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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延庆县地图
之道网导读：延庆县地理位置：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县域地处东经115&44&-116&34&，北纬40&16&-40&47&，东与怀柔相邻，&&
北京市延庆县概述
延庆县地理位置：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县域地处东经115&44&-116&34&，北纬40&16&-40&47&，东与怀柔相邻，南与昌平相联，西面和北面与河北省怀来、赤城接壤。是一个北东南三面环山，西临官厅水库的小盆地，即延怀盆地，延庆位于盆地东部。总面积2000平方千米。2005年底户籍人口27.6万人。
延庆县人民政府驻延庆镇，距北京市区74千米。邮编：102100。代码：110229。区号：010。拼音：YanqingXian。
全县辖11镇4乡，373个行政村，总人口27.353万人，农业人口19.92万人，非农业人口7.43万人。耕地面积31773.7公顷。人均耕地1.74亩。总面积1992.5平方公里。全境平均海拔500米左右。海坨山为境内最高峰，海拔2241米，也是北京市第二高峰。
延庆气候：延庆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属温带与中温带、半干旱与半湿润带的过渡连带。气候冬冷夏凉，年平均气温8摄氏度。最热月份气温比承德低0.8摄氏度，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有首都北京的&夏都&之称。
延庆紧扼首都北京的北大门，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八达岭高速公路、110国道、城郊铁路S2线、八达岭过境线，加强了延庆县与外界的联系，提升了延庆发展的速度。城乡道路四通八达，形成环盆地多条专线，古龙路、香龙路、康张路、滨河路等观光路，纵横交错，连接了延庆的景区、景点和生态观光园。
延庆县城城市景观丰富，人居环境优良，是首批国家园林县城，目前县城已有9座公园，占县城面积近20％，县城绿化覆盖率达到50.8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48.59平方米。其中延庆城中心的夏都公园，是雕塑主题公园，园内有50多件中外雕塑家精美作品，让人沉思留恋；妫水公园占地面积6000亩，是北京最大的水上公园，5000亩水面比颐和园的昆明湖还多四分之一。初步形成了&城在园中、园绕县城、城景交融&的园林美景，堪称&一城山水半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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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之道网圣诞节养生专题，为您详细介绍圣诞节的习俗、圣诞节吃什么、圣诞节由来以及圣诞节的饮食禁忌等知识，更多的圣诞节饮食养生知识，请关注养生之道网圣诞节养生专题。...昌吉回族掠影_参考网
昌吉回族掠影
马乾“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就在这苍茫云海之下，天山北麓和准噶尔盆地南缘，是广袤无垠的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曾经，这里走过长途跋涉的商旅、虔诚布道的信徒、手持旄节的使臣。马踏飞燕，狼烟四起……如今，这里贯通第二座亚欧大陆桥、312国道、216国道、亚欧光缆。经济腾飞，安详和平……古称“庭州”、“别失八里”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自古以来就是这块土地上的明珠。截至目前，昌吉州回族人口十四万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是新疆的一处回族人口聚集之地。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回族人，多年来我一直耳濡目染着这方水土上自己民族的种种苦难和荣光，深切体会着这里的风土人情与世事沧桑。终于，将一个想法变成了现实：用文字梳理散落在历史长河里的昌吉回回民族那如丝如缕的迁徙之旅，呈现这方水土上色彩斑斓的人文风貌。唐朝城前的追忆昌吉市人民公园的西北角，有一处凭吊先人、感怀历史的去处。别小看这一堆废墟，它可是一处承载千年历史的城堡，是昌吉的文明史与这里各民族和谐共处的见证——这就是昌吉古城，俗称唐朝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专家勘测说，唐朝城南北长约一千米，东西宽约六百米，城墙是用黄土夯筑而成。古城南部当时挖掘出一百多块红褐色方砖，方砖一面有莲花纹图案。古城东部偏南，还发现一窖藏遗址，窖内一残罐中有一千三百多枚元代察合台王国银币，有的写有“除了安拉，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伊斯兰教“清真言”）的字样。那一百多块一面有莲花纹图案的方砖是唐朝的文化烙印。而据相关文献记载，唐朝时在昌吉境内设置了多处军事要塞，并相应建立了守捉城。故有专家说，这里曾经是唐朝的张堡守捉。放眼昌吉境内，唐人留给我们的还有吉木萨尔的北庭故城以及多处守捉城和唐朝路，张堡守捉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而那些印有“清真言”的银币则证明了，早在元代这里就有回族先民聚居，这里应该是一处清真寺的遗址。因为，清真寺历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回回民族的“罗盘”，回族人走到哪里，清真寺就盖到哪里。唐代时，许多大食（阿拉伯）使节、番兵和番客（胡商），都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当时新疆的蒲类海、唐朝墩古城、北庭都护府、张堡守捉等都是必经之地。他们在来长安和回大食这一路上，零零散散地留居下来的人不在少数。想当年，庭州境内那一处处驿站、唐朝路、守捉城堡，为他们提供了多大的便利呀！到了元代，庭州境内又有比较大规模的回回先民的迁入。主要来源是蒙古西征从中亚、伊朗、阿位伯带回的穆斯林俘虏和奴隶，其中有不少是工匠；还有就是在征战与戍边时在庭州留居的以穆斯林为主的蒙古探马赤军。