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注册：事在人为 没有捷径_网易新闻
NGO注册：事在人为 没有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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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注册难”曾经是让公益慈善界普遍头痛的大问题，而随着近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推动社会建设、促进公益发展的利好政策出炉，这一问题已逐步得到缓解。特别是从2010年“坤叔事件”以来，广东省以及广州市层面均推出了对于NGO登记注册大有裨益的政策措施，使近几年广州市的NGO登记注册出现“井喷”现象。
6月7日下午，一场主题为“NGO注册的前世今生”沙龙在广州举行。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主任汪中芳、绿芽基金会理事长蔡文方以及正在中山大学访学的法制日报副总编辑常少扬做客沙龙，与现场数十位正在准备或已经申请登记注册的NGO负责人交流经验，分享广州NGO注册“井喷”前后的故事，并为那些正在寻求登记注册的新机构提出许多宝贵建议。
NGO注册究竟难不难？“不要想走捷径，而要想你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从很多草根NGO（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视角来看，登记注册多少都“有点儿困难”，但在蔡文方看来，这件事却“一点都不难”。她不仅2013年在广东省民政厅登记注册了全国首家致力于乡村妇女发展的非公募公益基金会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还成功地协助广碧儿童关爱中心、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完成登记注册。一直到现在，帮助NGO登记注册仍然是蔡文方的“分内事”之一。
在此次沙龙中，蔡文方详细回顾了自己参与和推动过的NGO登记注册案例，发出这样的感慨：第一要庆幸我们身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倡导和加强社会建设，使得NGO的登记注册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政策利好；第二要庆幸我们身在广州，广州各级政府对NGO的政策和态度都是最利好的。
至于说很多NGO反映在登记注册过程中遇到困难，蔡文方归结为两点，一是租赁商用办公场所难；二是筹集注册经费难。但她认为，对于大多数NGO来说，这两点困难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在她曾经手的NGO登记注册案例中，这两个问题基本都在捐赠人的帮助下解决了。
当然同时她也承认，现行的NGO登记注册方面的政策存在不完善，部分政府主管部门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也有待提升，但归根结底，她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当你眼里闪着光，满腔热忱地告诉他们你有多么想做这件事，人家被你感染，又怎么会不帮你呢？”蔡文方说，“不要想走捷径，而要想你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去做是最高效的”。
怎么看待NGO注册？“不要为了注册而注册，而要为了发展而注册”
作为曾经的广州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处处长、现任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主任，汪中芳恰好见证了近两年广州市NGO登记注册的“井喷”过程，见证并参与了“广州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政策创新过程，包括广州市NGO登记注册流程公开化、标准化，以及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等NGO支持体系建设等。
他非常认同蔡文方提出的“事在人为”的观点。“NGO要登记注册，一定要自己亲自去问、去跑、去做，这跟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要付出努力的。只有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做，你才能做好，如果在登记注册过程中遇到一点点困难就哭爹骂娘，那以后还怎么办？”
他认为，NGO应该把登记注册看成一个给事业发展打基础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要理顺机构未来发展的各种理念、策略和规章制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登记注册，才能给未来事业一个高质量的开端。“不要为了注册而注册，而要为了发展而注册。名头都是虚的，脚踏实地做事才是关键。”他说，有一些组织在登记注册之前根本没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导致注册后第一年热热闹闹，第二年冷冷清清，第三年就销声匿迹，都是值得现存的NGO吸取的教训。
至于说很多NGO反映的在场地租赁和注册资金方面的困难，汪中芳则都持“两手准备”的态度。
比如对于场地问题，现行政策要求NGO必须使用商用场地才能登记注册，而一些草根机构只租得起民宅，汪中芳一方面表示由于民宅所具有的隐私保护性质对于执法设置了障碍，故而暂时不被现行政策允许，但另一方面也建议有困难的NGO另辟蹊径，比如广州现有29个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光是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所提供的场地就曾一口气让十几家NGO成功注册。
而对于注册资金问题，汪中芳则认为，“连登记注册所需要的启动资金都筹不到，那这个组织就算登记注册，以后又能发展得好吗？有些组织是用捐赠人的钱登记注册的，那就一定要很谨慎地使用每一个人给你的每一分钱。”
南方日报记者 赵新星
实习生 王晓萌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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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NGO争议中快速发展 面临注册无门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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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国内,环保NGO组织也就是环保是各类社会组织中发展最快、数量最多而备受关注。但因存在注册无门、资金使用状况不透明等问题,环保NGO组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饱受诟病。
关于环保NGO组织的发展,环境保护部在今年出台《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里,环保部提出,将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改善环保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
　　注册无门沦为“非法组织”
没有合法身份一直是困扰环保NGO组织的一个大问题。
