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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焦制备与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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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焦制备与应用技术
活性焦制备与应用技术
基本信息?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 ?页码：244 页 ?出版日期：2007年09月 ?ISBN： ?条形码：3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Pages Per Sheet 编辑推荐 　　活性焦是以褐煤为主要原料研制出的一种具有吸附剂和催化剂双重性能的粒状物质。活性焦具有活性炭的特点，但同时它又克服了活性炭价格高、机械强度低、易粉碎的缺点。《活性焦制备与应用技术》一书论述了活性焦制备工艺及活性焦在空气污染和水处理中的应用技术。该书的材料主要来源是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活性焦的研制及活性焦同时脱硫脱氮的研究》的研究结果。 　《活性焦制备与应用技术》面向从事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及欲从事活性焦生产的企业。
(作者：zjbk611823 编辑：kind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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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焦制备与应用技术》
作者:冯治宇著
出版日期:2007.04资源已找到百度hi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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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www.googletagmanager.com/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天山景物记
作者：碧 野
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长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象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不断的山峦，象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
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它象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又象年轻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象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象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
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
雪峰·溪流·森林
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是骑马上天山。
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焉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象走平川，又快又稳。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炎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象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象白缎上绣上了几朵...
天山景物记
作者：碧 野
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长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象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不断的山峦，象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
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它象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又象年轻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象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象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
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
雪峰·溪流·森林
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是骑马上天山。
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焉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象走平川，又快又稳。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炎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象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象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象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到水势缓慢的洄水涡，却有鱼儿在跳跃。当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鳞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
再往里走，天山显得越来越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峰的雪线以下，是婉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象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穿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少飞来，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这时，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虽然林外是阳光灿烂，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耀着你烟头的红火光。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
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象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象是春天了。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嫩脂似的感觉。
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象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象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象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巴掌大。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为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
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
迷人的夏季牧场
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象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
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象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象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
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倚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
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草原，洒下阵雨，畜群在雨云中出没，加浓了云意，很难分辨得出那是云头那是畜群。而当阵雨过去，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象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尖上的水珠，却又象数不清的金刚钻。
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象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畜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褪，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
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的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光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那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象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接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
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东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齐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
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夜静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畜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这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思。
野马·蘑菇圈·旱獭·雪莲
夜牧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这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的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间忽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拢去，马匹立刻就分为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鬣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象许多飘曳的缎幅。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它们混入牧群，跟牧马一块嬉戏追逐。它们机警善跑，游走无定，几匹最膘壮的公野马领群，它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地磨擦，然后就合群在一起吃草，嬉逐。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它们分群的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护群的公野马的长鬣鬃，那鬣鬃一直披垂到膝下，闪着美丽的光泽。
日出后的草原千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草原上了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朝直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象夏天夜空里的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用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又鲜甜又浓香。
天山上奇珍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相关信息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它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
只有到了夏至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肥肫肫，圆滚滚。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
另一种奇珍异品是雪莲。如果你从山脚往上爬，超越天山雪线以上，就可以看见青凛凛的雪的寒光中挺立着一朵朵玉琢似的雪莲，这习惯于生长在奇寒环境中的雪莲，根部扎入岩隙间，汲取着雪水，承受着雪光，柔静多姿，洁白晶莹。这生长在人迹罕到的拔海几千米雪线以上的灵花异草，据说是稀世之宝——一种很难求得的妇女良药。
天然湖与果子沟
在天山峰峦的高处，常常出现有巨大的天然湖，就象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净的镜面。湖面平静，水清见底，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地倒影水中，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在这幽静的湖中，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人家说山色多变，而事实上湖色也是多变，如果你站立高处了望湖面，眼前是一片爽心悦目的碧水茫茫，如果你再留意一看，接近你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象千万条银鱼在游动，而远处平展如镜，没有一点纤尘或者一根游丝的侵扰。湖色越远越深，由近到远，是银白、淡蓝、深青，墨绿，界线非常分明。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眼泪，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的万种哀愁。
就在这个湖边，传说中的少女的后代子孙们现在已在放牧着羊群。湖水滋润着湖边的青草，青草喂胖了羊群，羊奶哺育着少女的后代子孙。当然，这象征着哈萨克族不幸的湖，今天已经变为实际的幸福湖。
山高爽朗，湖边清净，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
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象被一刃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深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从悬崖上象条飞练地泻下，即使站在几十里外的山头上，也能看见那飞练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链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涧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象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
如果你顺着弯弯曲曲的涧流走，沿途汇入千百泉流就逐渐形成溪流，然后沿途再汇入涧流和溪流，就形成河流奔腾出天山。
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果子沟往往不为人们所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条野果子沟，沟里长满野苹果，连绵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雕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泥。
现在，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条野苹果沟，开始在沟里开辟猪场，用野苹果来养育成群成群的乌克兰大白猪；而且有人已经开始计划在沟里建立酿酒厂，把野苹果酿造成大量芬芳的美酒，让这大自然的珍品化成人们的血液，增进人们的健康。
朋友，天山的丰美景物何止这些，天山绵延几千里，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如果哪一天你有豪情去游天山，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也许我可能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其实我私心里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
天山景物记
作者：碧 野
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
做策划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改进缺点，做别人没有做到的。”无论游戏策划还是其它策划都是一样！
游戏策划的第二个原则：放飞思想。也许你认为我是说策划们应该充满想象...
英文语言: 美国人或英国人?
吵架有关如何大师在英国人的二个类型之间的不同未来会被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下列各项是我的观点
今天作为另一个本国的英国人 (加拿大英...