这就不难理解唐朝城那一处遗址里的历史印记了。想必，这座古城先是唐朝人的城堡，后来历经宋元几百年的岁月更迭，这里始终没有断绝穆斯林的身影，而且人口渐趋增加。如今，我怀着对先民的崇敬，站在张堡守捉城前，也算是踏上了这条承载昔日无限荣光与梦想的文明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然而，一个新的疑问开始浮于心头，使我纠结难舍：当下昌吉州的回族人除了这些古人的后裔，还有更翔实、更确切的来源吗?我的寻访之路还要继续。天池湖畔2013年4月的那个清晨，小雨淅淅沥沥，我把目标锁定在天山圣湖——天池的湖畔，那一处叫做“帝设阜康”的城市。我们的小车很快在农家小院连成的一片汪洋里找到了一处温馨的去处。这是一个不大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几棵松树耐过了整整一个冬季的严寒，郁郁葱葱的样子，把早春原本萧瑟的院落装扮得多了几分生气。抬头望去，清真寺的绿色圆顶赫然就在眼前，恰和院里的松树构成了这冰雪消融时节里一道生命的底色，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春天有了更加浓酽的期盼。“回民的村庄都是大片地连接着，乡里乡亲的，透着温暖与亲情。盘踞在村落中央的清真寺通常是最为高大、巍峨的建筑，它是全村回民婚丧嫁娶必备的场所，是连接回民精神的纽带。” 同行的阜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里是阜康市回民最为集中的聚居村落之一，也是阜康回民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堪称‘阜康回民活化石。”走进院子，这所院子的男主人边引领我们走向客房，边告诉我们，他是当年县史志办的“笔杆子”，如今已年逾花甲。“年轻时忙顿亚，老了就钻研教门，老回回，老回回，老了就回来了（回到教门）……”老人家用纯熟的陕西口音开着玩笑，并不时地用手扶扶他那顶边沿绣有金色清真寺拱门图案的精致小白帽，微微发福的身子伴着笑声夸张地不断后仰着，那身直抖抖的奶油色袍子的前襟和着笑声窸窣抖动着；尤其显眼的是脚上一双黑色的皮袜套在平口胶鞋里，走起路来显得健朗、麻利。这时，戴着盖头的女主人将一大盘的果碟摆上了八仙桌，叫我们在桌旁坐定，又忙着给我们摆上了八宝盖碗茶。老人家给我们强调，阜康的回族很讲究茶道，当地不少回族家庭都备有成套的各式各样的盖碗茶具。呷一口盖碗茶，那首优美的回族歌曲《阿妈的盖碗茶》似乎在耳际响起，“喝一口盖碗茶，难忘呀回回家，离开了回回的家，难忘呀盖碗茶……”当老人家把《阜康县志》等一大堆他的“学术成果”展示给我们时，客房里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因为老人家的研究成果表明阜康回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1219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西征，从中亚、伊朗和阿拉伯等地移来大批回族先民。这些人被蒙古人强迫征调为降民，其中在别失八里东西各军站尤多。当时回鹘五城之一的“滕竭儿”便是别失八里重要的屯田点，滕竭儿便是现在的阜康。元代时 （公元年），阜康已有军屯回民三千户之多，元政府发给这三千户回民耕牛和种子。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甘肃回民首先到阜康屯田。此后，陕、甘回民陆续拥向阜康，形成一个回族人聚居的村庄。这是清代以降最早来阜康的回族移民。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清政府又“迁来回民十五户，在县城从事饮食、经营商贩活动”。这些人人数虽少，但与先前本已生息多年和陆续来此的回族人，凭着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和吃苦耐劳的坚韧毅力，披荆斩棘，垦荒种地，逐渐形成了较大的居住群体。此后，在大约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至清同治初年（公元年），阜康县回民究竟有多少户，史无记载。但据左宗棠1878年给清廷的奏折称，“阜康县民户旧有三千九十余”。我们按回民占百分之三十计算，大约千户，每户按三口合计三千余人。可见，这时阜康的回族人口已不少了。这些回民大都来自西宁等地和陇右（古代以西为右），即约当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 清朝同治年，拜俩（灾难）同样降临在了阜康大地。史家说：“同治三年 （公元1864年）回民起义，死难不知姓名者约四至五万人。此后，回、汉人民流离失所，白骨遍野。”“自同治间，大遭兵燹，更见萧条。平定数年后，稽查丁口仅得四百八十余户，分地耕种，汉、回各半。”战争使这里生灵涂炭，民生凋敝，人口剩下了不足原来的三成。光绪初年，平定阿古柏叛乱后，阜康县回民继续不断迁入。1877年，白彦虎回民军败退后，流落在阜康的约有二十五户。1878年，从陕西、甘肃、青海三省迁来回民二十余户，从事商业、小手工业。 同年，左宗棠部董福祥所率甘肃回民军裁军后在阜康落户约五十户。 还是在这一年，跟随白彦虎逃往沙俄归来的少数回民军回到阜康土墩子落户。第二年，又先后迁来回民六十三户。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清王朝在东五运长期驻军屯垦戍守。回族移民或为兵、为商、为农，源源不断地来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垦荒、耕耘、锐意经营。仅仅四年后，即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清政府建立了新疆行省后，采取“借贷牛具籽种”等项措施，鼓励发展农业。当地回民居于关内的一些新朋故旧，闻讯不远千里来“投亲靠友”，致使这里回民不断增多。后来，又有六十三户陕、甘回民迁来落户定居。至此，阜康的回族人口基本恢复到了清同治初年战乱之前的水平。再到1908年清末时，据《阜康县乡土志》表述的阜康全县有回民“二百九十九户，男六百五十三丁口，女四百八十七丁口”，合计千余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一个王朝覆灭了，中华大地迎来了新的曙光。阜康回民同样在源源不断地增加。但归纳起来，有两次较多人数的到来。一次是1928年，宁夏固原地区发生大地震，加上陕、甘、青地区社会动荡不安，迫使成千上万的回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来新疆求生存，他们中有不少定居在了阜康。