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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 也的确存在一些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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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 也的确存在一些下行压力
习近平：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也的确存在一些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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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外汇网
　　习近平：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也的确存在一些下行压力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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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立&&&&&&&&来源：金融时报
　　记者：我国经济的“新”“旧”常态是如何划分的？“旧常态”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彭兴韵：分析“新常态”，首先要厘清“旧常态”。从时间区来看，与当下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大致为新世纪以来十年左右时间的中国经济状态。中国经济“旧常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性上升；其次，高储蓄—高投资是其第二个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提供了资本供给上的保障；第三，人口红利贡献巨大；第四，经济旧常态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房地产化的倾向；第五，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第六，在货币层面，旧常态表现为货币供给机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时，走的是高信贷、高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
　　总之，旧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虽然经济总量取得了持续增长的瞩目成就，但反映了储蓄—投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却日益加剧、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抑制了创新型的增长，货币供给机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本身对经济的系统性稳定造成了伤害。可以说，经济旧常态自身就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
　　记者：促使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原因是什么？
　　彭兴韵：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一般而言，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与劳动供给。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反，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
　　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投资率本已处于畸高水平、且资本存量已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增长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面变化的结果，当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变化使总需求主动适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而使政策驱动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的结果。从历史经验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8％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既不会有严重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通胀。
　　记者：那么，中国经济这一“新常态”的“新”体现在哪里？
　　彭兴韵：我们不妨将中国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改革阵痛、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时期，集中体现为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过去一段时期高增长相较而言现实相对较低增长率的社会经济形态。经济新常态既是经济规律、经济周期自身运行、国内环境与国际大环境变化客观结果，也是政府对经济运行主观认识变化的结果。前者体现为因经济供给面约束而使潜在增长率下降；后者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积极主动地顺应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而对通过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心理”保持了高度克制和冷静。
　　经济新常态更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重大变化，即政府赋予GDP增长率的权重明显下降，是对过分强调增长率的单一GDP主义执政理念抛弃。经济新常态在强调更灵活、公平的竞争机制使经济维持在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总量增长水平，是内生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市场化的自然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政策实现的“拔苗助长”的增长。
　　记者：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彭兴韵：首先，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这是由潜在增长率的换挡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总需求各个构成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升，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将有所弱化；相应的，中国储蓄-投资关系也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长的目的从旧常态扭曲的“为生产而生产”切实转向“为普罗大众消费而生产”。实行这一转变，要求从单纯强调做大蛋糕到“做大”与“分好”蛋糕并举，改善居民、企业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
　　其次，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的创新驱动型增长，即增长主要源于供给面的积极变化，而非人为需求拉动的增长。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侧重于需求面的管理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增长与资源配置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或行政干预，这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极大地降低腐败机会。因此，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仅表现为“量”的新常态，更应当指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常态，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让资源在市场信号的引导得到相对更有效的配置。这意味着，新常态中的经济灵活性将会有所提高。
　　第三，增长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不仅要求推动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放松对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限制，实行更加严格、公平、公开透明的产权和市场参与者的司法保护，而且要求适当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安全性、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需求上升，完善货币政策机制要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三方面因素意味着，未来政府债券总量可能会明显上升，国债期限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化。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即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少折腾”甚至“不折腾”，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宏观审慎政策，这决定了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均可能具有“点、面”结合且“以点带面”的特点。在政策空间上，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将使中国美元本位的货币供给机制得到弱化，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央行的信用独立性，这将决定货币政策操作将不会像“旧常态”那样以紧缩和冻结流动性为主。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常态将为中国货币政策打开新的空间，也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缓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创造了积极条件。
　　第五，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乃至最终基本实现市场化的总体水平。利率决定机制的变化将迫使央行逐步放弃存贷款的利差管理，利率水平将能够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也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和风险状况。但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随着更加注意利率机制在货币政策操作及传导中的地位和作用，央行可能会日益注重市场利率的平滑化操作，央行不仅会引导市场利率水平，也可能会通过政策行动影响市场（尤其是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这将要求央行更加注重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而非负债方的操作。汇率从单边升值转向更加灵活的双向波动，市场供求在汇率决定中发挥更主导性的作用，这将明显降低汇率变动的可预测性，这对过去单边升值预期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造成极大的影响。当然，这同样有助于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总之，新常态是在中国通过高信贷、高货币投放而维持的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人口结构变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较为冷静的新认识。表明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更多受到理性的约束。但在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仍然要服务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基于新常态的认识，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高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也不大可能通过强刺激政策使实现的增长率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政策面临的调整将从过去注重总需求面的刺激而转向供给面的持续性为主导，这决定了政府政策的重心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释放潜在的改革红利，核心是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调整经济结构而实现有质量、平衡的、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的“好”的增长。
　　新常态也为货币政策打开了新的空间，货币供给的美元本位化将不断削弱，为有序地调整中国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创造了积极条件。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市场化和灵活化。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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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下行压力并没有减少。步入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如何?全面通缩是否言过其实?宏观政策取向如何?经济增速继续“下台阶”?　　经济增长7．4％,物价涨幅稳定在2％,城镇就业人员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2014年宏观调控的主要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年初的预期目标,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改革与增长艰难平衡的结果。”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　　在世界经济低迷不振、国内“三期叠加”的背景下,2015年经济增速会继续“下台阶”吗?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分析,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制造业淘汰过剩产能仍在进行中,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增速将在7％左右。　　“今年经济增速还会略有下降,预计略高于7％并进入本轮经济下行阶段的触底位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预计今年一、二季度ＧＤＰ增速将进一步走低,但三、四季度可能会开始上升。　　尽管对具体增速数值的预测莫衷一是,但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5年关键是既要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稳定,同时在结构调整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面通缩言过其实?　　去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ＣＰＩ)同比增长2％,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ＰＰＩ)连续34个月负增长。较低的物价水平,使得百姓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出现全面通缩的担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分析,中国工业领域的通缩压力,一方面来自于油价等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下滑,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源自经济内生性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　　“尽管2015年出现ＣＰＩ整体为负的概率比较小,但还是要防止低水平通胀带来的整体市场信心不足和市场预期的全面回调。”刘元春说。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目前就作出中国经济出现全面通缩的判断为时尚早,不过ＰＰＩ持续负增长对制造业的抑制显而易见,于宏观经济发展不利,需要加以关注并尽快扭转。降息降准势在必行?　　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走向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焦点问题之一。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万亿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尽管流动性比较宽裕,仍有部分专家认为从资金成本等方面考虑,调整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常备武器”仍有用武之地。　　连平表示,目前,贷款基准利率进一步大幅下调的空间不大,相比之下,近期降准的预期更强烈。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中国政府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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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版: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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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专家系列谈之一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七大机遇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
《光明日报》（ 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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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要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必须将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新阶段及其所表现出的新特征、需要的新改革等结合起来系统理解。两会期间，光明网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解读经济新常态，网上反响热烈。本报编辑部今日起开设专栏《中国经济新常态专家系列谈》，陆续刊发诸位经济学家的精彩言论，以飨读者。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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