发了，记得接受
答: 应该是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吧,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出现这个内分泌紊乱的情况,最好是不要这个样子的。
答: 我可以给你提供个想法，仅供参考咯~！
可以从培训人才和被培训人才的数据比例来说明拉，很有说服力哦~！
祝你好运！
答: 专家建议，父母可使用如下方法一：以身作则给孩子树榜样方法例示一个初一的小男孩，偷偷地抽烟，被父亲发现了
答: 如果他能适应于大部分人，就是对的，而且也没有新的方法取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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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浅谈&&杨伯峻
本帖最后由 秋风 于
22:07 编辑 导 言
一、一点说明
我谈的“经书”，不是“经学”。要谈“经学”，谈何容易！一部“经学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思想斗争史，主线是政治思想斗争史，甚至政治斗争史。这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打着“经学”旗帜进行斗争的历史。涉及各种学说、学派和它们的来龙去脉，即它们的产生、成长和衰落的过程，自然要研究历史的各个领域，因为它是各家各派兴衰的背景。写一部这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洋洋大观的专著，不是“浅谈”所能了，更不是我的学力所能了。
经书浅谈，只限于浅谈各种“经书”的主要内容，著作年代，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着手，如何深入。在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点看法，同时扫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碍。
我谈的“经书”，其实就是“十三经”，它是自宋朝以来确定的，到今天还习以为常，不是有《十三经白文》、《十三经索引》、《十三经注疏》等等可以为证吗？这是“儒家”的经典。拆穿西洋镜，也不过那么回事。
二、“经”名考
为什么叫“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各种说法撇开不谈，专从历史考据上讲讲这问题。“经”作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桴”。这是讲吴王夫差要和晋国决一胜负的战前情况。韦昭注说：“经，兵书也。”而清末俞樾却认为“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依俞樾说，“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但剑不插在剑鞘里，偏要挟在腋下，不但古代无此说法，而且捶鼓也难以使劲。俞樾的说法有破绽。总之，面临交战，挟着兵书临时请教它，自未免可笑，俞樾这一驳斥还是有道理的。因之，《吴语》的“经”，我们不看做“兵书”。《墨子》有《经》上、下篇，也有《经说》上、下篇。《经》的文字简单，甚至三四个字便是一个命题。《庄子·天下篇》说墨学弟子徒孙都读《墨经》，可见“墨经”之说起于战国。《经说》便加以说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经》，不知《道经》是什么时代的书。《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下，和《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经”和“说”，可能是仿效“墨经”的。可见，“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礼记》有《经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启发的。至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一类医书，因为那是后人伪作的，便不讨论了。
由上所述，“经”名之起，不在“儒家”。“经”的意义，也未必是用它“经常”的意义，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今文派”认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经”，他们不懂，“经”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经”名之起，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大概起于“墨经”，不起于孔子。后代把“经书”这一“经”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说叫做“佛经”，伊斯兰教有《可兰经》。道教称《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抱朴子·外篇·勖学第三》也有这一说法。在考古发掘中，无论竹简木札或帛书，只有用丝线和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残迹。“经”本是丝织之名，是否因以丝织物装成册而给以“经”名，前人多主此说，但也难以肯定，因为用丝、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不止“经书”。
把“儒家”书籍说成“经”的，开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似乎“六经”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说。如果这说可信，甚至“六经”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说我研究这“六经”。可惜的是《庄子》这部书，自己也说“寓言十九”（见《寓言篇》），不尽可信。但总可以证明，在战国时，儒家已有“六经”。《庄子·天下篇》更进一步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几句话意思是，“《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礼》讲的是应对进退、周旋揖让，《乐》讲的是声音和谐，《易》讲的阴阳，《春秋》讲的是君臣上下。这种道术分布在四方而在诸侯各国中有所表现和设施的，各家各派有时有人称道它。”这样一说，“六经”不但是儒家所专有，而且它是以后“百家争鸣”的学术源泉。汉代尊经，据郑玄说，“六经”'的竹简长二尺四寸（见《仪礼·聘礼》贾公彦《正义》引郑玄《论语序》）。从1959年7月在甘肃武威汉墓所出土的竹、木简的《仪礼》看来，这话是可信的。
三、《十三经》的完成经过
如上所说，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见贾谊《新书·六术篇》）。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我还猜想，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肩于“古乐”一类，已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各国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所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褥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它的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了，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至于东汉末年曹操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他还能记出《诗经》中四篇乐谱，我却认为，杜夔所记出的《诗》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
“六经”的次序，据《庄子·天运》和《天下》、《徐无鬼》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泰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序》，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唯《荀子》《商君书》没谈到《易》）。但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以至现在的《十三经》都把《易》改在第一。为什么到后汉时把“经书”的次序移动了呢？很可能他们认为“经书”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应该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诗》有《商颂》，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列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为鲁史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列在第六。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末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三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这便是《十三经》成立的大致过程。以后分别浅谈以成文先后为序，并不一定按这个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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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7 编辑 《论 语》
一、《论语》的内容和成书年代
《论语》是这样一种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少数学生的言语行事。我们要研究孔子和孔门弟子，它是首先应该读的书。
