋也已经在他的内心酝酿成型。这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使那几位幸存者无一例外地死在哥伦布家里。
哥伦布从他们的叙述中听出一个事实：向西，的确存在着一条通往日本和中国的航线。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航行印证了这一点。对此，相信地圆理论的哥伦布确信不疑。在他看来，沿这条航线去中国或许更近一些。我曾经与精通西班牙语言和历史的张承志先生探讨过这一点：在哥伦布之前，向西穿越大西洋的航线早已存在，大西洋中间散落的岛屿，如同跳板，把航行者一节一节摆渡到新大陆。只是知道这一秘密路线的人凤毛麟角，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便是其一，他在无意中，把秘密透露给哥伦布，也在无意中自寻死路。那个妄想狂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置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天上掉下来的巨大机会，使他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吞没。杀人灭口，哥伦布一丝犹豫都没有——他谋杀了所有的知情者——一群刚刚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守口如瓶。
这一惊人的秘密，是由古代印加帝国公主伊莎贝尔&钦普&奥克略的儿子印卡&加西拉索&德加维加在《印卡王室述评》一书中透露的。这位西语文学的大师，出生于一五三九年，距离谋杀事件的发生不到六十年，完全有可能通过他地位显赫的长辈了解到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他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秘密的具体细节：“当时我年岁还小，听时不太注意。如果那时注意地听，现在我就可以写出更多令人赞叹的，在这部文书中非常需要的事情来。”
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在他一部尚未完成的手稿中，披露了相同的事实：“那位航海人（他的名字我们仍不得而知，只好把如此伟大的事业归功于上帝这位造物主了），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而看到了新世界，后来为了报答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殷勤好客之情，便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消息告诉了他。”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震惊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背后，居然隐藏着一场惊天血案。而哥伦布，从谋杀与欺骗中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利益，成为世界历史中最成功、也最隐秘的剽窃者。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哥伦布为什么在他的行程开始之前，就胸有成竹地向国王和国后索取高额回报，而且，只用六十八天多一点就到了瓜纳哈尼岛，“如果不是他从阿隆索&桑切斯的叙述中知道在广阔无垠的大洋中该沿着哪些方向航行，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那里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这也决定了他的旅程，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探险，战栗的木船仿佛从欧罗巴海岸的弓弦上弹射出的一支箭，它的杀伤力将在终点得到证明。
草原上弥漫的血腥味渐渐消散了，有关蒙古人的凶猛传说渐渐褪色，而前往中国的冲动，日益变得势不可挡。从蒙古人的铁蹄下劫后余生的西方人，在喘息之后杀了一个回马枪，诞生于地中海的海盗基因使他们终于露出更锋利的犬齿，西方人与东方人下一次相遇的地方，是大明王朝的东南沿海，一个名叫郑成功的中国军人，在那里拭目以待。
很多年后，我仍记得在那部电影中，忽必烈在与马可&波罗告别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
“你是真正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们也是欢迎的。”
（选自2009年11期《中国作家》）
（本文有删节）
⊙梁凤莲
一万二千公里之后，我看不见密匝匝的人流了，在马路的输送带上急剧晃动的，像蚕豆一般蹦跳着的极不安分的人流。所有的嘈杂与骚动，都消失在茫茫苍苍的山野里，消失在能吞没所有声音的静寂里。这是跨踞在北美大陆的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落基山脉。
1.所有的树木都在制造着苍茫
海岸山脉追踪着落基山脉，山势连绵不断地排闼开去，那些高大的树种都在这里安了家，那家多是扎得盘根错节的，橡树、榉树、枫树，当然少不了松和柏。一层一层一叠一叠的，按照气候带的安排，往无边无际漫延开去，天空被遮挡得眼见就小了，是浓绿中大大小小色块般配衬的浅蓝。漫山遍野都是幽深和苍翠，鸟的翅膀想必也不能轻易飞过。树梢上的云，像一片一片撕开来挂上去的棉絮，粘在那里，风多大也刮不走的。
就一辆车，陀螺一般地掉落进苍茫里，在山里绕，在树啸起的风声里转，空气越来越清爽，隐约有山野的气息，没有谁知道，多少年来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只是偶然地进入。
树从来生长在野地里，随风起舞，对月弄影，它在阳光下恋爱，春天来了，一骨朵儿一骨朵儿的嫩叶，是止也止不住的渴望，那是情深相许的依恋。好时光太短暂了，爱只是永恒，却不能持久，绝望的时候，它选择了凋谢，选择了回归土地。岁荣然后岁枯，它洒脱地寂寞着，谁来了，都能听到它窸窸窣窣的诉说，它只是分享记忆。
漫长的冬季，树把所有的枝杈竖起，迎向天空。严寒的季节，不过是身上少了些披红挂绿而已，没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它依然牢牢地扎根土地，畅想长空。这样，梦想还在，期盼还在。