据中华环保联会发布的《中国环保NGO蓝皮书》,截止到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环保民间组织3539家,其中由政府发起成立的1309家,学校社团组织1382家,草根的环保组织有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的机构有90家。
事实上,这些环保NGO组织绝大多数都面临注册难的问题。中华环保联合会曾对2768家环保NGO组织身份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768家环保NGO组织中,在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率仅为23.3%。据清华大学专门从事中国NGO研究的邓国胜教授调查,52%的环保NGO提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降低登记注册门槛。
而此前,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曾发布“NGO(非政府的民间组织)以法律手段推动环境治理调研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目前,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大概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种民间组织大多具有政府背景,且有合法的法律地位；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人们习惯将其称之为“草根”NGO。
中心有关负责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目前,“草根”NGO很难取得合法的身份。其中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实行的双重审批制度。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在登记注册的时候,既需要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也需要行政主管单位的审批,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审批制度。而这种双重审批制度是导致民间环保组织“注册无门”的根本原因,并最终导致“草根”民间环保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中心有关负责人认为,合法地位的缺失是民间环保组织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环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一。由于不具备合法的地位,导致民间环保组织组织制度不健全,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环保NGO组织的经费何来
在近期召开的“新形势下公众如何参与环保”论坛上,参会的环保NGO组织被问到了“钱是哪来的”问题。其中包括,怎么申请项目?怎么样用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等等。
与钱有关的问题可以说是触动了环保NGO组织最敏感的神经。
“资金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据一位媒体记者透露,在她采访的所有环保NGO组织中,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完完全全地、非常透明地回答“钱”的问题。其在网上公布的数据也不都是真实的。
这位媒体人士认为,不愿意公开资金问题是环保NGO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
“有的NGO组织,他们在网页上能公布自己的账,包括收入的情况和支出的情况,但是这些账都是事先做好的。”这位媒体人士说,有些内容是不会公开的。不公开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NGO组织都接受过国外的资金。
这位媒体人士说,她调查过40家环保NGO组织,都遇到类似的问题。她认为,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环保NGO组织不会不愿意公开“钱”的问题。
由此,也引发了一种质疑声音:谁来监管环保NGO组织的资金使用?据一位环保NGO组织的从业人员透露,目前是没有人来监管。“当然民间组织也不会跟政府说,我这儿有一笔钱,你来帮我看看是不是正当的?”这位人士说,通常环保NGO也不敢这样做。
　　专家称NGO生存状况需改善
“很多资金是带着要求来的,必须专项使用,不允许买硬件,不允许买办公用品。”据环保NGO从业者透露,一些环保NGO组织特别是地方上的环保NGO组织即使得到国外的一些资金,但大多也都面临着生存困境。
据他介绍,特别是刚刚成立一两年的环保NGO组织,很多连基本的硬件都没有,比如办公场所、电脑,环保NGO组织人员的工资等等。
这位从业人员透露,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些环保NGO组织不得不在外援定向资金里扣出一部分。“如果说这是造假,也实在是一种无奈。”这位环保NGO从业者说,把这些定向资金挪用别的开销,并不是个别现象。
“给我们找点票吧。”这位环保NGO从业者说,环保NGO组织的很多开销,包括人员工资,一定要写成成本,有的时候还要把它转化成差旅费,“本来是工资或者是其他的劳务费用,但是要转化成其他的费用,所以,要不停地找很多不同的票往里面添。”这位人员透露,直到现在,一些环保NGO组织仍在采用这样的做法。
“那不是假发票,是真的假发票,确实不是真实发生的费用,但是它一定是真的发票。”这位环保NGO从业者说。
面对环保NGO从业人员的坦陈,邓国胜用“爆炸性的新闻”来形容他的感觉。
“NGO的人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说为什么做假账,因为我们被逼做假账。”邓国胜说,至少有3个方面都充当了“逼迫者”,一个是资助方,一个是捐助者,一个是税务部门。
邓国胜认为,应该让资助方认识到NGO,特别是草根NGO,他们需要生存和发展,他们需要有人工的费用,需要有硬件的设备,需要有办公场所和费用等等。邓国胜建议,资助者在资助环保NGO开展活动时,也要给予一定的、适当的比例资金用于管理费。
本文来源：法制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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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上次给大家分享了申请注册的前半部，详细请看链接（），现向各位分享接下来的工作。
当然，分享经验这么点经验，就原谅我卖一下“广告”（上次忘记了）吧，我们注册的机构全称是；广州市海珠区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我们的愿景是：惜物积福·宜居广州，追求人、社会、自然三者和谐相处的理想世界。我们业务范围是：
NGO注册主题沙龙
&BY 王世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
稿件来源：@NGO注册攻略
在今年广东省开放民间组织注册的大背景下，我们在2月17日申请核名，3月9日得到第一次核准通知书，但由于中间我们自身原因（增加出资人和出资金额的原因），3月29日我们再次递交了重新核名申请，
组织名称_______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简称：绿点)
机构名称：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前身格桑花西部助学网)
