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安卓/wp
积分 252, 距离下一级还需 8 积分
权限: 自定义头衔
道具: 彩虹炫, 涂鸦板, 雷达卡, 热点灯, 金钱卡, 显身卡, 匿名卡下一级可获得
权限: 签名中使用图片
购买后可立即获得
权限: 隐身
道具: 金钱卡, 彩虹炫, 雷达卡, 热点灯, 涂鸦板
开心签到天数: 23 天连续签到: 1 天[LV.4]偶尔看看III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能够认识到学术论文的意义。学术论文不仅是一种知识生产或科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也是学校院系、科研机构评判学者成就的主要依据，学术论文也因此而标志学者的身份和地位。学术论文在学界如此重要，以至于学界形成了“要么出版，要么出局”这样的潜规则。作为未来的学者，研究生学习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训练就是学会写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写作不仅是他们作出学术贡献及展示个人才能的主要途径，也是他们获得学位、走进学术界的必要能力。学术论文写作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本文拟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概念，从现象描述的视角对研究生学习学术论文写作的过程进行描述，希望通过描述揭示学术论文写作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引发读者对学术论文写作经验的反思。
1“学术部落”及其行动规则& && && && & 389票96.06%
学术分化和学科专业化使得学术界形成了“乱像迷人，的景观，这让初入学术界的研究生常常“摸不到门槛”。斯诺1959年在剑桥发表的“两个文化及科学革命”演讲中就指出学术分化所造成的矛盾：学术文化已经形成了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一个是人文的，一个是科学的。两个文化之间常常因为不理解而相互攻击。实际上，学术的分化何止“两种文化，呢？帕森斯就指出，至少还有一个“社会科学文化，，即“三种文化”。 比格兰则从学科的角度对专业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他通过对学者们的调查，针对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问题的特点，按照三个维度对学科进行绘制构图，即硬科学对软科学、纯科学对应用科学、生命科学对非生命科学。托尼･比彻等在比格兰的分类基础上，根据学科认识论特点，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四大类别，每一类学科都有相应的学科为标准，例如代表纯硬科学有物理学；代表纯软科学有历史学、人类学；代表应用硬科学的有机械工程学、临床医学；代表应用软科学的有教育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等。而这些也只是从大的方面来区分，各个学科文化内部还有很多细分，而且还涉及到各种交叉学科等。如今，处在学术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即使相同学科门类或专业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学科或专业内还有不同的亚文化或学术圈。克拉克概括了学界学科分化形成的文化现象、学科的亚文化围绕各个学科周围日益形成。 随着学术研究学术观点的不断专业化，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们无论是在研究背景方面还是日常问题方面，共性越来越少。他们没有相互交流的冲动，当然也没有能力这样做……社会学部落的学者很少涉足物理学家的领地，也不知道他们的研究内容。……学科带着独具特色的亚文化，以独立的状态存在。学术分化使得学科之间彼此隔离，很少交流。由于这些特征与部落极其相似，故托尼･比彻称其为学术部落。学术部落内部共享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资源，他们与其他的部落却很少往来。他们形成部落的基础就在于他们是在同一块知识领地上进行生活与劳作。学术部落可以使用驱逐非法移民的各种策略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保护自己的学术领地。而要被接纳为学术职业特定部门的成员，不仅需要足够的专业技能水平，还需要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群体，并遵守它的各种准则。要加入这样的群体，立志成为一名完全合格的成员，就必须学习遵守该群体基本的文化规则。研究生作为学术新手，只有熟悉这些知识才能够顺利地或很好地理解并进入到这个群体之中。
2学习写作：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 && & 934票168.06%
研究生要走进学术这个部落，学术论文写作对他们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学术论文不仅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学术训练，也是他们进入学术界的通行证。研究生只有写出像样的学术论文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承认。学术论文写作既是一种探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他们真正参与学术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过程。“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是莱夫等描述学徒情境学习的概念，它表示一个学习者参与专家的真实实践的特殊参与模式，是学习者在专家的实际作业中不断增强其对参与角色的接近。研究生学习就是这样一个师徒学习的过程。“合法的边缘性”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它暗示着包含权力关系的社会结构。和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不同，学术界有着自己的结构，这里往往都是以学术成就及学术权威为中心。研究生初入学术界就被纳入到这样的一个结构系统中。虽然是其合法的成员，但研究生却处于边缘地位。“边缘性参与”表明的是学生初入学术界和他们在学术界的位置以及他们参与学术活动的特点。“边缘性”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术语，相反它是一个积极的概念，与它相对应的是对“进行着的活动的不相关性或非相关性”。“边缘性参与”是学习者从边缘参与走向充分参与的过程。研究生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参与到学术群体中来，如参与导师的课题或自己设计申请课题，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参与交流研讨，包括课程论文的写作等。在边缘参与中，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学术情境中，投入到这些情境得以产生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世界中。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学习已经在参与中发生。正是通过边缘性参与，他们逐渐融入到学术部落中，学会了其中的语言和规则，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学习就这样发生了。作为“边缘性”向心的学术权威既可以是某个权威人物，如导师或学术共同体中的其他学者，也可以是某些理论或知识本身。总之，它是在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学习资源、课程或知识、理论，是牵引学生学习的中心。在实践的情境中，“学习不是复制他人的作品而进行的，也不是通过获得教学中所传递的知识而进行的，学习是在周边共同体的学习型课程中通过向心参与而发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是学生参与实践的组成部分，是对实践中各种问题及对话的周密思考。它将为学生以后持续地参与学术活动或学术对话奠定基础。这也是他们在共同体或专家的实际作业中不断增强自身角色参与的过程，是逐渐走向充分参与的最重要的步骤。如果学习是对于实作的不断了解，那么，最有效的学习便是实作，而不是空谈。论文写作就是一个实作的过程，是参与学术生活的过程。如果学生准备或希望把学术作为生涯，那么多在研究活动中积累这样的经验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3学术论文：共同体的对话& && && & 687票89.58%
学术研究最根本的是交流。研究生学术论文的写作本质上是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之中。“对话”是学术活动的特点，也是共同体的特征。“共同体”这个概念在其最初的发明者滕尼斯那里指的是以血缘、感情、伦理等为纽带连接起来的熟人社会，是一种封闭性的生活圈子，然而“现代意义的学术共同体”主要体现在沟通交流上，“由于现代交通、通讯及媒体打破了共同体的时空限制”使得其成员可以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 如莱夫･温格所指出的，“共同体”这一术语既不意味着一定要是共同在场、定义明确、互相认同的团体，也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看得见的社会界限，“它实际意味着在一个活动系统中的参与，参与者共享他们对于该活动系统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他们所进行的行动。该行动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对所在共同体的意义有关。学术论文写作是最广泛的参与学术对话的形式，因为通过不同地域学者的学术论文，学者们就能够了解学界的声音或学术兴趣或研究进展。“学术是一种延伸的对话”，它建立在一定的共同基础之上。学术共同体成员只有通过阅读相同或类似的文献及相关的理论基础，有了相应的背景及话语言说方式，才能够很好地进行对话交流。因此，阅读相同或相关的文献就成了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工作。“阅读这些文献实际上也是在和前人对话，或与已有的研究及当前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对话。研究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已有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够参与到学术对话当中。否则，不是孤陋寡闻，就是闭门造车，抑或成了自说自话，不仅难以被学界理解，也很难获得学界的承认。当然，阅读或学习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听从，但也不能一味地固执己见。对话需要一种敞开的心态和倾听的态度。参与学术对话的基础在文本，但我们要意识到，在任何活跃的探究领域，当前的知识基础并不在图书馆里，而是存在于大学研究者之间看不见的非正式合作中，“一个领域内正在发展的知识基础往往存在于未发表的论文中、会议的演说中、讨论的手稿中、备忘录中、正在撰写的论文中、授予的申请中、私人信件中、电话中、电子邮件中，以及会议中心走廊、饭店、旅馆和酒吧的谈话中”，“ 为了能够获得这些偶然的资源，研究生必须到这些活动现场去，参与这些对话，这样才能够把握到最前沿的知识”。了解目前研究领域现状的最好方法是加强与导师的联系，他们了解该领域，而且他们也正在提出并努力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经常和同伴交流，听一听专业方面的讨论，参与研究项目，听讲座，参加学术会议，交流论文，以及和其他机构的老师或学生通信，这些都是理解研究现状的方式。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获益通常取决于对该领域有足够的知识。在参与对话时，要善于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讨论，或者提出批判。研究中我们知道得越多，学到的就越多，对话也将更加深入。
4文本世界：黑暗中的写作& && &&&452票78.06%