所有这些，都是树的故事，都是荒野的故事，苍茫就是唯一的结局。
2.越往前越靠近洪荒
越往里走，越有走近洪荒的错觉。离纷扰的生态社会究竟有多远，这已不是万里之遥的分隔，而是彻底的转身之向了。
确实没有人，甚至没有鸟兽的痕迹，一切都屏住呼吸似的，潜伏在树林的声息里。这里是没有路的，能否往前走，荒草没不没脚而已。远处传来喇叭的声音，仰着头迎着风去捕捉，成了有点奇怪的事情，谁会来呢？搞什么开发之类的，打破这里的寂静，扰乱这里的秩序。那是一种变相的掠夺，谁给了人这种权力，原生态是造物所赐的，谁入侵谁就犯了大忌。
人在洪荒之外停住了脚步，洪荒就得以保住了。林木越发茂密，人迹就越发少了，地老天荒，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一万多公里的距离有关吗？还是，这里恪守了一条法则：尘归尘，土归土——把自然还给自然，世界从而就变得清爽了。
于是，自然始终是一个没有被打破的谜，它的神秘的面纱谁也没被恩准去揭开。神于是在远处拈花微笑，千百万年的储藏就这样给保住了。整个北美大陆掩埋了多少东西，光是能源，就足以供鲸吞豪夺的人类消耗多少年。
洪荒的另一个置换词是否就是强大，它避开了人类的无孔不入。原始和古朴，有时候就是一种彻底的拒绝，狂放和舒展从来都是在人为的所谓规矩之外的。参天的树木，蓬勃的藤蔓，纵横恣肆，它们自有它们的能量和生趣。
越往前走，我越有点担心，打扰谁了吧？林木茂密得快看不见天空了，舀一杯清冽的流水，也许会把小鱼小虾喝进肚里的。枝杈树叶什么的，都来拍拍扯扯我的头发衣服，这是一种很别致的招呼，这可是它们的世界。树隙里的落叶厚如毛毯，一脚高一脚低就陷住了脚步，身后是窸窸窣窣一阵子的喁喁私语。
3．已经到了雪线，冰原却在视线之外
三千多米厚的哥伦比亚冰原，从六个方向让冰川垂挂和延伸。眼前的这一条，那么优雅地伏在林木的肩膀上，四肢绵长地围拥上去。绿的树木霎时鲜亮碧丽起来，白的冰挂晶莹通透起来，像一块巨大的水晶，而山体的泥土，被映射得如同涂了一重莹彩，冰川的水源源不断滋润着、浸透着，那个澄碧的湖越发娟俏梦幻起来。她把美丽的眼睛张开，长长的睫毛扑闪在水湄边，是绵密的水草，莹蓝莹蓝的眼波里，倒映着冰川与林木的相拥，一齐陶醉，一齐坠入仙景，深情就是美，相谐就是天地无言的至美。
我看了又看，轻轻地转过了身，已经到了雪线，冰原却在视线之外。气候变暖，冰原在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退到地老天荒的地方，退到无人注视的地方。视线有时是爱的表达，有时就是多余的干扰，含蓄的抵抗方式就是逃避，往归静谧的所在退让，什么都放弃了，总是能守住本原的，守住了本原也就守住了自己的初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铁铅色的冻土层下面，冰原把往昔舒展的四肢悄无声息地收拢着，不再与树林山塬嬉戏了。我坐在特制的装甲车来到冰原，白茫茫的一片中，只见冰窟里析出幽幽的莹蓝，蓝到静寂，蓝到无语。我倒退着，回到车上。我来干什么呢，仅只是开开眼界吗？这莽莽苍苍的大自然，又在乎谁的眼界开也不开？人除了震惊，对于自然，从来是无能为力的。那是上苍与造物的事情。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效法不同的律例，要么眺望，要么敬畏。
4．纯粹的景观，纯粹到无法穿越的空蒙
因为壮美，这山野气势如虹。我们迷失，我们甚至愿意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人的世界拥挤着，不再那么美丽与可爱，人们都在拼命地逃离城市，回到从前，这个“从前”被置换成为大自然，大自然原汁原味的山水，大自然纯净无邪天然自在的品性，都成了向往。
于是就怀乡，或者让自己的魂魄回到自然。两部电影，诠释了两段个人史。这两部好莱坞的片子，都取自落基山脉一带的外景，演绎两种时势背景下的人生。
《日瓦戈医生》生息的土地是那么的广袤，是一辈子也无法穿越的，雪橇和马车撵着时间和岁月，命运和战争撵着情感和人生，一切的变数都在演绎着无常，只有苍茫是不变的，也唯有苍茫是难渡的，它和这块土地厮守着，永恒地看着四季流转。日瓦戈医生长大，并且相信明天，日瓦戈医生狂热地爱着，又绝望地撒手，日瓦戈医生见证着时势的风云变幻，也目睹着自己人生遭际的云舒云卷，然后和这块土地在沧桑中沉默、回想、思忆。据说，这就是一个人的史诗，也是一段社会史诗的缩影。
《断臂山》坐落在湖畔的山峦中，本真的情怀，野性的风景，都是自然山水衍生的禀性，不知不觉就会把一个人的一生一丝一缕地穿织起来，没有时间的先后，也没有得与失的进退，像一道潜网，网住了无猜的相守和相恋。只要在一起，山长水远地待在一起。浑然一体是自然的，是山水的品性，也是人的品性，人的品性是会烙印上自然的属性的，不管是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待在这里，原始和古朴就像是一首不绝的天籁，一首无韵的歌吟。
水从林木的山涧峡谷中冲泻下来，嶙峋的乱石冲成了各种形状，击溅出来的水花白生生的，水幕一样随着风向忽左忽右张挂。山坡上朝阳的那面，草皮像毯子一样厚实，躺在这里，可以看见水面上的湖光山影。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把人烘晒得骨头都酥软了，血管里汩汩涌动着温情，山影罩下来的时候，彻骨的冷让人冻得一激灵，霜一样的感觉迎面扑来，风很大，狂乱地把什么都往天际里吹，恁什么能作稍许的抵抗呢？
爱与不爱，向往还是不向往，期待还是不期待？这是心活下去还是死寂的分界。所以，很多的人跑来了，说要回归自然。自然是能回去的吗？家又能在哪？我也来，我只是为了看一眼，却依然是两眼茫茫。
5．一条贯穿加拿大东西的铁路线从这里横越而过
林木从大山大岭里走下来，就不那么密了。靠近溪流的地方，甚至还有了滩涂和沙砾，周围的环境温润起来，有时走出森林的动物会在水边伫望一下，号叫几声，有时会升起一缕猎人的炊烟。勘探者的足迹终于出现了。
我断没想到，我的祖辈是这样走进这里的。
他们真的是漂洋过海，被装进空气污浊、不见天日的船舱里，一个月、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苟延残喘着，很多的人撑不住了，魂归离恨，剩下来的人气若游丝的，总算看到了茫茫大海中的海岸线。他们没有看到金矿和金山，最终却是被送到这不见天日的林莽。疟疾瘴疠。还有严寒、饥饿，孤独和绝望，森林围困着他们，沉重的劳作蚕食着他们，生命一点点给耗尽了，仍照不亮漫漫长夜。因为饿，所以更冷了，因为太冷了，所以更饿了，穿草鞋的脚抗不住了，去扯些树叶、铺上些破絮烂布，把一坨烘热的泥巴，紧紧地裹在脚上，这就是他们在滴水成冰的风雪严寒里的靴子了。谁也不知道脚气病是索命的，谁都知道饥饿寒冷是索命的，死路从来就只有一条，一去不返，再去仍然没有归期。这些草芥一般的劳工，被命运这么一揪一拽的，就被践踏进泥泞里，连骸骨都不知所终，反正漫山遍野都是，一到晚上，魂魄的鬼火就在树林里一窜一跳地闪着死不瞑目的白眼。他们的妻儿老小却在大洋的另一头望穿了岁月。