“论语”之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足见它这书名在汉武帝以前便有了。为什么叫“论语”，其说不同，都不一定可靠，可以不去管它。两汉人引《论语》，有称“孔子曰”的，纵不是孔子的话，也称“孔子曰”，似乎可以看出，汉人把《论语》等同于《孟子》、《荀子》、《墨子》，作为诸子的一种。汉人又把《论语》看为“传”、“记”，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以《论语》为“传”的一种；《后汉书·赵咨传》引其遗书，谓《记》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是《论语·八佾篇》中的话。更可以知道汉人不把《论语》看作“经”，而看做辅翼“经书”的“传”、“记”。汉人读书用竹木简编缀成册，写“经”书，用长二尺四寸的策（汉尺，合今约55．92厘米，1959年甘肃武威所出土汉简《仪礼》可为实物证明）；若《论语》，据《论衡·正说篇》，便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简。由此也可以证明《论语》只是“传”、“记”。
《论语》书中记到了孔子晚年最年轻学生曾参的死，又记着曾参对鲁国孟敬子一段对话（《泰伯篇》）。“敬”是谥号，当时人死了才给谥号。孟敬子肯定死在战国初期，那么，《论语》的编辑成书大概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论语》编纂成书虽在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后七十多年，但着笔或者较早，甚至也不是一人的笔墨，如《子罕篇》说：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琴牢，自称“牢曰”，可能是琴牢自己的笔记，为编辑《论语》者所采入。又如《宪问篇》：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做官拿俸禄）；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也就是《雍也篇》的原意。这几句，也很可能是原宪自己的笔记，为《论语》编纂人所采入。另外又如《子张篇》记“子夏之门人”和子张的问答，那一段话，不是子张学生所记，便是子夏学生所记。因此，我的看法是：《论语》是采辑孔门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有关笔墨，在战国初期编纂而成的书。
二、《论语》的作用
孔子晚年就有极大的名声，赢得当时各国的赞美。当时有人说他是“人民导师”（《论语·八佾》），鲁国称他为“国老”（《左传·哀公十一年》）还有人认为他是“圣者”（《论语·子罕篇》）。死后，他的学生比他做日月，高得不可超越（《论语·子张篇》），说他“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同上）。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确有丰功伟绩。因此，《论语》一书从来就受到尊重。两汉时儿童最初念书，是先读识字课本，自秦统一前以至汉代，有各种识字课本，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好比后代儿童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其后改读“人、手、足、刀、尺”一样。识字完毕，便读《论语》和《孝经》。《论语》是读书人必读之书。不象“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可以不读，也可以只通一经；能够兼通几种“经书”的，便是了不得的儒者。以后的读书人，可说无人不谈《论语》。到南宋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这四种更成为学习入门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举行科举，考试题目必须在《四书》之内，而且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根据，一直经过明朝，延到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完全废除以《四书》命题的“八股文”考试办法。《论语》是《四书》的第一部，八股命题少不得《论语》，读书人要做官，一般非经过科举不行，《四书》，尤其是《论语》，便成为读书做官的敲门砖，如此经过将近六百年，足见它影响之大且深。
纵是科举废了，《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既不是敲门砖了，为什么这书还有不少人读它呢？一则二千多年来便把它看成必读书，旧的习惯势力难以肃清；二则《论语》本身也有较为广泛的用途和较大的价值，它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的必读书，所以直到今天，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古籍。
三、孔子和他的思想及贡献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公羊传》和《谷梁传》），一说生于公元前559年（《史记·孔子世家》）；死于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二。
他出生于宋国贵族，他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郰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孟子·万章篇下》）。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渊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地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论语·八佾》）。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说起来是“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头脑里未必意识到阶级的划分和矛盾，但在阶级社会里，有各种家庭出身、各种职业、受着不同待遇的人，这是客观存在，任何人不能视而不见。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出自上层。孔子自己也是没落贵族，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并不存在阶级歧视。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沦语．述而》），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他晚期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篇》）。从《论语》看，他经常谈《诗》。《诗》就是今天的《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有庙堂之诗，有卿大夫的诗，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孔子曾经整理过《诗》，见《论语·子罕篇》。《书》是《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历史资料汇编，孔子曾引用它，见《论语·为政篇》。《礼》，当孔子时或许有书，但现今流传的《礼》，即《仪礼》，则出自孔子的讲授。《乐》只是曲谱，早已亡佚，但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易》，也叫《周易》或《易经》，当孔子时，只有《卦辞》和《爻辞》作占筮用，孔子曾经引用它。《春秋》是鲁国文书，孔子曾经采它作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教本。孔子整理和传授古代文献的情形大概如此。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论语·述而》）。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相反（《论语·先进》）。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论语·先进》）。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所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象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论语·为政》）。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当然，那是个别教育，不同于今天的上大课，但今天的灌注式的方法是否能有所改变或补充呢？
四、怎样看待《论语》和读它
我们今天早已不把《论语》看成“圣经”，纵把孔子看成“圣人”，那也是封建初期的“圣人”。我们今天把《论语》看成为研究孔子和孔门、孔学的最可信的资料，也看为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资料，分析它，批判地继承它。
古往今来关于《论语》的书很多，总计三千多种。在《论语》一部书里，因为言辞简略，词义含混，更给人以歪曲的可能。加上自两汉以来，引用《论语》来证明自己的意见，经常“断章取义”，不顾本真。这种办法最易发展，于是孔子本人和他的学说便曾被各式各样利用过。他们不惜曲解《论语》，用自己的学说来附会它。例如宋朝的唯心主义者陆九渊（年）曾公开地说：“六经注我”（《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六经做我主张的注脚。无怪《论语》一部书曾被各式各样的人作过不适当的评价，也被各式各样的人作了不同程度的歪曲。我们要正确地了解《论语》，还它以本来面目，由此而正确地评价孔子，给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首先要扫清二千多年来积累的妨碍我们视线的障蔽，并且把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和他曾被人利用因而在历史上发生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要实事求是地探讨《论语》原文的本义，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它，批判它。
要研究《论语》，初步可以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以下几种书，仍然有参考价值，
