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周文荣调往墨西哥长城餐馆工作期间曾为国家领导服务，这是当时的说明信。几十年来，沪宁线上常州餐饮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老一辈餐饮人说，常州的餐饮真正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名是改革开放后才形成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常州餐饮开始变革，除了原有的国营企业外，私人经营的餐饮企业也开始慢慢流行。餐饮的市场化，推进常州餐饮在管理、口味、环境等方面进行提升，后来，便逐渐有了那句流行在餐饮界的名言：“全国餐饮看江苏，江苏餐饮看常州。”那时候，餐饮企业不是国营的就是集体的，常州餐饮门店只有几百家1988年，时年35岁的徐永庆在朋友的“怂恿”下，鼓足勇气从当时的常州饮服（餐饮服务）公司辞职下海，在双桂坊开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私人经营的餐饮店。之后，又接连创办大富豪酒店、九重天大饭店。那时候，他是常州首批辞职下海创办私营餐饮企业的人，如今他已是餐饮圈举足轻重的前辈级人物。徐永庆的辞职下海之所以要被朋友“怂恿”才成功，是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市面上私人开餐饮店的渐渐多了起来，但比起在常州饮服公司的工作，后者“国营员工铁饭碗”仍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根据资料介绍，改革开放前，我市的餐饮企业都为国营和集体经营，管理单位就是徐永庆所在的常州饮服公司。当时，商业系统主管的饮食服务业主要包括饮食、旅店、照相、理发、洗染、浴池等行业。徐永庆回忆，改革开放前，常州的餐饮门店远没有现在普遍，当时全市也只有几百家。“最有名的肯定要数德泰恒了，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能去德泰恒吃上一次，吹牛能吹一年。”那时候，国营餐饮企业上班都是八小时制，有时候有钱也点不到菜徐永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市面上开始出现私人经营的餐饮小店，有名的要数裕芳斋。之后几年，市面上的私人餐馆逐渐增多。“我记得我开第一家店时，对面就是大娘水饺老板开的田园饭店。但开了大半年，他那个店就关门了。没想到，那个老板去做水饺一下子成功了。”徐永庆说，当时下海开餐馆的来自各行各业，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营餐饮企业出来的人，一开始在管理和菜品上跟国营的差别不大，所以成功的并不多。“拿我来说，干了没多久，第一个店也关门大吉了。”关于国营餐饮店的管理和菜品，在国营餐饮企业做了30年的周文荣更深有体会。他最开始是在国营的常州饭店工作，2000年饭店改制，他成为酒店改制后的负责人，现在坐拥十几家餐饮店。周文荣回忆，当时常州饭店在常州属于中大型餐饮店，但菜品一直只有十几个。除了菜品单一，服务人员的工作机制也缺乏活力。“服务人员都是按时上下班的，每天只上8小时的班，现在做餐饮的人根本不会想象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餐饮店一般营业到晚上七八点钟就打烊了。“如果有客人稍微吃饭拖沓了，觉悟不高的服务员可能就要甩脸色了。”谈起菜品的单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参与接待外宾的张力航深有体会。据他回忆，有一次，一批外宾为了答谢常州接待人员，他们提出要用最高级别的用餐标准。当时，接待外宾的酒店是一家国营大酒店，高档一些的饭菜每桌50元。但外宾提出以200元标准答谢，一下子难倒了这家酒店的负责人和厨师。“因为当时菜品和食材比较单调，不可能做出那么高价的菜。不得已，又从南京请了厨师、运来食材，才达到标准。”上世纪九十年代餐饮市场化加快，国营和私营很快“冰火两重天”在徐永庆、周文荣等人的记忆中，常州市餐饮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跨步发展。主要表现是市场上开始涌现一批中大型私人经营的餐饮企业，这其中以长兴楼、天一楼、富丽园、徐永庆的大富豪等一批餐饮企业为代表。“长兴楼最早也是国营的，后来几经周折，最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改为私人经营，主打粤菜，地址最早在公园路的双桂坊。后来，长兴楼在城中路也就是现在的晋陵中路开分店，分店是总店的三倍大。”徐永庆等人介绍，在长兴楼的带动下，原“城中路”上涌现出一批中大型餐饮店，如福记、楼上楼、张生记、三品苑等，这条路在当时很快成为人气爆棚的餐饮美食一条街。周文荣告诉《档案柜》记者，当时这些餐饮企业大都是私人经营，无论从服务上还是从菜品以及环境上，都为当时的常州餐饮业注入了清新空气。“当时广东属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常州不少大型企业的工作人员经常参加广交会，在那里接触粤式菜系先进的服务，所以长兴楼等主打粤菜的餐饮企业一出现，就吸引大批粉丝。”徐永庆回忆，当时晚上去吃长兴楼要经常排队，一排就是很长时间。而且，宵夜就是那时候从长兴楼开始兴起的。同时，徐永庆自己的餐饮店“大富豪”也生意火爆。他记忆最深的是，一位朋友的谢师宴，排了三天才等到位子。他说，那时候中大型餐饮企业的消费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五六十元，涨到了八百到一千元。与这些私营餐饮店的人满为患不同，不少国营和集体的餐饮店却门可罗雀。周文荣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常州饭店经常为客源发愁，有时候，一整天不见一个客人。“那时候，我听卖香烟的老太和我讲，她看到我们店的负责人闲得经常在门口一边踱步，一边数地上的砖。而员工没事干，就坐在店里织毛衣。”周文荣说，这样的情况直到2000年常州饭店改制后才有所改变。而到现在，他的店已在全国发展到15家之多。从千万元出头到200亿元，常州餐饮终于成为沪宁线上独特风景线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常州餐饮业的迅猛发展，常州餐饮的名气很快在全国打开，并在餐饮界有了“全国餐饮看江苏，江苏餐饮看常州”之说。据常州市烹饪协会不完全统计，常州主城区的餐饮行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营业额约千把万元，现在已经达到200亿元，增长了约2000倍。在徐永庆、周文荣看来，常州餐饮之所以享誉全国，和改革开放后常州餐饮业较早的市场化有很大关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无锡、南京这些城市旅游业发展较快，当地的国营餐饮企业光是接待各地的游客，生意就比常州的火爆得多。与此同时，来常州的游客人数和那几个城市没法比，所以国营餐饮企业生存压力较大，这种形势倒逼国营餐饮企业改制转型，走市场化的道路。”徐永庆清晰地记得，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常去苏州考察，他的印象中，苏州干将路上的美食一条街是当地较早的美食一条街，比常州的原城中路美食一条街晚了好几年。他回忆说，和周边一些城市的餐饮企业间喜欢打价格战进行激烈竞争不同，常州餐饮企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一直注重靠服务和菜品取胜。“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时省常中对面有一家福满楼粤菜馆，非常火，当时一份毛豆、丝瓜都要六七十元，但点的人仍然很多，因为服务和味道确实非常棒。”吕洪涛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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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下岗」究竟是怎么回事？到现在，为什么感觉国有企业反而越来越强势了？