一百多年前，很多的中国人远涉重洋卖猪仔被卖到这里。1850年的四五千人是何等可观的数目，他们在落基山脉里修铁路，几近百分之九十的人把命耗在了这里。
那个东西铁路会合最后一根钉处的风景点，那幅巨大的照片里，是没有一个中国人的面孔的，他们尘埃一样地混合在泥土里，永远留了下来，几千个伤痛的乡魂，最终是没有多少能够上路的，甚至连荒冢也没有痕迹了。
现如今，一百多万中国人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从祖先的灰烬中，星星点点地繁衍生息下来，这是个和自然一样的谜。也是一个和自然一样庄严的话题。
6．一个名叫罗杰士的加拿大人，硬是从东往西横穿山脉趟出了一条通道
夏天的日子非常短暂，漫长的冬季就来了。森林冷得不再说话，只有这里那里的树枝被积雪压折的声音。风在树林里迷了路，发疯似的左奔右突撒着泼，跌跌撞撞就往峡谷里狂奔，雪霰的旋风像鞭子一样，能把野兽的毛皮抽开。没有人能从这里走出去，莽莽苍苍的森林和大山把一切都困锁住了。
罗杰士和他的同伴，已经在森林里多久了？他们已经不是用时间，而是决意用意志，用意志支撑着愿望，硬是要在这苍茫围剿的大山里，走出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
通畅与闭塞，不仅是愿望抵达与否的结果，而且是生命质量的考量。罗杰士挑战的不仅是自己，而且是大自然，是无常的气候与森林里莫测的神秘。
褪了色的照片里，风雪在罗杰士的周围拉起了一张网，驮重的马几乎走不动了，一行人在荒野里，像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小黑点，然而却一直在移动，大山总是有出口的，一辈子全力以赴的愿望总是有补偿的。
只有风雪知道罗杰士的意志与愿望是由什么构成的，只有寒带冻土的森林知道罗杰士的脚步有多沉重。他心里的火苗，在严寒中窜动着。经过了两次的冒险，两次的极限挑战，罗杰士战胜了冰川和断岩，在漫天风雪的严寒里，他坚信总有一条路通往远方。他们渴望着走出去，走出去就可以走出封闭和局限。谁知道山野外面是什么世界啊。
从此，这片山脉就是畅达的，可以通向远方。可以归来，也可以远走。
7．就像我们盼望着要回归，要回到自然
我似乎也没有预料到，我是这样走到这里来的。我们为这里的古朴和幽深所震撼。丰富的资源，没有为现代化所侵扰的自然，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成了力量。
也就是在野地里，有树木、有河流，有生物出没的土地，那种葱茏活泼自由自在的生长和存在。水清澄了，草木更加丰润壮硕了，连空气也变得清新起来，鸟儿们都在兴高采烈地交谈着，没有别的杂音会惊扰它们，不管我有没有兴趣，空气里充盈着它们的歌唱。
紧绷的神经一点一点就掸松了，沿着小路漫无目的地走，或者呆坐在草地里，看着流云发呆。草木一生，是活给自己的，而人生一世，为什么要活给别人看呢？
归来的人要么是兴高采烈的，终于可以摆脱一下了，尘世竟然成了要想法超脱一下的所在，活着的赏心乐事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不知道这是有意思还是没意思的事情。肯定有什么事情被扭曲了，被变形了，要回到这苍茫的旷野里寻找。
要么是有点伤感的，偌大的世界，竟然难以找到安放身心的摇篮，失落、沮丧，在哀莫大于心死前还有那么些不甘，在人海欲潮里碰撞得头破血流，幸而还能回到这里，撒手一切，找片树林，慢慢地舔自己的创伤，世界之大，幸而还留有这么一条退路，接纳所有的人，所有愿意开敞的灵魂。
也许这里离神明很近，离上帝说话的地方很近。真理与启悟的呢喃细语，说不定就隐藏在鸟语花香之中。
我们从林野走出去，我们还是要回到这里来。万物出于土也归于土，这是最后的福祉了，无名的苍茫为此祝福。
8．三文鱼回游了，把自己的身体交还给生育它的土地
大山里的溪流是不会灭绝的，更是不会干枯的，三文鱼的故事年复一年地顺着溪流往大海流去，又顺着溪流向故乡归来。恰好此时，我路过了这里，我听到了这个古老的故事最凄绝的现代版。它跟爱情无关，却是跟血脉里的爱有关。
故乡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种怀乡，或者是一枚邮票之类，它是值得以命相许的，对于三文鱼来说，故乡既是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终结，它是一腔柔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刚烈。生时也许微不足道，离去时却是轰轰烈烈的，如同天籁中的绝唱，无人企及，无人可以坦然面对。
这些鱼们，它们去得可够远的了，从溪流汇入大海，最后汇入大洋。然后，这些鱼们，用它们生物精确的记忆，从遥远的大洋大河里集体回家，这些鱼们的感情。想家的方式，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离的方式，却是把身体祭奉出去。
这些是诗意的绝响。深秋的季节里，河道里挤满了它们的身影。是上帝造物让这些鱼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生命不可能再活第二次，诗意比活着更有价值。
我蹲了下来，深秋的水已经很凉了，河床上里的石头和水草涌动着，水流很急，河岸上的灌木也弯身探首的，看鱼们，有的停了下来，有的继续往前游着，澄清的水流，簇拥着暗红色的鱼身，在黛绿幽暗的环境里，如一个个有谶言的符号。生命的密码告诉它们，那段河道的那片水草旮旯下，是它们的产床。也是它们的家。
这一回，它们就待在那里了，确切地说，是把生命最后的能量回注到那里，一天两天多则数天，在记忆越漂越远的时候，生命的轮回，已经不再是肉身的去留，而是此生无憾的供奉了。像宗教所言，最后一刻，它们的灵魂没有远逝，和自己的家，和自己的故乡，彻底地融汇在了一起。
我在超市里看着三文鱼粉红色的肉身，这种鲜嫩的色泽是配得上它们的纯情和痴情的，从哪里注目，都可以开始一番浪漫的畅想。
我对着餐桌上精致的生鱼片发呆，我不喜欢这种吃法，对三文鱼却是例外，我告诫自己动作要轻一些，把它含在嘴里。用体温焐热一些，凝住眼神，很虔敬地猛吞了下去，然后对自己说，我吞下了三文鱼的灵魂，像《圣经》里所说的。这不算矫情，这只是我自己的仪式，起码让一些飘忽的东西有了诗意的停靠，不再可疑。