（1）《论语注疏》：魏何晏（190-249年）集解、宋邢昺（932-988年）疏。《十三经注疏》本较方便，因为有阮元的《校勘记》。
（2）《论语集注》：宋朱熹年）著。朱熹虽然是理学家，但对注解《论语》却花了很大工夫，并注意训诂。
（3）《论语正义》：清刘宝楠（年）、刘恭冕（182l-1880年）父子合著。
（4）《论语集释》：近人程树德著，搜集材料相当丰富。
（5）《论语疏证》：近人杨树达（年）著。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加按语，说明自己看法。
第一节 《孟子》内容和作者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互相问答的书。
《孟子》和《论语》有相同处，有相异处。《孟子》各篇，没有有意义的题目，如《墨子》“尚贤“非攻”，《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之类，而只是摄取篇首二三个字为篇题。这一点和《论语》完全相同。《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各自为章，也和《论语》完全相同。两汉人把《论语》看成“传记”，也把《孟子》看成“传记”，如《汉书·刘向传》引“传”曰“圣人者出，其间必有名世者”，“其间必有名世者”一句见于《孟子·公孙丑下》，《后汉书·梁冀传》引“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二句见《孟子·滕文公上》；《说文解字》引《孟子·梁惠王下》“簟食壶浆”，也称“传曰”。如此者不少。这是第三点相同处。汉文帝时曾设立传记博士，《论语》、《孟子》都是“传记博土”之一，这是第四点相同。《论语》一书，经常为汉人引用，《孟子》也是如此，《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对丞相御史多用《孟子》语，《汉书·邹阳传》引其说王长君“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臧（藏）怒，无宿怨”，本于《孟子·万章上》，《汉书·兒宽传》叙兒宽对汉武帝问，有“金声而玉振之”一语，即用《孟子·万章下》。无怪乎在两汉时《孟子》地位仅次于《论语》，为诸子之冠冕。
但它和《论语》有不同处。第一，《论语》讲孔子容貌动作相当详细，尤其《乡党》一篇；而《孟子》全书仅记孟子言语和出处。第二，《论语》记到孔子再传弟子，如曾参死时召门弟子（《论语·泰伯》），又如“子夏之门人小子”（《论语·子张》）；《孟子》仅记孟子和他弟子相问答，不涉及学生的学生。第三，《论语》记孔门弟子仅仅几个人称“子”，如“曾子”“有子”，而《孟子》则除万章、公孙丑少数人外，多称“子”，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类。因为有这几点相同和不同，便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孟子》仿《论语》而作，但《论语》编纂于孔子再传弟子之手，《孟子》大概是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对同学辈称“子”，对自己不称“子”，全书文章风格一致，可能经过孟子亲自润色。至于对当时诸侯都称谥，尤其是鲁平公，死于梁惠王元年之后七十七年，孟子初见梁惠王，惠王就称他为“叟”（老先生），鲁平公一定死于孟子后。不但鲁平公死于孟子后，梁襄王也死在孟子后，就是齐宣王，也可能比孟子晚死三两年，这些诸侯的谥，大概是孟轲门徒追加或追改的。《史记·孟子列传》说：“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话是大体可信的。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共十四卷。
第二节 孟子生平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一大派，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此应该知道他。
孟子名轲。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死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活到八十多岁。他是邹国人；即今天山东邹县东南郊。相传他幼小时死了父亲，他母亲为着教育他，有“三迁”和“断机”的事（见《列女传》）。
孟子出生时，距离孔丘的死将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见孔丘的学生，连孔丘的孙子子思，曾孙子上都赶不上。孟子所从师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学成以后，便出游齐、魏、滕等国，向当时诸侯讲“仁义”，讲统一天下的方法，讲治国的政策。可是当时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里却认为他的那一套“迂阔”，不切合实际。他首先说齐威王，碰了钉子，便去游说宋王偃、也不得意，曾和滕定公的太子，就是不久后继承君位的滕文公相见，仍然回到家乡。后来又到鲁国，鲁平公要来拜访孟子，却被人破环。滕文公即位，孟子来到滕国。可惜滕国太小太弱了，而且滕国的大臣多半是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孟子也年近七十，到了梁国。梁国就是魏国，因为国都由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又称梁国。孟子同梁惠王和他儿子梁襄王都先后相见，可惜梁惠王不听信他；梁襄王呢，孟子有些厌恶和轻视他，所以，孟子离开梁国，又到齐国。这时正当齐宣王之世，齐宣王不用孟子的计谋。孟子离开齐国，已经七十多岁了，从此不再出外游说，和他的学生万章、公孙丑之流著述《孟子》七篇。
第三节 孟子的学说
孟子以孔子的嫡传和继承人自任，他的学说基本上和孔子相同，甚至有些地方还比孔子拘泥；但也有比孔子进步处，这是由于孔子所处是春秋晚年，孟子所处已进入战国；时移世异，自应有所不同。
《论语·尧曰》篇是孔子的政论大纲，先引尧、舜、禹、汤、周，然后说出自己的施政纲领，足见孔子是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武，和周公为“先圣”，而自己是继承他们衣钵的。从今天的历史观看来，唐尧、虞舜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纵有其人，也只是原始社会已经解体之际，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夏禹以后，由大酋长的推选制度改变为世袭制。夏、商二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儒家粉饰历史，也粉饰历史人物。《论语·尧曰》篇已经是后代“道统”的先兆，《孟子》的最后一段说得更明白：尧舜至汤，汤至文公，再至孔子；孔子而后，便是自己了。这一“道统”，到唐朝韩愈便自认他是遥接孟轲的了（韩愈《原道》）。
孔子讲“仁义”，孟子也讲“仁义”。孔子把“仁义”和“利”绝对对立，孟子也如此主张，这是他们的相同处。但是孔子只说“性相近”（《论语·阳货》），孟子却一口咬定“性无有不善”（《孟子·告子上》）。孔子还说：“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衣衿向左开）矣。”（《论语·宪问》）甚至称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意思是，这就是他的仁德（《论语·宪问》），孟子却非常轻视管仲（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也曾几次讲到齐桓公，还有一次评论了晋文公（参考《论语·宪问》），孟子却硬说：“仲尼之徒无道桓（齐桓公）文（晋文公）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下》）。孔子不讲井田，孟子却想复古，欣然替滕文公设计井田规划（《孟子·滕文公上》）。这些是孟子的拘泥处。
孟子比孔子有进步的地方，主要是以民为重和君臣关系。这些，一则由于时代的进步，二则由于孟子“兼善天下”思想的扩张运用。孔子讲君臣关系，最多只是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而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孟子甚至答复邹穆公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意思就是，你怎样对待人，人就照样回报你。君臣关系如此，君民关系更如此，没有单方面要求人家怎样怎样的。孟子而且更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当时极可贵的民贵君轻论。
孔子不大相信鬼神，他的学生说，他不谈“神”（《论语·述而》），但《论语》一书中，只一万二千多字，却出现“神”字十七次，“鬼”字五次。《孟子》一书，共三万五千多字，几乎多于《论语》二倍，竟没有一次“鬼”字，只有一次“百神”字。孔子可能是无神论者，孟子真正是无神论者。
孟子和孔子一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他们所谈的，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但孔子也谈到历法，因为历法关系民生。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什么叫“行夏之时”呢？古人认为历法有“三正”通行于夏、商、周三代，夏代以建寅之月（含“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岁首），商代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代以建子之月（含“冬至”之月，即今农历十一月）为岁首。其实，这未必是夏、商、周三个朝代的不同历法，仅仅是春秋时代三个民族地区的不同历法。晋国是夏墟，行的是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岁首）的历法；宋国是商墟，行的是以建丑之月为正月的历法；周朝以及鲁国行的是以建子之月为正月的历法。当然，建寅的历法，正月一般是立春之月，春、夏、秋、冬四时合于农时，便于农活，就在春秋以及西周，民间都行此种历法，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孟子更懂得历法。他说道：“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故”是“所以然”的意思，用现代术语说，是客观规律。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知道他们运行的规律，今后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坐着计算出来。孟子论治水，也说，一定要遵循水的规律。遵循水的规律，使用不着穿凿附会、自以为是的聪明智慧了。这是孟子的进步处，也是他的唯物主义的表现。