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要创造一个文本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文本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的困难只有在写作当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工程。写作需要我们把流动、零散的思想变为凝固、系统的理论文本。然而思想理论并不是以系统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脑海，很多时候，它们只是以零星的方式在我们的大脑中闪现。我们需要以文本的方式将它们捕捉住并系统地表达出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了好的想法或深刻的洞见，有很强烈的写作冲动，但一拿起笔或一坐到电脑前，就会眼睁睁地盯着空纸或显示器一坐几个小时都无法将其表达出来。我们希望用语言捕捉我们看到的，但语言却常常不听使唤。我们明明看到了，但是当我们欲将其落实到文本中时，它们常常逃离了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奥菲斯历经重重困难将妻子尤丽黛丝从冥界带回世间的那一刻，当他想回头看看妻子的时候，她迅速地消失了。奥菲斯就是作者，尤丽黛丝就是作者作品中寻求或渴望的神秘意义。这个情境能够表达写作和我们要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试图用文字捕捉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想写下我们的灵感的时候，它似乎很快就远离我们而去，学术论文的写作似乎都是这样。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看通透知识本身。因此，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看，并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写作似乎是在黑暗中寻找意义。写作是和自己的思想战斗。它考验我们的意志，写作不是简单地将思想诉诸于文本的手段，写作就是一种思考。或更慎重地说。写作就是一种思考形式，写作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潜下来。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思考，深入地思考。研究中的很多困难并不是在写作之前就可以知道或预料到。而写作就是发现思考内容的最好的方法。因为写作可以发现思考上的断层，而这种断层的补充与完善也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说明、描述、论证，只有落实在文本中时，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写作提供我们基于文本的反思，将我们与知识分离然后又使两者相对，将我们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分离然后将我们的思想与直接行为分离。从我们的具体参与中抽象我们的生活感受，又使这感受客观化”。论文的写作还包含着不断的重写与改写，论文是在不断的修改中完成的。对于已经完成的论文，当我们重新阅读的时候，有时候会惊讶自己竟然有这样的卓识和洞见，竟然能够写出这样完美或富有深意的语言。有时候也会感到惶恐和不安，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或写出如此荒唐的内容。于是，我们修改或重写我们的文本，我们会不断地选择保留、重写或改写……论文逐渐被完善。正是在这重写或改写过程中，我们的论文渐渐形成了，重写和改写也是在和可能的读者进行深入的对话，或者是和自己在进行对话。写作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罗兰･巴特说，人文科学中，研究就是写作，写作是研究的基本内容，写作不仅仅是展示内在的知识，而是真正和我们周围世界接触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就是写作。
支持楼主：、
购买后，论坛将把您花费的资金全部奖励给楼主，以表示您对TA发好贴的支持
载入中......
额，这篇文章到底说的什么呢
vvv456dg 发表于
额，这篇文章到底说的什么呢因为字数限制，没有说完
vvv456dg 发表于
额，这篇文章到底说的什么呢文章没说完呢，因为字数限制
小勤虫 发表于
文章没说完呢，因为字数限制5
知识创新：学术的想像力& && &
学术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论文需要创新或富有新意，这样才能给人类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或激发思考。学术创新并非要求都进行范式革新。或“哥白尼式的革命”，创造性是能够独立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它和想像力有关。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既不是源于方法也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来自“学术的想像力”。如韦伯所说，即使商人或工业巨子如果没有“做生意的想像力”，也永远不会在组织上真正有所创新。
社会科学“想像力”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米尔斯，米尔斯指出，对于这个术语，政治学家建议应该有“政治学的想像力”，人类学家建议有“人类学的想像力”，等等，但无论什么术语，其核心思想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或者说是“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是理解在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和在个人周围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的能力”。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具有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人能够看清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很容易被各种信息所淹没，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们需要借助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才可能获得对周遭世界及其自身清晰的认识。然而，学术想像力只会建立在大量常规研究的基础之上，例如，当我们有了一些模糊的形象和构想，一定要将它们整理出来，那些原始的想法，几乎总是通过这种形式出现的，我们可能是漫无目的地读书。但如果我们的脑中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会不时地侵占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就成了对这个问题的寻求。同样，当我们有了一定的问题意识或者研究目的，这时候，再去读书就不再是漫无目的了。我们有了读书的目的，这样说起来很危险，似乎我们读书都是为了写什么东西，但这就是学术研究。学术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我们需要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那些有名望的思想家并不把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割裂，他们舍不得冷落任何一方面，以至于不能容忍这样的分割，并且要力图使两者相得益彰”。为此，研究者有必要建立一个学术档案，即记日记，或用马克思韦尔的方法，就是写“备忘录”。在这个档案或备忘录中，个人体验和学术活动相辅相成，进行中的计划与尚在进行的计划密切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尝试将个人体验与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人文社会研究从不拒绝运用自己的体验，很多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正是源于这些个人经验，“能够信任自己的体验同时又不盲从。这是一位成熟的治学者的标志”。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的体验，哪怕是最末微的体验，有时候，阅读一本毫无价值的书，还不如把自己的经验整理出来。学术档案不仅能帮助我们捕捉灵感，还能够使我们养成反思和写作的习惯，但我们需要坚持维护和更新，进行整理，定期回顾，当有了一定的想法之后，就要拟定一个写作提纲，并着手写下我们想要写的东西。在这期间，我们要经常检查自己的学术档案，不仅包括那些与主题相关部分，还包括那些看起来毫无关系的内容。想像力常常成功地将没有联系的经验联系起来，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在重新安排学术档案的时候，你会发现想像力被不断地激发出来。
走进“学术部落”的焦虑与困惑& && &
学术世界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和想像的世界。因此，它吸引了很多聪明的大脑投身于其中。然而学术探究也是一项冒险或有很大风险的事业，它需要大量的投入和付出，很多时候，这些付出并不一定能够换来相应的回报，甚至毫无成就。和其他行业一样，学术世界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尤其是对于初入学界的新手研究者，这种竞争显得更为严酷，因为新手处于学术部落的边缘。要想真正走进学术部落，成为其中一员，则需要更大的努力，而能够写出学术论文，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能够发表的论文，是新手研究者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学术论文的发表不仅是对研究或思想的一种承认，也是对学者身份的认同，尤其是在现代量化评价体制下，学术论文又和很多联系在一起，写不出学术论文或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仅涉及到学者身份的认同及自我成就感的问题，而且还会影响到毕业或就业等生存问题。面对身份危机及生存压力，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就可能会出现，如抄袭、剽窃、编造事实或在实证研究中篡改数据等，这些不仅违背学术道德，也违背学术的科学原则。新手研究者要认识到，在学术研究中，任何欺骗，无论大小，都会侵蚀并危害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也败坏了学术本身，学术界的欺骗被发现、被抓住，将会招来严重的后果，新手研究者更需要记住。学术作为人类集体事业，它的基础既不是智力也不是技巧，而是真诚。那些真正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人，在学术研究中会保持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态度，而不是图求利禄或技术上的成功。
网络被入侵后的异常信号检测系统设计与研发
现代电子技术& & 本科1.8万& &高职 2.1万& &版面费 不包 8500左右&&今年12月的版面&&
论文发表&&可以咨询&&qq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如有投资本站或合作意向，请联系（010-）；
邮箱：service@pinggu.org
投诉或不良信息处理：（010-）
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转】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我的图书馆
【转】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 & 2004年10月，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的文章，文章用很长的篇幅对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提出了最深刻的质疑和发声。时至今日，2016年年末，接近13年的转变，虽不知如今国内学术腐败问题是否更加严重，一个投身学术的一份子，看完这篇文章，或许对学术研究能有一些认识和思考。（如果你耐心看完，相信你会有大有收获）标
题: 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发信站: 饮水思源 (日09:31:32 星期六)