机构介绍：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前身格桑花西部助学网)通过网络与现实的结合，致力于为西部青少年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和改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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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NGO注册条件放宽 管理体制改革起步
　　郭晋晖
　　民政部传来了NGO的好消息：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
　　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不需再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挂靠。这也意味着，长期困扰草根NGO的合法性问题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以部分解决。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政府内部一直有一股积极的力量在推动中国NGO的发展，再加之近年来社会舆论的助力，它们共同发力使得NGO解禁渐行渐近。
　　当合法性不再成为问题之后，中国草根NGO面临更大的考验，比如能力提升、政府支持，各方认可等等。陶传进表示，草根NGO的困境并不会因为放开注册而得以自然解决。
　　双重管理破题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它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虽然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文禁止过NGO，但现行的法律明确规定中国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如想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必须先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很多草根组织苦于找不到政府部门或是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挂靠而无法登记。
　　中国的NGO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比如中国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在300家左右。
　　最新的民政事业统计季报显示，2011年一季度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团体有24.6万个，民办非企业19.9万个，基金会2243个。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自上而下的NGO。
　　草根NGO登记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主管单位。政府部门一般也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是无利可图，二是可能带来风险，影响到自身。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他们往往将上门申请的社会组织拒之门外。大批民间背景的社会组织想取得正式资质困难重重。
　　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家未登记的社会组织。
　　陶传进并不认同“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他认为这300万家有很大一部分是挂靠在政府有关部门之下的，即使放开登记他们没有意愿或是没有必要去登记为独立法人，因此也不能算为“非法状态”，真正需要身份的是一些草根NGO，由于没有法人资格，这些NGO很难获得资金支持，生存难以为继。
　　有学者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对于社会组织的三个管理条例，不管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是《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在修订当中，且其修订方向都比较一致，即改变这三类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目前这一修改进展比较顺利。
　　对NGO 现状非常熟悉的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总裁段德峰也对本报记者表示，即使放开双重管理的限制，目前需要到民政部进行登记的社会组织最多也就1万家。
　　民政部此次选择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三类社会组织试水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改革，符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的设想。邓国胜提出的方案是“分领域、分层次、分地域”的渐进改革，所谓分领域就是要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NGO。
　　段德峰认为民政部选择这三类社会组织是因为这三类组织业务职能上是属于民政部的范围，民政部对这些组织更加熟悉也方便管理。陶传进则认为，这三类组织的特点就是“做好事，风险小”，可以减少政府管理的难度。
　　风险和挑战
　　段德峰认为，之所以草根NGO无法获得合法身份，政府的管制只是一部分原因，草根NGO自身的素质也很有问题。很多NGO的负责人看不懂财务报表，登记注册所需要的材料都准备不全，甚至也不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在段德峰看来，政府对于NGO登记的限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格，很多在公益领域拔尖的NGO都已经获得合法身份。草根NGO也必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
　　陶传进认为，即使放开登记，中国的NGO也不会出现井喷。放开登记并没有解决草根NGO所面临的实质性困难，比如能力提升，与政府关系处理，获得政府支持，得到各方认可等等。
　　草根NGO的负责人仅仅凭着爱心来做慈善是不够的，NGO更需要职业化、专业化团队。尤其是注册门槛放开之后，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将摆在他们面前。
　　中国的草根NGO尚处于起步阶段，普遍能力弱且缺乏人才。一些草根NGO财务管理不规范，组织公开透明度不高，丑闻时有发生，极大伤害了公众的捐赠热情。
　　段德峰认为，放开登记注册只是NGO管理体制改革迈开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赋予合法NGO公募的权利，现在政府对于公募牌照的垄断造成了效率低效和资源浪费也是对中国慈善的另一种伤害，但如果放开公募牌照，那将对草根NGO自身素质有更高的要求。
| （编辑：S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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