还有一次是在1933年。这一年马仲英进疆，在阜康滋泥泉子与盛世才的部队大战。马仲英失败后，其部下一部分士兵也流落在此。至于确切的人数多少，在战乱的光景里，谁也顾不上详细统计了。“哪里有回民，哪里就有清真寺，清真寺见证着阜康回族的历史。”热情好客的老人家还带我们参观了五运清真寺、土墩子清真寺、八户沟清真寺，他告诉我们，这几座清真寺是阜康回族人沧桑岁月的见证，从侧面也印证了阜康回族在清朝时期的鼎盛、繁荣……1907年，由马英、何有才、马有、韩金涛、范鳌等几家富户出面，征集款额，开始筹建五运清真寺。他们从内地请来砖木泥瓦工，从烧砖脱瓦开始，用了三年时间，仅支付工资耗白银二百两，修建了这座造型古雅、规模宏大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伊斯兰建筑艺术相结合的清真寺。当时该寺总面积为二百八十平方米，大殿呈“凸”形。寺内还设有一所回民初等小学，有学生二十余名，是汉文与经文相结合教学的小学。1994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女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黛妲来五运清真寺视察时，赞叹说：“这个五运清真寺不仅是新疆境内优秀建筑之一，也是西北地区优秀古建筑之一，我建议你们主管部门一定要保护好，维修时一定不要改变原貌。”2001年，有关部门对五运清真寺进行了“修旧如旧”的维修。参观另外两座具有同样历史沧桑古寺时，有人关切地问道：“这几座清真寺的墙壁或屋檐都有禽鸟走兽的图案装饰，这在伊斯兰教里是禁止的呀！”老人家笑着说：“这些清真寺在修建的时候，有不少汉民参加了设计和施工，把他们对清真寺的饱满热情也倾注于其中。刚才我们路过五运清真寺的时候，我不是还指给你们看了一处和这几座清真寺几乎同时修建的娘娘庙吗?”是的，据我考证，这几处清真寺与佛祖释迦牟尼、城隍、马王、文昌帝君、孔子、王母娘娘等，在当时的阜康是各处一地，高居庙堂，各自承受着黎民百姓的虔敬祈祷；穆民永生的清真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同在这里传播。当时的阜康就呈现出多民族聚居、多文明共存的格局。在后来大约半年的光景里，我继续把目光投向了“金奇台、旱码头”的奇台县和古庭州治所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再有一个就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米之泉（原昌吉州米泉市，2007年乌鲁木齐市东山区与之合并成立米东区）。令我惊奇的是，这些地方的回民有着和阜康回族的源流几乎同样的脉络，演绎着几乎同一版本的垦荒史与漂流记，甚至他们是同一批来昌吉屯垦戍边之人或同一批流民与溃兵。据《奇台县县志》记载，到1945年，奇台回族人口为两千八百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至1949年，回族人口两千八百六十多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由于这样的基础，到2010年，奇台县回族人口达到了一万一千多人。而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恺安城东门外的清真寺、天山的木塔寺可以证明，早在清中期吉木萨尔也是回族人口众多的地方。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孚远县乡土志》记载，当时吉木萨尔县回民有一千四百五十多人，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增加到三千多人，2010年扩大到一万五千多人。同样可以从散落在米泉（现米东区）这方水土上的几座清真寺得知这里回族人的移民史：建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的米泉西大寺、建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的古牧地镇东大寺、建于咸丰十三年（公元1863年）的大破城子清真寺、建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的高家湖清真寺，等等。截至1949年解放时，大约两百年的回族移民史，使米泉的回族人口达到了七千多人。昌吉西街来到昌吉的西街，这里果真是西北回族聚居区的典型，一如当下的临夏、西宁，是一派民族繁盛的景象。现代化拆迁的步伐同样搅乱了这里往日的宁静，到处是土堆、钢筋、水泥，还有几处拆了一半的旧房屋依然突兀着残破的土墙，不远处矗立着刚刚封顶的高层楼宇……俨然是一片拆旧盖新的工地场面。在这样尘土飞扬的环境里，依然洋溢着浓重的民族气息。戴着白帽与盖头的人们走在街头巷尾，满拉屠宰的手工拔毛鸡摆放在门口路摊上，穆斯林蛋糕店、服饰店琳琅满目。本地寺、陕西寺、兰州寺、西河寺、喀什寺，这几座镂刻坊民来源的清真寺，尽显着岁月的沧桑，威严地坐落在只有不到半平方公里的西街。有数据显示，西街有回、汉、维吾尔、哈萨克等多个民族，近五千六百人，其中回族人口有两千二百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占昌吉市回族人口的百分之八点五。沿着西街主街一路走来，突然路旁六层楼房的底层门洞上方，“昌吉市本地寺”六个大字提示我这里是本地寺的大门，走进去正好是头顶六层楼房的进深，也是本地寺的门廊。站在门廊里，一眼就望到百余米开外的院落尽头，“爱国、爱疆、爱教”六个大红字赫然醒目。走过门廊，清真大寺和开阔的院落立即显现出来。院落里几个坊民忙碌地清洗铺在地上的拜毯，我老远地向他们道了声“赛俩目”，他们回过“赛俩目”后，热情地询问我的来意。显然，他们不熟悉我这个陌生的面孔。这时，有人提醒我，院落边角上那位正在洗车的白帽子中年人，就是这里的掌坊阿訇。我迅疾迎上去，道了“赛俩目”。阿訇应声转过身来回“赛俩目”时，我一眼认出他就是原来在陕西寺掌坊的刘明阿訇。在刘明阿訇的引领下，我仔细地端详起眼前这座清真寺。这是一座现代化的清真大寺，地上两层礼拜用，地下一层是餐厅。大殿外墙用白色瓷砖砌就，窗边用绿色板材装饰，大殿上方题字“真一起化、数一成化、体一化化”的鎏金铜字，这和大殿右侧的“修身以礼、明心以道、尽心复命、全体归真”，以及左侧的“一真衍化、理像章陈、理具於知、像见於能”的鎏金铜字，构成这座清真寺中阿文化合璧的特色。刘明阿訇解释说，这是出自刘智的《天方性理》，是古人以儒诠经的教导。我沿大殿前的台阶拾级而上，在殿门前的红色地毯前脱去鞋子，顺势走进大殿。里面是用乳白色的板材装饰的墙面和四个支撑穹顶的柱子，窗与门的边沿是绿色的板材点缀，铺展整洁的拜毯和前方朝向墙壁上黑色字体的阿拉伯经文，把整个大殿装点得十分温馨、神圣。