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一 前言 &　　 &　　&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　　 &　　不过，在中国，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讨论和揭露目前主要停留在互联网上。在社会上，中国的一般民众对学术腐败现象几乎一无所知，或不甚关心。在大学，在科研机构，尽管人们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但对它的严重程度却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常规媒体上，讨论学术腐败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充其量也就是零星的，表面的。而中国的政府部门至今未对学术腐败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进行整治。 &　　 &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的民众不是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吗？揭露腐败现象不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吗？制止、惩治腐败行为不是政府的义务吗？为什么在学术界，腐败势力会这么猖狂，这么无所顾忌？这其中的奥妙就在於“学术”两个字。有了它们作为挡箭牌，学术界的人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这是我们学术圈内的事情，外人搞不明白，问题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还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国外也有，所以发生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　　 &　　诚然，学术腐败可以说古已有之，并且不分中外。也就是说，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败类。但是，腐败能够达到象今天中国学术界这个规模，这个程度，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旁无邻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　　 &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证明了，又有什么用呢？答曰：用处有三。 &　　 &　　第一，zgzf目前正在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zgzf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在了中国学术界的身上，寄托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以上，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接近国民经济总值4%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但是，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几大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能否落空？其实，早在2001年，就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惊呼“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让zgzf和人民早日从梦想中惊醒。 &　　 &　　第二，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组成的一个机体，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这个机体的头脑和良心。学术腐败就象是一个人的大脑长了恶性肿瘤，它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大。有句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意思就是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发动全社会，包括政府，把这个毒瘤切除，还这个社会一份清白。 &　　 &　　第三，中国的学者讲究“为天地立心”。既然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仅见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正直的学者都有义务来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且做出分析和批判。美国前总统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派人到战火中的欧洲全力收集战争资料，最终在斯坦福大学建成美国的第一个“思想库”—胡佛研究院。同样，搜集整理中国学术腐败的资料，就是要给后人留下历史证据，并且使那些无耻之徒心存一丝恐惧：他们可以在现世捞取名利，但他们将会在后世遗臭万年。暴露中国学术界的黑暗，并不是在给中国抹黑，恰恰相反，这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学术界中，还有诚实的学者。也就是说，除了“为天地立心”之外，知识分子还应该为自己立德，表明自己能够不同流合污。&&&二 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的学术腐败 &　　 &　　读者现在可以用Google检索 “学术腐败” 四个字，总共有117,000个中文网页含有这个词条，其中87%是简体中文网页，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中国大陆有关。这个数字(117,000)与“官僚腐败”(65,000网页)、“经济腐败”(499,000网页)、“政府腐败”（486,000网页）一起并列为zgzf的四大腐败。从一个则面反映了中国的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经济腐败一样同等严重，危害极大，还能说明它的普遍程度，它的影响。 &　　 &　　那么，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有多么严重呢？应该说，中国的学术界本身对此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估计。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危害十分严重；另一种观点则一边不得不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一边却又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就在2002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他还说：“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社会公众对这方净土的纯净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社会转型期，这方净土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备受社会公众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认为，学术腐败是时代的产物，学术界是被社会污染了，并且污染的程度被夸大了。这个观点刚一露面就到了质疑。有人问道：学术腐败为什么不能与其它腐败相提并论，难道腐败还有三六九等？(田畔：评《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兼与李浩诸教授商榷)。有人指出，学术腐败与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其危害则比后两者更大。(邹辉：学术腐败能否与经济腐败相提并论?)。 &　　 &　　也许是感到自己“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呼吁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2003年初，这些“低估派”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出面，再次向社会呼吁：“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有趣的是，在这个呼吁中，他们重弹“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老调，只不过把“在社会转型期”改成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其要点还是在说，学术界“这方净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出了“一些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与一年前不同，中国科协的这个呼吁在舆论界激起极为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人对这个观点给予严厉批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用'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来描写形容这样的腐败，就如同把一股翻江倒海的恶潮形容为一滴污水、把一阵摇天撼地的狂风诠释成一缕浊气。……中国学术腐败的严重性不仅没有被夸大，恰恰相反，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亦明：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赞同。(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 &　　 &　　可以说，对学术腐败严重程度的不同估计本身就反映了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因为对於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界来说，信誉是第一位的。信誉不存，学术就没有一点价值。所以一名学者最重要的品德就是洁身自好、对虚假和腐败有疾恶如仇的态度，也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对腐败现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正是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的一大症状。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进一步指责别人揭露腐败，并且和社会舆论讨价还价，计斤较两，争论学术腐败的程度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被低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廉耻心、羞耻感。 &　　 &　　实际上，就在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在全国人大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几个月前，南京大学就有16名学者向学术界提出倡议，要以德治学，抵制腐败。(朱庆、兰亚明：南京大学16位中青年学者倡议“以德治学”)。他们当然不是在无的放矢地空喊。据揭露，学术腐败在南京大学十分严重。一名南大教授抄袭他人被举报，但学校硬是怕追究下去会影响学校论文的产量而把此事压了下去。(万伟：南京大学的学术腐败)。近有传闻，因抄袭剽窃而闻名天下的北大教授王铭铭有可能到南大落户。(张云坡、天正：南京大学引进“剽窃教授”引起风波)。最近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学等七所江苏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大学生曾经在考试中作弊。(袁建阳：南京大学生诚信调查:一成常作弊 逾五成作过弊)。还有就是，南京大学在全国炒得火热的“全球招聘”教授一事，最后却“走样”成了“低调图变”，这里面的原因，学术腐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耙粪者：南京大学“低调图变”背后的“难言之隐”)。腐败到这种程度，还需要夸大吗？ &遗憾的是，虽然这些“低估派”在声势上占下风，但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在学术界占有很高的地位。而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或“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就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当然不会“高估”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岂止是不会“高估”。实际上，我们至今很少看到现任大学校长、科技部高级官员、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等公开谈论、抨击学术腐败。恰恰相反，在学术腐败的重灾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他们的领导几乎从来就不提学术腐败。在北大校长许智宏亲自担任站长的北大BBS，一些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反复被删。(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在清华大学，由於一名教授履历作假被揭，全校开展了一场学术道德运动。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运动是秘密进行的。(佚名：清华秘密开展学术道德运动)。为什么干正事、干好事还要偷偷摸摸的呢？因为这正事和好事是他们被迫干的，而他们害怕社会知道学术界的肮脏。 &　　 &　　目前，反学术腐败的舆论阵地主要有三个，一是由海外学者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www.xys.org)，一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再一个就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建立的《好汉`网》()。