【知乎用户的回答(1633票)】:
小明本是码农一枚，某天心血来潮跑去创业办厂，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钱，或者说好听点，叫融资。
要么把银行里那点存款拿出来，要么跟亲戚朋友去借，要么跟VC画饼，总之要先有一笔钱，然后雇几个工人，弄个产房，把产品做出来，再搞几个销售去卖，建立起现金流，年底一算账，是盈是亏一目了然，如果盈利了，这些钱是马上还钱，还是投入再生产将来再还，那还得再打算。
总之，出来做生意，一定要有原始资本，这在国家层面也是一样的。
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转进的时候，也一定要有先期投资。要先把厂子建起来，就要先购买国外生产线，购买地皮建厂房，聘用国外技术人才过来指导，自家的血汗民工得培训才能上岗，还要建学校，培养懂外国语言、法律、财会的人才，还得雇佣物流公司如国际航运。
只有做完这些事，工厂才能开始运营，生产出产品，卖到国外出口套现，而做这些事的时候，是没有一毛钱收入的，要靠先期的投资来支撑的。
而农耕文明转进的时候，又必须先从对资本要求极高基础工业做起，比如钢铁、铁路、军工、航运，这就要求先期的投资极高。
这笔钱怎么办呢。
首先要明白一件事，农耕文明的政府，是没有财政盈余这个概念的，不是说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盈余，而是说没有严格的审核和监督，以及预算规划，财政支出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比如今天太后大寿一大笔银子没了，明天某皇子结婚又一大笔银子，又或者某地暴民起义需要军费，某地大灾需要镇抚。
所以清末搞洋务，往往户部和地方藩司是拿不出钱的，要向洋人举债，最著名的莫过于载泽搞大清金融改革，要跟洋人借大笔银子，让盛宣怀将铁路收归国有，以作为向洋人巨额贷款的实物抵押，结果引发辛亥之变。
然后还要明白，不要以为跟洋人借钱很屈辱什么的，这可是最合乎商业规律并且对老百姓最有利的融资方式，因为在国家层面工业原始资本积累，太后败掉的那点钱只能算杯水车薪，最后要么向下对老百姓摊派，要么跟洋人借，而对老百姓摊派，收上来就要被层层收刮，再进入户部，在不同的派系间滚几滚，这其中的折损就大了去了。
好比淮系要买炮弹，跟户部要一百万两银子，户部摊派到两湖来做这个事，张之洞一听李痞子打炮要老子出钱，去你大爷的，于是向下摊派一百五十万两，打算截留七十万两补贴汉阳铁厂，跟朝廷哭穷说香帅的内裤都当了，也只弄到八十万。张之洞把事交给湖北藩司，藩司按惯例又会把数目加到一百七十万，藩司衙门大小官吏上下其手个二十万真的不算多了，再往下知府、县府、乡吏，数目会被加到两百万。
老百姓交了两百万，户部最后只收到八十万，到了户部还没完，太后说最近想多宠幸几个戏子，支走了二十万，光绪说最近身体不好要多买几片伟哥，又拿走十万，最后李中堂拿到手只有五十万两，这也没完，李中堂虽然不贪，他手下的官僚不会比两湖的官僚好到哪去，最后可能只有三十万用来购买军械。
而洋人就不一样了，一百万两就是一百万两，老子真金白银的转账到你们户部，到时候就得连本带利的还回来。虽然还是难免贪墨，总归比无成本的摊派要好得多。
所以清末以来，从宣统年的满清勋贵，到袁大头、孙大炮，还有之后的段老虎，各省军头，再到蒋，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认洋人干爹，跟干爹借钱，也就是直系的玉帅骨头硬一点，不给洋人脸色看，结果自己把自己玩脱了。
当然还有某组织，不要看某组织话说得好听，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之类，某组织起家也是靠红干爹给银子给家伙，mao登基之后闭关锁国，表面上看上去独立自主什么的，最后还不是民不聊生，等到邓公上台，干了越南，向美国纳了投名状，洋人的钱再次入华，才有了这几十年腾飞。指不定现在你在用的知乎后面的基金就是外资背景呢。
ok，说那么久前戏，终于到正题了，甭管某组织扯什么蛋，它上台之后进行的向工业文明的转进，同样面临融资的问题。而某组织因为闭关锁国，面临的财政环境要比晚清和民国的时候恶劣得多。
尽管是半殖民地，洋人的商品入关也是要交税的，洋人的产品在内地流通，又带动了晚晴的商业发展，洋人在华的投资、政府的洋务运动、买办和地主们的投资，整个商业体系是渐渐有起色的。
所以晚清到民国，财政收入很大一块是来自于市税，像关税、商税、洋务事业收入、茶棉出口等，还能像洋人直接举债借款，融资问题上还说不上艰难。当然比起魔都的十里洋场，大部分老百姓还是过得不好的，官绅的盘剥是有的，但这不完全是政府的问题，而是相比商业文明的，农耕文明生产就是这么低下，光靠种田注定就是这么穷，这一点到现在也有没有太多改变，否则为什么农民都涌到城里来打工。
而某组织上台，新中国建立，表面上看上去各种新，而实际上整个经济体系返回到最原始的农耕状态，闭关锁国计划经济，被帝国主义孤立，原来晚晴和民国能获得的关税、商税、出口套现，现在全没了，也没有洋干爹借钱给你了，唯一还赏几口饭的红干爹，没几天也翻脸了，反倒是某某阵营的红小弟们，三天两头闹着要奶喝，为了江湖虚名，还整天莫名其妙的给了。
但再穷也得向工业转进啊，否则连晚清都不如，回到明朝那种纯农耕社会，这不是把自己脸打得啪啪响吗，再说城市人口的就业怎么办，军公教需要的物资谁来生产。
于是就开始波澜壮阔的融资三部曲了，第一步老一套，旧社会的败类地主资本家们的资源先共享一下。
然后工业资产全民所有化，别激动，得先把自家的交上来，让某组织数清楚总数，才好均分对不对，当然了，交得马上交，什么时候分，那就日后再说的事了。
最后农村公社化，大跳高运动开始，农民伯伯为工业买单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所以什么叫“下岗”呢，全民所有，就是你把一切交给国家，国家的一切也属于你，也就是你用所有家产，包括把自己变成廉价劳动力献给某组织，换取一个原始股东身份。但某一天工厂经营不善，某组织对你说，抱歉，其实你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来，这些钱你拿着，当我送你的创业基金，至于什么原始股东养老送终的事，热恋期的情话请别当真好吗。
还别说，就算是老大哥都比这厚道，变换体制之后，好歹工人们都分了企业认购券，会不会玩认购券是另外一回事，好歹这承认你曾经是国家的主人，是原始股东。
-------------------------------------------------感谢各位朋友支持----------------------------------------------------
因为比较晚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答案已经比较详细的说了“下岗”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到个人的境遇，所以我换个角度，能力所及的说了一下根源在哪，不那么扣题，大家如果是为了了解“下岗”本身，多看看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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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把这个故事写完，农民伯伯不仅为工业化买单，也为三门峡、三线建设、支援非洲友人买单。而且他们的二代目前还在为城市化贡献餐饮、建筑、高铁建设贡献劳动力。与此同时，他们的三代现在和农民伯伯一起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无人照料的农村，享受着比北上广深更高的高考分数线。
【Philip的回答(605票)】:
好吧！作为经历过周边同事被下岗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看得出来，由于知乎大部分用户年龄的原因，大家都觉得很遥远了，其实也就过了不到15年而已。
本人曾经在中国最大的国企工作过，那时朱宰相铁腕下岗分流，激活国企，我们周边不少同事都下岗了，后来采取什么买断工龄之类的，把政府本来隐性承诺的铁饭碗几万块钱就打发了（可能在北方一些地方还不到几万块）。现实很残酷，记得一位大姐不到40岁就被迫买断工龄回家了，用她自嘲的话来说：当外婆太小，当小姐太老！青春献给了国家，国家象抹布一样就打发了。上海有＂40，50＂工程，就是指女40岁下岗、男50岁下岗再就业的工程。