但是一谈到“性善”、“行仁政”等等，孟子使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讨论人性和对待自然物不同，尤其和对待天体运动不同。孟子却等同起来，说什么“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顺利）为本”云云（《孟子·离娄下》）。这话是说：“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一切事物都有其“所以然”，都应该“倾其自然之理”。然而“自然之理”不是一时一人所能完全掌握的。不但天体运动如此，人的属性更是如此。“人性”不但有自然因素，还有更多的社会因素，尤其不能不打下阶级烙印。在生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没有发达，甚至尚未成为学科的时代，孟子一定要把人性和水比附，说什么“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叫做瞎比附。如果性恶论依样画葫芦地说：“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怎么回答呢？
孟子还有一套外推术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他说，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下井去，都有惊骇而同情的心情。这心情便是自然产生的。同情之心是“仁”的萌芽，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推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节译自《孟子·公孙丑上》）。由看见小孩将掉下井的惊骇同情的心情，推而断定人人都有同情之心，又推而人人都有仁、义、礼、智的萌芽。然后又向外推以至于“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下》）。这种外推术，可以不要任何论证，便随心所欲地引导出自己的结论，无怪乎“外人”（孟子和孟子徒弟以外的人）都说孟子“好辩”（《孟子·膝文公上》）了。
不知道是孟子这样的思想方法--比附和外推--导致孟子在论有关上层建筑范围的事物陷入唯心主义呢，还是孟子的唯心主义导致他采取这种诡辩术呢？总而言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比附以及外推的思维术，在孟子学说上，是结成不解缘的。
第四节 孟子的悲剧和闹剧
孟子一生不得志，主要是他自取的。他把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身有的，即内在的；一类是外在的。本身有的，如仁义礼智，“求则得之，舍（捨）则失之”，这是求而有益于得的。外在的，如富贵利达，这是求而未必能得的（节译自《孟子·尽心上》）。因此孟子虽然极想“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却不肯考察当时天下形势已容不得他执行复古的井田制；诸侯讲富国强兵以及合从连衡唯恐不足，更听不得“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下》）的议论。无怪乎纵是逞其口舌，终不能说动诸侯，退而著书了事。和孟子出生稍后的商鞅，却在孟子尚未老迈之年，得行其法于秦，使秦孝公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虽然死得很惨，但他那一套主张，仍然未被废除，终于导致秦始皇统一天下。商鞅是唯物主义者，孟子是唯心主义者，这或许是他们成败的关键之一罢。
孟子虽然被称为“亚圣”（始于元顺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定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在孔庙里陪着孔丘吃冷猪肉（当时叫“配享”），但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却对孟子的重民思想极不高兴，甚至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洪武二十七年（1394）叫人把《孟子》所有有关重民思想的章节全行删去，书名《孟子节文》，连所引《汤誓》“时日盍丧？予及女偕亡”（《梁惠王上》）都删去了。共计删除八十五条，并且不准士人学习这些被删去的章节，更不准用它作考试题目。有一段时间，还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经人劝说才得恢复。这固然不能说是孟子的悲剧，反而反映他所以遭专制魔王的迫害，更觉得他重民思想的可贵。这只是孟子身后的一幕闹剧罢了。
第一节 《孝经》内容
《孝经》虽然以“经”名书，实在不能和其他“经书”相比。它纯讲“孝道”，因此被历代皇帝所重视，用来劝老百姓“孝”，由“孝”以劝“忠”，由是得厕入《十三经》之林。
今本《孝经》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分为十八章。这十八章是：
《开宗明义章第一》，讲“孝，德之本也”，又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天子章第二》，讲“天子之孝”。
《诸侯章第三》，讲“诸侯之孝”。
《卿大夫章第四》，讲“卿大夫之孝”。
《士章第五》，讲“士之孝”。
《庶人章第六》，讲“庶人之孝”。
《三才章第七》，讲“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利也”。天、地、人是“三才”。
《孝治章第八》，讲“明王以孝治天下”。
《圣治章第九》，讲“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
《纪孝行章第十》，讲“孝子事亲”。
《五刑章第十一》，讲“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广要道章第十二》，讲“礼”“乐”是广“孝”的“要道”。
《广至德章第十三》，讲教“孝”“悌”和好好做臣属。
《广扬名章第十四》，讲“孝”可移于“忠君“顺长“治官”。
《谏诤章第十五》，讲要有“争臣”“争友”“争子”，使君上、父亲和朋友“不陷于不义”。
《感应章第十六》，讲“孝”“无所不通”。
《事君章第十七》，讲如何事君。
《丧亲章第十八》，讲孝子丧亲之道。
宋代理学家朱熹曾经评论《孝经》：
《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皆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见《朱子语类》）
第二节 《孝经》的著者时代
《孝经》作者有几种说法：
第一说是孔子。班固：《汉书·艺文志》（实本于刘歆《七略》）说：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其后郑玄的《六艺论》也这么说，《孝经纬钩命诀》甚至引孔子的话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援神契》更说得神奇：“孔子制作《孝经》，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孝经》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后明，因为一翻《孝经》本书便会明白。孔子若作《孝经》，哪能称他的学生曾参为“曾子”，这是其一。《孝经》抄了孔子以后的一些书，如《左传》《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预见到他死后一两个世纪中某些人物会说某些话？此其二。《论语》是比较可信的孔丘言行录，《孝经》的论孝，便和《论语》的论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处，此其三。所以越到后代，这种主张的人便逐渐少了。
第二说是曾子所作，初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这一说法，在司马迁时，未受重视；到两晋以后，附和者渐多。但取《礼记》和《大戴礼记》曾子论孝诸事和《孝经》比较，相抵触者不少。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甚至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指不义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篇》说：“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一个说不争就是不孝，一个说争辩是祸乱发动之源，究竟哪一说是曾子本意？何况《孝经》所用《孟子》、《荀子》诸语，曾于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这一说也不足信。
第三说是曾子门人所作。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孝经刊误》）开其端，并无实证，只是想象之词。另外还有说是子思所作，只见于宋王应麟《困学记闻》引冯椅说，尤不足论。
我们考察《孝经》的作者，一则当就与《孝经》有关的文献进行研究，一则尤其应该从《孝经》本身进行研究。
《吕氏春秋·察微篇》有下列一段话：
《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富贵不离其
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
这一段和《孝经·诸侯章》文字全同。《吕氏春秋》明白地是引《孝经》，可见《孝经》出于吕不韦以前。
又《吕氏春秋·孝行览》：
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
海，此天子之孝也。
虽然没有说引自《孝经》，却和《孝经·天子章》只有个别字不同，可能也引自《孝经》。因之汪中《经义知新记》说：
《孝行》《察微》二篇并引《孝经》，则《孝经》为先秦古籍明。
蔡邕《明堂论》说：“魏文侯撰《孝经传》。”似乎在魏文侯时《孝经》已经流传。但《汉书·艺文志》不录这书，蔡邕所看到的《孝经传》未必是魏文侯所作。而且魏文侯是战国初期人，不可能看到《孟子》、《荀子》，而今天《孝经》袭用《孟子》、《荀子》，就无法解释了。