(林蔚：上海师大教授叫板校园剽窃抄袭风)。由於种种原因，《新`语丝》网站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新`语丝》网站被国内屏蔽，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曾亲自批示要封杀方舟`子。[“科学时报更有院里的批示(远离这只狗，Lu院长说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整天瞎咬)”]。方舟`子原定在2003年初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讲授科学道德课，但最后被不明不白地取消。[方舟`子：反科学文化人和读者评论方舟`子指控《探索与争`鸣》诽谤（二）]。而杨玉圣“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至今仍旧评不上教授。(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好汉`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门庭冷落不说，还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王小星：没迎来用户却招来黑客 首家反剽窃网站遭冷落)。从这些决非个别的现象可以看出，尽管表面看来，反学术腐败势力似乎在打一场目标零散的游击战，他们面临的却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而这个正规军却在向他们放黑枪。 &　　 &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象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三 学术腐败的三个层次 &　　 &　　一提起学术腐败，很多人马上把它与抄袭剽窃划上了等号。确实，在中国的学术界，抄袭剽窃风气之盛，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枪手。(安文联：关注全国第一例“枪手”讨还学位案——“枪手”的诉讼)。但实际上，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腐败现象中的一小部分，论危害性，它们也只是癣疥之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揭发容易，证明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势头铺天盖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极为简单，也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把案犯踢出学术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却愈演愈烈呢？那是因为存在更深层次的腐败。 &　　 &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　　 &　　应该说，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先驱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行为腐败都有哪些表现呢？《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总结说，它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出七类：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2．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3．伪造成果，纂改数据；4．剽窃；5．“搭车”署名；6．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7．一稿两投。 (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杨玉圣先生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先生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实际上，学术腐败的类型远不止于这些。无论如何，从他们二人的归纳可以看出，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 &　　 &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糟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抄袭剽窃者很少，一经发现，当事人立即名声扫地，不仅别人看不起，连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另外，除了抄袭剽窃，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几乎还不存在那么多由杨玉圣和邹承鲁总结出的腐败花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学术小偷能够登堂入室，无所畏惧？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形式能够花样翻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学术权力的腐败。实际上，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够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具体地说，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 &　　 &　　很明显，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问题是，为什么学术权力腐败能够在中国的学术界大行其道呢？我认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而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 &　　 &　　实际上，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而同时，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因此，让学术腐败等於抄袭剽窃，他们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可以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可以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可以永远地腐败下去。&&四 从小偷到强盗：个体学术行为腐败的日益恶化 &　　 &　　尽管学术行为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是抄袭剽窃，它也是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抄袭剽窃现象在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它纯粹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而一经发现，学术界同仇敌忾，人人得以诛之，案犯的学术生涯几乎注定终止；但在中国，抄袭剽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院士、校长抄，博导、专家抄，博士生抄，硕士生抄，如今已经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刘万永：教育部严令刹住考场腐败 高考考生将签诚信协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将中国的学术界比喻为“剽窃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国，剽窃者的天堂)。不仅如此，在中国，绝大多数被抓获的抄袭剽窃者不但自己拒不认错，其同僚和手下的人还会为他们鸣冤叫屈、说项求情。结果，这些学术盗贼“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语)。 &　　 &　　事实上，那几个倒霉蛋(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等人)与外国的同类相比，哪里是倒霉，简直可以说是幸运得到了家：他们不仅没有被踢出学术界，而且仍旧是原单位的教授，并且仍旧十分风光。王铭铭仅被撤去了几个行政职务，目前仍旧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导，还差一点儿被评选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师”(朱修栐：我谈王铭铭是否应当评选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师”)；申小龙只是被复旦大学给予“停止一年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处分”，目前已经享有复旦大学教授“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简报》第19期)；而杨敬安则仅仅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佚名：警钟长鸣 ——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职务犯罪)。说他们是倒霉蛋，那是相对于拥有院士头衔、占据校长职位的中国学术窃贼而言的。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涉嫌抄袭，证据确凿，但他不仅校长院士照当，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对他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连点名批评都不肯做。其它如杨雄里、母国光院士，沈士团校长，抄袭剽窃的铁案早已铸就，可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br /& 　　 &　　从本质上说，抄袭剽窃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小偷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光天化日。偷东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强盗。中国的学术界有强盗吗？当然有。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10年间，著述总量达到一千万字以上，“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於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　　 &　　无独有偶。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赖以起家的“成果”几乎全部是从同行手中抢夺来的。根据山东大学教授于锡玲的检举材料，蒋民华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奖励申请表中的负责人栏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中，罗列了蒋民华的五项科研成果，但这五项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于锡玲：学术巨骗——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于锡玲的指控经《外滩画报》记者调查，几乎都有旁证支持，而这个被称为巨骗的院士除了矢口否认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过硬的东西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据蒋院士自己说，“一年来，我没有（就此）说过一个字，我不予置理。”(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被人指着鼻子骂娘，却能够一声不响，如果他不是有超凡脱俗的涵养，那就是在承认自己该骂。 &　　 &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国外，存在着零星的小偷；在国内，流行着大量的强盗。纵观中外历史，小偷们是永远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前面说过，抄袭剽窃只是中国学术界的皮毛之疾，癣疥之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小偷一旦发展成汪洋大盗，并且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官军”(正义)对垒的程度，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耗子成精了！小偷造反了！皮毛上的癣疥发展成了侵入膏肓的病魔。