其实我们因为属于长江一带，地方经济尚可，所以大家下岗后，只要不是两口子都下岗，还能活，另一方面，下岗也逼了不少人创业，开始＂从头再来＂的日子；但东北等很多老工业基地的地方，夫妻双双下岗后，生活困顿，于是喂饱小孩后，全家自杀的事可不罕见；某某油田领导被下岗工人捅死在办公室使得下岗染上了不少血腥和不安的气氛；更有老公送老婆去特殊场所上班的事；该死的下岗，使得人伦颠倒，纲常顿失，因此这次李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有＂兜住底部＂一说；刘欢的歌＂从头再来＂励志，可谁解其中酸涩滋味？
正是因为看到过下岗这样的过程，所以打心眼里不认为有铁饭碗一说，更是对大家挤破头考公务员不屑一顾，可知道当年部委也都有不少下岗分流的吗？尽管这些下岗的后来慢慢回流了，但相信公务员将来也不是铁饭碗！
推荐大家可以看看获东京电影节大奖的秦海璐的「钢的琴」，范伟的「耳朵大有福」等，很现实主义的作品，看得有经历的人泪流满面！
最后说一点光明的，我同事不少下岗的最后混得还行，甚至被逼发财的。
至于为什么现在国企越来越强势，我建议大家看看俄罗斯近年来的发展历程，呵呵！
【陈飞的回答(518票)】:
看到好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评论啊，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懒惰才下岗，极端者loser。
评论者似乎是坚定地自由市场经济的卫道士呵。
然而下岗并不等于优胜劣汰吧。这些50岁40岁的人，被人宣传了一辈子的国家主人，企业主人，终身保障，然后在学习能力适应能力都下降的年月突然被踢出保障系统。这些人长时间的“安贫乐道”，在极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维持了社会安定，生产进步，老年的稳定和保障是他们应得的回报，这是当年被所有人认可的社会契约，也是国有企业的拥有方经营方反复宣传的，你们交出一切，我们保障一切。然而这个契约忽然被单方面打破，原因只是利益而已，请问这符合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吗?
如果要把经济生活扩展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境地，那么下岗职工所作出的杀人和特殊职业的选择，又有什么可以抨击的呢？能杀人能干特殊职业的，我倒认为多出几分原教旨意义上的“人味”。
【堂主的回答(491票)】:
当年下岗是为了打破「铁饭碗」。
什么是铁饭碗呢？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也一个样。国企领导不能把你辞退。
都知道国企效率非常低，领导指挥不动员工，承担管理责任就变成是虚的。如果要领导承包，对企业效率和盈利负责，领导就得要对员工具有人事裁决权。换言之，你不听话，或者没有技术，就得下岗。以此来提高「效率」，实现企业转型。
下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甩掉了很多包袱，将其转嫁给社会，从而在企业财务上实现较低的成本——否则很多国企就只有破产一途了。第二是对人力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组合，激活了那部分有技术有能力有意愿的国企员工。
15年以后，国企的效率和盈利能力是否提高了呢？
几乎没有。
但是转制后，国企都变成股份制了，领导具有绝对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仅体现在人事裁决上，更体现在投资收益分配上。虽然它仍旧是号称「国有」，但实际上是资本家们所有，因为收益并不会分享给国民。这里的资本家包括了出租权力的各级官员，和国企各级领导。
这些新兴资本家很快就意识到，在现阶段的中国，如果去发展产品和技术，盈利太慢。最快的盈利手段是独占社会稀缺资源，形成垄断。比如矿产、石油、房地产、公共运输、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教育等。在这些领域，你看到公权力和国企身影频现。
换言之，就是根据公有制，你的就是我的；但根据企业法，我的不是你的。
所以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革，本质上就是通过法律法规，合法剥夺了公民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周晓农的回答(311票)】:
已经有这么多答题了，讲了许多具体情况。受几位知友邀答，为免重复，就补充说点知道的背景和看法吧。
下岗，本来是企业管理中对职工的一种处理措施，只是个别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集中地规模化地在国企发生，则是国企摆脱经营困境的一种现象。到了加入WTO 的2001年 ，累计人数已达3000万人。这以后，依然还在发生，随着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改，还有大批告别了国企职工身份的人员，以各种方式另谋生路，把这些人都加上，会远远超过3000万人。总数究竟多少，未见公布，也无处查证。
工人阶级，曾经被称为领导阶级，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新中国建立后，从资本家手上接过的企业变为的国企，新建的国企，包括后来苏联援建的国企等中的工人，是中国工人的主体。一旦进入成为国企职工，就享有至今人们很难想象的待遇，包括子女的看病，都由企业报销。退休后子女能顶替。生是企业的人，死是企业的鬼。工人由此也相信这样的承诺，将来退休了，人人都有幸福的晚年。加上农村当年土改农民分田地，工人和农民，破天荒地获得了好处，在规模最大的这两大人群的支持下，新生政权迅速得以稳固。
当时的国企，叫国营企业，后来说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才逐渐改称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管理上没有自主权，全部按国家下达的计划生产，工人工资由国家制订，所得利润全部上交，企业要用钱，得打报告。这个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职工干好干差一个样。工人们在迸发了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后，开始懈怠。一些工人，巴不得企业停电或锅炉故障，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上班而工资照拿，还有不少优秀的工人，他们的劳绩，可以数倍于一般工人，但工资不能多得。许多国企由于能挣的钱，都交给国家了，设备老旧，大批的企业，越来越缺乏活力。
后来有过一系列的改革，甚至把搞活企业提到了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的高度，采取了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措施，但仍然未能挡住大面积的亏损。1994年，全国国企职工有1.1亿人，但在亏损企业的职工，就有3000多万人。这部分国企，主要是中小国企。工资得靠银行贷款，而贷款也越来越难。到当地政府上访请愿的，越来越多，还发生了不少有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一些企业采取了下岗分流，或支付一笔钱买断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等做法。还有不少企业，退休人员也越来越多，甚至接近于在职人数，更没法支付退休金了。下岗的、被买断工龄不服的、退休的，生活出路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于是政府建立了再就业培训中心，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制订了一些优惠政策。还采取了建立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由于从前没有这个体系，也就没有个人账户，或者有了后交之也不多，这就成了后来者交钱，前面的领钱，导致社保账中空账2万亿的缘由。