《孝经》袭用《左传》的，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几句，《孝经·三才章》全部照抄，只改“礼”为“孝”。又宣公十三年“进思进忠，退思补过”，《孝经·事君章》照抄。又襄公二十一年“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等语，《孝经·圣治章》改为“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文公十八年“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孝经·圣治章》仅改“度”为“在”。这些都是《孝经》作者袭用《左传》语句。其余如《孝经·谏诤篇》多袭用《荀子·子道篇》。至于《孝经》袭用《孟子》，虽不是字句全同，但撮取大意，插入可用词句，痕迹显然，陈灃《东塾读书记》已经指出。还有未经他指出的不少。近人王正己说《孝经》为孟子门人所著，①就是因为《孝经》多袭用《孟子》之故，但《孝经》未必是孟子门人所著。
从上面几段文字看，在素始皇统一前，吕不韦集门客作《吕氏春秋》，《孝经》已经流行，不然，不会被引用。但又在《孟子》《荀子》流行以后，不然，无法袭用其文。孟轲假定死于公元前305年，荀况生于公元前340年，大约死于秦始皇即位前后不久，吕不韦集门客著书前，《吕氏春秋》著书开始于公元前240年，成于公元前239年，仅历二年而成，可见门客之多，抄撮之速，《孝经》自亦在取材之中。《孝经》作，当在公元前三世纪早期，或公元前230年左右。
第三节 所谓《古文孝经》
谈到《古文孝经》的有两家。一是《汉书·艺文志》：
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孝经》《论
语》，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另一是许冲上其父许慎所著《说文表》：
《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就。
桓谭似乎看到过《古文孝经》，《新论》说：
《古孝经》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②
以上三说，互不相同：（一）《汉书·艺文志》说《古文孝经》在孔子家中屋壁内所发现，许冲说汉昭帝时为鲁国三老所献。（二）《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说，《古文孝经》分二十二章，而桓谭说只有二十章。
总之，关于《古文孝经》，《隋书·经籍志》是这样说的：
《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粱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这么一说，《古文孝经》早已不存在，今本《古文孝经》是伪造本。谁伪造的呢，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由刘炫复得，上引《隋书·经籍志》便戳着它是假货。至于所谓孔安国传更是伪品。还有所谓《孝经》郑玄注，也是不可信的。这些都不必啰唆了。
第四节 《孝经》之受推尊
《孝经》一书，实在值不得去读它，但历代封建统治者便利用它为政治服务，以达到他们屡世相传的政治目的，因而历代都受推尊。《汉书·艺文志》说：“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置博士”，便是在大学里设专科教授。而且汉代在儿童识字以后，《论语》《孝经》是必读书。汉代也提倡“孝”道；自惠帝以后，历代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还选疏广教授皇太子以《孝经》。这类情况，翻开历史书，便会不少发现。尤其可怪的，据《七录》，晋孝武帝有《总章馆孝经讲义一卷》。当然，以皇帝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前有晋元帝的《孝经传》（已佚，见《经义考》），后有粱武帝的《孝经义疏十八卷》（《隋书·经籍志》，已佚），粱简文帝《孝经义疏》五卷（已佚，亦见《七录》）等。现在只谈东晋孝武帝这个人，他十岁死了父亲，便不哭丧，还说什么“哀至便哭”。他在位时，权臣桓温已死，政柄他一人掌握；其后谢安、谢石又大败苻坚于淝水，正是大有为之时，他却自己饮酒好色，又专任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一般龌龊小人，贪婪无厌，卖官鬻爵，流毒人民，结果被所宠爱的张贵人所害死，甚至没有来追究她。东晋因之日益衰颓，以后遂一蹶不振，还宣讲什么《孝经》（宁康三年重九日孝武帝曾亲自讲《孝经》），作什么《孝经讲义》？由此可见，统治者之讲《孝经》，为《孝经》作解说，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是唐玄宗作的，宋邢昺作疏。因为《孝经》这部书，内容陈腐，文字浅陋，实在值不得一读。好在只有一千八百字，翻他一遍，半小时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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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古史辩》第四册。& & ② 《太平御览》608引，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正经篇》。
第一节 《周易》本是占筮书
古代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情况和规律极其缺乏认识，因之产生不少迷信活动。卜和筮便是一种迷信。尤其是上层人物，什么举动都得先请教神灵，问问吉凶。卜用乌龟腹甲或者牛胛骨，自清代末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首都旧址）发现大量卜辞以来，为研究中国殷商史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最近在陕西扶风县、岐山县一带，即西周建国前的周原地区，又发现了周代卜甲、卜骨，虽然数量不大，却很有价值。用实物证明了西周在建国前，即武王灭纣以前，早就用龟甲牛骨占卜了。以后又用蓍草卜卦，叫占筮。《周易》这部书，就是提供占筮者用的。《周易》就是今天的《易经》，又简称《易》。
蓍草就是民间通称的蚰蜒草或者锯齿草，用它的茎作占筮工具。大概用蓍草茎五十根，又抽去一根，得四十九根，分别数它们的数目，把它们分为几份，这叫做“揲”，然后成卦。要揲好几次，由原先的卦再变成什么卦，然后参考占筮书，来预测吉凶。
传说占筮书有好多种，从《左传》和《国语》这种春秋史书来考察，一般用的是《周易》。也有一些不见今本《周易》的语句，或许有的是《周易》以外的占筮书。至于《周礼·春官·大（太）卜》所说的《连山》、《归藏》二种占筮书，谁也没有见到过，现存《连山》《归藏》是假货，就不必说它了。
第二节 《周易》内容
《周易》最基本的东西是“阴”“阳”两个符号，“—”是“阳”，“--”是“阴”。由这两个符号，连叠三层，组成八卦：乾、坤、坎、震、巽、离、艮、兑。这八个卦，互相重叠，又组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爻，从下往上数，第一爻叫“初”爻，第二、三、四、五爻仍用“二”“三”“四”“五”为名，最上一爻叫“上”爻。那一焰若是阳爻“—”，便叫“九”；阴爻“--”，便叫“六”。初爻叫“初九”或“初六”，最上一爻叫“上九”或“上六”，其余的便是“九二”或“六二”，“九三”或“六三”，“九四”或“六四”，“九五”或“六五”。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六爻的（本三百八十四爻，再加上《乾·用九》、《坤·用六》二条爻辞）爻辞，是《周易》“经”的部分。又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
《周易》有“经”，自然有“传”。《易传》有七个部分，十篇，所以叫做“十翼”，意思说这十篇文字是“经”的羽翼。《十翼》七种十篇是：
一、《彖传》，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卦辞》的，分上下两篇。彖即断也，断定一爻之义。
二、《象传》，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爻辞》的，也分上下两篇。
三、《文言》，只解释《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
以上三种，本来是和“经”分离各自单独为篇的，后人因为它和“经”文关系较为密切，便附在各有关“经”文之下。“经”分为上、下，因此《彖传》、《象传》也分为上、下。《文言》，只各附于《乾》《坤》两卦《象传》之后，这两卦都在上篇，不能再分为上下了。
四、《系辞》，它是《易经》的通论，内容比较庞杂，篇幅也较长，所以也分为上、下两篇。
五、《说卦》，主要记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这八卦也叫“八经卦”，因为是由它组成六十四卦的。六十四卦，经过“经卦”的重叠，又叫“别卦”）所象的事物。《说卦》说：“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是原始卦象。《说卦》又加引申，一个卦可以代表多种事物。
六、《序卦》，解说六十四卦的顺序。
七、《杂卦》，解说六十四卦的卦义，却不依照六十四卦的顺序，错杂解释，所以叫“杂卦”。
以上四种，各自独立为篇，列于“经”文之后。本来“经”自“经”，“传”自“传”，今本《周易》把《彖传》、《象传》、《文言》各附于相关“经”文之后，而把《系辞》以下四篇列在“经”后，有人说，由西汉《易》学者费直干的，初见于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又有人说，开始于东汉末的郑玄，见于《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因为《三国志》是晋人陈寿所著，在唐以前，应该相信它。
第三节 《周易》“经”的写作年代
依上节所叙，《周易》先得画卦，然后重卦，才能有卦辞和爻辞。谁画的卦？谁重的卦？传统说法是伏羲氏、神农氏，这当然不可信。伏羲、神农这类人，只是战国以后传说中的人物。但画卦、重卦必然在作卦辞、爻辞之先，现在没有确凿得据以推论是谁所为，只好存而不论。
从《卦辞》、《爻辞》看，《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因为它所载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代初年的史事，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
一、《丰·初九爻辞》说：“虽旬无咎。”意思是“纵是十天，不会有祸害”。这个“旬”字，是从殷商承袭下来的，甲骨卜辞有大量“卜旬”记载，到西周中叶以后便不大有人知道了。
二、《大状·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旅·上九爻辞》“丧牛于易”。“易”是地名，在易地丧失了牛羊，这是殷商祖先王亥的故事，从前人都不清楚，自卜辞大量被发现，经王国维仔细研究，才从若干古书结合卜辞钩稽出来。《爻辞》用着这个故事，可见它写作时代的早。
三、《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二处都讲到高宗伐鬼方，是殷商的历史。