“为什么叫本地寺呢?我觉得这座寺的名字有点与众不同。”我谨慎地问道。刘明阿訇解释说，这座本地寺最早是在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修建的。当时的老城城内有十三户回族，他们在城的西南角第一次建起四十多平方米的两间哨麻，取名“清真教堂”。到了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昌吉城内的回族增至五十多户，原礼拜寺太小。于是，建起昌吉的第一座清真大寺，取名“昌吉清真大寺”。到同治年间，一部分陕西籍的回民开始从这个寺坊分出去，建了陕西寺，后来又有人分出去建了兰州寺、西河寺。为了区别寺坊，这所寺更名为“本地寺”，沿用至今。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这座清真寺移到南关西街，就是现在的地址。所以，这座寺是昌吉市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回族清真寺。现在我们看到的本地寺，是1996年第五次在现址重新修建的。据老辈人讲，西街最早的回族人，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随军来疆又定居昌吉的毛、武、余、白、黑、金、马、郭八家。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昌吉城又迁来了张、王、苏、马、周五家回族。当时城里已有十三家回族。我岳父的祖上就是这十三家之一，但已无法确认是前八大家的马家，还是后五家的马家。一位白胡子齐胸的老爷爷告诉我说：“在清代乾隆年间，宁夏吴忠县毛家的老四在清军吃粮，后来升为左哨官。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清朝出兵西域，毛哨官也到了口外。当时随清军同路上来的有八家回族，其中宁夏人五家，甘肃人两家，河南人一家，都随军赶大营到了昌吉。他们的家属被安置在老唐城西门外边，仍以为军营服务来维持生活。过了两年毛哨官升了把总，当时人们称他四老爷。又过了几年，毛把总调到南疆提升为千总，而其他几家回族及家属仍留昌吉定居，但他们已脱离为军营服务的行业，在当地另谋职业过活。”此后，朝廷从关内发配来很多犯人，人口增加了，又选定在老唐城西门外为新城址，开始打筑昌吉新城。也就是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阴历八月修建的宁边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七月昌吉建县后，为县城。当时的城墙筑起后，官府选定毛家住的地方修文衙门（即老县衙门），余家住的地方修武衙门（现昌吉市拖拉机修配厂）。故两家迁到新城外南关居住。此后不久，名叫金登银的一户先民被派到头工（现大西渠镇玉堂村）一带负责给新来移民拉荒安户，养牲屯田，后来金登银担任了该地区的乡约。现头工的金、武、马等姓中的老户，都是当年屯田者的后裔。嘉庆末年毛家迁移至大军户（现昌吉市二六工镇军户村）务农，其后人担任了该地的乡约。武、余、张、苏四家的后人在咸丰年间，先后迁往现二六工镇六工村务农，繁衍至今。通过走访，我发现这些后人们更多地集中到对苦难的追溯上，特别是讲到三工庄的回族屯犯起义失败后惨遭屠杀的时候，我明显感到他们情绪的陡然低落，流露出难掩的痛苦。昌吉建县的那一年，三工庄（现三工镇大三工村）的回族屯犯不堪忍受屯田监官的欺压和污辱，当夜联络屯田城堡一带的数百名回族屯犯举行起义。起义者抢夺清军武器，杀死监官，随后又攻占了昌吉新城。义军挥师直逼乌鲁木齐，途中遭清军伏兵堵截在黑山头（原称红山口），双方发生激战，义军失利。部分溃散义军向西逃往玛纳斯，被清军追歼，全部牺牲。留守在昌吉城内的老弱妇幼也难以幸免，凡十岁以上的孩子都死在清军的屠刀下，尸体填埋在当时新城外西南角的老回回乱坟坑内。当时的被害人还留下了数十名十岁以下的男女幼儿，由官府卖给当地的汉族人。后来，我查询到这次回族屯犯起义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即日。从走访的几位老人那里找到的信息，也证实了“数十名回族幼儿被卖给当地汉族人”的说法。其中，昌吉的汉族老户许门之后许福海老人说，他父亲许德义（）曾讲过，他家曾祖爷辈时，生了几个女儿，没有儿子。乾隆年间昌吉回族“造反”，回族的大人都被杀了，许家买回了一个回族男孩，此人即是他们许家的祖太爷。刘炳仁老人讲，他父亲说过，他家三爷刘延选（）告诉后人，他的奶奶是昌吉屯犯闹乱后，从官府买的回族幼女。因此，刘家前辈人一直不养猪，不吃猪肉。每年逢回族过节，他家都要请个阿訇到老坟地上祷念先人。屯犯起义被镇压后，昌吉的回民几乎被杀净。后来清廷为解决边防供需，又陆续从关内和乌鲁木齐迁来屯民。据二六工镇军户村的一些老人讲，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一批宁夏和甘肃籍的回族人被发配新疆，来到现二六工镇军户村和军户农场李家庄、毛家庄、冶家村一带开荒屯田。现在这一带的同姓老户，都是当年回民“屯犯”的后裔。本地寺东面大约五百来米处是陕西大寺。我的同事马玉梅向我讲述了关于陕西大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33年，马仲英和金树仁（4月12日后为盛世才）从迪化大战至头屯街，战火的硝烟眼看弥漫至昌吉，枪声一响，昌吉城内乱作一团。”走近仿古样式的院门时，马玉梅指着被修葺一新的邦克楼说：“当时老百姓纷纷躲进清真寺里避难。一阵骚乱过后，寺外显得宁静一些，我的太爷马延忠当时是寺里的掌坊阿訇，他走上这座邦克楼，察看寺外的情况。太爷半截身子刚刚探出瞭望窗时，不料被一颗飞弹打中……下边等待消息的人久等不见我太爷下来，上来一看，我太爷已经归真了。听我爷爷说，他们当时在我太爷无常的邦克楼的木柱上，还发现了残留的几处弹痕。后来，这里翻新了几次，当年的遗迹已不知去向了。”马玉梅还告诉我：“当时，尚在伊犁的马良骏阿訇得知结义弟兄马延忠阿訇为了保护回汉百姓‘舍希德的消息后，老泪纵横，发声长叹，场面甚为感动。以后，马良骏阿訇接过了照管马延忠阿訇遗孀孤子的事情，每年都要托人送来为数不少的财物，供给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一管就是很多年。1938年，马良骏阿訇从伊宁辞学来到迪化，还多次到昌吉看望我的太奶及一家老小。”后来，我在丁承平的《马应海骑兵旅——纪昌吉回民起义军》一文中，找到了情节略异但本质相同的记述。走进寺院，但见一幢三层楼高的大理石贴面的清真寺巍然矗立。仔细观察，发现这寺的显著特点是，整体建筑呈现八卦图形，即寺的外墙突出八个角，寺的俯瞰平面图是一幅八卦图形。