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梁必明惊慌起来。
他全身滚烫，神智明明很清醒，却控制不了自己此刻想做的事。
皮带解开后，梁必明紧紧的抓住裤头不让裤子掉下去。不然，今晚过后糗事就是召告整个娱乐圈了。日后就算再有演出，大家想到的都是今晚的事情。
可是无论他怎么控制，还是恨不得立刻将自己脱光。
几经挣扎过后，梁必明将裤子脱上来拿在手里兴奋的挥舞着。
底下原本是来看演出的观众没想到看到一出脱衣摆。在看清梁必明身上穿的内裤，笑得人仰马翻。
那根本不是男人穿的内裤，而是女人穿的。
梁必明很想哭，可他却异常兴奋。将裤子架在脖子上，不时的向舞台下面的观众挑各种眉眼。以前他在电视剧里耍帅卖萌大家觉得他长得帅，怎么做都是那样迷人。
如今却在这种正式的演出跳脱衣舞，只会感到无比恶心。
“哈哈哈。。”
躲在舞台后面的常欣云笑得直不起腰。她本该同情梁必明的，想到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就恨不得他出糗出更大一点。
常欣云趴在陈词的身上狂笑不止：“笨蛋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家伙像是吃了药似的——不过活该，谁让他想陷害我。”
陈词从身上摸出一包东西说道：“就这包玩意就让那家伙完全不顾此刻是在地里了。”
常欣云凑过去陈词连忙挪开，“别靠那么近，这玩意猛得很——你不想像梁必明那样跑出舞台跳脱衣舞你就闻一下，我保管你明天肯定会力压梁必明成为新一代的脱衣舞娘。”
常欣云吓一跳，连忙从陈词身边跳开几步，盯着他手里那边东西，心有余悸。
这包药是陈词白天在吴大虎身上摸来的，回家后他检查过，跟一些春、药之类的东西一样。不知吴大虎当时将它药带在身上是准备对谁下手，他就顺手牵羊拿走，免得日后哪个女孩子遭罪。
没想到今晚会派上用场。
“那沾了这药，梁必明接下来会变成怎样？”
陈词目光望向舞台：“你自己看吧。”
舞吧上，梁必明已经失去理智。满脑子都是欲、望，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哪怕此刻有一头母猪冲上舞台，他都会毫不犹豫的进行儿童不宜的画面。
套着裤子当围巾抛了一会眉眼，梁必明抓住麦架，背对着观众不停的摸着屁股。这样的姿势已经让下面的观众露出厌恶。
有家伙带着小孩子过来，连忙用手捂住眼睛不让他们看。可是小孩子感到好奇，趁着大人不注意，又偷瞄几眼。
摸完屁股，梁必明抛个飞吻，然后手放在腰间，看样子想要脱身上最后一点布料。
在舞台后面的一男一女主持人，在看到梁必明已经将内裤脱下来，观众哗然声大喊才发现事态严重。
两个人冲了出来。
“梁先生你的演出结束了，你先下去换衣服。”
梁必明哪里听得进去，看到女主持人出来，立刻就扑过去。女主持人吓得面容失色，尖叫一声连忙奔回后台。
吓跑了女主持人，梁必明转过身对着观众，开始抖动身体。
下面那根玩意上下甩动。
可是大家在看到那玩意时，笑声又爆起来。穿着衣服的梁必明看似挺强壮的，可谁想到那玩意又短又小。梁必明看到大家大笑，甩得更加起劲。
到了这个情节躲在后面的常欣云就不敢看了，用手捂住眼睛站起来说道：“我先回化妆室，等下你来找我。”
“哎，这是高、潮戏码你怎么就逃了。”
“你不是没见过蛋吗，这是最好的体验机会。”
常欣云脸红扑扑的，啐道：“笨蛋，你就是个大笨蛋！”
看着常欣云逃似的跑开，陈词感到不解。这又不是古时候，看一下裸、体也没事。他就不信平时常欣云一个人的时候，没有点错电脑不小心弹出来的网页。
“不懂欣赏，那哥慢慢欣赏。”
女主持人跑了，剩下男主持人面对这种情况总是要想办法收场。一边让人去喊保安，一边试探道：“梁先生，你的表演已经很卖力了。该轮到其他演员上台表演了，麻烦你下去休息一会。”
梁必明转过头看了一眼男主持人，眼里充满着欲、火。男主持不敢靠得太近，免得遭殃。然而失去理智的梁必明看准时机就扑过去，男主持人脚下趔趄摔了一跤。
这一摔不要紧，可让梁必明压在身上就要紧了。
“梁先生你想干什么！”
梁必明听不到任何声音，嘴巴不断在男主持人身上亲，又不断的扯他的衣服。
“救命呀！救命呀！”
男主持人费劲全身的力气挣扎出来，连滚带爬的站起来往舞台后面跑。梁必明追着上前，让站在舞台后面看热闹的人吓得顿时一哄而散。
正在这时候，几个身穿保安制服的人冲上舞台将梁必明狠狠的制服，把他强行带下去。
“Bingo！”
陈词打了个响指：“搞定。”
像梁必明这种满肚子坏水的人，就应该让他的演艺生涯从此结束。
回到化妆室，常欣云刚换好衣服从出来。
人靠衣妆。本来就长得让从多男人流口水的容貌，化了妆，又换了件露出小香肩的演出服，活脱脱一只举手投足就能够诱惑人的小妖精似的。
“看什么看！”常欣云轻嗔道，“快将你的口水抹掉，都要流出来了。”
陈词下意识摸一下，发现上当了，恨不得把常欣云抱起来脱下裙子对着她的屁股狂拍。
常欣云咯咯娇笑道：“笨蛋色狼。”
顿了下，眉眼轻挑道，“笨蛋，我这样子美不？”
陈词走到沙发上躺下去答道：“穿着衣服没你不穿衣服时好看。”
“你——”
常欣云就知道在这种不懂欣赏的人面前打扮得再漂亮都没用。鼻子轻哼一声，噘子嘴坐在一边生闷气。
陈词让她自个儿生闷气，拿着一本杂志盖在脸上睡起来。
演出让梁必明的事情中断一会，常欣云要继续等活动方处理完后再进行演出。
经过梁必明这件事，常欣云心里更加清楚，娱乐圈处处充满着明争暗斗，稍不小心就会让自己万劫不复。◇基础运◇
〖人格与地格一五搭配〗基础安泰，能得他人帮助，其雄心常在。
◇成功运◇
〖人格与天格一一搭配〗成功顺利，能平安实现自己的目的。
◇其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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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资源之《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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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上册、修订本）
国史大纲（上册）
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觌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
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
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痗，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
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
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
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訚曶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
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
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