五 从掩盖腐败到参与腐败：学术权力腐败面面观 &　　 &　　为什么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能够猖獗，强盗能够盛行？其原因和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腐败爆发一样，不外是权奸当道。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权力几乎变成了私有财产，掌权者利用权力攫取私利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这就是学术权力腐败。学术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界内的行政权力，一是所谓“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前面提到，学术权力腐败是集团行为，它的实质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瓜分、掠夺学术资源。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中国的学术界，权力等於权利，有力才能有利。这个利，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个人之利，也可以是这个权力寡头的整体之利，还可以是学术界团伙之利。 &　　 &　　学术权力腐败有哪些表现形式呢？至少有以下两种： &　　 &　　1 学术行为腐败的保护伞 &　　 &　　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篇揭发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涉嫌剽窃的文章。揭发文章问世之后不到24小时，东南大学就匆忙地完成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公布了“真相”。(东南大学：关于“东南大学校长剽窃外国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说明)。“真相”是什么呢？剽窃“完全是李仕锋的个人行为”。同是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顾冠群的学生李仕锋写出了公开检讨，而且还专门向顾冠群教授致歉。顾冠群校长则指示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严厉查处学风不正的行为。”东南大学则召开了“中层干部紧急会议”，下发《关于重申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院系狠抓落实，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引文同上) &　　 &　　好一个紧锣密鼓。好一个雷厉风行。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人们也许会以为东南大学真的是一块“净土”，李仕锋剽窃案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引发的“巨大反响”真如南京大学蒋校长所说，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学在东大”嘛！可紧接着，涉及顾冠群剽窃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被先后揭露了出来。此时的东南大学是什么反应？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道：1月22日，东南大学副校长左惟对记者宣称，顾冠群对这四篇有问题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记者问左惟：“你们如何断定顾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峰承认的，之后又写了第二份检查。”由於发表文章需要交纳“版面费”，而这个费用需要导师签名才能够报销，所以记者要求查看报销单据，以确证顾冠群不知情，但这个要求被学校拒绝了。记者要求会见李仕锋，学校则答曰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连他的电话和地址都不告诉记者。记者与东南大学其它博士生交谈，发现他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被“关照”过，“正在关头上，不能出差错”。(翟明磊、李虎军：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2月份，《南京现代快报》记者继续就这一事件采访被顾校长称为对整个事件“都知道”的左惟副校长。可他却既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在事发后24小时之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又宣称对此事“不需要调查”。(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很明显，为了应付这个剽窃事件，东南大学的整个官僚机器都动员了起来，其使命只有一个：保护顾冠群。如果顾冠群不是校长，不是院士，东南大学会这么做吗？ &　　 &　　东南大学并不是孤立的。其它如中国科学院包庇弄虚作假的洪国藩院士、山东大学包庇巧取豪夺他人成果的蒋民华院士、浙江大学包庇自我剽窃的褚健教授，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洪国藩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被我称为学术界的远华案，因为它涉及的金额巨大，牵连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其它包庇学术腐败的行为一般是由下面的人或者“单位”出力，来包庇头面人物的腐败，而这个案子却颇为奇怪：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不惜当众说谎来为“小小的”洪国藩保驾。[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这个黑幕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交易？可以想象，当这块黑幕被扯下之后，露出的东西定将震动整个学术界。 &山东大学教授蒋民华强盗他人科技成果案虽然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对这个大案的包庇却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就在于锡玲教授把她的揭发材料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不久，山东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算是“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于锡玲教授的检举材料如此翔实，并且有前届学校当局组织的调查结果为佐证，可目前的山东大学领导似乎根本就不屑于搞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出於本能地保护既得利益者，这既是蒋民华，也是他们自己。於是山东大学就通过这个一纸“决定”侧面地答复了揭发人：让你告，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不信胳膊还能拧过大腿！ &　　 &　　也许有人会说，褚健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校长，浙大为什么要包庇他？这其中也许有隐蔽的原因，但表面的原因也不少。褚健教授虽然年轻(今年四十岁刚出头)，但他在浙大有这么一大堆头衔：共产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浙大中控公司总裁、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去年，他开完全国人大，返回杭州，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下榻杭州著名的四星级酒店之江饭店，他在浙大中控公司的手下要“手捧鲜花抵达之江饭店，代表浙大中控全体员工迎接褚键总裁凯旋归来”。(田颖颖：全国人大代表褚健总裁回杭谈感受)。这么潇洒的教授，在当权者的眼中，比一般的院士还要重要，出了点儿腐败，能不保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二)]。 &　　 &　　所以说，有权力集团给他们罩着，这些大腕儿们腐败起来当然是有恃无恐。有大腕儿们做榜样，中国的学术行为腐败自然会一浪高过一浪。 &　　 &　　2 学术界：权力角逐场 &　　 &　　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就有“清高”的传统：即使是对名利看得很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也要显得对它们的淡漠。可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清高”早就无影无踪、荡然无存了，对名利的追逐完全可以用“赤裸裸”来形容。而他们追逐名利的捷径就是疯狂地攫取权力。 &　　 &　　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学者当上教授、博导并不算功成名就，因为他们只能管管自己的学生，权力不够大。只有在当上了处长、院长、校长，事业才算步入了辉煌。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一个学者，活得却是如此猥琐，他能搞出什么样的学问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了人格尊严的人，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 &　　 &　　当然，攫取权力是手段，获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其实，不仅是科研资金由权力来分配，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前面提到的那个“学术巨骗”蒋民华，那个“用权力写作”的潘国和，都是把学术权力运用到了极至的典范。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　　 &　　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特色：学霸、学阀横行。学霸、学阀主要是两类人：一类就是中国的院士，他们虽然自己很少干学术工作，但他们有着“副部长”的级别，是国家认定的学术权威，因此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一副暴发户的嘴脸。据揭露，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个“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从事学术活动中同吃同住，毫不顾忌。(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由此可见中国的学霸们已经猖狂到了何等地步。去年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於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 2003)。我曾评论道：“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的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亦明：面对非典，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失误是非典在中国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学霸学阀的横行霸道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工作失误的主要因素。 &　　 &　　另一类学霸和学阀是各个学术单位的主要领导，如研究所的所长、学院的院长，等等。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并且有继续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们干起事情来，特别地心狠手辣。诸如提拔亲信，强占公款，欺上瞒下，巧取豪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这哪里是学者在说话，简直就是街头无赖在敲诈勒索！其实，就象那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情况只是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如果不信，就问问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谁敢拍胸脯说自己没有搞过腐败？不搞腐败，他们爬不上去。不搞腐败，他们也混不下去。 &　　 &　　学霸、学阀的横行肆虐，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想要在学术界混下去，并且混得好，就必须要努力争取捞个一官半职。学术，在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没有位置。