2012年扩建时，在寺的左边增加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殿。殿内的柱子和墙面全都用大理石贴就，显得高雅、大气。寺门口左侧的墙上挂满了“平安寺院”、“五好宗教活动场所”等铜字牌匾。然而，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大殿前方的宣传栏里，有一处“陕西寺简介”的文字：清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籍回民易升元（商号易兴和）、赵全升、小马等人发起与城内清真寺（现在的本地寺）分坊，在南关（现保卫路）建了陕西寺。同治十年（1871年），白彦虎率领的部分义军和家属流落昌吉，他们是陕西人，也入了陕西寺坊。光绪三年（1877年），伊犁将军来昌吉视察后说：“陕西寺的基地，原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建置的关帝庙，同治初年被逆回占据修了清真寺。”他下令陕西寺要搬迁，本寺便移到西街现寺地址，第二次重修了陕西大寺和山门楼。1933年马仲英与盛世才（实为金树仁，作者注）交战，这座寺毁于战火，1935年在原寺址第三次重建陕西寺……方寸尺幅，短短数百字，为我们勾勒了陕西寺的血雨腥风，证实了本地寺刘明阿訇关于陕西寺从本地寺分坊出去的阐述，也证明了马玉梅所讲的关于金马大战时这里曾经的硝烟弥漫。一处拱北 两个筛海 生死的两端在昌吉市西街和二六工拱北演绎着。看完了西街，我哪里肯错过对拱北的凭吊。拱北就在昌吉市西郊九公里处的二六工镇，312国道是去拱北的主要交通要道，十几分钟的车程就到了目的地。我早先就了解到，这个一万四千人的小镇，仅回族人口就占了九成，是一个典型的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镇。全镇现有耕地十万亩，由汉、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等六个民族组成，而使这个西部边陲小镇声名鹊起的是它的两张文化名片：一个是“花儿之乡”；另一个就是今天我要考察的埋葬了苟老太爷、马良骏阿訇和三万余众的二六工拱北。说它是“花儿之乡”，那确实是实至名归的。生活在这里的回族人，不论是大姑娘、小媳妇、老奶奶，还是小伙子、老爷爷，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唱起花儿。这里有一支填补新疆空白的“花儿艺术团”，各村组都有各自的花儿演唱队，并且有一支具有一定创编能力和演出功底的退休老艺人给青少年传、帮、带。特别是全国优秀“花儿”歌手寇红、马成作为二六工镇的花儿代表，多次参加全疆及全国的花儿大赛，成了昌吉花儿的代言人。他们的目标是打造“新疆回族花儿特色第一镇”。而更具历史厚重意义的是二六工拱北。我了解到，它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占地约一千亩。走入墓区，车辆畅通无阻，彩砖小路四通八达。它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批准的经营性民族墓地，也是昌吉市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迄今为止，墓区内安葬各地宗教名人二百余位，穆斯林民众三万余人。这真是“喜看拱北尽成林，满园功碑激后人”。其实，拱北里最吸引人的是昌吉回族名人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展出了苟老太爷、马良骏、马振忠等回族优秀人物的生平事迹及珍贵文物。走出纪念馆，沿着铺就的柏油路，经过一座座坟堆，终于在一座古朴肃穆的诵经亭前驻足，近旁就是马良骏阿訇的坟了。虔诚的穆斯林给老人家上完坟后，在他的坟头盖上各色的绸缎被面，表达对马良骏阿訇的崇敬和缅怀之情。这也是对马良骏这位西北著名回族学者、大阿訇、大译经家的崇高礼遇。马良骏是一位精通古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开创“以经诠经”，著作等身的大尔林。他的著作涉及天文、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并用中、阿、小儿锦及波斯文四种文字并行写作，极大地提升了著作的含金量。特别是他的《考证回教历史》在中国穆斯林群众及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价值。他积极出资办汉语学校，宣传和平、民主、爱国的进步思想。尤其是，他作为中国回族历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界的一代大师，曾以新疆回族清真寺总教长的身份，为新疆的和平解放积极协调、斡旋、促成和解，使多少生灵避免了一场浩劫，他的爱国爱教的精神成为当下广大穆斯林的典范。1950年4月，毛主席亲自签署下达中央人民政府通知，任命马良骏阿訇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7年7月，马良骏大阿訇平安归主，长眠于昌吉市二六工拱北。在马良骏大阿訇墓地的右旁就是另一座坟头，他的坟头同样有层层叠叠的彩色被面覆盖。出于景仰，我努力揭开覆在墓碑上厚厚的被面，已斑驳不清的字迹显示着它和它的主人的年轮与沧桑。因为有他的墓碑为证：“苟老太爷之墓……”但苟老太爷是谁?确有太多的传奇。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是昌吉历史上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筛海，甘肃河州人。据说，清道光年间，苟老太爷只身离家出关来新疆，投入巴里坤清真道堂，潜心悟道十一年后投奔南疆莎车道堂探讨道乘。后朝觐三年，回国途中经过昌吉县六工梁梭梭沟（今二六工镇六工村）时，就沟坎挖了一口小窑房安身静修。道光二十七年，六工的回族大户张、苏、武等十七家人聘请苟阿訇为他们掌坊。在众望难违下，苟太爷说：“我放弃执教多年，众人非要我出来，好，好！我给你们把寺门开开。”两年后苟太爷再三婉言辞了学，推荐上八户（今大西渠镇头工村）的易阿訇掌教，老人回窑房继续修持。关于苟老太爷归真，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农历八月底的一个夜间，老人家嘱托这里的回民：“我亡了就埋在这个梭梭湾（今墓地点）。”没过几日，即农历九月九日上午，奇台、玛纳斯等远处及邻近四方数百人，应邀来到六工梁梭梭沟送葬。他们到来时发现，在已挖好的坟地旁归真的苟老太爷，就是昨日请他们到此处送埋体的老人。