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厕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
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
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
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
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
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
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
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
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
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
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请再言社会组织。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
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
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欧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
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
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
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
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战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
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
中国史上之大混乱，亦与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会亦随之入一新阶段。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绝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潺缓无力者在此。
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随于彼我角力争胜之场；此已为东方之不得不见逊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为国家社会内部一统情感融和者，方其时，又适值麻痹堕退之际，自清中叶后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乃转锋而内向。终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绝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于中国，而国人仍复有沉酣于凭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梦者。此又不明国史真相，应食恶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
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
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碍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满清末叶，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没落。革命以还，所揭杆号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实际则去民主之阶程尚远。新中国建设之大业，一时难望于民众之仔肩。独裁王室既倒，而不幸当时之中层阶级，始从二百余年长期异族统制下抬头，八股小楷之素养，升官发财之习气，淘汰未净。而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诸新名词，一旦于和平处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点雪，名号犹是，实质遽化。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满清长期部族政权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绵历此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也。（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虽然，无伤也。病则深矣重矣，抑病之渐起，远者在百年、数百年之间，病之剧发，近者在数年、数十年之内。而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敌国外患之深侵，而国内臻于统一。以一年半之艰苦抗战，而国人遂渐知&自力更生&之为何事。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虽然，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马光，以名世杰出之才，当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之际，独愀然以为未当，退而著史，既获刘、范诸君子相从扶翼，又得政府之资助，晏居洛阳，设局从事，先后垂二十年而书成，以为可以&资治&，故名曰《资治通鉴》。其书衣钵沾溉于后世，至今不能废。稍知从事于国史者，恣渔猎焉。
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与！今去司马氏又千年，史料累积，又十、百倍于司马氏之时，而世局之纷纭错综，则更非司马氏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又加之以人不悦学，士方蔑古，竞言&革新&者，谓可以绝无资于鉴往知古之劳；而治史者亦务为割裂穿凿，以逃世笑。穷不自揆，避地来滇南，深惭偷生无补国难，独奋私臆，穷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成此区区五十万字。又复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谓散亡之无日，保藏之难周，朝脱稿，暮付印。欲于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之史迹，幸有当于其万分之一二。