我们这些东游西逛的旅人，又顺着河流天空往回走了。只是该回到哪里去呢？那个人头汹涌浮躁无常的地方真有我们的家吗？那里值得我们祭奠、安放、瞑目吗？谁会给我们暗示吗？苍茫里的童话，是没有都市式的回应的，罢了吧。
后来，我再次回到了多伦多，MARKHAM（万锦）的雨季来了，寒凝砭骨，树木还是萧瑟着，并不急着抽出嫩芽细叶。据说，这就是加拿大的春天了，不可知的一切都在萌动着。
（选自2009年11期《散文》）
⊙王溢嘉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热衷到先进文明中寻找中国元素，然后津津乐道、陶醉其中
今年9月，林璎设计的“美国华人博物馆新馆”在纽约唐人街隆重开馆。第一次知道林璎，是多年前到华府时，去参观她设计的越战纪念碑（墙）。它的造型非常独特：两面呈V字形相交的黑色花岗岩壁，从地下三米深处缓缓升起，直到与地面相交，墙上镌刻着58132名越战阵亡美军的名字。当你沿着斜坡往下走时，犹如在阅读一本叙述越南战争的书，但也能感觉到好像大地裂开来接纳那些死者。
这个纪念碑如今已成为建筑史上的一个不朽标志，而创作者林璎当时未满21岁，还是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很多人喜欢提起林璎的中国身世，因为她是民初文化名人林长民的孙女；父亲林桓是陶艺家，1948年赴美，曾担任过俄亥俄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她的姑姑与姑丈，梁林夫妇设计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而她设计了华盛顿特区的越战纪念碑，这似乎显示林璎的艺术细胞和设计才华颇有家学渊源。有人更从越战纪念碑里寻找到中国元素：除了大地接纳死者、建筑与大地和谐共存等老掉牙的说词外，更重要的是指出刻镂着死者名字的V字形花岗岩黑墙，代表中国的“人”字，林璎似乎想借此呈现中国儒家的人本主义精神。
听起来真让人神清气爽。类似的论调在近来也颇为风行，从艺术、科技到商品，这里一个中国元素，那里一个中国元素，中国元素几乎无所不在。当然，大家也乐见中国元素能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但这是否太过一厢情愿？
林璎1959年在美国出生，母亲是上海人，亦任教于俄亥俄大学。但在林璎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几乎从未向她提起“中国往事”，所以林璎不会说中国话，对中国也相当陌生，在设计越战纪念碑之前，根本不知道有林徽因和梁思成这样的亲戚。至于那V字形的两面墙，据林璎自己说那是来自她想“用刀将地面切开的冲动”，她站在纪念碑预定地前面，“想象自己将刀刃切入地面，并将切口翻起；一种原初的暴力和痛苦就在那时被治愈了”。所谓“人”、“儒家”、“中国”云云，其实八竿子也打不着。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中国的“人”字对纪念碑作象征性解释，而丰富它的意涵，但这却非林璎创作时的原意。由此也可知，若要做象征性解释，那中国元素就真的会无所不在。问题是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热衷到先进文明中寻找中国元素，然后津津乐道、陶醉其中？
林璎说她在20岁之前，尽一切可能“要成为一个美国人”，在设计越战纪念碑时，从来没有想过要用亚洲裔或中国人的观点去看去做，但事后却被很多美国人无情地贴上这样的标签，她本身的中国血统成了她难以摆脱的宿命，这对她打击很大，她也因此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定位问题。
1985年，她随母亲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来又随父亲回到林家在福建的老家，而开始慢慢觉察到，或者说在自己的创作里添加中国元素。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新馆”是林璎在美国惟一跟中国相关的作品，置身其中，你可以看到明显的中国元素。当然，你也可以找出它具有某些美国元素，但试问有几个美国人会因此而津津乐道、陶醉其中？
（选自日《南方周末》）
⊙徐慰侬
也许是偶然巧合吧，科学大师钱学森的辞世和今年的记者节相去不远，几位老记者在自己的节日里不约而同回忆起当年采访钱老的经历。今天刊发的这一篇读来很感人，文章给人的启迪是双重的：既关乎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如何的，也关乎记者的采访应该是怎样的。
今年11月9日，上海电台故事广播频率开播纪实文学《钱学森》之前，邀我去讲述当年采访科学大师钱学森的一段往事。于是，我翻出了那时撰写的专访，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我采访钱老是在日，当时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采访科技的记者。大约在一个月之前，我就获悉钱学森即将来上海的消息，于是赶紧跟北京和上海的有关方面联系，提出采访要求。钱老到了以后，日程排得满满的，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在他下榻的延安饭店接受了采访。我是带了复旦新闻系实习学生程士安一起去的。那次采访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悄悄地开着录音机
钱老那天穿着草绿色军装，佩着鲜红的领章。那年他68岁，虽然头发已经稀疏，但非常精神。我采访科技还不久，采访这样顶级的大科学家更是第一次，一开始不免紧张。而钱老从见到我们起一直到整个谈话结束，始终带着亲切的笑容。在这样可亲可敬的长者面前，我很快放松下来了。
那天我们是带着录音机去的，可钱老说，我谈的内容，你们都可以报道，但我的声音不要广播出去。这样，我就不能把录音话筒对着他了，但我还是悄悄地把录音机开着，尽管声音不大清楚，钱老的谈话还是原原本本录下来了，这使我们后来写稿能做到准确表述他的原意。
这次采访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不像平时那样总是记者提问，被采访者回答，而是除了我们发问外，钱老每当要阐述一个观点时，往往先向我们提问，使我们的思绪很快进入他要谈的话题，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他所说的内容。或许，这也是他给学生讲课时一个常用的方法吧。
首次公开提出创建思维科学