七 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前无古人的 &　　 &　　按照中国学术界当权派的说法，学术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也就是说，学术腐败的污染源来自社会，是这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把学术界这块净土给弄脏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　　 &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曾说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范增论)。1668年，意大利医生雷迪(Francesco Redi)证明，肉上的蛆来自肉中的蝇卵。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说”，证明发酵来自微生物。也就是说，肉汤中没有微生物，它是不会自发地变味的。因此，“净土”说既不符合科学，也根本就没有事实来佐证。追寻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视学术界本身：学术界中没有蛆虫，没有细菌，外界怎么能够把腐败“反映”进去？ &　　 &　　1 “学士”和“术士” &　　 &　　学术界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些人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而实际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时代的医、巫、史、优。正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当时，士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是贵族中最低等的，列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东周时期，朝纲不振，天下大乱，士的传统地位丧失，於是逐渐从贵族的队伍中游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利用脑力来谋生的人群。当时的士，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动就是著书立说，招生授徒，建立学派，也就是以搞“学问”为主，他们可以算做“学”士。“学”士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经过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学”士很快就消亡了，他们的残余成了靠“寻章摘句”维生的“老雕虫”(李贺：《南园》)。 &　　 &　　春秋战国时的另外一些士干什么呢？当门客，做说客，搞纵横捭阖，搞挑拨离间，搞鸡鸣狗盗，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于某个大贵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宠爱。战国时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个人都有门客上千人。这些人，主子得势，他们奉迎巴结；主子失势，他们就改换门庭。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他们的主子虽然变成了一个，但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却越来越根深蒂固。读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搏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术”士，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人士的正源。由於“术”士很多来自俳优，因此他们的一个“遗传”特点非常明显：在主子面前，他们是奴才，是戏子；而主子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装主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国知识分子比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　　2 中国历史上的学术腐败 &　　 &　　其实，“术”士的行径在最初虽然让人不齿，但经过长期的进化并且逐渐吸收“学”士们的思想和道德，他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的。“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明朝时，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阮大铖。阮大铖才华盖世，所写传奇被后人赞誉为“尽善尽美”，“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这个阮大铖，又是士林中的败类典型：他投靠阉党权奸魏忠贤，官至兵部尚书，崇祯皇帝曾将他贬斥。后来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对手东林党及其后身复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戏曲《桃花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贬损阮大铖，称颂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宁死不与阮大铖合流。由此可见，士林在当时羡慕的并不仅仅是高官厚禄和才华盖世。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义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专门继承前辈的糟粕，而摈弃他们的精华呢？ &&&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於科场舞弊。有清一代，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案、乾隆十七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 (《清史稿?文宗本纪》)。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於行贿，同时被砍掉了脑袋。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不过，不这么整治，科场舞弊之风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论清王朝整肃科场的目的是什么，其客观效果却都是保证了考场的干净，考试的公正。 &　　 &　　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二、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　　 &　　3 逆向淘汰，劣胜优败 &　　 &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由於留学欧美和rib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那时的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那个时期，这却是无法否认的。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了呢？笔者曾这么分析：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但实际上，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渣滓中借尸还魂，进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 (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　　 &　　其实，在第四和第五个S之间，还隔着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八十年代。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发，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由於学术界的主体是人，所以必须从人员的组成和结构这个线索来进行分析。 &　　 &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下，真正的学者不敢搞学术研究；第二，在反右运动中，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学者被赶出了学术界。也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学术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辈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但也同时是中国学术界最为贫穷的时期，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种种现象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人员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批学子到国外留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学者下海和从政。客观地讲，当时能够留学国外的青年都是学术界中的佼佼者，远非近年来从新东方语言学校大门走出来的新留学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从政的学术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学术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两轮筛选实际上等於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全面的逆向选择，至少在智力上说是如此。慢慢地，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　　尽管从九十年代末起，当年出国留学的人士开始大批回国，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无法进入中国的学术界：茅坑已经被不会拉屎的人占住了。而在少数能够进入学术界的留学人士中，却夹杂着一些骗子和恶棍，如陈晓宁和朱大海。(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逆向选择。 &　　 &　　从思想根源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这从陈竺等人给zgzf关于“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的公开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院士连高中毕业生的语文水平都不具备。(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如果从“教育是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没经过正规教育的人，具有敢想、敢说、敢干，想象力强，不受道德约束等特点。如果在公正、完善的制度下，他们的才智和胆识很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令他们对人类的科学和文化做出一番贡献。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当时却是处於一种真空、无序、甚至紊乱的状态，学术界的当权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和无边胆量，造就了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大腐败。 &　　 &　　4 劳工神圣？ &　　 &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从事学术活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说，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还是当官也好，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也失传了。 &　　 &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现行政策有关，但一些经济学学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以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个现实，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衣食无虞、风雨无虑、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别墅汽车。