以视往者司马氏之郑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足以愧杀人耶！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国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
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明国二十八年一月钱穆属稿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书 成 自 记
明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明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
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
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径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悟，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悟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
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则先后亦十有三阅月矣。
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当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辞繁不杀，读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论所希，此书未必足副，读者当分别观之。
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此书因一律削之，不更标举；偶载来历，转成例外。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
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自问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见之定。虽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宽其神明之内疚。
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读此书者，无论大端小节，凡此书疏漏谬误处，若蒙贻书相告，一字之与百章，皆吾师也。敢不虚衷拜嘉，谨诚心以祷祝之。
明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第一编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上古史为全部历史之起点，应须求一明了之知解，然人类历史总可推溯到无人可说之一境，则上古探索，终不免于只成为一种比较近理之测想。
一、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可分两途述说：一、史前遗物之发掘。二、传说神话之审订。史前遗物发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此事始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在甘肃庆阳为首次。此后陆续发现甚多。
（1）早期旧石器时代
民国十八年（公元1939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古代猿人之完整头骨，考古学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约五十万年，中华民族当为其直属后裔，其时北京人已知用火，当早于欧洲人用火三十万年以上。其它遗物，周口店发现亦甚丰。
其后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蓝田猿人，与北京人时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与西侯度村等十三处。其中芮城两址时代更早，后有广东曲江马坝村发现&马坝人&，时代稍后于&北京人&与&蓝田人&。则是在远古时代，吾中华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华南、北。
（2）、中期旧石器时代
在华北发现者，多在山西、陕、甘高原一带。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缘横山山脉。甘肃庆阳发现，亦属此期。华南有湖北长阳出土&长阳人&。
（3）晚期旧石器时代
此期据今约不过一万年。遗址发现，遍及南北，惟黄河、长江下游各地，则尚未发现在此等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1）黄河中下游
一为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报发现，称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区，以豫西、晋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西至渭水上游，东至豫中，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河套。遗址发现，多在河流两岸之台地，分布极稠密，已发现者约达千处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六千年。陕县庙底沟早期遗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时已经原始锄耕农业，兼事渔猎。
二为龙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区较&仰韶文化&为广。西起陕西、东至海滨、东北至辽东半岛，东南江苏，发现遗址三百余处。此一期文化，乃自仰韶文化发展进步而来。又可分为较早&形成期&与较晚&典型期&之两期。如河南陕县庙底沟，即在仰韶文化上层。安阳后岡则在殷墟之下层。此层皆属&龙山文化&之较早形成期。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镇诸地，是为龙山文化之较后典型期。此时期之文化，锄耕农业已甚进步。陶器开始采用轮制，并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壳陶为其特色。并已有城堡建筑，以牛、羊、猪之肩胛骨为卜。