请钱老谈什么好呢？虽然事先经过一番思考、商议，但一开头我们提出的题目，还真有点大而无当，那就是请他谈谈如何加快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钱老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他说：“我现在正在思考有关人类的思维规律的问题，有些想法可能还不太成熟，还没有公开谈过，今天就先和你们谈谈吧！”于是，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人们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过程中，除了逻辑思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很新鲜，就试着回答：“是不是还要用到形象思维？”
钱老高兴地说：“对啊！还有形象思维，甚至有人说是灵感。我看搞科学技术的人不光是逻辑思维，我们在科研的实践中，怎样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然后又是怎样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呢？这个过程里面还有逻辑思维以外的思维方式。”他接着说，“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太愿意提这个，只要一说起灵感，总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因为外国人说的灵感是神灵感受，而我们所说的灵感，实际上是人的观察、体验在头脑中的飞跃，仍然是一个实践和认识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它是唯物的。”这时，钱老明确地提出了他的一个重要见解：“现在逻辑思维我们研究得很多了，但逻辑思维以外的思维方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
我们很有兴趣地边听边思考。钱老又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玄妙，也并不是那么不可捉摸，“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宏观的观察，即从心理学来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从微观的观察，就是从大脑神经来研究，研究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发问：“研究人类思维的全过程，这与发展整个科学技术有什么关系呢？”钱老回答说：“我们研究人的思维，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因为我们如果掌握了人的思维规律，人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就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在钱老逝世以后，许多报道在列举钱老一系列科学成就时，有一项就是“思维科学”。有报道说：“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创建思维科学……”那么，钱老和我们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1979年11月就首次公开了他的这一设想。
期盼涌现杰出人才
在和钱老的交谈中，我们感到他非常强调人的创造性。他说，我们应当鼓励科研人员勇于探索，勇于创造。他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是很有聪明才智的，中国人又是肯刻苦用功的，我们完全能够多出人才，早出人才。”钱老特别谈到在使用人才上，要改变论资排辈的现象。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们合乎研究员、教授的标准，哪怕他只有30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到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得解决许多具体问题。”
说到这里，钱老起身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当年10月26日的《北京科技报》，给我们读了题为《中年科技人员在学习和工作中的苦恼》的文章中的三个小标题：“一、信任和重视了吗？二、任人唯贤了吗？三、待遇平等了吗？”
读完，钱老说：报上提出这一些，可见都是存在的问题。转而他兴奋地说：“我可以肯定，只要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只要能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那么我们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就会涌现更多的杰出人才。”
一次采访获益匪浅
钱老谈兴很浓，他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谈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比如，他还向我们提问：“不知在你们的概念里，社会科学放在什么地位？”