事情还在继续，民营和外资企业兴起，特别是在加入WTO后，更是有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大批新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国有企业主要是其中的中小企业，也有一些大国企，在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而难以为继。在这种形势下，便对国企抓大放小，即国家只抓大国企，中小国企，就放归市场。估计到目前为此，如以国企的家数论，90%的国企都消失了。
从前的火车头，连同他们所在的国企一起，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列车加挂车厢，没谁来拖啊，要拖也拖不动啊，于是就丢下了。对于数达不知多少千万的曾经的国企职工来说，他们是新中国早期工业体系的创建者，在告别曾有过的地位，甚至贡献甚至辉煌时，是悲壮的。他们中的许多，就是知乎上童鞋们的父母辈或爷爷奶奶，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请不要苛责他们，他们那代人只能如此，何况童鞋们还为他们所养育。
这些从前的国企职工，情况高度分化。有从下岗到失业而成干居民甚而吃低保，生活困难甚至极度艰难的；有原有企业还在，还发放生活补贴的，随企业效益不同而有差异；也有不少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成为商海的弄潮儿，商界精英的。
放小的同时是抓大，他们是那些巨无霸，比如央企和地方的一些大企业，像两桶油、大江大河的电站开发、庞大的电网、不断延伸的高速路和铁路等等，由于资源性行政性的垄断地位，由于在资金上可获得的优越支持，越来越强，而不具备垄断性的，如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方面的不少大企业，由于产能过剩等因素，如今也处于艰难之中。这就不需要多说了。
【cOMMANDO的回答(315票)】:
我家在哈尔滨，由于父亲在商场工作、母亲是大学老师，家也在大学校园内，所以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是弥漫在整个城市上空的绝望气氛还是能感受到的。
街上的小摊贩多了很多，大部分一看就是被逼无奈出来摆摊的，坐在路边也不说话，面前摆着袜子、手套、帽子等廉价商品，我估计一天都卖不出一件。那时候从学校走到家，一条路2000米两侧都是旧书摊，旧书扉页上都是各工厂图书室的藏书章。
政府门前的请愿就不说了，社会治安大恶化，抢劫乃至杀人等恶性事件频发，大部分都是生活没有着落的工人被逼无奈。家长根本不敢让孩子一个人进楼道。至于其他的惨烈故事，听说过，但没有亲眼见到过，就不好在这儿说了。
作为重工业基地，哈尔滨的情况还要远远好于沈阳，我有个朋友是沈阳人，后来聊起来，那时候的沈阳可真算是哀鸿遍野。
至于说工人们是loser的……这就太过分了。就我所知，很多下岗工人当初就是按 “产业工人” 的路子来培养的，你当好一个齿轮，做好本职工作，做好生产线上的一个螺丝钉，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专精一个领域，努力工作，拿低薪，国家帮你负担其他的一切（住房、福利、养老、就医、小孩教育等），一个人从18岁开始被纳入到这个轨迹中，努力工作，到了30岁，忽然国家把脸一抹说大不了从头再来——我自认也不好转这个弯儿。
举个简单例子，就从今天开始，国家说你之前受过的所有教育和所有专业技能都不顶用了，所有人都要靠克林贡语（你不会说吧？我也不会说）等级和走钢丝的能力找工作，会走钢丝的有饭吃，不会走钢丝的每月给你500块钱，同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措施——你觉得你会是个loser么？
【知乎用户的回答(158票)】:
下岗这两个字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来说是一个痛苦不堪的回忆，不是一个loser可以概括的，有些小朋友一副精英嘴脸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说这个事，我认为非常没有人性。
四川虽比不上东三省工业重镇，但当年搞三线建设，成都东郊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大型工厂，比较著名的是420厂，贾樟柯拍的二十四城记就是说这个，虽说有为房地产开发商打广告的嫌疑，但片中所述基本属实。
东郊这些工厂以前牛到什么地步呢？这些工厂的工人，以及工人子弟，是完全看不起成都城区的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准，和成都城区的人相比就像是如今的500强外企与个人小私企一般。
我妈说，那会儿成都的姑娘找对象，都是往东郊跑，媒人要能给说个东郊工厂的老公，媒人的份子钱都要多给许多。
然后呢？9X年大规模下岗，东郊成了什么地方？那阵子，一个成都人说买房买在东郊，是被其他人所看不起的，这种观念甚至一直持续到2007年，东郊工厂大规模拆迁，开发商大规模入驻开发，客观来说，那一片虽然称之为东郊，实际也就是成都二环左右，算是相当好的地段，开盘平均价4000，没人买，为什么？因为东郊在成都人眼里就等同于脏乱差穷。
9X年那阵子，每天都能听到爸妈在说，东郊的工人又把一环路给堵了，建设路又有xxx人闹事了，为什么？因为铁饭碗没有了。
同意的说法，他们不是loser，不要说他们懒，要知道，很多下岗的工人，都是技术能手，就好像《二十四城记》里，有个工人问厂长：“20多年，我有没有迟到？20多年，我哪年不是先进？”但是对不起，还是下岗了。其实这些下岗的工人中，大多数都是老实巴交的、真正意义上的、被国家所教导灌输的那种合格的社会主义工人，勤勤恳恳几十年，听国家指挥，你一句话，不给人家饭吃了，都是人，两口子要吃饭，孩子要上学，父母要照顾，你让他们怎么办？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欺骗，国家毁掉的是他们的青春和人生。
一个人，感觉自己受到了这么大的欺骗，感觉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就这样被毁掉了，他们的心情，岂是一句"loser"就随便概括了？
【毛奇的回答(56票)】:
这个词可以在网上去搜。
不是研究当代问题的，说说个人的经历。
曾经在一家国营矿山企业工作过，后来下了岗，那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事。我想下岗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企业经营不下去，工资都发不出。我所在的那个企业，主要是开采磷矿和生产磷肥的，但由于私人企业和其他经营较好、技术水平较高的国企的竞争，产品没有销路，企业自然就死了。这样的企业，大多是地方中小型国企，比如遍布各地的小化肥厂。记得当时有个说法，叫“抓大放小”。经过这轮淘汰，可能剩下的国企要么是素质不错的，要么是规模很大的，要么是垄断行业。
那个矿倒闭后，记得我们曾领过一段时间的下岗补助，每月102；又过了一段时间，跟一批人分流进入重组的新企业（甩掉了原来的债务），当时在原来企业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好几个这样的“再就业”企业，比如搞点服务行业，有技术和设备的搞点工程承包，但这些企业大多又倒闭了，职工自谋职业，一点破烂设备也都被变卖，到后来地皮也出卖；至于最后的结局，因为离开老家就不太清楚了。
有一些年近退休的老职工在补齐社保基金后（因为原来的企业拖欠），进入政府的社保体系。较年轻的人大多去沿海打工了（多亏了中国连年的经济增长来消化这些人）。
90年代中后期，下岗是个谈论得很多的话题，因为太普遍了。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家人的讲述，在我原来的单位，这个过程中最不幸的是那些中老年职工，他们当中很多人非常怀念毛时代。
【刘新征的回答(65票)】:
抓大放小，减员增效……
包括裁员在内的一系列手段，让国企的负担减少了，效率提高了
从效率上说，这么干是必走之路，不这么干，企业政府都会被拖死，最后大家还是一样穷。