（2）长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县屈家岭之发现。其分布范围，为长江及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所环绕之江汉地区。其时期晚于仰韶、而早于龙山。其中如淅川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区之文化，已普种水稻、狩猎、纺织均相当发达，有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
如黄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塞北草原及东北地区、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处，皆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在此不备及。
由于此等发现，遂使国人之观念，渐渐脱离了三皇五帝之旧传说，转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寻，此不可不谓是近六十年来吾国人古史知识上的一大进步。
国人此六十年来之发掘考古工作，因于材料陆继发现，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论亦陆继改变。如仰韶、在龙山两期文化，以前认为其各自独立发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学者早有中国民族与中华文化西来之臆测。民国十年发现仰韶彩陶上绘几何花纹，西方学者仍认为其与中亚、南欧一带有关系，但今亦无人置信。据最近考古学家一般之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之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当转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东发展，形成龙山文化。向西传播，乃至黄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发现中尚不见西北地区有旧石器时代之遗址，则中华文化西来之说，可以不攻自破。
（三）殷墟之发现
远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阳发掘殷代所用龟甲占卜文字，而发现其地为古代之殷墟，此一遗址之年代，已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历史以后。在此遗址所得器物，已远后于石器时代，而代表了很进步的青铜时代。其间有一部分遗物，可证其直接因袭于龙山文化而来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后冈，上层有白陶，今称之为&小屯文化&。中层黑陶，即代表&龙山文化&。下层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断有陶文化。
目前关于考古发掘之成绩，大略可言者止此。
传说神话之审订，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
然中国民族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
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如三国时期秦宓、北宋时欧阳修等。】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
今求创建的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
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的遗失而淘汰。层累之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人当身之记载。】此其二。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此其三。
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如谓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说则谓见其某日在南京。】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飞机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应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后世如刘歆三统历以下迄皇甫谧帝王世记、邵雍皇极世经等书，无论其推算不可信，即谓推算无误，亦往往历数十百年无一事可考，岂不于研治古史仍属徒劳。
二则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事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与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则古代文化之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之并起，若从此方面研寻古史，则不脱汉代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凡古书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然亦有须经审细考订处。如史记言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遂疑其行踪之超逴，近于神话。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庄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广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荆山，【见唐书地理志。】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
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关不远。
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现在讲比较可靠的古史，姑从虞、夏起。【尚书始于尧、舜，论语亦仅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谨严之态度。】
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盛。
尧典虞廷九宫，【上有百揆，即宰相。】禹为司空，【主治水而司内政。】弃后稷，【司农政。】契司徒，【司教化。】皋陶为士，【主司法与军事。】垂共工，【司工务。】益掌虞，【司山泽。】伯夷为秩宗，【司郊庙祭祀。】夔典乐，【司诗歌音乐助祭。】龙纳言，【司出纳诏命，如周之内史、汉之尚书。】较之秦、汉九卿，意义深长远矣。此正见为儒者之托古改制。否则唐、虞时中国政制已如此完美，何以二千年后至秦、汉之际，转倒退乃尔。
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