听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些纳闷，心想您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怎么说起社会科学来了？钱老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疑惑，就解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建立起来以后，大家就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进行考察、研究、整理，成为理论性的东西。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所以我们就不能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截然分开。”他还以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实践，通俗易懂地说明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他说：“系统工程它既要用自然科学的一套东西，比如要用数学、电子计算机，同时也要用社会科学的成果。因为系统工程就是要研究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投资，最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完成某一项科研或建设任务。一切工程都要讲求经济效益，这就涉及到社会科学问题，所以，搞系统工程，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紧密合作。”他还用一些生动的事例说明社会科学的重要。
听了那天上午钱老这一席谈，我真是深受教益。钱老视野宽广，他思维的触角涉及到众多领域；他的谈话出口成章，逻辑性很强又深入浅出，实在令人叹服；他对于加快培养人才的急切心情和爱国情怀更是令人感动。大师风范，我将永留心间。
这次采访写成的独家专访，得到了台长邹凡扬的赞许，除本台播出外，经他亲自推荐，还在《文汇报》上刊登了。
四个月后的1980年3月，我去北京采访中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又有幸遇到钱老。那天他在京西宾馆的走廊里迎面走来，一眼就认出了我，笑吟吟地和我招呼握手。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以后几十年间，新闻传媒对于钱老的各种报道我都非常关注。有关钱老多次获奖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钱老的电视新闻，我当天看了还要看次日的重播，一遍一遍地看不够。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又去看望钱老，我对着电视想，钱老一定能成为百岁老人。想不到我的愿望竟然落空了，钱老的逝世令我深感悲痛。但这位科学巨人的伟大贡献和宝贵的精神遗产，将使后人受用不尽。“钱学森”这个光辉的名字，将永远在天地间留存。
（选自日《文汇报》）
⊙赵翼如
一卷收藏了六十年的草图，缓缓打开了一场人世隐秘的独幕剧——
她手抚一片片发黄的纸页，如摸着逝去的时光帷幕。我恍惚看见一片薄纸上，站立起一本厚重的书。
这是上海阿婆留给我的最后定格印象，留下的同期声也类似她的人生谢幕词：我接受命运带来的一切，早已跟不幸和解。这辈子我只是一张草图，老爷子他已走进了《辞海》。我多少成全了辞书里的这一词条：“赵深，中国建筑学家。字渊如，江苏无锡人……1919年清华毕业后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建筑获硕士……1927年回国与他人合作开办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了上海大戏院、杭州老西泠饭店等……解放后任建筑工程部总工程师……”她忽然放慢语调一字一顿道：但愿我没画完的图，你们能接下去独立完成。记住了，女人还是不能没自己……
我听了只有惊愕。阿婆一生对外缄默着，很多年我一直困惑：一个气质优雅的留洋女子，何以悄然隐身为留守主妇？
家人对这往事讳莫如深。
她算得上昔日的上海名媛。无锡的娘家和显赫的荣家是亲家。遥远的起点，是无锡西乡孟里的书香门第，其父考中举人，后成为实业家。他颇重子女教育。1901年出生的阿婆，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之后是燕京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张爱玲是校友，林徽因是同道。她1920年代就和杨廷宝、赵深一起游历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考察城市建设和古典建筑。家里有她早年的照片，那真不亚于月份牌上的美人，当然少了点可人的乖巧，多了些独立的自信。
然后嫁了我叔爷爷赵深，成了“赵太太”、“赵师母”。我曾傻想，他们岂不可成为很好的建筑搭档，如同校友梁思成林徽因那样？听父亲讲过，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赵家和孙家是“姑娘换嫂嫂”的亲眷（爷爷的姐姐嫁给了阿婆的哥哥）。本来，阿婆燕京大学毕业后受聘于无锡女校当校长，因为正向阿婆求婚的叔爷爷在外留洋，一门心思希望阿婆共同赴美学建筑，以便将来开建筑事务所时，可以有个懂行的好帮手。
可是……“唉，从前女人，说是水做的，一结婚很快就被圈成了一口井，成了围着家转的‘屋里人’。你们现在自由多了，江河湖海都能流了去……”她曾对我发出这样一声幽深的喟叹。想想也是，比如我奶奶当年念书连跳两级，可一结婚，不就中断学业生孩子了？从前有句话：妇人无才是元气保存。女人读通了天书，还不是嫁人生子。
那是1987年深秋，我到上海出差，照例去武夷路2号看望年事已高的阿婆。
这是一栋带车库的花园洋房，只是暮色已难掩失修的老旧。阿婆多年孤身一人住着，子女都在远方，陪她的只有常熟女佣阿金。
小时候我常来这里。因阿婆连生四个女儿，和她亲如姐妹的我奶奶连生了四个儿子，于是由曾祖母做主，让我父亲到上海做了阿婆的儿子（或曰嗣子——自己无子，以近支兄弟之子过继者亦称为“嗣子”。赵深是爷爷的亲兄弟）。照规矩，我当面得叫爷爷奶奶。但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房子，总感觉它幽闭，似乎有些门不能碰，里面深藏着旧上海的故事。虽说阿婆让我见识了国际饭店和平饭店，品红房子的西餐凯司令的蛋糕，童年吃过的食品的特殊气味常常会唤醒了记忆——刀叉在灯影下闪着光，发出细微的音响……但阿婆规矩太大，“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吃饭不好咂出声音……”住在那里，起床后要早读，抽背合格，巧克力有奖，背不出要吃一顿手心板。有几次，她递给我几本英文原著叮嘱道：小玲，给我好好念英文，下次来要背诵第一段，这可把我吓一跳——我才学几个字母呀。于是就想念无锡奶奶家，可以疯疯傻傻做许多大人不喜欢的趣事：爬壁橱，光脚趟水，拿米当沙玩……而在阿婆处，一乱跑就会在打蜡地板上滑个四脚朝天。