从公平上说，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悲剧，为国家工厂低薪工作半辈子，承诺的终身福利变成一纸空文，到最后沦落到“今后不靠政府了”、”不给政府找麻烦”、“大不了重头再来”……这些话现在看来就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政府和工人，到底是谁靠谁，谁给谁找麻烦呢？
从结果上看，下岗职工的这些牺牲，却没有换来多少公共福利的提升，反而是造就了一批权贵
东欧等国家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但处理手段得要温情得多。
【知乎用户的回答(62票)】:
我说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家是青岛的，众所周知，青岛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起码轻工业非常强大。当年的纺织厂就有十家，从一棉排到十棉。其余的像是玻璃厂、阀门厂、钢厂、烟厂、碱厂一应俱全。最厉害的还有就是码头。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扎堆。所以，当下岗浪潮席卷的时候，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不过幸运的是，因为是轻工业，同时沾了早期开放的光，恢复的要比东北要快。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消化了。
说说自己家的事。我妈是一名针织女工，高中毕业，就成了一名光荣的工人阶级。与之相对的是，我姨妈下乡回来进了学校，刚就职的时候反而是一肚子苦水，整天想着换单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不过结合当时的情况，谁又能不这么做呢？
妈妈大概是95年下岗，就是彻底的失业。但是因为年龄上略有优势，因为她年龄大而不是小，所以她采取了买断工龄的方式，得到了相当不划算的一笔钱，然后就没有工作了。当然，比起很多的六零后下岗工人，她觉得自己还是划算的，但是比起比她更大的，可以直接退休退养的，她就觉得不合适了。
总之，在我小学要毕业的时候，妈妈没有工作了。
虽然有了一大笔钱，但是根本就不敢花。印象中那个时代正好是金融海啸，钱这个东西你留着没有什么用，因为会贬值，但是花了买什么呢？我家里现在还有八十年代末抢购风时代的毛线！！！！
为了补贴家用，我妈妈开始挖嘎啦，也就是蛤蜊。我家住的地方，虽然不靠近海，但是离着现在环胶州湾高速还是不太远。妈妈就和她一起失业的同事们一起，开始在沙岭庄——青岛的朋友肯定知道——附近去赶海挖嘎啦。可想而知，她们这种挖法和人工养殖的差的太多太多。但是为了补贴一点点的家用，她还是经常半夜出门去赶海。回来之后，找一个大缸吐清了之后，就在自由市场上卖。
到底赚了多少钱，我不太清楚，但是应该不会太多。但是，我妈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我学习，而且，随着我年岁见长，更加感到妈妈对我的影响。
幸运的是，我妈这种赶海的日子没能做多久，也就小半年吧，就去了另外一家单位上班了。当然，是走的关系。结果没想到的是，去的那家公司是当时的青岛进出口总公司。刚去的时候还蛮不错，福利工资各方面都好，结果很快进出口放开了，单位又不行了。不过这次还好，终于她熬到了退休的年纪。
青岛那么多工人，我想大部分家庭都会有个这样的故事。别看现在这些年轻的白领什么的人五人六，比如我的大部分的同学，家里的故事说出来都是这样让人悲伤。
我相信，有的人非常崇拜朱镕基；但是，如果他遭遇了我这样的经历，这句话就不会轻易的说出口了。
【知乎用户的回答(78票)】:
以上的答案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太祖在前三十年选的是军工专精，对世界局势判断是要打世界大战和全球范围革命，彻底推倒西方国家，所有技能点在重工业上，没想到正是由于这种备战，战争反而没打起来，接着，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信息革命爆发，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潮流中，再看九十年代遍地臃肿破败的大厂房，只有一地鸡毛。
说实话，不打仗，要计划经济做什么用？和平时代的国企注定是没有效率的，对未来的预期已经改变了，于是。。
当年的革命党明白自己上台就是靠一路革命，一路推倒高富帅前进，革命和下克上就是合法性，结果风向一转，终于决定穿西服打领带做个正常人类，然后，不会玩了。。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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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如下：
我甚至觉得经济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从上彻底否定大型重工业力量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大型工厂就是一个城市的核心，包括了工厂附属的医院，学校，食堂，浴室，理发馆，等等。。。然后一朝全灭。改制之前，重工业集中于东三省，是GDP的核心力量之一，如此惨烈的落差，其历史后果是谁都承担不起的。
很多人说，历史中，坏人是不会遭到报应的，胡搞是可以善终的，我只能说这些看法过于肤浅。
来自历史的报复，从来都不仅仅，也不屑于作用于某个人，而是他的阶级，家族，后代，门徒。
西晋的清谈士们大概觉得，丢掉中原没什么了不起，反正他们逃到了江东，照样清谈作乐。
但是很快，一个叫孙恩的人出现了，江东八郡，王谢世家，那叫一个惨。
但是他们的幸存者仍然没有赎罪的意思。
于是很快，又一个叫侯景的人也出现了。侯景大概是一个非常善于发动群众的人，他携带七百人起兵，滚到南京城下已经十几万人了，裹挟的，都是王谢家奴。
这一次，算是把江东彻底搞成了废墟。
至于南宋卖国集团，等待他们的，是来自朱元璋的一次彻底清算：某些姓氏的人，是不能参加高考的，不仅你不行，你的后代，也不行。
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些故事。
【知乎用户的回答(46票)】:
下岗风潮波及了全中国上千万的家庭，这股改革春风吹到我家的时候，是小学2年级，家里时时都要面临断炊的危险，一家三口人，一个月的生活开支绝对不能超过300，从此最盼望的就是每个月能有一次吃上炖鸡架，那算是一个月里面唯一能见到的肉菜。父母刚开始四处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我那时候学习成绩没问题，就是身体不好，到冬天必然感冒发烧，每次都是“年关难过”。4年级父母出摊做煎饼果子一年多，也仅仅能保证温饱而已。六年级左右父亲做传销，做了2年发现苗头不对就提早退出了，从此练就了营销能力和识别各种传销手段的能力。初中母亲开始到街道居委会，没有编制的情况下一直做到退休，算是有所依托。父亲从退出传销后就开始做药品推销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算是有点东西了。
父母做事情都比较认真，不是偷懒的那种人，但是无论是下岗之前还是下岗之后，事业上都没有很好地发展，现在想想，眼界真是大问题。对于当年的下岗，父母也没有太多的怨言，最多就是骂骂邓小平，说朱镕基狠而已。因为就算没有下岗，他们也认为，自己的人生，在就业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下岗对一般普通百姓的生活冲击是巨大的，小学初中的时候家里经济那么困难，他们也没有让我明显的感觉到失落和绝望。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老爸谈起当年的事情，他说刚下岗那段时间最难熬，因为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办，一个人茫然四顾，愁的要死，整夜整夜的失眠抽烟，还要自己去调整心态同时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养家糊口。从下岗到逼着自己去做营销，父亲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只是，等到他终于能吃营销这碗饭的时候，早已年过半百。