两个党员 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昌吉大地，涌现出了无数新时期的时代精英，他们为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庭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其中，有两个人，他们曾代表昌吉百余万各族人民走上过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牌。他们把新时期昌吉共产党人艰苦创业、奋斗奔小康的光辉形象赫然树立在了神州大地。他们的名字，昌吉人民都知道，一个是玛纳斯县的穆兴发，一个是奇台县的马国良。穆兴发（）祖籍陕西，1903年出生于今天新疆吉木萨尔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穆兴发都在天山北麓那个叫做三台镇的地方跟家人和邻居们经营着那“一亩三分地”。直到1940年，不安于现状的穆兴发沿着天山北坡一步步向西跋涉了一百多公里，从吉木萨尔县的三台镇来到当时被叫做“绥来”，如今被叫做玛纳斯的地方安家落户。于是，他成了玛纳斯兰州湾人，并在这里组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后，穆兴发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他细心观察，反复琢磨，终于在种植小麦上有了比较大的收获。他荣获了县劳动模范后，又荣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1951年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西北地区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2年，穆兴发种植的冬小麦平均亩产量一百一十三公斤。当年，他领导的互助组还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模范互助组，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奖励。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穆兴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推陈出新，于1953年建立了玛纳斯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被社员选为初级社主任。他还向全疆农民兄弟发出了小麦丰产竞赛挑战书。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冬天，西伯利亚寒流袭击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北疆的天气异常寒冷，小麦遭受严重灾害。但穆兴发没有被自然灾害压倒，他领导合作组的农民对小麦细心呵护，秋收时全组冬小麦亩产量一百四十公斤，比当年的一般平均产量高出四十多公斤。到了1954年，穆兴发领导的互助组小麦亩产达到四百四十公斤，创造了全专区亩产小麦最高纪录。国家农业部给穆兴发颁发了“大面积高额丰产”奖状。1956年春天，穆兴发所在的乡实现高级合作化，并且顺应时代，建立了红旗高级农业合作社，他又被选为高级农业合作社主任。就是在这一年，他本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于1957年2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参会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57年10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访问新疆时，在新疆和平起义领导人、开国上将陶峙岳将军的陪同下，专程到玛纳斯县访问了穆兴发领导的红旗高级合作社，并到穆兴发家里做客，对穆兴发在小麦种子培育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为了表达对这位农民专家的敬意和肯定，胡志明主席还给穆兴发赠送了一把象牙扇子。所幸的是，这把象牙扇子还保存在穆兴发的后人手中。1958年穆兴发兼任红旗大队党总支书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干部。但他本人并没有脱离农民和土地，仍然坚持在生产第一线，研究小麦特性，指导农业生产。他形象地说：“头伏犁地一碗油，二伏犁地半碗油。”后来经过实践又加了一句“三伏犁地还有油”。这些宝贵经验不仅在当时是增产的好办法，即便到了今天，也是种植绿色蔬菜的宝贵经验。也就是在这一年，穆兴发又一次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在之后的1959年和1965年，穆兴发凭着“全国劳动模范”这一殊荣，两次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并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只可惜，这些照片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红卫兵烧毁了。穆兴发虽然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但他却被自治区农科院聘为特邀研究员，被新疆八一农学院聘为特邀教授，是自治区科普学会及协会委员。1988年，因为常年高强度的劳累，穆兴发晚年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等严重疾病，在老伴儿去世不久后，就撒手人寰，享年八十五岁。马国良的故事同样精彩。天山北坡，一股清澈的雪水涓涓而下，流过新疆昌吉奇台南部辽阔的戈壁荒滩，这里被人们称做碧流河。我们一路追寻，就在这银链似的小河旁，找到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花园村——西戈壁村。“如今，西戈壁村三组到处绿树成荫、果实累累、鲜花簇拥，成为新疆昌吉州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和最美的花园式村庄。谁能想到，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戈壁滩。是西戈壁村三组党支部书记马国良带领全村创造了奇迹。”