在我眼里，阿婆的日子过得很“资产阶级”。她总把自己收拾得清爽利落，长发盘成一髻，架上银丝边眼镜，身着深色暗花软缎衣，显得极有风度。在那个粗砺的年代，她居然还吃得那么精致，什么沙利文的糕点、烤吐司、罗宋汤……有考究的法国餐具，德国冰箱。我常从老家带去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藕，以及透着鲜灵的杨山水蜜桃。她则给我带回老家少有的白脱油、丹麦曲奇、太妃软糖……
难得看见老爷子回来吃顿饭，那些天阿婆总是走进走出忙家事，调节夫君的饮食。菜肴总能变出新的花样经，不过饭桌上菜多话少，吃得沉闷。
而1987年的阿婆，真的很老了。尽管她依旧腰背挺直，头发一丝不乱，但目光好像有点收不拢。晚饭后她忽然用很低很远的声音说，你今天住下来吧，我有事交代。
她把我带到二楼的卧室。这里安静得有点过分，记得从前有一架钢琴伏着，有千回百转的舒曼乐曲流淌。一盏绿罩子的台灯，照着几本洋装书线装书，还有一些古瓷器连同一瓶安眠药。隐隐也照出静夜里的人生暗角——一张不算窄的英式床，透着很久没有男主人出现的故事。这是眼睛难以丈量的纵深地带。静水深流里，一种寂寞穿心而过。多少春夜被辜负了？不知那些孤枕冷寝的长夜，她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
阿婆让我坐到她自己身边，又倒上一杯热茶，见此情境，我感觉要有一番重要的长谈了。
窗外细雨如诉。她端坐在暗影中，似乎在和自己的回忆相遇：我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大致心事已了。女儿和你父亲待我极好，我一直希望你能考到上海的大学来呢。有些事总要让你晓得，今天给你看几样东西。
她起身拉好窗帘，推开了封存已久的门。一叠发黄的故纸堆，带着时间的余震跌落下来。于是，我看见了她收藏了六十年的建筑草图，连同她收藏的自己。
这是1920年代——江湾新上海市中心政府大楼建筑设计图，由她和夫君赵深共同设计。他们的总体规划和楼群的设计图纸，曾获当时设计方案竞赛第一名。她留有亲手设计的部分底稿，那是中国古典建筑现代化的尝试（自留的一套图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时被劫走。我后来在“旧上海市规划”的资料中查到的原文是：日至日向国内外征集市中心区域行政区的总体方案。评审结果：赵深（）和孙熙明获一等奖）。
还有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和上海南京大戏院（现为上海音乐厅）的相关资料。主要设计者之一是赵深，阿婆参与了部分图纸设计。
还有跑马厅后的上海图书馆设计草图，以及多种建筑写生画……
铺开的草图，如伸展着女性解放的自由之翼，载着她的梦想正欲飞行，沉重的家事把她扣留在地面：四个孩子相继出世，还有婆母得侍奉，有太多的琐碎家事分神。紧接着，日本人炸弹又扔下来了。国难当头，何以家存？赵深决定去大后方，执意让她留守持家。
她置身于人生的裂伤中。曾想找个管家，但一时又没特别合适的。想自己随夫君走，又不愿遭受离别子女的无奈。只好依从夫命，敛起翅膀收落帆，只烧茶煮饭，看护老人孩子，担起男人走后的生活重担。日子流水般过，谁听得见翅膀的坠水声（我忽然明白长辈给我起名“翼如”的深意：是愿我添翼如飞罢）？
建筑师之梦被软禁在屋子一角，屏息以等待来年的突围。
她耐心等着，想等孩子长大，等男人回来，便可放下家事，对自己有个交代。
积数年甘苦，却等来了男人另有故事的传闻。
隐痛，在得知实情那一刻，我明白那是什么了。换一个旧式妇女，也许容易认命。男人嘛，一盘菜总是吃不长的，总要换些小碟子小碗。何况在外头，日子久了，男人哪会太委屈自己？
结局是阿婆的包容。也许这就是中国式女人，一切以家庭为重，她恪守这一信条。即便是头脑睿智的新派女性，处理家事也完全是老式做派。
阿婆的独特，在于她用一种智慧的方式自我拯救——任凭线条在纸上不规则地蔓延。需要有空间来承载她的才情。直线弧线斜线，纵横有致的线条排列出各种建筑轮廓。那线条倒像五线乐谱，有某种旋律连接着她的自由。捂着压着的心思，就在线条中起伏涌动……
这是静夜里的无声独幕剧，是一次神秘的“期遇”——当她悄然打开草图时，黑夜就被关到门外去了。她在孤独的想像力中自我回旋。“把生活欠下的，交给美去完成吧。”似乎随意勾勒着什么，房子有点童话趣味，也有孤悬的漂浮感。断线节点连起一个个空间，这留白的空间搁下了她那些过不去放不下的念头……隐隐有钟楼的尖塔，那细细的光束已把暗夜照亮。是的，那是不可没有的光源……
她沉静的语调在暗夜低回：建筑不是一张画，建筑是要有体验感的。要有质感有体温有生命的痕迹。标志性建筑应是城市的眼睛……
她努力靠近那片温度。草图是她内在精神的泄密者，“在白天我什么都不是，在晚上我就是我。”这些草图可以什么都不是，却是她自己的梦痕，仿佛用细针密线缝缀着苍凉的残梦。
记得莫泊桑小说里的一个场景：一对被人遗忘的老年舞蹈家，在巴黎郊外的墓地，忘情跳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整片树林和满天星星如静默无声的观众……
我看见了惊心动魄的沉默。沉默中，那些线条自由地穿行于生活与梦想之间，渐渐转化成阿婆的眼神和姿态——早年从端庄里出来的柔软不见了，代之以超然于伤痛的淡定。紧抿的嘴唇，蚌壳一样合着那道裂伤，她以不可思议的隐忍，默对多方质询。活在她嘴边的，只有“宽容”只有“同船共渡”。这是她自救时悟出的生命至理：跟不幸和解。
无声的独幕剧，其实也在另一端上演——夫君赵深时而也会在静夜里，打开一只神秘的皮箱，里头装着几套古典戏装。那一刻，他会收起白天的西装革履，收起大都市的表情，沉浸在古老的传统戏剧角色中，走几圈碎步，甩几下水袖……要甩掉人生的无奈，抑或是孤寂中的无聊？无从解释。
这看似不合逻辑的场景，有一些微妙的、欲说还休的东西让我吃惊。这是白天和黑夜之间的一片灰色地带。谁都想找一块从自己生活里逃开片刻的空间。霍桑写过的那个威克菲尔德，某一天忽然出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游荡，且多年如一日，天天关注家人行踪……
静夜里的那一刻，会不会把沉闷的日子擦亮？
我相信人年轻时接受的教育。常常会左右其余生的行为方式。阿婆毕竟是圣玛利亚女校出来的，她始终记得校内那带尖顶的小钟楼。以及钟楼里响起的晚祷钟声……学校从不限制学生在个人兴趣上的发展。她慢慢把精力用到子女身上。值得欣慰的，是她教育出来的子女都谙知礼节通晓英文。后来个个成了专家。玻璃台板下有姑妈的照片。一个在表演钢琴独奏：一个作为外交官。在陪国家主席毛泽东会见美国客人斯特朗……
在夫君被错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而坐牢时。她毅然四方奔走，“分享艰难”，重逢在风雨如晦的深宵。乃至最后为赵深扶柩理丧的，也是阿婆……