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币过年的农民(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那些靠救济金维持生计的下岗职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国的公民。岂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因为按照厉以宁的说法，“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那些穷得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怎么会是“巨大的财富”呢？是谁的财富？在“经济学家”网站上，有这么一条横幅：“凯恩斯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因此，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就让政治家们干去吧，你的任务仅仅是在'经济学家’网站当好奴隶主。”(见.cn)。明白了吗？连政客都是他们的奴隶，那么那些农民和下岗工人更不在话下了。奴隶是奴隶主们的财富。奴隶越多，奴隶主越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不再是劳动人民了，而是这些混帐经济学家！ &　　 &　　就是这帮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么，这帮家伙提出这么个口号，岂不是在说毫无意义的屁话吗？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说穿了，他们是在用“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个幌子为自己不讲道德和不讲良心做铺衬，然后好去明目张胆地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这伙人干的最大坏事就是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产业。他们干的其它坏事还包括：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语)；他们还要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厉以宁：“新公有制”是大势所趋)。据一位某省党报的主编在酒后透露，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有两个：一是倒卖国有资产，一是办报纸——比它们还赚钱的买卖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干“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他们要干修身(养肥自己)、齐家(发家致富)这些大事。这些人的精明之处就在於：先把干坏事合法化，然后再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贼也没有他们精明。 &　　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教授学者除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主流”法律学家。日，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死刑案被辽宁省最高法院改判为死缓。据报道，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学家”起草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最后，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动介入此案，再次把刘涌定为死罪。问题是，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为什么与公众的观点相差这么遥远？据说，陈兴良教授认为辽宁最高法院改判刘涌死刑为死缓是为了保障人权，因为“根据有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陈教授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吗？刑讯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吗？是只限於刘涌一案妈？孙志刚被警察无辜地活活打死，陈教授怎么没有写什么意见书呢？你们的的屁股怎么总是坐在有钱人的炕头上呢？有人指出，陈兴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拟定那个“意见书”，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号，破坏程序正义。”(佚名：刘涌案，中国法学界的耻辱还是光荣？)。真是一语中的。 &　　 &　　为了替自己的行径找借口，陈兴良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辩护书，再次高谈什么人权之类的论调，同时还说中国的法官水平比中国的法学教授低下，民愤不能够代替法律，等等。(陈兴良：关于“刘涌案”之刑事司法论坛)。这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腔调几乎完全一样：主流经济学家要当政客的奴隶主，主流法学家要当法官的太上皇。你们干脆把这个国家直接接管过去算了，还这么羞羞答答地干什么？其实，这些“主流学者”既不是什么奴隶主，也不是什么太上皇。他们是典型的走狗和奴才，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俳优“术”士的直系后代。他们的主人名叫“权贵”。 &　　 &　　早在80多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干饷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80多年后，就在蔡先生掌过舵的北大，却出现了这么多败类学者。劳工神圣？对这帮人来说，简直就象是痴人说梦。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学术界堕落了何止80年！它简直是跳回了满清王朝！ &　　 &　　写到这里，是否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学术界的当权派是否还有脸继续唱什么“净土”的高调？八 中国的学术腐败是世界罕见的 &　　 &　　(一) 国际学术界真的象中国学术界这么脏吗？ &　　 &　　对中国某些人学术界人士来说，他们搞学术腐败的最大挡箭牌就是：腐败现象在国际学术界也存在，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外国人能搞，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按道理讲，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这个逻辑的使用：他们只把这个逻辑用在了腐败现象上，至於外国人的优点，如洁身自好，如勤奋努力，如奉公守法，以及人家大把大把地拿诺贝尔奖，这些中国人是不会使用这个逻辑的。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是，只要外国人能干的坏事，中国人都有权利去干，而面对外国人干的好事，他们却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不学好”。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堕落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　　 &　　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真的象中国学术界这么脏吗？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吧。 &　　 &　　首先，在个体学术行为腐败层面，邹承鲁先生总结了中国学术界内目前盛行的七类现象，其中只有第三类(伪造成果，纂改数据)和第四类(剽窃)在国外学术界时有发生，其它的，几乎根本就看不到。比如说，“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这类现象在欧美学术界几乎就不存在。这倒不一定是他们不想干，而是没有这么干的可行性。在欧美，学术圈子就那么大，求职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2-3人来推荐，而绝大多数欧美人士写推荐信，都是比较实事求是。仅此一条，那些心怀不轨之徒，即使想伪造学历也没有可乘之机。就算有人能够得逞，一旦事发，也就前功尽弃。两年前，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橄榄球主教练乔治?欧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到圣母大学，但由於他的简历中虚构的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队打球以及在1972年从纽约大学得到硕士学历的事情被人发现，结果上任仅五天就被迫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这位教练说：“由於多年前的自私无知，我使圣母大学，他的校友和球迷蒙受了耻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实际上，蒙受耻辱的更是他个人。不仅如此，这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名教练还丢掉了工作。一个体育教练伪造学历就会得到如此的下场，可想而知，在学术界伪造学历实际等於玩火。 &　　 &　　中国学术界第二类学术行为腐败现象是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谁都明白，这类把戏能够得逞，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第一，吹牛人的狂妄和无耻，第二，听众的无知或愚昧。应该说，在欧美学术界，狂人不少，但无耻之徒不多。而既狂妄又无耻的人则更为稀少。即使是这些既狂妄又无耻的人，他们面对的却是专业知识非常扎实的学者。吹牛皮，谁买你的账呢？至於“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和“一稿两投”，完全违背一个学者的基本道德，不用谁去规定，绝大多数学者都会自觉抵制。少数无耻之徒，根本就找不到市场。“搭车”署名现象倒是有，但颇为少见。可以说，在欧美学术界，问题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他们叫“学术犯罪”)就是伪造数据和抄袭剽窃。这些，留在下面详细介绍。 &　　 &　　其次，再看看集团学术权力腐败。欧美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为纯学术机构，不谋求物质利益。中国的学术界则不然，他既要求名，还要谋利。比如，北大清华都建有自己的公司，而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都来自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业，而不是来自本校教师的科技研发。[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三)：北大商人(1)；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四)：北大商人(2)]。上述这个差别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效果：欧美学术界将自己的名誉和信誉看得与自己的生命等同，因为他们追求的学术成就就是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学术界则不然，虽然名利他都想要，但如果他控制了权力，他就把利放在第一位，什么名誉，什么信誉，他都可以牺牲。这就是在中国学术界腐败分子受到保护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欧美学术界，很少看到学者抢夺行政职位的现象，这是因为，第一，行政权力在那里几乎不能够作为谋取私立的途径；第二，行政官员的选拔都已经制度化了，象中国学术界那些肮脏阴暗的勾当，在那里根本就行不通。当然，欧美学术界并不是白壁无瑕。八十年代，哈佛大学医学院爆发“达西丑闻”，而哈佛大学就涉嫌掩盖事实真相，它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同行的猛烈批评。(下详)。 &　　第三，让我们看看欧美学术界是如何对待学术原则的。前面提到，所谓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在欧美学术界，他们最崇尚的一个原则就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什么是学术自由呢？根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1940年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学术自由就是从事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为了保护这个自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最终在1940年迫使美国的大学建立了所谓的“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System）。