下岗是什么？下岗，是强硬的改变了千万人生活命运的一双手，推着他们走上了让令其耗尽青春，遍尝苦难的求生之路。我父母这一代人，是唯一一代经历上山下乡，文革，改革开放，以及下岗的一代人，是新中国政治经济巨变的亲历者和承受者。换句话说，是他们帮我们做了实验，好让我们这代人以后能少走弯路，少重复之前的错误。
最后，十分希望能够看到反映当年下岗那段时间的任何文学影视作品。这段历史，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李滢浩的回答(62票)】:
前面各位已经写得很好了。
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一件事。
下岗大潮的时候，99年春节晚会，黄宏喊出来一句话：“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其时我还年轻，只是隐隐觉得这话不妥。父母也很惊讶的嘀咕了一下。
后来参加工作，和一些东北的同事偶然提到此事，他们说在那些老工业城市，很多人直接就把电视关了，年都没过好。
前不久开车的时候又从电台听到了这段小品，虽然心里有准备，听到黄宏以他特有的风格喊出“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的时候，心情还是如同被球打中的玻璃窗一样碎满地。
设想你是一个兢兢业业甚至有些骄傲的八级钳工，因为领导要保自己整天瞎混的小舅子而被下了岗，天天蹬三轮养家，肉都舍不得多吃，大过年包顿饺子，听见黄宏喊我不下岗谁下岗的时候会做何感想？
下岗这事国家有愧，或许也有逼不得已的苦衷。这些对我而言其实并无意义，我家里没有受到下岗的影响，我家所在的小城市所受到的影响也很小。但这句话我真的不能释怀，ccav和黄宏竟然在温馨的大年夜，东北人尤其重视这一晚，以这种方式消费这一话题。
凄凉，心碎。
【何志强的回答(34票)】:
当年的下岗应该是指1998年的下岗潮，那一年全国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改制，那一年我正好毕业，所以工作很难找，后来还是到处托关系才进了一个厂里当技术工，所以我对下岗记忆特别深刻。
大的宏观的我说不来，大概知道是当年的朱镕基总理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导致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员工失去工作，被迫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岗位。其中，下岗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靠山，没有任何背景的40到50岁之间的中年群体。本来年纪就已步入中年，再加上在国有企业呆久了，已经养成了懒散吃大锅饭的习惯。而且，能够下岗的都是一些没有靠山，没有技术的人。所以，那一年有无数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也就是那一年，刘欢的那首“ 从头再来” 横空出世，一时间“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词遍布大江南北。
那一年，我在本地一个最大的国有企业实习，本来想实习期满就能留在那里上班了。结果，毕业的时候正好碰到国有企业大改制。托关系后才知道说是企业要改成股份制，每个员工都要持股，谁能交足3万元的股份钱谁就能留下，不愿意交的就走人。
那个年代的工人工资才400多一个月啊，结果很多工人都不愿意交，也有的交不起，于是这些人就下岗了。我么，更不要说没钱了，就算有钱也不敢交啊，那个时候在我们这种小县城里谁能知道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工人们算的都是，一个月就算有500，一年撑死6000，交了3万，等于要5年才能回本。很多人都感觉不划算，所以那个时候交得起的也不交，宁可下岗自谋生路。所以，那几年到处都是做小生意的。没办法，总要生活嘛。
现在，仔细想来，那几年下岗做生意的现在都发了，现在很多都成了大老板。我们义乌小商品城之所以能够快速壮大起来，下岗潮也是市场能够快速扩大的一个契机。现在市场上收收摊位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年租金过日子的都是这批人。
现在的国有企业强势是因为有特权可以垄断竞争，他们和银行，政府走的近，很多时候他们比市场上的普通企业能获得资源和特权。套句我亲戚说的话，“再有钱的人最后都要去求坐办公室的那些人”。所以，国有企业因为天生的一些条件而能和那些坐办公室的人走的最近，关系最密切，特权当然也就能够向着他们咯。
【Yaoy的回答(64票)】:
后生晚辈，没经历过当年的事件。对某些回答与当下年轻人挤破头进国企考公务员有感而发，说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无关的话。如需折叠，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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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社会保障都是庞氏骗局。
本来就是这些人被政府骗了一辈子，梦醒了而已。
不然还想怎样？和强盗谈条件讲公平？你以为政府是诚实守信的商人吗？
——如果是在市场上，一个商人要撕毁契约不认账多少次才会身败名裂？一次就绰绰有余了。不要说手无寸铁的商人，哪怕是黑社会大哥，言而无信的话，小弟都会反水的。而只要一个强盗顶着国家、社会、公共福利的名义，无论他干过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无论他反悔耍赖多少次，人们都会一次次忘记黑历史，欣然把智商余额全数上缴，无条件接受他的「保障」。
老年的稳定和保障本来就是自己的事，年轻的时候多挣钱多储蓄多生育，好好教育孩子，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与财产，避免和各种强盗骗子发生关系，老年才有保障。指望一个肆无忌惮夺走你财产限制你生育的政府能因为你年轻时的「安贫乐道」而像你的亲生骨肉一样在你晚年尽赡养的义务，这不可笑吗？要公平，要契约，要守信，市场都能给你（尽管未必免费），唯独政府一样也不会给你——今天你任凭它从你手上夺走一枚硬币，明天它一定会夺去更多，总有一天它会把你最后一丝尊严榨干，让你一无所有。
【知乎用户的回答(31票)】:
最上面那个讲故事，故事还讲一半的回答，真的有那么多人点赞，知乎用户的形象啊……
下面一些用个人经历说事的回答者，比较实在。
最简单的说：
下岗就是淘汰亏损企业，留下垄断企业。留下的自然都是强势的，不强势的留不下来。垄断性国企的存在原因，自然有垄断的因素，但是更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是需要大规模长时间投入回报缓慢，或者需要技术积累以保障可靠性企业，在“规模、价格、可靠性”上有综合优势。私企可能在一项上超过，但是基本上不可能在两项上同时超过。以私企进入电信行业为例，服务、卖电话卡、搞维修可能私企有优势，但是漫山遍野建基站（几百亿的前期投入，赔本在农村营业）、保障三个九的无故障率（高技术、低回报），私企就不一定愿意了。铁路私营化，绿皮车，春运就不可能了，农民工的数量也就会大幅度下降。建筑业私企很多，但是我敢说，把中国的相关国企全部不准营业，现在的建筑保证一半变豆腐渣。这些国企的服务全部都可以找西方公司代替，但是就不是那个价钱了。
九十年代的下岗潮，简单说，东北(和部分内地)的苏式国企重工业，先被日本人的淘汰生产线抢了工作，然后被南方的农民工抢了工作。而南方的国企重工轻工，则被私企抢了工作。大家可能难以想象的是，按照五年连续计算，农业和重工业倒退最严重的不是文革，不是三年饥荒，而是八十年代初刚刚改开的时候。砍掉重练就是这么痛苦。
打个比方：
东北=前苏联
南方农民工=中国
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苏联有高端生产能力，但是民用不行，产品质量不如欧美，行业被挤垮，一大批高端军用技术就此作废；欧美转移产业给中国和东欧，但是东欧接受慢，而中国接受快，最后苏联去工业化。中国的一部分企业被挤垮，一部分发展起来，但是基础工业未受冲击。