奇台县的张霞激动地说，“马国良这位老党员，被村民亲切地称为‘西戈壁村的创始人、‘碧流河畔的刘老根。”马国良原来是甘肃张家川的回族子弟，十三岁父母双亡后开始四处流浪。1966年，十九岁的马国良流落至奇台县碧流河乡，在洞子沟大队三小队当了农民。天山深处的洞子沟三队靠天吃饭，人均只有两亩耕地的地方，一年下来，农民穷得盐都买不起。山下二十多公里处的西戈壁有大片的土地，却没有水。马国良大胆提出：开渠引水，让洞子沟的农民搬到西戈壁定居。马国良是个有远见的硬汉，他先做通了党员的思想工作，让党员给村民做工作。不少农民担心问道：“搬下去万一失败了可咋办啊?”马国良拍着胸脯说：“信得过我，就跟我一起创业。有我吃的，就决不会让大家饿着。”1988年春种后，马国良带着二百六十多人迁往戈壁。没有房子，就挖地窝子睡觉；没有菜，就到水渠边或野地里挖野菜；买不起盐，就用冬天的咸菜水调味；饮水短缺，就挖涝坝蓄水吃……全体农民都愿跟他拼命苦干，规划条田、修建道路、平整土地、植树造林。仅仅三年，马国良创建的戈壁村庄已经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三万亩土地。奇台县从此有了“西戈壁行政村”。村里的人均耕地由原来的两亩增加到十四亩多，人均收入比过去的洞子沟村增长了八倍。马国良被村民们一致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没有老马，就没有西戈壁村的今天。”这是许多村民发自内心的话。但是马国良的老伴儿李秀花可不这样说，她告诉我们说：“村里人都说他好，我们家可把苦吃大了。他呀进了家，吃了饭，去了厕所，就没人影了，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忙，我气得想跟他吵架都找不着人。”马国良的“不顾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马国良的大儿子病了。当时正值大忙季节，马国良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忙村里的事，半夜才回来。儿子硬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两岁的小生命不幸夭折。晚上，马国良一进家就听见妻子的哭声，这才知道儿子没了，并且邻居已经帮着把孩子埋了。这些年，乡亲们相信：只要马国良带着大伙干，村里的事就一定能办好。马国良也真对得起这份信任。西戈壁村村集体账户原本一穷二白，2000年，马国良对村里承包到期的地进行了清理，为全村“增加”了六百多亩机动地，然后公开招标承包，这一项一年就为全村挣回十几万元的公共经费。2006年，征得村民一致同意后，马国良筹资近四十万元，买下了奇台县城古城公园的水上游乐园，村里又多了一个财源。两项相加，现在村集体每年都有二十多万元的收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担任村干部四十多年，出差办公事，马国良都是自掏腰包，从没向村里报一分钱。平时村上来人，他都把办公务的人领到自己家，不花费村上一分钱。马国良总希望用省下的钱多为群众办实事，村里的沙子路变成了柏油路，文化室也建了起来，马国良的三个孩子却因交不起学费，相继辍学。如今三个孩子都离开村子，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有时候，村里谁家有困难，谁家需要帮助，老马又把儿女给自己的零花钱悄悄贴了进去，这钱十有八九就没下文了。”一位和马国良共事多年的村干部说。马国良说：“现在，我们腰包鼓了，但这不算真富，‘精神富了才真富。”今年，他又筹资八十万元，为村里修建了文化活动广场，一到农闲，这里就成了村里最快乐的地方。他还组建了“花儿”文艺队，举办草根文化艺术节，让全村老少闲暇时享受到文化娱乐生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三十多年来，马国良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但有两项值得言说：2010年，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接过荣获 “全国劳动模范”的至高荣誉；2013年，又被评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道德模范。”饕餮昌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育一个地域的文化。昌吉人的饮食文化形成了三大名片：拌面拉条子、九碗三行子和肉汤粉块子。而这些饮食文化汇聚成了赫赫有名的一条街和一座城：昌吉市回民小吃街和金奇台、旱码头的奇台县城。昌吉市回民小吃街确实是一处大快朵颐的地方。而且，我惊奇地感叹昌吉人把吃和玩结合得那样天衣无缝。因为这一处集回民美食于一体的小吃街就坐落在昌吉市人民公园的东北角。它于2007年开始修建，总规划面积一万六千九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两千平方米，项目总投资四千五百万元。走进小吃街，感觉进入了一处明清时期的“回族人家”。这里以传统伊斯兰建筑风格和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相结合，绿色的瓦顶，青色的砖雕、铁红的镂空门窗和青石地面，呈现出古色古香的基调。还有清朝时当地大阿訇用九碗三行子款待途径这里的林则徐的雕像，会给你穿越时空的感觉；七层三十多米高的观光宝塔、适时演出花儿节目的花儿戏台和琳琅满目的民族手工艺品，让你在大快朵颐之后，惬意地消磨时光、消费心情。作为一名“吃货”，我常常到这里打牙祭。因为自2008年开业以来，吸纳回、汉、维吾尔等多民族从业人员二百多人，以经营特色清真糕点、面食、菜肴著称。“九碗三行子”、椒麻鸡、粉汤、丸子汤、油糕、火烧、油香，以及各种小吃、糕点等多家菜品都获得过中华名小吃、新疆名小吃、昌吉名小吃和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最大油香”、“万人品丸子汤”等称号。一菜一特色，一肴一故事。“九碗三行子，吃了跑趟子”，是昌吉人夸赞回族九碗三行宴营养丰富、吃完精力充沛的旺盛样子。昌吉人常向来此观光旅游或访问途经的客人们炫耀这个段子，也常向他们推荐品尝这一特色菜肴。“九碗三行”宴，是回族人的传统宴席，也是最具昌吉回族特色的菜肴。顾名思义，九碗菜工整地排列在正方形“仗盘”中，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九碗菜都成三行，故得名“九碗三行”。在汉文化中，“九”为最大。九碗三行子取“九”表示了对客人的尊敬。回族人的”泰斯比哈”（念珠）用三十三颗或九十九颗珠子串成，用以念诵真主和穆圣的尊名。