那一夜。阿婆给我看的另一样东西，就是为赵深平反的资料，以及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赵深的词条。一本厚厚的大书，就覆盖在她自己薄薄的草图上。
历史的真实，也许就隐藏在这样的细节里。而这细节，多半是隐没的场景，就像无人知晓阿婆的名字（我后来在网上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中国近代建筑师”的名册里，看见了“孙熙明”这熟悉的阿婆名字。那名册里有朱彬、范文照、杨廷宝、梁思成、林徽因等）。
我更喜欢慢慢变老的阿婆。1970年代，我家里收到最多的来信之一，是阿婆的：繁体、竖排、不时夹几个英文。那些字长得一脸老祖母的慈祥。且透着干净健朗。叙事也愈发家常，“钢窗的插销坏了，漏风……卫生间管子滴水……”
1987年的那一夜。如着色过重的炭笔画，深烙在我的脑海。离开阿婆时，我清楚地记得她的目光再一次逗留在草图上，“还有什么不能和解的呢？”我忽然发现桌上一件布满冰纹的瓷器，那是在古窑高温下瞬间崩开后，又被青釉瞬间凝住的碎而不裂的宋瓷！是的，碎而不裂。这种“开片”瓷器的成活率只有千分之几，可见其生命的质地。
“临别，阿婆一直送我到大门口，站在那里反复叮咛：把背挺直！
印象中的阿婆腰板总是挺直的，眼神也始终是镇定的。好多次，我见她在花园里练太极。她在七十岁还登上了黄山峰顶，开起口来仍呱啦松脆，似乎有一股子气从头撑到脚。我隐隐觉得，假如她眼神里多一些无助多一些软弱，是不是可以活得更舒展更松动些？因为男人通常都更容易向眼泪和弱小倾斜。
没过多久。她就把自己交还给了天地，同时把积攒了数万元的存款做了慈善（1980年代那算一笔钱了）。她最后让父亲传递给我的话是：“我看小玲的背有点弯，提醒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腰板都得挺直喽！”
我听了眼泪就下来了——因为当时正逢一场人生灾难。我请求父亲留存阿婆的遗物，留存那草图和她用过的碎而不裂的瓷器。
清明时节，我到无锡的祖坟扫墓，特地给阿婆送上鲜花，同时为她点燃一本我“独立完成”的书稿——我想借用这个仪式把我的追思递出去。
墓碑上阿婆的照片，依然带着和解式的微笑。我告诉她，这六十年，女人的自由度大多了。自己现在工作的单位，恰好就在民国建筑集中的南京颐和路，上次父亲来带我走了一圈，指给我看长辈在这里留下的作品。父亲说，其实阿婆可称得上我国最早留洋的青年女建筑师之一。他亲眼见过阿婆协助赵深设计的南京大戏院。上海市政厅等建筑的部分留底图样。只是她识大体，明是非，淡泊自甘，始终隐藏在无声的背景里。前几年。父亲还特地去看了南京大戏院（即上海音乐厅）的整体平移。从1989年开始。音乐厅被列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受到文物级的保护。报载，我国首次使用液压技术进行的大型建筑物整体平移工程成功到位。耄耋之年的上海音乐厅。像一个重获新生的孩子，博得人们由衷的喝彩。有八十年历史的建筑平移了六十六米！父亲认为这一建筑是阿婆配合赵深的重要业绩。
后来赵深到南京，参与设计了民国政府外交部、美军顾问团、孙科住宅等著名建筑……还获过中山陵方案设计一等荣誉奖。手边有本《三联生活周刊》，《旧都重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刘先觉告诉本刊记者，回望解放这五十年，这批由童寯、杨廷宝、赵深、梁思成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建筑大家设计的民国建筑是南京的一大财富。”
可不知为什么，我眼前只飘动着阿婆的草图，那里有一个生命的秘密信息，有一种精神的脉动。它让我看见了一部厚重大书的后面是什么。那些建筑，是男人站立起来的作品，很像猝然凝固的浪头。然而浪头的依据是水，是水做的女人。建筑的整体，整块石头整块砖，全是叫这些草图这些水给砌牢的。
从阿婆的草图里。我再次看见了“女人”这两个字背后的深长阴影。记住这草图，就记住了历史深处的女人，记住了石头下的体温。
（选自2009年11期《上海文学》）
⊙王　龙
从小在家规森严的传统教育中长大，一直与酒无缘。哪怕只是偶尔偷窥一眼父亲的酒瓶，一遇上他那严厉如火的目光，我就赶紧埋下头去。
“小孩子家，专心攻书才是你的正事！”这是父亲声色俱厉的口头禅。
十八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允许我喝酒。
那是我刚刚换上簇新的军装，从军西藏的前一天。在家乡县城的一家小旅馆里，父亲汗流满面手足不停地忙碌，帮我收拾好行李，已是万家灯火的薄暮时分了。他伸伸腰说，走，买点酒菜去，咱们喝两盅！
我顿时有些受宠若惊。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获得和父亲平起平坐喝酒的资格。
菜是简单的几个卤菜，酒是家乡的沱牌。杯子很大，父亲给我满上，父子俩一杯复一杯，谁也不说话。
第一次喝酒，我居然觉得酒味至淡，淡中似又有莫名的至味。
“走吧，走得远点儿好。出了门就是条男子汉了，我就管不得你了！”
父亲仰头灌下一大杯，盯着窗外无边的夜色喃喃说道。这个铁骨铮铮的男人，平日里走路把地皮也踩得颤颤闪闪，一开口说话那响雷般的声音就惊起一树飞鸟，威严无比的目光让我望而生畏。而此刻，他原本刚毅无比的眼神里，竟弥漫着淡淡的忧伤与悲凉。我知道他毕竟放心不下——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要出这么远的门。西藏，那么神秘遥远的地方，远得连他也感到不可捉摸，心虚发紧。
我忽然觉得酒劲儿直冲喉咙。想起从前自己的倔犟和愚顽，曾一次次让他颜面丢尽，我真想说一声：“你要保重，爸爸！”但我俩都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过哪怕一句带有感情色彩的话。在一个严厉稳重的父亲面前，我似乎天生地未老先衰，我们之间永远保持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无形厚墙。
沉吟良久，我有些哽咽地说：“奶奶那么大年纪了，又一身的病，这次走了，不知道我以后回来还能不能再见到她……”父亲猛然打断我的话：“想着奶奶就听部队招呼，专心干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情，不关你的事。”
说完这句话，父亲扭头看着窗外。夜风隐隐，他鱼纹密布的眼角忽然变得红红的，手中的酒杯举到半空又放下来。
我们半晌无语。父亲默默把酒斟满，递到我面前：“来，喝了这杯酒垫垫底气。从今往后，我也不打你不骂你了，命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