在中国的版本就是
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东北重工业基地有很多高端技术工人，但是制造轻工业生产线的能力和价格不如日本的淘汰品，行业被挤垮，高技术工人流落到南方经济特区。南方一部分企业被击垮，一部分发展起来，但是基础性国企非但没有问题，反而更加壮大。
七十年代中国和美国勾搭上了，国内刮起了一场自由化、洋跃进的风气。到了九十年代就出现了和拉美一样的问题：没钱还贷款。没钱的原因一个是大量引进了生产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重工转向轻工，大量外汇被用于购买没有外汇回报的消费品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当时中美日三国的一个简单合作：
美国向中国贷款，中国向美国买机械，出售低端消费品
日本也向中国贷款，中国向日本买机械和消费品
美国不喜欢日本的顺差，日本就减少了对美顺差，改为对中顺差，中国对美顺差，对日逆差。对日本来说，结果一样，但是减小了美国的抱怨，通过对华出口，贸易额和利润都大幅度上升。美国因为价格降低减少了进口额，高端机械增加了出口额。中国进出口贸易幅度大幅度增加。看起来非常美好的事情，就只有一个问题：长此以往，中国进口大于出口，会积累大量外债。而用赔钱低价换外汇的办法，财政负担不起。缩减民用消费，会激发民怨。
八九十年代国企的大量破产，原因就是三角债。三角债的原因，就在于商品卖不出去。商品卖不出去，原因就在经济转型。七十年代之前，投资和商品都稀缺，工厂只要生产，没有卖不出去的。计划经济能够运行，本质就是因为生产力严重不足，稀缺经济也就回避了资本运营的最大问题，市场开发。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内在的发展使得生产能力过剩或者外来大量商品输入，计划经济的规划就难以实行了。
七十年代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是一切以重工业发展为优先。原因很简单，工业发展可以积累，其发展是指数式的。而在缺乏外汇的前提下最快的工业发展方式，就是发展重工业。因为重工业的产品可以用来发展工业本身，从而最大化工业发展速度。发展轻工，则需要轻工-&外贸-&外汇-&重工的转换。而如果主力开发轻工业，在外贸不足的情况下，发展是线性的。外贸又受到市场和自身工业水平的限制。在中国身边有个日本的情况下，中国的轻工业是很难和日本竞争的。日本重工业完善，成本就会更便宜，质量会更好。中国长期出口以资源为主，大庆石油过半用于出口创汇，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就是商品过剩和商品紧缺的双重打击。一方面，自己能造的低端商品，过剩；另一方面，自己不能造的高端商品，紧缺。在中国没有加入wto的情况下（同时也有世界运输价格没有大幅度下降的前提下），本来，为了减少外汇使用的策略是自己的重工建设自己的轻工。一百万外汇，只能买一千台洗衣机，但是用来买一条生产线+买电动机，就能造一万台洗衣机。用来购买关键元件发展重工，就能造三条生产线，电动机完全自造。
八十年代中国的策略，只能是用日本的淘汰生产线建设自己的轻工，因为中国自己不能造电视机生产线。八十年代倒卖日本电器摩托汽车的，全都暴利了，但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这比引入生产线更浪费外汇，是慢性自杀。加上这个时候大幅度裁军，这样，中国自己的重工，就没有市场了。中国用西方的工业体系大幅度更换自己的苏式工业体系，在没有能力和日本竞争、欧美也没有开放低端市场的前提下，自然就是大幅度淘汰无用的产能。这就和股票割肉一样，也许未来会升值，但是如果不想破产，只能立刻止损。冷冰冰，但是中国当时的情况真的就是不这样就会死。说白了，东北工人的工作，被日本人抢了。但是，我们还要感谢日本人，因为没有日本人的贷款，没有日本人的产业转移，我们另外一批工人，南方的农民工，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也就是说，东北工人的工作，归根结底是被南方农民工抢了。
很多人怀念东北工人的好时光。工人确实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但是，要说辛苦，工人永远比不上农民。工人从生到死都被国家保养，农民有吗？上山下乡，工人子弟不过去农村十年就是被迫害，那一辈子在农村的农民岂不是被迫害了一辈子？八十年代经济的动荡，政府急需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讨好农民。那是少有的农民扬眉吐气的时期。工厂下岗了，技能用不上了，种田需要技能吗？（其实还是要的，农村也急需工人这样的有文化的人）有多少工人愿意去农村？南方农民工能够去沿海打工接受低工资，文化程度比农民工更高的东北工人为什么不行？
=========反驳陆坏熊的部分，可以跳过============
国企是怎么回事？国企就是用国家财政盈余建立的支柱型企业，没有这些企业，中国就还是一个农业国，也就没有现代化。建设国企的钱从哪里来？ 说清朝从洋人那里借比较好，然后话锋一转跳过民国直接跑共和了，隐含的意思是现在也是盘剥严重，不如从外国借。还有中国闭关锁国，借不到钱。这话说的，国民党这么干了几十年，工业化的如何了？真当资本家是做慈善的？
好吧，我们看看二战后哪些国家借到了大批外国投资，下场如何。老欧洲不说，马歇尔计划（这里面也有猫腻，欧洲因为这个计划必须承担的军事开支甚至比美国的投资还要多）；南美自由化，从独立自主经济迈向大幅度借钱的自由经济，然后就是著名的拉美化从发达国家跌入二流。中东靠的是卖石油，没石油的比如埃及工业化还是很落后。除了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外，几乎没有因为外债而成功的。而日本本来就是工业强国，四小龙在美国投入大量资金（仅韩国头二十年的无偿援助就和中国十亿人一样多）后，直到七八十年代石油危机、日本的雁阵理论才真正腾飞。
美国向韩国的投资，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无需归还的几百亿，贷款几千亿（那个时候的美元比现在值钱的多）。台湾是没收了大量日本资产，和大陆的一大笔起始资金。要想走四小龙模式，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付得出这笔投资。苏联二战后对东欧都是一副搜刮的姿态，对中国确实有过帮助工业化的举动，前提是苏联自己的工厂比起外汇便宜得很。四小龙之于美国，就是朝鲜之于苏联——在七八十年代，朝鲜生活水平比中韩，那是强的多了，完全不是现在这副凄惨摸样。朝鲜领导人之所以现在还在做美梦，是因为他们从小确实是在一个比较美好的环境中长大的。
但是，要想靠外援建设中印这样的大国，那就完全是做梦了。一个十亿人的国家，本质上，只能靠自己。对于中国，虽然有上海和东北日本人留下的工业，苏联人卖的一套基础工业体系，最后只能靠从农业拿剪刀差。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第一次是六十年代水利建设的石油水泥，第二次是八十年代的大量小化肥厂，第三次就是现在的农村医保。工业发展比起农业的默默奉献，永远晚上二十年。
发展工业有两套办法，一个是进口替代，一个是两头在外。进口替代的前提是缺外汇，然后希望独立自主。两头在外的加工业的前提是国外开放市场，而且国内已经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教育基础（也就是教育水平高，工资低，然后教育到工人有二十年的延迟期）。
在国外不开放市场、没有经济自主权的前提下玩两头在外，后果就是巴西和阿根廷，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以50年的中国为例，要想像八十年代一样出口低端的纺织品赚取外汇（我就不说现在的出口高端机械和电子产品了）1 没钱买设备 2 没有足够的高素质工人，质量差无法和日本竞争 3低价竞争做生意会亏本。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没有电。对，没有电。而要有电，一个靠从外国买，一个靠自己建。