吃九碗三行子的人无不折服，昌吉回族人把吃的学问上升到了中国美学和伊斯兰美学完美结合的境界。该宴一般有“面子菜”、“垫菜”两层，“面子菜”以牛、羊、鸡、鱼为主料，菜品有丸子、焖子、卷帘子、夹沙、黄焖肉等。“垫菜”以蔬菜等素食品为主料。这是因为过去人们的生活水平有限，就用垫菜或廉价的淀粉等做成这套菜的底子来撑面子。故称面子席。菜肴多不用油炸或炒，其烹饪全部用蒸、煮、拌，而且选料精细，所以吃起来爽口而不腻人，别有一番风味。上席时，一般先上四个角的菜，称之为“角肉”，然后上四个边的菜，其中相对的两个菜的菜名需相同，谓之“门子”。最后上中间的那道菜，一般放凉菜，或火锅，或粉汤。近些年昌吉回族人将传统的“九碗三行”加工、改进，形成了以沈派西域老回民“九碗三行”宴为代表的现代宴席，也称“太平宴”，意即“国泰民安”，反映了昌吉回族人祈祷繁荣盛世的饮食愿望。粉汤是昌吉回族的又一特色佳肴。妻子是做粉汤的好手，而我则常常扮演打下手的角色，照着写好的“货单”一样一样买东西：莲花白、土豆、青萝卜、西红柿、香菜和葱蒜等，季节不同，蔬菜的品种也有所侧重；还要将一根根羊肋条剁成小块，然后放入锅中煮熟放好。而牛肉要煮得烂熟，嚼起来一点都不费事，羊肉连骨带肉，本身就带着清香。加之汤中烩着五颜六色的时令蔬菜，或清淡或酸辣，调料就在餐桌上摆放着，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兑。如果在粉汤内调配上几个水饺和粉丝，就又成粉汤饺子了。客人一边吃着香气四溢的粉汤，一边擦头上冒出来的汗，心里的喜悦也写在了脸上。记得有一次带客人去小吃街，其中一位女客人吃着碗里的，盯着盆里的，一口一个“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直到有人开起她的玩笑，说好事成双，吃两碗就够了。她却不假思索笑着回敬：“粉汤吃三碗，那才叫‘过瘾！”各种昌吉美食中，油香是最尊贵的。在昌吉回族人的诞生、命名、满月、割礼、婚姻、丧葬的整个人生旅程中，油香伴随每个人走过其人生的每一阶段。这便使油香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具有了“迎来送往”和“生死与共”的意义。传说，穆圣到麦地那传教时，受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人们都抓住穆圣骑驼的缰绳，请求穆圣住到自己的家里。穆圣说，骆驼卧在谁家门前，他就住在谁家。最后骆驼来到艾布o安优布家门前卧下不走了。艾布o安优布欢迎穆圣说：“真主的使者啊！欢迎您！我为您做了最好吃的饭食。”穆圣一看原来是油炸的面饼，遂起名“油香”。所以，油香具有了神圣的色彩。在昌吉，捞油香（也叫炸油香）不但成为民族习俗，也是衡量一个家庭主妇称职与否的起码标准。这里的油香分为起（发）面油香、蒸油香和烫面油香。听老人说，过去有钱人捞油香，而生活困难的家庭，则常以蒸油香替代。现在就不一样了，人们油腻饭食吃得太多，反而时不时想换换口味，蒸油香和烫面油香备受青睐。昌吉回族人炸油香时，要求在油锅边的人要有大小净，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人冲了油锅；也忌讳边吃油香边炸油香，讲究炸完了再吃或炸的时候吃油香要回避油锅。做好的油香，拿在手中，要掰着吃，忌讳一口一口咬着吃。在昌吉，九碗三行子、粉汤和油香，演绎着饕餮盛宴上回族宴席吃的学问，让人们品出昌吉人的厚道和处世哲学，所以有着昌吉回族人“吉祥三宝”的美称。而金奇台、旱码头的奇台县城，则开辟了另一条昌吉饮食的文化道路——回族宴席之外的日常生活餐饮美学。其代表作主要有蒸饼与卷子、拉条子与刀把子。正如当地艺人马振国的快板“美食佳酿在奇台”所说的：一天不吃刀把子，眼睛直冒花花子。一天不吃拉条子，好像霜打蔫茄子。……拉条子是奇台人平日的午餐。拉条子面必须和成软面，拉条子面和好后，饧一段时间，再揉上几遍就可以推开，做成“面剂子”。有人按成平状，拉成“韭叶儿面”，有人搓成圆形，再拉开下锅，叫“棍棍面”。拉出的面有人要用凉水浸一下，面会更筋道，有人则不要水浸，俗称“然窝子（连锅面）”热热地吃了更舒服。拉条子的吃法有炒菜拉条子和素拉条子之分，素拉条子不用炒菜，捣些蒜和辣面子，用清油一泼，再用开水烫些韭菜、芹菜等拌着吃。这叫“蒜拌面”，有俗语道：“蒜拌面，面拌蒜，一吃一个不言传。”马振国本人说，他自小爱吃蒜拌面，自言“三天不吃蒜拌面，心里烧得火蛋蛋”。有一年去北京，一个月没吃蒜拌面，思念成疾，回来后一顿狂吃，其香味胜过山珍海味，至今不忘。我亦如是。“刀把子”就是蒸馍馍，为什么叫“刀把子”无人知晓。可能是面发好后，用刀切成块状，再揉成圆形，因要用刀切，所以叫“刀把子”。“刀把子”是奇台人日常生活的又一主食。奇台的“刀把子”以大而著称，又大又白又圆又暄。馍馍大了容易发，蒸出来“暄”，而小了不易发，蒸出的馒头“死僵僵”。奇台农村人夏天把“刀把子”晒成风干馍馍，城里人叫“馍馍干子”。风干馍馍又干又脆，夏天用西瓜泡着吃，别有风味。和风干馍馍相反，软馍馍用来蘸甜瓜吃，特别香，故有俗语道：“老婆子害娃娃（指怀孕），想吃个软馍馍蘸甜瓜。”奇台的蒸饼和卷子都要发面，奇台的面粉面质细、白，更容易发酵。发面首先要用小酵子作为引子，有谚语云:“小酵子要搅七掺（遍），揉八遍，蒸下的馍暄蛋蛋。”面发好后，还要调上碱水，碱水要少而适量，太多了则会使面发黄。蒸饼的主料是面粉，而使蒸饼声名鹊起的则是它的佐料：胡麻要炒熟、研磨成面状；香豆子是夏天晒干的，也研磨成面状；红曲是人工制造的，把大米加上红色食色；姜黄是一种类似生姜的块茎类植物；还有红花，这些都需研磨成面状备用。各种原料备齐后，把发好的面切成块，用擀杖擀开，抹上清油，把各样佐料一样一样撒在上面，然后卷成卷，再把各种不同佐料的面卷辫成发辫状，最后盘成一盘，放入蒸笼。蒸卷子和蒸蒸饼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卷子制作比较简单，把面擀开后，抹上油，撒上佐料卷成一卷，再用切刀切成七八寸长的段，这就是卷子，俗语叫“枕头大卷子”，因像枕头而得名；为了美观，在表面两头用线勒两道印子，在中间点上红点点，卷子就制成了。奇台人把日常生活的美食做到了精致，并把这种精致的文化汇编成了一部书，叫做《古城美食》。这要惊叹于奇台人的精明和对文化的热爱，就像这本书中所说：“吃喝不是小事，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把这篇文章做好了，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社会的安定和谐，最好的体现，其实是在饭桌上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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