唐、虞当为今山西南部之两部落。
陶唐氏殆为今山西南部【尧都平阳。】一精于烧窑的氏族，【&陶&、&唐&、&尧&皆指烧窑事业言。】有虞氏则为一山泽渔猎的氏族，【&虞人&掌山泽猎事。】而与陶唐氏居地略相近。【舜都蒲阪，相近有虞乡县。】
而夏人则起于今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谓中原华夏之地。
鲧与禹则又别为一族，其居地殆起于河南嵩山山脉中。曰&有崇伯鲧&崇即嵩也。山海经&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禅渚在河南陆浑。禹都阳城，【世本。】阳城在嵩山下。【又有言禹都阳翟者。阳城河南登封；阳翟，今禹县，出入数百里间。游牧之民习于移徒，古人都邑，同时有两三处不足异。】华夏连称者，嵩山山脉亦得华名。
国语&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华在洛东，即今嵩山。又史记魏有华阳，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周礼职方豫州&其山镇华&。皆其证。
即舜之故事，亦先起于与夏氏族相近之地。世本&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舜二女为湘神，湘即襄水，乃今汉水也。四岳、三涂齐称，亦皆在嵩山山脉。夏氏族自此北向移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环黄河西部之一隈，【谓&西部&者，对此下称&东部&者而言。】有几许天然之渡口，殆为古代虞、夏氏族活动之区。史记虞夏皆颛顼后，明其血统相近。【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夏或如姬、姜。】
当时尚未有国家之组织，各部落间互推一酋长为诸部落之共主。【即尚书所谓&岳牧咸荐&也。】
此如乌恒、鲜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选渐变而为世袭，唐、虞时代之禅让，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之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此犹契丹之有耶律阿保机。蒙古自成吉思汗后，大汗之位，虽非成吉思汗之子孙莫属，然而忽必烈仍由合辞推戴，至仁宗始自建储。】
启以后因君位世袭之制既定，遂有夏朝之建立。
三、夏代帝王及年历
史记夏本纪纪载夏帝王名及系次，而无年数。【大戴礼记少闲篇：&禹，崩十七世，有末孙桀。&国语辕语：&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皆与史记合。】
大体夏代年历在四百、五百年之间。
夏代帝王系表：
史记仅谓：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此见司马氏成书之谨严。若非有据，此十七君、十四世之名字系次，何从凭空撰出？凭空撰出又何意义耶？】
刘歆三统历【见汉书律历志引。】则谓夏四百三十二年。竹书纪年【史记集解引。】谓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自汤以前商代先王先公，正与自禹以下年世相当。史记所载商先王公已有甲文为证，史记载夏事，自可不必证而信。】以三十年一世计许之，则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余年，亦略近似。孟子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于岁&是也。
四、虞夏大事
虞、夏大事最要者，厥为舜、禹与苗之斗争。
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之。】战国策、【秦策一见，魏策二见。】墨子、【二见。】荀子、【二见。】韩非子、贾子新书、准南子、【三见。】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
旧说三苗为九黎蚩尤氏之后。【尚书吕刑及楚语。】又谓三苗、九黎皆颛顼之后。【山海经大荒北经。】若然，则三苗与虞夏同族相争矣。史记谓：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颛顼。蜀山殆即涿鹿之山，涿鹿又即蚩尤故国，然则虞、夏与三苗这争，正犹黄帝与蚩尤之争，皆近在今河南西境北及山西两省黄河中游之两岸也。
魏策吴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后世误渭在湖湘之间。惟洞庭、彭蠡地位即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见吕氏春秋爱类、淮南人间训。】江北汉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楚辞所泳洞庭是也。】春秋河东有茅戎，又有陆浑蛮氏，亦称戎蛮子。杜注云：&在河南新城县。&苗与茅、蛮同声。古三苗疆域大率以此为度。正与虞、夏壤地杂处。舜、禹驱逼苗民，渐迁而西，所渭&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也。若三苗在湖湘间，不应驱至今甘肃境。旧说又谓：三苗，姜姓之别。尚书吕刑言及苗民制刑，吕国河南南阳，正古代四岳姜姓居地，本古昔苗土，故引以为诫耳。【范氏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其国近南岳。&汉人多指南阳衡山为南岳也。】
又有禹、启与有扈之战事。
启伐有扈，见尚书甘誓、吕览先己诸篇。郑玄以为在魏。大战于甘，即左氏王子带邑也。【见僖二十四年。】地在今洛阳东南。尚书甘誓，墨子引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亦云：&禹攻有扈。&吕氏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鷔、有扈以行其教。&是禹时势力东侵已及于扈。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古有扈国。特以同音说之，恐不如郑玄以为在东者为信。【高诱注：&有扈乃夏启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则与墨子、庄子均不合，恐出后人臆说。】是舜、禹、启以来，虞、夏氏族驱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有扈以扩东土也。
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脉中，在伊、洛上游，其势力逐次沿伊、洛向东北下游而移殖。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黄河而达今山西省之南部，东及太行山南端尽头之迤西。
故其地皆称大夏。史记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又云：&齐桓公伐大夏。&左传祝佗曰：&唐叔封于夏墟。&昔人又谓禹都安邑，皆指山西南部中条山经南沿河一带而言之。
又一方面则沿河南岸东下，渐次达于今山东、河北境，遂与东方黄河下游诸民族势力相接触。