搞现代化，需要一整套基础设施支持。现在大家可能觉得铁路，电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知道九十年代，除了北上广的精英，有通知的拉闸限电是常有的事，事故停电也是家常便饭。和中国同等收入的国家，从印度到南美，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一样一个稳定可靠的电网。嗯，中国其实过去也是一样烂的，只是我们在进步，别人在原地踏步而已。一个落后国家搞基础设施，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员素质。发电，铁路，化工，机械，矿产这几样，个个都是高端产业。虽然看起来没有电子之类的高大上，但是要谈到质量稳定，可靠甚至一个基础要求——不赔本，没有几十年的经验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一个国家经常停电、停水、铁路不通，对于两头在外的外贸工业的打击那是致命的。你停电一周，或者原料运不进来，就是一单生意无法按约完成，违约赔钱破产。
同学的逻辑很简单，基建不行那就买呗，没钱买那就贷款呗。可惜贷款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贷款是要还钱的。不仅要还钱，还要还利息呢。资本家又不是做慈善的。这话太理所当然了，可是问题就在于我刚才说的，基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赔钱的。而你没有的基建，就要年年用外汇从国外买。你一旦从国外贷款，而经济发展速度不够高的话，在十几年后无法按时还钱，每年的利息就可能和当初的贷款差不多了。你借了年息5%的贷款（已经很便宜了），你大致就要每年相关gdp增速超过5%才能还清。第三世界国家达到这个水准并不是不可能，但是连续二十年都达到，那就是天方夜谭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永久欠债。南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现在就是这样：每年税收的几分之一，甚至过半要用来还利息。
两头在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市场。以纺织业为例，在七十年代前，中国搞大规模纺织出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日本的产品价格便宜，质量好。中国的企业能够活下来，靠的是出口退税和行业补贴。简单说，就是赔本在卖。为什么？缺外汇。为什么一定要外汇？中国起码只用买先进设备。你要买，人家还不一定卖，有个巴统管着。和现在有几万亿的盈余不同，上个世纪中国一直都是严重缺外汇的。出口资源给苏联然后换外汇？苏联自己都缺，自己都没两年好活了。中国出口石油给欧美还要求人家，人家愿意买那是给你面子。
进口那就更不用谈了。美国的工厂、技术人员和造船技术，连买带送，给韩国搞建设，从低端造船直接就上世界领先很多欧洲国家都没法造的的天然气船和油轮。台湾，直接给你建最先进欧洲都没有的的芯片工厂。不要说中国了，不要说和苏联勾搭的民主大国印度了，连英法都不给的东西对四小龙接近白送。中国？做梦，九十年代的好货都是日本人淘汰的卖给我们，再拿这钱去欧美买全新的生产线。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市场，永远都是欧美自己去工业化让出来的。欧美让给日本，日本再让给四小龙和中国。中国现在也就能够主动抢的，也就是从四小龙那里抢点低端市场罢了。在集装箱发明前，不可能有两头在外的加工业，因为成本上不可能。在石油危机前，不可能有大规模产业转移，欧美自己都有就业问题。在六七十年代欧美工业化饱和、放弃劳动力密集污染严重的工业之前，日本是没有机会腾飞赶上欧美的；在日本自己因为劳动价格昂贵、美国抵制日本巨额外贸盈余，从而放弃纺织业之前，中国的外贸出口是根本没有机会的。
从国内自己的条件来看，仅仅从教育角度来看，八十年代的发展，靠的是五十年代第一波教育普及消灭文盲，提供了上亿小学生；九十年代末的发展，靠的是恢复高考后上千万的大学生和几亿中学生。二十一世纪初的大发展，靠的是九十年代的开始扩招培养的上亿大学生。农民工也是要读了初中才能干的。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滞后性，你现在开始尽全力发展教育，成果也要十多年后才能看到。中国的小学毕业普及速度已经是世界奇迹了，中学发展速度在世界第一的东亚也是可以夸耀的。要想进一步优化，就算没有文革，要想挤出十年的提前量，希望实在不大。
光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六十年代改开，也不可能达到八十年代的效果，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工人。中国在八十年代也不可能像两千年左右那样发展，全面进入wto，因为那个时候全面开放就是在中国急需的中端商品上，质次价高的国货被打的落花流水，而低端商品很快就饱和了。只有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收入低于平均的国家，才能在中低端出口上获得比较优势。而东亚国家和前共产国家，这两点都是比较有优势的，而中国更是在人为维持这种不平等现象。其实基建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铁路系统，没有十年是没法摸熟蒸汽系统的；摸熟了蒸汽系统，没十年是没法玩电气铁路的；高速铁路又要二十年。台韩的高速发展中的基础设施，那是美国拿钱砸出来、台韩自己拼出来的。特别一点就是工程师，台韩的教育不足时，美日直接可以派自己的工程师过来支援。中国嘛，哈哈，台韩加起来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中国需要的工程师数量和美国相当，美国想援助也是有心无力呀。
东南亚和印度，在基建和教育上，几十年内是没法和东亚比的，所以其两头在外策略，永远只能是小规模，不可能达到。只要看大学毕业生和工程师数量，就可以估算出未来的经济增长上限。更何况，达到上限是多么艰难。印度的教育水平很高，但是受教育人口数量摆在那里，要想学中国连续十年超10%增长，光一个工程师数量就不可能了。
===============废话终止线==================
【maomaobear的回答(29票)】:
国家本来有养老和终身雇佣的承诺，有医疗，教育，住房的福利。但是开放以后，有这些包袱的企业，成本无法和外企私企竞争，亏损。
国家就赖掉了当年的承诺，事实是大规模的裁员，然后把国有资产转移到官僚手中。
没有了承诺的包袱，国有企业的资产到了个人手里变成私人企业。就有竞争力了。代价是青春已经失去的工人大规模的失去保障。
中国经济真正改善是入关以后国际贸易起来成为世界工厂，国企私企日子都好过了。中间有5.6年苦痛。
下岗的结果是培养了一批吞并国有资产的富豪，社会福利和劳动者保障失去。资本方的利益扩大。也为后来房地产暴涨打下了基础。
现在公务员热是因为非体制内无保障。
【知乎用户的回答(25票)】:
我想说一下，在我们国家，传统的国企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组织，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在过去单位往往成为了一个人生活的中心。而所谓的下岗改制，是把改革的成本全部丢给最弱势的群体，是一个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
【白鸦的回答(25票)】:
很多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以及反驳他们的都没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呐:当年的傻逼下岗行动是从劳模们开始下手的。所谓劳模就是劳动模范，是一群工作强度最高工作态度最认真的工人，并且一般技术也很过硬，工厂之所以像精神病一样把他们赶走就是因为他们大多数善良听话并且不是厂长或者车间主任的亲戚，下岗之后也不会惹事儿。真正属于负担的打毛衣党混日子党因为都有各种背景，所以基本都留在工厂了。最混蛋的是，那时还把劳模下岗当做正面事件各种宣传，简直没有良知和人性可言了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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