四、《泰·六五爻辞》和《归妹·六五爻辞》都说“帝乙归妹”。帝乙是商纣的父亲，“归妹”意思是“嫁女”，帝乙把少女嫁给文王，可以和《诗·大雅·大明》互相印证和补充。
五、《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这是说武王之弟康叔被封于卫，饲养周王朝所赏赐的马，日益繁衍。
六、《升·六五爻辞》：“王用亨于（享）岐山。”《随·上六爻辞》》：“王用于西山”。这两个“王”字，都是指周文王。周文王在生前已称为文王，王国维有考证，更得到周原卜辞的实证。
七、《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东邻”指殷商，“西邻”周王国自指。杀牛祭鬼神，可说恭敬了。禴祭仅用饭菜，不杀牲。殷纣虽杀牛以祭，不如周文王的薄祭，鬼神反而使他受福。
另外还有不少故事，因为情况后来失传，现今很难搞明白，暂且不谈。从上面所述，最早有殷商祖先丧牛羊以易的故事，其次有高宗伐鬼方以及帝乙嫁女的史事，又有卜旬的风气，最晚的故事是卫康叔饲养马群，那是周朝已灭纣统一天下了。《卦辞》《爻辞》没有后来盛传尧、舜禅让的事，没有讲商汤、周武王“革命”的话，没有讲封（皇帝登泰山祭祀）禅（祭祀泰山南的梁父山），没有讲观象制器（见《易·系辞》），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盛行的传说，而在《卦辞》《爻辞》中不见半点影子，足以说明《卦辞》《爻辞》写作较早。《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矣？当文王与纣之时耶？”怀疑《卦辞》《爻辞》作于周文王之世，但从“康侯用锡马蕃庶”这一条看，自在文王以后，许多研究《周易》的人大多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的作品。
第四节 《十翼》各篇的写作年代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引《系辞》，称为《易大传》，所以后人称《十翼》为《周易大传》，相传为孔丘所作，那是毫无道理的。从宋代欧阳修作《易童子问》，便提出许多论点，说明是孔子以后的作品。以后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论证《十翼》不是一人所作，而且不是一时所作。各篇写作年代不同，略略论断于下。
一、《彖传》，这篇写得最早，它只解释卦和《卦辞》，自应较其他为早。因为它已经解释了《卦辞》，所以《象传》便不再解释《卦辞》，而只解释爻和《爻辞》。它有不少用韵处，但《卦辞》《爻辞》与《诗经》用韵不同，而接近于《楚辞》以及《老子》、《庄子》的用韵。以时代论，近于战国；以地域论，近于南方。
二、《象传》，它的解释有和《彖传》很不一致的地方，足见它的作者不是《彖传》的作者，而且很不及《彖传》的作者。《艮·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君子思不出其位”是孔子学生曾参的话，见于《论语·宪问》，《象传》这句话是直接袭用《论语》，可见《象传》之作在《论语》流行以后。但又在《礼记·深衣》以前，因《深衣》曾说：“故《易》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六二之动”二句，正是《坤·六二爻辞》下的《象传》。由此可以推断《象传》很大可能是战国中到晚期作品。
三、《文言》曾经抄录《左传·襄公九年》鲁穆姜解释《随·卦辞》“元亨利贞”四个字，自然着笔在《左传》流行以后，最早也不过战国晚期。
四、《系辞》中有些话曾被汉初人所引用。如“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陆贾引入《新语·辨惑篇》；“天垂象，见吉凶”，又引入《新语·明诫篇》。司马谈引“天下同归而殊途”，见《史记·太史工自序》。“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为董仲舒对策所用，见《汉书·董仲舒传》。“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为《韩诗外传》卷三所征引。足见《系辞》作于西汉以前。而且《系辞》开始“天尊地卑”二十二句，《礼记·乐记》也有大同小异的语句，是《系辞》用《乐记》，还是《乐记》用《系辞》，难以肯定。而从文从理顺看，《乐记》抄袭《系辞》的可能性大。那么，《系辞》更作于《乐记》之前，至迟当为战国晚期的作品。有人说，《系辞》不作于一人一时，系拼凑而成的，“观象制器”一段有抄袭《淮南子》的嫌疑。这种话，目前只能存疑。
五、《说卦》、《序卦》、《杂卦》三篇，写作更晚。三篇之中，《说卦》很可能较早。总之三篇或许在汉初，或许晚到汉宣帝。
第五节 怎样看待《周易》
《周易》本是占筮书，犹如近代的《牙牌神数》之类的书。牙牌神数是用三十二张骨牙牌或者木制牌占卜的。假如你得了个“上上，上上，下下”，自然是先吉后凶，打开《牙牌神数》便看到四句话：“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是用项羽败于垓下，自刎乌江的故事作譬，容易懂。而《周易·卦爻辞》，作于周初，便不好懂。不仅我们今天隔《卦爻辞》的写作大概三千年，很难透彻了解它，就是只隔几个世纪的春秋时代，也有时误解《周易》原文。譬如《周易·随·卦辞》“元亨利贞”，经我们对《卦爻辞》本身的排比归纳的研究，加以甲骨卜辞的证明，毫无疑问地应该把“元亨”作一读，意思等于“大吉”；“利贞”作一读，“贞”是“卜问”之义（《说文》），“利贞”，可以释为有利于占筮或占筮者。但在公元前564年，即《左传》鲁襄公九年，载鲁国的穆姜被迫迁居东宫时，得“艮之随”（由艮卦变成随卦），穆姜便把“元、亨、利、贞”四个字拆开，一个字一个字讲解，说：“脑袋是躯体的最高处，享宴是宾主的盛会，利是义的总和的体现，坚贞信实是做事的骨干。”把“元”读为“狄人归其元”“勇士不忘丧其元”“元首”的“元”；把“亨”读为“享”， 享宴之意；把“贞”解为“坚贞”，“贞信”，都离开愿义很远。《十翼》有很多是战国时作品，但也不很理解《卦辞》《爻辞》。以《象传》而论，有的解释等于没解释，简直是交白卷。如《复·六三爻辞》：“频复，厉，无咎。”《象传》说：“频复之厉，义无咎也。”只是照抄原文，加了三个字，三个字中还有“之”“也”两个虚词，这岂不是说了等于没说。这类例子很多。《文言》又把穆姜“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幹也”等等的话照抄一遍，不是也对“元亨利贞”加以误解么？总之，《卦辞》《爻辞》的正确解释应在《卦爻辞》本身去求，《十翼》，除《彖传》较可参考以外，其余多半是其作者一人之私言，并不完全足以作《周易》经文的正确解说。
孔子读过《周易》，《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研读《易》，把连缀简策的柔牛皮条都弄断了好多次，可见他研读的勤快。《论语·述而篇》因孔子的话：“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还说过：“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自和他学《易》有关。还因《周易·恒·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句话意思是：“三心二意，翻云覆雨，总有人会招惹羞耻。”孔子于是说：这是叫无恒之人不要占卜罢了（《论语·子路》）。由此可见，孔子把《周易》看成一部哲学书，并不曾看成一部占筮书。
汉朝人解释《周易》，离不开“象”和“数”。“象”有二种，一是卦象，包括卦位，如《左传·昭公五年》叙述鲁叔孙穆子初生时，庄叔用《周易》给他占筮，得“明夷（离下坤上）之谦（艮下坤上）”。卜楚丘有这样的话：“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离火，艮山”，这是卦象。又如《左传·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征伐晋惠公，秦国卜徒父筮之，得蛊卦（巽下艮上），说：“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内卦（下体）叫贞，外卦（上体）叫悔，这是占筮术语。所谓“贞”和“悔”便是卦位，“山”和“风”便是卦象。“象”的另一意义是爻象，就是阳爻和阴爻所象的事物，可不在举例了。“数”的意义，一是阴阳数，奇数是阳数，如乾卦三画为阳卦，坤卦六画为阴卦。以爻数论，因为“—”是一划，所以叫阳爻；“--”有二划，所以是阴爻。又以爻位论，以爻的位次论，除爻、第三爻、第五爻，若是阳爻“—”，叫“当位”，二、四、上（六）爻若是阴爻“--”，也是“当位”。不然是“不当位”。总之，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位当阳爻，阴位当阴爻，说这是正常（或者“合理”）情况。这不过是个大概。又有讲“爻辰”的，就是用阳爻和阴爻配合子、丑等十二辰来论断吉凶。还有讲“互体”的，即在六十四别卦中，二到四爻，三到五爻，两体相交，各成一卦。讲“象数”的，大体还和《国语》、《左传》所叙相近，讲“互体”、“爻辰”的，便疏远了。到三国魏末，王弼注释《易》，开“玄学”之风，扫除术数（即上述“象数”“互体”“爻辰”之类），便把《周易》之为占筮书变为哲学书。宋朝道士陈摶又创为“先天”、“后天”、“太极”、《河图》、《洛书》之说，把《周易》变为方士书。还有不少五花八门讲《易》的书，我认为对研究《周易》都价值不大。
《周易》本是占筮书，应该还它本来面目，无妨仍把它看成古代占筮书。这是古人迷信，但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探讨古人的历史、风俗和古文字以及《周易》经文的历代变化情况。譬如“丧羊、牛于易”的故事，出于殷商祖先王亥，由《周易》得到印证；帝乙归妹，可以和《诗·大明》相证。还有许多故事，如《同人·九三爻辞》“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坎·六三爻辞》“系用徽纆，寘于丛棘”、《明夷·九三爻辞》“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睽·上九爻辞》“见豕负途，载鬼一车”、《离·九三爻辞》“不鼓缶而歌，终朝三禠之”，一定都有故事，可惜现今无从究诘。尤其是《益·六四爻辞》“中行告公从”，“中行”究竟是什么意义，郭沫若同志甚至据此把《爻辞》之作推迟到“中行氏”（晋国大族）时代以后，虽然难信，但“中行”的准确意义，至今难定。研究《周易》的人，成书的，古今不下三、四千人，固然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把它全部搞通，至今还没有看到一种比较满意之作。由此足见，其中有许多空白点有待今后填补。好在底下出土材料会日益丰富，现代人的头脑，科学性和逻辑性比古人都强得多，结合甲骨卜辞、钟鼎彝器铭文、秦汉竹简木牍和帛书，定能取得突破前人的成绩。可惜西晋初年由魏襄王墓所得的《易经》二篇，我们已经看不到。我们能看到的是近年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帛书《易经》残本，六十四卦卦名和今本相同，而字形不同，如“乾”作“键”、“否”作“妇”，论古音，相近和相同。但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次第和今本大不一样，可见古代《易经》有几种本子。据《汉书·艺文志》，汉代国学（大学）立博士教授《易》的有施、孟、梁丘三家，民间又流行费、高二家，另外还有《服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丁氏》、《古五子》各种《易》，各有各的本子和讲法，我们已经无法知其详情，只得存而不论。