(舸昕：漫步美国大学)。 &　　 &　　实际上，“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就是一个行业工会，而它们搞的这个“终身教职”制度，如果说在六十多年前还有必要的话，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则根本就没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因此，这个制度近年来在美国社会受到了极为猛烈的抨击。因此，如果要在欧美学术界寻找制度上的腐败，“终身教职”制度首当其冲。(舸昕：漫步美国大学)。但奇怪的是，这个制度却是中国的大学极力要效仿的。 &　　 &　　无论如何，学术自由也好，终身教职也好，它们所反映的是大学教授在大学中地位的提高和上升。换句话说，美国的大学由行政当局治校，慢慢地向教授治校转变，尽管这个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虽然目前尚且无法断定行政治校与教授治校的优劣，但由从事学术活动的主体来自治，至少听上去比较合理。当然，教授治校的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有自治的能力，并且他们能够把公众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最早由教授自治的大学是托马斯?杰弗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但这所学校在教授自治了几十年之后，也不得不在20世纪初放弃这个传统。(舸昕：漫步美国大学)。同样，在20世纪初，由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压制学术自由，一些大学教授在纽约市建立了“社会研究新学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学校由教授自治。但这个状态维持了仅两年，“社会研究新学校”就不得不聘请校长。(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　　 &　　现在，美国的大学可以看成是由行政当局与教授共治，教授的“权力”更偏重于学术方面。共治的好处就是能够互相监督，互相控制，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相对的权力。1954年，美国杜克大学董事会决定要授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荣誉博士学位，可是杜克大学的教授对尼克松在五十年代初参与极右派的反共狂潮记忆犹新，就是不通过这个议案，结果尼克松这个杜克法学院的校友一生都没有得到这个荣誉学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欧美大学很难制造那么多菜教授，那么多水博士，更不会出现那么多烂校长。 &　　 &　　目前有人主张在中国通过实行教授治校来治理腐败，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即使真的能够实行教授治校，靠中国目前的这些教授，主要是些学阀和学霸，只能够把学校越治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 &　　 &　　(二) 国际学术界腐败案例 &　　 &　　首先要说明的是，由於中国学术界具有“不学好”的本性，喜好学习外国人干的坏事，而不努力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并且他们倾向于拿国外的脏东西来当成自己的护身符，所以，我原本不想写这一部分，免得给这帮败类提供精神食粮。但转念一想，有比较才有鉴别。把外国人最肮脏的东西亮一亮，再拿它们与中国的脏东西比一比，不就更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是世界罕见的么？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中国的腐败分子真的能够从国外的粪便中找出几颗豆子吃，难道他们还能成仙得道不成？於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　　 &　　1 哈佛大学：达西丑闻(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　　 &　　约翰?达西(John Roland Darsee)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个附属医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的导师尤金?布劳恩瓦尔德(Eugene Braunwald)是哈佛大学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当时心脏科学的唯一院士。在八十年代以前，由布劳恩瓦尔德指导过的130多名研究人员中，已经有40多人在美国的大学里获得了正教授和系主任的职位，而达西则被布劳恩瓦尔德认为是这一百多人中最优秀的。在年间，达西作为主要作者，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是论文摘要)。1981年春，布劳恩瓦尔德为达西争取到了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 &　　就在达西准备上任之际，他的三个同事发现了他伪造试验数据的证据。哈佛大学马上收回了给他的聘书，但允许他继续在布劳恩瓦尔德的实验室工作。五个月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发现达西提供的试验数据与其他人的数据有极大的出入，达西丑闻这才走出了哈佛大学。最终，达西发表的17篇论文、53篇摘要被撤销。NIH禁止达西在十年内申请或参加NIH的科研项目。 &　　 &　　不过，达西丑闻的名气之大主要还是因为哈佛大学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出现了过失。达西从事的研究项目来自NIH，达西作假是在1981年5月被发现的，可是哈佛大学在NIH发现数据离谱之后，也就是半年之后，才正式通知NIH。在此之后，哈佛大学自己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八名成员中，有五名是哈佛的教授，尽管主任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担任。这个调查委员会在两个月内只开了两次会，没有与任何检举人面谈，就在1982年1月下结论说，达西作假仅限於已经发现的那几例。可是在1982年年底，由NIH组织的调查却表明，达西的论文几乎篇篇有假，他的作假历史可以上溯到他的本科时代。NIH的调查报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哈佛大学处理达西事件不当。 &　　 &　　哈佛大学很可能是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1988年，哈佛大学教授、暴力心理学权威弗拉兹尔(Shervert Frazier)涉嫌剽窃。哈佛大学果断地迫使这名教授退休。 &　　 &　　评论：达西事件是最早受到美国政府全面系统地调查的科学作假案件之一，其影响非常大。美国学术界目前处理此类学术腐败案的一些习惯规则，如由外界主持调查，就是根据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形成的。如果用这个案件与中国科学院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科学院连最基本的、表面的调查都不肯做，更不用说什么深入调查了。其实，就个体学术行为腐败来说，伪造试验数据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祸根，其危害何止是抄袭剽窃的百倍千倍。也就是因为如此，那些当权的根本不敢去查：一旦这个盖子被揭开，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 &　　 &　　2 麻省理工学院：巴尔第摩事件(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　　 &　　巴尔第摩(David Baltimore)是美国生物医学界的传奇性人物。他26岁获得博士学位，36岁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37岁获得诺贝尔奖，52岁时(1990年)回到母校洛克菲勒大学任校长。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可以说，他是世界生物学界的权威，是美国学术界的领袖。但在1991年，巴尔第摩被迫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之职，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以“巴尔第摩事件”的主角而闻名国际学术界。 &　　 &　　那么，“巴尔第摩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巴尔第摩的一位同事在发表一篇论文时，由於使用了巴尔第摩实验室的数据，因此也把他的名字署上了。后来有人揭发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有假。此事惊动了美国国会，它的一个委员会并且举行特别听证会，要调查这个事件。本来，有问题的那部分内容不是来自巴尔第摩的实验室，因此这个作假案与巴尔第摩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少年得志的巴尔第摩却在关键时刻发表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说美国“一小部分外界人士要利用这个小小不言、正常的科学争执作为催化剂，另立新法来管制美国的科学。”这封信惹恼了美国国会和公众，这个事件也就从此被打上了“巴尔第摩事件”的烙印。 &　　 &　　整个“巴尔第摩事件”的内容非常繁杂，加州理工学院的历史教授Daniel J. Kevles曾写有一本厚达400多页的专著，名字就叫《巴尔第摩事件》(The Baltimore Case)。长话短说，NIH和国会的调查最后都得出结论说，巴尔第摩的那位同事确实造假，那个人也受到了与达西相似的处分。而巴尔第摩也被迫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位。不过，在1996年，巴尔第摩的那位同事上诉成功，NIH撤销了五年前的结论，并取消了对她的制裁。巴尔第摩现在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 &　　评论：学术界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所以理应受到社会，包括政府的制约。“巴尔第摩事件”之所以成为“巴尔第摩事件”，实际就是科学家的自高自大，结果引起了公愤。美国联邦众议员丁吉尔在驳斥巴尔第摩的那封公开信时就说，“你说国会不懂科学上的事情，却要插手科学，可是科学家在要求国会拨款时从来就不曾怀疑国会对你们的要求到底懂不懂。”不过，巴尔第摩自高自大自有他的本钱，而中国学阀学霸的自高自大则是一点本钱都没有。巴尔第摩最终为他的失误付出了代价，可中国的院士们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损失一根毫毛。 &　　 &　　3 斯坦福大学：“间接费用”丑闻(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　　 &　　1990年，就在“巴尔第摩事件”的硝烟在波士顿上空弥漫之际，在美国的西海岸爆发出了更大的学术丑闻：有“西部的哈佛”之称的斯坦福大学被联邦政府的一个会计揭发，说他们利用所谓的“间接费用”欺骗联邦政府的钱财。据这位会计估计，斯坦福大学在八十年代从联邦政府多索取了2-4亿美元。 &　　 &　　什么是“间接费用”呢？“间接费用”是政府在发放科研经费时给予研究者所在单位的费用，用于房屋、水电、文秘等开支。一般来说，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间接费用率占科研经费的40-60%，超过上限，要签订“谅解备忘录”。在整个八十年代，斯坦福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了90多个这样的备忘录，涉及金额二亿多美元，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总共才签订了20个“谅解备忘录”。不仅如此，斯坦福大学拿到联邦政府报账的项目包括该校校长卧室的装修，他的婚礼招待会，斯坦福一家的墓地，甚至一艘豪华游艇的折旧费。 &　　 &　　1991年3月，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案件。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一拥而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最后，斯坦福大学校长辞职，斯坦福大学向联邦政府退还了100万元间接费用，外加120万美元罚款，尽管它拒绝承认自己犯法。 &　　 &　　评论：斯坦福大学的“间接费用”丑闻是典型的集团腐败，但斯坦福大学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斯坦福大学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