此可以后羿、寒浞与少康中兴之事说之。【此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后羿本国在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锄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即今滑县东十五里之锄城。】入为夏朝之卿士而迁有穷。【史记正义引晋地记：&河南有穷谷，本有穷氏所迁。&左传定公七年：&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文选洛神赋注引华延洛阳记：&城南五十里有通谷&，即其地，后人因&穷&名不美而易之。】因太康之畋于洛表，【水内为汭，外为表，洛表，洛之南。】拒太康而入居斟寻。【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汉书音义：&斟寻在河南。&竹出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左传（昭二十三年）：&郊、寻溃&，杜注：&巩县西南有在名鄩中。&张仪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故鄩城。&】代夏为王，又为其臣寒浞所灭。寒国名，本在东方。【杜预云：&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东北五十里。】浞即代羿，又灭夏之斟灌。【&斟灌&殆即&武观&，夏后相（太康子）为羿所逼，出依斟灌，见吴世家集解，及左哀元年疏引贾逹说。灌临河津，故亦曰&灌津&。为斟姓之墟，故曰&斟观&。在今山东曹县西故观城。即春秋卫地。其时夏都盖自斟寻东北退至斟灌。】使其二子浇处过，豷处弋。【&斟灌&或作&斟戈&，则戈即灌也。则&过&或即是：&鄩&。盖寒浞灭此二邑而分使二子处之。】而夏后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在河南。左传杜注：&梁国有虞县。&】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水经注：&大河渎西流经西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氏后羿国。&】杀寒浞。而少康自纶【汉书续志：&梁国虞有纶城，少康邑。&在今归德。】复国。【少康灭浇于过，至其子杼。又灭豷于戈。寒氏遂亡。】此一事见夏代国家规模已颇扩大。有共主、属邑、分国、敌国等关系，不得仅以游牧民族看待。
而其间自太康失国迄于少康复国，绵延数十年，战争蔓延及于大河南北两岸，诚古代一大事也。【此事史记夏本纪失载，而旁见于吴世家。又楚辞离骚、天问亦言之。】又有夏人与东夷之交涉。【见后汉书东夷传引竹书纪年。】夏之放武观，【见竹书纪年及逸周书。】灭寒浞，逐东夷，皆见其势力之逐步东伸。
商民族亦在东方，初以服属于夏人势力之下，继则起而革命，遂代夏为当时之王朝而称商代。【古史已难详论，然夏、商两代就文化大体言之，似是一系相承，并无甚大显著之不同，则夏、商殆我汉民族之两支，而非两民族也。惟严格言，中华民族之抟成，当在春秋乃至先秦。若言夏国、商国则此时政治组织尚未臻十分凝定。若言夏氏族、商氏族，或夏部族、商部族，则似含义又过狭小。姑以民族称之，经指当时之两种结集，如云&夏人&、&殷人&，可勿以严正的异民族视之。（下言周民族亦然。）】
若以虞夏时代为中国上古史之第一期，【以其始建君位世袭之王朝。】则殷商可谓中国上古史之第二期。【以其在近代已有直接史料发见，较虞、夏之纯属传说追忆者更进一层。】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夏王朝建筑在黄河上游，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则建筑在黄河之下流，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
商王朝继夏王朝而起，最近有关于该时代直接史料之发见，对于中国古代史之可信价值有甚大之贡献。
关于殷商一代新发现的直接史料，其主要者为殷墟甲骨文字。其发现在清光绪戊戌、己亥间，出于河南安阳西北之小屯。地在洹水南，洹水三面环之，正合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也。此等甲骨，大体乃殷帝代帝王【盘庚以后。】用以命卜之辞，刻于龟甲及牛骨之上者。
一、殷代帝系及年历
史记载殷帝王有名字世次，无年数，略如夏代。
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十四世，【国语周语：&玄五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皆与史记合。】汤至纣三十一帝，【除太乙为三十帝。】十七世。【三代世表、古今人物均作十六世。】
大体论之，殷商一代年历，应在五百年左右。
刘歆三统历殷代六百二十九年，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则谓汤灭夏至纣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今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商十七世，逾五百年，亦非大远情实。【左宣三年，王孙满言：&商祀六百年。&孟子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是也。】
最要者，史记所记载，乃为最近新发见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证实。
首为此项工作者，为王国维氏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见观堂集林卷九。】其最要之发见如次：
一、推证殷人出自帝喾之说。据此则史记殷本纪、世本、山海经、左传、鲁语、皇甫谥帝王世纪种种传说可以参证连贯，均因卜辞之发见而重新估定此等书籍在古代史料上之价值。【可见中国古代书籍记载，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有其可信之价值，即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又据此知五帝之系统虽出于战国后人之编造，而五帝之个别传说，则各有渊源，决非后人所捏造。如殷帝之出帝喾，即其一例。【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皇帝。古史之新系统，随时代精神之新需要而转变。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实，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应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二、发见卜辞有王亥，即史记中之振。【&振&乃&亥&字之讹。】据此则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楚辞、天问、世本、管子、汉书古今人表种种传说记载，尽可参证连贯。
三、又有王亥而发见王恒。【此为史记、世本、竹书纪年所不详。】以卜辞证天问，可以补古史之缺。
且所证者均在成汤之前，因此所载夏代古史，亦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