《十翼》有少数一部分可以帮助了解《周易》的“经文”，尤其是《彖传》，其次是《象传》。至于《文言》《系辞》以下诸篇，合于“经文”愿意的不多，但无妨认为是某家之言，当作当时一家学说的材料来研究。
现在流行解说《易》的书很多。如《十三经注疏》中的王弼《周易注》，无妨当作魏晋玄学史料来看。当时把《易》、《老子》、《庄子》叫作“三玄”，可见他们对《易》的态度。
唐人李鼎祚有《周易集解》，博采汉魏以来三十五家之说，虽然不完全，一鳞一爪，应可以窥见一斑，借以推测各家的大致情况。
近人杨树达有《周易古义》，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备采三国以前征引《周易》的材料，由此可以知道古人是如何讲解和利用《周易》的。
近人李镜池有《周易探源》，不是从头到尾解释《易经》本书，而是分作若干专题作研究论文。作者于《周易》用功很勤，有些可贵的意见，值得一读。
近人高亨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有正确意见，也有错误说法，无妨用作参考书。
还有一位尚秉和，研究《易经》多年，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周易尚氏学》，用《易林》来诠释《周易》，可惜作者虽死在解放后（年），头脑仍缺乏科学性。《易林》，尚秉和还用旧说题为焦延寿所作，实则此书有汉昭帝、宣帝以后的故事，古人早就怀疑，近人论定它是东汉人所作。以东汉之著作解释《周易》，而且把卦象扩充运用至于无所节制，未必合于《周易》原意。这本书既不是一般人所能读懂，就是费大力读懂它，也未必可信，置之可也。
第一节 《春秋》的名义
“春秋”是各国国史的通名，如《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意思就是羊舌肸（又叫叔向）这个人，熟悉各国史书。《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
现在，自秦以上，除鲁国的《春秋》还较完整地存在外，若把《尚书》中的若干篇文献不算，不用说西周、东周，就连春秋、战国的各种史书（《战国策》很难说是史书），都不存在了。西晋初在魏襄王墓中所发现的晋国、魏国史书，名叫“竹书纪年”的，今天也只存在一个拼凑起来的残本。
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第二节 《春秋》作者
《公羊传》、《谷梁传》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写“庚子，孔子生”，《左传》虽然没有这一条，但于哀公十六年写“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可以想象《春秋》和孔丘有一定关系。但孔丘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这一“生”一“卒”，自然不会是孔丘自己笔墨。却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春秋》是孔丘所修，《公羊传》甚至说有未曾经过孔丘修改的原本《春秋》，叫“不脩春秋”；现今的《春秋》，则是经过孔丘所修改过的。孟子甚至说，《春秋》是孔丘著作的。这些都是不可凭信的推测之辞。
我们研究《春秋》本身，发现它前后笔调不一致，可以说是体例不纯罢，略举下列几点作为例证。
（一）在隐公和桓公时，若不是鲁国卿大夫，无论国际盟会或者统军作战，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到庄公二十二年，《春秋》才写“及齐高傒盟于防”， 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写“公子遂会晋大夫赵盾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外国的卿大夫都写出姓名的开始。
（二）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四公时，外国卿大夫统军出外征伐，都只称“某人（即某国人）”，如隐公二年：“郑人伐卫”。到僖公十五年，才写“公孙敖（鲁之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写“诸侯之大夫”，还不写出大夫的姓名；到文公三年，才写“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写明了外国统帅姓名；到宣公六年才写“晋赵盾、卫孙免侵陈”，两国率领军队之卿大夫都写出。直到成公二年，鲁国及各国统帅都历历写出：“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人皆鲁卿大夫）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各国统帅之官都一一写明。
（三）在僖公以前，《春秋》多称某国君为某人，不称某侯。如隐公十年：“翚（公子翚，鲁卿大夫）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从传文，经所谓“齐人”，实是齐僖公；“郑人”，实是郑庄公，但不书“齐侯”“郑伯”。僖公以后，仅秦、楚两国之君有时称“秦人”“楚人”。宣公五年以后，就是秦、楚两国之君也不称“人”，而称“秦伯”、“楚子”。
这类例子还很多，这是古人所谓“书法”。书法的意义何在？前人说孔丘意在“寓褒贬，别善恶”，但深入研究，并不如此。只是因为时代推移，，形势变动，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各不相同而已。
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西晋的杜预亲自看见刚出土的竹简，在其《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唐代刘知己也看到这书，在《史通·惑经篇》中也说：“《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就《公羊传》和《谷梁传》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所极度推崇的僖公十六年《春秋》的“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的一条说，不过记载那天宋国有陨石，落下五块石头罢了。这种措辞构句没有什么奇怪，而《公羊传》等却越说越离奇，董仲舒认为这是“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本孔丘语，见《论语·子路篇》）。其实，根据《史通·惑经篇》所引《竹书纪年》，也是“陨石于宋五”。可见这是宋国的天象，宋国把它通报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礼记·坊记》曾经两三次引用《鲁春秋》，就是《公羊传》所谓“不脩春秋”，也和今天的《春秋》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下列诸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孔颖达《左传正义》说：
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同异，非仲尼所皆贬也。
宋郑樵《春秋考·自述》说：
按《春秋》之经，则鲁史记也。
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刘克庄说：
《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子教学生，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由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
第三节 对《春秋》的评价
《春秋》这书，今天如何评价？
第一，它既是鲁国史官所记当时之大事，必然基本上是可信的。我们从所记日蚀和其他天象可以得到证实。《春秋》记载日蚀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初一、十月初一的一连两次日蚀，又二十四年七月初一、八月初一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而日蚀，前人叫做“比食”，虽然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但在同一地两次日蚀都能见到，却没有可能性。尤其在前一次是日全蚀或环蚀之后，绝不能于下月初一又发生日蚀。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蚀可能是误认或者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蚀可能是错简（好比今天的书页次序装订错乱了）。除这两次而外，实记载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据现代较精密的科学方法追算，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
又譬如庄公七年记载，“星陨如雨”，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记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记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记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也是无法假造的。
另外，上文已经说明，《春秋》的记事，和《竹书纪年》（古本，即汲冢本）可以互相印证。尤其是关于春秋时代一段，书法也相同。而且，从出土不少青铜器铭文中和若干古文物中，也足以证明《春秋》的可信。如隐公二年“无骇（鲁国卿）帅师入极”，极国就是金文中“遽”；又如隐公四年“莒人伐杞”，清光绪年间，在山东新泰县出土杞伯器多种，因之可以推顶春秋前杞国国都所在；又如隐公五年“卫师入郕”，从古青铜器和泉（钱币）文中知道郕国古本作“成”，后来才加“邑”（“阝”）旁写作“郕”。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今传世青铜器有楚王頵钟，铭文云：“楚王頵自作铃钟”，足证楚成王名頵。又如襄公十七年“邾子牼卒”，邾子牼即邾宣公，名“牼”，可是《公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